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王造时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研究其政治思想,特别是他有关国家理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可以加深了解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王造时早期的国家理论比较简单,就是提倡新国家主义,赞赏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崇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的主张。20世纪30年代初,王造时学成回国后,面对中国的国情,结合他在英美所学的政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国家思想,即有关政党、宪政、治国的思想。其回国不久即面临抗战,因而王造时在这一时期有关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围绕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来展开的。研究王造时的国家理论,可看出他深受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拉斯基的影响,主张渐进、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但他最终改变了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同时他强烈要求民主宪政,呼吁团结抗日。这是值得提倡和称赞的,也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贡献。
关键词：王造时; 七君子; 国家理论;
王造时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活跃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研究其政治思想,特别是他有关国家理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可以加深了解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王造时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尚只有一些传记、回忆和纪念的文章,还有几本论著中的个别章节简单叙述了王造时相关文章中的政治观点,而系统论述其国家理论的研究尚未见到。1本文着重从国家理论这个中心出发,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探讨王造时的政治思想,将其划分为早期、30年代初期和抗战时期三个阶段。通过对其国家理论的详细论述,希望能填补目前学术界尚无系统研究王造时国家理论的空白,从而使世人对其国家理论及爱国民主思想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学习其爱国民主精神,同时也反思其有关国家的理论和主张,以便为我们现在的国家建设提供借鉴。
(一)
在马克思看来,“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2,“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为此,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考虑这个人物的思想及其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是否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王造时(1902～1971),原名雄生,1902年8月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3出生于江西安福县城内木架巷一个小本经营竹木生意的商人家庭,8岁入私塾读书,三年后考入安福小学学习,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造时积极参加,作为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组织学生宣传演讲,编写传单,曾两次被北洋政府拘捕,表现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爱国热忱;1919年6月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其处女作《一次被捕始末记》。5在新文化运动中,王造时受《新青年》杂志宣传的新思潮的感染,积极在《清华周刊》、《民国日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为反对封建文化摇旗呐喊。在清华学校他组织“仁社”,以联络友谊、砥砺学行为宗旨,推动清华的学生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立即组织沪案后援会,王造时代表清华学生参加,并在《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6;1925年6月在《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上发表长篇政治论文《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7;接着又以北京沪案后援会代表的身份去武汉,推动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8
1925年7月,王造时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公费派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攻读政治学,一直到1929年7月,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9年8月,王造时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政治思想与比较政府,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斯基的影响。
1930年5月,王造时从英国经西欧、苏联回国。回国后,他拒绝国民党的高官拉拢,在上海以教书为业。1930年秋参加人权运动,1931年在《新月》《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达政见(《新月》上发表《政党的分析》《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东方杂志》上发表《政党是福乎是祸乎?》等文章表达其政党思想)。1931年10月新月书店出版王造时的《救亡两大政策》小册子,提出其抗日主张。1931年11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91932年新月书店出版专著《国际联盟与中日问题》。1932年王造时参加了“关于要不要实行民主宪政的大论战”,联合国民党内主张实行民主宪政的孙科等人,在全国发动了一场要求当局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民主宪政运动,促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第二年就开始起草宪法(1932年1月老同盟会员孙洪伊、章炳麟、李烈钧等人,在沪成立了宪政促进会。1932年2月王造时等在沪组织了民宪协进会;王于1932年5月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一文,6月发表《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一文,表达其宪政思想。此次民主宪政运动长达一年之久,主要活动时间在1932年)。1932年11～12月创办《主张与批评》杂志10,共出4期。1933年王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1,被推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宣传委员。1933年2～12月创办《自由言论》12杂志,共出21期。1935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著《中国问题的分析》。131935年6月自由言论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荒谬集》14,收录他1931～1933年发表的25篇论文,其中有一些文章表述了其治国思想。
1935年12月王造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36年1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任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36年3月,主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51936年5月,主办《救亡情报》。16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参与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兼任宣传部长,为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7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发生(1936年11月23日被捕,1937年7月31日释放)。181937年6月,改造杂志社再版王造时专著《为中日问题敬告日本国民》一书。1938年4月,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7月赴武汉出席第一次参政会,1938年10月下旬～11月上旬在重庆出席第二次参政会,1939年2月在重庆出席第三次参政会,1939年9月在重庆出席第四次参政会,所提议案一类是关于抗战的,另一类是关于民主的)。191940年秋被聘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将救国会几名议员除名)。1947年1月被聘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5月中旬赴南京出席第四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参与提出了“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重开和谈案”)。1939年5月9日,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撰文约80余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主张(直到1946年春回沪)。1939年10月1日,在重庆参与发起召开宪政座谈会20(宪政座谈会举行了八次会议,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抗战以来持续达一年之久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主要活动时间为1939～1940年)。1941年5月,受托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解放后为此蒙冤。1942年6月7日,以中国国民参政员和《前方日报》社社长的名义,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公开信。1943年,任“宪政实施协进会”成员(“宪政实施协进会”是在1943年10月在国统区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成立的)。1944年,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王造时在吉安召开座谈会、报告会,并发表文章,配合以重庆为中心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宣传民主宪政。1946年8月,创办“自由出版社”,王造时任社长。1947年8月3日,在京、津、渝、港《大公报》上与人联名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一文。1948年4月1日,在《大公报》上与人联名发表《针对美国积极助日,中国应有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造时因1941年受托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而蒙冤,与中共产生误会,就没有再发表什么重要言论。王造时有关国家的理论与主张的主要时期是1919～1945年,所以笔者也以此阶段为研究范围。
(二)
综观王造时国家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30年代初期和抗战时期。
1. 王造时早期国家理论
1917年夏,王造时考入清华学校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1925年夏毕业后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留学,四年期间连续获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9年8月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以研究员身份师从国际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费边主义”理论家拉斯基教授,研究费边社会主义主张和英国工党的道路,深受其影响,约八九个月后回国。经过13年的学习和实践,王造时形成了他早期的国家理论与主张。
王造时早期的国家理论比较简单:提倡新国家主义,赞赏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崇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的主张。反映了他的思想根源深受英美资本主义所谓民主政治和改良主义的影响,这对他以后的国家主张影响很大。
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他主要提倡新国家主义,即爱国主义,视其为救国良药。之所以谓新国家主义,是因为他主张既爱本国又不害别国,与一般的国家主义所主张的爱本国害别国不同21;新国家主义的目的,在于是使各国人民了解他们本国的特有的光荣文化,使他们知道祖国的可爱,使他们知道起来振兴祖国,使他们知道去抵抗强权,使他们知道去铲除内奸,使他们知道不去侵略弱小的国家,使他们知道不去压迫弱小的民族,总而言之,使他们去爱自己的国家,不去害别人的国家;新国家主义,是与帝国主义、暴力主义、仇恨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主义、外国化主义相反,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相成。同时王造时又认为,国家乃应人类事实上的需要不能废除,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要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现在内有军阀的统治,外有列强的侵略,所以迫切需要提倡新国家主义。只要大力提倡新国家主义,使全国人民都来爱国,都来救国,军阀的统治就不难推翻;只要全国人民都有爱国心,团结一致,同心对外,反抗外国的压迫,谋国家的独立,实现民族平等也能够办到,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就可以实现。王造时的新国家主义不同于一般国家主义,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不过也反映了他看问题的片面性和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某种错误的理解。
在美留学期间,王造时深受当时美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学习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他对国事的看法主要在于:中国必须独立和统一,中国必须是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要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要实行法治和司法独立,军队国有,要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提倡科学的文化。22
在英国师从拉斯基对费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研究之后,王造时形成了一些费边社会主义式的想法: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待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逐渐实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在政府组织方面,实行责任内阁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实行单一制;应该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民主革命。22
2. 王造时30年代初期的国家理论
1930年秋,王造时回国后,拒绝国民党的高官拉拢,在上海以教书为业,并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和《自由言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荒谬集》两本专著,参加了人权运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关于要不要实行民主宪政的大论战,论述了其30年代初期的国家思想与主张。
王造时学成回国后,面对中国的国情,结合他在英美所学的政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国家理论,即有关政党、宪政、治国的思想。
在政党思想上,王造时一方面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包办政治的专制作风,一方面对广大人民进行民主教育,启发人们认识政党的功用,正确对待政党。他认为,政党是在民主政治下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一种政治组织,是人类政治活动的一种工具;是国民根据共同的原则,自由结合的经久组织,目的在取得政权,实行主张。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既是实行民主政治、人民享有充分民主的表现,又可使政府经常保持廉洁奉公,避免走向贪污腐败,因而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决定性条件。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也就是政党最发达的国家;政党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人民政治能力最高的国家。一个国家倘若没有几个政党存在,那就意味着该国不是由于人民的不热心政治,或愚昧无知,便是由于政府的专制压迫,为少数魔王所把持。
王造时的宪政思想包括民权、法治、建设廉洁政治等内容。他把民权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民权,如参政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一类是消极的民权,或最低限度民权,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对于积极的民权,王造时特别重视参政权,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所注重的是消极的民权,认为人身自由是基本民权中的“基本”,人身自由无保障,其他自由都谈不上,所以在中国争民权,尤需要争人身自由。而承认人身自由,就必须承认集会结社自由,并且言论自由亦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他所说的言论自由是广义的,包括著作、出版自由。王造时认为,宪政的特点,一是法治,二是人民参加的政治,不是统治者独裁的政治。实行宪政,有助于国家政治的和平改良。他认为,国家政治的改变,有改良和革命两条路径,他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和平改良,不赞成革命,但又说,如果和平方法走不通,也没有理由反对革命。他把宪政理想化,认为实行宪政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大计。同时,他认为,宪法是法治的根本。没有宪法,普通法律没有根据,就没有法治,社会生活仍然要受有力者的支配,仍是个人政治、军阀政治。只有实行宪政,才能以法治代替人治。他很重视廉政建设,认为造成官吏贪污的原因,一是任期无保障,多随长官去留而去留,一旦为官,便大刮一次,为下台以后打算;二是薪水低,请客送礼,入不敷出。禁绝贪污,必须确立官吏任期和提高薪水。他认为,官吏制度重在赏罚分明,应把健全舆论视为实现廉政的重要一环,实现廉政最根本的是要实行民主政治。
王造时的治国思想是:要有健全的国家组织,必须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必须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实现独立统一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民主法治的政府,提倡科学的文化,安内必先攘外等。
3. 王造时抗战时期的国家理论
从1931年“九·一八”起,王造时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是我国抗日救亡的先驱者之一,对挽救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1931年10月就提出了《救亡两大政策》;1931年11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1935年12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36年1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任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36年3月,主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5月,主办《救亡情报》;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参与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兼任宣传部长,为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23日在“七君子事件”中被捕,直到1937年7月31日被释放;1937年6月发表《为中日问题敬告日本国民》;1938～1947年被聘为第一、二、四届国民参政会会员,所提议案一类是关于抗战的,另一类是关于民主的;1939年5月9日至1946年春,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撰文约80余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主张。
王造时回国不久,即面临抗战,因而他在抗战时期有关国家的理论主要是围绕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来展开的。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他就提出了救亡两大政策: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23
在救国会期间,王造时认为,抗日救国是救国会的目的,必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国力量集中起来,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说:“今日之事,只有战!”24“我们只有反抗!只有立刻的反抗!只有武力的反抗!只有全民族的反抗!才有我们的生路!”25
王造时在历次国民参政会的发言和提案,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另一类是关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和各种民主改革,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26
在《前方日报》期间,王造时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有较清明的政治;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特别是要求民主和宪政,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法西斯独裁。
(三)
国家的理论和实际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家理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提供有关国家政治统治的形式、实质、作用和方法的实用知识,这些实用知识是任何国家的政治统治所不可或缺的。现实政治的需要是决定一种国家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变量,任何国家理论都深深地植根于现实国家之中,现实国家中新的变化和新的需要将不断淘汰现存的种种国家理论,并且推出新的国家理论。一成不变的、十全十美的国家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种国家理论的生命力都取决于它反映现实国家的正确程度,取决于它是否随着现实国家的变化而发展。
研究王造时的国家理论,可看出他深受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拉斯基的影响,主张渐进、改良,反对暴力、革命;王造时曾说过:“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走通,我是反对革命的。”27这也是当时受其阶级地位影响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张。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改良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走不通的,所以王造时等中间派知识分子最终改变了立场,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改良幻想,拥护中共的革命主张。
同时他强烈地要求民主宪政,呼吁团结抗日。这是值得提倡和称赞的,也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贡献: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大量有关民主宪政的理论,为在中国宣传民主思想和争取建立民主宪政制度进行了持久不懈的英勇斗争,是一位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民主斗士;从1931年“九·一八”起,他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各种积极的抗日主张,是中国救亡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对挽救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1 参见刘雅丽:《王造时研究述评》,《临沂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2 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112页。
3(1)关于王造时的出生日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出生于“1902年8月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1903年8月1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九日)”,这里根据《王造时自述》(何碧辉、赵寿龙整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98～139页)中他自己所说应为“1902年8月3日”出生。
4(2)清华学校(1911～1928年)即清华大学前身,当时全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它是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余额为经费创办的,学制是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毕业后送往美国公费留学五年,一共十三年。每年中等科一年级招生是委托各省省政府办理的,然后到北京去复试。名额是按各省当年所负担庚子赔款的数目依照比例而定,江西每年分配名额约有五六名。课程设置除了小部分关于中国文、史、地、哲的功课是用国语教学外,大部分功课都是用英语直接教学的,从而使高等科毕业后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能插入美国所谓第一流大学的二年级,学社会科学的能插入三年级。1925年开始招考大学一年级生,1928年便成为完全的大学,同时预备留美的最后一级也被送出洋了。见王造时:《清华学风和我》,《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年,第122～123页;黄炯华:《漫谈早期的清华大学》(1964年4月),《文化史料》第3辑,第63～81页。
5(3)王造时:《一次被捕始末记》,《清华周刊》第175、177、178期。
6(4)清华学生会主撰的《上海惨剧特刊》从1925年6月8日开始至6月底,共出12期。
7(5)王造时:《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三)第175号1925年6月10日,第73～75页;(四)第176号11日,第81～83页;(五)第177号12日,第91～92页;(六)第178号13日,第102～103页;(七)第179号14日,第109～110页;(九)第181号16日,第122～123页;(十)第182号17日,第130～131页。
8(6)安福县志编篡委员会编:《安福县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851页。
9(7)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88页。
10(8)王造时创办的《主张与批评》杂志,从1932年11～12月,因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不久即遭封闭,只出4期。其中王造时的文章有:《国民党怎么办?》(第一期),《这样的国民》、《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第二期),《复兴新文化运动》(第三期),《怎样打倒贪污?》(第四期)。
11(9)详见郑灿辉、季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2(10)王造时创办的《自由言论》杂志,从1933年2月至12月,共21期。
13(11)该书主要是王造时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几篇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的总汇。目录如下:序文,第一章:《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第二章:《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第三章:《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第四章:《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第五章:《中西接触与中国问题的发生》,第六章:《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第七章:《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上),第八章:《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下),第九章:《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第十章:《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
14(12)该书是王造时1931年9月18日至1933年12月31日所发表的25篇文章的政治论文集,他在《主张与批评》和《自由言论》杂志中发表的文章全部收入在其中;因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是“言论荒谬”,他就取名《荒谬集》,让读者评论内容是否“荒谬”。
15(13)王造时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为什么》(第一号),《抗议对苏蒙协定的抗议》(第四号)以及诗歌《战歌》(第五号)。
16(14)《救亡情报》从1936年5月6日～12月25日,共30期,王造时在第1期上发表《认识敌人的目的》,第22期上与人联合发表《更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侮蔑救国会之通令启事》。
17(15)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北京解散。
18(16)见时代文献社编:《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时代文献社,1937年。后收入《民国丛书》第3编第67册。
19(17)国民参政会1938年在武汉成立,后迁重庆,1948年结束,历时十年,召开过13次会议;有关国民参政会的介绍参见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Paul
K.T.Sih,Nation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 (Florida:Exposition Pr of Florida,1977) 273-313.
20(18)1939年9月,蒋介石被迫指定参议员26人组成宪政期成会。
21(19)王造时:《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三)第175号,1925年6月10日,第73页。
22(20) 何碧辉、赵寿龙整理:《王造时自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09～111、113～114页。
23(21)王造时:《救亡两大政策》,《荒谬集》,第20页。
24(22)王造时:《为什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3月28日第一号第1版。
25(23)王造时:《认识敌人的目的——在我不在俄》,《救亡情报》1936年5月6日创刊号第一版。
26(24)何碧辉、赵寿龙整理:《王造时自述》,第123～124页。
27(25)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荒谬集》,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