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话语到话语权是一个对象化的运作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国家话语权的获得主要依赖于该国家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强大。一方面，主要反映在生产力发达和军事实力的高度；另一方面，还反映在这个国家的话语内涵是否具有影响世界历史文明发展或世界历史文明进程的精神张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立是国家话语权建立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提出既来自中国自身发展的诉求，又代表着世界历史进程的趋势。应当指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面临着环境挑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又需要进一步增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力度，按照“中国梦”的战略祛除不相适应的、陈旧的研究范式、学术教条以及过于西化的价值偏好。
关 键 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世界历史进程；价值观
作者简介：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随着学术界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已取得了初步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形式轰轰烈烈，内容不尽如人意，触及不了问题的深层根部；再如，把话语体系建设单纯理解为民粹主义的背书，丧失世界历史进程的眼光。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关涉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是对中国话语的概念内涵需要深入研究；二是世界历史进程与话语权建设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三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身理论价值观的自我更新问题。
一、“中国话语”概念的哲学寓意
话语，形式上看，是文本、教条或语言体系，实质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福柯指出：“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①福柯所说的“显示和描述”之意，应当包括“话语”一词的哲学寓意。福柯正是从哲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话语即权力的本质，他指出，控制和限制话语的外部程序“是在外部起作用”。“它们有着排斥系统的功能。它们一定是与话语里关乎权力和欲望的那部分相关的”②。在笔者看来，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权力的张力离不开话语的表达，话语的张力与权力张力相关联；其二，群体话语一旦变成国家话语，它必然接受国家权力的保障和维护；其三，话语的制造是受一定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
实际上，作为哲学寓意的话语，它是一种精神的承载，精神是话语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简言之，精神是话语的本质，它是通过反思形态而清除概念言语中的主观性、片面性和任性，使认识达到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自由理性的高度和深度。一方面，任何话语表达都是说话人与受话人精神互动方式的信息传递；另一方面，民族或国家话语就是该民族或国家的精神之表达，但话语表达的精神形态通常是指该民族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只能是明确的、完整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需要国家精神整合。国家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它是普遍理念，是作为类和作为对抗个别国家的绝对权力——这是精神，它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给自己以它的现实性”③。它是渗透于国家一切关系的法律，是国家的每一个人的习惯和意识，因此，某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民族的自我意识包含着民族的主观自由，从而也包含着国家制度的现实性。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把国家精神的内核理解为：是现实国家利益及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话语应当是中国精神的自觉表达，其价值内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三个分层，12个概念，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路标，中国话语的精准表达。应当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就是今天中国话语表达的最实质内容。
二、中国话语体系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建设，既是该国文明的集中体现，又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其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提出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纪是“河流文明时代”，由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这四个“古文明国”组成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系统地考察了世界文明发展与民族国家兴衰史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国家的话语，并且有着它相应的文明个性的存在。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多样性发生，来自于各个民族或国家对“挑战与应战”所持有的态度和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讲的“世界文学”并不是脱离各民族文化的一种世界文化，而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中国话语的时空坐标：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如果以本民族历史的发展作为唯一的时空坐标参照系，那么，它会对比纵向的历史感到发展的无限欢乐，像幸运儿一样，成天宁静地注视着似乎有把握的当前和未来，历史忧患意识的神经永远不会被触动。如果以世界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那么，它定会感到民族国家发展的紧迫感与机遇感。
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当代中国话语的建设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⑥。
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人类历史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能力：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①。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世界历史范围的普遍交往和生产力的比对发展才是我们消除地域共产主义发生的根本途径。
当今中国，民族历史要自觉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话语不是狭隘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表达，它至少有着四个方面的特性：一是自觉反映人类历史进步大趋势；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不少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的重大倡议和构想。二是自觉反映人类历史整体主义精神。三是自觉反映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四是自觉反映代表当下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新水准的中国学术成果。
三、如何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从话语到话语权的拥有，它是一个对象化的运作过程。最重要的是“他国群体”对当事国话语权的接受或认可。易言之，有两个要素必须具备：一是国家的强大，主要反映在生产力发展的综合水平和军事实力是否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二是国家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涵，是否具有影响世界文明发展和历史进程的精神张力。
美国在世界上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它一靠强大的资本实力，尤其是高度集中和垄断的世界资本金融体系；二靠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高科技和现代核武器装备相融合；三靠好莱坞文化的软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多次演讲，为什么使世界感到美国的话语权自感危机了，这是因为历史见证了美国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出现危机，那种靠马基雅维利的“欲望驱动论”、斯密的“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达尔文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哈耶克的经济个人主义教条的历史进化模式以及价值观，延续至今，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等口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被战争、灾难、饥饿和两极分化所吞噬，给世界文明的整体主义精神带来了巨大的摧毁。世界期待着新的价值观的整合，期待着具有正能量的世界进步意义的精神引导，期待着具有整体主义精神对碎片化地球的整合。
中国话语权的提出，既来自中国自身发展的诉求，更来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对中国的呼唤。我们尽管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能级水平，但最重要的是，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还不能满足世界历史进程发展的需要。
检讨起来，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环境挑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社会主义中国始终面临着西方强权势力的围堵和打压，在世界范围的舆论场内，西强我弱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在国内，由于政治观点和思想认识的差异，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各种利益矛盾的交织叠加，一些错误思潮不断出现，中国话语建设被感觉化、碎片化、虚无化所干扰。
二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功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虚脱性。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总的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严重的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学术话语的价值尺度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传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学术价值评估，程度不同地受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术道统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从学术根部意义来说受到了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范式影响。听苏联专家讲故事为什么今天不能再听了呢?应当说，整个故事既对又不对。对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一定的觉解，不对的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中国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代替了传统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与时俱进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显得更重要、更迫切。这意味着今天的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我们专家学者教授必须来一场自我开战。要把深层次的知识结构，尤其在价值的尺度调整方面要有全新的改革行动，把价值目标调整到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上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体制和范式，仍然有守旧的痕迹，缺乏充分的理论自信与自觉。在价值判断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本本主义或西化问题。苏联专家的故事是在苏联推行计划经济背景下所诉说的，它与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新及其实践，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因此中国学者一定要关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的社会实践问题，用今天的话语来回答今天的问题，来创造出我们今天和改革开放40年实践相匹配的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从而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笔者以为，一直以来我们的学术话语只关注感性的存在，很少关注深层次的感性活动的事实和规律，“感性的存在”和“感性活动的根本问题”，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在他们看来，德国要真正地解放，要融入到西欧现代性发育的历史进程中，像早期英国人搞工业革命，甩着马鞭子搞圈地运动，将货币转变为资本，法国人热衷于启蒙运动、搞政治大革命，而当时德国，处在相对落后状态，在西欧的现代性发育的第一个圆圈运动中，德国人落后了。马克思发现德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落伍了，不但落伍，而且迂腐，主要表现在德国学者要么热衷于空洞的概念思辨，要么热心简单的直观现实，德国人要想前进，要想自觉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必须要有脚踩大地式思维，必须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所处的迂腐状态彻底改变过来。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德国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等于是一堆精神垃圾、意识的废物。大量的学者做这些方面的工作，而不关注当时德国面对的现实问题，即感性存在活动的根本性问题，这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是最深刻、最鲜活、不断推动历史变革的社会生活实践本身。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就是直面当下工业革命、市场交换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思考。具体地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工业史，马克思说的工业史不是纯粹的概念历史，而是当下历史进程的工业发展的鲜活的生产力运动。第二，交换史，对全社会交换价值的再发现。英国人最早告别了前现代习俗社会，转向现代性发展社会，以货币带动市场交换、以欲望牵引交换的频率，货币化社会就是斯密的商业社会—以货币交换为轴心的社会。英国人发现，单靠甩着马鞭子搞圈地运动是不行的，必须要有教条、学说、科学的定义，斯密创造了国富论教条，英国人开始注意到了当下现实的交换史、货币史、劳动史、分工史的意义，而这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德国人没有关注。黑格尔为什么到了晚年写了一本《法哲学原理》，把反思的重点落到了现实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现代性发育的两个重大范畴的思考上，无疑是值得深思的。所以马克思感到德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想前进、要想发展，必须扭转价值偏好问题，必须关注当下人正在干什么事。
联想一下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打开我们的书、论文，我们有多少篇文章是属于感性直观的存在，还是感性活动的事实和规律?何谓活动?是直接针对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货币问题、资本问题、金融问题、财富问题、劳动问题、正义问题、分配问题、交往问题等，能不能把我们思考点聚焦在这些问题上?对这些活生生的实践活动，没有图像的表达、没有逻辑的抽象、没有精神的批判，我们的自我意识在哪里?我们理论自信何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讲到德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旦失去社会存在本体论考察，德国学者们就没有进入真正的历史。同样，我们今天某些学者的学术视野难道进入了真正的历史吗?我们研究的学术敏感度、我们研究的高度、研究的趋势是不是走在马克思所说的“真正历史”道路上?
最后一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立需要从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抓起，国脉与文脉相互统一。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教育领域教材建设是关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工程建设重点强调了三点：第一，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第二，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第三，丰富拓展校园文化，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
笔者以为，中央如此部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刻的发展内涵。为从根本上、深层次解决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学术立场、价值观念、中国情怀、专业的术与道关系等问题有着良好的开端和预期。至少使在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明白两个道理：首先，可以使大学生们通过西方的“上帝死了”、中国的“孔子活了”的历史直觉变迁，从心理上彻底改变“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态度模式，树立坚定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次，设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系列势在必行。它有助于增强大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培育“根文化”、“学术基因意识”、“专业历史感”、“学科的大地情结”。解决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扁平化、无根基、弱思维、无家园的深层缺陷。同时还需注重相关课程的教材编写，这里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对接。教材编写的总方针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做到三个说清楚：说清楚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说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关系，说清楚中国的和合文化与西方的丛林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先进文化精神的辨证贯通。主要关涉两个方面：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精准地做到向现代性的转化；另一方面，系统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文化的“家族相似”性。
注释：
①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②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95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⑥张雄：《创新：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2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