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经济增长的黄金律和空间均衡出发，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和空间错配问题。过度依赖投资曾经导致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前的短期高增长，但也造成了结构性扭曲，成为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的原因。因此，中国经济近二十年的增长与波动不是通常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与此同时，2003年之后一些区域发展政策虽然发挥了缩小区域间差距的作用，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空间资源错配。本文指出，地方政府追求的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增长，而不是全局的长期的增长。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改革来纠正扭曲和释放制度红利。
关键词：增长 结构 黄金律 空间均衡
理解中国经济并不容易，理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增速下滑更是容易产生争议。在实践中，如果不能找准中国经济的脉门，就不能有效施策并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遗憾的是，关于处于转型和发展进程中的大国，有的理解亟需修正，有的争议亟需澄清。本文将指出，讨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必须借鉴经济理论的两个参照系，即时间维度上的黄金律和空间维度上的空间均衡。这两个参照系建立了两组最优关系，即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以及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用两个参照系来对照一个仍然存在大量扭曲和错配的经济，本文将指出，既不能直接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把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下滑的过程理解为经济周期，也不能把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下滑理解为人口老龄化等外生因素引起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本文对于中国经济的诊断可以总结为以下几句话。第一，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我们必须将其和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看待，今天的经济增长失速，就是曾经结构性扭曲的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第二，虽然在宏观加总层面中国经济的失速是在国际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2010年之后才出现，但是在微观层面，结构性扭曲的拐点出现在2003年，只是在2003－2008年投资和外需拉动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早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第三，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宏观经济必须采取结构和空间的视角，仅仅看加总层面上的变量会掩盖很多不易被觉察的事实。
一、黄金律与中国经济的动态无效
经济增长的黄金律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的基准理论。在黄金率下，投资和消费各自所占的比率能够最大化跨期的经济增长率，消费多了，资本积累会变慢；而如果投资多，消费少，投资回报不高，则会影响未来的资本积累。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来说，利率是一个核心的调节变量。如果偏离经济增长的黄金率，出现投资过快，那么利率将升高，使得投资增长不至于太快。反之，如果投资增长不够快，则将下调利率，从而有利于投资增长。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图来表示没有扭曲的黄金率下的平衡增长路径。在图1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由于人口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纵轴也可以表示人均GDP。图中的虚线就表示始终处于黄金率下的平衡增长路径，在这条路径之下，随着资本的积累，人口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于是资本的边际回报将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率将逐渐递减。
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长期以来存在以压低利率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抑制。特别是在2003－2008年，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并且增长速度逐年递增。在通常情况下利率应该上升，但实际情况是，在这期间，由于存在严格的管制，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胀率）却处于下行通道，起到了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于是这一阶段由于投资快速增长，而投资本身又是短期经济增长的来源之一，因此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相较于处于黄金率路径上的增长曲线，在一段时间内扭曲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平衡增长路径的增长速度，在图1中用一条实线予以表示，其中DT表示曾经的高增长。
图1 黄金率和中国增长路径的比较
来源：作者自制。
由于资本积累加速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偏离了黄金律，其结果一定是国内消费相对不足，而使得产能相对过剩，必须依靠出口来进行消化。在国际经济危机之前，中国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曾经超过50%，并且出口加进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在国际经济危机到来之前的2001－2008年间，全球宏观环境宽松，欧美国家的进口旺盛，因此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此基础上，由于接近三亿的城市非本地户籍人口未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其消费受到了压制，特别是服务消费，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中消费占比和服务业占比偏低的问题。
以压低利率鼓励投资来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构性扭曲，因此这样的增长难以持续。从需求结构角度来讲，消费相对不足使得经济没有足够的需求支撑，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导致投资回报下降。2009年4万亿支出计划，即大量增加投资，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经济危机，但实际上是加剧了中国经济本来就已经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学者从统计口径上否定中国投资过度的事实，对此，仅从理论上提出一个反问：如果利率被压低了，而且是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实际利率不断下降，那么如何保证投资符合黄金率？
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讲，由于低利率鼓励了投资，相对于服务业而言，制造业得到了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得到了更多的鼓励，所以，总体上来讲，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资本相对密集的重化工业）占比偏高，服务业相对受到了抑制。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讲，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份额中所占的比重偏高，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受到了抑制，并且在实际利率下行的阶段，劳动收入占比也呈下降趋势。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又为提升消费占比设置了障碍。
有了黄金率增长与中国结构性扭曲的对比，就可以对当前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些认识进行回应。
第一，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通常的经济周期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增长速度在危机之前逐渐加快和危机之后逐渐放缓来看，这似乎就是一个周期现象，但是理解了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形成机制就会知道，中国经济的波动既不是凯恩斯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也不是供给方的生产率衰退所形成的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而是国内经济政策的扭曲所带来的结果。同时，即使在2008－2009年中国经济有随着经济危机到来而同步下降的全球经济周期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在近年的下滑也不是国际经济危机的周期问题，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近几年欧美主要国家均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回升（体现在经济增长率、股市和就业等方面），但是中国经济却仍然在持续下滑。
第二，不能简单利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增长潜力（或潜在增长）来理解中国的增长问题。“增长潜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与黄金律下的平衡增长路径相对应的，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逐步下滑，通常是因为这个国家逐步接近了发达状态和经济增长的前沿，因此，创新变得越来越难，同时也有可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其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图1中的虚线）。但是在一个存在结构性扭曲的中国经济里，接下来有两个路径选择，比较好的路径是通过改革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这样中国经济将沿着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先恢复到符合黄金律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然后才能运用增长潜力的概念来讨论类似于人口红利消失这样的因素对于增长的长期影响（在图1中用虚线箭头表示）。在这条路径上，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将上升，在生产端服务业的占比将上升，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的比重将有所下降。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有一些观点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比如认为只有靠持续加大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消费无法成为经济增长动力，靠服务业来拉动经济增长不可取。类似这样的看法都是把平衡经济增长路径（图1虚线）下的结论套用在存在结构性扭曲的中国经济（图1实线）上。另一条悲观的路径是，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的话，那么当前经济增长下滑将持续存在，而这种经济增长的下滑（图1实线），并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讲的增长潜力下滑（图1虚线）。
第三，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发展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不会在短时间内连下几个台阶，而在中国却出现几年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连续明显下滑的现象呢？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是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在发展，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潜力沿图1虚线逐渐下滑。而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失速，恰恰是经济危机之前快速经济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同时，2009年的4万亿支出计划进一步加大投资，并没有缓解之前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是加剧了经济的产能过剩，因此，把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曲线连在一起看，便出现了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急剧转变（图1中的实线），而这两个阶段，其实只不过是同一个结构性问题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二、空间均衡与中国经济的空间错配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不同地区在自然地理条件、区位和制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了理解大国发展，需要借助空间经济学提供的参照系，并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嫁接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一）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中国区域之间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条件的差异非常大。经济和人口的空间集聚似乎与平衡这个目标存在矛盾，然而发展和平衡这两个目标都很重要。为了分析大国发展，本文建立了一个高度简化的反映“空间均衡”思想的等式（图2），以此表明，“在发展中营造平衡”恰恰需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图2 空间均衡
来源：作者自制。
我们把一个国家分为两个部分，等式左边理解为农村，右边则为城市。类似地，讨论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关系，左边是小城市，右边是大城市。等式也可以用来讨论现代经济发展的劣势地区（左边）和优势地区（右边）的关系。一个国家内部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定会直到两边的人均收入是一样的，人口流动才会停下来。
如果国家总人口用大写的P表示，U表示在右边的人口，那么，左边的人口就是P-U。等式的右边表示现代经济增长，其主体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它的产出取决于技术和资本这两大因素，再除以U，就是人均GDP。相比之下，左边的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其总收入受制于资源因素。如果右边GDP增长快于左边，那么，只有不断减少左边的人口，增加U，才可以保持两边人均收入相等，即“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当然，在等式右边人口增长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成本，比如高房价、拥堵和污染。某些成本会抵消实际收入，比如房价，因此，地区之间的名义收入虽然有差距，但考虑到生活成本，实际收入差距就更小了。还有些成本很难被量化，比如拥堵和污染。当存在这些成本的时候，地区之间的“平衡”最终将实现生活质量的均等化。但如果只看名义收入，可能仍然存在差距。
在上面这样一个高度简化的分析框架里，存在着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面的三角悖论。
1. 国家层面：统一、发展和平衡的三角悖论
首先需要说明，这里所指的“平衡”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平衡，即经济在不同地区之间均匀分布。但是这样就会导致统一、发展和平衡不能同时实现。如果市场是统一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那么劳动力就能自由流动，而发展主要由等式右边的优势地区来推动，特别是由城市和大城市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来保证，这时经济一定是向优势地区集中的。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人口也将向优势地区逐步集中，这时，在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就无法实现。如果要追求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发展，那么就只能阻碍劳动力流动，而这时候就牺牲了国家层面的市场统一，也就牺牲了国家层面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
2.区域层面：均匀、差距和补贴的三角悖论
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如果追求均匀发展，那么在等式右边的优势地区需要设置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而此时等式两边无法借助人口自由流动来实现人均GDP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换言之，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存在，一定会带来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而如果国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地区间差距，那么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但这样就会出现经济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中。如果既不想看到地区间差距，又试图去阻碍劳动力流动，那么就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大对于劣势地区的补贴。事实上，中国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曾经追求所谓地区间平衡发展（实际上是均匀发展），又不愿意看到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只有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才能缩小地区间差距。但是，一方面，对地理劣势地区的大量补贴，往往仅提升了当地经济总量，事实上大量投资偏离了当地的比较优势，一旦没有补贴，此类发展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大量补贴的来源其实是转移支付，本质上其来源于优势地区的税收，故又构成优势地区的税收负担，不利于其提高竞争力。
再来看等式左边的劣势地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讲，等式左边是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当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时候，就会出现等式左边的农业劳动力太多的现象，而农业的规模经营又不足，故导致农产品出现“三高”，即高产量、高库存和高进口。其内在的逻辑是，当等式左边进行农业补贴的时候，在微观层面上，农户的理性决策就是增加产出，但是由于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结果大量转化为库存。与此同时，在农产品内部结构上，中国首先失去竞争力的是资本更加密集的农产品生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豆，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大量进口大豆。
3. 城市层面：增长、和谐与宜居的三角悖论
在城市层面，一段时间以来的城市政策是控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如果把大城市放在整个国家的空间均衡里，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个事实：如果要控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那么城市发展的增长、和谐和宜居三个目标——分别对应着上海2035规划明确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和生态之城——就无法同时实现。如果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了，人口就会持续向等式右边转移。如果要控制人口，那么在增长、和谐和宜居三个目标里，就应当至少放弃一个。从2013年之后的政策走向来看，由于经济增长和生活宜居是本地户籍人口所追求的两个目标，所以这两个目标不会被放弃。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会带来城市内部存在按照户籍身份进行的歧视，这必然伤害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如果限制城市人口规模，那么劳动力短缺又会伤害大城市的竞争力。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三角关系里，等式右边的地区还需要向等式左边提供一笔财政转移支付，以实现区域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而这也构成了优势地区的税收负担。
（二）中国经济空间错配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相对于“空间均衡”的参照系，如果一些基于短期局部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政治经济学因素阻碍了经济资源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配置，那么，就将出现资源的空间错配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应当将结合中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融入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中，从而发展出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在城乡发展方面，笔者两篇论文的分析框架是刘易斯理论加上了政治经济学。城市的人口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给农村劳动力设置一个流入城市的障碍。由于在城市里的收入比农村高，农村劳动力还是会去城市工作，而在城市未能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并且城市可以把由此省下的钱作为资本积累投入生产。但是这种行为的代价就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收入差距会产生负外部性，比如犯罪。这个负外部性导致的损失可以抵消资本积累。于是，这就需要权衡，城市不给农民工提供福利有利于资本积累，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大又通过社会负外部性导致资本积累的速度放慢，因此，在转型过程中需要看哪一个效应更大。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城乡分割主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正效应，所以这个时候经济的资本积累很快，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到晚期，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并且进城的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它产生的社会负外部性的效应就超过了资本积累的正效应，就会出现一个内生的制度转型的转折点。尽管城市居民仍然强势，但他们会意识到，如果再不改革，社会的收入差距带来的负外部性会进一步侵蚀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对城市居民也将不利。此时城市会慢慢地放开户籍制度的管制。所以，需要在刘易斯模型里加上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它的扭曲，它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户籍制度的内生变迁问题。
在区域发展方面，笔者有两篇“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文章的逻辑如下。一些发达地区是有“干中学”机制的，欢迎外来人口进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欠发达地区会认为，如果在静态决策里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分工，当前放任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口）往发达地区流动，那么欠发达地区就永远丧失了发展汽车、高科技等产业的机会。所以，欠发达地区会不按比较优势分工，而是先加大新兴产业的投资，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就学会了。这个道理类似国际贸易理论里面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里，欠发达国家不考虑全世界的资源配置效率，每个国家只需考虑自身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如果只考虑本地的动态比较优势，那么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就会遭受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在引用周黎安的理论去证明中国的官员晋升和考核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学者，可能忽略了周老师文章里的一句话。他说：“地方官员通过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而获得晋升，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这就是中国地方间竞争的“囚徒困境”。那么问题又来了，官员之间不合作怎么能有利于经济增长呢？如果一个地方的官员和另外一个地方的官员不合作，两地在进行重复建设，那么，这跟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和竞争力的提高这样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在理论上如何一致呢？
在理论工作中，我们逐渐把地方政府行为以及中央—地方关系引入有关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指出了行政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两面性。它既在短期有利于局部的增长，又在长期不利于全局的增长。前些年，我们也对这一组与区域经济有关的研究进行过总结，把它们总结为地理和政策对于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影响，其已经具有了这里所提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雏形。其中，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在空间经济发展里，集聚和平衡是不矛盾的，效率和平等也是不矛盾的。在空间均衡的概念之下，经济集聚保证了效率，而人口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因此，这是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实现“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目标。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它根本上转变了中国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思路。以前是“撒胡椒面”，强调转移支付和中小城市发展，今后是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的互助共济，并且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本文认为有效转移支付的意思是：第一，给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是让其去做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事情。第二，转移支付还要促进全国市场一体化。早期的两个理论模型讲述相同道理，即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促进国内区域间的市场整合。
对于大国治理来说，最高目标是实现“长期的全局的多目标最优”。以此为参照，可以非常清楚地比较几个与空间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理论。周黎安的理论刻画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张五常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创造。但是，其实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之下，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的是本地短期的GDP增长，在长期、全局、多目标三个维度上都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相比之下，陈钊和徐彤的“为和谐而竞争”的理论讨论了单一指标下的地方间竞争可能存在的扭曲，并且提出，如果采用类似满意度这样的综合指标，那么，可以减少基于单一目标的地方间竞争造成的扭曲。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无法保证实现全社会的长期和全局目标。与上述两个理论相比，陆铭、陈钊、严冀和陆铭、陈钊、杨真真讨论了在地方政府跨期决策下的分工和增长问题，并且指出，在不施加中央政府任何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地方间将出现不分工的结果，将影响全局的长期增长。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发挥协调的作用，通过转移支付让欠发达地区分享地区间分工产生的经济增长成果，那么，就可以实现全局的长期的最优资源配置。但是，这两个模型没有讨论如何实现多目标最优的问题。构建综合长期、全局、多目标最优的理论，将是关于大国治理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三）中国经济的03拐点与空间错配
有了上述理论准备，就可以来分析中国经济中的空间错配了。
从2003年开始，出于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考虑，为了追求规模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做可以缓解区域和城乡差距。然而，按照上文所说的道理，真正的平衡发展在于人均GDP的趋同，因此平衡发展应着眼于通过人口流动和区域间分工来实现。遗憾的是，盲目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产生了大量违背当地比较优势的短期经济增长，结果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产生了持续的资源空间错配。
2003年之后，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份额。伴随着2003－2004年的开发区治理整顿，全国大量开发区被关闭，尤其是沿海省份的开发区。此后，开发区政策被认为可以用于帮助欠发达地区进行发展。伴随着欠发达地区获得越来越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园建设在全国遍地开花。之后土地开发又催生了大量的新城建设，尤其是在2009年4万亿支出计划之后，新城建设成为全国各地拉动增长的一种手段，而大量的新城却建于中西部中小城市，这些地方恰恰是人口流出地区。
用于农业的补贴数量自2003年后大幅度增长。补贴政策虽然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从负面效果来说，其使得农民进城工作的动力有所下降，提高了他们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由于在沿海地区人口持续流入的情况下土地供应有所收紧，房价快速上涨。而房价的快速上涨，又通过推升人口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形成了阻碍劳动力持续流入的因素，其结果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抬高工资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地区，实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相应被挤出了。由于上述原因，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空间错配问题。表面上看当时的经济增长似乎仍然非常快，但是这种快速度是以投资增长、消费相对不足、出口消化产能为背景，掩盖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和空间错配问题。
理解了2003年开始的政策拐点，以及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就不难理解我们的诊断：中国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入明显的下滑阶段，根本不是通常的经济周期现象。另一个相关的依据是，在通常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周期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上，两者通常正相关，而中国经济却并非如此。换言之，当经济增长出现明显下降的时候，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数量下降通常相对较慢，而产能利用率则明显下降，这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在下降。而当经济增长快速上升的时候，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数量上升也会相对较慢，而产能利用率则应上升，这时全要素生产率会同步上升。但是在中国经济的数据里，2003－2008年间，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中国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这说明自2003年开始的高速增长，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现象了。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就能对另外一些有关2003年之后拐点的观点进行评论。第一，我们已经多次指出，2003年之后中国东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现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理论本身是一个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不存在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而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以及2003年之后对于农村地区的大量补贴，还有事实上由于偏向内地的土地政策所导致的东部地区房价上涨和生活成本上涨都会促使人口滞留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所以，出现人口流入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现象。这种类型的工资上涨会随着政策拐点的到来而到来，但是它却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纯粹基于城市工业部门需求拉动型的劳动力短缺。
第二，中国经济的拐点到底是什么时候？如果仅仅从经济总量增长来看，那么认为中国经济的拐点出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4万亿支出计划之后的观点只看到了表象。在图1中，如果看实线表示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径，那么会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由快转慢的那一个点（T）是中国经济的拐点，大约出现在2009－2010年。而如果把中国经济偏离黄金率平衡增长路径的整个阶段连在一起看的话，中国经济的真正拐点恰恰是整个这一时期高速增长的起点 （D），而那正是造成资源空间错配的政策拐点所处的2003年。
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在符合黄金率状态的平衡增长路径之下，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会出现逐步的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但是根据本文的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存在双重的扭曲。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政策扭曲所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存在以压制利率为主要表现的金融抑制。由于这些因素，从表面来看，中国的资本深化速度会非常快，在中西部资本深化的速度甚至超过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在生产要素价格存在扭曲的情况下，一段时间以来的资本深化偏离了黄金率下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这样的资本深化伴随着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和消费的持续低迷。同时，城乡间和地区间差距依赖大幅度的转移支付来弥合。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之下，存在着民众福利的损失。
第四，由于有了空间错配的概念，中国经济的很多宏观问题就需要分区域来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房价和债务这两个问题。在加总层面，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在不断上升，同时，债务－GDP比率也在持续上升。从这两点来看，宏观问题非常严峻，但是，如果从城市和省一级的层面来看，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空间错配的表现。在房价方面，根本的问题是2003年之后，在人口流入的地区土地供应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导致这类地区出现房价－收入比的持续上升；而在另外一类地区，人口流出，土地供应却持续增加，房价－收入比其实有所下降。债务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背离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然后再通过地方政府借债来进行投资，那么，当投资回报比较低的时候，就会出现债务－GDP之比不断上升的情况。而在沿海地区，除了类似天津这样建设了超大新城的地方，其他地区的债务－GDP之比总体上还算健康。
三、结论：增长和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一切宏观都源于微观，一切行为都源于制度。一切总量都包含结构，一切全局都来自局部。中国的总量问题，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中国的全局性问题在不同的局部又有不同的表现。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刻画市场经济体制，很少讨论政府对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影响及其结果，也基本上不处理结构性扭曲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能够基本保证资源配置效率，低效率的企业和个人会被市场机制所惩罚。而在中国，如果不能理解制度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以及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如何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就没有真正地打好微观基础。
从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的政府影响入手，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中结构性扭曲和空间错配的关键。中国宏观经济中投资和消费的占比、劳动收入占比之类的异常都与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抑制和对于资本的补贴相关。不仅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和人口都超大的大国，不同地区的经济表现也大相径庭。总体而言，中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出现的是人口持续流入，而土地供应跟不上，导致地价上涨。同时，住房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导致的房价上涨，又进一步推升工资，从而削弱了沿海地区的竞争力。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出现的现象，主要是人口流出同时投资加大，而且，由于投资大量依赖政府债务，偏离比较优势且投资过量，最终导致债务持续上涨。
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没有出现经济危机，是什么原因呢？从表面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出现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时出现的企业大量破产、劳动力大量失业、政府债务危机甚至关门停摆等状况。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本质上来讲是对过于乐观的生产者的惩罚和淘汰机制。如果供给增长过于乐观，而消费不足，那么过剩的产能就通过市场机制来淘汰失败者。如果在生产端没有严重的问题，而在金融市场上，对于增长过于乐观，则会出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最终产生的是金融危机。经济的危机和金融的危机既可能有关联，也可能因为两者的联系不强而仅仅主要表现在其中某一方面。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似乎都没有出现如同其他国家那样严重的表现。但是我们却不能回避，在中国存在的经济增长持续下滑、投资回报率下降、政府债务率上升等状况本身就预示着风险在累积。表面上危机没有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家信用。由于国家信用的支撑，在地方政府端持续存在的债务问题不被认为会导致大面积违约，公共部门即使发不出工资也不会关门。在企业端，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虽然不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破产和解雇员工的情况，但是可能表现为大量僵尸企业存在并维持就业和税收。即便如此，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就业问题已经出现日益严峻的局面。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坏账也因为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而没有得以充分暴露。社会公众也始终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不会出现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危机时的银行破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危机以债务和僵尸企业的形式予以存在，那种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论调是不负责任的看法，只能说中国的体制防止了更剧烈的波动。
中央决策层已经看清，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虽然有一些周期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即使是相似的宏观现象，中国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与其他市场经济并不一样，解决的方案也就不一样。其他市场经济的危机是一种总量上的调整，需要的是总量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市场监管。而在中国，潜在的危机来源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案来自于结构校正和体制改革，需要减少生产要素市场上的扭曲和空间错配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高层始终在强调，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在金融市场上，要逐步打破刚性兑付的预期；对于僵尸企业，应当加快处置；在土地市场上，已经明确建设用地指标的增量要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在人口政策上，则强调顺应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全面放开和放宽户籍制度，特大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也需要加快改革。
本文认为，从生产要素市场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入手，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治本之策。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所讲的减税那么简单，而是要涉及如何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入手，从根本上调整供给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真正地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发挥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伴随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构方面，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让地方政府行为能够更加符合整个国家的整体长期利益。这需要打破传统的以短期GDP增长和招商引资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体系，引入居民满意度等综合性指标，并将总量指标调整为人均水平的考核指标，直到逐渐放弃对于官员考核体系的追求，将生产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同时，需要通过法律和市场两个机制，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违反法律的政府行为应当被追究责任，违反市场规律的政府项目如果出现亏损，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破产清算。随着人口流动机制的逐步完善，民众用脚投票的行为也将形成针对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的投资行为的约束机制。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对于转移支付加上了“有效”这个定语。我们的理解是，转移支付应当扶持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项目，同时为当地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支持违背地方发展比较优势的投资项目，更不能为违背经济规律的政府投资项目进行事前的补贴和事后的偿债。同时，要更加珍惜和爱护市场机制中的价格信息，以及在公共领域各种发声机制所反映的信息，因为这些是最有效和宝贵的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信息。只有充分信任且利用这些信息机制，并将其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一部分，才能建立更加高效的反应机制，使得决策层能够更有效地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目标。
（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刊发于《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
《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第15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