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下西方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全球化时代中心国家金融资本积累危机的表现，是金融危机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国际关系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蔓延的表现。在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危机的条件下，新民粹主义从新自由主义中分离出来，它把大资本的要求和民众的要求说成是一致的，把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贫困和劳动者失业归咎于族群、民族、国家甚至文明之间的对立。新民粹主义只是在外围政策上反对新自由主义，而实际上它继承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新民粹主义是右翼政党蛊惑民众的表现，是左翼民主运动相对软弱条件下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利用民众运动的自发性转嫁矛盾和危机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对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冒险政策的破解之道在于：识别新民粹主义的实质、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运动的结合、科学说明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运行规律、寻求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道路、推动社会主义理念和全球化顶层设计的结合。
关键词：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囚徒困境；西方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8BKS087，主持人：宋朝龙）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当下西方新自由主义深陷危机并向新民粹主义转化，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和西欧国家民粹主义政党集体崛起。2016年，特朗普积极鼓动民粹主义参与竞选，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获得总统宝座。英国独立党、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等都加强了新民粹主义的浪潮。随着新民粹主义的崛起，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和评价也多了起来。对新民粹主义的研究，正如对一切社会思潮的研究一样，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定的时代条件出发来研究其主张和性质，而不能做名词解释式的研究，也不能只做外在的历史比较研究，例如，概括出几种民粹主义浪潮，指出其共性和差异。这种研究固然有其价值，但是，有很大的随意性。新民粹主义和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简单地拿历史类比来理解当下的新民粹主义，而是要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时期金融资本世界积累体系的矛盾的研究，来揭示新民粹主义兴起的条件、政策主张和真实实质。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积累危机的产物；金融资本推动了全球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革命，也发展起一套寄生性、投机性、剥夺性的积累机制，造成了寄生阶层的膨胀、工薪阶层的贫困、社会对立的加深、国际关系的逆转。新民粹主义是中下阶层愤怒的产物，是左翼民主运动相对软弱条件下民众运动被右翼政党蛊惑和利用的产物。新民粹主义的参与主体毫无疑问是广泛的民众，这表明民众已经激动起来了，表明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那种富足的中产阶级社会、橄榄型社会已经破灭。但是，新民粹主义还有另外一面，即新民粹主义是被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影响、蛊惑和领导的运动，这是新民粹主义的实质，是决定新民粹主义性质的本质规定。右翼新民粹主义政党强化族群对立、以转嫁危机的办法掩盖国内矛盾的深刻性，同时在国内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例如减税，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反对工会，减少社会福利等。新民粹主义的内外政策不可能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反而会使危机在新的层次和规模上积累起来。
一、新自由主义因遮蔽、放任和加剧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而衰落
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的金融资本积累模式及其危机是西方新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新自由主义放纵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剥夺性、寄生性积累，导致了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衰落、社会动荡、国际关系紧张、全球化逆转的危机，面对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承诺遭遇破灭，新自由主义走向衰颓并让位于新民粹主义。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主张形式自由和价值中立。早期的自由主义以及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那类自由主义还含有社会民主的因素，还包含着对经济社会关系的调节，包含着福利主义原则。但哈耶克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是使自由主义通往奴役的道路。新自由主义把形式自由和经济社会民主做了更彻底的切割。新自由主义把人从其所依赖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抽离出来，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由意志的主体，看作是法权意志的主体，看作是孤立的、自足的、原子般的个体，从中引申出法权意志主体之间的契约自由，这种契约自由只体现主体在交往中所体现的自由意志的一面，至于这种自由意志背后的物质利益博弈，发生在这种博弈中的物的主体化和主体的物化等等，是在这种自由主义哲学的视野之外的。新自由主义只强调程序正义，至于程序正义之外的实体性内容，则在新自由主义的关涉之外。
第二，新自由主义掩盖了金融资本的统治。新自由主义把契约自由设定为合法关系的基础，但是，金融资本正是利用契约自由确立自己的统治的。金融资本是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垄断融合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依赖于职能资本、与职能资本分离并统摄着职能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着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支配着地产、银行和国债，支配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配着世界市场和国际关系。金融资本是支配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真实主体。新自由主义以抽象的契约自由遮蔽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新自由主义把抽象的“人”设定为形式自由的支持者，实际上金融资本才是主张、倡议、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才是主张把形式自由和任何经济社会民主内容相切割的主体。
第三，新自由主义放任了金融资本的危机叠加机制。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涨”危机，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解除了对金融资本积累的一切约束。金融资本作为一种不断自我塑造的力量，使生产、流通全面加速，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张、深化，使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和支配不断深化。就像一切主体都试图通过变革手段来实现目的一样，金融资本也通过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和信用技术的革命来积累，这是金融资本推动社会进步的方面，这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二战后，金融资本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一系列深度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关系。但是，金融资本除了生产性积累的一面之外，还有非生产性积累的一面，即金融资本通过专利权、定价权、金融地产、证券投机、国债投机、支配货币发行权等手段进行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这是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是阻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面。不仅如此，金融资本还包含着以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生产性积累危机的悖论逻辑，也即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它试图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结果造成更严重的危机。例如，当金融资本积累陷入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资本过剩这样的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刺激地产投机、证券投机等非生产性积累的方式来解决危机，结果使危机在更深层次上积累。例如，以刺激金融地产来缓解危机，就使社会中寄生阶层的收入越来越多，使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上升，使产业竞争优势丧失，使工薪阶层进一步贫困化。金融资本试图以强化非生产性积累的方式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只是使危机叠加起来，造成更大的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解决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新自由主义放任了金融资本的积累，放任了金融资本悖论逻辑，任由金融资本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任由金融资本积累危机的“自由地”表现和叠加。
第四，新自由主义宪政国家救助金融资本危机的办法加剧了社会危机。在新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的理念中，只允许最小国家、极小国家的存在。在西方大社会、小政府的观念下，国家成为金融资本积累的守夜人。经济领域里大量的社会性的权力，都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新自由主义的传统政策，例如，货币扩张、减税、削减福利等政策，都不能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向纵深发展。在自由主义的制度体系下，货币发行权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联合的大金融资本家。为了救助金融资本自身造成的金融危机，受金融寡头支配的“国家银行”印发更多的货币借给国家，而国家救助了金融机构，却使自身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救助危机，还造成通货膨胀，使工薪阶层本已萎缩的购买力更加萎缩。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解救危机，固然暂时避免了经济的系统性崩溃，但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是使工薪阶层和公共权力日益贫弱的办法。日益衰弱的国家越来越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使本已被剥夺的底层民众进一步遭到剥夺，于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全面转化。解决危机的手段造成了更深重的危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的行为结果。
第五，新自由主义自身的衰落。新自由主义把大量应该由公共权力调节、监管和掌握的经济权力拱手交给了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导致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放纵式积累，使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自由地表现出来，解决危机的手段加剧了更大规模的危机，国家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导致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中产阶级被剥夺、社会陷入大面积贫困，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自身也变得极度衰弱、深陷债务陷阱。2008年危机以前的金融危机是在世界体系的外围或半外围国家爆发的，例如在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地方爆发的。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遭遇了两个“失去的十年”，俄罗斯休克疗法最终造成了一批亲西方的金融寡头。2008年的危机转移到国际金融资本的核心地带即美国，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转折点。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一个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承诺。在现实中，金融资本的积累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衰落。金融资本积累把所谓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再度变为金字塔型的社会，把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变成了一个普遍的债务社会。在美国，工薪阶层、小业主、州政府、联邦政府都成为了金融资本的债务人。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其GDP，已达24万多亿美元，平均每位美国公民担负近7万美元的国债。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面临这样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家负债规模过大，凯恩斯主义政策就难以推行。为了维持国家的基本运行，政府就削减福利，削减对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在法国，马克龙上台后，其政府削减了住房补助，并相继削减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向民众加征燃油税，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黄马甲”抗议运动。总之，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金融资本的各种局部性缓解危机的办法都最终加剧了总危机的到来。在各种局部性的危机缓解政策都用尽的条件下，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国际关系危机顺次展开、转移和叠加。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难以为继。金融寡头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势力、新的代理人，右翼民粹主义被调动起来作为救命稻草。那么，右翼民粹主义能不能解决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呢？
二、新民粹主义的崛起及其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
在金融资本积累的逻辑之下，新自由主义向新民粹主义的转化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美国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向极端主义的倾斜就成为诸多投机民意的政治人物相互角逐的一个偏好。不仅是在美国，在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各国都不断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涌现出来，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气候。
第一，新民粹主义根源于民众对自身困境的抗议。民粹主义反映了金融资本积累体系下日益分裂的社会内部的焦虑情绪，新民粹主义以极端化的方式使正在激化的社会矛盾表面化，并发出某种危险的政治信号。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巨额财富集中、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民众的贫困化以及没有保障的就业，是民粹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在这一轮全球化中，新技术造成了财富的大幅增长，与信息产业直接关联的金融业和互联网产业催生了一大批新技术权贵。这些‘知本家’富可敌国：微软的比尔·盖茨多年蝉联世界首富，而一个苹果公司的股票市值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资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活力。然而，财富向少数权贵集中，普通民众难以分享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成果。尤其是财富再分配机制长期没有得到重新调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了新的两极分化。”英美社会的贫富分化，是在金融资本获得极大成功、获得极大社会支配能力之下所导致的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是直接基于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剥夺性的积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塞耶斯教授认为：在美国，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很富裕，而贫困的前工业区则深受新自由主义政策之苦；美国曾经的汽车制造中心，现在是一片荒地。在伦敦更是极端，伦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富裕城市，另一方面，伦敦北部非常贫穷的前工业区，工厂关闭，人们几乎没有希望①。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麦克莱伦教授认为：民粹主义并不是联合王国特有的。在德国、在意大利，在匈牙利、波兰，在法国、西班牙都能找到。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没有人关心他们。民粹主义是大多数人或相当一部分人对金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的抗议。
第二，新民粹主义是民众运动迷失方向的表现。新民粹主义是西方反金融资本的左翼运动乏力而致使民众运动受右翼保守主义操纵的一种结果和表现。2016年，在与特朗普的竞争中，从民主党内部分化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桑德斯曾一度给选民带来希望，有望阻止特朗普获得政权，但是，桑德斯在民主党内提名时败给希拉里，这导致桑德斯的许多支持者转而去支持特朗普。可见，恰恰是因为左翼民主主义运动不发展，因为左翼民主主义运动失去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导致社会底层的某些阶层转而去支持右翼新民粹主义势力。反金融资本的左翼民主运动之所以相对弱小，也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完成，随着西方左翼与苏联模式的切割，左翼运动转向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生活方式批判。左翼运动的另一部分，试图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右翼化了，更靠近了新自由主义。反金融资本的左翼运动方向不明确，方向分散，这是民众支持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新民粹主义是民众的一种本能的、直接的反映，是民众的本能的愤怒，也是民众运动缺乏组织、缺乏领导、迷失方向的表现。民粹主义是一种凭靠热情的、短暂的、无序的、自我冲突的民众运动形式，是民众对社会矛盾和生活压力的本能的、直觉的、直观的、情绪性的理解和反应。中产阶级从支持身份平等，到在移民、种族问题上反对平等，这是中产阶级面对债务压力、失业压力时的一种自发反应。民众运动中包含着健康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成分，但是也包含着从个人出发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等。民粹主义表明，民众不理解自身所处困境的真实原因，不了解摆脱困境的真实路径。总之，民粹主义是左翼政党相对软弱而无力领导工人运动的表现，是民众运动的一种萌芽性的、不成熟的、过渡形态的运动阶段和运动形式。
第三，新民粹主义是右翼自由主义政治势力蛊惑和操纵民众运动的表现。对民粹主义的形成来说，右翼政治势力的蛊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面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右翼政治势力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金融资本的批判中转移开，试图增加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一体感，把二者利益的一致作为其政策蛊惑宣传的核心。右翼民粹主义的蛊惑包含如下一些要点：其一，右翼民粹主义把金融资本和工人阶级的统一性绝对化，而把金融资本对工薪阶层的剥夺、把金融资本和社会利益直接对立的一面给遮蔽起来了。其二，为了强调资本和工人之间的绝对统一性，右翼保守主义在国民身份的统一性上做文章，而为了强调国民身份的统一性，又把其他族群、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作为对立面加以强调。民粹主义是建立在“我们”和“他们”的身份区别上。何谓民粹？国民之精粹，民族之精粹，或精粹之民粹。新民粹主义思潮抛弃了“人性论”“普世价值”等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把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论看作是妨碍金融资本转嫁社会矛盾的一种意识形态负担，新民粹主义以族群身份差别的原则代替了自由主义普适主义的人权原则。特朗普公开鼓吹美国优先论、西方中心论、白人优越论，公然歧视女性和少数族群，把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归咎于其他族群、民族和国家，把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说成是他国盗窃本国就业机会所致。新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以惩罚他国的姿态，调动民众的仇外情绪，以转嫁矛盾的形式来掩盖国内矛盾的深刻性。麦克莱伦教授指出：在英国，移民问题是约翰逊政府和右翼人士一直试图强调的，因为他们觉得炒作移民问题在政治上对他们有利，他们能借此得到更多的选票。移民是很容易让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它是一种替罪羊。其三，为了转嫁矛盾，强调与他国的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就夸大一些矛盾，弱化一些矛盾，把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达到转移矛盾的目的。由此可以理解英国脱欧运动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为什么夸大英国对欧盟所负担的义务，而对英国受惠于欧盟的好处则闭口不谈。通过上述方法，新民粹主义把民众的反抗怒火从金融资本上引开，民众运动成为右翼政客打压其他国家的工具和手段。
第四，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变体形式，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新民粹主义试图在优先满足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条件下解决由金融资本积累自身所导致的问题，在其形式上的对外极端主张背后，在其公然撕下新自由主义抽象人权论的意识形态装饰之后，却又公然继续了对金融资本减税、减少金融投机管制、减少社会福利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因而，从本质属性上来看，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统治的新形式。麦克莱伦教授认为：在约翰逊先生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是一个非常右翼的政府。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极端的政府，它偏袒自由市场、个人主义、操弄国家、反对欧盟。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和强权政治形式相结合，这在边缘国家是早已发生的现实，只是现在同样的趋势也在中心国家表现了出来，这说明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像金融资本上升时期的那种方式继续统治了。在拉美，美国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曾在军人专政的形式下得到推行。在拉美这些落后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内部隐藏着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军方以维护宪法的名义发动政变，防止民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推行有利于金融寡头的政策，这是新自由主义的隐秘条款。
第五，新民粹主义的囚徒困境将把资本主义引向系统性危机。新民粹主义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的政策，推行一系列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措施。特朗普政府把“美国优先”正式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多个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中撤出。2017年6月1日，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2017年10月12日，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12月3日，美国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2018年5月9日，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6月19日，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10月3日，美国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相关议定书，并以国际法院相关诉论为由终止与伊朗签署的友好条约；2019年8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据美国《国会山报》4月12日报道，趁全球注意力都被新冠肺炎疫情吸引时，特朗普政府可能又要退出一个重要条约即《开放天空条约》；该条约签署于1992年，是美俄之间重要的军事透明机制；根据该条约，美俄可以派出非武装侦察飞机，相互空中侦察，以确认对方的军控执行与军事部署情况［3］。新民粹主义继承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外交思想也即霸权稳定论的思想，并使之进一步极端化。新民粹主义以更频繁的军事讹诈和冒险主义政策代替世界警察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用“重塑美国军力”取代“自动减支计划”，用“美国核力量和核基础设施现代化”取代奥巴马的“无核世界”主张。特朗普提出要把核武器小型化、战术化、可用化，要发展低当量核武器。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将重建国家军事力量以确保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欧洲、中东等世界主要地区维持力量优势。武装部队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年相比，特朗普政权的第一年的无人机袭击增加了两倍。特朗普政府被评论家们称为白人至上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新帝国主义时代。特朗普政府的主导思想是对外输出矛盾、寻找替罪羊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是，靠替罪羊解决不了危机，其他国家也不可能臣服于这样一种外在的压力。如果各国都寻求替罪羊，那么这种替罪羊的角色最终会落到自己身上，对别人的惩罚会通过一系列中介传导，最终转变为对自身的惩罚。逆全球化的最终的结果是使世界市场陷入无政府状态，各国都陷入囚徒困境之中，出发点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实际上却导致了各自利益的最小化、损失的最大化。如果各国都把输出矛盾作为解决矛盾的办法，那么就会导致国际关系的一系列紧张和逆转，而国际关系的紧张和逆转又进一步破坏了金融资本国际积累的条件，使金融资本陷入更大的危机。新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的核心政策正是导致危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新民粹主义的外围政策，即民族主义、反全球化政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而越不能解决问题，又会反过来使右翼政党越来越倾向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于半法西斯主义化。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就是顺着这个逻辑走上历史舞台的。麦克莱伦教授指出：民粹主义运动发起一种新形式的保护主义。英国脱欧运动，吸走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能量，使人们没有时间去考虑严重的经济问题。在英国脱欧问题上，英国大的政党自身内部并不能达成一致，尤其是保守党内部分裂严重。这也是自2016年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以来，过去3年来英国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各个政党都无法就如何退出、是否退出欧盟、退出之后如何应对等问题达成一致。结果是，在英国，政治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欧洲自二战以来的过去70多年，右翼政党往往比左翼政党更有控制力。像过去那样，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强大，它会导致一种半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一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嘉宾约翰·罗默教授认为2008年以来的大危机是一次经济大萧条，在未来50年可能会发生世界性的战争。
三、新民粹主义囚徒困境的破解之道
防止新民粹主义的根本途径，不是回到凯恩斯主义，更不是回到新自由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防范和破解新民粹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赋予民众运动以科学的方向，才能把民众运动从新民粹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取代金融资本统治，才能为全球化新阶段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框架，才能结束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为了防范和破解新民粹主义囚徒困境，马克思主义需要应对如下问题：
第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判别新民粹主义的实质。对新民粹主义的评价有两种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把新民粹主义认作为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诉求、推动社会变革的健康力量。这种观点认为新民粹主义是社会底层利益的代表，其性质是反金融寡头精英的。这是被新民粹主义的舆论宣传所蒙蔽了。表面上看，新民粹主义号称反精英，例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多次公开批评一小撮精英的统治，号称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但是，特朗普总统的反精英，只是指华盛顿的政府官员精英，而有意不把矛头指向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其实，在美国，华尔街才是经济社会的真正统治者。新民粹主义的所谓反精英，实际上暗含着反对政府干预这一新自由主义核心主张，也即新民粹主义以反对政府精英的口号反对政府对金融精英的监管。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民粹主义是底层群众对自由的戕害。这种观点是自由主义者所持有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民粹主义是激进民主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动。自由主义者把任何社会民主运动、激进民主运动都看作是民粹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新民粹主义是激进民主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因而防范新民粹主义的对策就是加强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民主运动，反对激进民主运动。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的分析表明，西方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是金融资本统治的产物，也是金融资本统治的新形式；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在金融资本危机时代的变体形式，新民粹主义是反金融资本左翼运动乏力的表现，是左翼民主运动相对软弱条件下民众运动被金融资本利用的表现。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势力中的极右翼势力利用民众的不自觉达到重塑金融资本对民众的领导权，是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能蛊惑民众的情况下，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一种新策略，这是新民粹主义的实质。在新民粹主义的问题上，我们要鉴别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认知范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判断。
第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政治的结合，把民众运动从民粹主义中解放出来。民粹主义预示着社会矛盾的表面化。民粹主义运动表明民众沸腾了，民众起来了，民众有不满，有怨气，但缺乏正确的经济政治纲领和组织基础。民众如果不起来，那么资本主义的秩序就会很稳固。现在民众起来了，但是民众不自觉，民众运动的方向是被右翼势力所左右的。现在西方的政治格局，在一定意义上类似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格局，欧洲民众起来了，但社会民主党力量很弱，组织动员能力不够，民众的力量去支持了希特勒。社会主义的缺席，使资本主义在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震荡。阿明（Samir Amin）说过，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就是由民粹主义导致的社会混乱、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不是理论结论的直接实现，而是在与波拿巴主义、俾斯麦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的斗争中，在与这些势力争夺群众的博弈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西方的很多国家都有比较强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潮流，但民众仍然被卷入了法西斯主义潮流之中，现在共产主义和左翼的力量变得虚弱得多，遏制民粹主义的力量更加虚弱，这是造成目前新民粹主义暗流和逆流的原因。如果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组织不够坚强，不能吸引群众，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那么民众很可能被民粹主义所利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曾反复强调：如果苏维埃不能够取代临时政府，那么临时政府最终也会被军人所取代。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新民粹主义政治混乱时期，新秩序的生成要跟社会主义相结合来观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民众运动从新民粹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赋予民众运动以科学的方向。当然，社会主义左翼运动的复兴也是曲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熟需要党的人员准备、组织准备、纲领准备和策略准备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发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明新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危机不是由金融资本之外的偶然因素例如监管不力等因素导致的，而是由金融资本的内在本质导致的。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需要科学说明金融资本积累及其自我否定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的价值形式出发，分析价值形式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分化为不同的职能资本，在此基础上，《资本论》还进一步讲到了银行资本在形式上确立了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形式上的统治地位，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地位如何发展为实质上的统治地位，正是说明金融资本的内在线索。在马克思之后，希法亭和列宁将《资本论》所暗含的逻辑线索发挥出来，阐释了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形式上的统治地位如何变成金融资本对产业、商业和信用业的实质上的统治地位，说明了作为大货币垄断资本的金融资本。希法亭和列宁不仅分析了金融资本的产生机制，而且把金融资本作为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在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论述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希法亭的论述忽视了金融资本与寄生性的关系。为了更全面地揭示新民粹主义得以产生的根源，需要从政治经济学上对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及其内在矛盾做出科学的说明。
第四，对社会主义克服右翼民粹主义的制度能力加深研究，提升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就是内在地超越和扬弃金融资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民粹主义赖以产生的土壤。要解决生产资料的金融寡头垄断问题，要在生产资料社会联合所有的基础之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样才能解决所有权中所包含的矛盾，才能使所有权成为个性自由的基础。社会主义运动史，探索出了可以克服金融资本内在悖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美国模式，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成分不是由私人寡头所支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垄断性的生产资料，对大的战略产业、土地、石油、矿山、银行等实行社会联合所有制（在一定历史阶段上采取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从而克服了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寡头所有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能力利用资本积累逻辑中生产性积累的一面，同时又克服资本积累逻辑中非生产性、寄生性、剥夺性积累的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秘密。防范新民粹主义的关键是避免金融资本积累模式的陷阱，防止新自由主义主导国家的内外政策。就我国来说，避免新民粹主义影响的关键是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公有制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克服了金融资本的放纵性积累，可以消除新民粹主义赖以产生的根源。
第五，推动社会主义理念和全球化顶层设计的结合，克服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的风险。现在全球需要越来越多的合作，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想利用全球化，不惜牺牲全球化。那么，社会主义有没有能力引领全球化？社会主义曾推动了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引领了民族解放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二战后，资本主义经历新一轮的全球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确实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一轮发展。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及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之上，国际共运探索出了公有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参与、适应、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为推动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法国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秘书长丹妮尔·塞瑞拉认为：中国崛起对于美元霸权产生很好的平衡的作用，同时对于全球资源分配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不仅仅是惠及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中，亚洲投资银行的建立能够让资金、金融在整个亚太地区发挥更为重要作用。法国、英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都加入了这样一个机构①。爱尔兰国立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特伦斯·麦克唐纳认为：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中日趋感到如鱼得水，而相反的，美国在这个框架中却举步维艰，并不断触碰到世贸组织规则的红线。中国对自由贸易的重视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实力。随着中国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西方国家，中国转换到贸易关系促进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点的体现，这一倡议可以把许多国家联合起来。
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是金融资本统治的产物。金融资本具有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两种机制。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从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的总体资本，它把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的革命作为自身积累的手段，从而促进了全球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革命，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在生产性积累的基础上，又通过定价权、不动产垄断、证券投机、国债投机、货币发行权支配等建立起了一套剥夺性、投机性、寄生性的积累机制。每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强化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使危机愈益深刻，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悖论逻辑导致核心国家寄生者阶层日益膨胀、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新自由主义遭遇自我否定、新民粹主义崛起。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在金融资本危机时代的变体形式，新民粹主义是左翼民主运动相对软弱条件下民众运动被金融资本利用的表现，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是防范新民粹主义的根本之策。避免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积累模式陷阱，铲除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这是防范新民粹主义的根本之路。对我国来说，克服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的道路在于：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理念和全球化顶层设计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