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系统、准确地把握百年变局中蕴藏的变数与特征，是中国应对相关风险挑战，进而化危为机的前提条件。在直面问题的思维指导下，应该清醒意识到变革中的世界秩序、全球衰退背景下的经济转型发展任务、中国社会的成长变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使命等方面的严峻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始终立足人民立场与本土自觉，正确处理发展与分配、治理维度问题的关系；清醒认识矛盾的性质与转化可能；保持应对外部压力时的勇气与定力；绝不回避意识形态斗争、改革方向与政策立场分歧等重大问题，从而在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改革发展正确定向领航的基础上化危为机，破局前进。
［关键词］百年变局 风险挑战 战略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下世界所处新阶段的一种宏观描述，其核心要旨就在于变革与变化。以百年变局作为分析当代中国问题的背景与框架，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不畏挑战、善于攻坚克难的品格。事实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充分肯定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对百年变局中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挑战保持着清醒认识，对发展维度与分配、治理维度矛盾彼此交织、内外压力风险增加的格局作出了准确判断，从而在阐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时明确提出了“发扬斗争精神”的重大原则。有了这种问题导向的意识和直面风险挑战的思维领航，就有理由系统、全面、科学地认识百年变局中不同领域、不同成因、不同表现的风险矛盾，以此作为应对挑战、强基定向的必要支撑。具体而言，世界百年变局下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一、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与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的前几次重大转型相比，当下的世界秩序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愿景幻灭的后果，因此，其百年变局的特征并不能简单比附于此前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也不能印证所谓“文明冲突论”给出的“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的结论。这是因为，在虽不合理但客观上织就了利益关联网络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维系现有秩序的主体与产生变革意愿的主体间并不表现为简单的零和博弈关系，相反，后者所推动的变革常常是在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稳定的公开宣示下进行的，从而也必然带有鲜明的渐变与妥协的色彩。同时，这种变革的应激—回应性特征，也意味着有的变革者在行动时往往并未形成清晰的变革理念与积极进取的变革方案。因此，无论是变革进程的顺利推进，还是变革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宣示，都会受到既有秩序及其维系者的极大掣肘。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综合国力和发展态势远超俄罗斯，且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明类型等方面均被西方国家视为“他者”的变革者，在不远的将来所遭遇的围堵压力必将远超今天的俄罗斯。因此，对于处在“机会与挑战的中心”的中国，把握机遇与应对挑战显然是同等重要且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由硬实力保障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中国推动变革、创造更合理的新秩序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使其更有可能全面地反思和超越现有秩序。通过提出和系统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经建构出相较于俄罗斯、印度等国更加清晰、明确的变革理念，也提出了更具可行性、可能收获更广泛价值共识的变革方案。相应的，与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构相比，中国的变革理念和变革方案也是温和渐进的，并且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这将使更多发展中国家看到在霸权夹缝中生存的希望，甚至可以基于分享发展收益的共识，为西方国家中部分企业家、政治家、知识分子所接受。
因此，要充分挖掘这一机遇蕴含的变革潜力，就需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坚定高举扩大共识、促进共赢共享的大旗，既重视用事实说话、赢得朋友和认同者，也要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同时，也需要建立完善的、兼顾各国精英与社会大众认知的外宣体系，并注重“以斗争求团结”，系统深刻地批判诸如“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西方话语，抵消西方霸权给变革者带来的污名化压力。
另一方面，也不应低估变革世界中潜藏的挑战与风险，不应过分乐观地预期变革进程的顺利程度与近期前景。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硬实力方面仍然占据着相对优势，西方世界在一个超级强权在场的情况下，其统合程度也远超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换言之，变革的阻碍者与变革的参与者、期待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仍将是很不对等的。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意味着以下三个尖锐问题。
其一是对手的强大和联合围堵施压的风险。在遏制中国日益成为少数西方国家共识的既定前提下，任何形式的主动示好和妥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面临的外压风险，而这种风险的等级还将随着中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断升级。西方阵营利用任何可能的借口，特别是通过介入台湾问题发动战争，打断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基于对这种极端情况的预判和绸缪，更需要放弃幻想，积极准备斗争，准确理解内宣与外宣的目标与特点差异，以此作为中国战略考量运筹中的重要前提。
其二是扩大统一战线的可能限制。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上仍高度依附于西方并受到西方文化霸权根深蒂固的广泛影响，中国扩大朋友圈的努力必将遭到很大的干扰阻力和所谓“新殖民主义”之类的污名化影响，在经营与特定对象国关系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出现反复波折的情况。对此，应该端正心态，不必在经营统一战线方面抱有毕其功于一役的过高预期；同时，也要正确处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在对外总体原则上注意区别对待。对发展中国家应以理想主义取向的感召团结与有力的支援协作为主，对西方发达国家则应更侧重以现实主义的博弈制衡、对等反制、分化瓦解为主，在具体行动中讲求有理有利有节、因时因事制宜。
其三，在世界秩序的变革中，西方硬实力的相对衰弱与文化霸权的相对衰弱并不是同步发生的。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模式的实践问题，但相关的反思往往是针对具体个别的人、事、组织的，很少延伸到宏观层面的体制、价值、文化的层面，更谈不上理解世界的认知体系层面。而这一问题延伸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就很可能表现为人们承认西方制度在运行中存在问题，但同时认为这种问题不是致命的，且仅仅是由于背离了“理想的西方标准”所致。如此就会在认知领域中受到“以中国之事求证于西方”思维定式的制约。尤其是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新闻学等关键学科领域内，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和建构本土话语体系、价值观体系，那么文化领导权的缺失必将极大地妨碍中国推动世界变革的行动，甚至可能造成一种中国的外部对手与内部异己力量形成联动的局面，威胁到中国沿着独立自主道路继续改革发展的路线方针。
二、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7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异表现不仅奠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且作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绩效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成为凝聚中国这个超大型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因此，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延续长期稳定的发展局面，能否在西方既有发展模式之外走出一条成功的、具有示范价值的发展新路，最终在经济发展方面引领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全面超越西方国家，就成为百年变局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一，当前中国在变局中面临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仍然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方面居于相对劣势。事实上，正如亨廷顿所言，“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由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形成的历史积累和现存的国际秩序、全球化模式的影响，中国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必须实现超过西方的经济增速和增长质量，以此作为证明自身制度优势，打破西方霸权压制封锁的重要前提。同时，中国要体现人民至上的立场，也需要持续、健康和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作为基本条件。有鉴于此，当下仍有必要立足实际确立一定量的经济增速指标，避免把反对“唯GDP论”曲解为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还应明确借鉴一些国家经济去实向虚的教训，坚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升对抗外部遏制封锁的自立能力，实质性地建立健全国内统一大市场。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对于房地产和金融行业中可能出现和加剧的风险要做好预案和应对，有意识地摆脱此前一个阶段中对房地产和金融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过度路径依赖，转而“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从实体经济领域的新产业中寻求新的增长支点。还要避免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出现相关政策的反复，损害大众对于党和国家政策立场和权威的信心。比如，对于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应该意识到其既创造了新的增长可能，但也孕育着大资本固化阶层与分配格局，从而抑制社会活力的风险。要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有效的动力，就不能不强调“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优先解决好对这些新经济样态的调控引导问题。
其二，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的稳定向好态势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驾驭市场经济、驾驭资本，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实行有效宏观调控，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制度优势。一段时间以来，在对改革发展的经验总结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和夸大了放权和市场化改革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固有缺陷进行矫治与规制资本无序扩张的作用。随着中国与西方发展道路在目标与内容方面分歧的日益显现，这种对于发展经验的片面曲解可能会成为变局中的一个潜在风险。它意味着在面临一些深化改革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制定时，会频繁发生诸如污名化公有制、矫饰资本扩张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制造产权理论陷阱、混淆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和私人大资本发展的区别、利用“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进行误导等以错误西方教条遮蔽正确中国经验的情况，从而误导决策者的判断。所以，正确而全面地解读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就构成了维系发展格局的先决条件。以此为前提，在下大力维系经济增长基本盘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防止以市场化改革作为拉动增长的万灵药，注意防范市场化对非经营性领域，特别是强调均等化原则的公共服务领域的侵蚀。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驾驭资本的态度应该始终旗帜鲜明、理直气壮，不能因为特殊时期经济下行压力等原因在严控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态度游移，甚至释放彼此矛盾的原则和政策信号。
其三，保持与提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是中国经济在变局中的重大挑战之一。就对内维度而言，关键在于体现经济发展的人民中心立场，解决好“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等问题，从重组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分配关系中激发新的活力。应该意识到，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客观上需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分配为代价来换取发展赶超的速度，但这种做法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因为其在历史上的有效性而被确证为一条不容挑战的定理。相反，在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带来的一系列弊端日益呈现，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对执政党执政基础、制度基础造成的侵蚀影响无法回避的情况下，片面地强调效率与增长至上原则，割裂发展与分配的关系，才是一种更危险的背离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其中不仅酝酿着葬送改革发展积累成果的风险，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政治问题。需要在宏观层面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宣示与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效衔接，要实际地“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准确地判断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真问题，明确以平等作为各项改革政策的基本价值导向，重点解决历史积累的社会分化、分配不公问题。相应的，也不能一厢情愿地寄望于单纯的三次分配自发实现共同富裕，而是要在政策保障导向上真正“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更多地利用好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有效工具来实现对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唯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才不至于影响到大众对经济增长与自身福利增长正相关性的积极预期，不至于摧毁此前由发展而形成的改革共识。
对外维度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将进入一个兼具“被动应对”与“主动作为”成分的重组阶段。前一特点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开放，加入“逆全球化”阵营，而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拒绝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开放。但即便是被迫“脱钩”的形势进一步严峻化，也需要看到其中孕育的机遇与促进转型升级的动力：即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相对趋冷，是发生在西方国家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去实向虚的情况下的，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和控制力的相对削弱。而中国在保持制造业持续发展升级的前提下，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填补西方退出所带来的空间，并且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经济关系，创造更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基础。同时，西方对中国经济遏制的重点之一就在于部分高端产业与核心技术的封锁，而中国自力更生意识与能力的不断增长，也将主动打破这一封锁，化压力为动力，在压力下实现产业升级、技术创新。
归而言之，百年变局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与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表现具有类似的特征，即现有秩序中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必然联合起来打压多数后起者的发展空间，并试图维系对后起者的经济控制。在西方文化霸权仍较为强势的情况下，这一企图还将得到来自部分国内精英的呼应支持，带来内外危机同时发生，外部压力通过内部蜕变发挥作用的巨大风险。因此，处于变局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需要在明确本土立场、本土思路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好改革与发展两个维度上的问题，既避免改革恐惧症，又防范改革依赖症，真正努力从有效改革、有益改革、人民立场改革中激活发展动力。
三、中国社会成长变迁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但是其中所孕育的问题与挑战也同样值得重视。概而言之，相关问题与挑战可以从社会结构性、社会治理、社会思潮与代际更迭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其一是社会结构性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作为当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共同根源，阶层固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积极扭转了贫富分化的状况，并在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模式、配套的经济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的制约，解决阶层固化问题的整体效果尚不显著。尤其是在百年变局中国际环境可能更趋恶化、外部经济围堵封锁与政治上的颠覆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如果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问题持续发酵，就完全可能不断侵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政策基础，并在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演化为重大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冲击稳定发展的中国之治。
应对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需要转向更侧重危机预期与应对的新重点。当然，危机应对不等于以维稳思维解题，而是要在做好危机应对预案的前提下，尽快为阶层固化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创造制度性、政策性条件。比如，要正确判断阶层固化问题的出现既是发展尚不充分的结果，也是发展问题与分配问题的解决现状不尽匹配的结果。
其二是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当下仍然存在着整体制度优势与基层治理水平之间不相匹配的矛盾；存在着基层治理水平地域性、层级性不平衡的矛盾；存在着基层公共机关人员能力不足、素质不高、待遇不足、压力过大、动力不足等问题；存在着媒体时代个别治理事件演化成重大舆情问题，继而造成治理问题政治化，政府应对时由于维稳思维进一步造成矛盾积聚、激化的风险空前增大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应对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应该根据具体问题的性质注意区分判断应对。第一类是由基层治理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客观矛盾，比如一般意义上的群众对具体政策、人员的接受度、支持度问题，以及基层政权在介入一般性的群众内部矛盾协调时的有效性问题，等等。对于这类问题，应该在通过改进基层工作方式缓解矛盾的前提下，不必过分苛求消解矛盾，而应将其纳入可接受的、常态化存在的矛盾之列，在处理时注意节约基层行政资源。第二类是由基层治理主体不当行为引发的矛盾，比如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基层治理中的层层加码行为、官僚主义作风等，也包括处理矛盾方式的错误，如在维稳思维驱动下滥用行政手段，导致一些本应在正常的法治、行政规制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升级，等等。对于这类问题，应该通过基层党和政权建设，以及切实发展基层民主、加强群众监督的方式来解决，上级党政机关要本着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依规追责，基层党政干部要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抑制过分动用行政手段的冲动，各级宣传部门要善于做好以诚恳认错纠错来争取群众谅解、达到宣传目的的工作。第三类是第一类或第二类矛盾被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已经在舆情维度甚至在社会事件、社会运动维度引发波澜，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对于这类问题，应该一方面就事论事地解释、解决矛盾个案本身，及时抢占信息与舆论主动权，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际结果来消弭流言，不要因为害怕矛盾升级就掩盖矛盾，甚至放弃对矛盾“元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又要针对敌对势力进行回击，依法依规地处理舆情或社会事件，并注意信息与媒体管控中的具体方法。
其三是社会思潮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思潮领域中的交锋再次凸显，处于新旧思潮发展阶段、代际的激烈交锋转化期，矛盾依然突出，甚至存在在内外诱因下再次激化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当下中国社会思潮领域的问题与挑战表现为：（1）右翼自由派势力是影响最大、威胁最大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自由派思潮及意识形态体系经历了长期的本土发展，广泛地影响到学术界、教育界、媒体界、经济界、文化界。本土自由主义渗透了包括政治思想、学术理论、政策方针、媒体策略等各层面、各领域，同时涵盖体制内外范围的话语权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产阶级”以上阶层群体，特别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等文化、经济精英群体的意识形态底色。在具备了影响党政界强大能力的同时，自由主义者还常以历史虚无主义、逆向民族主义等激进思潮影响社会公众。（2）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保守派也乘机获得了一些体制内与灰色地带的生存空间。他们通过恢复一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被否定和取消的传统糟粕内容，悄然输出着“告别革命”“否定革命”，以及“中国必须再儒化”的观念，以此作为颠覆现有体制和党的合法性基础的铺垫。（3）相对的，在当前中国仍广泛存在着涉及阶级阶层利益的矛盾议题时，左派的革命话语既能够得到历史积淀的加成，又容易唤起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的现实共鸣，但其中一些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派等派别影响的分支还可能造成思想领域的进一步混乱，误导青年在实质上接受“左派”外衣掩护下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削弱中国社会的总体认同基础。（4）西方输入的“白左”思潮诉诸争夺社会性议题解释权的斗争策略也带来了新风险，其所衍生出的一系列争议性议题，如性别、宗教、种族议题等身份政治的话语，在“避谈阶级及其政治的语境下”，实际上消解和替代了作为党执政根基的阶级与革命话语，掩盖或扭曲了问题背后的资本要素和阶级问题动因，并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预设，在看似无害的对政策性、社会性甚至是文化性议题的争论中输出政治性观念与诉求，瓦解支持现有体制的社会共识与政治认同基础。（5）民族、宗教等相关问题所引发的社会思潮矛盾。其主要表现包括，大汉族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同时出现，并对部分青年产生影响，同时，作为保守主义思潮的延伸，民族与宗教文化整理、阐释与宣传方面出现的一些偏差，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历史认知与现实政策议题争论，削弱了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应对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应该在保持中国之治的同时，着力解决一切有悖于社会主义发展原则的矛盾问题，杜绝资本权利绑架国家的可能，奠定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的物质与实践基础。二是应该主动争取学术、文化、媒体等领域的话语权，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的影响，同时也牢牢把握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权、解释权，深入批判具有“告别革命”和“复古”取向的保守主义思潮。三是应该在引导左翼思潮的过程中把握好方向、尺度与效度问题，善于区分和疏导其中有可能转化为支持体制的力量。四是应该旗帜鲜明地拒斥和批判各种身份政治话语，反对舶来的各类政治正确原则在中国社会的泛滥，特别要防止身份政治诉求的组织化、运动化，防止其通过大众媒体与社会舆论制造舆情矛盾与社会对立。五是应该注意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脱敏化，在阶级话语、革命话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话语的融合中讲清历史与现实问题，防范极端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撕裂共同体共识。
其四是代际更迭方面的问题与挑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积累集中影响到青年的现实境遇与未来发展，并贯穿于其成长全阶段中，可能造成部分青年对国家民族空前充满信心，但对个体命运同样充满迷茫，甚至是不满的矛盾情况；而基于代际成长环境的差别，青年一代已不再能够基于改革开放前后时代的亲身对比感受产生自发的改革共识，这既导致其一方面对社会不公问题容忍度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又因内部的阶层、职业等分化加剧而产生代际内的价值多元化，并对资本力量大规模侵入和渗透到生活世界普遍感到恐惧与彷徨，随之也催生出诸如“躺平话语”等亚文化表达现象。
应对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应该以解决代际沟通与代际理解问题为前提，老一代要准确了解当代青年的困惑与境遇，更要改变俯视心态和导师心态，更多考虑青年立场。二是正确认识“躺平话语”等亚文化现象的本质与成因，以关怀引导代替批评鞭策，制度化地解决困扰广大青年的就业、家庭、社会保障、阶层固化等问题，为缓解代际疏离奠定物质基础。三是应该学会用正确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解释中国问题，解构西方文化霸权，从而全方位地影响塑造新生代的政治情感与政治认知。
总之，这些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的具体成因主要在于：（1）在一些人那里，此前阶段的改革共识正在随着代际更迭与改革问题的出现而逐渐削弱，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人与群体再次展开了对“为谁而改、为何而改、如何改优”问题的争论。（2）媒体时代中社会思潮转化为实际挑战与影响的组织基础、技术条件、参与条件大大发展。（3）各种意识形态所承载的观念、诉求更多反映于表面上不具政治性的社会议题讨论中，但其表达与争鸣背后潜藏的政治性成分并没有下降。（4）国际格局开始进入一个剧烈变化、压力陡增的新阶段，作为外部压力传导的结果，国内的思想界与舆论场很可能出现意识形态斗争激化的情况。（5）阶层分化、代际更迭的因素也再次激活了社会思潮领域的争鸣。而这些矛盾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变局中社会领域的总体形势。其一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在形成正确的改革共识与“四个自信”方面的任务还未根本完成，因此才导致一些对于重大问题阐释与解决方面的明显误导性意见得以大行其道。其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总体趋好的情况下，也不应否认各种反映不同阶层利益诉求、带有不同政治目的的力量仍然具有影响和引导社会公众，进而按照其需要解释和影响改革导向的可能。要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些问题，就需要形成一个以解决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为基础，以改善社会治理的政策为纽带，以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斗争为支持，以认真应对代际问题为抓手的系统性解题体系。
四、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从长期执政的总体成果与态势上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正日趋成熟，其长期执政的内外根基与物质保障也是空前有利的。
反映在机遇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基于一百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辛奋斗、攻坚克难，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只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就能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相统一的问题，从而在正确处理党政、政社关系方面实现了理念更新，进入到一个科学推动改革的新阶段。三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建构体现本土立场、总结本土经验、指导本土发展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意识显著增长，这就有助于应对变革期西方文化霸权干扰制约中国作为变革者的主动性和行动能力的问题，并能够为未来的新秩序提供替代性的文化领导权基础。四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百余年再出发的时代背景下，以更清晰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来看待时代变迁的影响，这就为更好地应对危机、化解潜在的内部矛盾风险提供了重要前提。
同时，也不能忽视百年变局背景下长期执政的内外风险挑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与其质量间的可能张力。当然，党治国理政需要嵌入社会的庞大组织体系，但鉴于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也要注意党员的数量规模与质量之间非正比增长的可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势得到了显著加强，但此前历史积累的问题党员仍有相当的存量，列宁提出的“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的问题仍需得到重视。对此，除通过反腐整党清除一些存在明显劣迹的党员干部外，还需要等待代际更迭来缓解历史遗留问题，也需要在为组织吸收新鲜血液的过程中把改进政治生态和前置性地解决党员质量问题放在关注问题的重要位置。
二是在强化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整体背景下，党中央对于各级组织的统合能力确实有了明显改善，但由此又带来了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即部分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从乱作为状态蜕变为不作为状态，放弃了自身的能动性，将一切责任归结到上级组织与中央。这样一来，就很容易造成三类问题：其一是中央与上级党组织的功能过载，无法对基层发生的大量具体事务作出及时的回应；其二是中下级党组织懒政现象泛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往往宁可搞不符合实际、不被群众认可的“一刀切”做法，也不以认真踏实的基层调研和坚定的群众立场为依据；其三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导致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蜕变为不唯实、不为民、只唯上的形式主义表演，或以牺牲资源投入为代价搞政绩工程，造成组织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基层工作人员的不堪重负、不胜其扰。对此，应当在始终坚定地强调中央权威的同时，注意维护中央权威应该落实在践行党的性质宗旨要求和执政理念上，在可能助长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上做减法，而在以群众满意度为衡量指标的制度建设上做加法，既要及时淘汰腐败分子、异见分子，也要有效清理党内的投机分子、庸碌干部。
三是中国共产党在对百年变局的形势有了相当自觉的前提下，还面临着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艰巨的现实挑战。具体表现为：其一是具有官方半官方背景的理论建设工作投入资源巨大、参与人员众多，成果数量也极为庞大，但其中低水平浅层次的简单复述阐释、回避现实问题、“报喜不报忧”的“正确废话式”产出占据了相当比例。这些产出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投入产出比极不合理，又会恶化理论界、学术界的生态，带来“门阀化”“利益集团化”的问题。对此，需要从体制的重组、人员的筛汰等处着手，破除官僚化、利益集团化的体制弊端，压缩无效投入与无效产出的空间。并致力于加速推动具备本土立场、回应本土需求、彰显本土特色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建设进程，要更多地寄望于成长中具有更深家国情怀的青年一代，要把理论建设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群众性有机融合起来，要敢于、善于同西方主流理论、话语交锋竞争，不仅要跳出此前“以中国之事证西方之理”的盲从定式，更要明确宣示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为世界所提供的示范与启示，让理论创新跟上实践进步的步伐。其二是受到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影响，党员群体尤其是中高级干部中出现信仰缺失、价值错位，甚至某些人申请入党就抱有异见和颠覆性动机。其三，随着中西方关系的被迫改变，以及一些国内无良资本试图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源，那些在信仰、价值观方面受到西方影响的党员干部也更容易转化为体制内异己力量，这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带来远大于外部压力的破坏性后果。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重演苏联末期部分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的“党—国精英”勾结国内外资本主动颠覆体制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对于这一破坏力显著的风险，应该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保持高度警惕，要特别做好防范“当两面派、做两面人”的问题，及时清除体制内异己分子的工作。
五、科学把握百年变局下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主要特征
处在百年变局当中，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机遇与挑战当然远非上文所能充分罗列，但无论具体的机遇与挑战为何，其中仍然蕴含着一些主要特征。
就风险挑战而言，具体表现在：（1）发展维度的问题与分配、治理维度的问题彼此交织。发展维度的问题是关键，但分配与治理维度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直接影响到发展维度问题的解决。（2）政治性与非政治性、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同时出现。从总体格局上看，非政治性与非对抗性矛盾仍是主流，但在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向政治性与对抗性矛盾转化的风险正在增加。（3）在可预期的国际环境趋向恶化的情况下，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矛盾的风险增加。其转化机制主要包括：直接以妨碍中国发展的方式制造矛盾诱因；扶植和诱导中国精英倾向西方立场、采取西化政策；依靠西化精英操纵文教界与媒体影响大众；引入身份政治等因素挑动中国社会撕裂等。（4）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社会共识基础遭受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对立、代际间的价值—认知冲突等因素的冲击，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撕裂风险。（5）社会思潮领域的交锋将会显现，一度被改革共识所暂时掩盖的一些重大问题，如阶级和分配问题正以更清晰的左右之争、中西之争、社资之争、代际之争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反映出来。
就机遇而言，具体表现在：（1）世界总体形势虽然呈现出逆全球化浪潮、各种矛盾冲突发生频率提高的不利现象，但直接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还尚未到达爆发的临界点，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窗口仍未完全关闭，只要应对方法得当，战略选择理性，中国在掌控局势、避免失控方面仍拥有一定的主动权。（2）虽然受到了疫情、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盘仍保持稳定，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仍保持稳固，中国作为创新国家的活力仍不断焕发，在国家避免无良资本力量反制驾驭国家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实力提升仍将为中国应对变局提供有力的保障。（3）在主动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分配领域问题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正通过提出和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来彰显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只要实现在应对共同富裕问题上理念宣示与现实政策的有机统一，切实解决好阶层固化问题，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前文中提到的内部矛盾，继续保持改革与发展的红利。（4）社会发展与代际更迭在带来一系列矛盾问题的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在全新的世代基础上解决相关问题创造了条件，只要党和国家秉持心怀大众、理解关心青年的理念，就完全可能在经过社会思潮、价值观领域的破立斗争后重建起新的、更稳固的社会共识基础。（5）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核心优势，在历史积淀、现实能力、组织架构与前景展望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只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就完全有条件在坚强有力领导核心的指引下度过变局中的危机，战胜变局时代的各种挑战，进而激发出更大的历史主动性，在创造新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主导作用。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思潮的演进及社会影响研究”（20AZZ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林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