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在日本丹下事务所研修时，曾经有半天的机会陪伴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这短暂的经历也成了我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圈内知道贝先生的名字最早还是在 1977 年底，日本《新建筑》杂志以“现代世界建筑的潮流”为题出了一期临时增刊，除了介绍 20 世纪的建筑大师外，按“构筑现代建筑世界的人们”和“开拓现代建筑的人们”两个版块分别介绍了美国和欧洲等国的建筑师，在前一个版块中介绍了一位 1917 年生于广东的华裔建筑师 Ieoh Ming Pei, 他于 1935 年赴美，1954 年成为美国公民，在哈佛和 MIT 学习过，并已取得了许多荣誉。但直到 1980 年中国《世界建筑》杂志创刊时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贝聿铭先生。到日本研修以后，1981年底在《日经建筑》上看到分三期连载的译自《纽约时报》杂志的介绍贝的文章“朝着荣冠前进的 I·M·PEI”，那是著名建筑评论员戈德伯格写的长篇评论，我用 3 天的时间译了出来，通过译文对贝的建筑生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没想到 1982 年10 月 4 日竟和贝先生有了一次短暂的会面。
那天上午刚到事务所，丹下先生的司机就告诉我过一会儿和他一起到大仓饭店见贝先生，然后去中国民航办点事情，同去的还有事务所的美国女秘书。大仓饭店距事务所不算太远，在那里先遇到一位中年的日本妇女，她是日本《空间设计》杂志 (SD) 的主编长谷川逸子，她说在民航办完事就接着去参观村野藤吾的新高轮王子饭店。这时秘书已经打过电话请贝先生夫妇下来了。贝先生的个头比我矮，穿一身深灰色西服，小领子的白衬衫，条纹的领带，但那天他打的领带后面比前面长 ( 我估计是出来匆忙之故 )。虽然已65 岁了，但头发还是黝黑的，相比之下夫人头发倒有些灰白，夫人穿黑白小格的旗袍，戴一副略圆而两端有点尖的眼镜。贝躬腰向他们道了 Good Morning，最后走到我跟前握手时用中文道了“你好”。他问我是中国哪个单位的，我说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他又问你们院的头是谁，我说了现在院长的名字他好像不知道，我又想起院里负责香山饭店设计的主管院长是张浩，他马上说：我记得，我记得。
然后我们乘车去中国大使馆，贝先生说他的行程安排中从大阪到上海这一段还没得到中国民航的确认，所以必须先把这事办好。同时他还说起日语的发音还是挺怪的，大阪就要叫OSAKA，很不好理解。我解释说日本文字分音读和训读，音读的许多发音和汉语的读法很相近，尤其和浙江、福建一带的发音像极了，当时我给他举了不少例子说明。贝先生说：“我要还年轻的话，我就想学日文，但是现在不行了”。车子很快到了元麻布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部，他说我去找个熟人帮一下忙，可抬头一看领事部的门口就是中国民航办事处，于是，他径直走进去说“我们就别麻烦使馆了”。在办事处见到了民航驻日的任长志君，胖胖的很富态，从名片看是总经理。我马上给他介绍了贝，在中国邓小平都亲自接见过 ( 最近我查查邓的年表好像没有接见过 )，反正我要把大人物抬出来，希望能把贝先生的行程安排好，任总点点头，似有所闻。我想隔行如隔山，他肯定还不知道的，要是知道反倒很奇怪了。他接过贝先生夫妇的机票，行程除了上海还有香港和新加坡，贝先生说因为约好时间有人去接我，所以希望能按时赶到。接的人不是中旅就是侨办的人。为搞定这件事在办事处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先是说那天已经客满，贝先生说要不就提前一天，但计划就全打乱了。胖胖的任总答应一定给想办法，于是给上海打电话，打电话时嗓门特别地大，我们几个人都相视而笑，我对贝和长谷川说：“中国人讲话通常声都比较大，无论是平时还是在饭馆，还是打电话⋯⋯”贝夫人就对贝说 ：“有时候你也是这样，以至我常常要用手指示意让你声音小一点。”在和上海联系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来办事的人，一聊起来他们都是上海人，贝夫人说只有我是北方人了，我是天津人 ( 但一点天津口音都没有 )。在那儿等候时大家随便聊天，任总向贝介绍，最好从南京乘车，经镇江、无锡、宜兴、苏州、再到上海。又顺带说到苏州，提到贝家花园，贝先生用英语告诉长谷川，那是我们家的一个花园，现在已变成公众的了，贝夫人说叫狮子林。她看到桂林的照片，说桂林我还没去过，几个孩子下星期要去玩，我们这次是去不成了。我也告诉他们日本有个地方和苏州有点相似，叫仓敷 (KURASHIKI)，那有一条街中间是一条小河，石桥，两边都是有强烈当地风格的住宅、商店、美术馆等。贝说：正好我们要去那里。长谷川也介绍了丹下设计的仓敷市厅舍，我说那是个柯布西耶风的建筑，当然也有模仿日本传统校仓造之处，日本也有像国立剧场那样，用钢筋混凝土来模仿日本古典的正仓院 ( 长谷川说昨天我们已去过 )，就有点像中国用钢筋混凝土造大屋顶一样，相比之下，丹下的好像更高明一些。后来贝先生说还要去高松去看雕刻家朋友 NOGUCHI，我一听这是日裔美籍雕刻家野口勇，他和丹下先生也经常合作。我说去高松要渡海到四国，那儿是丹下先生早期作品比较集中的地方，尤其是香川县厅舍，是在现代建筑中可以找到日本建筑原型的代表作，引起许多建筑师仿效。贝先生说丹下先生倒没有向我提及这个作品，到那儿后我要去看看，长谷川也向贝先生推荐这栋建筑。后来我说起丹下先生最近的工程是中东、非洲和新加坡等地的，贝先生说：“丹下是往外面去，我可是 come back”。他说：“我很喜欢丹下早期的作品，他把日本传统的东西和现代化的东西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但他现在的许多作品和美国的很相像，我去看了赤坂王子饭店，对他现在走的这条道路我是很怀疑的”。说着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贝说：“我是主张中国要有自己传统的东西，我在中国宣传这一点时，很多老建筑师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说：“吴良镛”。他点点头，说：“还有戴念慈”。我说：“张开济”，他也点点头。贝说：“戴念慈现在说话可能有点用 ( 指他当了建设部长 )，可能青年建筑师就不这样认为。香山饭店设计时有人就说：你怎么没有搞一个比较现代的东西？”
就在这个功夫，任总说已经和上海联系好，让他们把 106 个座位的飞机改成 112 个座位，还说这只是基本解决，如果还不行，我就是让别人不去也要让你们二人先走。贝夫人说那就太不好意思了。就在这时任总向贝先生索要了名片。临走时贝夫人还细心地提醒别忘记把机票拿走。就这样虽然耽误了些时间 , 但总算把事情办好了，我说：“幸好遇到这位总经理，还算办得快和办得顺利”。贝先生说：“大概也学习了日本和国外的办事效率。”
在去参观的途中，车子经过广尾银行，这是三菱银行一个很小的营业部，我每天上班都经过这里。长谷川介绍说是槙文彦的作品，贝指着银色的外饰面问这面砖什么做的？很有意思！我说那是面砖，槙文彦是在美国留学，哈佛的，贝说他还在那个大学教过一段书。我说：“在日本的现代建筑中，学习法国柯布西耶的一派和学习美国的一派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还有设计最高法院和警视厅的冈田新一”，贝说：“是OGADA 吧”，我说“他在耶鲁学习过，还曾在 SOM 工作过”。后来车子经过白金，我说前面一个旅馆是雅马萨奇的作品，贝很惊奇，说这儿还有雅马萨奇的作品？长谷川说大约是三年前完工的，雅马萨奇设计的立面，村野设计的内部。贝说：他们两个人合作倒是很有意思的。
很快到了新高轮王子饭店，也是当年刚刚竣工，看着旅馆白色的外观和造型，贝夫妇显得都很激动。一下车贝先生就弯腰看车道上暗灰色毛面花岗石块的铺砌，并用手指扣了一下勾缝材料，说这在美国就没有。到了旅馆大堂看见玻璃窗前挂的落地纱帘，贝说有点像蚊帐一样。到大宴会厅时，我介绍说在宴会厅竣工之后，曾请了各界人士来参观，著名作家井上靖就给宴会厅起名叫“飞天”，采用敦煌壁画的主题命名，贝说这很好，我们中国也应该这样做。大宴会厅的吊顶是个反卷曲形的造型，里面还能看到通风管道，贝说这有点像蓬皮杜中心，还问我当中那个大卷帘是什么意思？我说曾问过许多日本建筑师，他们也讲不出到底说明什么！在场的服务员介绍说天花上贴了30 万片贝壳，贝夫妇听了都十分吃惊。我说早在五十年代村野先生设计的日生剧场就是这么设计的。由于天花的造型起伏很大，我说有点像高迪的作品，贝夫人说我觉得也有点像。长谷川问说的是谁，我告诉她是西班牙的高迪。贝夫人边走边说：“现在的旅馆真是越做越豪华了”。从宴会厅出来之后，看到在栏杆边的喷水池下有散乱的白石子和白砂，贝夫人问我这儿完工了没有，我说就是这个样子，贝又向长谷川验证了一下。我说日本庭院中枯山水就是这个样子，往白砂子上划些纹样，可以从中悟出各色各样的解释和道理来。贝说：“这很有意思，我曾看到一个瀑布，感觉跟真的完全一样，可是一点儿水也没有，日本庭院中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中国庭院也很好，但很好地总结和发扬得不够，这点不如日本”。我告诉他楼上还有一个日本式的庭院，贝说：“那我要去看看，我爱看这个。”后来在大厅透过纱帘，贝发现对面有一个室外庭院，于是撇开服务员，大步走向那里，我们也都跟了过去。那儿有巨石的瀑布，贝对夫人说，这儿很像夏威夷的某处，然后又指着一处说：“我最喜欢这儿了”！那是一些稀疏的灌木，长在黄色的石块和沙子上，上游又有一股清流潺潺流下，贝在那儿看了很有一会儿。回头时看到了宴会厅的绿屋顶，问我那是铜的吗？我说是的，日本现在一些纪念性强的建筑，如美术馆、博物馆都常用铜瓦。在走出饭店的路上，贝再三说：“Very interesting! Very interesting! ”。贝夫人说：“村野都那么大岁数了 ( 村野那时 91 岁 ) 还能设计出这个作品来真是不容易。”我说 ：“村野先生身体还挺好，上个月还看到他在电视节目中露面，长寿的建筑家很多！”贝夫人说 ：“是的，像赖特就活了 90多岁”，我说：“路易斯·康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得早一点”，顺便我问贝先生看起来身体还挺好的，是不是有什么健身强体秘诀，她说：“他现在那么忙，每天也就是散散步”。
在回旅馆的路上贝先生又问我：“日本年轻一点的建筑师能接到像这么大的工程吗？”我回答说：“一般都比较困难，所以年轻建筑师一开始多以设计住宅而出名”。贝夫人点头说：“美国也是如此”。接着贝先生又问我 ：“比丹下更年轻一辈的建筑师，除了矶崎新以外还有谁？”看来贝对矶崎新的名字比较熟悉，几次谈话中都首先提到他的名字，我告诉他矶崎新是丹下先生的学生，他哦了一声，说“那他现在的风格已经改变了”，我说还有黑川、 槙文彦都在丹下那儿学习工作过。然后提到了黑川的名字，贝先生问在东京有什么黑川的作品，长谷川和我同时回答：“日本红十字总会”，接着我用日文对长谷川说 ：“还有中银舱体楼”。但长谷川做了一个很不以为然的表情。我接着说还有大阪国际民族学博物馆，贝对民族学三个字好像很感兴趣，嘴里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在什么地方，我回答原来是大阪国际博览会的一个馆，后来保留下来的。后来我又提了安藤忠雄、伊东丰雄等较年轻的建筑师，长谷川说这些人还要低一辈呢！我又提了原广司，长谷川说：“原广司⋯⋯”未置可否。后来贝又问日建设计的林昌二有多大岁数了，我说大概有 50 岁了吧，长谷川纠正说是 48 岁。
在车上贝先生轻轻对我说，我想请长谷川吃中饭，在哪儿合适？贝夫人说：“要不就在大仓饭店吧，反正有人在那儿等你”，我说：“要不中国料理？”贝说不行，“大仓的中华料理味道差极了”，我说那就先定下是吃和食还是洋食，贝夫人说吃洋食好。贝说：“我记得大仓饭店边上，美国使馆的对面有一家铁板烧，那儿怎么样？”长谷川也知道这个地方，于是车子开到这儿，去地下室的餐厅中我们很快找到了座位，不多一会儿忽然客人陆续而来把餐厅全都挤满了，我们庆幸早来了一步。点菜时贝先生原想要刺身，说他很喜欢，但长谷川介绍在中午人很多的时候，还是吃定食最好，比较节省时间，定食每客1800日元。贝夫人和我选A，贝先生和长谷川选B，果然套餐上得很快。
吃饭的时候长谷川要我问一下贝先生，昨天和今天都看了许多设计作品，有些什么感想？贝说：“对于美国大使馆的宿舍 ( 美国建筑师 H·威尔斯设计 ) 我看了以后很失望，丹下的赤坂王子饭店，当然是设计得很好的，但我看了并不吃惊。相比之下我倒比较喜欢槙文彦的一些小建筑”。长谷川说要是这样，有时间还可以去看一下三田的庆应大学图书馆，贝问我很远吗？我说不太远，长谷川说只能是下一次了。席间贝先生忽然问我，日语的鳝鱼怎么说，我说大概叫UNAGI( 鳗 )，他说这儿的鳝鱼很好吃，到京都以后一定要去吃一次。我说中国杭州的鳝丝面也很好吃，他说是不是楼外楼？我说楼外楼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在另一家有名的面馆吃的。贝夫人还提到日本的咸菜品种很多，我说是的，但就是太甜。贝夫人说，对了。我们在纽约时，常常买不到中国的咸菜，只好买了日本的酱瓜，然后自己再加上酱油和香油。长谷川还让贝夫人尝一下她认为的美食小土豆，我告诉她就是芋头。贝夫人尝过后同意，真是芋头味道。在她的烤肉上需要浇一点沙司，她问了我和长谷川，但我们都不知道沙司到底辣不辣，只好舀出了一点点先尝过后再决定。可看她却加了一大勺芥末，我问她：“您那么爱吃芥末？”她说：“起码我知道这是什么味道”。贝先生还指着盛大酱汤的日本漆盖碗说：“这个黑底红花的漆器是中国几千年前秦汉时期的风格，那时中国的制作精美极了，可是现在看不到这样的产品了，在日本还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东西。”贝说：“中国传统当中有很多东西后来都毁了，没有传承下来。而日本反倒是有很多东西流传下来了”。贝说 ：“我这次出来也是想找一下自己的根。”我接上说：“ROOTS”，贝点点头，说：“当然，中国是我所要找的根，但是在日本，也可以找到根的一部分。”并且特地要我把这几句话翻译给长谷川听。
我们还说到了关于城市的建设。贝先生说：“你看伦敦、巴黎，建设了那么多年，但看上去始终很协调，关键就是要找到一个 UNIT，要找一个共同的语言 (LANGUAGE)。你看巴黎的房子有什么特殊的？没什么特殊！但是组合起来非常好。关键是他们找到了一种 Cement，一种胶合⋯⋯”我说 ：“粘合剂”。贝说：“对，对，粘合剂。中国也是要这样，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如何发展，如何改造的问题，也是要找到一个 UNIT，一定要统一在 UNIT 之下，不能乱来，有了这个以后才能井井有条”。我趁势问他对北京的看法，贝先生说 ：“北京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破坏了哪一部分，整体的艺术就不存在了。”我接着问：“您看北京现在的建筑怎么样？”贝先生瞪大眼睛，加重了语气说：“一塌糊涂！如果再这样下去，再过二三十年，北京就完了。”我说：“您看到的那些建筑中，很大部分都是我们设计院设计的！”贝说：“是吗？那对不起，可我还是要说。”我说那不要紧，我倒希望能听到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
交谈中贝先生还问我，国家派你们出来学习，回去以后你有点什么打算吗？我说，要是说心里话，我还是想继续做好手里的具体工作，没有更多的打算。我们也谈到在贝先生那儿学习过的王天锡，他说王已经回去了，最近我去时还见到了他，正在搞火车站对面一个大旅馆的设计。我说那个工程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了，天锡现在好像对于抽象的几何形体很感兴趣，贝点点头。贝先生夫妇几次提到将来的希望是在你们这一辈人身上，我说我们这一辈要努力做一些宣传工作，舆论工作，但总体看来我们还是过渡的一代，将来能大加发挥或寄予希望的倒可能是我们的下一辈。贝夫人给我说：“还是要有一个目标，为此奋斗。”我说：“是的，那要花费很长时间。在中国办成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也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也可能碰个头破血流。”贝夫人说：“当然是这样了，我们理解，中国不像美国。”我说：“对于天锡来说，将来也可能会更困难一些。”贝夫人说 ：“是不是因为他在我们这儿呆过，人家动不动就说你都是美国那一套。”我点头说也有可能。
因为贝先生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快投入使用了，因此我们交谈中也多次提到这一工程。我说：“原来定的是一年完工”，贝说：“后来改两年，现在快三年了。我看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一服务局是总管，但他对于下面的其他单位一点办法也没有。”长谷川说最近日本铃木首相去参观中日友好医院工地，好像进展还很顺利。我说这个工程的施工是由日本的竹中工务店总承包，下面再分包给中国公司。贝说：“竹中指挥得了下面的公司吗？”我说反正大家签订了合同，按合同办事可能会好一点。贝说那就好了。我还提到也是搞建筑设计的我妻子最近去参观了香山饭店，贝先生说是上个月吗？那时我正在工地，并马上问我：“他们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我稍迟疑了一下，贝说：“是不是觉得有点普普通通”。我未置可否，贝说：“这正是我所想的。其实要用些铝合金、玻璃那很容易的，可在香山饭店，除了空调设备，浴室设备外，其他都是在中国能找得到的，都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建造的。可是让我最生气的是我所要的砖竟要三块钱一块，他们说这是专门烧的。要是大量生产的话，就要便宜多了，而他们运到工地来时又不用草绳捆好，在工地上又碎了好多，最后算下来变成了十块钱一块，这点让我最生气了”。贝又加重语气说：“原来我的意思是想说明，用这些普通简单的材料，要比美国公司的那些镜面玻璃便宜得多 ( 我想是指长城饭店 )，可是现在价钱都差不多了”。贝先生说：“真是我的一片好心⋯⋯”我接上说 ：“没得好报”。贝苦笑一下：“没得好报”。
吃完饭付款后，服务员送回来找的零钱，贝先生小声问我，我该在这儿给多少小费？我说不必，日本没有小费制度，他们在服务费中已经全部考虑进去了，贝说那太好了，很方便。
出了餐厅我们慢慢走回大仓饭店，和贝先生又谈起建筑材料，我说中国的建筑材料还需要大力发展，贝说：“当然这是一方面，可是利用现有的材料，即使是泥土也可以造出很好的房子来”( 我理解的他是指的砖 )。我说：“以前我常想设计也像做菜一样，如果没有好的材料，没有好调味料，是很难做出什么花样来的”。贝先生不以为然，他说 ：“大白菜不是挺好的吗？豆腐不是挺好的吗？”(当时我想吃腻了鸡鸭鱼肉当然愿意吃点清淡的，可是天天吃清淡的，就想找点荤腥了，可没有说出口来 )。贝先生还问我日本有没有用灰砖砌的房子，我说还没有看到，一般认为日本建筑是木构的历史，再早还有一些石构的遗迹。但我也指出，在仓敷那里的房子就是灰砖勾凸出的白缝，这是那个地方特有的一种砌法，贝很感兴趣，这时我指大仓饭店的窗下说：“这就是仿照民居的做法来砌筑的”，贝很注意地看了一会，然后问长谷川和我，那灰色的是砖还是面砖？我回答大概是砖吧！到了旅馆门厅，长谷川向我和贝先生夫妇告别，我说希望将来能在北京再见到您，贝说“今年不可能了，明年还有可能去”，将分手时贝先生又说：“希望在你们这一辈人身上”，我回答说“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向您请教”。贝先生客气地说：“不敢，不敢”。
比较下来丹下先生和贝聿铭先生虽然同为亚洲人，但在处事待人等诸多方面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对我来说则是难得的半日经历，最大的遗憾是当时急急忙忙出来，没有带相机，所以也失去了和前辈合影的机会。回到事务所以后，把自己的印象做了一些笔记，但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印象也逐渐模糊起来了，只能记述基本大概了。此后贝先生曾多次到访中国，但无缘相见。到今年先生已是 97 岁高龄，最近他又获得了国际建协的金奖。再回忆这半日的邂逅之后，遥祝尊敬的贝先生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