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原教旨主义完全取代维族文化，由于原教旨主义的绝对自我封闭性，所有的问题就被异化为“异教徒”与“教徒”的斗争，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剩下通过“圣战”，消灭异教徒。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就是这种逻辑。
驾车冲击天安门暴恐事件、以及2009年7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流血事件后，新疆每年都发生的恐怖暴力事件，并不能说明“经济+民生”为核心的柔性战略有问题，而是这一战略不能应对新疆出现新的挑战，以至于出现了经济发展、暴力恐怖增多的悖论现象。
新疆新的挑战是什么？
是输入型的原教旨主义。
走出和田飞机场，恍如进入了电视画面中的伊朗。映入眼帘的是一身阿拉伯传统黑罩袍的本地女性，几乎看不到身着维吾尔多彩的传统服饰的本地女性。调研得知，在和田的农村地区，妇女被原教旨主义严格束缚，如果妇女穿戴维吾尔族传统服饰，而不是阿拉伯黑罩袍，出现在街道上，就会被当地青年殴打。农村商店里不出售酒，甚至是烟，因为如果有商店被发现有酒，隔天就会被青年纵火，店主被殴打。更有甚者，在维吾尔族婚礼上，传承千年的歌舞活动，被斥之为违反伊斯兰教义而被禁止。而据老乡的口述，在10年前，即便是5年前，和田维族群众也还是身着绚丽多彩的维吾尔服饰；饭后弹起“热瓦普”（维族特有乐器），无论贫富，男男女女边唱边跳；婚礼上的歌舞表演更是热闹纷繁。
现象背后，可以推断，输入型的原教旨主义在和田的某些地区已经在取代维吾尔固有文化。毋庸讳言，这种维吾尔文化被原教旨主义破坏的现象不仅仅限于和田，在整个南疆地区都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事实上，走访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居住几十年的老人，据他们讲，以前乌鲁木齐几乎看不到妇女穿阿拉伯传统罩袍，现在逐年增多；维族人的婚礼也没有以前的热闹喜庆了。
如果任其发展，原教旨主义必然取代维吾尔文化。无论是保存下来的文字图画的记录、还是维吾尔老人的讲述，都可以清楚证明，自从维吾尔族人皈依伊斯兰教以来，维吾尔族信奉的都是温和的伊斯兰教义；同时由于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所以维吾尔文化是一种在温和的伊斯兰教义基础上，融合了各种文化的开放、包容和世俗化的文化。这与绝对自我封闭、反对现代化，以宗教为借口宣扬暴力的原教旨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
政府是公共利益信托责任人，因此不能再坐视原教旨主义在新疆破坏维吾尔文化。中国迫切需要推出一个以打击原教旨主义，保护与发展维吾尔文化的新疆文化战略。这样一个文化战略不仅仅是保护维吾尔文化的需要，也是新疆稳定的需要。因为一旦原教旨主义完全取代维族文化，由于原教旨主义的绝对自我封闭性，所有的问题就被异化为“异教徒”与“教徒”的斗争，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剩下通过“圣战”，消灭异教徒。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就是这种逻辑。
1963年，伊朗国王巴列维推出了以2000年将伊朗建设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为目标的“白色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白色革命的12条改革计划包括了政教分离、废除宗教法庭权利、没收伊斯兰教组织的土地分配给佃农。1963年，霍梅尼的公开演讲中批评改革，理由之一是怀疑国王是“异教徒”。经济改革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土地改革。理论上，90%以上的佃农因为土地改革得到土地，国家的补贴贷款随后跟进，促进生产，土地改革没有失败的道理。但事实上，这些佃农并没有做好土地主人的准备，佃农很快将无偿得到的土地抵押给放高利贷者，最终不仅没有因为拥有土地而改善生活，而且背负沉重的债务。而对伊朗农业至关重要的坎儿井（干旱区特有的暗渠水利系统）由于没有了由地主组织的维护而毁坏，丧失水源后，数千个有生产力的村庄也将随之衰退。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在演讲磁带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国王巴列维是“犹太人的代理人、头部被石头砸碎的美国大蛇”。
霍梅尼的演讲磁带被偷运到伊朗，私下里广为传播，大行其道。在原教旨主义信徒看来，既然是异教徒迫害教徒，出现了经济问题，于是以清理国王这个异教徒为目标的圣战，成为解决问题唯一的选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约有10%的国民参与了伊斯兰革命。与此比较，开启欧洲大陆资本立宪改革的法国大革命，参与民众不过为当时全国人口的2%。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之处还在于，绝对贫困人口在革命后的头六年内增加45%，且外有西方制裁、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的情况下，政教合一的伊朗现政权能够稳固下来。而原教旨主义最恐怖的地方，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漠视。霍梅尼的名言就是：流血是必要的，伊朗流血越多，革命的胜利就越大！
在已经出现原教旨主义文化破坏维吾尔传统文化，并威胁新疆稳定的苗头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当局，不能再回避。以经济发展迂回“柔性”对付原教旨主义，全世界尚未有成功先例，反而有伊朗的教训。伊朗的事例说明经济发展（通过白色革命，伊朗的人均GDP从1961年的160美元跃增为1978年的2200美元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反而可能刺激原教旨主义蔓延。笔者认为，一个保护维吾尔文化，打击原教旨主义的战略必然会得到维吾尔的开明人士、知识分子的支持。原教旨主义革命在伊朗胜利后，伊朗知识分子，开明人士的不是被迫害入狱、就是流亡他国。
同样，这样一个文化战略也会得到维吾尔的上层精英的支持，因为原教旨主义完全取代维吾尔传统文化之始，就是维吾尔族回归到“反现代化”的“中世纪”的开始。这样一个战略，还会得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的支持。因为一旦原教旨主义在中国新疆站住了脚，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向中亚扩散，威胁这些国家的稳定。这样一个战略也能够争取到美国的支持，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试想，一旦原教旨主义文化在中国新疆盛行，就会在伊朗、阿富汗、中国新疆形成一个孕育恐怖主义的“新月形”战略走廊。这样一个结果，不仅是美国制衡伊朗的战略受挫，更是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略性失败。
打击原教旨主义、保护与发展维吾尔传统文化的战略，要避免简单套用胡萝卜加大棒方法。如果用胡萝卜加大棒能够解决的问题，那就肯定不是文化问题。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曾任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