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分工的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并非亚当·斯密的制针业模型所能全然涵盖，实际上有其更为深刻的内涵。本文围绕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思想，上溯至古代希腊、古代中国以及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对这一思想的最早阐释，然后途经亚当·斯密直接的思想先驱——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们的小册子作品，最终综合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体系及其现代的发展。对劳动分工这一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变和发展，通过一场历史性的概略阐发，揭示了劳动分工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以及在当代经济研究中所焕发的新的光彩。
【关键词】劳动分工专业化 自然自由 城市化 人力资本
【作者】李井奎，浙江财经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在经济学号称世之显学的今天，如果去问一位当代接受过主流经济学训练的学人，除了亚当·斯密所讲述的那个关于扣针生产的劳动分工理论的著名例子之外，对于劳动分工经济学还有多少其他的印象？相信所得到的绝大多数的答案都会是“止此而已”。或许他们还会这样质疑：劳动分工的经济学不是早随着亚当·斯密时代的那类手工业作坊而一去不返了吗？事实上，在很多经济学家的脑海中，劳动分工与现代经济学关系不大这种印象已然根深蒂固。
事实的情况却是，劳动分工这一概念不但有其丰富多彩而又源远流长的历史，其丰富程度远非人们所熟知的那个通俗化的扣针生产模型所能涵盖，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劳动分工经济学的研究又卷土重来，劳动分工在经济学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处在非比寻常的复兴当中。其原因也是很明显的：出色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意味着在个人、家庭、企业、地区乃至国家之间，主要通过各种交换而使得彼此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市场因之得以扩大和深化，社会经济生活得以组织的各种方式也都会受到此类变化的影响。一言以蔽之，研究劳动分工，就是在研究市场和经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含的原因，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人对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原理，心中怀有一种久违的激赏。
一、亚当·斯密之前的劳动分工思想
（一）古希腊、古代中国与古代伊斯兰的劳动分工思想
劳动分工与专业化能够带来报酬递增的思想从古便有。在古希腊，最早可以上溯到德谟克利特，他曾经首先认识到劳动分工与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精心阐述的两个著名思想，即劳动专业化会带来报酬递增、劳动分工又将受制于市场范围的局限，也早已明确地见诸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
色诺芬和柏拉图对于劳动分工和城市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均做出过清晰的表述。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在小城小镇中不同的商品是由同一人所为，而在大都市，各种特定的手艺则会由不同的个人来完成，城市的规模与劳动分工的效率之间的关联是非常明显的；他还使用居鲁士的御膳组织的分工情况来说明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柏拉图更是预见到了18和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观察结论。柏拉图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类文明成为可能之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理想国》中，他论证了劳动分工是城邦得以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柏拉图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关于城市形成的理论模型。柏拉图指出，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带来了专业化的报酬递增现象，这是城市扩张带来的收益，同时城市的扩大也会带来生活和管理成本的上扬，这是城市化带来的成本，两者之间的权衡，就决定了城市的规模。而且，柏拉图还特别强调城市之间的联络和贸易，认为这是城市得以存续的决定条件，他说：“要在一个地方建一座完全自给自足的城市，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在讲述劳动分工时常使用纺织业作为例子，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亚当·斯密的著作亦未尝稍改。但是，应该予以指出的是，柏拉图认为劳动分工乃是基于人们才能之间的差异而产生，这一点却与亚当·斯密截然不同。在斯密的体系中，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的个体之间也可以进行劳动分工，而人类才能的差异往往可以被看成是劳动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此外，亚里士多德基于家庭经济管理中的分工问题而对私有产权制度的辩护，对后世、尤其是中世纪神学家的影响极大，为他们提供了诸多思想上的灵感。
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也对劳动分工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的杰出代表当数管仲、孟轲、荀况，此外还有西汉的司马迁。管仲很早就认识到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就是出于管仲之手。管仲认为，是不是圣贤，关键看他的组织社会职业分工的能力，能够通过对社会职业的组织，使得众人各司其业、安其位，这就是圣贤要做的事情。和管仲一样，孟子也表达了他们对劳动分工的必要性的认识。孟子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对于所有自己所需都做到自给自足才行，那这个人必将是没有任何时间可以休息，这就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置于危险境地。荀子同样也把劳动的社会分工看成是文明的先决条件，他在解释社会的起源和劳动分工时采纳了一种充满着功利主义色彩的立场，他认为人们有能力获取知识，也有能力组成社会，有识之士要谋求建立有助于劳动分工的制度，以实现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追求。而阶层的划分、权利的界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这一制度的具体体现。司马迁更是从他对人性的敏锐洞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入手，认为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可以有效地协调经济活动，以至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可以自然地带来整个社会所期待的某种秩序。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论述了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接着，他抛出一问：“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司马迁认为，存在着一种自发的市场秩序使得人们各司其职，而又能各取所需。
尤其值得关注的还有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对劳动分工思想的智识贡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思想界的漠视，对于中世纪伊斯兰哲人在劳动分工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学术界知之甚少，这的确是相当不公正的。事实上，中世纪伊斯兰人的学术思想在为拉丁语经院哲学家们吸收之后，对重商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生活在公元11世纪的安萨里对劳动分工所做的一般性的处理，不但认识到了市场交换与劳动分工之间的关联，还将社会主要部分划分为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与后世的马克思有着惊人的相似。生活在13世纪的纳瑟尔·图西不但在其《纳瑟尔伦理学》中提纲挈领地说明了货币对劳动的社会分工之必要，而且还进一步探究了劳动分工的含义，这些都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事实上已经在呼唤着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了。中世纪的伊斯兰学者在经济方面的论述，填补了从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到13世纪的拉丁学者之间五百余年的间隙，这一间隙就是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所指称的“大缺口”时代。
经由这些伊斯兰哲学家们的媒介，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哲人们的思想，他们对私人产权和商业活动进行了辩护，这些辩护不仅在进一步从智识上对劳动分工进行探究十分必要，而且也对后来欧洲的商业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意义相当深远。
（二）重商主义者与劳动分工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见证了西欧历史上两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一是民族国家的显著发展，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加剧，另外一个就是贸易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这两个变化基本上重塑了之后的欧洲和世界。民族国家最为关心的就是保护和累积通过适当的贸易政策而获得的财富，这样，在当时世界上最无可争议的强权国家——英国，就涌现出了一大批的重商主义者。他们对于经济通过复杂的交换关系而彼此关联的概念之形成，以及对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之理解，为后世经济学家完成这一思想的系统发展和阐释，准备了基础。而在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形成初期，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学的思想在其间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有关这个方面，需要从威廉·配第首先说起。
威廉·配第被马克思称为是“一门新科学的奠基者”“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在他的《政治算术》一书中，配第曾用布料的生产作为例子，阐明了提高劳动分工专业化程度所带来的收益，并且指出这一收益也同时受益于海外贸易的市场扩大。他还特别观察到，劳动的垂直分工程度是取决于市场的，对此他以荷兰的船运业和造船业作为例子增加了依据。需要予以指出的是，对于晚期重商主义者而言，像配第这样支持自由贸易者并非绝无仅有，尼古拉斯·巴尔本和达德利·诺思也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转变。
熊彼特曾在其《经济分析史》中这样评价斯密的劳动分工政治经济学体系：“该部分没有任何富有创见的东西，但却应该提到，有一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那就是，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 而思想史上的事实却是，早在1720年，恩斯特·路德维希·卡尔就已经这样做了，卡尔在1722—1723年这段时间里写出了他唯一发表了的著作，一部三卷本、大约一千五百页的专著，而出版之后，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关注。这是一本精彩的杰作，可以说是在理查德·坎蒂隆之前第一位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巨著。在这部书中，卡尔认为，在财富增长和主要经济部门中的生产方面，劳动分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认为人口规模扩大对于劳动分工也有益，这是基于专业化收益的观念而作出的判断，因为人口增加会带来需求的增加，进而会使得各种专业化职业有了实现的可能。卡尔还看到，国家像个人一样，也应该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基于外生比较优势而进行专业化。这些对于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而言，都是颇为超前的，也基本上奠立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努力的方向。然而，这种努力尚且欠缺一个关键的因素，而这一因素是由曼德维尔大夫所促成。
正是伯纳德·曼德维尔大夫在其关于造船业和织布业的分析中，创造了“劳动分工”这个术语。曼德维尔发现，能力平平的人类，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创造出惊人的成就。在他对造船业的伟大成就所做的诗意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之体现。但是，曼德维尔真正的贡献在于，他以一种演化的视角来理解社会和经济制度，并把个人主义哲学概括为自由放任的坚实基础，这对于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创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遗憾的是，曼德维尔如诗一样的语言反而遮掩了他在思想上的原创性。在解释人们何以取得如此高超的技艺和成就时，曼德维尔发现原因恰在于能力平平之人彼此之间的劳动分工，认为这是“依靠不断的努力劳动，再加上多少代人的共同经验，方才做到的”，因此制度体现了人们不断试错的过程所积累出来的经验和行为中所得到的智慧。正是这种演化观点，使得哈耶克深信，曼德维尔通过休谟而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的间接性影响。
二、斯密主义的劳动分工经济学
（一）自然自由、商业社会与劳动分工：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体系
亚当·斯密之所以能够在劳动分工经济学方面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方面是前人为他做出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在此之前，重商主义者们已经对有关财富的诸般主题进行了体系化的尝试，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以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约翰·洛克为首而发展出来的自然法理学，为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角和概念性的体系，可以让他借以系统地分析商业社会的性质与发展这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发展出了一套他自己的自然自由体系，而劳动分工与市场的内在秩序在这个体系里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之基本要旨看起来并不复杂，归结到底，不过是两大思想：一是得自劳动分工的收益非常之大，且构成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最大来源；二是通过功能健全的市场体系，这些收益可以最为切实、有效地得到实现。
在《国富论》的开篇，亚当·斯密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紧接着，他用著名的扣针生产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历数了劳动分工的三大好处：“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很多人的工作。” 然后，斯密将带来了巨大效率的劳动分工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的倾向”，他借助于苏格兰启蒙运动诸位哲学家创造出来的自发秩序理论完成了对分工体制的形成之阐发。斯密认为，是人们自我关爱的倾向构成了商业的驱动力量，进而带来了合作，创生出了文明的商业社会。而这一社会如何才能够取得成功，答案就在有效的自由市场体系那“看不见的手”之中。在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劳动分工不但会取决于市场范围，而且反过来市场范围也会进一步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正如前文所述，斯密还特别认为，劳动分工并不取决于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个体之间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斯密的这种源于职业选择的人际间差异，是其不断加以强调的一个理念，在其自然自由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亚当·斯密使用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城乡之间的分化和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城市中的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不但会为城市带来秩序和良好的治理，也会为乡村解决其“个人自由与安全”这一问题。商业和制造业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需要一套运行良好的保护产权、维护和促进劳动分工的司法体系。而在大规模的商业和制造业兴起之前，封建大领主往往可以和国王分庭抗礼，最终导致秩序的紊乱和周期性的暴力冲突。斯密认为，封建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起到缓解作用，而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消除，但是，发达的商业和制造业兴起之后，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上依附于大领主，在维持每一个工人的生计上，单个领主所起到的作用相当微小，这样工人们的独立性就得到了保证。由于所有人皆以城市中类似的劳动分工与交换的方式而彼此依赖，所以领主们对领地的管辖权被显著削弱，最终淹没在商业活动的大海之中。而商业社会在保卫其成员的财富与个人自由、和平与正义方面要比农业社会强大得多，商业社会的文明程度，皆是拜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所赐。而要使商业和制造业能够繁荣发达，良好的政府治理是不可或缺的，唯有如此，方可维护正义和秩序。所有这一切，都是各个阶层中的个人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并非仅仅是一个华丽的修辞手法，必须将这一思想放在他的自然自由体系中方才能够得到透彻的理解，这一点早已为众多学者所认识到。 斯密从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约翰·洛克的自然法学传统中吸收了很多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自然法理学的总体框架，并将它们与斯密自己关于商业社会的本质和复杂性所做的观察整合在一起，不仅为财富的生成和经济的增长，而且还为公平正义，发展出了一套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框架，这就是他的自然自由体系。自然自由体系的惊人后果，是由在利用个人的劳动和资源上尊重个人的选择而带来的，即文明社会中得自劳动分工的收益可以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就不仅改善了劳动阶级的福利，同时也增进了上层阶级的福利。斯密写道：“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斯密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财富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其比例要比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的比例更大。这样，在一个文明的商业社会，一个普通的日工可能也会比野蛮国家的国王更加富足。正是在这样的分析结论之下，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对人类的前途洋溢着乐观的精神，而这一体系的基础就在于不断深化劳动分工的程度，扩大市场的范围。
（二）劳动分工与市场过程：从斯密（1776）到斯蒂格勒（1951）思想的演化
在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经济学所做出的诸多重要贡献中，他关于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的关系之分析，虽然经常被后人引述，但是往往有被低估之嫌。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这一思想，早在斯密之前的古希腊和中世纪伊斯兰学者的作品中就已经被提及，而晚期的重商主义者诺思和曼德维尔等人也意识到了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对生产中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似乎斯密是第一个全面认识两者关系的学者，他认为，劳动分工在决定市场范围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关斯密这一方面的思想，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把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互相强化的理论予以了相当程度的充实。威克菲尔德观察到，英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从事农业生产，而法国和葡萄牙的这个数字则达三分之二和五分之四，这一就业结构上的显著差异所带来的交换力量上的差别，又使得英国的农业远远胜过法国和葡萄牙那些国家。因此，威克菲尔德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职业的分工受制于市场的范围，同时，很大程度上市场的范围也同样受制于职业的分工。而且，他还认为，对于这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威克菲尔德甚至不赞成使用劳动分工这一术语，他认为，劳动分工可以由所谓“职业的分工”来表示，而另外一个重要的面向“劳动的联合”或劳动的合作则须另外找一个术语来表示之。
威克菲尔德的这一思想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表达的“积分法”思想不谋而合，所谓的“积分法”用来指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关联和交互依赖性，与所谓的“微分法”相对，后者是指不断细化的职业和工序的分工以及专业化的深化。有鉴于此，马歇尔引入了“外部经济”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种所谓的“积分法”。而这一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曾引发了一场经济学的热烈讨论。
皮耶罗·斯拉法在1926年的文章里清晰地证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源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是不可能与马歇尔的竞争性框架彼此兼容的。斯拉法并非不知道马歇尔在晚年的《工业与贸易》一书中对外部经济概念的重新表述，但是如果仅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来看，这样的经济的确不会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讲，斯拉法的批评的确具有毁灭性。部分是为了对斯拉法的批评作出回应，而且也为了给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进行辩护，1928年9月10日，艾伦·杨格（Allyn Young）在格拉斯哥就任英国科学促进会经济学和统计学分部主席时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这篇演讲词是20世纪关于劳动分工的一篇重要的文献。在这篇演讲词中，他认为，外在于个体企业的马歇尔的经济产生于整个工业有机组织，或者换句话来说，是源自劳动分工各分立部门之间的交换网络。他明确指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是根植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组织的变迁之中的，由此强调指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不仅指数量上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包含性质上的变化。 杨格认为，一方面是关联众多、彼此联接致密的交换的复杂网络，另一方面是生产当中劳动分工的深化，在现代形式当中常体现为生产的迂回方式，对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研究，才是一个更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在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这一主题上，下一个重大的突破是斯蒂格勒，现在这篇论述垂直一体化的文章已经堪称经典，这位作者把他所谓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应用到了垂直一体化之上。尽管斯蒂格勒的这篇文章尚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斯蒂格勒的研究仍然不失为劳动分工和市场过程的斯密主义理论进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不仅给出了进一步研究垂直一体化的有用框架——这个框架已经产生了大批文献，而且也有助于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当中复兴劳动分工的斯密主义精神。总体上来看，斯密著作出版后的两百年间，职业经济学家对这一主题显然缺乏兴趣这一事实，让斯蒂格勒感到了莫大的遗憾，他认为，这是后斯密时代经济科学的最大败绩。
三、19世纪和20世纪的拓展：从卡尔·马克思到哈耶克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造业劳动分工的论述
尽管曾经受到过斯密对劳动分工处理的启发，但是查尔斯·巴贝奇（1832）、安德鲁·尤尔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些马克思的前辈们对此多有不满，他们强调在他们的时代勃兴的工厂体系所带来的在手工制造业和工业组织领域当中的基本变化，并对劳动分工的深层原理进行了审查。
在对社会劳动分工与手工制造业劳动分工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些方面所进行的分析，只有到了马克思的手中才达到了其顶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开创性著作《资本论》（1867）中。马克思特别区分了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马克思认为，手工制造业的劳动分工源自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之后前者对后者发挥着影响，并且进一步促进了后者的发展。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的社会分工与制造业的劳动分工之间存在着的明确区别，乃是因为它们所分别赖以协调的机制不同。于前者，是商品的分散性市场交换；而于后者，则是由雇佣关系中的权威来对劳动进行集中调配。协调机制上的这一差别，是由买卖的是什么来昭示的：在前者，是独立劳动的产品，在后者，是劳动力本身。只有在劳动成为可贸易的商品这一历史条件得到满足之后，劳动市场才能得以实现。 然后，工人在市场上把他们的劳动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资本家拥有权威，把所雇佣的工人的劳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组合。那么，从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工业，这一历史性的转型是如何切实发生的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答案就在机器于生产中对工具的替代上。专业化的劳动动力（the specialized labor-power）使用工具来实施具体的职能，这些职能组合起来就完成了工场手工业中的生产过程。在机器系统里，取而代之的是由各种专业化的机器来完成这些任务。在生产过程的每一阶段上投入使用的专业化机器，对专业化工人在工场手工业里的垂直劳动分工中所使用的工具的取代，刻画了这场由工场手工业的有机形式向现代工业的转型。
尽管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宏伟理论一直都在引发诸多的争论，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关于劳动分工经济学的诸多洞识，仍然弥足珍贵。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由马克思做出大致描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动态学，对成型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熊彼特演化经济学有着显著的影响，于其中马克思的学说——即作为创新驱动力的技术决定了生产方式的演化——得到了极有成效的复兴，成果颇丰。
（二）自发秩序与知识分工：哈耶克的扩展
接下来，在20世纪的劳动分工经济学发展史上，值得着力讨论的就是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的社会经济理论了。哈耶克的这一贡献可以被看成是起源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尤其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而他为知识分工经济学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洞见和分析，可以在1937年的《经济学与知识》和1945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他的两篇论文中得到体现。
大体来说，第一篇论文给出作者所指称的“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真正核心的问题”以及“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知识问题这一论断，这一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太多关注，因此，哈耶克断然地将它置身于经济理论最重要的位置上来。在这篇文章里，哈耶克给出了他所认为的：“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对存在于不同人心智中的分散知识所做的综合，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到这样一种结果——而我们知道，如果人们试图以刻意的方式达成这种结果，那么指导者就惟有在拥有任何个人都绝不可能拥有的知识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个体掌握以及/或者需要的知识之种类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从事的是何种活动，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与劳动分工问题颇为相似，而且还至少与劳动分工问题一样重要。”尽管对其知识问题进行了澄清和阐述，在对哪些类知识需要被掌握以及社会中这类知识如何被最优地予以利用这些问题上，哈耶克并没有更为深入地进行阐发，这个任务留给了他在1945年的那篇光彩夺目的论文。
哈耶克认为，就经济秩序的形成而言，至为关键的一类知识，在经济分析中却被大大地忽略了，这类知识就是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也即必然反映了“构成整幅经济图景的持续不断的微小变化”之局部环境的知识 。在显示不同资源相对于其可欲性而在稀缺性方面提供的信息而言，价格体系准确地给出了该体系的行为人所需要的信息。这些个体行为人，对于其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而言，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信息，他们只需要通过正确地调整计划以对价格体系予以因应，即可使得每个人对资源之价值的边际评价与价格相匹配。哈耶克是使用“奇迹”（marvel）这个词来描述价格体系在传播和处理繁琐不堪的知识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功能的。“令人极感震惊的奇迹是，在一种原材料短缺的情形中，虽说没有人发布命令，也甚少有人知道个中原因，但是无以计数的人……却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作为沟通分散信息的强大机制，价格体系真正的奇迹在于它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对于哈耶克而言，正是价格体系，也唯有价格体系，能够并切实解决分散知识的问题。中央计划经济是对在“完美知识”这一不能成立的前提之下构想出来的由上而下的解决方案，而价格体系则是就“人的知识必定是不完全的，因此需要有一种不断交流知识和获得知识的途径” 这一“社会的经济问题”，所给出的一个由下而上的解决方案。
从斯密的劳动分工到哈耶克的知识（“分散知识”）分工的变化，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哈耶克对知识问题的研究不仅切实丰富了斯密的价格和市场体系，而且还在理论上宣布了经济学各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尤其是中央计划的神话的破灭。
四、劳动分工经济学的现代复兴
（一）城市经济学的兴起
城市的形成与成长，源自劳动分工的扩展和空间集聚的经济性。这一导源于城乡分离的经济过程，通过扩大现有市场并创造出新的市场和工作岗位，带来更为精细的劳动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城市乃是建立在更为精细的职业分工之上的。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基于劳动分工报酬递增而对城市化所做的理论分析，除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的概念之外，其进展迹近于无。
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十年左右，才出现了一批文献，它们运用1970和1980年代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对城市化的劳动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并由此而切实地推进了这一理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支文献，就是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简称NEG），它是由保罗·克鲁格曼以及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雅克-弗兰西斯·梯斯（Jacques-Francois Thisse）、安东尼·J.维内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和其他一些人主要在1990年代发展出来的。这支文献规模已经堪称庞大，且还在不断发展，但是其主要研究兴趣和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就专业化经济学而论，则是对下列思想成功地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一方面体现了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城市中市场的深度与广度的集聚经济性，另一方面是交通成本，这两个方面的权衡，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
在城市经济学中有一个影响不是那么大的小分支，尝试着在现代竞争性均衡分析框架中复兴个体专业化的古典斯密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利用它在城市的形成和增长方面的解释力。这个分支是由杨小凯和他的合作者所引领的。杨小凯和赖斯 的工作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瓦尔拉斯竞争性模型，集中关注由工匠们集中居住所带来的集聚的经济性，以此来解释城市的演现。由于在专业化的经济性和交易成本之间所做的权衡，当单位交易成本系数下降，则每一个个体都将会减少它自我供给的商品数量，从而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因此劳动分工的均衡水平就会得以演进。农产品的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因此农民们必然居住分散，而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者可以在分散居住还是集中居住之间进行选择。这样一来，在农产品生产和制造业产品生产之间如果存在局部的劳动分工，每个制造业者住得离一个农民较近，就不会有城市存在；然而，如果交易和交通条件得到充分改善，从而制造业者之间以及农民和制造业者之间可以有较高水平的劳动分工，则所有的制造业者就会居住在一起，从而缩减彼此之间的交易成本，最终产生了城镇或城市。与劳动分工的扩张和城市的演现相伴而生的，是所有产品的生产效率以及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贸易依赖度、市场的范围以及个体的专业化水平也会因之得到提高。这种概念之下的城市，在空间上是无维度的单点。只有在这个“点”变成了面——它本应如此——时，由专业化和市场交换的复杂网络所要求的交易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城市化的深远意义，尤其是城乡之间在土地价格上的差异，才有可能得到分析。后来，孙广振和杨小凯 给出了对专业报酬递增的竞争性均衡分析，解释了这些典型的城市化现象。
（二）从人力资本理论到企业理论：劳动分工经济学的现代方式
艾伦·杨格和乔治·斯蒂格勒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对劳动分工进行经济分析的斯密主义路线的最重要的进展，但是，他们在关注点上颇不同于斯密，更多地关注企业或行业层面，而斯密则在个体层面上更为关注。从1970年代末开始，并且一直贯穿整个1980年代，关注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那些与人力资本关系密切的现代文献，可以被视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主导下的人力资本研究的附属产物，开始回归到斯密的角度上来。市场范围的重要意义以及其对劳动分工的依赖，这两个斯密-杨格经济学传统中的主要论题，只有在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专业化方面的文献足够成熟，从而呼唤市场的回归之后，才重又引起诸多关注。
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西奥多·舒尔茨通过研究农业中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之后，认为专业化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是现代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而在诸如商业、制造业以及学术知识的生产领域等其他产业，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舍温·罗森和约拉姆·巴泽尔与本·于 彼此独立地发展了个体决策模型，来探讨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密集使用在促进专业化上的方式。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例如，在罗伯特·卢卡斯 论经济增长机制的重要论文里，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岗位培训（干中学）的递增收益被赋予了核心的重要性。作者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在解释何以人力资本会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时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效应是通过知识外部性的形式由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进行溢出的。
贝克尔和凯尔文·墨菲（KelvinMurphy） 这篇文章扩展了对影响市场和得自劳动分工的收益之因素的研究。除了专注（于特定任务或活动）的人力资本以及每个个体选择从事的任务之范围外，贝克尔和墨菲认为，一般性目的的知识和团队生产中的协调成本是另外两个决定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原因也不难理解：一般性知识强化了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而协调问题降低了扣除与专业化相联的协调成本之后的专业化收益。经由社会中所有成员均可取得的一般性知识的存量，有助于强化技能的递增收益，而协调成本与社会的人口规模一起对市场规模进行了限制。由此而论，贝克尔和墨菲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被看成是斯密劳动分工研究项目中微分学部分的颇有意义的扩展。此外，两位作者还试图探讨何者堪称知识和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决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至今仍待认真研究的课题。
在有关经济增长与市场扩展的文献中，杨小凯 完全抛弃外生比较优势而采取一种竞争性均衡方法，发展了一个分析性框架，将斯密关于在竞争性价格体系这一看不见的手引导之下，内在相似、通过非人格化市场交换而进行互动的个体之间产生分工的思想，进行了形式化处理。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由杨小凯和其他一些主要是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相关的学者运用和扩展的这一框架，对根植于劳动分工报酬递增上的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包括城市化、经济增长、企业制度的出现和演化，等等。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在企业理论上的进展揭开了企业内部分工的黑匣子。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生产的单位，通常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在结构，这不仅体现在组织生产过程的方式上，也体现在用于激发工人努力工作的激励计划以及企业内部优化利用专业化资本所采取的方式上。有关这些主题的研究非常重要，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复兴有关专业化的斯密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扩大有着显而易见的贡献之外，这派分析还与现行的有关劳动市场上工作岗位与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匹配问题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解决，从而使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这类研究相类似。
五、结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劳动分工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丰富多姿。它始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哲学探讨，途经中世纪的伊斯兰和欧洲基督教经院学者的著述、以及重商主义者们论述商业和财富的各种小册子作品，最终汇聚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集其大成。虽然遭遇了近一个世纪的冷遇，但是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劳动分工的经济学研究重新又登上了经济理论的核心舞台。
然而，边际主义的经济学家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商品或要素之有用性的边际估价，是如何在价格体系中加以利用的，将重点置于劳动分工之上的斯密传统给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边际分析和相关的均衡分析。由于专业化报酬递增在概念和技术上存在的困难和复杂性，致使劳动分工的结构问题几乎完全被忽略。但是，经济学的传统并未中断，劳动分工经济学所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对于理解现代经济体方面的威力，一直以来都在吸引着经济学家们的心智。最终，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里，由于分析工具的实质性改进和经济学内部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之解释的需要，经济学家们再次将劳动分工迎回到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中来。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古典经济学的丰富知识，对个体之间劳动分工的组合性质进行更为透彻的理解和分析，在斯密的精神传统下，去理解人类社会经济复杂性的真正问题。劳动分工经济学所揭示的深刻思想意涵，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地指引我们去理解和探究这个世界。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