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8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突破百万大关，病死人数多达5万8千人，超过越战死亡的美军人数，成为全球疫情最为惨重的地区。4月8日，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0万和1万3千人。在短短二十天之间，美国确诊人数增加了一倍半，死亡人数增加了近3.5倍！当疫情在中国大陆已经基本上受到控制的今天，美国的疫情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快速而且严重？
一、自由主义瘟疫
著名的语言心理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接受DiEM25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下人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利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仔细思考“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瘟疫（neoliberal plague）其实是造成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主导制造的意识形态。当年的雷根以他带着阳光灿烂的笑容，宣读企业老板交给他的剧本，将政府视为妨碍自由经济的问题所在。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柴契尔夫人告诉民众，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中，个人必须被扔进市场以求生存，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一种来自企业公司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试图让人民摆脱政府，并且把对公众做出决定的权力移交给不必负责的私人企业。
就这次疫情而言，美国政府其实有许多资讯，可以预防新冠病毒的流行，在爆发之前的2019年10月，病毒就已经被发现了。美国机构曾经预测该瘟疫在美国范围内的传播情况，并对瘟疫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情况进行预测。但是，政府与机构没有继续制定相应的后续措施。
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发现的特殊肺炎，及其病因不名的症状。一周后，一些中国科学家鉴定其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他们对其进行排序，并将资讯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那时，病毒学家都知道他们是新冠病毒，并且知道如何处理。有些东亚地区的政府（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都采取许多遏制措施，至少抵御住第一波瘟疫的爆发。
但是欧洲大多数政府的领导人都抱持漫不经心的心态，最糟糕的是美国。特朗普在第一天说：没有危机，它就像流感一样，很快就会成为过去。第二天他说：这是一场可怕的危机，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第三天他又改口：我必须让企业来处理它，因为我必须准备选举。
把新冠肺炎的问题交给企业处理，其实就是交给私人保险公司。问题是：美国有近三千万人 没有医疗保险，还有四千多万人只有低额度的保险。在美国，保险公司将医疗给付极度细分，急症、住加护病房、影像学检查、药费、复健，每一项目都分别计算费用。保险涵盖的项目愈多，保险费愈高。未买足保险的民众想要就医，就得提心吊胆，深怕一看病，就得多付出一大笔开销。疫情爆发后，一次筛检费用，就得付三千美金（约十万台币）。付不起筛检费、医药费的民众只能自己反锁在家，以免染病。
欧洲人向来相信病毒无法消灭，人必须勇敢锻炼免疫力，与病毒共生。西方人平常就不看小病，只看大病。对于新冠病毒先是不甚在意，将强制戴口罩、公共场所量体温、居家禁足、隔离治疗视为侵犯人权。仅接受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隔离效果自然十分有限。德国与英国政府都在还只有少数确诊数时，便宣布大传染无可避免，让大家准备集体感染，引起争议。及至发现或感到无法控制疫病时，则倾向将医院留给最需要的老弱与慢性病人，其他人自己面对生命挑战。
美国人一般都认为：医疗健康是个人自己的事，很少有人会向政府求助。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直到三月，才对白宫承诺会担负检测费用，但还是缺乏足够试剂，美国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统计皆为医院收治病人，无法计入在家中病故的黑数。这种态度碰到新冠病毒，结果就甚为惨烈。
疫情在美国延烧之初，西雅图一名确诊老太太治愈后，医院要向她收取30万美元巨额医药费，导致全美舆论哗然，结果当时不少美国人，尤其是老年人，唯恐庞大医药费拖垮家计，债留子女，宁愿病死也不就医。特朗普曾经宣称奎宁对治新冠肺炎有效，凤凰城有一对老夫妇，听信这种说法，竟自行服下含相似成分的鱼缸清洁剂，不幸酿成一死一命危。
二、唯利是图与贫富悬殊
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医疗商品化成为低收入民众就医的最大障碍。三十多年前，美国医师主导建立了健康维持组织（Health Maintaince Organization）、三级转诊、家庭医师的制度，原本可谓立意良善。如今时过境迁，“客制化医疗服务”的对象变成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医院经营方针与国民健康保障渐行渐远，看病成为昂贵消费。
乔姆斯基指出：17年前，SARS流行时，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立刻着手开发针对潜在病毒大流行的保护措施。病毒被鉴定、测序，很快就有疫苗可用了。他小的时候，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曾经一度是可怕的威胁，但罗斯福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发明了“沙克疫苗”。“沙克疫苗”没有专利，向所有人开放，很快把它终结掉了。
这次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美国人将命运托给了私人企业制药公司。他们不必对公众负任何责任。对大型制药公司来说，制造新的润肤霜远比研发保护人们健康的疫苗更为有利可图。
新自由主义对欧美国家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最严重影响是，极端的贫富悬殊。从八○年代起，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过度追求利润，忽视工资及社会福利，以致全球财富日益集中。在美国0.1%顶尖人士坐拥全国20%的财富，0.9%的人享有另20%，9%的人再占40%。贫富差距已严重到硅谷选出的众议员向媒体坦承，他的巨富选民非常担心美国爆发革命。
底层90%的人怎么分配剩下20%的财富？资料显示，中低技术人员平均工资已四十年不涨。50%没有储蓄，更没有退休准备。40%的人是月光族。10%的人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只有三成高中毕业生付得起昂贵学费念大学。这些教育程度偏低、就业困难的“穷白人”占白人人口47%，大多住在小州、小城或乡村，只有迁离老家才有机会向上提升。
白人如此，黑人的情况更糟。他们不只是贫穷，而且还跟犯罪连在一起。青年社会学者艾利丝·高夫曼（Alice Goffman，名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之女），在费城化名“第六街”的黑人区做了六年的田野观察，写成《全员在逃：一部关于美国城市黑人逃亡生活的民族志》一书（李宗义与许雅淑译，2018）。书中指出：1970年以后，美国关到监狱的人数节节上升。目前美国有220万人受到监禁，480万人处在缓刑或是假释状态。过去四十年，美国监禁人数增加五倍。这些受刑人主要是来自非洲裔社区的男性，13%的美国非洲裔人口，却占有37%的坐牢人数。年轻黑人九人中就有一人坐牢，相对来说，白人年轻男性则只有2%。中学学历以下的黑人，60%在35岁以前都曾经坐牢，对他们而言，刑罚体系代替了教育体系。在监狱里的生涯，使他们都能认识彼此。透过这样的“社区”，每一个人都和犯罪者连结在一起，产生连带污名或连带偏差行为。他们必须互相掩饰对方的罪证、帮忙别人逃亡，也因为如此，几乎没有人在社区可以当成是正常人。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偏差，而是整个社区的偏差。
三、居家避疫，穷人困境
自3月20日，加州施行“柔性居家避疫令”以来，十天以内，全美各州陆续跟进，已有卅三个州约全美四分之三人口，至少两亿五千三百万人，被政府要求待在家。逾四十四万联邦员工生活的大华府区，确诊近三千例，死亡逾五十人，三月卅日，由共和党籍马里兰州州长霍根带头，宣布“居家避疫令”。
霍根指出，“我们不再只是呼吁或建议民众留在家，而是发布命令要大家遵守”，若不立即行动，大华府两周内恐成下一个纽约，若联邦政府机关聚集地变成疫情大爆发处，后果不堪设想。
卫生当局鼓励民众“居家避疫”，出门一趟多买点物资，然后待在家里少出门，减缓疫情传播速度。三月中旬疫情升高后，美国许多超市食材被扫光，消费者抢购白米、意大利面、豆类与罐装蔬菜。全美逾五分之一家庭仰赖每月获得政府补助过活，有三千七百万人很想加入抢购，却面临口袋空空的窘境。
当时华盛顿邮报报道：北卡罗来纳州一位六十九岁的退休法庭书记员布朗，家里已没存粮，却无法加入这波抢购潮，因为她必须等到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社会福利金支票进入银行户头后，才会开车到当地超市购买意大利面条及她的睡眠呼吸机要用的蒸馏水，但她到了超市后，却发现很多必需品都卖完了。布朗说，“拿到支票前，我身上没半毛钱。”
白宫官员考虑采取各种紧急措施来帮助美国民众，包括将于未来几周直接发给全民每人一千美元（约新台币三万元）。但即便这笔钱能暂时提供救济，支付食品杂货及其他短期支出，但在停工裁员频传、就业机会减少、经济走向衰退时，仍然无法提供长期保障。
因此，到四月中旬，许多州都发生群聚示威，反对“居家避疫令”。南加州的亨廷顿海滩（Huntington Beach），100多名示威者平举“不自由毋宁死”的牌子，群聚抗议；密西根州的首府兰辛（Langsing），有1000多名抗议者到议会大厦前，指控“居家避疫令是暴政”，要求“把州长关起来”；在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Saint Paul），有几百人到州长官邸前，要求“解放明尼苏达”。在北卡罗来纳、俄亥俄、犹他、维吉尼亚等州，也发生了类似示威，要求“让美国再度伟大”！
特朗普见猎心喜，立刻发推文，公开表态支持他们“解放”“那些州”，但它的推文也马上被人批评为：“煽动内乱”！
四、选战技穷，紧咬中国
美国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披露，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发出一份由党内高层策士欧唐纳尔的政治顾问公司，撰写的57页详尽备忘录，建议参与今年各级选举的共和党参选人，以强烈攻击中共的手段，来因应新冠病毒疫情议题。共和党这份备忘录中的建议，从如何将民主党参选人与北京政府挂钩、到如何回应种族歧视批评等，应有尽有，强调三大重点：大陆隐匿疫情酿祸、民主党遇到北京就软脚、共和党会就散播疫情推动制裁大陆。
备忘录里写道：“对于冠状病毒疫情，中国是肇事逃逸，事后又隐匿，害死数万人。”这份选举教战手册要参选人被问到所有关于疫情问题时紧咬大陆，被问及特朗普是否该为疫情扩散负责时，更要把焦点转移到大陆，“不用一直帮特朗普辩护，转而攻击中国就对了”。
备忘录还教共和党参选人，如果攻击大陆引来种族歧视批评，参选人可以说“没人怪华裔美籍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他们隐匿疫情，并对疫情的危险程度撒谎，这才是大流行的原因，他们应为此负责”。
在美国大选日期（2020年11月）逐渐逼近之际，特朗普既然有心要保住它的总统权位，这套选举策略当然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必须剑及履及，付诸实行。特朗普过去多次批评大陆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不力，4月27日，他在白宫记者会上，当被问及德国媒体上周呼吁向大陆提出一六五○亿美元的疫情损害赔偿，美国是否也考虑跟进时，特朗普回应，美国的做法会比德国简单，但金额会超出德国要求的赔偿。
特朗普说，“我们正在做非常认真的调查。我们对中国不满意，有许多方法可以让他们为此负责。我们相信这原本可以在源头就被控制。这本可以迅速制止，而不会蔓延全世界。”特朗普说，“我们还未决定最终金额，数字很可观”，并强调疫情重创全球。
这种伎俩即使在美国国内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批评者认为特朗普近来屡屡将矛头指向大陆和世卫组织，是为了帮自己卸责。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早在一月、二月即多次接获情资警告，得知新冠病毒疫情威胁，却轻忽以对。
华邮引述了不具名的现任与前任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是在每天例行机密情报简报中获知相关警告超过十二次。但特朗普通常没看这些简报，非得听取口头简报时，还会发怒。
特朗普二月有大半个月花在淡化新冠肺炎风险，直到纽约病例暴增、股市暴跌，特朗普才在三月十三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五、是非不分，民主衰败
当天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在日内瓦记者会上表示，世卫一月卅日就依据国际卫生条例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这是世卫可以宣布的最高级别紧急状况，当时中国大陆以外只有八十二个确诊病例，各国那时候就应尽可能采取所有的公卫措施，以及重视世卫建议，例如积极发现、隔离患者及追踪接触史等。
他说，世卫提出的建议是基于科学实证，最终是由各国自行决定采纳或拒绝这些建议。采纳建议的国家防疫表现较其它国家好，但世卫没有权力强迫各国采纳建议，各国须自行承担责任。
在美国式的“民主”社会里，尽管媒体报道新闻时，可能尽量做到所谓的“平衡报道”，可是，像特朗普这种有大财团在背后支撑的政客，只要他的“顾问公关公司”判断哪种言论“有市场”，他便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他在意的是选举的胜负，而不是其诉求的是非曲直。这可说是“美国式民主的衰败”。这样的选举策略即使救得了特朗普，他救得了美国的衰落吗？
黄光国，台湾大学教授、著名社会科学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