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新冠肺炎肆掠人类已近一年，目前似乎还看不到其终结的迹象，而新冠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巨，同时也为人们思考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提供了难得的新契机。2020年以来，世界各地学人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非常重要的看法，对于人们认识新冠及其背后的自然与社会有启发作用。新冠期间我正好从武汉返回南宁，南宁的学生们举办讲座会命我讲演，我即以《瘟疫、生命与文明》为题，阐述了自己的一己之见，其中特别牵涉到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问题，或有一得。非常感谢张树成、李海华及诸同学根据录音悉心整理成文，于是便有了这篇作为我思想经历的“文献”，成为我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一个记录。
魏敦友，匆草于武汉沙湖之滨，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法哲学研究中心
2020-10-7
引言
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要特别感谢如山，感谢海华，还有同学们。现在全世界都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之下，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围绕着新冠疫情写了大量的文章，我们国内也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参与其中。但就像刚才应如山所说到的，在疫情期间是不便于组织大规模活动的，所以我记得海华最早跟我联系，让我做个讲座的时候，我还说疫情期间我们能聚吗？这好像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思考一些跟文明有关的问题——我今天还特别拿了一本埃利亚斯写的《文明的进程》来讲座，所以我后来跟海华说，就围绕“疫情与文明”这样一个题目来讲吧，借此展开我们相关问题的讨论，从当下回到历史，回到理论，回到思想。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模糊的念头，但是今天早上我在想下午要讲什么的时候，我脑海里面突然蹦出灵感来，就讲“瘟疫、生命和文明”。所以说今天这个讲座看起来是个偶尔的事情，但是实际上隐含着很深的契机在其中。我稍稍整理了一下，觉得有三个契机，具体有哪三个契机呢？
第一个契机，就是我想起了我二姐的病和我与弟弟之间的一段对话。就是在今年二月初的时候，那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以武汉为中心，扩散到全国各地，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没有那么严重。医疗资源的缺乏，感染病人的呼嚎，和医护人员的紧张，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我看了之后，非常震惊，也非常难过，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及时有效就医，有的人可能在医院门口甚至在路上就倒下去死掉了。在这么一种令人悲痛的场景下，我就想到了大约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我二姐当年因结核病长期处在病痛之中，最后还因此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当时就想起，二姐她是一个病人，成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中心。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差，一年到头能够略有盈余就不错了，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二姐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困难之中。我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了，还给这篇文章取了一个题目叫作《疾病、病人和生命》，我的高中同学看到之后觉得挺感动。我也感到很奇怪，怎么莫名其妙的想起了这个过去了二十多年的场景。记得那时，我从武汉赶回仙桃乡下，见到了奄奄一息的二姐，看了之后，心里很难过。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弟弟跟我有一段对话。我弟弟说：“哎呀！二姐这个病，病得这么长，好像是没有止境的一个过程。”我们家因为二姐生病，那十多年来消耗很大，那个时候家里又非常穷，弟弟因此觉得二姐的病对家中的负担来说好像是个无底洞。但当时我听到弟弟的这个抱怨之后，一下子就有点火了，就讲了一段让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的话——我批评弟弟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就因为她得了这个病，我们就可以抱怨她、嫌弃她吗？如果我们转换一种看法，她虽然是一个病人，但同时也是我们父母六个子女中的一个，她得了病，是她把我们其余五个人得病的几率都抢了过去，并且承担下来。如果我们这么来理解二姐的话，那我觉得二姐她是个英雄，我们不仅不应该抱怨和埋怨，而且还应该感谢她，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救助她。”我弟弟听了之后，马上改口说：“对，哥哥你说得对！”直到前段时间，这段话都一直促使我去思考“什么是病人”“什么是生命”这样一些话题，但我在前面提及的那篇小文章里只是在文末稍微点了一下，没有展开讲。在武汉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我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姐姐病重的这样一个场景以及我跟我弟弟上面的那段对话，这使得我重新思考起“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生命”“如何来理解病人”以及“如何来构建我们的人文世界”这样一些问题。这就是今天我来缘点学园讲“瘟疫、生命与文明”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契机。
第二个契机是什么呢，这与北师大的网络会议有关。我写完那篇小文章《疾病、病人和生命》之后大概过了十天左右，突然收到北师大沈湘平教授的微信，他说：“敦友兄，我们正筹划开一个讨论非常状态下生命政治的网络会议，想邀请你参加”。一看是生命政治的话题，就说前几天我还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二姐的事情而重新思考到生命的问题，你们马上就要讨论生命政治的问题，这不是很巧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嘛，你们要组织的讨论好像就是迎着我这个话题延展过来的。后来，我就把那个小文章发给了他。还记得，当时我写完了那个小文章之后觉得还有点趣，就叫景山把它放到了我们那个“南邕人语”微信公众号上面，同时也转给了北京大学的郭琼虎先生。郭先生现在主持着可能是中国唯一的、目前也是最大的一个学术网站“爱思想”网，我没有见过这位郭琼虎先生，但我们平时通过网络有一些往来，这个郭先生对我非常好。后来，郭琼虎先生也把这篇小文章发在了“爱思想”上面，所以我就把文章的链接转给了沈湘平教授。沈湘平教授看到后也很高兴，觉得很好。我想，我们今天继续讨论和思考生命政治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生命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从法国哲学家福柯，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等人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问题。后来，沈湘平教授组织召开了一个以“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为主题的非常盛大的网络会议，我今天还特地把会议的有关内容重新发在“南邕问学”群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为这个会议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起初题目为《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后来题目改为《从2020年新冠疫情看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网络会议而作》。其实，当时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在考虑该怎么来写，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会议我可能不会写这样的文章，因为题目比较宏大，原来只想写个比较小的，比如说写《什么叫病人》等等，借此对病人的本质进行追思，进行思考，就像海德格尔那样从哲学角度来思考病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说的病人，更多的是医学上的病人，如果从政治上来讲，什么叫病人呢？也就是说病人他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社会的结构里面，他的本质在哪里？比如说我二姐作为一个病人，从组建家庭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来看待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那篇发给郭琼虎先生的小文章里面，好像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发出来了一种对生命的思考：我二姐她固然是一个肉身的生命，但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伦理之中，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家庭的伦理的成员，我们怎么来对待她，体现的不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文明的话题，一个伦理的话题，一个道德的话题。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舍弃她，我们可以把她扔掉，像斯巴达那样采取一种非常严酷的生命政治——你出生身体不好或者有缺陷，就扔到山谷里面让狼吃掉，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一种文明的问题蕴含在其中。所以我就想追思“到底什么叫病人”这个问题，然后写篇文章，不过后来没写成，倒写成了话题比较宏大的一篇文章——《从2020年新冠疫情看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网络会议而作》，并提交给了北师大那个网络会议。但在二十九号的会议上，我没有按照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讲，而是讲着讲着又讲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后来发现会议主办方整理出来之后将近有五千字，跟我原来提交的文章基本不一样，于是我把它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题目为《从2020年新冠疫情看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网络会议上的发言》，这样就相当于围绕同一个主题形成了两篇文章，但文章侧重点有所不同，一篇是文字稿，一篇是发言稿，我的发言稿应该说补充了我原来没有写到的一个观念，就是“生命契约”这样一个观念，讲敬畏生命，这就提出了“重塑生命意识”这样一个话题。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北师大那个网络会议以及那两篇文章是我今天来讲“瘟疫、生命与文明”这个话题的第二个契机。
今天讲座的第三个契机，这与湖北大学江畅教授交给我的课题任务有关。我去年9月18日重返武汉到了湖北大学工作之后，又回到了那些老兄弟们之中。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哲学的，很宏大，正好有一位老兄长江畅教授，他接受了湖北省社科联的一个课题，名叫“中华优秀观念文化解读”。江畅教授组织了十个教授来写十个中国优秀文化，当然这十个优秀文化不限于传统文化，但主要是跟传统文化连在一起的。按照江畅教授的安排，我承担了其中的一个，我也感到非常奇怪，我怎么承担了这么一个子课题，这个课题的名称叫做“其命维新”。我们都知道《诗经·大雅》里面，文王有两句话叫作：“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把它抽象出来就是“其命维新”。今天早上我在思考，江畅老师怎么会让我写这么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已经写完了，原本想在二月初写完的，后来等到三月初才写完，按照江老师的思路写了两万多字，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思路。那么“其命维新”，它主要想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它讨论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如何来焕发新的生命的精彩，这叫新命。“周虽旧邦”，这是周武王和周文王灭了殷商并建立新的周王朝之后，他们在思考自己的使命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原来是一个偏远的部落，是一个小国，现在成了一个天下大国，他们的生命可能跟原来的那种部落的格局就不一样了，面对一个新的天下格局必须创造出新的文化和绽放出新的光彩来。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回到西周”这么一个观念与我前面提到过的今天讲座的两个契机，也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先是提出思考生命，然后提出生命政治，最后谈到新命观。今天，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自身作为一个生命的问题，然后让生命往前发展和向上攀登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和绽放生命光彩，开放出一个新的文化的结构，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一些重大的内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努力思考和澄清。所以我在思考我们今天的讲座讲什么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些问题。这些好像很偶然，但我今天略加思考后又发现不偶然，就好像我离开了南宁之后，现在又回来了，如山和海华又要我来做个讲座，于是我们今天坐在了一起，一起来讨论生命的话题，看起来这些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但前前后后它自有内在的逻辑，并不是偶然的。关于生命的思考，关于生命与文明的内在思考，就是要思考作为一个文化的生命，我们如何创造出新的精彩来，我想这就是生命的内在逻辑。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三个契机。以上就算作今天讲座的一个引言吧！
下面，我想在这个引言的背景之下讲三个话题。这三个话题和我在北师大网络会议上讲的不一样，我列个目录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与思考。第一个话题是“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文明与野蛮”；第二个话题是“当代人类文明中的结构性困境”；第三个话题是“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问题”。这三个话题，先是讨论现实问题，毕竟我们当下还在这个疫情的现实之中，然后从现实到历史、再到未来，延伸出一个展望性的逻辑。
一、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文明与野蛮
先讲第一个话题：“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文明与野蛮”。应该说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庚子年。人们总是喜欢马后炮，在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人们才说是因为庚子年，并说回顾历史，60年前的1960年发生了什么事，120年前的1900年又发生了什么事，那些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其实每年都发生很多事，毕竟中国大么大。但不管怎么样，2020年1月23日的的确确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武汉封城的日子。那天很多人问我：“魏老师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南宁。”他们就很奇怪我怎么会在南宁，不是在武汉吗?我就解释说，因为广州大学的刘志强教授1月3日要到南宁来开会，他说第一次到南宁，很想见一下我这个老兄弟，我从他的言语中感受到，他得知我不在南宁后有一种惆怅。其实，他是在2019年12月底给我发消息说要到南宁来，当时我正好领到了江畅老师交给的“其命维新”这一章的写作任务，本来计划用十天左右的时间把它写出来后再回南宁。其实，当时我已隐隐约约感到疫情已经爆发，因为在微信里，在朋友们之间都在传汉口那边的疫情已经很严重了。加上我也在犹豫，如果十天以后再回去南宁，那就见不到刘志强教授了。我想了一下之后，在1月1日那天就和刘志强教授说：“志强，我们1月3日见吧。”就这样，我回到了南宁，我不是为了逃避疫情，其实我内心深处倒一直有一种冒险精神，很想看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段时间我还经常调侃说，提前回南宁让我错过了1月23日武汉封城的壮举，毕竟身临其境和异地远观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即使我们远观2020年武汉爆发的疫情，我们也能看到人生的百态。我今天用“文明”和“野蛮”这两个范畴来描述武汉疫情中人们的各种行为，不知当否？文明和野蛮这两个词是人类学家惯用的词汇，用它们来描述我们人类的发展进程，比如说我们人类有100万年或者200万年的历史，那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摩尔根所称的蒙昧阶段，第二个阶段叫野蛮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文明阶段。我们今天就处在文明阶段，我们现在应该不会用蒙昧这个词来描述今天的人类，但是会用文明和野蛮这两个词来形容人类活动中的种种行为。如果我们现在要用文明和野蛮来形容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人类所显现出来的行为方式的话，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观察一下疫情中人类行为文明的一面。比如说，今天早上我的脑海里就想到当时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打工者，他在一个工厂打了一年工，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工厂是生产口罩的，用货抵款，给了他10万只口罩，他扛着这些口罩准备回家，路过武汉，突然疫情爆发了，急需口罩，按道理说，他把这些口罩全卖掉，应该可以小赚一笔，哪怕是一只口罩卖5块钱，他也可以得到50万，结果没想到，他把这些口罩都无偿地捐给武汉人，自己空手回家。当时，我看到这里，挺感动的，心里想，这难道不是人性光辉的一面吗？！这是一个小男生的故事。还有一个小女生的故事：女主人翁是一个乡镇上的女医生，也就是我们讲的“逆行者”，当时封城了，她是走到武汉去的，走了二三十个小时，去参加抗疫。我看到这个报道之后，也挺感动的。这都是我们普通的、很卑微的人，在历史上留不下姓名的人，且不说在武汉雷神山和火神山工地上夜以继日施工的那些很卑微的、很普通的工人师傅。但正是因为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兄弟姐妹，正是因为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参与武汉的抗疫工作，才有了我们后来疫情形势的快速扭转。我现在想到这些，自己内心深处都还挺感动的，难道这些不是人性光辉的一面吗？如果用文明来形容他们的行为，难道不是恰如其分吗？从普通的老百姓来看，我认为他们的行为代表着人性光辉的一面。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国家迅速做出了封城的壮举，这个决定也是非常难得的，也体现了国家光辉的一面。我半调侃半认真地说过，疫情大爆发之前20天我因志强教授离开了武汉，其实我内心非常希望1月23日当天我在武汉，这样就可以看看武汉封城状态之下的人们面临这样一个重大变局时的种种行为方式。我跟很多人说，因为刘志强教授的原因我错过了封城的壮举，我在如山他们整理出来的那篇演讲文字《宇宙意识、家国情怀和文化传统——品味蒋勋讲<春江花月夜>》的小记里面也讲到错过封城的壮举，其实这是观察人文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人在不同状态之下，行为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你在想什么，做什么，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方式呢，还是一种卑下的行为方式?因为人总是有两面，人总是高贵与卑贱的统一体。这个封城壮举是国家层面做出的，当时有900万人被封在武汉城里面出不来，这得下多大的决心！这让我想起17世纪在英国的亚姆村，有个威廉神父，他发现有从伦敦过来的人把黑死病病毒带到了村里面，很多人都感染了，为了躲避这个病毒，大家都准备往北逃离。威廉牧师就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会把病毒传染到北方，那里也就沦陷了。于是，大家做了个决定：封村。原来村里大概有300多人，到最后只剩下大概60人，每一个死去的村民都有一个墓碑，威廉牧师的墓碑上写的是“请把善良传递下去”。我想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方式。所以，我在写给北师大网络会议的那篇文章里写到“亚姆村的威廉牧师做的这个决定是一种自我牺牲”。另外我还写到了一点，就是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关于文明的一个定义。他的定义跟我们普通的文明定义不一样，我们对文明的定义大多是物质方面的，比如生产力方面有什么发展，科学技术有什么进步，但是米德不这样定义，他说文明起源于何处，或者说什么是文明的标志呢？在他看来，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于物质和技术的进步，而是一段断了的人的骨头。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古代如果一个人断了骨头，就没法继续走了，就可能会被野兽吃掉，但是如果他还是能继续行走，一定是有其他人在帮助他。这种互助的观念，在米德看来，就是一个文明的符号，一个文明的标志。今天，武汉将近千万人的封城和当年亚姆村的几百人封村不能相提并论，但是精神层面是相通的，都是“把善良传递下去”，“把薪火传递下去”，体现的都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我想这就是一种文明的标志，一种从自然到理性到文明的标志。这种文明的标志也充分体现在驰援武汉的全国4万多名医护人员身上。我这里要讲的是，武汉的封城壮举和国家对疫情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控制，都是人类文明在当下这样一个信息时代的一种显现方式。
对于疫情中文明的方面，我还想到了有关国外援助的故事。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很多国家对中国提了很多帮助，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想到整个世界都会很快陷入到这样一个疫情之中。当时最感人的，是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在捐赠给湖北高校两万个口罩和一批红外体温器，并在这些物资上面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个事当时给我们中国人很大影响，我看到武汉大学有一位教授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事，还说我们的语言里面怎么都是“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你看人家“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多有韵味和内涵。但我想“武汉加油”也没有什么不好，“中国加油”也挺好的！今天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八个汉字里面蕴含着一段故事，说的是公元7世纪的时候，日本有一位长屋王，他生于684年，他是日本天武天皇的孙子，高市皇子的长子。这个长屋王，爱好文艺，擅长诗词，对佛法也有研究，他非常羡慕唐朝发达的文化和佛教，当时叫人制造了1000件袈裟，派人送给唐朝的僧人们，在袈裟上还特别绣了四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这个故事到今天一眨眼过去1300年了，当日本人把前面这八个字写在捐助中国的物资上面时，还是给了我们中国人很大的震撼。我想这个震撼来自多方面：首先，我们中国人内心感谢日本人这样的捐助活动；另外就是文化方面的，可能我们会感觉到中国的汉语本来是可以很优美的，可结果呢，现在我们的汉语却越来越粗鄙化，包括我们手写的文字和口中讲的话，好像都离我们古典时代语言的那种典雅圆润和含蓄优雅有很大一个差距了。所以，这一次疫情也是我们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一个好机会。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讲文明的再文明话问题的一个原因。文明化就是反对粗鄙化，我们中国人喜欢讲文质彬彬。你如果“文胜质”，过于强调“文”，可能就走向虚伪了，如果“质胜文”，过于强调“质”，就走向自然了，所以才要“文质彬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我简单讲了一下国内普通民众和政府以及国外（这里仅仅讲了日本）在这一场新冠疫情之中表现出的这种我认为是文明的一种方式，应该说这种文明的方式还是占主流的。但同时，我认为在这种主流背景之下，也有很多我们可以用野蛮这个范畴来加以描述的一些行为方式。大家脑海里面可能也会呈现一些我们认为非常糟糕、非常粗鄙、非常野蛮的那一种行为方式。比如说，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独自坐电梯时朝电梯按键恶意吐口水，他们认为自己是新冠感染患者，吐口水会让更多的人感染，能把更多人拖下水。对此，网上一片咒骂之声，我们今天应该用野蛮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些人的行为方式。这样一种行为方式，我想是为我们所不屑的。还有一个情况，我印象也特别深，就是有一个老妇人，她在方舱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按照医疗标准她可以出院了。当工作人员把这个老妇人送回到她家门口时，结果她儿媳妇死活不让进门。我当时觉得，从家庭角度来讲，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人家工作人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老人家没问题了，各项检测指标都符合健康人的标准了，可以回家了，但她的儿媳妇就是不让她回家，还把老人硬生生地往外推。我想，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种野蛮的行为方式吧。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也让我很感慨。比如说，武汉突然封城之后，很快，城与城之间，县与县之间，镇与镇之间，村与村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就马上隔离了，有的地方还把那些通道都挖断了。我当时感慨，我们这个统一的中国，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好像那个封建割据时代了呢。的的确确，过年前后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好像整个中国瞬间回到了那个封建割据时代。当然，党中央还是很有权威，很快下令改变了这种局面。慢慢的到了三月份四月份，我们就倡导复工复产了，那些“割据”乱象也慢慢破除了。所以说，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权很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党中央，地方上会乱套，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国内普通人的行为方式看，他们这样一种以邻为壑的行为方式，我们用野蛮来描述我觉得也是恰如其分的。
另外一个角度，从国际上来看，我们应该看得更清楚。你看直到今天，围绕疫情问题，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特别是美国和我们中国，相互指责和相互对抗多过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从文明的角度来讲，我想这样一种较量的行为方式也隐含着很多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野蛮的这样一种内涵。当然，这跟今天的人类结构有关系。
我们用文明和野蛮这两个范畴来观察2020年新冠疫情，我觉得一方面可以看到文明的一面，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到野蛮的一面，我在这里只是浮光掠影地对印象较深的上述一些事情略加叙述而已。关于2020年新冠疫情所引发的文明和野蛮之争，我想很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会成为我们人类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当然，我们何时能走出2020年新冠疫情的阴影，这需要拭目以待。这里面当然有悲观的观点，也有乐观的观点。从乐观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等到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新冠疫情可能就结束了，就像当年SARS那样突然就结束了，无影无踪了。但同时也有很悲观的一个看法，我们人类要与这种新冠病毒长期共生。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极端悲观的观点说人类可能要亡于新冠病毒。好像有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跟他的内阁成员们说，人类很有可能灭亡于2020年新冠病毒，他的理由是怎样的不是很清楚，但他的一个论断认为2020年新冠病毒是灭亡人类的一个杀手锏。人类已经走过了近200万年的这样一个历程，到今天人类可能接近于它的死亡了吗？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可能是最悲观的，最最悲观的一个观点。如果这个报道属实，内塔尼亚胡这样的观点又成立的话，比如说疫情导致60亿人灭亡，然后剩下的那些人在最后几年内也很快灭亡，那么人类的历史就这样消失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谈文明的问题还有意义吗？但我依然还是认为，即使我们人类的命运明天就会结束，我们今天也还要讲文明！我昨天在群里面发了一篇文章，是上海一个学者写的一篇文章，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我粗略的浏览了一下，文章认为在技术时代，可能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可能我们最后只有相互之间的爱才能拯救我们。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观点来讲，我们人类明天会结束的。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今天也依然要把自己的爱体现出来，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思路。
总的来讲，2020年新冠疫情很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转折点，有人甚至认为可能是新冠元年，可能是猩猩的元年。当然，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这个话使我想起，人们往往倾向于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过分的夸大。比如说，我就想起2001年9月11日那天的一些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那天，我正好从南宁坐火车到上海，准备到复旦大学去做博士后。去之前，我女儿玄子说爸爸出大事了！我说出了什么大事？她说美国的那两个世贸大楼被恐怖分子攻击了。我一看新闻，果然是发生了“911事件”。我到了复旦之后，一片议论之声，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张汝伦教授在课堂上满头大汗的说，真正的人类现代文明新纪元是2001年9月11日，这才是现代文明的正式开始。因此，今天有人在讲2020年的这样一个新冠疫情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我想，我们用文明和野蛮这样一对范畴来观察2020年人类的行为和思想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在一个现代文明急速往前奔进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反思人类文明的前行脚步，来思考我们文明背后的危险，来思考包括像内塔尼亚胡那样的一些非常悲观的观点，来思考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话题。
二、当代人类文明中的结构性困境
好，那我下面讲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是讲当代人类文明中的结构性困境。这个话题，相当于是从一个现象进入到一个本质，进入到一个结构。前面第一个话题讲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文明和野蛮，这是一个现象方面的观察，我这个观察非常浮光掠影，粗略得很。但在这样一个现象的背后，我认为还是隐藏着非常多的问题。今天早上，我又想到了当代人类文明面对着新冠疫情进退失据，甚至束手无策的困境问题，中国刚开始是这样，美国现在也还是这样，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比如伊朗、德国、法国、英国。当然，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但也还是有很深的隐忧在其中。好像全世界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今天已经超过400多万了，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了，这些数字是很大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现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今天在考虑的时候就想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全球化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第二个方面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第三个方面是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冲突。我认为，我们现代的人类文明在结构上受制于这三个方面，所以我们在面对新冠疫情的时候进退失据、仓皇失措、左支右绌，甚至无能为力。那么，原因何在呢？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讲，我们能不能深探到文明背后的结构之中去呢？下面，我就简单说一下，看看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全球化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今天我们往往带着很乐观的情绪来谈论人类文明的全球化时代，应该说，二战以后人类文明就走进了全球化时代。它的表现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是说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超越国家之上的一些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当然，经济全球化也会导致其他一些方面的全球化，比如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学术方面等等，也会增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一种交往和往来。虽然全球化在加深，全球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毕竟我们当下的人类还处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时代。比如说包括今天的中美之争，它实际上就是主权国家时代的一个后遗症，或者说是一个大的难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一位北京的学者叫赵汀阳，他写过一本叫《天下体系》的书。赵汀阳试图运用我们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天下”理论来思考我们当下的人类怎么来走向一个结构上的合作，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当下文明的一个合理化路径。我们中国人经常喜欢讲的是什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看，我们有身、家、国、天下这样四个层次。按照赵汀阳先生的观点，我们今天的主权国家，它的缺陷在哪里？就在于作为民族国家，国是最高的概念，它缺了我们中国的这种天下观。他认为只有“天下”这个概念才是饱满的概念，而国是一个破缺的概念，他试图来用“天下”的概念来克服国的这样一种破缺性。我们今天在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最高的权力也是国家所拥有的。你看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状态，能友好协商当然挺好，但是如果说冲突起来的话，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国家主权至上。赵汀阳先生他提出来一个“以天下观天下”的方式，他认为今天的天下远远不是一个合理化的世界，所以他要用“以天下观天下”这样一个老子的古老智慧来为当下的人类文明奠定哲学的基础。我们今天虽然已经走向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因为主权国家的这样一个内在的结构使得我们的人类在合作、在交往、在共同抗疫方面，它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今天的中美冲突让我们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2020年新冠疫情所暴露出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引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应该说目前还是不可知的。当然，对此问题现在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观点，其中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甚至认为全球化时代可能要结束了，每一个国家可能都要各自为政了。当前的新冠疫情是个国际上共同的问题，本来应该使得国与国之间进一步融合，共同应对，但国际上略有合作之余却显示出以邻为壑的这样一种姿态，每一个国家都要保他的民众，要抵抗外来疫情的侵入。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很有可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交往会慢慢的内缩。今天美国社会有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叫“去中国化”，甚至特朗普都认为，美国跟中国完全可以隔离。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是不是要回到冷战时代？如果是要回到冷战时代的话，人类现代文明的全球化时代可能就真的会终结。所以，全球化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我认为是支配我们当代人类文明往前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的困境。那么能否超越主权国家这样一个阶段并真正进入到赵汀阳先生所说到的那样一个世界的世界化或天下的天下化的阶段呢？我想应该说还是很困难的。从我们当下的情形来看，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肉眼来看，应该说还看不到这样的前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美国等所谓的去中国化，看到的是主权国家的后退、内缩。这样一来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人类的全球化时代会受到重大的挫折。这种挫折此前已经有了，比如像欧盟本来是人类全球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你看英国脱欧，这便可看作全球化的一个很重大的挫折。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从2020年新冠疫情所看到的就是结构性的困境，其中最突出的方面，应该说就是全球化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
我认为第二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是一个结构性的冲突。我看最近的一段时间大家对赫拉利很感兴趣，共同读了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赫拉利有三本书，我今天还拿过来了，一本书是《人类简史》，另外一本是《今日简史》，还有一本是《未来简史》。赫拉利这三本书在中国影响很大，我仔细地读了之后也深深地感觉到对解释我们人类文明有很重要的参考性意义，也为我们理解当下疫情引发的一些问题有参照性的意义，甚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理解的框架，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三本书再反复的读一下。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冲突，我认为也是我们理解当下人类文明困境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我前面讲到的主权国家矛盾冲突与全球化的相悖问题，也有一些方面是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问题有内在关联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以中国为首的主要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另外一个是以美国为首、以美欧为主体的自由主义的体制或者资本主义的体制。虽然说，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提出要超越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依然还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使得意识形态问题又凸显出来了，这个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为什么美国今天强力的要和中国来叫板？实际上，内在的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体制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体制的打压、遏制和对抗的问题。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慢慢富裕了之后就会放弃革命、放弃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意识形态，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40年的这样一个改革开放，中国和中国人民强大起来了，不仅没有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而大力的推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年大家还大学《共产党宣言》，据说这把美国人吓坏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一些美国人认为如果让中国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美国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郡县。其实哪还有什么郡县，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以前。但不管怎样，特朗普上台之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对抗共产主义的中国，这个意识形态对抗的意思就深藏其中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的确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今天讲美国被中国吓坏了，这可能有点极端，但是的的确确我们能感觉到美国人对中国高速发展的恐慌，美国会认为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影响会，会造成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有关联，但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还是结构性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它是在西方的工业文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的时代？是信息技术时代，是生物技术时代。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自由主义的体制是不是还能够适应这样的时代需求，这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我看赫拉利在《今日简史》里面有一个论断，他说：“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建立于工业时代，管理着由蒸汽机、炼油厂和电视机所构成的世界。但面对现在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自由主义政治体系显得无力招架。”从这方面讲的话，自由主义它在今天可能有一个错位，今天已经超越了工业时代，进入到信息时代、生物技术时代了，你还用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和方法来管理这样一个时代，是不是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所以我想，自由主义体制和共产主义体制之间的争执或称斗争，会是一个激烈的过程，这在这次疫情里面体现得也很清楚，美国人高呼要跟中国脱钩，不让中国在美国领导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系里面和文化体系里面，想竭力拉拢其他国家孤立中国。我们中国对美国的做法给予了强烈反击。这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联播》对于美国的一些做法和美国领导人的一些言论采取了严厉的反击，比如批评蓬佩奥时说他失去了做人的底线等等，这样一些话语好像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听到的。《新闻联播》体现的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收看《新闻联播》可以及时了解到党和国家用一些什么样的语词来表达对这个世界或者对新冠疫情下的世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人类文明在2020年新冠疫情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呈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还是非常尖锐的。我们中国并没有因为40多年的改革开放而放弃我们原先坚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我们原来是比较贫弱的，现在我们强大了，我们的诉求可能不一样了，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最近这段时间国内也有很多人对目前的国家政策讨论了很多，比如有的人批评说当前我们的国家没有继续执行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在一些国际事务上过于出头了；也有人说我们现在强大了，我们就是不出头也终究是藏不住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就说我们今天即使蹲下来那也比日本要高，我们总不能一直趴着，当你强大了，你的光芒是藏不住的。总之，新冠疫情所引发出来的很多问题，不管对于国内还是国际来说都是非常复杂的，这一点就要求大家要善于观察，尽量怀着开阔的胸襟和用开放的眼光来观察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去思考它背后的逻辑。以上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想讲当代人类文明中的第三个结构性困境，即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冲突。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甚至我们人类文明都会困在这个难题之中，这个结构性的困境就是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冲突。2020年新冠疫情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学会放下我们的傲慢。从我们当下文明总体的格局来看，如果说我们以西方文明为尺度，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从15世纪开始到现代文明的建立，都是以启蒙主义的理性为基础。这种理性主义的文明，它是一种乐观主义，它认为人类文明是不断的往前发展，而且有一种理性的傲慢，这种傲慢是建立在认识论上面的，认为我们可以通透地认识整个世界。就像韦伯所说的，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讲不再是漆黑一团了，整个世界变成透明化的存在了，这叫做祛魅。祛魅或者祛魅化就是说这个事物本来你看得不清楚或者不理解，但是通过理性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启蒙时代的一个内在的信念就是认为整个世界是可知的，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握这个世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握我们自己的命运。这样一来，大自然在我们面前就完全脱去了它的神秘色彩，我们的理性就占据了这样的制高点。我们今天的人类文明，应该说都是建立在一个世界透明化的理性建构认知基础之上的这样一种文明形态。这样一种文明形态，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比如哈耶克讲的理性有限，但是有些人还是认为理性是全能的，理性是万能的，人定是胜天的，人类不仅仅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还可以主宰整个世界的命运。这么多年来，我也经常想到这个话题，我也在很多场合下说过，今天的人类真的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因为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物种可以来毁灭我们了，我们再也不像人类早期那样弱小。我们人类早期怎么样弱小呢？比如说赫拉利的《人类简史》里面讲到人类早期挺可怜的，他说，远古时候一个狮子抓到了一只兔子就来吃，人类只能躲在后面，狮子吃完了嘴一抹就走了，但是还剩下一些骨头渣子，马上猎狗过来吃，人类还是躲到后面眼睁睁的看着，等猎狗也吃完之后走了，人类就用石头敲它们吃剩的骨头，吃点骨髓，具体的细节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总的来讲，人类在早期的森林覆盖时期是挺可怜的，当时一个个体型庞大的动物，比如老虎、狮子、猎狗，都比人类要厉害多了。但是很久以后，人类有一天就突然翻盘了，怎么翻盘呢？人类学会了用火。在这之后人类就厉害了，不管是狮子还是豹子，在森林里面一点火，火烧完了之后，这些动物都变成了人类的盘中餐。因为火的发明，人类也就慢慢的崛起了，今天我们可能作为个体的人类觉得自己挺渺小的，但是人类整体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好像讲过这样的话，我说：“如今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没有任何一种物体可以毁灭人类，除非人类自己毁灭自己。”你看现在人类很厉害，天天在造武器，我看最近报道说美国要控制太空，中美在宇宙的这样一个尺度里面展开竟争和搏击了是吧，都竞争到太空层面了，你想人类变得多强大。但是，2020年新冠疫情改变了我这样一种观点！我们说人类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其实可能并非是这样，我们可能要从理性是万能的这样一种立场慢慢拉回来，回到我们作为一个肉身的存在这样的观念和立场上来。我们是一个肉身的存在，人类他就是一个肉身的存在。所以我们在看到赫拉利的这三本书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我们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是一个智人这样的存在，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人要变成神了。赫拉利在写这三本书的时候，他觉得人类从一种智人的存在马上要过渡到一种智神的存在，他特别讲到21世纪是一个关键，是一个分界线，在这个分界线之前人类受自然选择的支配，比如说我们人类，我们的存在都是爹妈生我们的，是靠自然产生的，但是21世纪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啊，是所谓的叫做智慧的设计，就是人类可以产生物种了。那么这样一来，21世纪就是一个重大的分界线。此前，如果说是上帝造人、自然造人的话，那么21世纪的来临就是人造人了。人达成了一个创造者，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人类越来越狂妄，他再不是一个人的存在了，再不是一个智人的存在了，他成了神了。所以大家在《人类简史》的小标题就看得很清楚，“从动物到上帝”。人最早是动物，但是经过了几百万年之后变成了神了，变成了上帝，无所不能，变成这么一种存在者。所以他就认为今天的人类是一个神的存在了，不要靠自然选择而要靠智慧来设计。我们今天讲人工智能，讲基因技术等等，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等一会儿我还要讲到。所以，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在当下人类文明之中，应该说是非常尖锐的。那么，2020年新冠疫情，重新让我们认识了自然和理性之间的冲突是需要正视的一个话题。所以，人类是不是那么伟大，西方的这个理性主义的哲学，今天是不是该受到重新的反驳？这就是一个话题。两百多年前康德讲“人为自然立法”这样一个话题在我们今天可能会受到挑战。人有没有能力为自然立法？甚至人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立法？这可能都成了一个重要的疑问。所以我们在谈到近现代以来的人类的思想，这种高歌猛进的人类文明的背景之下，其实它的内在的哲学都是人为自然立法，人为自己立法。虽然康德在他的墓碑上写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好像对自然律和道德律有敬畏之情，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启蒙运动的歌声对自然对人的道德并没有敬畏之心。敬畏自然和敬畏生命的话题可能会在2020年之后重新开始进入哲学、进入人类的文化。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前面我讲到的全球化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一样，对当下人类或者说当代人类文明的支配具有结构性，冲突程度甚至超越另两个方面，是更深的。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技术的时代，我们人类对技术的思考可能会带来很多思想的火花。当然我们对技术的思考可能首先是乐观主义，因为今天我们用技术可以控制一切人。但另外一方面，当技术来主宰人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可能要进入黄昏了。还是回到我前面的话题，天灭不了你，你自己灭自己，那真的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我们今天讲，人类的文明或者当代人类文明，的确处在十字路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2020年新冠疫情对人类文明的重构，或者说在重构的背景之下来反思人类文明的历程，应该说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想讲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结构性困境。其实，如果我们从思想上面去追溯的话，那可以追溯到自然和理性之间的尖锐冲突上去。我们今天的中国现代文明，也是在这样一个启蒙理性背景之下的展现。我们从1915年或者1919年以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总体上来讲可以看成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一种显现，当然本质上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复兴，或者说一种重构，但是，实际上它是在西方文明结构背景之下的一个显现。从这点上讲，我觉得我们中国文明的重现有李泽厚所讲的那种西体中用论的一个意思在里头，当然这并不是西方中心论的，但也要走过西方中心论，因为的的确确西方的科学理性技术对当代的文明具有支配性，它内在于其中的思想，自然与理性的冲突问题，当然具有支配性。我们今天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思考，深藏于我们人类最深处的自然与理性的这样一个冲突，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更深沉，应该说更尖锐。好，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话题。
三、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
下面我讲一下第三个话题，就是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这是我今天讲座要讲的重点。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以我们人类文明当下的现状为基础，比如我刚才讲到了人类文明的结构性困境有三个，一个是全球化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一个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一个是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因此，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当然要从这里出发，但是事情有难有易，有可为也有不可为的方面。比如说我们从第一个方面来讲，人类文明的结构性困境，比如说全球化时代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当下是不能一蹴而就解决的，就像我们回到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其实我们中国人考虑历史都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来考虑当下的世界格局，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当下的格局看作是一个战国时代，那就可能需要一个秦始皇的人物来摧毁这200多个国家，然后建成一个国家，这个可能要上千年的时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方面来讨论问题可能就意义不大，就是要真正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不要搞成联合国，要搞成个合众国，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现实的这样一个层面，我们可能无能为力，甚至可能我们在第二个方面也无能为力。比如说我们要摧毁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要超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我想这个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是很难达到的，因为今天人类的深层冲突就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基于以上思考，我想可为的应该是在第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在自然和理性之间的冲突方面进行深度的思考，以此为未来的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奠定哲学基础。考虑这个话题，可能会更有意义。或者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讲法，就是溯往事，就相当于司马迁写《史记》的意思，通过溯往事来眺望未来。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问题是在我们当下的语境里面提出来的，确切来讲就是这样一个2020年新冠疫情触动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内在的神经，使得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思考。如果我们的人类文明不像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那样很快就终结的话——即使终结我们也要思考，要思考到最后一分钟，我们就要来思考如何推进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问题。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关于这次讲座的三次契机吗？其实我是在三次契机的背景之下来考虑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问题，是在意识或哲学的层面来思考怎么来为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奠基的问题。其实说来说去，努力的路经可能会很简单，第一条敬畏自然，第二条敬畏生命。下面我就讲这两条。
首先讲敬畏自然。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有点关系，我们前面讲到启蒙理性的高歌猛进使得整个世界透明化了，像韦伯所说的祛魅，整个世界一片透明，人类的理性征服了各个领域，没有哪一个领域是人类的触角没有触及的，所以赫拉利说我们智人变成智神了，这是赫拉利《人类简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赫拉利他在《未来简史》里面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人类突然意识到一件惊人的事，这是多数人很少想到的，那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已经成功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当然这些问题还算不上被完全解决，但已经从过去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我们不再需要祈求某位神或圣人来解救人类，而是已经非常清楚怎样预防饥荒、瘟疫和战争，而且通常都能成功。赫拉利他讲到人类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终于克服了三个难题，就是克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难题，第一个是饥饿，第二个是瘟疫，第三个是战争。他认为饥饿、瘟疫和战争是制约人类发展的三个重要拦路虎。人们对这三个难题的克服，因此人类文明大踏步的向前发展。的的确确，人类文明对这三个困境的克服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举我们中国的例子，如果谁要说在坐的你们小时候没有饭吃，这个可能会成为笑话，但回想到我这一代人的经历的话，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时真的是没有饭吃。我生活在鱼米之乡，小的时候经常去抓鱼，因为没有饭吃就去抓鱼，所以吃鱼很多。再说到我们父辈的话，他们是经常挨饿的，很多人还逃荒了。所以，单从我们可以记忆的这样一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里面，都可以感觉到饥饿它是逐步的从我们生活之中退却了。那瘟疫更是如此，我们今天对瘟疫的记忆应该也是很少的，我们可能还记得2003年的SARS，其实后来那个很快就过去了。当然，赫拉利的书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瘟疫，比如14世纪的黑死病，欧洲死了近一半的人口，还有埃博拉病毒、非洲猪瘟等这些都有记载。但是在赫拉利看来，人类因为理性的成功，都逐步地使得这些瘟疫慢慢的消失了。另外一个是战争。今天我们要谈战争的话，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战争是过去的事情了，但今天也有人鼓吹战争，我看最近的胡锡进还在鼓吹中国人要抓紧生产核弹，做好跟美国干的准备，这都是自取毁灭的一种做法。所以说，人类文明如果不加以自我约束的话，人类的的确确就像在通往毁灭的路上迅跑。所以，我们在享受理性的成功所带来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要有所节制，心存敬畏。今天的我们，首先就是要敬畏自然。怎么来理解敬畏自然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的自然与理性的冲突，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对自然的蔑视，我们都狂妄地认为把自然看透了。比如说康德哲学所讲到的，比如说伽利略或者是居里夫人等等他们科学上的实验，使得整个世界完全被祛魅了，再没有神神鬼鬼的东西在自然背后，整个世界我们都看得到，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制造出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祛魅，世上再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这样一种理性的傲慢之下，我们怎么去敬畏自然，我们还敬畏什么自然？这是很难的。再比如说，随着最近技术的发展，我认为今天对我们人类构成了非常强大挑战的是两种技术：一个是人工智能技术，一个是基因技术或者说基因编辑技术。这两个技术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很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对此，当然也有很乐观的人，例如赫拉利。他说到我们可以制造出神人来，比如说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人工智能就是通过一些电子元件，通过计算机的这样一个辅助制造出跟我们人类很多机能一样的人来。像武汉大学有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从人类到类人”的问题，也就是说造出来的人他看起来跟我们是一样的，也有柔软度，看上去它已经是一个人了，但它本质上不是人，它可以跟你交流，也可以写诗，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的那个电源一拔的话，它就什么都不是。前年，我看沙特有一个叫索菲亚的机器人，沙特还授予了它公民的身份，所以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问题，对机器变人的问题，我们要进行深度的思考。记得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个哲学家朱利安·奥夫鲁瓦·德·拉美特利，他写了一本书叫《人是机器》。我刚才也讲了这样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是机器是人，另外一方面是人是机器。机器是人的问题，就是说通过计算机的参与，把一些电子元件经过特殊处理和特殊构造，让它形成了人的形貌，它也有理智也有情感，现在就有人认为机器人会来控制人，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通过基因技术使得我们人变成了机器。去年南方科技大学有一个老师叫贺建奎，他把两个小孩进行基因编辑，这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基因编辑技术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至今人类是不可控的。所以，今天科学界的道德委员会严令禁止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因为这个在未来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从敬畏自然的角度来讲，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都要受到严厉的审视和批判。假定我们人类不想真正的成为智神的话，我们就要对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回过头来看之前的问题，在敬畏自然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放弃理性的傲慢，比如说2020年新冠疫情，我们人类根本不知道新冠疫情的全部规律。我们能不能知道它的规律呢？理性的乐观主义认为，我们当然可以知道，世界上面没什么东西是不可知的。但是真是这样吗？可能我们要抱有一种谦逊的态度，从原先的控制自然回到敬畏自然这样一个立场上来，可能我们人类才会有未来的前途。所以，敬畏自然这个话题，很有可能我们就要从韦伯意义上的祛魅回到一个赋魅的立场上来，重新让世界有魅，让这个世界，让这个自然，让这样一个魅存在着。我们人类不要过分的自大，不要有改天造地无所不能这样一种人格理想。如果说2020年新冠疫情会使我们重新恢复到对自然的敬畏上来的话，那么2020年新冠疫情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真的是人类的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关于敬畏自然，在北师大的那个网络会议上面，上海交通大学的高全喜教授也特别谈到了这个话题，但他谈得很简单。我就试图从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这样的技术层面回到对我们理性的批判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这样的话，我想对敬畏自然的阐发可能会更加丰富，也更加深刻。以上这讲的是人类文明再文明化的一个路径，即敬畏自然。
但实际上我今天更想讲的是什么呢？是下面这个敬畏生命的问题。如果说上面讲的敬畏自然稍显抽象的话，那么我想敬畏生命这个话题就会更切己，切己就是跟自己的生命连在一起。敬畏自然，如果说是我们在2020年新冠疫情背景之下来重思人在宇宙之中的地位的话，来反思我们一向把自己说成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的话，那么我们谈敬畏生命，那可能会更加切己，更加具有当下的意义。前面我讲到了两个场景，也就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网络上经常看到人们把两个场景给复现出来。其中一个是，17世纪英国的亚姆村的事件，威廉•莫姆普森神父领着一帮亚姆村的村民自我隔离，最后他们终于使得瘟疫没有向英国北部蔓延。他们的精神在于什么呢？威廉神父的墓碑上面刻的是“请把善良传递下去”。我们今天领悟到，“把善良传递下去”的内在精神就是自我牺牲，就是通过牺牲自己来拯救别人。另外一个场景是，美国的人类学家米德先生，他谈到人类文明的符号是一节断掉的骨头，它的隐喻在于揭示了人类互助的精神。所以，一个是牺牲自己，一个是帮助别人。这是我反复谈到的两个场景，一个是亚姆村，一个是一段骨头，体现的都是对生命的敬畏。在敬畏生命的背景之下，我想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生命契约。
我就想在敬畏生命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来讲生命契约中的自我、社会与宇宙。这段时间在思考生命的过程之中也想到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好像随着我自己的思想在慢慢展开。我们前面讲到了赵汀阳，赵汀阳用天下观念来思考当下人类在政治结构方面或者在全球结构方面的困境。他提出了一种天下哲学的一个理想，或者说一种天下体系的世界哲学、世界政治哲学或称世界制度哲学的这样一个理想。我们今天就是要从他这样一种天下体系里面回到老子的智慧，在《老子》第54节里面讲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赵汀阳先生是取了这里最后的第五观，即“以天下观天下”。那么“以天下观天下”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天下的本质揭示出来、呈现出来、显现出来，这就是“以天下观天下”。他认为我们当下人类的文明，这样一个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主权结构，内在的冲突使得天下的结构没办法呈现出来。所以他就写“天下体系”，他要构造一套世界的政治哲学。我就回过头，回到第一点，回到“第一观”，“以身观身”。这里的“以身观身”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说“以天下观天下”是赵汀阳先生试图把天下的内在结构揭示出来、显现出来、表达出来，我想在生命哲学的背景之下，取老子的“以身观身”的思想，就是要把身体的或者肉身的政治哲学把它揭示出来。所以，我要讲生命契约中的自我、社会与宇宙。
我为什么会想到生命契约这个话题呢？这里面也有一个背景，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大家也可以想想我们今天的人类面临着哪些困境。从身体的意义上来讲，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呢？比如说今天我们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是不是老龄化问题特别严重？比如说美国现在因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好像将近有8万了，可能很快就会超过10万。根据统计，这些去世的人的平均年龄大概有81岁左右，也就是说死的都是老人。由此可见老人抵抗新冠病毒的能力更差，也可以推断美国的老龄化是很严重的，其实全世界的老年化问题也都很严重。你看武汉有很多将近百岁的老人，虽然他们也得了新冠肺炎，但后来被救治过来了，这是我们中国引以为傲的一个方面，体现了对老年人的关爱、重视和照顾，这是温暖人心的地方。但凡事都有两面，竭尽全力救治老人体现了人道的一面。但我们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我们另外想一下，那么多老人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是一个福音吗？这可以思考，大家不要轻易下论断。要回过头来思考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情。由此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你看我们今天的医疗资源很多都是花在老人的身上，在我们医院里面躺着很多植物般的那些老人，他们基本上没有恢复生命活力的迹象了，但是他们还活着，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植物人。好像最近方方的日记里面也提到我们广西有一个护士叫梁晓霞，讲到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广西的梁护士去世了，马上有人出来认为方方造谣，说梁护士是脑死亡，心脏还在规律地跳动，方方后来马上就道歉了。但是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像梁护士这样年轻的人，其实梁护士已经回来广西并在医院里面积极治疗，我们期待着梁护士早日苏醒，她是我们的抗疫英雄。我这里说的是年纪长的，他们已经到了八十、九十多岁了，但是他们还在医院里面，可能一躺就躺几年，有的甚至十几年。这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讲，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坏事情呢？或者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坏事情呢？或者对他本人来讲，是一个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我想这也需要思考。2017年我的博士生导师杨祖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从南宁赶回武汉给老师送葬，当时在师兄弟们中见到了一位储韶华老师。储韶华见了我之后很高兴，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十多二十年没见面了。我们讲到杨老师90岁去世，讲到杨老师最后的一段时间很辛苦，进了危重病房之后不到一周就去世了，总的来讲，杨老师还是有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说着说着，储韶华突然把他的手机拿给我看，他说老魏你看我早就留好了遗嘱。我说是什么遗嘱，我得仔细看看。他的遗嘱是，等到他生命垂危的时候，特别是等到他不能自我控制的时候，一定不能过度的医疗，不要过度的进行医疗的干预。我们这里谈的就是过度治疗的问题，过度治疗现在是我们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但这里面有商业的动机在其中，医院为了赚钱嘛，但是也有对生命本质的理解问题，因为长期躺在医院里面不能动弹的老人仍被视作人的生命。到底什么叫生命？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我就想到了一个生命契约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储老师的这个观点往前推，以我为例，我现在还很理性，我就认为当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就希望离开这个世界，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假定我哪天突然不行了，已经没有能力控制我自己的身体了，那就按照我所希望的那样来对待。想到这里，突然有个概念蹦到了我的脑海里面了——生命契约。当然，要对生命契约进行理性化的一个阐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北师大网络会议上对此简单的阐述了一下，但讲得非常粗陋，我借今天讲座的机会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一些思考，便提出了“生命契约中的自我、社会和宇宙”这个问题。
生命契约里有自我、有社会、有宇宙。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慢慢的又有了疑惑。有什么疑惑呢？就是说我们订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是谁跟谁签订的会很清楚，但生命契约又是谁跟谁订立呢？我想到，生命契约有没有可能是我跟我家里的人，或者跟社会跟政府订一个契约呢？比如当我生病且很重了，当我的身体不能自我控制的时候，我希望社会结束我的生命，不要让我没有尊严的活下去，拖人类的后腿，拖社会的后腿，让人类社会越来越老，让社会医疗越来越有压力。后来我想来想去，好像不是与家人、社会和政府订立契约。我后来又想，是不是我跟大宇宙来订立一个契约呢？因为我是一个肉身的存在，我是从自然里面来的呀，我是不是还要回到你的自然怀抱里面去呀？好像也有些道理。但后来又想了想，好像与宇宙立约这个也不对。后来我突然想到，这个生命契约是不是我跟我自己在订约，主体是我和我自己？也就是说我承诺我自己在我没有尊严的活下去的时候，在我不能够掌控我自己的生命、不能支配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那么我出于对人类的负责、对社会的负责、对家庭的负责，我不能够过度的消耗人类、社会和家庭的资源，所以我请求社会或政府或家人让我的生命消失。这好像是讲得通的。这也让我想起，前年过年回到仙桃的时候，见到了岳母，还有舅舅。他们都是医生，现在也都八十多岁了，都已经立好遗嘱了，那次还对我说：“敦友你看，我们都立好遗嘱了，一旦不行的时候，你们不要出于关爱我们，一定要治疗到最后一刻。”他们表示坚决反对过度治疗。所以，我也从这个地方体会到，我们人怎么来自我理解生命和生命之约的问题，我想生命之约是不是自我跟自我的一个预约呢？的确有这么个问题隐藏在我们生命之中。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开放性地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总的意思想说什么呢？就是人要有尊严地活下去，我想这是内在的核心。
在思考了上面的问题之后，我看到了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有一本书叫《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书里面把人身做了一个区分，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躯体，认为身体跟躯体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区分可能是重要的。身体它可能是一个可以自我支配的一个存在物；躯体可能是不能自我支配的一个存在物，就像现在能说话、能思考、会行走的我们，一旦失去了意识，或者老得不行了，可能就成了一个躯体。这让我突然想到苏格拉底，他为什么要在七十岁那年喝下毒药而死掉呢？他的很多学生说，老师逃吧，我们都跟狱卒商量好了，他们假装睡着的时候，老师就可以跑掉了。但是苏格拉底坚持说，我不走，既然判了我死罪，我就要接受这样一个死刑，这也是对一个城邦国家契约的遵守。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这是苏格拉底的障眼法，我说藏在背后的很有可能苏格拉底是这样想的：我都已经七十岁了，如果现在不死，过段时间也会死，到时候眼睛瞎了还流鼻涕，都不像个人了，哪有尊严？不如现在死了，还可以得一个守法模范的名声，这不挺好的，我苏格拉底凭什么一定要一个所谓的没有尊严的躯体？假如我的想法成立，苏格拉底不逃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吧。讲到这里，我就想批判一种观念，批判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的观念。最近在疫情期间，我看余华那本书小说《活着》很好卖，好像把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这样一种观念给激发出来了。前段我在北师大网络会议上的发言中讲到1988年我们本科毕业时候的一个小故事。毕业时大家才二十二三岁左右，那个时候对生活根本就无所畏惧，哪会想到自己的生死问题，即便偶尔谈论到，也多是调侃式的。记得当时有一个同学叫方中雄，现在是北京市教育科学院的院长，他在同学的毕业留言本上面留言。好像他在康健的留言本上留的是“好死不如赖活”。我一看便说，方老兄你留言了，我就在你留言的下面给康健也留个言，便写上“好死远超赖活”这几个字。我主张一种好死观，方中雄就主张一种赖活观。当然，这有点调侃，是吧？一眨眼，经过了三十二年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还是坚持着原来的立场。关于赖活观也很讽刺，最近你们看我们中国的教育，不管你说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不断地有小孩跳楼，有的甚至就因为一个数学题不会做就跳楼死了。我有一个同学就说，这些孩子们因为一个考题不会做，或者考试不及格，或者被老师家长批评了一下，就跳楼自杀，完全不把生命当回事，是不是因为没有贯彻好“好死不如赖活”的观念？我马上批评那个同学说，小孩自杀的现象虽然让人痛心，也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我们今天怎么来思考生命，我觉得赖活观我是不同意的。我也说到，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到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寿观，我认为今天需要重新的加以审视。我反对一种没有生活价值、没有生活意义的长寿观，我是主张该死就死、该活就活这样一种生命观。这也涉及刚才讲到的生命契约的问题，这里面隐含着很多意思，包括生命契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生命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希望永远活下去，永远活下去有意义吗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古典文化里面的那样一种长寿观，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它？我想，建立在生命有意义有尊严的背景之下的这样一种活着，应该成为我们生命意识的一个基础。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我们来反思讨论我们的长寿观，讨论我们的好死不如赖活的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甚至我认为是一种猥琐的生命观才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碰到一点挫折就干脆死掉算了，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要薪火相传，还是要创造出文明的价值来，是不是？
我在给北师大网络会议写的文章里面，特别引用了老子的这段话，就是“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那么，“以身观身”，我认为我们中国古典的智慧，就是要发现生的本质，生的本质就是有一定的时间性，我们希望可以无限活下去的那种生存意志我认为是要受到批判的。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古典的社会里面、思想里面，也还有一种比较好的观念，一种比较理性的或者一种比较自觉的观念，那就是“活到天年”观，就是人活到天命之年，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观念。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这种观念是什么？如果说我能活到七十岁，这是尽了天年，也就是说老天给我的命，七十就可以了。耄耋之年的话就是八十以上了，再上面就没有了。我们中国的生命观里面也有一种健康的生命意识，就是尽天年，就是得其死，就是该死的时候到了，该死就死，对不对？讲到这里我要特别引用《庄子》里的一段话，我认为庄子这段话也是非常好的：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这是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它透露出了我们中国非常深层的这样一种生命意识。它的内容主要是庄子他夫人去世了，惠子去吊唁，结果发现庄子在那里没有悲伤的意思，在那里敲着盆。惠子批判他说，你夫人去世了，怎么一点悲伤的情绪也没呢？庄子的辩护道，其实你来之前我挺伤感的，但是你一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领悟了什么，就是人的生命它是一个过程，她已经去世了，其实她已经消失了，她同归于整个宇宙了，跟宇宙融合了。生命是怎么回事？宇宙开始是一股气，气才有生，气才变成了这一个形体，那形体才变成有生命了，现在她的生命又回到宇宙本体去了，跟整个宇宙合二为一了，我有什么好哭的，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我认为这样一种生命意识非常大气豁然，对不对？
这种生命意识，我觉得就是从老子的“以身观身”引申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该结束的时候就要结束，不能好死不如赖活，赖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就失去了生命它本身的价值。所以老子的“以身观身”和庄子的“鼓盆而歌”，我认为它们的要义就是要发现生命的本质、身体的本质，我们身体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让它离开，这就是我讲的要敬畏生命的意思。实际上，敬畏生命，我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提出了一个生命契约观，生命契约观里面有自我，有社会，有宇宙。刚才庄子和老子的这些文段，我认为它们是我们今天用来反思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依凭。所以，如何来拟订生命契约，如何来定位生命契约之中我与自我、社会和宇宙的关系，如何真正对我们的生命有敬畏之心，我认为这也是2020年新冠疫情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示。我们要抛弃那种无谓的长寿观，要接受我们古典文明里面的天命观这样一种生命意识。天命，命是上天给的，上天什么时候要收回去，我们要坦然受之，对不对？你怎么能赖在这里呢？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为了人类文明的年轻化，关键时刻我们也要牺牲自己，对不对？我想，敬畏自然和敬畏生命一样，应该是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的两个基础。这是我今天想讲的第三个话题。
结语
下面我简单讲一个结语。今天我们借着2020年新冠疫情来反思生命，反思文明，其中的内在意识还是要使得我们的文明进一步往前发展。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明虽然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但它也是一个新生的文明，就像大家所说的，2020年新冠疫情很有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开我们文明的世界，放开我们文明的眼界，不应该局限于我们当下的困境，也不应该囿于我们过去的成就，而应该展望我们人类文明的未来。
我在看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的时候，里面有几句话我特别喜欢。第一句话是“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理智，在最好的情况下，有的只是理智化。”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理智，一个是理智化或者理性化。简单解释一下，我们可能经常讲，人类文明有一个操手在后面，我们可以理性地来设计，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赫拉利说我们可以对人类的文明进行智慧的设计，这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的僭越，或者是理性的狂妄。那么埃利亚斯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理智，在最好的情况下，有的只是理智化。什么叫理智化呢？就是说我们在人类文明的创造过程之中，慢慢地认识到哪些支属是好的，哪些支属是坏的，我们要把好的方面保留下来，把坏的方面淘汰掉。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人类文明又上了一个层次，又进了一个台阶，这就是理智化。也就是说，事先我们并没有想好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我们只能努力去做，去行动。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道论的这样一个世界观，我们努力去做，至于未来怎么样，我们不清楚。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也适用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人类未来的文明，乐观主义也好，悲观主义也好，其实都会被证明是多余的。当然，悲观和乐观，它也会影响我们人类文明的进程。
另外，还有一句话我也非常喜欢。埃利亚斯在那本书中说：“语言不是别的，而是声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人类文明总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总要构造一些语词，构造一些概念，甚至构造体系来表达我们的文明，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语言，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文明的概念，野蛮的概念，生命契约的概念，理性、自然的概念，都是些语词。埃利亚斯说，它是声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里面他是讲的声音，其实和我们讲的文字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文明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创造影响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些语词、概念、术语，它们会推动我们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所以，在202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来讨论文明的问题，讨论文明的过去，讨论文明的当下，展望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的前景，就非常重要。
因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20年5月16日下午，南宁缘点学园）
（文字整理：董涛勇、李海华、岳文可、王景山、王轩、高顺、梁耀之；字音校对：岳文可；全面校核：应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