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以后, 蛋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增长迅速, 成为仅次于丝、茶的第三大出口商品, 近代蛋品加工业亦随之兴起, 并催生了国内蛋业市场。但由于养殖技术落后、政府扶持缺位、外商贸易垄断、国际市场竞争等原因, 作为出口大宗的蛋品贸易并未能带动农村养殖副业产业化, 也未能给农民带来实在利益, 而且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亦日趋没落。蛋业发展脉络及特征集中反映了近代农副产业种类杂而不专、数量多而不优、经营散而不聚等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蛋品出口; 近代蛋业; 农副产业; 世界市场;
养鸡产蛋是我国农村普遍的家庭副业, 农家所产鸡蛋, “随时售卖, 颇为日常油、盐、酱、菜之补助, 是盖副业中之最简易又最有利益者”。 (1) 据1920年代金陵大学对华北和华东地区农村调查资料, 八成以上的农村家庭均以养鸡为副业。 (2) 1922年北京政府农商部第七次农商统计估计全国蛋产量在40亿枚以上, 至1937年, 全国蛋产量已达70亿枚。 (3) 蛋品出口贸易, 最初数量寥寥, 但20世纪以后, 随着西方国家对蛋品需求的旺盛, 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蛋品市场的最大供应国, 蛋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增长迅速, 至1929年, 蛋品已成为仅次于丝、茶的第三大出口商品, 国内制蛋工业与蛋业市场亦随之兴起。但作为出口大宗的蛋品贸易由于养殖技术落后、政府扶持缺位、外商贸易垄断等原因, 并未能带动农村养殖副业产业化, 也未能给农民带来实在利益,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亦日趋没落, 败于日本、荷兰等后来居上的现代农业国。可以说, 蛋业发展脉络及特征集中反映了近代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及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4)
一出口利导下的贸易增长与制蛋业勃兴
早在19世纪60-70年代, 海关即有鲜蛋、咸蛋、皮蛋出口的统计记录, 其中以鲜蛋为大宗, 输出地区主要为香港及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处, 为数甚少。后有日本商人来华设庄收买鲜蛋, 运回日本, 再转销欧美各国。此种鲜蛋贸易由于夏秋两季天气炎热, 鲜蛋易于腐坏, 故多集中于冬春两季, 且鲜蛋易碎, 不宜长途贩运, 因此交易量并未有显著增长。 (1)
19世纪末, 蛋白被发现可作为制造肥皂、发光漆、染料、胶水、胶卷等工业品原料, 再加上随着食品工业的兴起, 欧美各国人民每日所嗜茶点中蛋质食品所占比例有所提高, 以致蛋品需求量迅速增长。1903年中国蛋品出口价值120万两, 1912年已达360万两, 1913年即增至近600万两, 这个数字在1930年已高达近8000万两, 这些增量大部分系出口至欧美国家或地区。 (2) 兹将1905年至1930年的蛋品输出额列表如下:
表1 1905-1930年蛋品出口贸易额统计
资料来源: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中国出口蛋业 (续) 》, 《国际贸易导报》第9卷第2号, 1937年。
从上表蛋品出口价值方面观察, 除1918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 欧美各国经济疲惫, 1920-1921年世界经济不振以及1927年因北伐致使长江航运不通以致蛋品输出价值有所减少外, 自1905年至1930年, 中国蛋品出口贸易额总体上是增长的, 而且增长速度十分迅速。1905年时蛋品出口额仅为200万两, 至1930年即增至近8000万两, 二十多年间增长了40倍!而同一时期海关出口贸易总额也仅由3.7亿两增至10.1亿两, 增加三倍而已。再从蛋品所占出口贸易比例上观察, 二十年中蛋品在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由0.89%增至5.7%, 其在出口商品中的地位次序亦由最初的微不足道一跃而居第三位。蛋品已然在我国出口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蛋品出口贸易的增长催生了近代蛋品加工业的兴起。洋商蛋厂首先在沿江口岸发展起来。据资料记载, 最早出现的是1887年德商美最时洋行和礼和洋行在汉口设立的两家蛋厂, 至1911年, 汉口已有蛋厂12家, 其中外商10家, 华商2家。 (3) 芜湖制蛋工业开始于1897年, 其时已有两家外商蛋厂开业。1903年德商宝丰洋行在苏北兴化开设同茂盛蛋厂。 (4) 中国本土商人, 见制蛋业获利丰厚, 且手工操作, 设备简便, 所需资金不多, 纷纷设厂生产。其首创者, 浙江宁波人阮文中氏, 1909年分别于河南驻马店、安徽宿州等处创设蛋厂五处, 厂名元丰。其后又有上海人汪新斋在清江、徐州、济宁各设蛋厂一处, 名为宏裕昌。其他如“河南新乡张殿臣、杨东础、冀文泉等人, 均创设蛋厂数处, 营业尚称发达”。 (5)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华商“加工蛋厂林立, 达百余家之多” (6) , 分布于上海、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 尤以蛋产大省山西最为发达。 (7) 从生产技术上看, 这一时期的中外蛋厂大多采用手工土法制造干蛋 (包括干全蛋、干蛋白和干蛋黄, 干全蛋即将全部蛋液烘制成蛋片或蛋粉, 干蛋白、干蛋黄是指将蛋液黄白分离后, 再分别烘制成蛋片或蛋粉) 或湿蛋 (加入食盐、硼酸等防腐剂的鲜蛋蛋液) 出口。
20世纪初美国人发明了工业冷藏技术, 更便于储存和运输的冰蛋制法 (即将蛋液冷冻储运, 包括冰蛋白、冰蛋黄和冰全蛋) 被广泛采用。相较于土法制蛋, 冰蛋由于能够保持原有的色、香、味, 且具有相对卫生、较少掺用防腐剂、不易变质等特点, 很受西方市场欢迎, 但冰蛋制造所需制冷设备、冷藏仓库代价昂贵, 采用此法制蛋的多为资本雄厚的企业。1911年, 专门从事中国农副产品出口贸易的英商和记洋行首先在汉口设立冰蛋厂, 次年又于南京设厂, 1915年美商班达洋行亦在上海仿行生产冰蛋, 皆获得成功。此后外商洋行纷纷接踵而起, “英商培林洋行、怡和洋行、美商海宁洋行、滋美洋行、德商天成洋行、日商石桥洋行等, 或在上海设厂, 或在天津、汉口、青岛制造, 并于内地产蛋之区, 设庄收买” (1) 。华商中最早从事冰蛋生产的是1923年成立的上海茂昌蛋厂, 其前身是承余顺记蛋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欧美蛋品销路旺盛, 上海蛋行“为谋一致对付外商及避免同业竞争起见”, 1916年“由介顺、协记、新记、朱慎昌、郑源泰、郑恒记、裕兴、永泰、董源兴等行号, 组织承余顺记蛋号, 资本定为两万元”, 1923年蛋号改组, 资本扩充至20万元, 增设为茂昌蛋厂, 经营出口冰蛋、制造机冰及冷藏业务, 并于上海、青岛各设分厂。 (2) 嗣后又有1929年由华商严子裕、虞文洁合伙设立的中央冷藏厂, 以制造和输出冰蛋为主要业务。 (3) 据资料统计, 1933年全国由华商创办的资金在20万元以上规模的冰蛋厂计有大昌、豫昌、同记、广兴、福来、同兴祥等10家, 另有小规模之冰蛋厂数百家, 分布于河南、山西、湖北、山东、江苏等地。 (4)
在生产能力上, 上海最大的六家蛋厂茂昌、培林、班达、海宁、怡和与和兴, 年产量在4.5万吨, 约75万担左右。而英商和记洋行位于南京下关的冰蛋厂, “年产能力可达100万担, 每日消耗鲜蛋400万个, 超过上海六家蛋厂之总和, 规模之宏大, 可见一斑” (5) 。天津与汉口的冰蛋厂, 均为和记洋行分厂, 年产量约有8.4万担左右。 (6) 其他地方如河南、山西、湖北等地蛋厂, 多系华人经营, 以小规模者居多, 各蛋厂生产能力, 虽多不可考, 但根据海关贸易数字来看, 1927年这些蛋厂年产约74万担, 1929年增至93万担上下, 与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四地规模蛋厂产能相加, 总额约在每年200万担左右。 (7)
二国内蛋业贸易与蛋业市场
蛋品出口旺盛与蛋品加工业的发展, 使蛋源的市场需求增大, 推动了蛋产区蛋业贸易与蛋业市场的繁荣。
养鸡虽为我国最普遍的农村家庭副业, 但真正有蛋可供出口和蛋品制造的省份, 仅限于山西、河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东、河北等十余省, 其它如广东、福建、湖南以至甘、陕、内蒙、绥远、热河等地, 蛋产仅足供各该地消费, 其他四川、西康、云南、广西等省尽管蛋产较多, 但因交通不便, 运输困难, 虽间有输出, 但数量较少。 (8)
蛋产区的鲜蛋交易, 以春季最多。每年春季, 各厂商为争取优质鲜蛋, 纷纷派员赴各蛋产区收买鸡蛋。收买方式, 主要有以下三种:
1. 蛋贩农家养鸡所产鸡蛋, 或供自己消费, 或留存家中, 很少携往市镇买卖, 收买鸡蛋者, 必亲往农村, 挨家收买。此种蛋贩并不限于商人, 或为农民。所收之蛋, 售于蛋行或采办处, 此类收买多以现款交易, 间有将碗、肥皂、洋货、钢精器皿等日用品向农户交换的。
2. 蛋行上海等大商埠蛋行, 多自备资本, 向各产地收买鲜蛋, 转售于同行、厂家或出口行商, 亦间有自行装运出口, 不一而定。如在内地, 所有蛋行, 多为代厂商采办, 往往先取款后交货, 所得之款, 转贷于蛋贩。蛋行性质, 有合伙与独营之分, 上海等埠大资本蛋行, 以合伙居多, 内地蛋行, 资本有限, 以独营为多。蛋行一般设经理、账房各一人, 以及职员、蛋司若干人。
3. 蛋庄或采办处蛋庄、采办处多为厂家或蛋行所分设, 一般以自有资本收买鲜蛋, 运交本行或本厂, 间有因本行货满转售他行者。组织与蛋行略同, 营业期间, 大概以三、四、五、六月为旺。采用此种方式者, 多为资本较大之蛋厂, 如外商和记、培林、怡和, 华商茂昌等。 (1)
蛋行、蛋庄等收购组织与蛋贩之间, “关系密切, 相互信赖, 各蛋贩常有一定之蛋行, 蛋行亦须依靠蛋贩”, 如无特别原因, “必不另换蛋行贩卖”。 (2) 在广布乡村各处的蛋贩的支持下, 蛋行、蛋庄成为蛋产区蛋业贸易的中坚力量。河南京汉铁路沿线各站, “均有收买鸡蛋之厂所”, “收买时期, 以三四月为最盛”, “产量以开封为最多, 旺盛月份, 每月运出二百车” (3) 。杭州蛋商行家“皆本地人设立, 或自有经营, 或为厂家代办人, 行家收货, 皆向小贩买进, 每年交易鸡卵, 约五千万个以上” (4) 。山西河东道、北路各县, 尤其是大同、阳高等地, 亦有天津蛋商设庄收购, “凡有津商到境, 即与省垣各小贩接洽, 下乡代买, 各小贩即至离省数十里至百余里间各乡镇上之小贩接洽, 间接收买, 故数日间, 即可收集大宗鸡蛋” (5) 。
蛋行所收鸡蛋, 大多转售于中外蛋品加工厂或经营鲜蛋出口业务的洋行。双方交易方式有“抛货”与“现货”两种:“抛货, 蛋业对外商交易方式之一种, 事前由双方将货物数量, 交货日期及价格谈妥, 成立契约, 然后蛋业再行收买, 按期交货。无论将来货物来源踊跃与否, 与夫市价齐跌如何, 双方均须恪守契约规定, 不能有所异议;现货, 则为先有现货可售, 然后议定价格成交。此项业务之对象有外商洋行、蛋号、蛋贩及各大食品商店。一般除外商洋行系现款交易外, 其余售主大多按比期付款。” (6) 其间若有货源充足而厂商收购不力时, 蛋行也有直接运至上海、天津等埠出售的, 但由于鲜蛋不易保管, 极易腐坏, 除非万不得已, 很少有蛋行行此下策。
鸡蛋由蛋贩、蛋行, 继而蛋厂或洋行的交易频繁, 渐渐形成以地方商埠为中心的区域运销市场。一般位于铁路、河渠附近交通便利之蛋行, 即直接将所收鲜蛋运往通商大埠的蛋厂或洋行, 如“浙江之绍兴、舟山、温州、海门、乍浦等地所产之蛋, 自海运以入上海;宁波、杭州、松江等地所产之蛋, 则自沪杭甬铁路以抵上海;山东之蛋, 大部分沿胶济铁路以抵青岛;河北之蛋, 自运河、西河及津浦、平奉铁路, 以抵天津;湖北之蛋, 自长江、汉水及平汉、粤汉铁路以入于汉口”, “其在运输不便之地, 蛋行即以鲜蛋运往附近设有蛋厂之都市, 俾得加工制造, 以便输出, 如江宁、江浦、句容等地之蛋, 多集中于南京;皖北一带之蛋多集中于蚌埠;河南之蛋多集中于郑州;许昌、洛阳、开封、鲁西一带之蛋, 多集中于济宁、兖州、济南;山西之蛋, 多集中于太谷;东三省之蛋, 多集中于哈尔滨等” (7) 。
经过上述区域市场运销, 除部分由地方蛋厂直接消耗外, 大部分鸡蛋最终汇聚于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等口岸商埠, 促进了各埠蛋业市场的繁荣。上海经营蛋业的商号, 有公司与行号之分, 其营业范围各不相同。公司多为和记、班达、培林、茂昌等生产冰蛋或干蛋制品的蛋厂, 以及专门从事鲜蛋出口业务的德商美最时、法商永兴、英商瑞记等外商洋行, 它们“资本雄厚, 营业范围较大”, 所收鲜蛋“一般作为厂家加工蛋品之原料或由洋行直接装运销往欧美等国”;行号一般为经营商品出口业务的华商西洋庄, 如茂丰蛋行、隆鑫蛋行、协泰蛋行等, 它们“资本较小, 营业范围亦不大, 以销本市及拆售小商号为主”。据1934年上海蛋业同业公会调查, 上海已入会的蛋业公司行号共40家, 总资本在160万元左右, 茂昌蛋厂资本最大, 为100万元, 资本最小者仅数千元, 年营业总额在1 000万元左右。 (1) 天津经营鸡蛋贸易者, “华商以福记、华利、奎记、德元等家为多, 每年交易约在百余万元”, “洋商中以和记洋行为最多, 日商正华、清喜、武齐、植松各洋行, 日本鸡卵公司, 以及德商美最时、礼和, 法商永兴洋行等次之”, 每年由附近河北、山东、河南等省输往天津转运英、美、法、日等国鸡蛋数量, “恒在十万万个以上”。 (2) 在汉口, “蛋行最盛时有五十余家, 多开设于便于蛋船装卸的长江硚口港外, 亦有数家开设于蛋行公会所在的熊家巷, 汉口鲜蛋出口, 多由蛋行直接或间接经营”。除各洋行自行设庄收买外, 汉口地方蛋行, 往往合资经营, “于各地常年设庄, 由帆船轮流运输”, “近年以来, 来源日渐增多, 销路亦日渐膨胀, 蛋行蛋客, 至往各处设庄收买, 大获厚利, 因之而成巨富者, 不乏其人”。 (3)
三蛋品出口贸易结构与世界市场
蛋品出口增长的同时, 品种结构也有较大的变化。如前所述, 早期的蛋品出口, 以鲜蛋为主, 偶有咸蛋、皮蛋输往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北美等地, 但为数甚少。土法蛋品加工业兴起后, 干蛋与湿蛋成为主要出口蛋品, 其中湿蛋因生产工艺简单, 价格低廉, 在出口贸易上稍占优势。但“未稍几年, 欧美国家进口商认为土法加工的湿蛋因添加大量硼酸等防腐剂, 且含有铅锌毒素, 被认为有碍卫生, 不宜作为食品原料, 仅用于部分工业生产, 出口渐趋萎缩”。 (4) 干蛋黄、干蛋白、干全蛋等干蛋制品的出口则持续增长, 在出口规模上, 干蛋制品渐有超过鲜蛋、湿蛋之势。如1912年鲜蛋和干蛋制品分别出口240万担和200万担, 至1916年, 两者分别为300万担和770万担, 鲜蛋仅仅增长了60万担, 而干蛋制品猛增530万担, 超出鲜蛋一倍有余。 (5) 冷藏技术应用于蛋品加工业之后, 冰蛋白、冰蛋黄、冰全蛋等冰蛋制品出口势头旺盛, 1913年冰蛋入市之初, 出口值60万两, 仅占蛋品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 嗣后除因一战爆发, 冰蛋出口受到短暂影响外, 无论在数量还是价值上, 冰蛋国际贸易均表现出长足的进步。1918—1929年的10年中, 冰蛋制品输出数量增加了73倍, 出口价值增加223倍, 1929年冰蛋制品出口达到2 890万两, 占蛋品出口总值5 100万两的半数以上。 (6) 冰蛋制品远远超过鲜蛋及干蛋制品成为蛋品出口的大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蛋品主要从上海、汉口等沿江口岸出口。上海不仅背依江浙蛋产区, 而且现代制蛋业发达, 自然成为蛋品出口的主要港口。汉口处于华中腹地, 于湖北、河南等蛋产区中处于枢纽位置, 交通便利, 亦成为出口蛋品的聚集地。德商美最时洋行与礼和洋行最早创办的蛋厂即设于汉口, 华商最早的元丰蛋厂及其分厂也设在京汉铁路沿线的汉口、彰德、许昌、驻马店、郑州等地。 (7) 1920年代, 在旺盛的出口贸易刺激下, 各地土法制蛋与冰蛋工业都获得长足发展, 蛋品输出商埠, 亦扩展到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青岛、厦门、汕头、广州、拱北、江门、琼州等地, 其中, 由于蛋产地与蛋厂分布等原因, 不同品种选择出口港方面各有侧重。如鲜蛋贸易则以天津、上海、青岛三埠为主, 其中天津蛋业市场由于集中了北方蛋业中的御河货、西河货、车货和挑货, 居于鲜蛋出口龙头地位, 1924年全国43%的鲜蛋从津港出口, 青岛、上海分别为23%和14%。 (1) 又如干蛋制品中, 土制干蛋自天津出口者为最多, 机制干蛋则以汉口、上海两埠出口者为多, 究其原因, 在于南北方蛋厂工业化程度的差异, 蛋业获得较早发展的河南、山东、山西等北方各省, 蛋厂多采用土法生产, 而后起之长江流域各省蛋厂, 较多采用机器制法之故。 (2) 但在诸多输出港口中, 若以蛋品输出总额比较, 仍首推上海, 次为汉口、天津及青岛。以1928年为例, 本年全国蛋品出口94.5万担, 其中上海占52.6%, 汉口占18%, 天津占10.6%, 青岛占8.4%, 此后直至抗战前的1936年, 各港输出额虽稍有上下波动, 但出口格局未发生根本变化。 (3)
中国蛋品的世界市场, 以英、美、德、日、法、荷、比、意等国为主要输出地, 这些国家的销量经常占蛋品出口总额的95%以上, 其中尤以英、美、德、法所占比重为最大。 (4)
英国是中国蛋品的最大海外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 中国出口蛋品有半数输往英国。尤其是冰蛋, 一直以英国为主要市场。1912年海关开始有冰蛋出口统计时, 冰蛋出口4.2万担, 全部销往英国。到1930年, 输英蛋品达74.26万担的高峰, 其中冰蛋占97%。 (5) 据海关贸易统计, 来自中国的蛋品长期占英国蛋品进口总额的95%左右。 (6) 美国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市场。一战后, 出口美国的蛋品一般占全国蛋品出口总值的30%左右。德国和法国在一战前是消费中国蛋品最多的国家, 当时出口到这两个国家的干湿蛋品数量经常占蛋品出口总值的60%左右, 但一战时期德国退出中国市场, 法国市场亦因战争逐渐停滞。战后德法市场复苏, 尤以鲜蛋增加最快, 1929年鲜蛋输德数量由战后初期的100万枚增至5 100万枚, 增长50倍。 (7) 到1930年输往德法两国蛋品价值已达770万两, 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8%以上。除上述国家外, 日本、荷兰、比利时、菲律宾、新加坡、意大利、丹麦、西班牙等国亦是中国蛋品的贸易对象, 其中除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贸易额在五六十万两左右外, 其他国家贸易额大多在10万两上下, 数量较小。
在20世纪世界蛋品贸易市场中, 中国、丹麦、荷兰、爱尔兰、波兰、苏联、比利时等是主要的蛋品出口国。1923-1926年, 中国年均输出鲜蛋7478万打, 丹麦6 814万打, 荷兰5 313万打, 美国2 760万打, 法国1 455万打, 蛋制品输出额中, 中国为11.5亿磅, 荷兰603万磅, 其他如丹麦、美国、爱尔兰等国蛋制品输出额相对较小 (8) , 可见无论是鲜蛋贸易, 还是蛋制品贸易, 中国均稳居第一。另外, 就最能反映商品供应能力的净出口 (即以出口总值减去相同商品之进口总值) 数量来看, 1920年代的中国蛋品出口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处于第二名的印度, 仅为中国的五百分之一, 此外除南非亦有少许净出口剩余外, 其他国家的净出口统计皆为负数,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蛋品市场中要么是蛋品消耗量大, 入不敷出, 处于蛋品消费国地位, 要么是扮演着转口贸易的角色, 这恰恰说明近代中国在国际蛋品贸易市场不可替代的主要供应国地位。
进入1930年代之后, 随着世界蛋品市场的扩大, 蛋品贸易越来越受到欧美各国政府重视, 纷纷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本国蛋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中国蛋品贸易呈全面萎缩态势。世界上主要的蛋产国如苏联、波兰、丹麦等, 积极争夺中国蛋品世界份额。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 蛋产大增, 积极拓展英、德市场;丹麦蛋业则由政府出面, 组织蛋业合作社, 降低蛋品生产成本, 向世界市场谋发展;波兰亦努力向英国推销本国蛋品, 1930年, 对英蛋品输出已达160万磅。 (1) 事实上早在1926年, 荷兰即在出口总量上超过中国成为世界蛋品市场的最大出口国, 中国退居第二位, 其次为波兰、爱尔兰、苏联等国。1930年代, 中国在世界蛋品市场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1932年因上年长江水灾影响, 蛋品出口贸易降至第六位, 1933—1934年虽有所恢复, 亦仅至第四位。从出口绝对数量上看, 1934年蛋品出口贸易总额仅是1920年代年平均值的一半。 (2) 蛋业出口贸易衰落与世界市场地位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四近代蛋业发展特征及检讨
1930年代以后, 中国蛋业的衰落以及世界市场地位的下降, 除了荷兰、丹麦等西方国家重视培育蛋业市场, 提高世界市场竞争力外, 亦与近代中国蛋业发展的自身特征不无关系。
从蛋业发展的基础上看, 近代养鸡业的广而不精是制约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 在中国农村, 养鸡是最普遍的家庭副业, “较饲畜任何牲畜为普遍”。据1920年代金陵大学对中国七省农家调查资料, 中国北部河北、河南、山西等省, 75.5%的农家以养鸡为副业, 平均每家养鸡5.6只, 中东部的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省, 91.4%的农家养鸡, 平均每家7.6只。 (3) 以上调查统计虽不是全国统计数字, 但亦能反映农家养鸡副业的大概情况。依此可见, 中国农村养鸡虽较为普遍, 但皆属家庭式散户养殖, 不成规模。散户养殖模式下, 农村家庭“无法得到政府或知识界的指导和提倡, 对选种、饲养、生产工作, 一切听其自然”, “所养之鸡, 任其散处于街路”, 由于养殖方式原始, “饲养不得其法, 食料欠佳, 或环境不宜, 产蛋能力益微”, 每鸡一年仅产蛋六七十个。而且由于鸡种和产蛋时间的不同, 所产之蛋亦大小不一, 如春季食料不足时, 鸡蛋重量较轻, 秋季粮食成熟, 食料充足, 品质与重量便较春季为优。 (4)
蛋业贸易兴起后, 京沪铁路沿线上海、无锡、南京、镇江等处, 亦出现采用新法创办的鸡场。如镇江惠农鸡场、常州生生农牧场、无锡旗站鸡场、扶农鸡场、苏州黄渡鸡场、上海新农场、民生鸡场等, 养殖规模在百余羽至千余羽之间。 (5) 但这些鸡场, “采用的所谓‘新法’, 不过是集中养殖而已, 对于现代养鸡技术, 竟无一知晓”, 如在鸡种选择上, 混杂不堪, “既无肉蛋二用之分, 更未经改良或选择, 无论就产卵产肉方面言之, 不但数量不多, 品质亦甚恶劣”, “种卵之选择既不注意, 消毒工作又未实行, 白痢病、球虫病等, 难免染及雏鸡, 使疾病蔓延愈广” (6) , 可见这些鸡场“对鸡种繁殖方法, 及选剔手续, 均尚缺少研究”, 以致“鸡群退化, 产蛋率减少, 为不可掩之事实” (7) 。而同时期的欧美各国, 尤其是荷兰、丹麦等农产大国, “对于鸡种改良, 增加蛋类出产量之推行, 甚为努力, 大规模之养鸡场无处无之, 以科学之设备, 卫生之营养, 质量佳胜, 发达惊人”, 由于应用现代科学养鸡技术, “每鸡每年产蛋达百个以上, 蛋形大小亦有一定标准” (8) 。因此从养殖技术角度上看, 近代中国养鸡业在质量与效率上与西方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从蛋业发展外部环境上看, 政府保护的缺位与国际贸易壁垒致使国内外蛋品贸易税负过重。蛋业贸易快速发展的1920年代, 国内正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时值军阀割据, 地方各自为政, 无不视蛋业为优良税源。时任上海蛋业公会会长郑源兴曾在回忆其时蛋业税负时感叹:“中国蛋产之区, 多在穷乡僻壤, 收罗既属不便, 而从前关卡林立, 处处须加查验”, “一关如此, 他卡复然, 及货运到, 损坏之货已占过半矣”。 (1) 1931年,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厘金制度, 并以千分之五营业税作为弥补地方政府废除厘金后的税缺。蛋商本以为藉此可减轻蛋业税率, 然而各地大多无视中央法令, 所征营业税远远超过千分之五。如安徽省“自裁厘后, 假营业税之名, 而行复厘之实, 征收之苛, 且有过之”, 从安庆每百磅九元的鸡蛋运至上海, 税负须增加三四元之多。 (2) 山东益都、博山两县, 甚至“假借牙行名义, 仿照厘金办法, 拦路强征”。 (3) 地方政府随意提高税率, 南京国民政府非但没有严令禁止, 反于同年六月, 大幅提高蛋品的海关出口税率:干蛋制品出口税率根据旧税则, 每担税负关银二两二钱五分, 新税率高达四两五钱, 增加一倍;冰湿蛋制品原税率为每担三钱三分七五, 新税率一两五钱, 增加三倍半;鲜蛋由原来每担四钱二分, 改为从价征收7.5%, 约增加两倍;皮蛋与咸蛋增加最少, 从最初每担五钱二分五, 改为从量征收每千只六钱六分, 增幅在26%左右。 (4) 1934年5月, 在国内蛋商及蛋业公会的强烈呼吁下, 财政部将蛋品税率改为一律从价5%征收, 但因政府财政困难, 虽正式公布, 实际并未施行。 (5)
随着国际蛋品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欧美各国为保护本国蛋业发展, 莫不提高蛋品进口门槛, 构筑关税壁垒。英国在其养鸡事业还不能达到自给的时候, 对蛋品输入, 完全免税, 1932年, 由于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国输英蛋品增加迅速, 英国开始以10%的税率征收进口税, 1935年国会又将税率提高至30%, 并用以津贴本国蛋类生产事业。 (6) 美国在1913年鲜蛋进口完全免税, 冰蛋制品每磅仅征美金二分, 干蛋制品每磅六分, 1921年, 鲜蛋开始首次征税, 每打税金三分, 干蛋则提高到一角八分, 增长五倍, 冰蛋增长二倍至六分;1930年, 再次增加税率, 鲜蛋加征至每打一角, 冰蛋加征至一角一分。仅一年后, 1931年6月, 美政府又将干蛋税率骤加至每磅二角七分。德国蛋品进口关税, 1932年开始冰蛋制品在之前税率上增加90%, 鲜蛋由每百启罗 (约两百公斤) 五马克改为70马克, (7) 增加13倍之多!其他如日本, 在早期对鸡蛋进口, 完全免税, 后因政府积极提出养鸡, 蛋产增加, 便对鲜蛋进口开征每箱2.1日元进口税, 约合从价税率50%左右;意大利亦仿效各国, 于1932年对冰蛋制品征收约合从价税率40%的重税。 (8) 即便是一向对中国蛋品十分欢迎的菲律宾, 亦因“国民自设鸡场日见发达, 为保护民族产业起见, 1933年起将关税从每百启罗两美元提高至七美元” (9) 。各国纷纷针对蛋品征收重税, 对世界蛋品市场上净出口量最大的中国蛋业来说, 无疑是灾难性影响。
从国内蛋业市场竞争态势上看, 近代蛋业市场长期被外商把持, 国内蛋商及农民获利微薄。如前所述, 早期的蛋厂几乎全部为外商所有。以我国制蛋业发展较早的汉口为例, 1911年共有蛋厂12家, 其中德商占五家, 英占两家, 澳、法、比各占一家, 华商资本仅有两家小厂。上海共有六家蛋厂, 其中华商资本仅茂昌一家, 其余五家为资本庞大之外商洋行。 (10) 1934年, 上海中外蛋厂达成在华联合采购鸡蛋原料和在欧美联合销售蛋品的协议, 其中以茂昌为首的华商仅分配到33%的市场份额, 其余大半份额被和记、怡和、班达等外商蛋厂垄断。 (11) 在天津, 和记洋行通过自己遍布华北 (包括河北、蒙古、绥远及山东北部、山西东部) 各地乡村的收购网, 垄断了绝大多数地区80%以上的鸡蛋收购, 1931—1940年间, 仅天津和记洋行一家出口的蛋品价值就占全国出口蛋品总值的10%以上, 最高达22.5%。 (1) 和记洋行在南京所设和记蛋厂, 为和记最大的蛋厂, 年产量达百万担, 每日所需鲜蛋400万个, 苏皖两省所产鲜蛋, 几乎为其垄断。和记在南京、天津、汉口的三个蛋厂垄断了全国蛋品输出的50%左右, “除山东外, 黄河、长江两流域之蛋业, 几皆为该行所操纵”。 (2)
相较于外商蛋厂, 华商蛋厂资力薄弱, 资本在一万元至五万元之间的小规模蛋厂居多, 大多须依靠钱庄实现资金周转。技术方面, 华商所用机器大多陈旧, “外商蛋厂以四小时可以完成的干燥作业, 华商蛋厂非一日不可” (3) , 因此华商生产成本较外商高出许多。加之洋商在华经营, 依条约规定可免内地税, 以致华商蛋业, 在中外竞争中处于极不利地位。据1936年汉口地方报载, “汉口蛋业, 在十年前原有五十余家, 今则只剩十九家, 而亏损者竟占去十分之八, 如无办法挽救, 该业位置将为洋商所独占”。 (4)
凭借垄断优势, 外商往往随意控制市场蛋价。以和记为例, 和记的鸡蛋收购价格, 是伦敦总公司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和加工出口利润决定的。“每年收购季节开始, 伦敦总公司就拍来电报, 指示收购价格与数量, 然后和记洋行就根据分庄远近、运输费用和鸡蛋质量, 规定各地收购价格, 并随着季节变化、质量好坏、数量多少, 随时调整。” (5) 由于和记的垄断地位, 其他洋行和大小蛋贩皆以和记价格进行收购。在收购过程中, 和记经常利用自身的价格主导地位, 刻意压价收购。1930—1934年, 天津市场的鸡蛋价格从平均每元62.5个, 降到每元109个, 五年之间, 鸡蛋价格下降了43%, 而同一时期天津的批发物价指数仅下降18%, 也就是说, 鸡蛋的购买能力与一般物价相比下降了199%。 (6)
尽管外商洋行收购价格已十分低廉, 但这依然不是农民的鸡蛋出售价格, 农家收获的鸡蛋, 一般要经过两三次转售, 才会到达外商手中。因为农民与外商洋行之间, 还有挑贩、蛋贩抑或蛋行从中渔利, 经过这些中间交易, 农民的鸡蛋出售价格一般要比和记等洋行收购价格便宜30%—40%, 最少也在20%以上。 (7) 由此观之, 蛋业贸易利润, 大多被外商洋行、蛋厂占有, 次为蛋贩、蛋行等中间蛋商, 而农民获利, 最为微薄。
蛋业的发展特征及其问题, 一定程度上是近代农村家庭副业病态的反映。近代家庭副业的病态, 总结起来, 约有以下数端:
种类杂而不专:近代农村家庭养殖, 种类繁多, 常见的农村家禽家畜养殖, 就包括鸡、鸭、鹅、牛、马、猪、羊、兔、蚕等数种。如果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农村副业, 从事的副业种类不下数百种。 (8) 几乎每个农村家庭, 所养殖种类一般包括其中数种, 很少有家庭专门针对某一种家禽或家畜进行专业养殖。根据上述金陵大学的农村调查, 我国平均每个农村家庭养殖牲畜计鸡5—7只, 羊2.3只, 猪0.9头, 鸭0.3只, 山羊0.2只, 鹅0.1只。 (9) 从这个调查统计数字来看, 一般农家养殖种类较多, 而数量较少。以养鸡为例, 几乎家家有之, 但从养殖规模上观察, 养一只的有之, 三四只的有之, 十只八只的亦有之, 但成规模养殖的却不多见, 其他牛、羊等大型牲畜更毋庸置论, 种类繁杂与规模较小是家庭养殖的重要特征。
数量多而不优:由于从事家庭副业的人口众多, 因此家庭副业产品在总量上是十分可观的。据不完全统计, 1933年全国养鸡数量达2.9亿只, 鸭1亿只, 羊7 500万只, 猪近1亿头。 (1) 近代家庭副业生产尽管数量庞大, 但往往采取粗放式的生产方式, 既无专业科学知识的指导, 又无专业养殖设备, 以致所收获的农副产品往往在质量上参差不齐:“我国鸡种, 千差万别, 故鸡卵之大小不一, 且孵化之方法, 大相悬殊, 致品质亦良莠不齐。查杭州一带之鸡卵, 以绍兴、萧山、诸暨、杭县所产之卵, 形式大而品质良, 富阳、桐庐、余杭次之, 至衢州、金华一带, 因运输不便, 容易损伤, 故品质最劣。” (2) 由于缺乏必要的预防知识, 农村家庭养殖的禽畜常常发生疫病, 造成巨大损失, 如根据实业部中央农事实验所调查, 1935年农村家庭养殖业因禽类疫病感染致死的鸡为4200万只, 鸭为210万只, 由于缺乏预防时疫的常态化措施, “家禽之疾病在国内非常猖獗, 每岁必遭蒙重大之损失” (3) 。
经营散而不聚:近代农村家庭副业, 在经营方式上大多各自独立, 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组织与合作。由于家庭副业在近代社会仅被看作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的简单补充, 副业生产并不被作为主要的劳动对象而受到重视, 因此谈不上副业生产之间的合作。1930年代, 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农业司和渔牧司也曾数次提倡组织农村家庭养鸡的产销合作社, 并创设了中央种畜场、安徽种畜场、北平种畜场等试验场所, 试图改良和促进畜产, 但最终因经费和人员支持不力而不了了之。 (4) 不仅农村副业生产内部如此, 副业生产与农副产品商人之间亦缺乏必要的合作, 曾有时人批评中国农村养鸡业发展困境时说:“中国过去的养鸡业者和蛋业商人间, 是一向没有联络的。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养鸡与蛋业的通力合作, 是一件最切要的事”, 因为“养鸡的主要出路, 就是蛋业推销, 蛋业的货品来源, 全赖养鸡业的供给”, “双方如能取得密切的联系, 养鸡者以改良鸡种蛋品为任务, 蛋业商人以对外推销为要职, 那么养鸡事业自然发达” (5) 。由于在产、销方面缺乏组织与合作, 农村家庭副业生产得不到资金、技术的支持, 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低下, 农副产品国内外贸易市场被外商垄断, 农民在副业生产上得不到切实利益。而1930年代之后在世界蛋业市场迅速崛起的丹麦, 早期的农村蛋业“一如中国, 各自为谋, 不相联络, 各家所产之鸡蛋, 或售于贩卖者, 或售于附近之邻村, 收入无定数, 对于小农, 无大多利益”, 后在政府组织下, 农村养鸡业实行产销合作, 全国组织鸡蛋出口合作社550余个, 合作社除提供养殖技术指导外, 还组织合作运销, “农人所出之鸡蛋, 除自食外, 几完全经合作社收集包装而运销之”, “向之中间商人, 贩卖鸡蛋, 作种种投机之事, 获利极巨, 现时尽被夺回”, 事实上, 除养鸡业外, 丹麦在牛乳、牛油、腌肉等农副产业领域都利用合作产销的优势, 1930年代以后占有了大部分欧洲农副产品市场。 (6) 如此比较可见, 缺乏产销组织与合作, 是中国近代农副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注释
11 戴鞍钢、黄苇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 第206页。
22 周克昌:《中国农家鸡群之数量及其分布》, 《鸡与蛋》第1卷第9期, 1936年。
33 沙琳:《我国蛋业与世界蛋业市场》, 《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6期, 1937年。另, 事实上蛋品贸易包括鸡蛋、鸭蛋、鹅蛋及其制品贸易, 因鸭蛋与鹅蛋在蛋品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微小, 不具有统计意义, 因此本文所述蛋品, 除特殊说明外, 皆指鸡蛋及其制品。
44 目前关于近代蛋业发展与蛋品出口贸易问题的研究, 笔者所见, 唯有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马俊亚:《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罗晓春:《对外贸易与江苏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1895—1936) 》, 南京农业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等有所涉及, 对蛋业及蛋品贸易问题的专门研究, 尚不多见。
51 杨大金:《近代中国实业通志》, 中国日报印刷所1933年版, 第476页。
62 杨大金:《近代中国实业通志》, 第480页。
73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四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475页。
84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 第289页。
95 杨大金:《近代中国实业通志》, 第477页。
106 柳汝祥:《中国之加工蛋业》, 《中行月刊》第1卷第5期, 1930年。
117 王征寿:《中国蛋业概况》, 《鸡与蛋》第1卷第4期, 1936年。
121 蛋业公会:《中国蛋厂之概况》, 《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9期, 1933年。
132 《上海茂昌公司之过去与现在》, 《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9期, 1933年。
143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 第303页。
154 王征寿:《中国蛋业概况》, 《鸡与蛋》第1卷第4期, 1936年。
165 范师任:《中国之蛋业》, 《社会杂志》第1卷第5期, 1931年。
176 柳汝祥:《中国之加工蛋业》, 《中行月刊》第1卷第5期, 1930年。
187 柳汝祥:《中国之加工蛋业》, 《中行月刊》第1卷第5期, 1930年。
198 《蛋及蛋制品》, 《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1号, 1932年。
201 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中国出口蛋业》, 《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8号, 1936年。
212 《蛋及蛋制品》, 《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1号, 1932年。
223 《豫省鸡蛋之畅销》, 《山西商业杂志》第1卷第11期, 1919年。
234 《杭州鸡卵调查》, 《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20号, 1930年。
245 《山西之鸡与鸡蛋》, 《中外经济周刊》第117号, 1925年。
256 《武汉之工商业·蛋业》, 《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9号, 1935年。
267 《蛋及蛋制品》, 《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1号, 1932年。
271 《上海蛋业调查》, 《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4号, 1934年。
282 《津埠之鸡卵调查》, 《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3号, 1930年。
293 既明:《汉口之蛋行与蛋厂》, 《银行杂志》第2卷第17号, 1925年。
304 《中国之蛋粉业》, 《银行月刊》第2卷第8期, 1922年。
315 叔奎:《蛋业贸易之调查》, 《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1期, 1923年。
326 范师任:《中国之蛋业》, 《社会杂志》第1卷第5期, 1931年。
337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 第292页。
341 御河货系通过御河水运而来的河南北部及山东西部所产鸡蛋, 西河货系河北北部所产通过西河运进天津市场的鸡蛋, 车货系指沿铁路线运来之鸡蛋, 挑货指天津附近各集村由贩夫散购之鸡蛋。参见范师任:《中国之蛋业》。
352 张纬明:《中国蛋业研究 (续) 》, 《商业月报》第15卷第6期, 1935年。
363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332页。
374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 第292页。
385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 第292页。
396 廖一中:《天津和记洋行史料》, 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1980年第6期, 第3页。
407 范师任:《中国之蛋业》, 《社会杂志》第1卷第5期, 1931年。
418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第335页。
421 杨德惠:《中国蛋业的危机》, 《商业月报》第15卷第12号, 1936年。
432 沙琳:《我国蛋业与世界蛋业市场》, 《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6期, 1937年。
443 周克昌:《中国农家鸡群之数量及其分布》, 《鸡与蛋》第1卷第9期, 1936年。
454 王征寿:《中国蛋业概况》, 《鸡与蛋》第1卷第4期, 1936年。
465 陈剑如:《京沪线上专业养鸡情形之调查》, 《现代化生产》第1卷第7期, 1935年。
476 王世浩:《我国养鸡事业之大问题》, 《鸡与蛋》第1卷第2期, 1936年。
487 陈剑如:《京沪线上专业养鸡情形之调查》, 《现代化生产》第1卷第7期, 1935年。
498 《我国蛋业之危机》, 《商业月刊》第1卷第2期, 1931年。
501 郑源兴:《中国蛋业史略》, 《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9期, 1933年。
512 陈清琤:《蛋业衰落感言》, 《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9期, 1933年。
523 郑源兴:《吾国蛋业兴替之主因与今后发展之办法》, 《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9期, 1933年。
534 郑源兴:《中国蛋业史略》, 《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9期, 1933年。
545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四辑) , 第489页。
556 《限制外蛋进口》, 《鸡与蛋》第1卷第1期, 1936年。
567 杨德惠:《中国蛋业的危机》, 《商业月报》第15卷第12号, 1936年。
578 《我国出口蛋业之衰落》, 《银行周报》第17卷第28期, 1933年。
589 《华蛋输菲锐减》, 《鸡与蛋》第1卷第1期, 1936年。?
59廖一中:《天津和记洋行史料》, 第6页。?
60刘祖赉:《茂昌蛋业冷藏公司的历史回顾》, 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山东工商经济史料文萃》,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77页。
611 廖一中:《天津和记洋行史料》, 第35页。
622 南京图书馆特藏部编:《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 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第234页。
633 王征寿:《中国蛋业概况》, 《鸡与蛋》第1卷第4期, 1936年。
644 傅玉璋:《蛋之国际贸易与农村合作》, 《中国实业》第1卷第10期, 1936年。
655 廖一中:《天津和记洋行史料》, 第36页。
666 廖一中:《天津和记洋行史料》, 第38页。
677 廖一中:《天津和记洋行史料》, 第38页。
688 张奇英:《中国农村副业研究》, 《中国实业》第1卷第9期, 1935年。
699 周克昌:《中国农家鸡群之数量及其分布》, 《鸡与蛋》第1卷第9期, 1936年。
701 数据系根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第292—304页资料统计。
712 《杭州鸡卵调查》, 《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20号, 1930年。
723 王世浩:《我国养鸡事业之大问题》, 《鸡与蛋》第1卷第2期, 1936年。
734 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中国出口蛋业 (续) 》, 《国际贸易导报》第9卷第2号, 1937年。
745 张瑞芝:《〈鸡与蛋〉杂志发刊词》, 《鸡与蛋》第1卷第1期, 1936年。
756 宋一谔:《农村副业合作运动》, 《中国实业》第1卷第3期, 193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