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风窗》报道，柯云路《新星》主人公的原型吕日周，2000年到长治市担任市委书记后，推出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长治市两年来先后6次公开选拔局长、区长、县长。长治市委、市政府决策、用人、花钱公开，干部住房、用车、医疗、出差等情况公开，市委会议纪要（除了事关安全保密外）全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吕日周经常带着干部到市府大楼前的中心广场现场办公，接受群众质询，被称为“广场对话”。他支持报纸批评当地领导层，从聚众赌博的乡党委书记到工作不深入的副市长，“这种点名批评也包括他自己”。2001年，长治市5家新闻媒体共发表批评报道377篇，其中揭露干部腐败和违法乱纪的占30%，批评领导机构和干部作风的占25%。“变法”推动了长治市的经济增长、财政增收和城市建设，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
吕日周在二十年前就担任了全国改革样板县——山西省原平县的县委书记，现在都57岁了，才担任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可见他在仕途上并不顺利。在80年代初期与他地位相当而改革名声和政绩稍逊的干部，有的担任政治局委员已有十年。看到吕日周锐意“变法”，乃至支持报纸批评副手的举措，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有人说，吕日周绝对是个官场“异数”，他得了民心，失了官心，在长治长不了。笔者以为，为了保护民心，也为了让吕日周这样的改革家少担一些个人政治风险，更为了推进中国政治改革，何不参照设立经济特区的经验，也在全国设立几个政治特区。如果首批设立5个政治特区，长治市就可以选定为其中之一。
设立5个经济特区，是“改革总设计师”在80年代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特区要特”，就是说，要大胆试验，允许犯错，错了就再改回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都是地级市，海南虽然建了省，但在人口和面积上也只有地级市的规模。全国有300多个地级行政单位，一个特区出了问题，只占全国的百分之O点几，即使所有的特区都出了问题，也不过是全国的百分之一点几。试验失败了，无关全国的大局；试验成功了，则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全国推广。现在选择5个条件合适的地级市设立政治特区，与80年代设立5个经济特区时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
当初设立经济特区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1年11月26日通过决议，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以后又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这些法规和规章只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备案”而不需要报请批准。设立政治特区，也需要有类似的特殊授权，使特区可以突破现行制度的约束。
如果长治市有幸成为政治特区，可以考虑在现有“变法”基础上再做两件事。一是地级市人民代表和市长的直接选举。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尝试了乡镇长直选，还有一些学者呼吁立即中央一级举行直选。笔者以为，在地级市试行直选，范围既不小也不大，步伐既不缓也不急，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二是落实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党的机关对本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共长治市委员会、常委会以及作为市委书记的吕日周本人，更无论常委下属的宣传部门，都无权干预新闻媒体，只有长治市党代表大会，才能通过选举和罢免机关报领导机构来影响《长治日报》的报道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