【内容提要】 从社会学视角认识脱贫攻坚的意义，不能仅局限于对精准扶贫效果的考察，还应看到它对乡村社会重建的巨大影响。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单位挂钩帮扶、工作队驻村扶贫等措施，让城市公职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形成了行政权力与村民个体之间新的中间力量；扶贫政策的程序规范要求和民主参与机制，促进了村落社会联结和个体公共意识的重建。在此过程中，基于现实需求的功能性社会整合模式产生，对乡村重建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精准扶贫,乡村,社会重建,功能性整合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实践，政府和社会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实施了大量措施，取得了非凡成效。如今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相关任务已完成绝大部分，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测，2020年中国应能如期达到当初承诺的脱贫目标。从社会科学的视角认识脱贫攻坚，不能仅着眼于脱贫成效，因为这次规模空前的战略举措，不仅是一场经济开发运动或民生改善运动，还对乡村社会结构、个体观念、社会关系、治理方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这次脱贫攻坚在背景、时空、目标、主体、行动策略、实施效果等方面的特征都已显现，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中国乡村建设进程中重要的历史事件，考察其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意义。当然，对层次如此之高、牵涉如此之广、耗时如此之长的全局性战略进行历史定位是本文力所不逮的，但在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基础上，从特定视角分析脱贫攻坚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条件业已成熟。在乡村社会整合的视野下，脱贫攻坚政策实践对重建乡村社会权威和再造乡村社会联结具有很强的启示性，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乡村社会的整合危机

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现代化的策源地和重心在都市，乡村的地位十分不利，在产业、市场、制度、人力方面极其薄弱，成为都市现代化的附庸甚至剥夺对象，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面临多重发展困境和社会危机。其中社会领域受到的冲击最为强劲，社会学者普遍认为，由于原有的内在体系和文化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解体，导致乡村整合和治理出现危机。

对乡村社会整合危机的学术概括有社会原子化、村落虚空化等不同视角。社会原子化并非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现象，实际上是现代性的普遍后果，在以自由市场和民族国家建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兴起过程中，传统社会的联结方式解组，原子化危机逐渐呈现，成为“社会何以可能”的反命题，并扮演了19世纪社会学在法国诞生的助产婆，激发了古典社会学家对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探讨。①在他们看来，团结、整合是社会的应然状态，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对个体造成束缚，现代社会将会出现新的整合机制，但当时这种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出现社会失范。而将社会原子化解释引入当前乡村整合危机的学者如贺雪峰、吴毅等“华中乡土学派”学者很大程度上受这种观念影响。②中国当代乡村社会（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的确与欧洲进入现代社会初期所面临的情境十分类似，处于不同社会体制转换的间隙中，许多原有社会规范失效，新的秩序尚未形成，社会领域解体，原子化危机显现。孙立平总结了原子化社会的两个特征，一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薄弱，二是追逐利益时以个人为单位。③以这两个特征为标准，中国乡村社会无疑是原子化的。乡村社会原子化会带来许多后果，表现在无社会联结群众出现、成员间有效互动缺失、公共生活匮乏、道德共识瓦解、社会秩序混乱、底线失守、④群众是非观念模糊、公共舆论沉默⑤等方面，这些都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带来巨大困难和挑战。

乡村虚空化的一个层面是空心村的大量出现，空心村现象不仅包括乡村聚落空心化、住宅布局空心化、劳动力空心化、土地闲置化，还包括基础设施空心化、公共服务空心化、产业结构空心化等方面。⑥空心村的出现带来了农业荒废、留守家庭、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社会问题，也让原本就脆弱的乡村社会难以负担沉重的发展任务。另一个层面，乡村的虚空化还体现为村民主体性的丧失，意识形态的虚空化和农业生产的虚空化，让农村成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地方，个体在那里找不到主体体验，尽可能地逃往城市。从乡村流出的人口，很大程度上不是“剩余劳动力”，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他们也正是乡村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⑦

以上论述呈现的主要是改革时期中国乡村的整合危机，这种危机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社会不断受冲击的解体过程。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整合是有效的，“中国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我们中国是有一套足以使大多数人能过得去的办法的”。⑧但是20世纪初都市工业的冲击不仅使乡村工业消亡，还通过高利贷等手段掠夺了农民的土地，造成乡村市场的没落，失去市场的都市也无以为继，最终导致“都市破产乡村原始化”的局面。⑨在政治层面，乡村绅士和地方自治团体原来维持着社会的有效运行，成为国家权力和村民个体之间的联结和缓冲力量，但现代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破坏了其作为自治单位的完整性，乡村生活陷入混乱。⑩罗志田从科举废除的视角探讨了这一过程，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联系紧密，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由读书人转变为非读书人，乡绅与 “知识”的疏离造成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致使“土豪劣绅”大量出现。“在整个世纪的系列斯文扫地活动之后，乡村既遭受了疏离于‘知识’的痛苦，也会开始真正尝试一种无士的自治生活。”11可见，乡村原子化的许多表现，如社会失序、道德失守、个体直接面对国家等方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但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的联结纽带仍然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进入集体化时期，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一方面，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资源；另一方面，带有独立性的社会力量被消除。12户籍制、人民公社制、单位制等体制既将个体整合起来，又解组了个体原有的社会纽带。因而，对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整合的认识在此出现了一个矛盾，即集体体制既增进了社会的团结和统一，又削弱了个体之间的联系。许多研究者将集体化时期的中国社会视为原子化的社会，其理由是，个体之间是通过一个共同权威进行联系，而非直接联系的。13同时，他们也不能否认乡村社会的整合性，阎云翔将这种国家-社会-个体的关系称为“集体式的个体化”，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14这种视角的特征是将国家排除在社会之外，将国家力量的整合取代社会力量的整合视为一种非正常现象。然而，在集体化时期，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乡村社会和村民个体之间是能够有效整合起来的，乡村运行的统合力量能有效发挥作用。

到了改革时代，整合乡村社会的集体力量也瓦解了，乡村原子化似乎表现得更为彻底，贺雪峰就从乡村传统社会联系减弱和集体整合力量降低两个方面指出乡村的整合危机，一方面传统宗族联系解体，血缘和地缘关系弱化，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生产小队共同生产的功能瓦解，村民直接与村委会联系而缺乏与其他小组的联系，乡村成了“半熟人社会”。15吴重庆认为，革命的冲击使乡村中老人的传统权威息微，成为社会结构主体的年轻人纷纷离乡离土，乡村成为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以夸富求认同、周期性呈现的“无主体熟人社会”。16曹海林也认为肇始于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使传统社会中构建村庄共同体的神圣性、伦理性和契约性的关联链条瓦解，改革后集体化村庄社会共同体也随之解体，村庄社会关联又面临着新的重构。17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条改革时代中国乡村整合危机出现的历史线索，晚清至民国时期废除科举、都市工业化、保甲制度等的冲击导致乡村道德规范、乡村自治团体的破坏；集体化时期国家行政力量的整合导致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的乡村社会联结解体；而改革时期原本整合乡村社会的集体体制也瓦解了；一步步下来乡村的原子化越来越彻底，几乎真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然而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来乡村社会本身并不必须是静态、封闭、成员间联系紧密的稳定共同体，而是动态发展的，村落对其成员来说，“大家生于斯、长于斯最后葬于斯，但是在这些生与死的节点之间却有不断的离开与返回”，18很多时候个体脱离村落的联系不一定意味着永久脱嵌或负面后果；二来，在乡村解体和原子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的社会整合力量的出现和社会联系重构的过程，村落社会还有另一个“组织化”的重要面向。19

当然，即使原子化的分析框架尚有许多商榷空间，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其价值，它所揭示的乡村整合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乡村面临的巨大困境，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同时，有关乡村整合危机和原子化危机的研究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上述多数研究距今已有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对乡村来说，正在经历脱贫攻坚这样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全国性开发运动。那么，在新时代，乡村社会发生着怎样的变迁，脱贫攻坚对乡村社会重建发生着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催生出了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对原有的乡村社会分析框架有何作用等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以滇西F县Y村和T村的脱贫攻坚实践为例，通过对几则田野故事的分析，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相关回答和讨论。

二、研究方法及田野点介绍

本文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探讨建立在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之上，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笔者被所在单位派往基层扶贫，先后在Y村和T村担任工作队队员，长期吃住在村，全程参与当地在该阶段的脱贫攻坚实践。在此过程中，笔者既在完成扶贫工作任务，也在进行参与观察；既有作为扶贫干部的主位体验，也有作为研究者的客位观察。这段经历成为笔者选取当地案例探讨乡村社会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当地的具体条件也具有典型性。一方面，F县位于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当地的脱贫攻坚实践是全国精准扶贫实践的一个缩影。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初，全县共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村159个，建档立卡贫困对象19155户、72909人，贫困发生率为16.69％。截至2017年底，全县贫困村减少至93个，贫困对象减少至4757户、15475人，贫困发生率降低至4.55％；2018年，所有贫困村出列，并于2019年通过贫困县退出验收。Y村位于F县北部，距县城53公里，全村辖12个村民小组，共296户、125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1户、473人，彝族居民约占60％。T村与Y村毗邻，共辖10个村民小组，有288户、119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7户、127人，彝族居民约占99％。两村地形皆为山地，森林覆盖率达65％以上；耕地以旱地为主，河谷区原有部分水田，因水电站建设被淹没，仅余不足250亩。Y村位于澜沧江河谷，海拔稍低，气温较高，产业以粮食（玉米、麦类、豆类）和烤烟种植为主；T村海拔在2000米以上，气温较低，产业以粮食、核桃、茶叶种植为主；此外，外出务工收入对村民收入有较大贡献。

另一方面，当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整合危机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当地有个说法，说F县人是“云南的四川人”，意为F县人具有许多四川人的行为特征，如吃苦耐劳、行事灵活等，尤其是流动性强，外出务工人员比周边其他地区更多，如Y村有劳动力约600人，外出务工和本地打零工的约500人；T村有劳动力约560人，外出务工、本地打零工的约450人。劳动力外流，是乡村空心化和社会整合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脱贫攻坚政策实施以前，当地乡村社区是一种半放任式的状态，农业生产不见起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薄弱，社区秩序涣散，社会动员无力，人口结构不合理，种种负面因素表现出原子化、放任化的主导地位。许多村民长期以来未接待过任何乡镇干部，有些甚至与政府公职人员没有任何交集，包括跟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都极少打交道。

总体而言，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实践是全国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实践对当地社会整合的影响也是全国脱贫攻坚举措诸多影响的一个重要类型，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三、脱贫攻坚实践对社会整合的影响

许多研究显示，中国乡村社会联结的解体，无须人为破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就自然达成了；然而，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不是一个自然过程，需要更加积极的力量才能促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Y村和T村社会中都没有出现这种力量，直到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诸多实践才对当地社会重新整合发生了很大影响。

（一）自上而下的中间力量建构

脱贫攻坚开始后，Y村和T村村民开始接待不同类型的扶贫干部造访，许多人家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缺少干部来访，而是来得太多了。需要入户的干部包括县级挂片领导、镇上的挂片领导、挂钩帮扶单位领导、镇上“一揽子”工作队干部、考核人员、评估人员、督查人员、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村三委”（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监督委员会）干部等，还有很多临时抽调的公职人员如教师等等，不一而足。

故事一：拥挤的一餐。

T村村委会很小，只有一栋两层小楼，下层两个房间，分别为会议室和办公室，上层四个房间，其中一间用作村史馆，另外三间原本空着，脱贫攻坚开始后成为驻村工作队队员的卧室。小楼下是一个约100㎡的院子，院子一侧有一间约15㎡的平房，即村委会的厨房。厨房里只有一个火塘和一个电磁炉，平日里驻村工作队队员的伙食在此解决。

2018年年底，距脱贫验收第三方评估组检查还有6周，县里部署了“大干50天”的迎检工作安排，要求所有部门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扶贫工作，于是大量扶贫干部集中到达村里开展工作，工作时间有的人分散入户，有的人在会议室整理档案，未见异常，但到中午吃饭时，狭小的村委会厨房和院子里一下子涌入了56名干部群众用餐，让人大吃一惊。这些人包括：

“村三委”干部4人，驻村工作队队员4人，挂钩帮扶单位人员7人，镇“一揽子”工作队队员4人，教育扶贫下沉教师7人，健康扶贫档案整理下沉医务人员5人，协助工作的村民小组组长10人、党员5人，参与工作的村业务“大员”205人，另有进行随机抽查的县委督查组工作人员3人，临时聘请来准备当日饭菜的村民2人。

脱贫攻坚政策实施以后，类似的声势浩大的场面时有发生，贫困村里出现了众多外来人员，他们来自不同单位，带着不同任务，从事不同工作。这些人反复出现，在当地社会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仅在数量上具有一定规模，而且始终与当地人互动，并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影响。

故事二：从“人熟狗龇”到“狗熟人龇”。

“龇”是云南方言，表达一种愤怒、斥责的情绪和态度，与北方话的“生气”“急眼”等词类似，它既可作为动词使用，亦可作为形容词使用，责骂别人可说“龇”某人，而有人生气则可说他／她“发龇”了。由于无法考证其对应的规范汉字是什么，我暂时使用“龇”这个音义较为相近的字。

笔者在担任扶贫工作队队员时，第一次进寨子入户就被狗“龇”了，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同镇民政办一位工作人员由村委会主任带领，去一个以傈僳族为主体的寨子验收危房改造项目。寨子在海拔较高的山上，离村委会有8公里左右。车停在村口，一行人步行进寨，正是午饭过后，路上没遇到村民，显得很宁静。寨中房屋依山而建，入寨道路位于中部，上下都有人家，每户皆需向上或向下爬几米陡坡才能进入，很少建有平整的阶梯，多数时候要沿着自然踩出来的脚印坑上下。到了一棵老核桃树旁，我们停了下来，应该是目的地到了，那户人家在路上方，但他们没有直接爬上去。

“阿表！”

主任仰头朝着房屋喊了一声，几乎同时就有了回应，不是人声，而是狂怒的犬吠，让我心头猛地一颤。一犬开口百犬齐吠，顿时狗声大作，全寨子都喧沸起来。两名干部没有再喊，也没有别的行动，只是悠闲地抽着烟，只有我警惕地环视四周，生怕有恶狗出现。过了好一阵子，随着“吱吖”一声，院门开了，一条黑影狂吠着冲出门外，旋即被拉住，狗是拴着的。

“睡一会呢？”主任问道。

“嗯，睡了一会。”这时我们才开始往上爬，我紧紧地跟在最后面，快到门口就停了下来。

“没事，它不咬。”主人一边勒住狗链，一边往里招呼我。我心有余悸，几乎贴着离狗最远的大门右侧溜了进去。

“这是云南大学的陈老师，我们村的工作队员。”主任这样介绍道。

“陈老师啊……坐，坐……”男主人满脸笑容，但似乎不知对我这个陌生人说什么，便端过凳子，后又递上香烟；女主人进屋找来杯子，从壶里倒水涮洗，泡上热茶，拿出一盘堆着瓜子和糖果的零食，又捧出一大捧核桃。坐定后我们开始交流，我问了他的家庭成员、经济收入、生活等方面情况，他们也问了一些我的个人情况，比如来这里多长时间了，老家是哪里的等。由于该户没有中学生或大学生，似乎对我的身份不太了解，也不太感兴趣。验收工作也是在闲聊中完成的，对照着文件上的标准查看建设情况，然后拍照、填表、签字盖手印等，整个过程大约20来分钟。离开时我礼貌性地夸赞他们家的核桃好吃，他们竟装了一袋非要让我带回去，我坚持不收，最后村委会主任做主替我收了，当天工作完成得较晚，七八点钟还没回去吃晚饭，这些核桃还在路上解决了我们的肚子问题。

此后，我便开始了与这些农户之间频繁的交往，主要是工作需要入户，也有一些人情上的往来，1年时间里，这个寨子我去了不下10次。每次去的目的都不同，但总是需要主人在家。逐渐熟悉后双方交往也更加随意，第一次见面时的客套也就不复存在，有时还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争执，并不是每次去都会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改变，就是我不再怕寨子里的狗了，一些去得多的人家，狗见着我就摇头晃尾，不再叫了。因此，当有扶贫干部将工作队入户的过程总结为“从人熟狗龇到狗熟人龇”时，我发现不单形容贴切，居然还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事实。

入户是扶贫工作的常态，村干部和工作队队员几乎都会跑遍全村每一户人家。仅在每年两次的动态调整期间，每个贫困户至少有扶贫干部到访3次，进行数据收集、数据核实和明白卡张贴或填写，经常会出现扶贫干部入户但主人却不在家的情况，此时可能会打电话将他们叫回家。过于频繁的入户，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农户的正常生活，遇到“狗熟人龇”的情况也就显得十分正常了。

入户工作的内容包括收入调查、材料分发、数据核实、房屋改造验收、明白卡张贴、卫生检查等等不一而足。每次调查除了完成特定任务外，都附带着了解情况和宣传政策两项内容。所谓政策宣传，除了向村民介绍脱贫攻坚的相关措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农户记住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多少实惠，以免脱贫验收时他们说不清楚。同时，对于那些因未被评为贫困户或者评上后脱贫而不满的家庭，则需要做思想工作，让他们了解未评上或者脱贫的依据，并在评估组来验收时配合。这个工作是最难做的，因为很多人出于利益考虑，不承认自己家的收入已经达标，此时入户干部不得不举出诸多证据，而这些证据是很灵活的，双方经常因此发生争执，这也是到了后期入户时出现“狗熟人龇”的另一原因。

尽管入户过程中有各种情况发生，但不可否认的是，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各类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密切得多了。即使这种联系是因业务工作而发生的，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相互交流得到的关系不会那么纯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仅态度会影响行为，行为也会影响态度。21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很大程度上也增进了感情，同时提供了更多相互协作、相互依赖的可能性。

国家与个体的联系方式是考察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视角，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双轨政治”运行的，自上而下的皇权到县一级就不再深入；基层事务由乡村绅士和自治团体维持，形成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用强制的支配力下达命令，如果没有中间力量的缓冲，就会把乡村逼到政治死角，造成行政僵化。乡绅和地方自治机构就是这种具有缓冲和桥梁功能的中间力量，能有效将自上而下的命令转化为自下而上，维护基层行政的有效性。22田毅鹏认为，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个人直接面对组织化的权力，会导致精神上的无助和思想行为上的混乱，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能力。中间社会的培育需要把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组织发育结合起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良性互动的局面。23

那么，中间力量的产生是否只有自下而上这一条路径呢？上述脱贫攻坚的实践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也能形成旁逸斜出的中间力量。参与Y村和T村脱贫攻坚的扶贫队伍中，绝大多数人对这个社区没有任何直接的行政支配权，Y村的挂钩帮扶单位是该市的人民银行，驻村工作队来自市发改委和云南大学，T村的挂钩帮扶单位为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驻村工作队来自云南大学。相关人员的编制仍在原单位，参与脱贫攻坚只是阶段性任务，完成任务后就会换岗撤离，同时这些单位都有具体职能，对乡村社区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权或业务指导权。我们可以说，虽然扶贫队伍是自上而下派出的，却是处于行政权力与村民个体之间的中间力量。一方面，扶贫干部能够将上级的政策意图传递给村民，督促村民落实相关措施；另一方面，村民在不满意时不用完全服从扶贫干部的要求，为了有效完成工作，多数扶贫干部会将村民的意见反馈给命令下达者和政策制定者，并进行居中协调，促进政策的局部调整。因此，这些扶贫干部改变了村民直接面对组织化权力的状况，成为刚性行政权力与社区具体实际之间的桥梁和缓冲力量。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显现出一条自上而下的中间力量建构路径，对社会学研究中过于注重自下而上社会力量建构的情形构成一种反思性视角。

（二）行为实践对文化观念的建构

通常认为，集体行为实践是由当地文化观念引导的，但脱贫攻坚作为政策实践，其行为指向来自国家意志和领导意图，而非来自社区内部的制度规范和文化体系。因而在许多论者看来，这种外部力量驱使的实践面临着能否与社区内部文化逻辑进行调适的问题，而通常状况下，统一、刚性的政策目标确实很难完全与多元复杂的具体社区文化完全吻合，冲突和矛盾时有发生，很多时候对当地文化起到破坏性的作用。脱贫攻坚过程中，这种冲突的确比较普遍，许多具体措施的执行难以到位，值得我们进行反思。然而，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另一面向的事实同样不可忽视，即政策实践对村落文化观念的建构作用。

故事三：公共卫生扫除。

脱贫攻坚开展之前，T村10个村民小组的公共卫生几乎无人维护，垃圾、杂物依靠岁月的洗礼自然消散。而户内卫生也很堪忧，许多家庭人畜不分，在院坝中喂猪喂牛，满地的饲料和粪便，夏季苍蝇群集，气味污浊。有领导要求贫困户家里应做到“五个过得去”，即检查组到达时能坐得下去、吃得下去、睡得下去、看得过去、说得过去，前四个都与卫生状况相关。为了迎接脱贫验收，村委会和工作队组织了多次卫生会议，反复宣传清洁卫生对脱贫验收的重要性，并明确规定各小组扫除的任务和完成的截止时间。但等到临近截止日期去检查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小组并未开展任何工作，有两个小组组织了，但是草草了事，大堆的白色垃圾还是原样。多数人家户内卫生也一如其旧，整个状态就是脏、乱、差。当扶贫干部心急如焚时，村民却不为所动，有的顾着自己的生产事业，有的冷眼旁观，有位村民直接提出：“要扫路上的垃圾，村里面得出钱啊，隔壁村都是每人20块一次。”这一说法得到周围群众的附和，但几位村干部表示无法理解。

通过与村民的深入交流，笔者发现这种村干部难以理解的状况，来自两方面的观念：环境卫生观念和劳动报酬观念。一方面，生产队解体以后，组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逐渐消失，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导向下，当地人并未真正树立环境保护观念。卫生观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但人们通常只注重家庭和个人卫生，部分人在饮食和个人穿着方面的改变较大，对公共卫生的维护则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当地人的个体权利意识兴起，劳动力的市场价值越来越明确，只要是家庭之外的劳动，在他们看来就是应该获得报酬的。这些观念的结合，形成了自洽的文化逻辑，影响了他们的事实判断和行为选择。

通过宣传号召来改变这种观念，一时很难实现，村干部只好去想新的策略，发动各方力量来迫使村民行动。首先是责任落实到人，村干部和工作队队员每个人挂钩一个村民小组，完不成任务就要自己负责。其次是发起一个“小手拉大手”的活动，即通过村小学的老师向学生布置任务，让他们放假时督促家长参加清洁劳动。“家长不听干部的，但听孩子的；孩子不听家长的，但听老师的；老师不听孩子的，但听村干部的，相生相克啊。”一名干部打趣道。这招的确很有效，有孩子上学的人家后来都非常配合。通过一系列半强制的手段，总算将村民动员起来了。

笔者负责的村民小组在打扫卫生日，除极少数确实有事的村民外，几乎户户参与，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抵触或偷懒，反而热情高涨，干劲十足，有说有笑，气氛温馨。这种情况出乎笔者的意料，这也显示村民一旦行动起来，原有的观念对他们的情绪不会有太大影响。

此后村委会又组织过几次扫除，群众响应积极了许多，只要定好时间，大部分人都会参与，无须再加强制。更重要的是，笔者在公路上还遇到几次村民自发捡拾垃圾的情况，可见其维护公共卫生的意识日益增强。到当年年底，有的村民小组自发划定了公共卫生责任范围或排出各户的值日表，不再有人因公共卫生扫除索要报酬；有的村民小组还开始谋划筹集公共卫生资金。这体现了当地人卫生观念的重要转变：对“卫生”的理解从个人卫生扩展到环境卫生，而公共环境卫生则从“他人的事”或“与我无关的事”，变为“我们的事”。

打扫卫生本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不过举手之劳，与脱贫攻坚似乎也没有多大联系，直到笔者亲身经历后，才认识到它竟然牵涉如此多的问题，以致需要用文化逻辑、社会结构等宏大话语进行分析。当然，古人早就留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哲言。但当村民不仅“一屋不扫”，而且向村干部要钱的事情发生时，仍然足以让许多人无法理解。对了解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这种要求并不荒唐，乡村居民不关注公共事业并非新鲜事，费孝通就详细论述过中国社会中的“私”，这与以“差序格局”为规则的传统社会结构密切相关。24而且在一些集体经费较多的村里，确实是这么做的，凡是参加公共卫生扫除的农户都发给一定的补贴。这些事实证明，乡村社会公共事业的荒废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私而忘公”的文化观念足以造成荒唐的行为发生。

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值得我们重视。文化逻辑固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生活方式，但我们的经验显示，通过宣传动员的方式改变村民卫生观念的反复尝试几乎没有效果。反而，以一种看似不合理、带有强制性的策略，让村民被动地接受，不仅促成了他们的行为实践，而且重塑了他们的文化观念。

由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乡村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只从文化象征、逻辑体系或社会关系入手是不够的，而且很可能失败。乡村的原子化或“无公德个人”的产生，并非因为村民不受任何观念原则限制，而是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观念，已经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逻辑。在公共领域被金钱、权力长期占领的背景中，物质利益成为评判一切的原则，这已深入许多乡村居民的观念中。要改变乡村的原子化状态，重建社会整合，就必须改革这种观念。但以一种观念取代另一种观念，以一种逻辑取代另一种逻辑，信息传播或宣传教育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此时，实践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通过行为实践来重塑文化观念，实现乡村社会整合，是脱贫攻坚政策对乡村社会重建的重要意义之一。

（三）村民公共意识的重建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解体，T村经历了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相似的发展过程。在公共生活方面，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会开得少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每年还会开几次会，以完成公粮收缴等不同任务；农业税取消后，村里的会议变少了，经常一年下来一次村民会议都没召开过，能让村民聚集起来的只有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在这个过程中，每家每户各自为政，自己发展，“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对别人家的事情也关心得更少了，私下的议论当然不可避免，但绝不会公开评论。

脱贫攻坚开始后，村里的会议又多起来了，而且多了很多。贫困户的产生需要经过多道程序，这些程序被称为“三评四定”：“三评”指内部评议、党员评议和村民评议，“四定”指村委会初定、村民代表议定、乡镇审定、县确定。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涉及许多会议，包括贫情分析会议、户主会议、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等，每年都会举行几次。

故事四：贫情分析会议。

贫情分析会议是贫困户评选的第一次会议，由各个村民小组召开，村干部或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主持。此时小组内的所有村民都可以发表意见，提出自己认为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户标准的农户，形成最初的候选名单，如果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的，在之后的评定中也就很难再加入。同时，贫情分析会议也是一系列会议中参与度最高、讨论最开放的会议，因此对那些想获取扶贫政策帮助的人来说，这个会议显得格外重要。

贫情分析会议需要讨论几个名单，一是符合条件新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二是符合脱贫条件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三是错评名单，即该户不符合贫困户条件，但被纳入贫困户的名单；四是错退名单，即该户不符合脱贫条件，但在上一次评定中被评为脱贫户的名单；五是脱贫返贫名单，即该户在上一年已经脱贫，但因各种原因返贫，需要重新纳入贫困户的名单。

贫情分析会议基本议程如下：主持人介绍完会议基本情况，然后进入户主评议环节，让村民依照程序逐项讨论以上各个名单。发言和讨论的结果及提出的问题都被记录下来，留待核实信息后再作处理。最后，依据村民提出的相应名单进行举手表决，并拍照留证。

多数村民对参与贫情分析会议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以笔者2017年在Y村主持的一次贫情分析会议为例，当时共有3个村民小组的成员参加，这几个小组原本位于河谷，因水电站建设被淹没，大部分人移民到外村，余下部分人靠后安置在本村移民点，因此3个小组总共才37户，合并在一起评议。开会当日，37户户主或代表无一缺席，会议讨论十分激烈，绝大多数代表发言，就彼此提出的候选人的各方面条件进行评议，不时出现挑战和质疑的声音，耗时近3小时才结束，最终表决通过名单。

会议结束后笔者与村民进行交流，以下是当时的谈话内容：

问：今天大家很积极啊！

答：讨论一下也好，家家户户有意见就提出来，否则有意见也不知道去哪里说，不开会的话谁能管别人家的事呢？

问：村民开其他会有这么积极吗？

答：（脱贫攻坚）以前开会听的多，说的少，大家都不爱来，像今天这种晚上开嘛，来一半人就不错了……扶贫了嘛，贫情分析，大家讨论，各家各户的情况都讨论，有意见可以提，大家都有意见，都可以提，都来开会。

问：扶贫后开会多吗？

答：多，经常开，但是贫情分析会争得最厉害，意见最多，讨论下也好。

贫情分析会议是脱贫攻坚实践中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缩影，村民重新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并通过这些平台加强了公共意识。脱贫攻坚以前，许多村民只关心自己家庭发展，现在则能够关注社区生活。过往社区中的个体对其他家庭的事务漠不关心或是仅作为无聊时的谈资，随意说别人家的是是非非是不被认可的，若传到对方耳朵里甚至会引起纠纷。但与脱贫攻坚相关的各种会议，让村民不仅能够对涉及公共生活的他人事务进行了解，还能进行评判，甚至在看法冲突时通过争论和协商达成最后的共识。各种会议的召开，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接触交流的机会，还提供了了解其他家庭情况以及社区整体发展状况的平台，使其意识到他们有权关心、评判和参与公共事务，也就重新建立了社区中的社会联结。

故事五：扶贫动员与防疫动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这与全国上下的统一行动和社会动员分不开。在Y村和T村，当地防疫动员几乎没有受到阻力，干部和群众密切配合，顺利度过了2月—3月最严峻的高峰期。当前，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两场战争仍在同时进行，二者有着密切联系。

一方面，脱贫攻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大量社会动员，为村民接受防疫动员奠定了心理基础。1月底，Y村和T村开始封村，禁止人员进出，毫无疑问村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但是绝大多数村民都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在传达防疫指令和防疫知识时，村民早已习惯这种宣传动员，没有遭遇抗拒。

另一方面，实施抗疫措施的和执行脱贫攻坚政策的几乎是同一群体。2月初，当其他岗位尚未复工时，Y村和T村的扶贫工作队队员刚过完春节就回到了岗位上。2月6日，市扶贫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出《致全市驻村工作队员的一封信》，指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你们深入村组，参加基础数据排查，防控知识宣传和舆论引导，全力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战争中……为保障全市人民身体健康和一方平安付出了辛勤努力”。除了上述工作外，工作队队员还参加守卡、封路等具体工作。2月7日，镇扶贫工作微信群发出通知：“请各驻村工作队在疫情期间无特殊情况不得擅自离岗，若有特殊情况必须严格遵守请销假制度，若出现擅自离岗、离村情况，镇驻村领导协调小组将照实上报。”可见，脱贫攻坚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在危机出现时也能起到很好的社会整合作用。

此外，当地村民和商户为防疫和扶贫工作人员捐赠了大量物资，包括酒精、方便面、矿泉水、火腿肠、大米、食用油、饮料、雨伞等，Y村村民禹某捐赠了1头猪给村委会和工作队，位于Y村的水上饭店经营者捐赠了1吨江鱼给全镇抗疫人员。

可见，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都产生了功能性的需求，当地村民为应对这些需求，重新建立起对社区的公共意识，个人主体在功能性的需求中得以回归。面对共同的脱贫目标或疫情危机，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被唤醒，社会联结重新得以实现。

四、乡村社会的功能性整合

在以前的研究中，中国社会整合的模式被分为先赋性整合、行政性整合和契约性整合，来自历史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联结的整合模式被称为先赋性整合，集体化时期以组织化和行政权力为手段的整合模式被称为行政性整合，而改革时期市场和中间组织兴起，契约性整合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5对于如何重新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问题，有的学者注重内生文化的力量，认为根植于乡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26还有学者认为这种文化力量表现在三个方面：村庄内部的习惯法，村庄精英的活动及其权威，民主自治的实践。27显然，这类观点希望实现的是先赋性整合。另外一些学者从农村合作组织28、村民自治制度29等视角探讨乡村发展问题，无疑重在契约性整合。

脱贫攻坚实践中，新的乡村社会整合正在产生，但这些新的整合模式很难吻合以上三种模式。新的中间力量和社会联结的产生，既非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文化逻辑驱动，亦非基于某种契约关系，因此可以肯定，新的整合模式不属于先赋性整合或契约性整合。值得讨论的是行政性整合，扶贫队伍和群众之间的联系确实肇始于行政力量，但是，群众之间的联结和公共意识的重建却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而扶贫队伍本身不具备行政权力，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整合或动员群众。最重要的是，新的整合不是行政力量的直接政策意图，政府执行这些措施的目标在于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在于脱贫攻坚。而社会整合的实现，一定程度上是脱贫攻坚政策的附带效果。

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有一种新的力量促成了当前的社会整合，这种整合模式可以被概括为功能性整合。不管是中间力量的形成，干部与群众关系的密切化，还是新的观念的出现，都是建立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的，是出于一种功能化的需要。功能性整合只是一种新的概括，而非新的事实，传统社会的整合力量也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宗族、地方自治团体等除了文化规范和认同的联结外，也发挥着很大的现实作用，维护着成员的利益，并拥有大量资源，如公田就在传统社会整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1930年调查的寻乌县，公田占比高达全部耕地的40％，其中60％为族产，20％为与信仰相关的庙产，10％为学田，还有10％为桥会、路会、粮会一类的社会公益田地。30费孝通1939年调查的禄村，团体所有田面积240亩，占全村农田的27％，而最大的团体地主拥有土地50亩，超过任何私家田地面积。31相反，现代乡村原子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整合力量的功能性下降，乡村社会缺少公共服务的提供，社区联结性必然降低。改革时期，乡村公共服务主要由乡镇设置的“七站八所”提供，但在实施过程中它们主要承担管理职能而非服务功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对乡土社会的进一步整合。32

可见，现实需要成为新的社会整合的契机，脱贫攻坚需要人力资源，于是建立了工作队和扶贫队伍，产生了行政权力与村民个体之间的中间力量；需要程序，才有了各种会议机制和参与机制，产生了新的公共意识；需要决策精准，才有了频繁的干部入户行为，加强了社区与外部的联系；最重要的是需要执行，村民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开展行动，在实践中形成了新的规范性力量。

五、结语

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迁，进行着许多影响深远的实践，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的实施，正加剧这种变化的发生。我们印象中的乡村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变化，有些已经逐步得到解决，有些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促使我们紧跟现实，考察各项乡村政策实践对社会发生的影响。脱贫攻坚实践的影响已经超出经济民生层面，导致新的社会整合过程，这是建立在现实需求基础上的。

消除贫困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需要的不仅是经济收入的提升，还有社会保障、生活质量方面的要求，而对实施成效的考核，也有群众满意度方面的指标。这就导致以往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措施难以执行，需要各种力量参与社会整合。通过持续的行为实践，乡村社会整合不同程度地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社会整合模式，即功能性的社会整合。功能性社会整合是建立在现实需求之上的整合模式，它可能由不同的力量驱动，有不同主体参与，但最终是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目标。

乡村社会整合需求的来源并不固定，当前其动力主要是脱贫攻坚，脱贫攻坚结束后，这种需求可能会消失，其中一些业已实现的社会整合也可能会再次解体，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许多联系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如村民的公共意识、新的环保规范等就是如此，这类整合因脱贫攻坚的契机而兴起，却不会随脱贫攻坚结束而终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从实践中探索出的社会整合模式将会影响未来的实践，在新的社会整合需求出现时，仍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今后，我们在探寻乡村社会重建或整合的方式时，不仅应考虑当地的文化传统或组织力量，也应更多考虑当地的社会功能性需求，以这些基于当地现实的需求为引导，社会整合或许不用刻意去追寻，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一思路对乡村振兴战略或许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为云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于内生动力的稳定脱贫措施与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QN2018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②周大鸣、廖越：《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原子化”概念为中心的讨论》，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③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④同注①。

⑤张良：《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载《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10期。

⑥刘锐、阳云云：《空心村问题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

⑦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载《读书》2005年第7期。

⑧《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⑨《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17—318页。

⑩同上，第341页。

11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2同注③，第139—141页。

13同上，第254—255页。

14［美］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1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6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载《读书》2011年第1期。

1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18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9同注②。

20当地人对村综治员、农管员、护林员、信息员等业务人员的戏称。

21［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133页。

22同注⑨，第336—340页。

23同注①。

24同注⑧，第332—339页。

25同注12，第9—12页。

26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27同注17。

28胡振华、陈柳钦：《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9蔺雪春：《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述评》，载《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1期。

3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12页。

31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32徐勇：《“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载《东南学术》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陈浩：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Chen Hao, National Center for Borderlands Ethnic Studies Southwest China, Yunna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