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是“数字化生存”的话语场，也是网络政治参与的践行域。这个场域一方面压缩了政治运行的路径，另一方面则点燃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经典的金字塔型官僚政治过程开始扁平化，而政治运行的黑箱则逐渐被打开，一紧一张之间，官民关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官民关系解构：微博是何种变量
“官民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其本身暗蕴了“上与下”、“管与被管”的逻辑，在民智已开的中国，民主政府的权力行使是这个古老词汇的最新注脚。网络是一个“自赋权”的场所，期间网民通过对信息流的持有和分享获得社会事务的议事权，突然获得的权力难免使得网民进入到“广场狂欢”的状态，与传统的政治运行产生对冲，当微博出现后，这种较量达到高潮、成为常态。网络社会的的政治运行因为信息公开渐广和传播速度渐快，“黑箱政治”日趋减少；而政治参与的因为门槛降低和成本简化，民众逐渐由观望的路人成为涉身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官民关系开始走向一种相互信赖、依赖的阶段。而机遇之外，微博同时带来新的“政治交易成本”，即“喧闹成本”。微博支持公开的表达，但没有筛选群体意见的机制，因此很难统计或者界定民众的普遍看法；微博能突出意见领袖的作用，但并不唯一的意见领袖又使得“意见”往往成为“异见”。这些问题展现的是微博作为网络政治时代一个变量，存在一定的取值空间。网络政治函数的整体趋向是以限制“官气”且增强“民力”来调整官民关系，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理性选择；微博的取值过小则官僚体制凌驾于公民社会，微博取值过大则增加公共行政的难度。因此，微博对于构建和谐的官民关系至关重要，但由于其局限性的存在亦需要对其做出一定的限制，
官民关系重构：微博的可能与不可能
官民关系的状态是一种“政府——社会”关系的反映和结果，不论是政府单方面调整或者社会单方面发展，都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而微博的出现给双方带来了加速磨合的契机。但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发展必须注意到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性，所以对于微博使用边界的讨论，显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官民关系的核心是政府能提供什么和民众需要什么，是一个供需关系。而微博对于官民关系的构建同样有一个供需的模型内核，即微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边界问题的厘清将是微博时代官民关系重构的前提。
首先，微博是平台而不是舞台。以新浪微博为例，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开设微博成为趋势，涵盖了包括公检法、科教文卫等社会管理各方面，这些微博客观上成为了政府与民众接触的前沿阵地和形象窗口。例如@长沙市公安局，微博开设以来，每天都有最新的政务消息更新，既有即时的路况管理也有贴心的安全提示，当网民提出安全隐患时能迅速做出反映，并快速跟进，为市民营造了安全的观感。政府微博作为官方信息发布和民间信息收集的平台，是公共服务改进的根据地和试验田。政府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发布政务信息，而民众发现所反映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回复，将形成官民之间良性、长效的互动机制，易于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微博利用的好，能营造和谐官民关系，而处置不当，将对官民关系造成几何级数的破坏。需要提及的是，在众多的政府官方微博中存在部分“被动分子”，这类微博的设置初衷不是更好为民服务而是完成上级任务或者满足舆论需要，不是解决问题的平台而是滥竽充数的官样文章，不是阳光行政的窗口而是邀功表功的政治秀。公共服务的平台成为政治营销的舞台，微博的“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效应会加剧民众与政府的对冲。当民众示好得不到回应且被漠视，其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对政府的信任都会大打折扣，而破损关系的修补则及其困难。平台和舞台，是官民关系处理的两种取向。前者侧重于“做”，是服务性政府；后者追求于“秀”，是官僚主义。政府官方微博的路径选择，一念之间将决定官民关系的走向。
其次，微博是载体而不是主体。如上，微博是网络时代的政府新公共行政的重要平台，通过其有可能构建理想化的官民关系。在新公共服务的框架设计中，微博的地位应该凸显但不应该过度诠释。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所脱出的一个界面，其中民众与网民的身份异化重叠，网络问题实质是一个伪命题，所有的意见与建议都是现实问题的网络映射。政府是社会管理的操盘手，而民众是社会管理的体验者。体验者往往长于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而短于全盘的考虑，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政府官方微博中存在有大量的网民在抱怨和斥责。政府的需要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但决策不能片面根据微博民意而行。这是因为微博议政的重要局限所致。第一，问题反映者和受益者的主体不一。微博上的民众议事是社会意见的一部分，不能挟持整个社会的取舍，发声者获利、沉默者受损将导致“网络马太效应”，官民关系不应该演化成“声大者得之”的民众内部不公平竞争。第二，微博只能作为信息平台而不能作为办事平台。虽然微博是一个信息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平台，但无法保证每个相关者都能通过微博获取信息，基于此，微博可以作为官方信息表达的载体之一，如果为了满足全社会所有人群的需要，我们还需要其余更多的补充载体。而由于针对对象的匿名性，政府官方微博不能成为一个办事理事的平台，这决定了微博只能成为民众参政议政的一个载体而不是主体。对于网络政治，应该存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线下解决。诚然，微博能为政府公共行政提供便利、为民众参政议政提供途径，但它依然存在自己所不能达到的彼岸。
很明显，政府官方微博可以解决问题，并且能解决之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当你觉得微博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那么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我们知道，供求关系的平衡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官民关系的和谐需要找到一个供求平衡的帕累托最优点。微博能够在信息收集、发布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当你使用不好或者过度使用的时候，它又会产生反作用。理想化的官民关系是作为委托者的民众在体验的基础上提意见、提建议，而代议制的政府在广泛吸收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阳光行政。在这样的官民关系中，民众合理利用微博能解决其体验反映和政治表达，政府合理利用微博能提高其纳谏能力与服务水平。但微博不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即使它是一条反映问题的捷径，仍然必须坚持程序正义的法则，承载过多会削弱其可信性与有效性。一言蔽之，当今社会不懂微博，不能构建官民关系的良序，而构建官民社会的良序，却不能只懂微博。
本文原载于《清风》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