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胡顿 vs. 麦格纳德•德赛 著 吴万伟 译

若不放弃一党统治，中国是否要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压力下摔跟头？或者开辟一条专制政府带领国家成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亲爱的麦格纳德：

人们很容易看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整个世界。从当前的增长率推断，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如果它仍然是共产党统治，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将是巨大的，破坏性的。英国和美国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仍然是接受法制的民主国家，但中国不是。如果不经民主改革的中国占据了世界领导地位，国际秩序将对专制政府更加友好，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脆弱的国际管理体系将遭受挫折，国际关系将更加赤裸裸地建立在强权政治之上。

不过，所有这些预测都是根据两个大的假设。一是中国当前的增长率继续下去，一是国家仍然由共产党控制。我对每个假设都有相当程度的怀疑。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假设不可能同时实现。中国已经达到现有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从过去推测未来，就好像什么都不需改变是第一程序错误。

我们西方应该关心的是帮助中国应对巨大的挑战，在此过程中不至于伤害我们。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够成功转型，那么就像在它之前的日本那样，中国可以顺利融入世界权力体系；如果不能转型，它将面临可怕的动乱。

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家运用压低价格的大量储蓄进行巨额项目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是由廉价劳动力推动的。中国七亿六千万劳动力中有二亿是流动农民，在工厂、建筑工地、在新建城镇干活。他们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共产党允许价格的自由移动、鼓励追求利润、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消除内部投资的障碍。中国成功地创造了长达30年的大概9.5%的年增长率，让四亿贫困人口脱贫，这是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共产党仍然严密控制所有权、工资、公司战略以及国家战略。换句话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半道上，其私营经济领域虽然增长，但规模仍然弱小。这是让人担心的列宁式的社团主义（Leninist corporatism）体系，正是这种体系出现了崩溃。

该模式的问题随处可见。中国的国有银行到底还能坚持多长时间继续把数百亿美元的储蓄进行回报很小甚至赔本的投资？这些储蓄的利息没有定期支付？拿贫困农民所需要的储蓄以推动发展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无论如何，拥有两兆美元的经济把GDP的40%以上拿来储蓄能坚持多久呢？中国已经达到每年增加出口25%的极限（在2007年将超过1兆美元）。如果按这个增长速度，到了2020年或者更早，中国的出口将达到5兆美元，占据世界贸易的一半以上。这可能吗？有这么多的船只和港口来运送这些货物吗？西方的市场仍然开放而不采取实质上的贸易互惠措施吗？每年中国获得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因为它控制人民币，让出口具有竞争力。像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借钱让美国这样的富国消费本身就是荒唐的。这样的状况是不可能持久的，金融市场好像也同意这点。

中国或许希望降低现在的经济过快增长，但是西方能够使用的工具---提高税率，削减开支，提高利率等在中国是不管用的。共产党不敢提高税率，担心激发民众的抗议，国有企业和省级政府的官员根本不听中央命令，减少开支，因为他们依赖投资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而提高利率将造成信用财政困难，因为贷款会飞涨。

局限性还不仅仅在于经济领域。2亿民工看到别人富裕、自己仍然贫困自然充满怨气心，不平等现象加剧，腐败猖獗影响到银行领导、省级官员和法官。每年40万人死于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呼吸道疾病。中国的GDP是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向空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几乎一样多。最重要的是，共产党陷入意识形态危机：它说阶级斗争结束了，以1949年革命的委托人自居而独霸权力。如果没有了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共产党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

在所有这些问题后是中国部分地转向资本主义。中国的任何事情都是共产党说了算。但是资本主义决不是中国的改革所允许的追求利润的动机和定价自由那么简单。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取决于仔细审查和责任追究的独立过程的体系，这些是由不同权力中心的人推行的，得到私有财产和权利的支持。民主的选举制度是这个社会结构的基石。

依据事实证据断案的法官，报道新闻的报纸，甚至大量的告密者都是西方资本主义运行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正是这些我称为“启蒙基础设施”（Enlightenment infrastructure）的软硬措施能够让技术进步得到有效的和相对诚实的利用。中国早在18世纪就有市场，财产和技术，落后是因为缺乏启蒙结构，缺少三位一体的多元主义思想（pluralism）（政治经济权力的多个中心），能力（capabilities）（权利，教育，私有制）和自我防护（justification）（责任追究，仔细审查和言论自由）。

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地方上进行修修补补的实验，仍然在重复儒家帝王体系（Confucian imperial system）的错误。正是缺乏独立的审查和责任追究才导致投资上的巨大浪费和中国对环境的破坏。虽然有中国的出口奇迹，但是很少人能够说出中国有什么名牌产品或者名牌公司，原因是根本就没有。中国需要创造这些东西，但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要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中国出口的55%以上，尤其是高科技产品都是外国公司生产的，是说明中国虚弱的又一个迹象。

中国需要成为经济比较正常的国家。中国的消费者需要少储蓄多花钱，但是在没有财产权和国家福利的情况下人们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的更大信心来自安全的财产权利和支持福利体系的税收制度。那就意味着形成发挥自己权利的中产阶级，他们需要知道税收到底是怎么花掉的。但是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关于中国的辩论的说法就必须改变。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让我们害怕，我们需要的是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别人的劣势。我们需要对所谓的西方价值和体制充满信心，并在国内国外进一步加强。应对中国挑战的最好办法不是关闭我们的市场，增强我们的军队，这种冲动在美国非常强烈。我们仍然要保持市场开放，坚信中国只有在和我们制度类似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和西方竞争。

威尔

亲爱的威尔：

2006年12月1日

对于一个自由派多元主义者来说，你的口气表明你如果不是一神教主义者，至少也是个一元论者。对于你来说，资本主义只有一条路，只有一种政治制度，那就是我们的制度。

中国采用过分储蓄、消费不足，鼓励出口而不是国内消费的政策取得快速经济增长。不过这不是罕见的道路，也不是说中国采取已经成为富裕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的日本和韩国同样的模式。成千上万的农民到城市的工厂干活既不是专制政府的暴政也不是罪恶，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54年提出的标准发展模式，而且确实是经典的模式。（如果在欧洲不是很典型的话，那是因为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移民美国了）摆脱贫困没有别的方法，正如印度所证明的，服务业本身做不到，绿色革命同样做不到。

中国庞大的人口本身并不能让它的发展不可持续。如印度可以在25%的储蓄率情况下获得8%的增长率，中国（现在以44%的储蓄率获得10.4%的增长率）肯定也是可能的。而且，中国一直在改革它的银行体系，世界通过购买中国银行的股票就表明了对金融改革的赞同。

中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是它的失误与专制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印度同样不愿意让其资本帐户自由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和印度吸取教训随时保持一个流动性蓄水池（pool of liquidity）即使付出更好使用货币的代价。

不错，列宁主义的政党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执政，但是资本主义没有独一无二的道路，它也不要求自由民主的基础设施才能繁荣。日本的经济奇迹是在没有充分自由的机制下发生的，多数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在内，都是先有资本主义后来才实行民主的。全球化最近的阶段所显示的是资本主义既不需要韦伯式新教伦理，也不需要自由民主，任何国家只要有相当的储蓄率，大众教育和接近西方市场的条件就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它决不是西方基督教可以垄断的内容。实际情况证明有些亚洲人比欧洲人做得还好。

许多人觉得像中国、印度这样40年前还是饥荒不断、灾难频发的国家现在竟然与西方工业竞争，真是难以置信。但是这正是美国人在1960年代面对欧洲人在汽车市场上的竞争时抱怨的内容。这些爆发户怎么能够和底特律竞争呢？但是他们确实竞争了，而且很快日本和韩国也参加了这个竞争。今天的爆发户是中国和印度，明天或许是加纳和肯尼亚。

正如你所说，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赚更多的利润”。它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于利润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已经积累了很多制度性安排，只是在最近的全球化时期我们才认为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自由民主是其必要条件（sine qua non）。

现在我来谈论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是列宁主义的，但是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前十多年里不得不竭力争取赢得农民的支持。他们养成了在单一政党领导的框架内回应大众需要的哲学。这就是他们说的人民民主，这和东欧的民主相比真实多了。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同事林春（Chun Lin）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人的人民民主概念是真实可靠的。在她看来，传统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虽然共产党需要增强对大众需求的敏感性。邓小平鼓励在某个时期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现在产生了对这个政策的反动。在最近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农村地区的不满情况，整个体制就能做出回应。

你担心中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对国际自由秩序带来危害，但是联合国安理会有苏联和中国已经几十年了。我几乎不用提醒你自从1945年后有多少次英国美国违背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行径。我们确实需要自由的多边秩序，但是决不是建立在西方霸权的基础上。中国印度的到来和西方竞争将迫使西方学会真正的多元和多边主义而不是自由的欺侮别人。

你对历史的理解是老辉格党的记录。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进步的、自由的，一贯如此。我们已经忘却所有的残暴和殖民罪恶。但是你的多元主义、能力和自我保护的三位一体结构是最近提出的、非常具有盎格鲁撒克逊特征的东西。权利是最近才提出来的，敢不敢问问任何一个黑人或者美国土著居民，或者生活在北爱尔兰阿尔斯特（Ulster）的天主教徒。（美国的大量少数民族包括其总统都相信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关于犹太人对耶路撒冷权利的字面意义。

个人主义、自由和多元主义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当然好，但是事实情况是没有这些照样可以实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确实释放可以破坏专制政权的力量，但那是不均衡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或许需要走向自由的个人主义，但是现在就朝那个方向立刻行动的话，是不必要，而且也是不明智的。

你的忠诚的麦格纳德

亲爱的麦格纳德：

2006年12月3日

你没有谈到我关于中国劣势的多数观点。相反谈到中国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批评的能力。你为它的经济增长所折服，迫切想显示中国的力量是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脆弱性的证据，但是事情决非如此。

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才能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英国汇丰银行（HSBC）的曲红宾（Qu Hongbin）和马小平（Ma Xiaoping）计算每一美元额外的投资产生的产值现在已经低于毛泽东时代。在外资企业以外的地方，中国的生产力是糟糕的。比如农业领域，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附加值每人每年是490美元，菲律宾是1040美元，马来西亚是4851美元。仍然占据GDP三分之一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水平的4%，其中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半失业状态。

你把中国的经验和亚洲其他地方类比，但是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非常强，以便维持其出口增长。台湾机械出口的20%和印度尼西亚的29%在它们发展的同类时期是由外国公司生产的，但是在2005年，中国出口商品的55%是由外国人生产的，电信和电子产品出口的80%以上是外国生产的。中国需要外国直接投资（FDI）来弥补本地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中国制订了要让50家企业进入2010年世界前500强的目标。到时候有一家进入就不错了。

资本主义决不是自由市场极端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概念那么简单。当然，中国为了发展需要让农民进入城市，但是资本仍然需要有效率地分配。如果一个经济体要生产自我维持的生产力增长，它的公司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盘剥廉价的劳动力。它们必须开发“软”的东西以提高生产率、激发革新热情。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做。

中国处理民工这样的政治不平等问题上，每个工人都必须有移居证明，而多数民工没有，因此让他们成为非法移居者，经常性的没收农民土地同样源于企业制度的虚弱。中国缺乏启蒙三位一体的结构。

不断增加的农民和工人抗议（2005年四百万抗议者和八十万罢工者）说明许多中国人希望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利，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些不是西方的风格。你说胡提出社会公正的问题，确实如此，不过中国在这个方向的努力是非常微小的。农民的税收负担在2005年降低到GDP的0.1%。但是胡不敢增加城市的税收。为什么？因为那将出现责任追究的权利要求。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第三世界的许多知识分子不能够摆脱殖民主义的经验，来看到西方体制和价值观念的价值，他们拥有的东西自己的传统是最好的。既然你赞同森的模式，那为什么不提中国18世纪的帝国扩张，占领几乎是中国土地面积两倍的大片欧亚大陆，以及以后种族清洗等掠夺和罪恶？难道因为它不是西方的？

矛盾的是，挑战西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自己的游戏里打败它。日本对待经济危机的办法，台湾和韩国民主的发展，开放的印度不断的成功（遗憾的是尤其在农村被抛弃和性别歧视所阻碍）都支持我的假设，但是我并不是对西方沾沾自喜。我的新书最后三分之一是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没有能言行一致的内容。

威尔上

亲爱的威尔：

2006年12月4日

首先说明我不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我在英国度过了一生的三分之二。我也不是后殖民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我有个简单的观点：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帝国能够垄断所有的美德。东方和西方都犯下种族清洗的罪行，中国的帝国历史就像任何别的国家一样，但是中国人没有患上西方的健忘症。

我们回到经济领域吧。中国的农业并不像你的数字显示的那样暗淡。中国集中在粮食生产，（40年前遭受严重的饥荒）而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长时间以来都是经济作物种植者。后者当然附加值高了。

中国从1983年到2003年产业工人增加了一倍，数量上达到超过一亿人。但是中国的农业经济像印度一样仍然面临土地不足，劳动力多余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更多的农民需要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这只能通过迅速增长的产业发展得以实现。中国的国有企业像印度的一样，是资本密集型的，效率低下。但是私营经济决不是你说的那样弱小。如果说国有企业和农业生产率低下，那么乡镇企业和真正的私营企业加上外资企业肯定是效率很高的。中国出口科技含量低的产品确实没有名牌产品，但是这正是它扩展市场的地方。

中国选择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印度不一样（或者经济迅速增长的苏联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你到了中国，你看到是新机场，开阔的高速公路和上海磁悬浮列车。在印度机场就像贫民窟。

中国也不像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央集权。它有按自己经济政策运行的区域中心，共产党的地方领导常常不听中央的命令。在列宁主义外观下面中国正进行经济转型，中央只是形式上管理某些事务，比如外汇政策和国防，而人们可以做任何能让他们发财的事情。不错，中国有针对不平等的抗议活动，印度也一样。事实情况是，中国有积极的“新左派”（参看王超华的《歧路中国》（Chaohua Wang\'s One China, Many Paths）中国不是铁板一块的。只不过不像盎格鲁撒克逊那样的自由民主罢了。

我并不为中国增长中造成的不平等或者野蛮残酷的事情辩护。但是我觉得这些不是中国虚弱的标志。尽管历史上其他经济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因为过分增长而崩溃的。苏联的解体是因为经济停滞。

你认为中国不会重复亚洲人的成功。但是我回忆起美国人不相信日本能够和他竞争的时刻。他们说日本人只会模仿，不会创新，因为日本文化过分强调顺从。但是中国在2004年申请13万项专利，排名世界第四（仅在日本，美国和韩国之后），是英国的三倍。这代表了自1995年来517%的增长，其中本国和外国居民申请占同样的比例。

你看到中国增长中的不平等和残酷性是中国共产制度独有的现象，它刺激了你自由派的敏感神经。你想彻底清除这些不平等和残酷性。而我认为这些是许多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和积累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也是资本主义收入增长的方式，有什么新鲜之处呢？

祝好！

麦格纳德

亲爱的麦格纳德：

2006年12月4日

中国模式在动员储蓄为工业化服务方面或许是成功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你自己的数字显示中国专利申请的一半来自外资公司。中国自己的国民的专利申请在世界排名只有17，在新发明中占30%。自从1980年来的中国的新工作的大部分来自服务业，正如你说的不是来自制造业，而服务业的生产率几乎和农业和国有企业一样效率低下。

我没有预测中国崩溃。我说的是中国面临向具有正常储蓄水平，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以及不那么依赖出口的正常经济的艰巨转型。我的观点是中国应该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崛起一样朝向同样的方向，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融合我提到的多元主义，能力，自我保护三位一体的内在运行的启蒙基础设施。所有这些仍然是中国特色的，非西方的，但是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

中国朝这个方向改变是符合我们利益的。不仅让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而且让它在维持基于规则办事的国际体系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中国对待非洲专制独裁的冷漠，因为它渴望获得非洲大陆的能源和原材料，就预示着没有改变的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你把西方对自己历史的健忘症和中国对比。但是中国没有人知道中国的领土在清朝的时候比现在大一倍，也不知道中国与越南在1979年的时候发生的战争，甚至天安门事件。这些都被排斥在历史书之外，网站也是被封锁的。让人惊讶的是像你这样的英国著名知识分子能够容忍这样对真相的操纵，同时又这么迫不及待地批评自己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身为其中一员的开放的社会。这样的辩论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中国发生改变，否则，作为效率低下，社会不公的糟糕发展模式的中国就应该遭到谴责，因为它蔑视人的尊严，缺乏责任追究的机制。

你的威尔

亲爱的威尔：

2006年12月4日

这么说，中国做的一切好事都是外来的，任何别的事情都是邪恶的。所以中国是在掠夺非洲的资源，这是中国专制政府的标志。这和拥有启蒙三位一体和自由民主的比利时人，法国人，英国人是多么不同啊？他们对待非洲充满慈爱，从来没有觊觎人家的资源，帮助人家脱贫致富啊！

你说服务业在中国产生比制造业更多的工作岗位。或许吧，但是印度和英国也是如此啊，那又怎么样呢？

非国民申请占中国专利的50%，占欧盟专利的47%，占美国专利的85%，这怎么了？中国刚刚超过日本在花费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费用方面，但是你肯定要说这仍然是外来的。如果中国在任何方面如农业，制造，服务，创新，都是虚弱的，那么你害怕什么呢？中国崛起污染了只有高贵的西方强权才能占据的领导阶层？

你说中国必须加入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但是当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出口胸罩和鞋子到欧盟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锁进仓库里，同时欧盟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安抚意大利和法国制造商，告诉他们为什么不必要遵守贸易规则。

中国在进行一场激动人心的经济增长实验，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完成的，能够这么长时间的保持这个势头。中国需要继续走下去。中国已经成为GDP第二或者第三的国家，但是中国按人均来算的话还是非常贫穷的。中国在专制的体制下解决了大量文盲的问题和极端贫困的难题。我觉得好奇想知道它是否能够将资本主义与列宁主义政党结合起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尝试过。或许可能失败，但是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呢？为什么不能让中国人自己选择喜欢的模式呢？

在18世纪的时候，伏尔泰认为中国比法国更加文明。现在你却说中国愚昧无知因为和我们不一样。忘记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像因为发展造成的环境危害。我们富裕国家警告新来者不能做我们贫穷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事。你必须像我们现在的行为一样，而与此同时还要谴责你没有摆脱贫穷。咱们走着瞧吧。

圣诞快乐

麦格纳德

作者简介：

威尔•胡顿（Will Hutton）著有《墙上的文字：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2006年1月由Little, Brown出版社出版。

麦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全球管理中心前主任，伦敦经济学院LSE退休教授。也是工党上院议员。

译自：“Does the future really belong to China?”Will Hutton Meghnad Desai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8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