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安格斯·迪顿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经济学中的消费、储蓄和发展问题的研究，研究领域横跨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证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
本文通过对迪顿教授在消费与储蓄、家庭调查分析以及关于贫困测量、健康与不平等方面的主要文献进行综述，展示了他在这些领域的主要贡献。
关键词：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丨迪顿悖论丨家庭调查分析丨贫困测量
一、引 言
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了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目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安格斯?迪顿（Angus S. Deaton），以表彰他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称赞他“通过研究如何将个人选择的结果进行加总，推动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展。”
安格斯?迪顿1945年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在剑桥大学取得了学士、硕士学位后，于1974年从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题目是《消费者需求模型及其对英国的应用》。之后，他在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担任研究员，与他的导师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 一起在应用经济系工作。对安格斯?迪顿早期的学术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的两位老师：W.M.高曼 和理查德?斯通。1976年，迪顿在布里斯托尔大学担任计量经济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其最重要的著作《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的大部分内容。1978年，迪顿荣获计量经济学会颁发的弗里希奖章，成为该奖章的首位获得者，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奖励对象是之前五年发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1980年，他关于不同消费品的需求是如何取决于价格和收入的研究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该论文成为1970年以来该杂志刊发的最具影响力的二十篇论文之一（Deatonand Muellbauer，1980b）。1983年，迪顿移居北美，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和经济学教授，此外还担任该校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国际事务教授。迪顿是计量经济学会会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7年，迪顿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由于他对消费和储蓄理论以及经济福利的度量方面做出的基础性贡献，2011年他获得了西班牙对外银行基金会经济学知识前沿贡献奖（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 of Economics）。本文从三个方面来综述安格斯?迪顿教授的学术成果，最后做一下总结。
二、关于消费和储蓄的研究
迪顿在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均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因此要想在一篇文章内对他的贡献尽数介绍，并给予公正的对待是非常困难的。他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消费者行为研究方面。迪顿的成名作即他与缪尔鲍尔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一书（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a），尽管在这本书中高曼和斯通对他的影响随处可见，但是两位作者还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理论研究推进了很大一步。这本书通过引入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对偶理论，向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展示了如何在消费者行为理论和微观数据分析方面搭建起桥梁。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们还发展了一套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简称AIDS）（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b）。这一系统给出了一种灵活的、可予以估计的函数形式，这一函数形式在理论上具有着良好的性质，随后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关于消费者需求的应用研究中。对于测量消费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AIDS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府购买行为对消费的影响以及其他各类政策的制定和效果分析，实用性很强。
迪顿还对储蓄行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与MartinBrowning和Margaret Irish合作的论文就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进行了研究，引入了从横截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中构造真正的面板数据这一方法（Deaton，Browning and Irish，1985）。迪顿在这方面的研究为在消费的生命周期与不确定性条件下家庭劳动供给之间建立起完整的统一分析，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框架。迪顿与他的合作者从1970年到1977年间英国的家庭支出调查数据中推断出男性的劳动供给以及不同年龄段的消费情况，他们所做的详细分析表明既有的理论对基于商业周期和生命周期的工作小时数和工资情况的解释并不成功。这篇文章及其后续的论文（Deaton，1985）受到了广泛的引用，在现代的计量分析中应用颇广。
1987年，他提出了所谓“迪顿悖论”，这已经在宏观经济学研究文献中变得非常著名（Deaton，1987）。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首先将收入与消费联系起来之后，后来的研究者就用收入来说明消费的变动，这是经济理论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也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但凯恩斯考虑的收入仅局限在现期收入上，1946年库兹涅茨发现“消费函数之谜”后，引发了一场大论战，结果产生了诸如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等，进一步丰富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由于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这一前提出发，弥补了凯恩斯消费函数微观基础的欠缺问题，所以更为流行，这两个假说都强调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基本上都是从未来的预期收入来考虑，而不是现期的收入，因此得到的结论也颇为类似，后人将它们合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但是，迪顿发现经济学家所做的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大部分分析表明，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个人平均收入是一阶差分上存在正的自相关的单位根过程。而如果这一发现是确实无误的，对劳动收入的一个单位的冲击应该会造成永久收入上大于一单位的冲击，那么，持久收入假说预测收入比消费更加平滑这一观点就是站不住脚的。数据上的发现告诉我们，消费要比收入更加平滑，因此消费具有过度的平滑性，这就是所谓的“迪顿悖论”。
迪顿还有两篇关于储蓄的文章也对后来的文献产生了较大影响。迪顿（1991）关于缓冲存货储蓄的论文引入的模型，现在已经成为消费与储蓄分析的基本工具。该论文对消费者无法借贷但可以储蓄情况下的静态均衡的特性进行了描述。这些消费者处于短期平滑的目的会持有资产，但是绝对不会积累大笔财富。另外一篇与Christina Paxson合作的论文探讨了跨期选择、保险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Deaton and Paxson，1994）。这篇文章在关于消费保险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滋生了大批研究文献，引来众多的经济学者参与争鸣。1991年，迪顿收到克拉伦登讲座的邀请，他利用这个机会，就这个文献的后续发展进行检视，将他的研究和其他人的研究综合起来进行了回顾。最终，讲座的内容被写成一本书，这就是《理解消费》（Deaton，1992）。这本书对消费和储蓄领域的理论状况和经验证据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全面的阐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理解消费》一书中，迪顿表示，经济学家在理解家庭储蓄和消费模式的研究努力，为经济学科带来的最可称道的科学成果。几十年中，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实证和理论工作，而且与其他经济学分支不同的是，在消费研究中，实证和理论从没有长久地分离过。对家庭行为感兴趣的微观经济学家和始终把总消费视为解释总量波动的中心因素的宏观经济学家，都被消费问题所吸引，而计量经济学家也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储蓄与经济周期、储蓄与增长、储蓄与竞争以及储蓄与福利的关系始终是经济学家激烈争论的主题。尤其是在1978年霍尔的《论前瞻型消费行为的随机含义》一文发表之后，关于消费和储蓄的研究就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因此，迪顿着重地把这一问题置于微观和宏观之间、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之间以及它们与总量时间序列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上。对于既有的代表性消费者这个概念，迪顿使用总量数据进行分析，他发现这类研究价值非常有限。代表性消费者这一概念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他们知道的太多，他们的生命太长。迪顿认为，如果我们观察个人的微观行为，严肃地从个体开始思考总体的行为，我们可能可以更多地了解总消费。
三、关于家庭调查的微观计量分析和对价格波动的研究
从1980年代开始，迪顿逐渐转向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他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发展研究计划”，后来还成为了该计划的负责人。迪顿在这里打造了一个团队，将那些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同事和学生聚拢在一起，使普林斯顿大学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重镇之一。通过他与世界银行共同完成的工作，迪顿对“生活标准衡量调查”的设计做出了很大贡献。这项研究从一系列国家中调查得到了一批关于家庭的微观数据，推动了发展问题的研究。迪顿使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数据集，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譬如对男孩和女孩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上的歧视（Deaton，1989），进行需求的价格弹性估计时对量价效用进行分离（Deaton，1988），以及规模经济和食品消费（Deaton and Paxson，1998）等。这些工作最后的成果是写成了一本专著《家庭调查分析——关于发展政策的一种微观经济学计量学方法》，此书是发展中国家家庭调查方面的奠基性著作，也很快成为了这个领域标准的参考书（Deaton，1997）。
家庭调查分析的数据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南非、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如何对这些国家的政策进行评估。迪顿在这一个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更为注重方法论上的探讨，大量引入有益于构建数据和政策之间桥梁的各种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家庭调查提供了关于经济行为及其与政策之间关联的一套丰富的数据资料。这些数据在个体家庭层面就诸多变量给出了信息，这些变量包括价格、转移支付、入学条件等与政策有关或无关的内容。对于那些容易受到政策影响的变量，如营养水平、支出模式、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健康等，该调查也进行了数据采集。由于经济学界对社会实验进行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家庭调查数据可以用来评估社会实验的结果。迪顿指出，在社会科学中，真正的实验并不总是可能的，而且它也常会因为将问题呈现出来的困难而难以达到我们进行实验的理想目标。在可控实验无法做到的时候，通过努力在数据间爬梳，再加上机运和灵感，这些微观数据可以为我们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提供强有力的帮助。这些自然实验已经成为很多重要发现的来源之一，当然也颇富争议。迪顿认为，尽管有所争议，而且这种自然实验的方法也不能算尽如人意，但是，认识到这是识别政策效果的一种方式仍不失为是一个良好的起点。有些政策问题根本无可回答，这可能是因为政策本身的问题或者理论上存在着的困难。但是，有些政策问题在原理上是可以进行解释的，通过精巧的经验分析可以为之提供一种现实的评价。在发展经济学中很多微观经济学的经验文献使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来寻找非实验数据中的因果关系，对此，迪顿认为，对所研究的问题构造结构式模型进行研究，是更加值得肯定的做法。这一点使得迪顿与现今流行的简约式模型研究取向有所不同。迪顿坚持只有那些能够在理论和数据之间构建起桥梁的统计假设才应该整合进模型中去。当然，迪顿也表示，这种方法虽然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困难，很多统计和经济学上的假设具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经常也不是那么的合理，而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非常复杂，在清晰程度和易于复制方面往往很难做到比较好的程度，比如工具变量方法以及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计量分析，如果没有对微观个体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解和把握，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受迪顿的影响，我国国内几所大学已经开始开展大规模的家庭调查，搜集微观数据，比如北京大学的家庭动态调查（谢宇、涂平、任强和张晓波主持）、赵耀辉教授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和西南财大甘梨教授主持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这些开放的微观数据会对政策制定提供更科学的依据，也会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
在与Guy Laroque合作的一系列文章中，迪顿就商品价格对投机贮藏的标准模型进行了研究。商品的世界价格对于世界上许多最为贫穷的国家的经济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但也不仅限于非洲。只有对价格行为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这些贫困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的管理才可能取得较高的收益。他们1992年的文章成为了对其理论和意涵的标准阐述，尽管他们后续的工作发现这篇论文中的模型在解释数据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Deaton and Laroque，1992，1995，1996）。
四、关于贫困的测量、不平等以及健康问题的研究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迪顿一直致力于对贫困的测量问题的研究，尤其注重关于如何从价格的空间差异上对可测收入进行调整。这一工作的大部分成果主要是针对印度的研究而得出的，得到了印度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印度的贫困统计即是建立在迪顿所创设的方法之上而做出的。他还尝试着理解在我们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速度之下，为什么世界上贫困率下降的速度会低于预期，此外，他还在就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构建如何影响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测量方面进行研究（Deaton，2005；2010）。迪顿认为，世界银行对贫困的定义其计算方法是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的人数统计，缺乏实际的操作性。他与其合作者提出，应根据购买力平价汇率来计算国家价格差异，然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人们的生活标准。但是，由于购买力平价指数经常调整，在衡量贫困时具有不确定性，对于改善实际的贫困测量问题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迪顿对印度的贫困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根据他们在印度所做的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他指出，印度大多数邦的贫困在1987年到2000年期间是持续下降的，但是，从1990年代以来印度的不平等问题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各邦内部尤其是城乡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大了。迪顿在《印度贫困大辩论》一书中，从政治和统计的因素对贫困问题的辩论进行分析，他指出，虽然没有人口普查数据来作为支撑，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印度的贫困人数是下降了的，但是印度政府对贫困的发生率下降幅度过于乐观。迪顿还发现印度的贫困测量问题长期受到调查数据的缺乏和国民核算之间的不透明之影响，出现了很多错误的估测。
最近一些年，迪顿的很多工作集中于对健康状况、死亡率及其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之研究上。这项工作颇为新颖，属于跨学科研究，仅从经济学的角度不可能对之有完全充分的理解，需要在健康和传染病学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动摇了已有的那些习惯上的认识。例如，有一种被广泛持有的观点认为，不平等并不会给健康带来什么危害，在迪顿与合作者写成的两篇论文中，他们对此观点进行了驳斥，结论正好相反，而且给出了充分的经验上的证据（Deaton and Paxson，1998b；Deaton and Lubotsky，2003）。这些研究和其他经济学以及传染病学的文献，构成了2003年《经济学文献杂志》上迪顿所做的权威评论“健康、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一文的主题（Deaton，2003）。在另外一篇重要的文章里，他表明了一种与经济史学家们的很多工作相左的观点，即认为收入和人们的身高（这些指标经常被用来衡量生活水平）只具有非常微弱的相关性，有的时候甚至不存在正的相关关系（Deaton，2007）。因此，人类的身高并不是生活水准的可靠度量指标。疾病——尤其是儿童时代所患的疾病——与人们生活水准的关系一直被忽视了。在他与其两个学生合作发表在《Demography》上的文章里，迪顿构造了一个关于抑制与选择的模型，这个模型就早期儿童的健康如何影响成人死亡率给出了新的洞识（Deaton等，2009）。即便在这一点上，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他用印度的事例表明，印度的营养水平确实有了提高，人们也变得更高了，但是，男人变高的比例要三倍于女人变高的比例。
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上，可以用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马茨?佩尔森对迪顿的学术所做的评价来做一个总结：“迪顿在发展经济学上的研究‘十分实用’，他告诉了我们如何衡量贫穷，如何对贫穷国家的生活水平进行数据统计，贫困有没有增加或减少，如果增加或者减少，如何进行海外援助，进行多少援助。迪顿对需求结构的研究也清楚地阐明了政策手段如何在经济上对家庭产生影响。例如政府决定改变食品增值税，你可以通过他的研究了解到政府的决定如何对消费产生影响，对粮食以及其他商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五、总结性评论
虽然迪顿教授的研究没有提出什么革命性的理论突破，所做的工作都是实证研究，是在运用微观个体数据对消费、贫困和福祉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而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第一次将这一奖项颁给了从事实证研究的经济学者，就此现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诺贝尔奖承认了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经济学的重心已经从研究理论和宏观总体现象转移到了微观实证研究，它同时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即未来经济学科发展趋势将更加注重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在迪顿的研究中，闪光之处时时而现。他所研究的主题，往往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没有人比他更关心数据的质量和测量的问题。对于他在经济理论中打下坚实的经验分析基础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成绩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而且，他的研究时常会得出一些数据不支持理论的地方，提出疑问，推进理论的进展，同样，也有很多研究为理论模型夯实了经验上的基础。他的研究为后来者在探讨新的领域时做出了良好的铺垫，开辟了一条更为坚实的研究道路。
作者简介
李井奎丨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法律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
原文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123-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