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牡丹亭》中的集唐诗，指向128位诗人275首作品。但文学知识的文本来源，并不等同于其书籍来源。考察这些诗句在明代通行的唐诗选本、丛刻中的收录情况，可知汤显祖的唐诗阅读书籍，以《万首唐人绝句》《唐诗鼓吹》《唐诗品汇》《唐百家诗》四种为主。通过对别集、选本、集句等不同性质的诗歌文本进行校勘，可知汤显祖的集句素材，主要来源于日常记忆的学习型阅读，而非临场的检索式阅读。通过对书籍来源的考证，可大致呈现汤显祖的唐诗知识结构。甚至借近世文人之阅读局限及文本、知识变异的情况，可返观并理解更早时代文人阅读的可能性困难。
关键词：汤显祖 集句诗 书籍史 阅读局限 唐诗接受
在汤显祖《牡丹亭》的研究中，有关集句诗的研究，是一个持久性较强的话题，早在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三妇合评本中，编评者就尝试对集句诗的原作者进行标注。现今最通行的徐朔方、杨笑梅校注本《牡丹亭》，也基本上沿用三妇合评本的体例，只标原作者，不标诗题。至今考证最详实的成果，当属日本学者根山彻先生的文章［1］，他翻阅对勘《全唐诗》，对所有诗句做了穷尽性的文本考源，并纠正了前人标注的一些错误。至此，《牡丹亭》集句的文本考源工作基本完成。而且随着古籍数字化的成熟，类似考源工作的学术意义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我们较少留意，三妇合评本横空出世的那一年，离《御定全唐诗》的编成还有12年。此标注工作的辛苦可想而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我们，汤显祖集句的来源，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否则，无论是三位闺阁诗人，还是职业出版商，都没有能力、精力去搜检与复原文本的源头。有些现在看来颇为陌生的诗人、诗句，或许当时在较常见的唐诗文献中即可搜得。对汤显祖之唐诗阅读的局限性，先前赵山林、周衡等学者已有留意。赵先生将之解释为“汤显祖对唐诗的熟悉程度特别是运用自如的程度就更加令人惊叹”［2］；周先生则认为“《牡丹亭》集唐诗问世在《唐音统签》和《全唐诗》之前，其才更具文献校勘意义”［3］。笔者的观点，与两位先生有一定的差别，认为汤显祖对唐诗的熟悉程度固然成立，但其阅读书籍的种类丰富度，或没有其集句诗所指向的128位诗人275首作品那么分散与宽广；周先生已指出汤显祖的一些异文源于选本，但他所说的文献校勘意义并不存在，因为汤显祖所倚赖的唐诗文献，是当时的常见选本且现在依然存世。本篇的主要目的在于摆脱以往集句诗研究中的文本考源之法，将作家文本中的知识来源落到书籍这一实物载体之上，分层考察文本、书籍、阅读、知识四个话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希望为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并重新审视古代作家的阅读局限及知识来源问题。
一 文学知识的文本来源与书籍来源之别
一般认为，个体的知识分为直接知识、间接知识、内省知识三类。间接知识的书面传承落实在文学创作中，便形成古典文学的文本间性。由此而来的文本对话及互文性关系，固然有非常丰富的学术内涵，但究其第一件事，则是对文本来源的考索。这在学界已是很成熟的研究方法，典故的挖掘、化引的标注、名物的溯源皆与此有关，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本意，也可以让我们更细致地认识作者的知识结构。
以上关联都是文本之间的联系。在文学研究者的眼中，文本是超越时空、不依赖于物质媒介的一种抽象存在；但在历史研究者眼中，绝大多数文本必须依赖于物质媒介而存在，这个媒介固然可以有石刻、书画等多种形式，但最重要的肯定是书籍。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我们确定了某位作家的所有作品的文本来源，也未必能够还原其知识结构，因为我们无法证明文本的对应关系就一定意味着作者看过那些原典。在古代书籍流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借选本、类书、子书等编纂类著述，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所谓的知识，有文本来源和书籍来源之分，后者必须落实到具体、真切的阅读对象和经验中，才有讨论的意义。
目录学和藏书史的研究是古典学术中较成熟的一个领域。如果图书数量较大且门类齐全，确实可以呈现某一时代特定群体的知识结构。但它也有显而易见的缺憾，一方面，官方藏书目很难反映普通作家的阅读情况；另一方面，有藏书经验及私家书目存世的作家，不能代表普通作家的阅读行为。因此，这一研究路径的终点，大致只能是书籍史的范畴，要想进一步适用于阅读史的研究领域，似缺乏案例上的典型性和普遍性。
也就是说，知识、阅读、书籍、文本四者，彼此之间是先后相承的关系，知识来源于阅读，阅读需要依赖书籍，而文本因书籍得以保存。虽然在理论上，作家的知识结构和谱系，可以通过对文本中的知识挖掘和互文性考察来实现，但这样呈现出来的知识结构是比较抽象的，缺少如何获取知识的现实场景，而这个场景需要依赖具体的书籍阅读行为来还原。然而事实上，古代文学世界中的主流群体，即官僚型文人和创作型文人，无论考虑人物的行迹流动，还是其经济能力和藏书空间，他们日常可接触的书籍都较有限。我们必须想一个办法，跨越文学知识在文本来源与书籍来源之间的这条鸿沟。这个时候，利用阅读史的思路，将较传统的书籍史研究与较前沿的知识史研究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在研究对象及意义上具有普泛性的整体方法论，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阅读史研究本身是西方书志学和读者反映理论的一种交汇，是史学与文学、具体与抽象的一种交叉。它带有很强的即时性和场景性，更偏向一种行为研究，而非理论研究。现今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并非没有关于阅读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关注文人的阅读生活和阅读场景，这也是古典文学作品中记录或表现较多的环节。在严格意义上，这更偏向文学的日常生活化研究。阅读史研究的核心有二：一为阅读对象的研究，建立在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之上；二为阅读方式研究，考察歌咏、记诵、默读、翻检等不同阅读行为之于文学世界的影响［4］。这两条路径都需要非常具体而丰富的史料予以支撑，否则很难将每一步逻辑论证落到实处。这对古典文学研究来说，确有一定难度，因为我们在晚明之前，很难找到既有藏书清单、又有读书日记存世的典型文人，也就很难还原文人的具体阅读行为及相关心理活动，更遑谈这些活动之于作家文学创作及思想的影响。这个时候，如何在没有书目、日记等特殊文献类型的情况下，在常规史料中发现阅读研究的新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用文本考源（史源学、典故学）的方法，去探究作家的阅读对象，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作家有可能从编纂类著述中间接地获取文学养料；但如果把这种文本考源之法与选本研究之法、文本校勘之法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追寻更确凿的阅读对象，来探究作家知识结构的真实构成；还可以通过不同选本的收录及异文情况，来考察作家阅读方式的日常状态，探究其文学文本生成过程的某个局部。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只要我们找到文本的关联，并确保这种关联的紧密度，比如关联文本的数量足够多，文本变异的情况足够特殊等，便能考循其中知识的书籍来源，从而断言作家肯定阅读过某一种文献。
二 从集句诗看汤显祖唐诗阅读的书籍来源
自觉的集句诗创作，自北宋王安石始。现知的宋人集句，大致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带有较明显的类型化创作特征，如孔平仲的集选诗、李龏的咏梅诗、文天祥的集杜诗等［5］。这些集句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类书、类选及特定作家的别集来完成创作，在资料的翻检和使用上，未必具有普泛性，无法反映作者所处时代诗歌阅读的普遍经验。
另一类情况，如王安石和释绍嵩的作品，不存在针对性的集句对象，更能反映创作者在诗歌积累上的实际情况。相关的文本来源，张福清《宋代集句诗校注》已做考索。但还有不少诗句无法找到文本来源。而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北宋书籍实物屈指可数，考虑到唐诗传播在两宋时期尚有一定的文本不稳定性，率然用后来版本的同名文献，完全等同于宋人看过的原书，这样的处理方式亦有失严谨。从这个角度来说，适当地将考察对象的年代后移，虽然弱化了集句诗研究的早期性与典型性，却可以通过更充裕的实物文献，来更清晰地探究作品的文献来源（包括文本来源、书籍来源），进而推测作家的阅读对象及其阅读行为的细节。选择明人汤显祖而非宋人王安石，有其合理而丰富的一面。
汤显祖的时代没有《全唐诗》，殆无疑问。作为清修《全唐诗》的文献蓝本，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季振宜的《唐诗》，其编印年代在《牡丹亭》之后，汤显祖也不可能看到。那么，从书籍来源的角度看，汤显祖及其同时代人的唐诗阅读，主要来自选集、别集、丛刻、类书、诗话等著述类型［6］。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即使没有《全唐诗》这一类总集，晚明文人仍可以通过购买、收藏各种唐诗别集来系统地阅读和学习唐诗，毕竟这些唐诗别集在明代各公私书目中多有著录。但事实上，至明万历年间这样的印刷繁荣时代，唐诗别集单刻本、丛刻本的印量、印次与流通速度，仍相当有限。作为文学家和普通官员的汤显祖，其藏书规模和对待书籍的痴迷与严谨态度，也不能与杨慎、王世贞、胡应麟等学者型文人相比。故在一定程度上，汤显祖的情况，更能代表明代中后期创作型文人或官僚型文人在唐诗阅读上的真实面相。
汤显祖的藏书情况到底如何，现有史料相当有限。我们根据他《广意赋》中的记叙“鸠遗书盖四万卷余兮，招余曾与余祖”［7］，可知在他祖父的时代，家中有四万多卷藏书。虽然晚明的书籍印刷和流通已经颇为成熟，但作为一个江西地区的普通文人家庭，既算不上藏书世家，先前又没有进士登科的经历，能拥有如此数目的藏书，还是让人大吃一惊。也难怪在后面考证中，会发现《文苑英华》这样的大型文学类书，或有可能是汤显祖阅读过的唐诗书籍之一［8］。但隆庆六年（1572）除夕，汤显祖邻家发生火灾，延及汤宅，火势至次日方熄。到底有多少藏书毁于火厄，我们无法考证，他在万历元年（1573）所作《感恨先人书剑》诗中，有“龙文销故剑，鸟篆灭藏书”一句，看来损失不小，当时汤显祖24岁。他晚年回忆：“仆少读西山《正宗》，因好为古文诗，未知其法。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亦无从受其法也。规模步趋，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三十、四十矣。”（《与陆景邺》）［9］可知在诗学宗尚上，汤显祖当时主要精读《文选》，沉迷六朝。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开始对唐诗做系统性阅读，家中藏书便已大量损失。虽然作为诗人的汤显祖，可以继续家族的聚书行为，但考虑到他的经济能力，以及入仕后的任职流动性，他随身能携带、翻检的书籍相当有限，这决定了汤显祖对唐诗的整体认识，或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充分。
笔者以为，汤显祖的唐诗学知识结构和对作品的稳定记忆，大致定型于24—34岁之间。已有研究证明，汤显祖早年诗集《问棘邮草》中，有不少初唐诗歌的元素［10］。但大量书籍的毁佚，以及汤显祖的游宦经历，至少意味着他在创作《牡丹亭》的时候，已不可能像早年那样很便捷地翻阅海量文献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对汤显祖可能出现的因记忆模糊而导致的文本变异，予以更复杂的考虑。
以下笔者选取了十种唐诗选本，分别是韦縠编《才调集》、李昉编《文苑英华》、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计有功编《唐诗纪事》、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周弼编《唐诗三体家法》、元好问177《牡丹亭》集句与汤显祖的唐诗阅读编《唐诗鼓吹》、方回编《瀛奎律髓》、杨士弘编《唐音》、高棅编《唐诗品汇》（附《唐诗拾遗》），基本上覆盖了晚明以前历代唐诗选集中较经典或流行的读本［11］。据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等研究，这十种选本在明嘉靖以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牡丹亭》问世以前，大多有新刊本行世［12］。短期内未有过刊印的，是《唐百家诗选》《瀛奎律髓》二书。前者在南宋乾道五年（1169）刻本后，即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刻本；后者在明成化三年（1467）刻本后，即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汤显祖看过此二书的可能性有多高，以下通过诗歌选录和异文情况的量化分析，实可做出一个概率上的判断。
虽然笔者选取了在明代流通较广的唐诗选本，尽可能覆盖作为文学家的汤显祖的阅读范围，但谁也无法保证汤显祖的事实阅读中，会有几种溢出笔者考察范围的稀见唐诗选本。事实上，在《牡丹亭》引用的279句唐诗中，有17句未见于以上十种选本，如果说李白、杜甫等人诗歌未见于诸选本，有可能是汤显祖熟读名家别集，那么，像章碣、张蠙等诗人的作品出现在《牡丹亭》中，笔者以为，不以博学和藏书著称的汤显祖，专门去寻访这些诗人别集的可能性很小，更可能来源于某一种笔者未考察的唐诗选本或丛刻（后有专论）。
《牡丹亭》55出中，共有集句诗70首［13］，皆七言绝句，可得279句唐人诗句（“错把杭州作汴州”一句袭宋人林升诗）。我们拿这279 句去核查前及的十种唐诗选本，有141句见于《万首唐人绝句》，86句见于《唐诗品汇》（附《唐诗拾遗》），55句见于《文苑英华》，51句见于《唐诗鼓吹》，30句见于《唐诗纪事》，25句见于《唐音》，见于《唐百家诗选》《才调集》的各23句，20句见于《唐诗三体家法》，13句见于《瀛奎律髓》。另有17句未见于任一选本。
以上数字只表示诗句在各选本中的密度，不能证明汤显祖一定读过这些选本，也不能据数量多少来证明他阅读这些选本的优先级和熟悉程度。除非有些诗句只见于某一个选本，而在其他选本中无法找到，我们才可以在概率上，判定汤显祖读过此选本的可能性较大。在这279句诗中，有85句只见于《万首唐人绝句》，不见于其它九部选本，考虑到这一数字占《牡丹亭》集句总量的近1/3，《万首唐人绝句》为汤显祖集句的首要参考文献，应无疑问；另外，有19句只见于《唐诗鼓吹》，16句只见于《唐诗品汇》（附《唐诗拾遗》），12句只见于《文苑英华》，除《文苑英华》的情况较特殊外，另两部是汤显祖的重要参考文献，也基本可以确定［14］。以上四种外，只见于《唐诗纪事》《瀛奎律髓》的各有2句，只见于《唐诗三体家法》《唐音》《唐百家诗选》的各有1句，无诗句只见于《才调集》。由于数量较少，带有某种偶然性，我们暂无法判断汤显祖是否参阅过这些选本。但总279句唐诗中，有139句只见于十种唐诗选本中的某一部，至少可以说明，汤显祖的检阅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在有意落实诗歌来源的多样性，并没有把眼光局限在某一两部特定的选本上。
以上从诗歌收录的有无情况，推断汤显祖唐诗阅读的书籍来源，《万首唐人绝句》《唐诗鼓吹》《唐诗品汇》，基本上确凿无疑；《文苑英华》因全书体量较大，另六种选本因案例较少，径此判断是否汤显祖的参考文献，有一定风险。故笔者尝试另辟蹊径，从诗歌文本的异文情况，来讨论这些选本作为汤显祖之唐诗阅读来源的可能。为便于表述，以下笔者将早期唐诗别集中的文本称为“原文本”，历代唐诗选本中的文本称为“选文本”，《牡丹亭》初刻本中的文本称为“集句文本”。
有关集句的异文情况，先前研究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把《牡丹亭》中集句与《全唐诗》中的诗人作品进行比勘，以凸显汤显祖在创作上的灵活性。这里必须说明两点：一、《牡丹亭》创作在前，《全唐诗》编纂在后，我们只有证明了这首诗在汤显祖时代的文本样貌，等同于《全唐诗》中的文本，所谓的异文比勘才有实际的意义；二、即使在晚明以前的唐诗文献中，有与《全唐诗》文本完全一致且普遍流通的文本，也不能证明《牡丹亭》中的异文就是汤显祖的刻意改动，很可能汤显祖看到的是另一个文字有异的文本，甚至有可能汤显祖可以同时看到两个以上的不同文本，而他根据《牡丹亭》整体语境的需要，选择引用了另一文本。考虑到以上复杂性，跳出历史化的阅读场景，简单地讨论异文，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具体的阅读细节为何，汤显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直接的史料，但通过足够数量的选本考察（引用的有与无），及其文本差异的多组比勘（引用的同与异）［15］，可以大致还原其阅读面貌。
以上通过选本有无来考源书籍的方法，我们不妨称为“唯一选本”原则。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相对有限：一、有些书籍的有效案例太少，不足以充分论证；二、很多集句文本见于两个以上选本，无法用此法做出判定。这个时候，“循从异文”之法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当单种书籍的有效案例较少时，我们可用“唯一选本”“循从异文”两条原则来叠加论证。如《牡丹亭》第44出下场诗第4句“两地各伤无限神”，出自元稹《寄乐天二首》，原作“两地各伤何限神”［16］。在十种选本中，此句只见于《唐诗三体家法》，正作“两地各伤无限神”。也就是说，此异文由“唯一选本”生成，并为集句文本所循从。从概率的角度来说，汤显祖的异文来自于其他未考察的选本，而那种选本又生成或循从了与《唐诗三体家法》一致的异文，此机率微乎其微。
就算在“非唯一选本”的情况下，“循从异文”原则同样重要。《牡丹亭》第20出下场诗第1句“魂归冥漠魄归泉”，十选本见二：首见《万首唐人绝句》，也是记载此诗的最早文献，作“魂归寥廓魄归烟”（作者题曰韦庄）；又见《唐诗三体家法》，作“魂归溟漠魄归泉”（作者题曰朱褒），汤显祖显然沿袭《唐诗三体家法》而来。再以《唐音》为例，《牡丹亭》有25集句见于《唐音》，其中24句属“非唯一选本”。共出现异文11例，其中集句文本与所有选文本皆异的有8例，我们可以理解为汤显祖的改动；《唐音》与其他选本有异而《牡丹亭》从《唐音》的，有2例（另1例从《文苑英华》）。如第5出下场诗第4句“花里寻师到杏坛”，出自钱起《幽居春暮书怀》。明刻本《钱考功集》作“花里寻师指杏坛”［17］，《文苑英华》同别集，《唐诗三体家法》《唐音》则作“花里寻师到杏坛”，汤显祖从《唐诗三体家法》或《唐音》；第15出下场诗第4句“交割山川直到燕”，出自王建《寄贺田侍中东平功成》，南宋刻本《王建诗集》作“交割山河直到燕”［18］，《唐百家诗选》同别集，《唐音》作“交割山川直到燕”，汤显祖从《唐音》。这种“非唯一选本”下的“循从异文”原则，在考察选源时，虽不及前一种叠加论证那么确凿，若比例够高，我们仍可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未见于十种唐诗选本的17句，李白、杜甫、刘长卿、皮日休等名家，汤显祖自有获取文本的多种渠道；剩余伍乔《观华夷图》、李建勋《春词》、章碣《雨》、张蠙《经范蠡旧居》、李咸用《陈正字山居》、殷文奎《省试夜投献座主》、鱼玄机《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及联句，笔者认为，汤显祖借鉴了一种唐诗丛刻，即明人朱警于嘉靖十九年（1540）刊刻的《唐百家诗》，以上7人诗歌皆收录其中［19］。考虑到《唐百家诗》以编录中晚唐小家为主（中唐27家，晚唐42家），而汤显祖后期诗风转向中晚唐［20］，那么，他有意识地寻访与阅读一些偏重中晚唐诗歌的选本和丛刻，亦在情理之中。嘉靖刊印的171卷《唐百家诗》，无疑是当时市面上规模较大且较容易购得的一套书。
一旦明白了《唐百家诗》之于汤显祖认识唐诗小家的重要性，我们再回头看前面无法做出确凿判断的那些选本。279句文本中，只见于《唐诗纪事》《瀛奎律髓》的各有2句，对应诗人分别是步非烟、韦元旦、刘长卿、伍乔；只见于《唐诗三体家法》《唐音》《唐百家诗选》的各有1句，对应诗人分别是唐彦谦、李商隐、吴融。考虑到现存步非烟诗4首，韦元旦诗10首，历代文献中未有单独成卷的记载，那么，汤显祖直接从《唐诗纪事》中摘引二句的可能性甚大；现存最早的唐彦谦《鹿门集》版本，为《唐音统签》本，我们未知汤显祖以前的流传情况，但钱谦益说“《鹿门集》从无刊本，即《宋史·经籍志》亦云‘有目无诗’”［21］，可见此集的流传范围相当有限，汤显祖据《唐诗三体家法》的可能性很大；与之相比，《瀛奎律髓》对应的刘长卿、伍乔二人，一为唐诗名家，一见收于《唐百家诗》，此书非汤显祖必需的参考文献。考虑到《瀛奎律髓》在《牡丹亭》成书前的最近一次刊刻在成化三年（1467），距离万历年间已有百年之遥，笔者以为，汤显祖参考的可能性不大。同样的情况，还有《唐百家诗选》，虽然我们尚不能判究吴融诗的文献来源，但此书在南宋乾道五年（1169）刻本后，便世间罕见，直到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方由宋荦据宋本重刻，汤显祖经眼的可能性亦小。
为严谨起见，我们亦需用《唐百家诗》复核《唐诗鼓吹》《唐诗品汇》《文苑英华》。三书各有十余句仅见的情况，在案例数量上仍有风险，何况《文苑英华》作为文学类书，体量甚大，汤显祖能否得见，存在疑问。复核可知，仅见于《唐诗鼓吹》的谭用之、曹唐诗句，仅见于《唐诗品汇》的李中诗句，仅见于《文苑英华》的陈陶、司空图、张建封诗句，皆未见于《唐百家诗》。根据现有的唐人别集的刊刻、流存信息来看，汤显祖读到这六位诗人别集的可能性很小。故综合来说，《唐诗鼓吹》《唐诗品汇》《文苑英华》作为汤显祖的阅读书籍，可能性仍大。当然对《文苑英华》，汤显祖的阅读方式是偏记阅，还是以翻阅为主，可以再讨论。
综上可知，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集句诗的时候，主要参考了《万首唐人绝句》《唐诗鼓吹》《唐诗品汇（附《唐诗拾遗》）》《唐百家诗》《文苑英华》《唐诗三体家法》《唐音》《唐诗纪事》八种唐诗文献。前四种尤为重要，为“必读书籍”；后四种有某些不确定性，为“可能书籍”；另《唐百家诗选》《瀛奎律髓》等，为“低概率书籍”。总的来说，汤显祖的“必读书籍”虽然种类不多，但规模不小，除《唐诗鼓吹》外，其它三部均为百卷以上的总集，其阅读量颇为可观。当然，这是集句文本与多种选本、丛刻对勘后的概率推演结果，只代表在阅读优化原则（用最少的可见文献，覆盖最多的集句文本）下的某种可能。随着古籍电子化的继续普及，计算机智能技术的提高，这种追求结果最优化的概率推演，精确度只会越来越高。相关研究成果必可推动古典文学研究诸领域的纵深发展。
三 异文的新视角：汤显祖的阅读方式及习惯
以前对《牡丹亭》集句诗中异文的讨论，多认为属于汤显祖的刻意改动，或刻工手民之误。一旦我们理解了汤显祖阅读唐诗选本的局限性，那么，很多异文可能只是沿袭了某一选本中的错误文字，而不是汤显祖的有意修改。简单地将唐诗别集中的文字与《牡丹亭》集句诗中的文字对勘，其意义不大，因为它们中间还有不少未知的文本流通环节有待廓清。我们只有把这些环节较完整地衔接起来，才能知道所谓的文本变异发生在哪一阶段，从而推断汤显祖在集句行为中的主动性到底有多高。
如果文本变异发生在汤显祖生前的某个环节，而不是在他集句创作的环节，那么，至少文本变异之于汤显祖的意义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当然，对原本不存在的学术意义的解构，也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学术贡献。但笔者不禁要问，在新的局面下，能否换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让异文的学术意义得到重新的发扬与彰显呢？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否存在一种新的打开方式呢？
我们且把原文本、选文本、集句文本之间的异文情况，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误袭为改。汤显祖未必看过原文本，他只是采用某一已经变异的选文本，后人不察，将之与原文本对勘，误以为汤显祖有意修改。如第5出下场诗第3句“在家弄玉惟娇女”，出自柳宗元《叠前》，原文本作“在家弄土唯娇女”［22］。“土”“玉”二字，可释为形讹之误，但在十选本中只有《万首唐人绝句》选录了此诗，正作“在家弄玉唯娇女”。由此可断言，这一例异文只是汤显祖沿袭《万首唐人绝句》之误，不应做过多的诠释。
第二种是误选为改。汤显祖可以看到两个以上的原文本和选文本，并在多个差异性文本之间做出了自觉的或无意识的选择。如在139例见于《万首唐人绝句》的诗句中，集句文本与《万首唐人绝句》本存在异文的只有49例。在这些异文中，只有5例可找到与集句文本一致的其它选文本，剩下44例属于集句文本与所有选文本皆异。也就是说，汤显祖要么依赖《万首唐人绝句》，要么根据自己的意图改动。他并没有太自觉的互勘、选择意识，只是看到或记起了某个选文本，就拿来使用，不会刻意追究多个选文本之间可能存在异文的问题。由此来说，误选为改，也不过是我们在严谨的学术思维下，对其误袭为改的一种变相认识而已。
第三种是刻意修改。即汤显祖不满于原句语境，对原文本或选文本做若干字词的改动，形成新的集句文本，以贴合戏曲之表演情境。这一类情况，是以前学界对《牡丹亭》集句的研究重点之一，大家对其中的汤显祖戏曲思想与文学造诣的挖掘，已颇为周全。虽然现在看来，不少案例属于误袭为改、误选为改，但只要能严格限定对象，这一套研究方法还是可行的，不能一概否定。
理解了这一点，再来介入对阅读方式及习惯的探究。集句这一创作类型，作为一种特别的征引方式，可分为记忆型集句和翻阅型集句两种类型，前者通过融贯早已内化为个体知识的诗歌来集句；后者通过临场阅读、收集有效的唐诗文本来集句。一种靠平时积累，一种靠短期而有针对性的搜检。记忆型集句的源头是学习型阅读，而翻阅型集句的源头是检索式阅读，它们所指向的作家创作态度大相径庭，我们肯定不愿看到汤显祖的集句创作是后一种情况。前面通过量化分析之法，基本确定了汤显祖唐诗阅读的文献范围，却不能判断其集句的行为来源，是重视知识积累的学习型阅读，还是急就情形下的检索式阅读。阅读范围的大小，与阅读方式的缓急，对于评价汤显祖的创作自觉性，都很重要。
首先，我们来看记忆型集句及其源头学习型阅读的可能性。汤显祖对唐诗的整体认识，来源于学习型阅读，这没有疑问。本篇想探究的是，汤显祖在面临《牡丹亭》集句这一具体的创作情况时，是否能依据以前学习型阅读所积累的知识素养，在没有充足图书的条件下，顺畅地创作出集句诗来？还是他不得不重新翻阅手头的唐诗文献，甚至依赖于一些作诗工具书，才能确保集句的效率和质量？这两种情况固然可以同时并存，但唐诗知识的积累程度，难免会促成某一种偏向的出现。
记忆型集句和翻阅型集句的一个很大不同，是通过记忆得来的文本，更容易产生音讹之误；而通过书本的即时翻阅得来的文本，较容易产生形讹之误。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差异，来推测汤显祖更有可能的阅读方式。
以下选取的案例，多为“唯一选本”的诗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汤显祖是从这部选本中摘得或记得此诗的；但其集句文本又与原文本及唯一的选文本不同，即出现了新的异文。满足前一个条件，是为了确保书籍来源的唯一性；满足后一个条件，是为了在文本差异中探究汤显祖阅读方式的偏向性。大体来说，这一类异文的生成特征，如果以音讹为主，则汤显祖的集句行为，偏向记忆型；如果体现为形讹，则仍保留了临场翻阅的某些痕迹。
但是，哪些异文是作者之音讹、倒讹、形讹等失误所造成的，哪些是作者刻意的修改，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无法划定界限，从而洞察作者的真实想法。有鉴于此，不妨采取一种迂回的论证策略。现存《牡丹亭》的版本众多，最早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石林居士序刻本，其他还有13个明刻本。这些版本之间存在很多异文，包括不少石林居士本误刻而被后来版本剜补或改刻的情况［23］。其中涉及集句诗这种复杂的二次创作时，如何区分汤显祖改写与刻工手民之别，是一件难事。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初刻本出现文字错讹，后刻本改回至正确面貌；但也可以理解为，初刻本中的刻意改写（集句文本）被后刻本改回至原始面貌（原文本）。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不仅不是校勘学意义上的文本校正，反而是对汤显祖二次创作之文学意义的消解。
然而，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异文却成为一批丰富的研究材料。同样是与原文本有文字差异的集句文本，有的诗句在后刻本中被改回至原文本，有的诗句依然保留了集句文本的面貌。回改的一类，自然反映了后来刊印者的严谨和高明；而未回改的一类，则应分两种不同的情况来考虑：一、刊印者不熟悉唐人诗句，不知道此集句文本有别于原文本；二、刊印者知道此中差别，但他判定此句为汤显祖刻意改动，因此不做回校。可惜汤显祖的意图我们尚且难以探究，坊间刊印者的想法更无从区分了。
至于回改的情况，《牡丹亭》初刻本没有标注集句诗的原始出处，早期的后刻者无法按图索骥，去唐诗文献中查核原文，因此肯定是凭记忆回改。以下姑举二例。初刻本第28出下场诗第3句“朝云夜入无云处”，出自李白《巫山枕障》，明刻本《李太白诗》作“朝云夜入无行处”［24］。在十选本中仅见于《万首唐人绝句》，文字与原文本同。也就是说，其文本变异发生在集句文本的环节，后刻本如明万历间刻本、玉海堂朱氏刻本等做出回改。又第50出下场诗第3句“寒鸿过尽残阳里”，出自耿湋《塞上曲》，《唐百家诗》本《耿湋诗集》作“塞鸿过尽残阳里”。在十选本中见于《唐诗品汇》《文苑英华》，文字与原文本同。其文本变异亦发生在集句文本一环，后刻本如明《词坛双艳》本、安雅堂刻本等做出回改。
首先，在未标出处的情况下，后刻者能够回改，至少说明此诗句在当时属于耳熟能详的常见文本。既然普通文人尚可记诵，汤显祖肯定也是依靠学习型阅读而来。其次，初刻本中的集句文本，与原文本、选文本皆有异，且为较明显的音讹、形讹，以致于被后刻者定为讹误而回改（如果后刻者认为是汤显祖改写，自然不会回改）。我们若能解释这种讹误的出现节点，就能更好地了解汤显祖的阅读方式。在第一个案例中，“行”误作“云”，考虑到字面犯重为集句大忌［25］，此异文有可能发生在刊印的过程中；在第二个案例中，“塞”形讹而作“寒”，既可能发生在翻检阅读的环节，也可能发生在刻工手民的环节，若是前者，或能证明汤显祖存在临场翻检的行为，但“塞”“寒”二字平仄不同，也可能是缺乏诗学素养的刻工手误。综合考察，汤显祖的集句素材，主要来源于学习型阅读行为，但其中难免出现记忆有误的诗句。
另外，我们要明白，集句的基本单元是句，而不是篇。学习性阅读大多以篇为阅读的最小单元，也就是说，学习性阅读和集句行为本身，其关注对象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不否认检索式阅读也可以篇为单元，但如果是比篇更短小的韵句，无疑更有效率。而韵句这一层级，因其知识的碎片化，及较强的功用性，常规的学习型阅读不会着重关注。前文的诸多讨论，其实建立在一个默认的前提之上，即汤显祖的集句路径，无论是记忆还是翻检，理所当然是以篇为基本单元进行阅读的。那么，有否可能在汤显祖的集句行为中，以韵句为单元的检索式阅读［26］，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呢？
将诗歌摘句分韵编次的著述，南宋时已经出现。如裴良甫的《十二先生诗宗集韵》，其体例“采摘诗句，依韵分载，颠倒割裂，削去原题”［27］，虽有悖诗歌原貌，却便于诗人根据韵部寻检合适诗句。明代此类文献尤多，如旧题杨慎的《哲匠金桴》，“采摘汉魏以后诗隽句及赋颂之类，分韵编录，然征引庞杂”［28］；旧题李攀龙的《韵学事类》，“分韵隶事，惟有上下平声，盖仅备律诗之用，庞杂弇陋”［29］。与汤显祖同时代的施重光，编有《唐诗近体集韵》，虽以篇为单位［30］，不至于摘句割裂，但亦分上下平三十韵编次。这些著述的出现，是为了初学者熟悉特定韵部的创作，“备律诗之用”，但客观来说，也为集句这一特殊的创作类型，提供了大量素材。甚至到明末清初，出现了《唐诗韵汇》这样大型的韵句工具书，“采唐人近体诸诗，以上下平韵隶之，大抵取供集句者之用”［31］，卷首王震撰序，明言施端教“于集唐尤称绝艺”［32］。虽然此书的编纂时间在汤显祖后，但除了编纂规模变大外，《唐诗近体集韵》《唐诗韵汇》在体例上并无区别。只是《唐诗韵汇》因卷首序提到集句之事，我们更确定此书的集句性质而已。虽然我们无法根据文本文献来判断汤显祖是否参考过此类文献，至少晚明时这类图书已有相当大的市场，即使汤显祖未有经眼，也不代表普遍风气不是如此。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探讨汤显祖的集句创作，是基于学习型阅读，还是检索式阅读，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我们有可能因此获知汤显祖知识结构和谱系的某个局部。如果是检索式阅读，那么，所有行为都是他在集句之前的精心准备工作，其研究价值甚微，甚至带有某种经典解构的意味；但如果是学习型阅读，那就意味着汤显祖的唐诗知识结构就是由这些书组成的，此中的学术意义，将远超过对其文本来源或书籍来源的具体考证。集句诗可以这样研究，那么，拟效、次韵、同题、括、袭改、用典等创作行为，同样适用于此研究方法。由此综合得来的书籍面貌，将呈现出一个更真实、精确、完整的作家知识结构。
四 近世文学阅读局限的前启示
汤显祖所在的晚明，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但其阅读局限依然存在，这种局限性至少有三：一、出版业的繁荣，更多指向刊印技术门槛的降低、刊刻图书种类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个人访书的绝对便捷。即使在明清时代，一般刻本的印数也不过几百本而已，一旦刊印时间过去数十年，访书就颇为困难。对汤显祖来说，他于《唐百家诗选》《瀛奎律髓》几无借鉴，与二书最晚一次刊印分别在南宋乾道五年、明成化三年有很大关系。其他几种征引频率较高的唐诗选本，皆有嘉靖以后刻本，汤显祖更容易获取。二、汤显祖并非典型的藏书家或学问家，我们不能倚借当代学术的海量文献及严谨态度，去想象与规范一位古代诗人的文学阅读经历。虽然最后的推演证明，像《唐百家诗》这样的大型图书，汤显祖同样过目，但这与他后期诗学中晚唐有关，有其合理的一面，并非所有的大型图书都于此成立。三、无论是官员宦游，还是诗人远游，丰富的人生体验是伟大诗人的必经之路。作家只要客居在外，便不可能携带太多书籍，想要在创作中使用文学素材，海量的检索式阅读未必现实，更多只能汲取早期学习型阅读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由此造成的记忆变异，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言以概之，很多书在晚明确实流通，但汤显祖买不到、用不着、带不动，这些古人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开展阅读史研究时不应忽视的。
与近世文学研究先天的文献与史料优势相比，上古、中古文学的研究困境在于，现在没有太多那个时代的书籍实物，当时文人也没有自觉的意识去记录他们阅读中的诸多细节。我们缺少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书籍阅读和知识获取的具体过程，无法探究这些文本、知识在现实世界中的书籍来源，以期与学理上直溯源头的知识考古区分开来。以致于现在学界在面对如类书之于中古文人知识构成的重要性等问题时，基本态度迥然有别。从情理上推断，如果文献齐备、图书普及、知识下移如明清时代，当时作家在阅读与创作过程中，依然存在依赖选本、类书进行知识积累的行为，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纸张昂贵、图书流通缓慢、知识精英化的中古抄本时代，类似因客观条件而导致的阅读局限，及由此造成的知识的间接获取，只会更加普遍和典型。
本篇的讨论重点，固然在基于文本文献的书籍史研究，以及基于书籍流通的阅读史研究。但最后还有一步，同样至关重要，那就是基于阅读对象的知识史研究。所有环节的论证完成之后，知识便不再是基于文本的抽象存在，而是需要依赖物质媒介（书籍）和传播途径（阅读）方能延续、传承下去的活生生的事物。没有书籍和阅读这两个环节，文本和知识的对接看似通畅无阻，实则是一种理想化的对接；书籍和阅读环节的介入，让这种对接有了现实感。中国的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如何通过阅读书籍获取知识，如何借助书籍流通传播文本，诚然有别，但访书渠道由难趋易，图书数量由少变多，这种知识的公共化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都不例外。近世文人遇到的诸多阅读困难及局限，无意识的甚至不得已的文本及知识变异，在更早时代的文人身上，只会更加显著。如果本篇的论证，能让当代读者闭上上帝之眼，将古代一般文人的阅读生活，理解为一个更加困难而局限的场景，那么，我们会有很多新的话题可以开展下去。
注释：
［1］参见根ケ山彻：《<牡丹亭还魂记>における集句诗について》，《明清戏曲演剧史论序说——汤顕祖<牡丹亭还魂记>研究—》，第105—225页，创文社2001年版。
［2］赵山林：《汤显祖与唐代文学》，《文史哲》1998年第3期。
［3］周衡：《汤显祖的〈牡丹亭〉与唐诗》，《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 期。
［4］海外学者在这方面颇有尝试，如Jack W. Chen,“Onthe Act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Mediev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9, No. 1 (2009).pp.57-71；田晓菲：《陶渊明的书架和萧纲的医学眼光——中古的阅读与阅读中古》，《国学研究》第37卷，2016年第1期。
［5］以上诸家集句诗，见《宋代集句诗校注》，张福清校注，第41、387、5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6］有关明人的唐诗阅读来源，较早从文本文献角度研究的，如汤志波：《沈周的晚年阅读与诗论——以诗话〈吟窗小会〉为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 期。
［7］［9］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徐朔方笺校，第280页，第19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8］汤显祖有否可能读过《文苑英华》（即便只是检索式阅读），笔者亦存疑问。但根据本文中“唯一选本”及“循从异文”的原则，综合此书在明隆庆元年（1567）有过刊印的情况，不排除汤显祖读过的可能。
［10］参见徐朔方：《汤显祖评传》，第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高棅的《唐诗正声》与李攀龙的《唐诗选》，皆《唐诗品汇》的节选本，所录诗歌未溢出《品汇》的范围。笔者统计过，279句诗中，有大量见于《品汇》而未见于《正声》《唐诗选》的案例，足以排除汤显祖未见过《品汇》而只倚赖《正声》《唐诗选》的可能。
［12］据《唐诗总集纂要》的统计，此80年间的新刊本，《唐音》《唐诗品汇》至少各有4 种，《文苑英华》有3种，《才调集》《唐诗纪事》《唐诗鼓吹》各有2种，《万首唐人绝句》《唐诗三体家法》至少各有1种。
［13］笔者将现存最早的万历四十五年石林居士序刻本《牡丹亭还魂记》视为最能反映汤显祖意图的文本，此亦根山彻《牡丹亭还魂记汇校》的底本，以下引文不再另注。包括初刻本在内的所有明本，第16出皆无下场诗，自清康熙三十三年三妇合评本才出现。基于概率辨伪的目的，本篇的量化分析包括此诗，但涉及具体论断时，会谨慎对待。
［14］这里只是确认四种选本与《牡丹亭》集句在文本对应上的优化关系。至于它们是汤显祖集唐诗（检索阅读）的参考文献，还是学唐诗（记忆阅读）的参考文献，后有考论。
［15］讨论选录与否的问题，对选本版本的要求不高。但讨论文本变异的问题，版本选择就至关重要。本篇于《才调集》用《四部丛刊》影印德化李氏藏述古堂景宋钞本；《文苑英华》用中华书局影印宋刻补配明嘉靖刻本，《唐百家诗选》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乾道五年刻本；《唐诗纪事》用《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万首唐人绝句》用《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明嘉靖十九年刻本；《唐诗三体家法》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唐诗鼓吹》用《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天津卷》影印明刻本；《瀛奎律髓》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瀛奎律髓汇评》整理本（以明成化三年刻本为底本）；《唐音》用《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明刻本；《唐诗品汇》用《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明刻本。笔者尽量使用接近汤显祖时代的通行、可靠版本，以下不再另注。
［16］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一，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第122册，页五b，上海书店1989年版。
［17］钱起：《钱考功集》卷八，张元济辑：《四部丛刊初编》第113册，页八b，上海书店1989年版。
［18］王建：《王建诗集》卷三，页六a，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19］七首诗歌，见朱警：《唐百家诗》，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914—915册，第1305、1056、1302、978、1008、1359、1062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
［20］据根山彻的统计，《牡丹亭》集句诗中，中晚唐诗人达96人222句。赵山林指出，七言近体诗的发展主要在中晚唐，晚唐诗的清词丽句较符合《牡丹亭》的整体风格，是汤显祖集句偏向中晚唐的两个主要原因。以上说法肯定成立，但考虑到汤显祖的阅读局限，其中的前后逻辑关系，或可做更复杂的思考。
［21］钱谦益：《跋》，见唐彦谦：《明钱谦益抄本鹿门集》卷下，页七a，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
［22］柳宗元：《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卷四二，张元济辑：《四部丛刊初编》第117册，页十七b，上海书店1989年版。
［23］本篇摘引的《牡丹亭》诸版本之间的异文，皆据根山彻编校《牡丹亭还魂记汇校》（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不再另注。
［24］李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四，张元济辑：《四部丛刊初编》第107册，页二十八a，上海书店1989年版。
［25］明人未对集句作法有过理论总结，然清人郎廷极《集唐要法》曰：“集诗之家，每患字面犯重，或句法不对。遂将古人原句改换一二字，此自欺以欺人，断宜深戒。”“集唐重字，概不能免。虚字或可不论；若实字犯重，必须更换。”第2、12—13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案：不同句间的字面犯重，尚且规避，同一句内的实字犯重，更是大忌，集句者于此犯错的可能性较小。
［26］关于分韵著作和集句诗工具书之于集句诗发展的作用，参见张明华：《文化视域中的集句诗研究》，第248—2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7］［28］［29］［3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162页，第1167页，第1168页，第1765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30］以篇为单位分韵编次，属集部总集类文献；以句为单位分韵编次，属子部类书类文献。从集句写作的角度来说，这两类文献皆有很强的实用性，尤以后者为最。
［32］王震：《唐诗韵汇缘起》，见施端教：《唐诗韵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9册，第1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原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