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几个朋友开始阅读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和《我的世界观》两本著作。结合人类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工具，有几点学习心得，想和读者作一交流。
一、爱因斯坦谈思想方法
爱因斯坦说的思想方法一刻也离不开客观的物质世界，他说：“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方法转变到伽利略的思想方法已经成为奠定科学基础的最重要的一块奠基石。”（《物理学的进化》P.27）所以他在书的“原序”中说：“我们试图说明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迫使科学建立起符合客观实在的观念。”他说的“实在”就是“存在物”、“现实”、“实际”的意思。这既包括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重量的物质，也包括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但凭借实验工具可以测量出来的物质，如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光子、场、能等客观“实在”。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积极乐观，唯物的。他在书中就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抽象思维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我问专业的朋友：爱因斯坦是否找不到第一推动力的推手，因而信教了？朋友告诉我：那是牛顿。爱因斯坦的贡献是，他打破了牛顿关于时空关系绝对不变的观念，指出了时空之间一种新的变化关系。当下，人在地球上和在太空飞船上，时针的走动是不同的，这是实践印证出来的客观结果。另外，爱因斯坦还发展了牛顿万有引力和时空关系的新论断，终于在1915年，南非的日全食天象中，得到大自然造物主的验证，此时从拍摄的照片中，可以发现外太空的星光发生了弯曲。爱因斯坦以宇宙星空作为他的实验室，也是他飘逸遐想的科研成果。他的相对论对人类的宇宙观起到了颠覆性的革命作用，并开启了人类利用外太空资源的新时代。他对人类有如此伟大的贡献，他的学说是他头脑中固有的吗？是先验的吗？绝非如此，他固然借用了许多科研工具，但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了生产人类精神产品的（科研）劳动工具——一种高于前人的思想方法。
爱因斯坦用抽象思维工具进入了大而无边，小而无间，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世界中去。用他的话来说：“物理学家的工作必须像侦探那样用纯粹的思维来进行。我们主要是叙述思维和观念在探求客观世界的知识中所起的作用。”（同上P.5）所以爱因斯坦特别喜爱阅读完美的侦探故事，只要掌握了重要线索，了解了故事的结构，不等故事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知晓故事的答案。
人们使用这种抽象思维的劳动工具时，不应附加任何思想上的条条框框，需要人们提出各种假说，对问题的多种思索，多方面的观测，所以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魅力就是应该培养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总之科学上所有的概念都是“人类智力的自由创造”。（同上P.31）不管风筝飞的多远多高，风筝的放飞线一定不能落空。也就是说思想方法，脑力劳动的工具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感悟，也离不开对客观对象的抽象研究。终有一天，他会像福尔摩斯一样“不需要再继续侦查了，只要用纯粹的思维把搜集起来的事件连贯起来。于是他拉拉小提琴，或者躺在安乐椅上抽抽烟。突然间，他灵机一动，就找到了事件之间的关系”。（同上P.4）高级侦探拉拉小提琴，抽抽烟，正是他“飘逸的遐想”时光。不可否认，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也有如同牛顿摘取苹果时的一段“飘逸的遐想”。
二、“飘逸遐想”的共同语言
科学家们“飘逸遐想”的思想方法，不是主观的狂想，要有经年的脑力劳动的成果为积累、做基础。难得的是，爱因斯坦还清醒认识到科学家还有一个道德责任的问题。固然他看清了现实：“智力活动中的个人主义与对科学的追求在历史上是同时存在的，到现在仍密不可分。”（《我的世界观》P.439）但他明确指出，科学家和古典经济学说的“经济人”的概念是不同的。他认为，科学只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手段，它的成果不能视为社会理想的目标。他说：“这个（科学）工具在人们手中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完全取决于人类向往的目标性质。只要这些目标存在，科学方法就将提供手段实现它们。但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同上P.456）最后，他不无遗憾地感叹说：“手段的完美和目标的混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同上）我国“文革”后兴起的改革事业，其初心有一点就是要把科技的手段和理想目标逐渐结合起来。
爱因斯坦是物理学中一颗异常明亮的巨星，也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从科研工作出发，他强烈呼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言论自由。他明确表达的意见就是：“一个人不会因为就知识的一般和特殊方面表达意见和论断，而招致危险和严重后果。”（同上P.47）为此，他把自由分为两部分：一是外部自由，即必须得到法律的保证和一种全民的宽容环境。外部自由还应包括人们为了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之外，还要有充裕的个人支配的时间和丰富的自由活动。就拿曹雪芹来说，如果他的生活真到了那种整天喝粥，每天忙碌得没有一点自由时间的话，他也无法写出一部文学巨著《红楼梦》。二是内部自由。这种自由存在于独立思考中，既不受权力和社会偏见的限制，又不受沿袭传统常规陋习的羁绊。在世界一战和二战期间，爱因斯坦为知识分子、为脑力劳动者的地位和特殊性的工作，不断的大声疾呼，呼吁无果。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他不得不离开德国而移民美国。
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和爱因斯坦，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包括对抽象思维的认识是相通的。比如爱因斯坦认为：“哲学的推广必须以科学成果为基础。可是哲学一经建立，并被人们广泛接受以后，又常常促使科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指示科学如何从许多可能的道路中选择一条路。等到这种已经被接受的观点被推翻以后，又会有一种意想不到和全新的发展，它又成为一个新的哲学观点的源泉。”（同上P.53）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和爱因斯坦从未见面，但二人在真理发展的意见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毛泽东是伟大的社会革命家、哲学家，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他是犹太人，他从不去犹太教堂，但对科学却有着宗教般地虔诚。二人都重视客观实践，都有着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二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进行“飘逸遐想”的思想交流，取得一定的共同语言，是不难想象的。
三、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伦理学
毛泽东还在此书中对“人民”这一范畴作了历史分析。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也可以对“人”的范畴再作一深入的分析呢？毛泽东向来重视人，他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我承认人性中的阶级性，这是人从社会阶级地位上产生的具体人性，但为何马克思、恩格斯不属无产阶级，尤其是恩格斯还是一家纺织厂的企业主，却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导师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他们是世上眼光最为远大的思想家，能够把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的抽象本性结合起来。现在说人的抽象本性还很难完全说清楚，因为条件不够，现实的人性带有阶级地位的烙印，也是存在的。从崇高的目的出发，一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都是有价值的，只要条件充分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可以实现。
我之所以想对“人”说些不成熟的看法，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此问题已有了新的认识和视野。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几乎都把人抽象为一个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这是对神权的否定。亚当·斯密则把“人”抽象为“经济人”，其进步意义空前，但他对此抽象也颇感不满，他毕竟还是一个伦理学家，终身都坚持他的“道德情操”观。爱因斯坦则认为：“人在同一个时刻既是一个单独的人，又是一种社会的人。”（《我的世界观》P.240）爱因斯坦说，作为一个单独的人，他试图满足个人的欲望，发展他的天赋才能。他又说，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试图获得其他人的认同和好感，并为社会福利做出贡献。这也是爱因斯坦的一种伦理观吧。没有想到，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谈到了社会主义伦理学。原中央书记处干部郝怀明有这样的文字记录：“胡耀邦说，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还需要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改革开放在中南海》P.254）六中全会的《决议》中用了大量篇幅谈人的素质，人与人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不同职业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各民族之间，从社会到家庭都要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谐的新型关系，思想上的一致等等。这些关系都是社会主义之间的伦理关系。我认为，这些关系就是抽象出来的伦理学。《决议》不再回避“人道主义”，不再免谈“人权”。邓朴方代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六中全会《决议》的讨论稿贡献了很好的意见，他认为：“在长期封建统治的国家，生活、观念封建主义起主导作用。”“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在道德课大纲中应明确提出人道主义。”（《改革开放在中南海》P.258）社会主义的伦理观是当代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拿近日媒体报道的高考顶替作弊事件来说，除去权势、金钱关系的影响之外，这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社会伦理观呢？这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也是要治罪杀头的。我们家乡把皇帝叫“皇帝老子”，封建社会不可僭越的人伦关系就是“天地君亲师”，如今都到了破旧立新，需要以新的伦理观来代替了。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做出了贡献，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做出了贡献。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对“人”在经济学领域和伦理学领域中的双向重大突破。虽然有了双向重大的突破，仍然只是破了题，今后的实践创新还应继续下去。共产党人既要谈具体的人，也要谈抽象的人，只有两者结合才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之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做出了可贵的理论成果，这条探索之路今天还有待深入。耀邦同志在起草六中全会决议时，还对起草组的人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在小平、*、**讲的框框里搞不行，要重新提炼一下，在我们之上，不然没有什么新话嘛。”（《改革开放在中南海》P.254）深情寄望于后人，思想解放、改革的初步成功让胡耀邦的思想也多了一些飘逸的遐想，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寄语也可以看成是人们要握在手中的风筝放飞线，让风筝飞的更高更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切都是为了人。
2020年6月21日，北京“日偏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