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余世存先生此文曾发表在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的《书屋》杂志上，但被删节了约七、八千字。全文如下。】

不少人在谈到舒芜时，都觉得这是个人物。但大多数人对这个人物仅轻轻带过。在他们那里，舒芜是叛徒、告密者、倒戈者、犹大、卖友求荣者。至多，人们在谈论舒芜时会认为其中含有重大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道德问题、忏悔问题。舒芜这个人，这个人物，因此被归纳进人心的某种秩序而使后者（今天谈论、关注舒芜的人，大多数是读书人、文化人或自觉为知识分子者）获得了人心秩序的一种超稳定的安宁（卫道者们自觉获得的胜利）。

不过，由文苑儒林宣布他们已然在心中解决了舒芜问题，而不是越出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将触角深入中国社会，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舒芜的意义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成为历史，成为古董。尤其在今天，中国的历史已被纳入世界历史的体系之中。科索沃战争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已对人们的言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涉及自我封闭的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事件如关于舒芜的言路与思路似乎就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为文人学者们谈论过，也就解决了，如此而已。

因为道德问题、忏悔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不算是问题了，至多被当作个人恩怨中的要债心理，再退一步，在今天普通人即已感受到的“末法时代”或“法灭时代”的沉沦中，道德问题算什么问题呢？权力消费式的市场经济也使人们的交往规则问题显得无足轻重；叛徒、告密者、变节者、杀熟、出卖朋友……在今天是用成本概念来表述的；知识分子问题则早已让文化人、“文化庸众”、学者专家、“符号资本”、后现代大师……这类社会结构消解了。

那么，谈论舒芜，有什么意义呢？

一

舒芜本姓方名管，是安徽桐城县人，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流派清朝桐城派的方家有亲缘关系。中国传统学风流被，在现代桐城，读书的空气还很浓厚，舒芜幼读诗书，有着极好的旧学底子；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新月派的重要诗人方玮德、方令孺是其表兄姑母，旧学新知都让舒芜无限神往。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新生时的伟大创造过程，在这一历史创造过程中，民族社会的精英里的知识分子群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伟大的补天者、立法者，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是健康的、大气的，都成为后来者钦慕的不可企及的人的典范。那是一个灿烂的时代，一个知识者的魅力有如神话中的英雄巨人的时代，蔡元培长校时的风云际会，新青年的启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这被概括为伟大的五四精神给后来的精神战士们明确的号召：必须张扬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和当时的大多数年青人一样，舒芜也受到了影响，并像领受了神谕一样领受了此生的抱负（虽然大多数人在随后的生活里忘记了自己曾有这样崇高的使命感）。十几岁时舒芜即流浪四川，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流浪中读了不少中外文化经典。据他说，那段

时间的生活极为清贫（经常是一碗白饭泡上酱油成为他最高的享受），然而他的读书生活却异常充实（他会在书坊间站上一整天读书，经常折好页码第二天接着读），他内心里极为满足。凭借非凡的才学，他年少即受聘中学、大学教书，很快结束浪子生活（但抗战后期和随后的国共战争期间，教授们的生活已沦为贫困阶层，与流浪人的生活相差无几了）。年轻的舒芜进入了文化界和学术界，他与名教授、名作家台静农等人用诗词唱和酬酢。也是在这时，他开始构想并撰写他的理论文章。《论因明》、《释无久》、《论主观》、《论中庸》……也许能见着康德、黑格尔的影子，但更是一个受了五四启蒙与救亡思潮影响的青年思想家的精神创作。舒芜因此年少而“暴得大名”，但他是名实相副，他的才华学识受到了同龄人的景仰和长辈们的奖掖。的确，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史上由着有生机心气的知识分子的读解传播，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其客观的思辩分析能力和对人的关怀理应在中国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的丰收季节，由这理性精神与中国实际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文学中的冯至、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路翎、穆旦，哲学中的金岳霖、冯友兰，社会学中的费孝通，……他们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现代文化创造出了弥足珍贵的经典作品。舒芜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间已进入８０年代，受文化启蒙影响，中国的青年学子再一次喜欢上西方的哲学大家并在思辩层面上下功夫，舒芜已是暮年，他在私下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喜欢年轻人晦涩难懂的做作文风，他说，他年轻时不是没有读过黑格尔，在思辩层面上，他也不输于当今的任何人。但这种青年的自负在当时很快为了新结识的胡风所化解。胡风在读了他的文章后给他写过很长的信，劝导他文章应为现实服务，他终生铭记了这一教诲。舒芜说，正是胡风改变了他一生治学的方向。胡风是当时文坛上最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之一，他是鲁迅的学生兼朋友，为人耿直、热情，强烈的现实感使他的世界丰富远不同于学院教授生活的单一，诗人和理论家统一于一身，他的激情、敏感、对新文学建设的关注、对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使具有理论关怀和现实关怀的青年舒芜在他身上发现了五四精神的流风余韵，这一切使得年龄、名气比舒芜大的胡风成了舒芜尊崇追随的兄长。这段时间是舒芜个人精神创作最好的时期，这一段时间的文章结集为《挂剑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精神世界里的自在舒展。

但是，胡风已不仅是以主观战斗主义为现实服务，他也与政治结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领导底层人民起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正与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争夺统治中国的权力。势、力、形并不一致，中国共产党名为服从中央政府，但自有政权和军队，三分天下有其一，政府的政令军令已不行于共区，国民政府的代表机构及其他党派组织在共区均不能存在，共产党却能在政府辖区内办报纸，建组织，并以统一战线的结盟方式将国民政府周围的形势拉到自己一边，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竭力一统自己的观念。胡风身处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自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名义上尊奉鲁迅和五四精神，实际上已背离了民族社会的这一伟大传统，并且把不可分割的五四传统抽离其启蒙精神，换上由自己解释的爱国救亡精神。胡风以鲁迅传人和左翼传统代表自居，在共产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共产党是可以容忍的。胡风主张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这也正是左翼的传统，是鲁迅和五四启蒙的传统），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共产党也是欢迎他的这一主张的（因为批评国区无形中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盟友）。但共产党的默认使胡风有了一种误解，他不仅是党的同路人，而且是非党布尔什维克。这一误解使胡风在自己的道路上更坚定地走下去，更热情地自以为是在为党而努力地工作。热情和努力与共产党在国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例如周扬）有了更大的距离乃至不可调和的冲突。以理论论争，以同仁集团势力否定周扬们就成了胡风们存在的理据，甚至不无争宠的手段。胡风显然不明白，他本人已成为共产党争夺文艺领导权的对手之一，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共产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如何一统自己的理念，如何强力乃至暴力要求文艺界遵奉共产党及其原则和纪律的，那也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现实主义）在延安（共区）扎根落脚的结果：破产、绝望、人身从社会上消失。仅仅因为鞭长莫及，胡风才在这经事者莫不噤若寒蝉的精神事件（也是２０世纪中国精神界经历的第一次极权主义运动）中置身事外，胡风并不明白从意识形态的斗争出发，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也没有忽视他的存在。从精神传统的权威和理论的自负出发，胡风甚至以为自己更能够为党的文艺理论工作作解释和规划。他与周扬的不和要么被当作个人恩怨，要么当作对解释权和解释内容的不同意见的体现，而他作为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是能够（从党的纲领出发他以为）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领袖还是其身边信任的官员）平等地讨论的。

但权力的存在显而易见，在权力秩序牢固地扩张渗透的共产党社会里，胡风不得不争取自己的地位。争宠邀功发挥自己理论和组织才能的胡风在毛泽东那里只是可资利用的工具，胡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他遇到了为历代圣贤等待已久的明君，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甚至从五四的精神出发，他以为他已经生活在一个个性自由的社会里了。他也不明白他像历代建立政权伊始的文人士大夫们一样，因为巨大的荣誉感和新鲜的开国气象给予人们外在活动的无限可能，使他也急切地要求加入新政权的行列，而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是“壮夫不为”的。但是，自觉有功的胡风却被排斥在欢庆的队伍之外，他随喜也被明确得到封赏的“功臣”们怀疑。他只能把他身边的资源竭力利用（让朋友们尽量施展才华以露锋芒）以加大自己的份量（扩大自己影响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胡风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他是一支力量，是一个代表（他是功臣，他是一支有才华有个性的队伍的领袖）。在共产党人文化战线上，他是决定文化战线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新政权建立以前，当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在文化战线上的共产党官员也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统一知识界时，胡风及其同仁们与党的文化官员的分歧（在边缘在主流在真理在正统的公私分歧）公开化了，胡风与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人（文化官员周扬蔑称其为“才子集团”）配合延安整风写文章反对教条主义，同样反教条，毛泽东与胡风所指的其实都是对方。胡风们反对思想上的重意识轻感性和文艺上的重政治轻艺术倾向，因为胡风们是在国民政府的管辖区内，似乎不是毛泽东指斥的直接对象。但延安整风主要是要整治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挑战者们，即党内的苏联派和上海亭子间的人即左翼一帮人，胡风显然“与有荣焉”。从思想路线看，胡风与延安的丁玲、王实味们是在一边的。延安整风以丁玲检讨、王实味托派案达到高潮，知识分子在这“敌我”问题面前不得不宣告投降。这次整风也是毛泽东“两类不同矛盾”（无师自通的施诸政敌和挑战者的极权主义方式之一）的第一次应用。自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之路一遇上共产党人大是大非的“敌我”问题评判立即求饶、忏悔、认罪。

胡风们的表现与延安没有合拍，因此遭到权力者（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的权力者们）们的批判。只是因为身处国民政府管辖区，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批判还在文字论争的范围内，还在讲道理、争是非。年轻的舒芜在当时写作《论主观》一文，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第一集，舒芜本意是要衔接“五四”的“个性解放”精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同“五四”精神联系起来，反对机械教条主义，证明在任何社会里都应该发挥人的主观战斗精神。舒芜的理论阐述历数斯大林、黑格尔、马克思，洋洋洒洒，淋漓尽至。这客观上声援了“才子集团”，颠覆了共产党人纪律和舆论一律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舒芜论述的主观战斗精神虽然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实践精神完全吻合，虽然与毛泽东的心物一元的实践主张相吻合，但毛泽东的重点在于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对于五四的反动，《论主观》针锋相对，反对改造。这就为共产党人不能容忍了。文章因其坚硬的质地和现实的锋芒一时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事件，连茅盾这样有声望的作家也在党的大旗之下披挂上阵声讨反击。胡风一方面写信督促舒芜“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另一方面他在周恩来主持的一个会上却说，发表此文是为引起争鸣和供批判用。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几十年后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浮现出来，舒芜当时并不知道全部情况。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无论他对周恩来们所说的话是否违心，舒芜已经成为他生存和发展之路上的一颗棋子，即使真的是违心、一种策略，也说明自信在形势左右下的转移，胡风已决定追随主流、权势了。舒芜只是知道胡风对他的教诲和敦促，胡风没有告诉他那一“策略”，被出卖或被抛弃或被当作工具的情形不难为敏感的舒芜察觉，在后来胡风及其同仁疏离舒芜的过程里为舒芜更深刻地体验到了。这已为舒芜的“背叛”埋下了种子。他已处于两面作战之中，孤立无援。舒芜就在当时还是良师益友的胡风的督促下一头走到黑。《论主观》及其捍卫的胡风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战线上唯一引人注目的一大挑战思潮，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颂神的歌谣）在众人合唱体悟颂扬声中的不合谐音符。而当舒芜一旦发觉自己的真实处境（与整个民族社会和时代精神相对立）时，他之投向主流也是必然的了；一旦发觉自己过去的同道师友已为主流所震慑，那么投向主流也就唯恐其落后了。

二

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般的教义渗透中采取的手段是不留情面又光明堂皇的。但在建立政权之前和建立政权之初，战争、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发展等一系列眼前的任务纠缠着他们，他们还来不及将严格的统治者的专制思维贯彻到全社会，还来不及让整个民族接受它的极权心理要求。即使这样，建立政权之后一日加剧一日的运动仍让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不安。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经受各种考验的知识分子，长期的国家出路问题和民族危亡问题困扰着他们，但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危机四伏的社会也给了他们混乱中的自由，听任他们创作、思考、批评。传媒与世界文明国家同步性的事实使他们获具世界性的知识、技术和思想，他们拥有了思维活动无限可能的空间，他们中间出现了有与同期世界范围并肩的一流的学者、作家、哲人、科学家。这些在民族忧患思维里成长并定型的知识分子，数代的才华集中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社会，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共产党人思维的洗礼或抚慰。尽管苏联的实践、叶赛宁的自杀和高尔基的流亡都曾早为他们所知，但当历史来临时他们仍几乎没有任何准备地甚至天真地迎接辗压而来的巨轮（也许过早过世也很早领教了周扬这样的奴隶工头的皮鞭的鲁迅预感到了）。但在风声日紧时，敏感的胡风及其同仁们也还是感受到了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冷漠悬空的恐惧，在时代精神、民族心理、社会意识等弥天无声的崇拜和恐吓（极权主义实施的重要背景）里，他们甚至愿意放弃跟共产党人公开的敌意，愿意同化认知一些保护色以保护自己。

但是在毛泽东掌握之中的胡风已无路可逃了。胡风从未由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启示。他在信中抨击毛泽东延安整风期间的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图腾”，他清楚他与毛泽东的分歧。他给毛泽东上“三十万言书”，出于策略的需要而以周扬为攻击目标，其意却为“清君侧”。毛泽东也清楚胡风在文艺上的份量，对于唯一一个不愿向他低头反而向他挑战争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权的人，他恨之入骨。毛泽东的处理是残暴的、无人性人格可言的。他本来可以招纳胡风（那正是胡风梦寐以求的），然而他反击得不给胡风们任何存在的身份。在建立政权初期的空隙里，他腾出手来，亲自领导了这场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杀一儆百的战斗，以极权社会里最平常的方式把不可忽视的胡风及其同仁们赶离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处理胡风的手法、政策与对王实味的处理完全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使用得更熟练、使用的范围规模更大了。在胡风反革命罪面前，知识分子人人表态、个个要求向党效忠归顺。

建国初期已脱离了文化战线参加实际工作的舒芜已迅速地走出了胡风的精神氛围而进入了毛泽东教义的笼罩中。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作为，人民有目共睹。嫖、赌、毒等社会恶习和各种顽症在很短的时间里清除干净。不仅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知识分子都心向共产党。舒芜在广西参加了实际工作，感触更多。在这种情况下，《论主观》已经成了他的一大包袱。素爱写长信的胡风在建国后给舒芜写的第一封信，给舒芜印象最深的，就是胡风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论主观》一大历史公案问题。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大概没有想到是他本人把舒芜推向毛泽东一边。既然胡风们都已表示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了，那么舒芜将被置于何地，舒芜的出路何在？也许他真的错了，因为一个取得了史所未见成就的政权的理论会是错的呢？何况他本来以为胡风和他自己在共产党开展文化战线工作始终被批判是与周扬有关，他们的遭遇是与周扬的私人恩怨造成的，但是，当他知道在延安整风时周扬也受到重点批判，并作了深刻检讨才又恢复了工作，他对周扬的恶感消除了，他对周扬的怀疑打消了，他开始想到共产党人的整风、共产党人的思想改造真的是出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他决定认真反思自己；何况他的思想家的气度和境界与胡风组织的“小圈子”并不能长期相容，他并不赞成胡风们的“小动作”，因此当共产党组织起对路翎等人的批判，他是赞同共产党的；在《论主观》等历史包袱问题上，他参加了具体工作，在他负责领导的工作中遇到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散漫、脱离群众等现象，已被他等同于《论主观》中提倡的“个性解放”，他年轻时的思想已开始动摇。就是这样，思想压抑了常识，环境取代了内心，舒芜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思想改造”运动里检讨自己的思想，表示要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给从前的朋友们如路翎写公开信，反思自己并真诚希望朋友们和他一起过思想关。在整个文艺界对胡风同志（极权社会惯有现象，开始还是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不小心更多是必然地由同志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舒芜应《人民日报》编辑部之邀写作《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为谈得具体并遵嘱“言之有据”，他在文章里引用了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上的话。由此，胡风写给他的信件被借阅，被借阅的信最终被毛泽东升级成为打击胡风的可以说得过去的“把柄”，毛泽东以此罗织罪名，由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最终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舒芜交出去（他自己借出去）的信件成了毛泽东投向胡风们的重磅炸弹，胡风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没有机会也不必还手，他们被公安机关拘捕。非法的手段、莫须有的罪、政治镇压的方式、法律程序也不屑经过的从人的社会身份上消灭人的残暴，……这为林贤治称说的２０世纪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中，舒芜竟起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结局如何呢？在毛泽东随后对知识界更大规模的迫害凌辱的凯歌声里，他也被打翻在地。

舒芜为什么要交信？虽然他自己一再说是借阅出去的。也许事实确实是由这么一个借阅信件的偶然事件造成的。因为他只是交了信而没有“交代”胡风们的阴谋活动，或捏造事实以取宠，这一切说明他只是想做到纯客观立场，而不加主观判断。因为他只是把信借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至于编辑部的官员背着他把信件送到中宣部最终送到毛泽东那里，已不是他所能把握了，人们已难以想象那时文艺界官员（领导）和毛泽东的权威，由他们指令舒芜对信件进行分类、摘编，舒芜只能奉命而行；后来“胡风分子”们也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毛泽东来说，有没有舒芜，胡风都是逃不掉的。但是，但是，舒芜确实给了毛泽东一个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因此不能说他不是在“出卖”朋友，让朋友自己证明自己，因为他在文章里是这样站在朋友的对立面对待朋友的。他追随了朋友的对立面，那么对他过去的朋友是什么态度，对胡风他是告别还是背叛？在胡风给伙伴们的信中，已经在骂舒芜无耻，胡风甚至叫人跟舒芜虚与周旋，早已经把他当敌人看待了。在孤独中，在冷漠和敌意里，舒芜如果还想有所作为，还想走出一条生路，他的路几乎是必然的。

何况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舒芜今天也清楚地理解过去（大多数人仍是今是昨非，守今日的自己而痛骂昨天的自己只是一个迷失的羔羊失心疯魔）：今天一提起“毛泽东思想”，似乎就会联想到“主流意识”“权力意识”什么的，解放初期可不一样，那时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刚刚还是被禁止被迫害的，有一种道德正义的光辉。的确，不经历那样一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那比皇上、领袖、设计师、核心、神、导师还要难以言喻的绝对真理，那是地上的灵，是此岸的彼岸，是现实的理想。这里就是罗马，这里就是曼陀罗，就在这里跳舞吧。（即使经历过的人今天也大多忘记了自己曾有那样圣愚的心地，在毛泽东思想面前不可能还有自己的感觉更不用说还有任何独立见解，感觉的迟钝甚至连毛泽东放的屁也是感觉如芝兰满室）。共产党人铁一般严明的组织纪律、清教徒般的忘我作风、优秀的控制和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大陆的天命都使得人们为之吸引。建立政权初期的共产党人像一个新生的生命一样健壮、自信、朝气蓬勃。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激起了农民的热情，共产主义的革命教义宗教般地扫荡网罗了知识分子，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的宠儿。空前的团结，近五万万人的团结，所焕发起的向政权和教义献身的热情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今天以长久遗憾而伤感的心情记住了这一事实，我们也须以同情的理解记住这一事实，我们民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从思维上失去了郭沫若、茅盾，失去了费孝通、冯友兰，失去了年轻的舒芜，失去了最富有创造的一群……

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场事件。后来人从中读出了深长的意味。人们痛骂舒芜的变节。的确，在胡风集团里，除了舒芜以今日之我（毛泽东的教义）反对昨日之我外，几乎所有的人基本上是“铮铮铁汉”，胡风、路翎、阿垅、绿原、鲁藜、耿庸、牛汉、化铁、彭柏山、芦甸、欧阳庄、贾植芳、胡征、张中晓、罗飞、刘雪苇、方然、曾卓、彭燕郊……他们为毛泽东打倒，投入大牢，全国株连无数（虽然他们仍颂扬毛泽东，认为自己不过受人所冤。是“臣罪当诛兮，皇上圣明”）。

在中国人的视野里，舒芜一生的意义定格于此。他一生的劳作、思考都比不上在胡风事件中的意义。无论他早年引起轰动的《论主观》，还是他此后直至晚年大量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创作，都比不此刻的“辉煌”。中国人的仇恨是可以想见的。无形的复仇对象难以平息人们心中比天大比海阔的冤枉，具体的有形的舒芜就是人们可以报复可以在世索债的。人们复仇的方式之一即是分析舒芜的人格、阴德和自私，他是如何表现了知识分子最可耻的一面的；人们复仇的方式之一即在公开的场合羞辱舒芜（事发前胡风就已对投靠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营里－－在他看来是投靠到周扬一边－－充好人的舒芜羞辱过了），人们复仇的方式之一即是舒芜必须认罪、道歉、忏悔。

但是，舒芜没有如人所愿。他也在复仇，是鲁迅笔下的给看客们失望的复仇者，他以拒绝的方式复仇，如同海德格尔，这位聪明绝顶的思想家以沉默的方式向历史复仇而不屑于具体的人事纠葛，虽然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私德有亏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噬咬着他的神经（他过早地为病苦老苦也许是隐喻或明证）。人们要求舒芜悔改，悔改什么呢？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地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因此对于舒芜来说，他不需向胡风悔改，他需要的只是告别。真要悔改，交代胡风事件中的个人作为，就需要说明许多问题，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这又舒芜所不愿为的，因为那只是今天的明星贤达者流玩的把戏。舒芜的沉默又何尝不是对昔日朋友的宽容呢？“事已过去，各奔前程，不要再提”。共产党人在面对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也经常说，“历史宜粗不宜细”，“丢掉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舒芜的沉默也许是面对无可挽回之事（尤其是交信前的事）较为明智的态度。人们要舒芜悔改主要是基于两点：胡风对了，舒芜错了。这在舒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胡风冤案的铸成并不是信件的问题，而是对信件的解读出了问题。舒芜批判胡风（向朋友告别）也只是把他当作人生一站（朋友的宗派色彩和理论影响都让他有必要尽快摆脱），他从没有把胡风当作反革命。这都是非常明白的事实。更为重要的，从事后看，无论胡风和舒芜的对错，毛泽东确实错了，确实犯了罪，舒芜的沉默也许在他自己有一种对生命历程深深的耻辱和恐惧感，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这里既包含着对朋友的失望，又包含着对自己成为政争工具的无奈。他确实没法发言，一说话就要陷于另一种人事纠葛的难堪，受中国旧学薰陶极深的舒芜不可能不忌讳这一点。要求他忏悔的人是在以一种二分法的方式要求他，但舒芜并不认为在他和胡风之间有对错争辨的必要，他有必要对胡风再大加挞伐吗？舒芜的悲剧命运因此铸定。他一方面欲摆脱命运的阴影，一方面为命运深罩。这使得他晚年的写作只能是回到他早年写作的起点－－五四。他没有能像海德格尔那样成就更丰富的思考。这位２０世纪不可多得的最有思想天才的人物因此在历尽坎坷屈辱后少有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社会及其新生旅途的洞见。

这说明了什么呢？思想王国的天马不能行空反证我们时代仍与刚过去的时代一脉相承，扭曲舒芜人性才华自然开展的时代仍然存在，在同样极权的民族社会和集体记忆里，他只能沉默，而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时代更为悲惨的，它设定了我们思维的边界还让我们在这边界内自以为自由得从心所欲。

三

忏悔。反思。今人究竟要求历史人物作什么样的忏悔、反思呢？恐怕模糊得很。人们不满意舒芜的顽固，然而，在“元帅”（鲁迅语）“黄袍马褂的钦差大臣”（胡风语）周扬威风大半生之后晚年多次在公开场合为他迫害过的丁玲、胡风等人忏悔、道歉而泪流满面时，人们或者原谅了他，或者仍不满意。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呢？一死以谢仇家，给被迫害者及家庭物质上的补偿？似乎重了，又似乎轻了。那么什么才是反思的度？从历史和社会舞台上消失，走海德格尔那条“林中路”，让舞台来寻找自己？或者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于“我竟不知道冬天……”而使人由责怪到同情再到厌烦？我们似乎有必要来追问反思。

假如毛泽东都被原谅了，为毛泽东借口遮羞的舒芜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是的，在人类的历史里，一切如昆德拉说，由于其不可重复性而被允许了，一切已被可笑地原谅了。但是，中国人对犹大而不是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的仇恨是永远难以消除的。在整个民族追随毛泽东的队伍里，那些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们“愤怒声讨”胡风及其反党集团时，他们今天隐匿他们昨天的行为而仍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活跃着，他们隐匿的行为与舒芜当年明确的行为有无轻重呢？别人只是没有得到舒芜那样“荣幸”的角色，即大部分人若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不会演绎得比舒芜差，我们对此又能说出点儿什么呢？比起大多数人的自然行为（我们今天说那是变态，连巴金老人都不敢认那昨天的自己），个别人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会坚持其操守品行……意义有多重要呢？一个共同体不尊重他的子民，那么在这一共同体里，我们有什么可以要求他们持守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和交往规则呢？自己人打自己人（抗日战争时大家都反对过的），自己人整自己人（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经历过），自己人坑自己人（邓小平时代及其后我们每天都碰得到的），是一个民族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东西。人们连自己的同胞都无无缘而同体的慈悲，还能够就事论事地孤立地谈论历史人物，还能够谈论道德良知正义，又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的呢？如果在今天人坑人的时代要求对人整人时代里具体的人治罪，那么这是安慰死者还是生者自欺欺人？这正是伟大的拿撒勒人对前来欲治行淫妇人罪的众人所问的，你们谁没有罪？

忏悔，反思，是人们对人性的某种探索。然而对重大人生遭际而非个人琐屑细节的审判，是困难重重的，法律的惩治和道德的谴责只是针对人们在社会上单纯的行为，对于涉及理想、正义之类的难以说清的人性也是难以有效的。要审问人性，一切面对极权而产生的恐惧和崇拜都是正常的人性。舒芜的表现不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里都有一个舒芜。极权主义心理学－－一门由西方人创建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在极权的环境里，人性是合情理地扭曲的。正因为如此，人的罪责也由单纯的一眼可以看透的内容变为复杂的难以由个人承担的文明进程的悲惨代价。人们要求舒芜能够忏悔反思，谁能够评判，谁敢于裁决？何谓公平，什么又是天理？更重要的，忏悔是要求得各方心安，然而企求人心的安定，冤案虽成往事，冤案却已发生，谁又能够心安？在世事流转中，还有能为我们所知进而为我们所改变的本性和圆润的心地吗？这正是伟大的鲁迅沉痛写下的碑文：抉心自食，……本味何能知之？……痛定之后，本味又何由知？……我们要求舒芜承担使人们对一个时代认知圆满和心里平静的责任，这是否算得上是苍白的呓语，弱者的卑劣？我们又真的能够清理自己和舒芜的良知心性吗？

值得注意的是，纠缠于舒芜的多为其同时代人或少数读书人，今天的读书人和年轻一代对舒芜、胡风、毛泽东们是少有感觉的。以全体人忏悔来要求舒芜的同代人有着坚实的证据，然而却是一个错误，一个新的极权而又空洞的错误。但是，对于一个时代的人性败坏，舒芜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独自担当罪责的。企图痛责舒芜，踏上一只脚使其万年不得翻身，同时让自己得到心安，这种作为向来是遗老遗少们的惯伎。我们今天有太多的遗老遗少，既回避我们的时代，又回避他们谈论的时代的真相。他们要么美化过去，要么把过去说成是一二人的品格造成的一个偶然。联想在舒芜之后不久，胡风的朋友们纷纷交信，（这一回可是主动地明确地交信，虽然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安理得：是行政命令），那么，人们今天痛责舒芜不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吗？要知道，我们是一样的啊，舒芜、他的同代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时代的人心秩序，我们怎么能轻易地否定甚至只着眼于舒芜呢？今天的时代和今天的我们，也是由舒芜的时代延续下来，人们从来没有梳理这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反而只是把民族历史的丰富的人物事件脸谱化。除了几个道德有亏的人造成的冤案和历史错误外，五十年的历史已是一片光明、辉煌灿烂，那些令人禁若寒蝉的名字已成为明君圣贤进入历史行列供今天的广大的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瞻仰和膜拜，那些明明参与了历史的罪恶之旅的人们把自己诉苦为极权试验中的受苦者而占据了审读舒芜和历史的霸权位置－－他们不觉得内心有愧吗？仅仅因为对于存在时间的占有比时代及其英雄更长，那些历史进程中的三流角色：懦夫、看客、做戏的虚无派……终于坐上了德高望重（霸权）的位置来任意羞辱历史。谁比谁活得更长？我们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规律不过是劣胜优汰，在上演了英雄争战的正剧之后，跟着时间残留下来的不过是一些平庸之辈，他们在历史的大剧里都没有演过角色，他们只是一些应声虫一样的歌咏队员，在真正的悲剧过后，他们企图口吐真言（自以为是回归常识实质上不过是庸人的正确的废话）就获得荣誉，（他们竟是这样看待一个民族及其新一代人的智力），他们忘了在真正的悲剧里，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的确，悲剧仍在，轮回仍在。对于新的一代人而言，舒芜及其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他们很少想到，这是我们的既成遗产和我们的思维、逻辑和精神起点。我们民族的起步少有建立在历史终结的地方，我们从来是由零起步的，横空出世，由此，我们民族的自我历史在一个新的千年来临时仍未结束，仍不能与其他民族一道参与世界历史的创造。用五十年代否定一百多年来民族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之路，用六十年代否定五十年代，用七十年代否定六十年代，置身于八十年代否定七十年代，如今是世纪末的九十年代，我们又以狂欢、向市场看齐、全球化、现代化、咸与维新……来否定八十年代。然而在歌舞升平的盛世之音里，我们又说，五十多年的历史是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取得了多么值得颂扬的成绩。我们总是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们掌握了最高的真理，生命的真义，只要历史进程为我们来把握，肯定是光明无限。我们看不起前人，我们很少尊重、同情地理解他们。是的，舒芜算什么呢？他的时代又有什么可以受益呢？他们不过是历史，就让他们呆在历史里……在这种民族心理的支配下，我们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漂泊仍没有多少长进，没有多大出息。我们总是后代人推倒前一代人，我们放过了真凶，却把民族经过惨痛的代价才获得的微末的经验和做人的理性常识也否定了。我们都在扮演毁灭的角色（自以为是建设）。由此可以说，在人们参与民族历史的演进里，迷失的不单是舒芜和他那时代的人们。

具体到舒芜，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迷失过，然而他真诚地思考。领受着伟大的五四精神之神谕，他一直在试图说出自己的话，因此，他每有作品发表，多引起知识界的重视，然而主流知识界也始终与之有着距离，他从未进入中心、主流，他虽引起争议，却是落魄者、另类、异端。向来不动感情的罗素在面对一生坎坷的潘恩时曾感叹，“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真诚思考而不世故的舒芜因为偶然被历史选中（也是必然）更不能为世人接受。也许我们只能说，民族的个体成员少有像五四先辈那样彻底地怀疑、反省，我们今天的文化创造仍少有耻感、常识感和理性精神。我们都是叶公好龙之辈，我们从来不尊重真正的知识、精神。吴忠超曾比较中西文化，在谈及我们民族时，二百年来的精神创造他只举出了《红楼梦》和鲁迅。精神的存活如此困难，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却打着精神的旗帜出现。再没有比这样的文化创造、这样的知识生产更荒谬的了。在文艺美学方面，世纪末如此移植西方，但五十多年的历史里，真正称得上有文艺思想的仍只有毛泽东、胡风数人而已。那么，热闹的当代汉语知识领域，那些话语、那些知识都是些什么呀？林贤治曾大声喊道：五四已死。是的，整个民族都在做戏、都在铁屋里昏睡，都在沙聚之国的市场上叫卖自己、做着交易。在林贤治哀悼的五四已死的民族历史里，像舒芜那样尚有思维个性的人的命运是必然的。

雅斯贝尔斯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文中认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外，德国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能推卸他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其惩罚也是全民族性的。但是，涉及到舒芜个案，他对罪责的反思是如何展开的呢？要知道，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扪心反思的，舒芜也没有免俗，他不可能以中国人不能想像的方式直接了当否定自己（如基督教义中对牧师的忏悔，中国人的忏悔形式是自我粉饰式的，无论是大字报还是交待材料，无论是洗澡还是讲正气，都是要把自己从不利的情形中－－不叫罪－－摘出来）。在舒芜晚年的写作高潮中，周作人是一个重要的写作对象，他分析周作人的投敌心理，张扬周作人的历史贡献，其复杂微妙不知有多少层次：以思想巨人读解思想巨人，以失足者看落水变节者，以今天阅读过去……这其中，更重要的可能在于，他研究周作人不一定是出于“叛徒心理”，而是对政治的蔑视，向文化回归。这也同他晚年对胡风的态度一致。在周作人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文化巨人在人类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纪里为政治为社会利用的悲剧。这是一个人类日益结为一体的时代，一个为达到文明本身的目的不得不以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极权手段控制文化和人性的时代。舒芜研究周作人，一定对周作人倾注了无限的同情，一定对政治产生了彻底的蔑视，一定对文化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舒芜也从道德层面和本体层面反省了知识和知识分子：我不赞成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太软弱的评价。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我很渐愧，没有那么独立的意识。知识分子跟共产党走有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只在于－－像顾准提出的那样－－为什么生气勃勃的理论后来会蜕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工具？这使他联想起黑格尔哲学中独断的一面。

从接受黑格尔到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放弃年轻时的五四精神，在舒芜那里并无多少障碍。因为五四营养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进入舒芜的心里的。他年轻时即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读的第一本书即苏联人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用舒芜自己的话说是，此书很不好读，却强烈地吸引了他，觉得那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舒芜因此以为在五四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相通之处，他甚至自觉自己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二者衔接起来。

舒芜就这样轻易地走上歧路，与偏执的胡风相比，他在毛泽东克里斯玛般的超凡神魅面前，更容易把自己变成白纸，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也因为如此，他晚年在把一生的重要论文结集时命名为《回归五四》，他回到了他的起点上（艾略特写有诗语：在我的开始里写着我的结束）。一辈子的思想旅行只是回到了起点，他因此无法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言说什么。

但这回归也是了不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真正的否定。我们总想当然地认定自己已经永远地告别了毛泽东时代，事实上我们连毛泽东都没有否定过，又怎么谈论正确地理解并永远地告别了毛泽东。据说今天的中国正在呼唤毛泽东。

四

为什么我们否定不了毛泽东？这个人类专制极权主义的代表之一，曾在他试验的民族社会里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日常的不为人知的悲剧。他利用了一个民族的善良的感情，他玩弄了一个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他伤害了我们民族，使得我们对我们民族的伟大前途已失去信心和耐心，我们对民族和人的现代化已失去勇气和力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经由毛泽东反现代性的现代运动，再一次使中国成为沙聚之国，这一共同体的成员要么冷漠，要么狂热，其自私、归宿感的丧失只有非洲的祖鲁人可比。人们拒绝付，拒绝表达。这个民族的成员本来有一个方向有着共识的，但就像乘坐火车一夜噩梦醒来人们发觉彼此陌生，为什么要坐在一起，在一起要做些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就这样以原子个人主义和流氓戏在世纪末收场。再也没有人关心这个民族的过去和她的未来。

对于极权主义，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死敌，俄国人早已否定了斯大林，德国人早已否定了希特勒，我们还没有否定毛泽东，２０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还要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也就是专制主义的阴影里生活并苟活下去，像当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里的人们自觉出奴隶的崇高、赞美和陶醉（即使现在否定毛泽东也延误了最好的机会，甚至仍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创伤）。

谈论、理解那样一个时代是困难的。我们今天幸运地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那个时代切肤的形式、背景、集体记忆和社会心理，我们眼看那时代的人物事件只有简洁的构图，不可理喻因而荒诞的人的行为，因其逻辑不合我们今天的逻辑而为我们将其归为人性之恶，可是，对于历史中的演员而言，一切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何曾有后人眼见的历史的局限性？正如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所说，假如你们谈论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你们逃避的正是这个时代。一切人物事件在历史的进程里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一个是非敌我黑白分明的格局里，人物的品质、性格已不重要，只是服从于历史的必然性。在涉及到个人之间的关系上，人心的复杂微妙尤其不能给以简单的评判，因为其复杂到最纯良的人会有人格分裂，微妙到善恶的重大举措系于一念之间。假如我们今天仍不能以同情的理解来面对我们曾有的宏大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悲喜剧英雄，我们恐怕连二流的看客都不如。人生的悖论正在于，我们不愿同情地理解过去，我们就会失去现在。正如我们仍把历史上腐败的国民政府和专制独裁的蒋介石当作历史的垃圾堆扫除净尽而不抱有理解的同情，我们心中和现实的腐败和专制就会为我们视而不见或者说司空见惯。

谁能想到人生的常识、道理、个人寻找到的经验、思辩到的真理在毛泽东那里都是不足道的呢？这位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巨人，自称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赶走了蒋介石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掌握着符号资本的精英们如何给他装饰些什么样的理论符号、什么样的理想内容、什么样的大公无私，毛泽东也只是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两件事和两个人物再准确不过地表达了毛泽东的人生境界和做人心地。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后建立起他们政权的功绩，在毛泽东那里只是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清的夺取政权者，西方的理论主张、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毛泽东那里是如中国历朝的夺取政权者们必要有效的民间信仰。夺取了政权后，这位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以民族传统的“天命”观嬴得了人民的支持，他为所欲为，过剩的精力、诗人的激情浪漫、斗争的习惯和无法无天的个性使他随意以整个民族为试验。他可以利用一切，农民、学生、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的战友同事们，但必要时在有碍于他的权欲体现时，他也可以抛弃一切，孤身一人地进行他的事业，用他的话是他可以再学梁山好汉，上山打游击，于是，建立政权后，他一再与哪怕稍有不顺甚至腹诽他的人较量，一步一步地把民族社会引至他所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符号们”（研究者或历史学家们）的话说是他在实施空想的社会改造，用崇拜他的奴隶们的话说是他使底层人民翻了身（老百姓扬眉吐气，当官的灰头丧气），用自以为懂得他的知己们的话说他是真诚地希望人性变，他把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存在方式当作他理解的或理想的人类方向。几乎极大多数人都理解到毛泽东是善良的（吃了红烧肉，再为农民哭）。就是这样一个一言难尽历史怪胎，真诚又虚妄，也许真的因为他有一种崇高的理想（也许有吧），更因为他个人的一己私欲即站在权力巅峰的欲望，使他以非常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先变乱为治，又亲手葬送了手创的事业，变治为乱。这不能说他的思维和心智已经衰退，直到他的晚年，他的智力、记忆力仍然是极端地如数学般地准确。他仍然敏感，农民受苦的消息仍能使他泪流满面。但他的子民与他的权力相比仍何止霄壤，“无非是死了几个人”，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民。这种无限的热爱（也许是吧）和无限地淡漠不可分割地统一地毛泽东那里。

怎么解释毛泽东那不可思议的举动和不可理喻的行为呢？心灵的奇异的空想加上他取得的空前的胜利使他失去了对平淡现实的兴趣，失去了现实的分寸感。这一类历史人物，一方面头脑十分清醒，一方面又发生疯狂的冲动。这种理性王国中壮丽的自然景象，像大晴天骤起的风暴一样地蔚为壮观，结果成就了独特的事业，既是一个人残害千百万人的罪行，同时又神奇地充实了人类。对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直到邓小平时代以前的中国历史进程而言，是毛泽东从整个民族那里汲取权力直到在他以下全为仆役的过程，又是以绝对的权力役使整个民族体现其权力的试验过程。的确，遥想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的盛大场面，从更广义上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里数万万人的欢呼，不管怎样说，这些民族创举都是兼具罪行和伟业，都是体现了人力所能企及的几乎压倒天神的极限。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跪着。”但是，在天神一样的存在面前，跪伏于我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对于人群中特立独行者的钦敬，使我们总以审美的目光打量他犯下无数罪行后的人生轨迹，即使他强暴过我们，我们活着的人也因生存与之相系而觉得“与有荣焉”。对于毛泽东尤其如此。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混世魔王，他还是一个时时显露可爱之相朴素本色的混世魔王，他写诗、写字可以入流，在附庸风雅的民族集体精神里，这已经是人人得而学习的楷模了。他说造反有理，这给了为文明上层拒绝的人反抗的合法性。他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以暴易暴，且有过之，工业化之功比不上蒋介石的台湾，使得解放一词纵有建国之初的短暂的新鲜气象，仍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但在崇拜成功者的人性深处，在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里，毛泽东仍是一代伟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被否定，但在国际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大师们（年轻时受其影响参加过６０年代的学生运动）认为那正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因为他反官僚化的目标是极为迷人的；在国内，人民群众也怀念他，因为他基本上打倒了社会结构中最根深蒂固的等级，在他的时代在老百姓可视的范围内他基本上做到官民平等，官员是在“为人民服务”。他对老百姓的态度最为人称道，见百姓疾苦，动辄落泪；他是性情中人，看《白蛇传》动情处起立大声疾呼，竟不知裤子滑落。虽然饿死千万人正源于他的政策，羞辱知识分子正源于他的品德，他的权力也没有交到老百姓手中，冤狱遍及国中，受害者至今无法统计。但人们原谅了他，人们甚至把自己的存在忽略不计而突出他的伟大。

要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是困难的。即使舒芜也没能公开否定毛泽东。这位中国最有思辩力量的思想家之一居然在毛泽东面前低头，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为千百万人所诟病的角色。这位“有幸”聆听过毛泽东教诲的劫余者仍对毛泽东心有余悸，恐惧的层面恐怕是多重的，我们今天幸运地远离了毛泽东，但我们得理解那难言的膜拜和恐惧，那是人性不能忍受的极限，人性之扭曲无以复加而不自知的极限。在苏东事变之后，舒芜再次由衷地感受到了历史拷问的恐惧，列宁主义的失败已为事实证明，而由此一来，像他这样一生追求自以为是为理想的人的生命岂不是一个错误？但他们一步步走过来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一生是一个荒诞，一个错误？

也有人在面对我们的历史时在倡导知识分子需要灵魂拷问，每个人都需要忏悔。确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毛泽东，都有一个舒芜或胡风，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横暴相，一个是求做奴隶的迫切相。但是，这样的结论是虚无的、不切实际的，其危险性不亚于毛泽东的极权社会里要求人人过关，个个脱裤子洗澡，每人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种理想主义的要求（落实即为极权主义的行为）使人们纠缠于具体的人物如舒芜而忘记了民族文明重建的真凶和死敌，即毛泽东及其制度文化。从舒芜的教训出发，我们理应反思我们内心中与毛泽东及其制度臭味相投的一面，一拍即合的一面，我们理应批判毛泽东。

在清理本民族的文化病毒以真正为世界和人类文化服务的层面上，俄国人交出了斯大林，德国人交出了希特勒，但毛泽东还为我们当作民族的骄傲示人，我们交出的是四人帮，是康生，是林彪，是周扬，是舒芜……

五

历史已经终结，福山这么说过。“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亨廷顿这么描述过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了，极权主义在封闭状态里的试验破了产，各民族自我发展的历史日益为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代替。在一个充满了歌声、时装、金融衍生工具、因特网……的世界里，我们谈论单一历史进程里的人物事件如舒芜还有什么意义呢？

舒芜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已无多少关联，他一头沉浸于历史，虽未能忘情，仍只能做一个学者，他的视野里少有资本，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经验和思维的材料。如果我们谈论舒芜，只是要求舒芜忏悔，只是就事论事，我们既无法澄清历史的面貌，也提升不了民族的道义水平，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要真正使我们立身处世获得某种坚定性或踏实感，要真正解决个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就应从舒芜的时代与当下联系中才能获得认知。

因为中国的历史远没有终结。在毛泽东时代之初的人们也曾有这种幻觉。人们以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不公正的、黑暗的历史结束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照到哪里哪里亮”。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永远光明的人间天堂就有我们的一份。（胡风说过：时间开始了）。但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我们历史的演进，仍没有结束折磨我们给我们希望又给我们绝望的治乱状态。今天我们也没有否定毛泽东，我们没有研究极权主义的心理学和群众基础，我们更少研究人格分裂的变节发生学，我们没有研究我们时代的先天的病理。与其他文明的毒素结合并以其为装饰的新的民族治乱循环对人性的扭曲压抑同样惊人。除了沉默者、从这片目前已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土地上逃离的中国人外（雅斯贝尔斯说了，他们还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留下来的活跃在舞台上的民族社会的精英们是否在享受人肉的筵宴之余反思一样自己的应然状态，反思一下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官产学精英的存在身份？正是伟大的孔子为人类的个体尤其是弱小者们找到了存在和审断的理据：邦无道，谷耻。在一个共同体里，失去道义，失去了最低限度的人类共识，那里这个共同体里的飞黄腾达的人都是可耻的。那些卫道者们也正是可耻者，他们要求弱者们忏悔，只不过是要求弱者向他们的共识他们的道无条件地顺从。

世界的历史也没有结束，森林仍然存在，权力法则（即使以人权的名义）仍然存在。战争、全球流动的资本、日新月异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福山的近于轻狂的欢呼同当年极权社会里人们的欢呼相似。那么，谁是今天的胡风、毛泽东，有没有今天的舒芜？那本性在于扩张并强力巩固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它们以资格和标准要求一切人向它们顶礼，唯有顺从向它们欢呼它们才会给顺从者封赏以赴宴的席位，“享受现代化”）是否就是今天的毛泽东及其极权；那欲加入世界现代化狂欢进入丰饶的富足中的边缘者（民族主义者）是否就是今天的胡风；而处于文化沟通中间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是舒芜。矛盾、冲突、误解、强暴……仍每时每刻在进行着。因赤裸裸的殖民残酷，人们仍会对社会的极权形式由膜拜到否定进而对自己和文明产生绝望。这恐怕是人类世代的悲剧。但是，谈论舒芜、否定毛泽东仍是有益的。尽管整体思维、极权心理这类正常的人性人类世代难以祛除。但与资本技术对人的极权统治相比，否定毛泽东的极权统治要重要得多。用马克思乐观的展望，人类终有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但这之前，是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对毛泽东的依赖已被文明的进程证实中国人可以也应该抛弃了。人类可以此为鉴在一个依赖资本技术的社会里生活得健康一点。

福山忘记了历史是不会结束的，世界历史进程不过是单一历史演变的更为复杂的形式，因为在历史的演绎里，变换的只是形式、角色，而人性的无限丰富、生命的悲喜剧、人的正大与虚无……从来没有改变过。于是，当舒芜抬眼打量我们凯歌声行进中的社会闹剧时，惊讶地发现一些年轻人的思想仍相当陈腐，封建专制的因素无处不在。舒芜由此对今天的生活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对今人作旧诗的肯定，对顾城杀妻的残暴分析，对年轻作家境界的关心，以周氏兄弟看人境界高下的角度（对妇女儿童的态度）品评人物到了不无偏执的程度……都证明他力图用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来要求我们的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

舒芜也同样在感受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精神。很早的时候，他就感慨一个新的千年黑暗时代的来临，他的理由很简单，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也没有出现过巨大的精神个体。然而对这样一个精神滑坡物质财富却又似乎日渐丰富的文明进程，他有着思想难以穿越的苍茫，究竟哪一种好呢？普通大众的生活的富足如果一定要以精神的单向度为条件，那么，知识分子的作用又如何体现，又有什么意义呢？舒芜的追问指向现实，但对其解答正是一部中国现代史，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验。面对毛泽东和他的政权所创建的“文化坎陷”的中国社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群众学习正是知识分子能作出的唯一解答。今天，在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里扩张无孔不入的渗透里，在资本、技术有可能解决人类有史以来即面临的集体和个体的匮乏问题时，知识分子除了欢呼“庶民的胜利”，把自己的身份消除而融入大众社会的生活，让自己知识分子的一群为文化人、文化庸众们取代，又有什么出路呢？因为世界文明似乎就是由资本、技术这类有力而无形的力量安排制造的。

但是，资本技术远远没有解决人类个体集体的自由匮乏幸福恐惧等问题。科索沃战争及大大小小的国际争端摩擦一再提醒世界并不是玫瑰色的。反思舒芜，研究舒芜，恐怕就需要进一步解答我们的生存处境。一方面是暴力意识形态的极权专制，我们曾经信仰她，以为她能使人类获得解放，为融入解放的伟大叙事里，我们不惜同类相残，舒芜因亲历这种事件而为我们再一次视为异类；一方面是资本技术的极权专制，我们今天正在信仰的，它把一切，人，精神，知识，信息全变为可计算可操纵的东西，我们以为如此就会使人类获得幸福，为这信仰，我们听任资本技术的理性僭越于我们的人性之上，听任技术对科学的挑战，在其看不见的手中我们同类相害。实在说，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刚从知识分子摇身变为文化学者、媒体明星的中国精英们都没有逃出其网罗。

对中国人来说，灾难是多重的，一方面我们在旧的暴君统治里生活，我们受着有形无形的奴役，一方面，新的主人即资本技术暴露其卑劣的嘴脸时我们无知觉于人的异化。“回归五四”，舒芜这样说了，不知道五四究竟还有无意义，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这么说，那么，五四的意义仍是不可忽视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对任何权力（权威和霸权）保持距离，这种五四的真精神（而不是人们被告知的科学民主爱国主义－－谁有资格，谁有力量把历史真相当作自己掌中的真理派发给国民们？）是不可忽视的。在今天像舒芜老人这样喊出回归五四的人又有多少呢？五四本来是年轻人的，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但今天的年轻人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权力、金钱、学问构筑的多元社会体制里如鱼得水，他们如此适应这个体制。但舒芜却感到了荒凉、阴冷、黑暗，哪怕暴力的统治已让位于技术的光明和资本的温暖，黑暗仍在。必须回到五四。这是一个孤独的人对世界的反抗。是沉沦者的救赎，是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报复。的确，罗网无处不在。但记住自己是一个人就够了，就得承受也不无欢愉地领受作为一个人的痛苦命运和全部重量。回归五四，舒芜是以鲁迅为师的，他一定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复仇者，女吊，无常，是的，在人类个体无法掀开世代的劫数时，在千百年黑暗无望的天幕下生活，唯有做一个人是值得信仰的，这是最高的本体，这是最大的实在，这是宇宙。这是活无常们喊出的：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是的，对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做一个人来说，哪怕你，学问满腹；哪怕你，金银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