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ngan

尊敬的文教授，您好！您的文章读后很有收获。以下是我的问题。

据我的调查，在北方的农村地区，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呼声不高，能否请您说明：

1.土地私有化是否缺乏主体——农户的自发要求？

答：对于农地私有是否有农民的自发要求作基础的问题，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由于允许不断调整和重分土地，迎合了农民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所以，农民中会有不同的声音，是自然的。人口份额在村中上升的农户，总是多数,不然以农业人口占多数的中国人口，扣除死亡后，就不会呈继续增长的态势。只要能够通过重分土地或调整土地无偿得到土地，大部分农民不会到土地租赁市场上去通过交地租获得土地，况且土地租赁市场极为不规范，极无保障。佃农随时可以丧失从租赁市场上租来的土地。特别是土地已经调整过几次的地方，在调整中失去土地的农户更是希望在将来的土地调整中因自己家庭人口的变化而得到补偿，否则就觉得吃了亏。所以，希望通过重分土地，无偿获得别人的土地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有相当数量。这也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无法避免的结果。另外，打算利用土地的开发来发财的村干部，肯定也会反对土地的私有。一私有，就无法混水摸鱼了。

每件事物都有利有弊，问题是如何权衡。俗话说，两害相较取其轻。土地私有的一些弊病比起目前的土地制度来要轻得多。可是，1950年代后，用政权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将这种制度妖魔化了，似乎每个地主都是黄世仁，每个农民都是杨白老。这就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即使有限的私有化都遇到强大的阻力。例如，1960年代将中国从大饥荒中挽救出来的包产到户，很快在四清运动和10年文革中，通过反复宣传阶级斗争和复辟的危险将其妖魔化。由于这种被妖魔化的原因，记得1970年代末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的农民出于生存的挣扎，悄悄重新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不少富裕地区的农村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模仿意愿,反而传出不少反对的声音。另外，当温州企业家探索私有化道路的时候，苏南地区反而针锋相对地推出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模式，并借助意识形态的优势竭力向全国推销这种模式。但试验的结果如何呢？苏南的乡镇企业最后不都搞不下去了吗？最后不都通过改制实行私有化了吗？

现在的问题不是有人要强迫农民实行私有，而是不允许任何农民有携带土地退出集体，重新单干的自由。本来，集体化应该是自愿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当年的集体化是怎么一回事。最近，《经济观察报》上周其仁教授介绍杜润生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文章，便指出当年合作化的非自愿性，值得年轻人一读。不准任何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实际上是违反集体化的自愿原则的。既然集体化是自愿的，就应该还给农民退出集体，选择土地私有的权利。农民既有维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权利，就应该也有选择退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权利。相信选择土地私有的农民会给其他农民一个示范。以这样的理由和方式推动农地逐渐私有，会更容易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毕竟对土地私有的妖魔化已经反复进行了几十年了。要消除这种影响，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但是为了以法治国，为了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确立土地私有制是必要的。

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一个不同之处是，私有制可以和一切其他所有制共存，并是不同所有制组合的最基本的细胞。而公有制却以消灭私有制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私有制下，不同的所有制（例如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照样可以自发产生，演化。只要在试错之后，市场承认新的组合带来的利益增量大于损失，它们就有生存的理由。我在那篇关于土地私有化的文章中指出，土地私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矛盾。应该明确告诉农民，土地量化到个人后，只要他们愿意，可以重新恢复土地的集体所有，政府不必干预，劝阻。但是，政府也要严格保护愿意保持土地私有的农民的产权，并且保护那些现在还愿意参加集体所有，但因种种原因将来要求退出土地集体化的农民。这样作，私有化就是一个自愿的过程，相信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农民的欢迎。同时，这种私有制不排斥土地的其他所有制。这是一场皆大喜欢的所有制改革。

2.土地私有化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从NIE的角度出发，当然要先界定产权，但是根据张五常，其实在产权没有私有化的条件下，如果采行允许农民转让土地的方式，一样可以实现产权的私有化的收益，如果这样，要那个产权证的意义是否就会不那么紧迫？

答：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土地私有化，我认为主要条件是户口必须同时开放，迁移必须自由，土地（包括农地和城市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价由市场的供需充分决定。这样，兼并发生时，农民可以流入城市。同时，不同地段的房价差别会维持来自农村的移民进入城市的有序性。这是因为当城市的地价完全由市场调节，级差地租会使农民进城定居的速度和地段受到房价的制约，不会完全无序。现在，一些中心城市不同地块的级差地租正在拉大，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户口制度也正在松绑，也是令人鼓舞的。

从历史看（见我的文章），越是人多地少，就越有必要实行土地私有。希望Yongan同学能再仔细看一下我的那篇有关土地私有化的文章中对土地私有的历史回顾。

张五常在何处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清楚。相信他讲的是在私有制下，除了所有权可以作交易外，派生的其他产权，例如使用权，收益权等也是可以作交易的。他不会反对明确界定土地的所有权，也不会反对土地的所有权应该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不然何来所有权呢。可是在目前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土地的所有者缺位，只能交给村长或党的支书代管。这种土地所有权因而十分可疑，因为所有者缺位。而且农地不能交易（除了廉价卖给国家外），这就使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成为一句空话。我的文章还指出，只要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即使政府提倡农民通过接包的办法在租赁市场上获得土地，更多的农民会要求用重分土地这种比租赁市场更廉价和更保险的办法无偿获得土地。这样，租赁市场便很难发育起来，使用权的转让也就没有保障，因为租赁市场经常为土地的重分所颠覆。这几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一有风吹草动，本来已经转让出自己土地进城打工的农民，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回乡从接包人手中要回土地,土地纠纷也因此大增。接包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佃农，可是他们比起以前的佃农来，更没有使用土地的保障。这方面可以查查徽州文书中关于明、清时期佃农对地皮（即地表）所拥有的大大扩张了的权利。他们不但可以有保障地使用地皮，而且可以买卖，可以典当，可以继承， 都有书面契约为证。

3.您有否仔细考虑过国内温铁军教授的观点？他的关于贫民窟的观点，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答：温的观点我是熟悉的，而且写过文章表示不能同意。他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在农业中尊重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令人惊讶。当全国努力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的时候，不知为什麽农业这块要单独划开，也不知划开后他要用什么机制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所谓人地矛盾紧张的逻辑，都是自己吓自己的不成立的理由。

用’贫民窟’的理由反对农民进城，将农民摈斥于城市化之外，要他们守在环境很差，收入很低的的农村，不过是将贫民窟从城市移到广大的农村而已。这显然是站在城里人的立场上，加固中国经济的二元化。我无法苟同这种轻视和排斥农民的观点。目前的城市化带有城里人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不断自我现代化和舒适化的强烈倾向。城市确实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繁荣了，很多城里人也非常自豪。但是城市的自我封闭性和排外性使它们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很低，吸收的方式很野蛮，最多是允许农民将他们最好的年华贡献给城市，然后以城市不能有贫民窟的理由，将他们排斥回农村。这种做法是违反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原则的，和当年上海，天津，香港等城市的崛起的路径大相径庭。城里人不但应该和农村居民一起分享繁荣，而且应该和农村居民一起分摊转型经济的困难和不便。不能只图维护自己的特权。

城市应该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应该是吸收农民和转化农民的地方。只有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不缺水源，因而有希望迅速长大的城市成为这样的充分开放的城市以后，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希望早日解决。

4.从理论上阐明土地私有化，但是现实中国的可行性有多大？如果真的决定推行，可行的步骤您是否有考虑？当然，作为海外中国学者，您对国内的情况有很多了解和认识，提出可行的对策不是学者的本职，只是我有疑惑，也观察思考了很长时间，不得要领，请您指教。

答：中国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长期历史，并发展出十分精致的契约关系。张五常便以研究中国旧时的租佃契约一举成名。所以，中国不象非洲这样的地方，土地产权的建立困难重重，因为要从无到有重新确立许多基本观念。中国的问题，还在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过多地站在城里人的立场上排斥农民。我觉得可以先搞一些农地私有化的试点，在允许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同时，放开城市和农村的地价，取消户口制度，用地价调节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比例。这是全世界都已做过的，经验很多，不需太担心。

feishi

How to understand "land amenity value" in China's new rural development?Thank you

答：这位同学是否想讨论土地的福利保障功能？如果是，请见我给下面 Helen Wang的答复。

helenwangcn

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我想请教文教授,

1. 农民缺乏社会保障, 土地的自由交易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答：土地私有化其实能为大部分农民提供一份保险。古代没有社会保险的制度和理念，几千年来都是通过土地私有，允许人民在农村置产置业，使人们年轻时努力工作，积蓄钱财，购置土地和房产，以便养老。同时，因为要获得对土地和房产的继承权，子女会对老人格外尊敬和孝顺。所以，土地私有会鼓励农村人口爱惜土地，尊敬和赡养老人。没有子女的老农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或出租土地获得养老的收入。我和赵耀辉教授曾经合写过一篇论文，用数学模型证明以上的道理。从中国几千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政局稳定（没有昏君， 没有异族入侵，没有特大自然灾害），在私有制下人口总能迅速增长。这表明，土地私有制和地主的存在并没有使人口的大部分活不下去。农民起义主要由于官逼民反，而不是所谓的地主压迫（见秦晖的许多文章）。当然，土地私有制下会发生土地兼并，并且在没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条件下，社会迟早会陷入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但是，在当代的条件下，非农部门的迅速扩张和科技进步，使马尔萨斯人口陷井有可能避免。如果政府能够早日建立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制度，则能更好地帮助农村流出的人口。但是，我不认为它们是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古代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2. 政府职能的缺失与扭曲, 如何保障土地私有化的公平性?

这是我在研究三农问题时感到比较困惑的问题, 盼能得到文教授的指点!谢谢!

答：按人头分是农民能够接受的比较公正的私有化形式。实行包产到户时就是用的这种办法。农民并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只是将来实行土地私有化时，要告诉农民，这是最后一次按人头分土地，要他们认真对待土地的产权。产权主要是保护弱势群体的，越是有权有势的人越是不需要产权的保护，反而可以利用产权界定的模糊大肆侵占平民百姓的财产。当年的英国和当今的中国都发生了圈地运动，这不是偶然的。

越是政府职能缺失和扭曲，越是要早日建立基本的产权，保护弱势群体。封建社会时代，政府的职能更为残缺和扭曲，但私有化还是被认真地建立起来了（这方面有大量的徽州文书作证明）。这说明，中国有实行土地私有的悠久传统。只要执政党对此严肃，认真，对土地产权的尊重是可以很快恢复的。

qxb1975

尊敬的文教授：

关于当前中国农户经济行为问题，我想请教

1. 人均土地凛赋决定了中国农户难以形成规模经营，怎样理解在非农化过程中农户经营规模的分化，如何让中小农户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2. 市场机制对农户生产生活作用日益明显的今天，农户市场行为特征发生了那些变化？

3. 经营规模是不是制约农户应对市场的主要因素，农户在农产品供给和流通中，其行为动机和目标是什么？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还是家庭效用最大化？

答：在地少人多的国家里，可以认为经营规模是制约农户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规模如果能够持续增长，在其他条件不便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一定能够持续提高，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显著下降到零的时候，规模对收入的正面影响才会不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为了使农户的相对收入不至于每况愈下，他们的人数一定要绝对地减少，同时他们经营的规模一定要扩大。这既是市场淘汰的结果，也是农户根据投入、产出的价格自觉选择的结果。农户如果无法获得平均收入，绝大部分人会选择离开农业，进入城市觅活。

当然不排除一些农户的恋土情节。所以，应该说农户在农产品供给和流通中所作的市场反应，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外出打工的农民其行为动机和目标显然是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所以才肯抛下家庭，远离家乡。坚持在家务农的，有可能是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所以才会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对进城打工不动心。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可能是没有进城打工的条件和机会。但是从实证来看，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似乎说明了他们的主要倾向。

jasson

我认为国外农业之所以比我们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其农业科技水平高，产品品质高从而价格高，这方面国外经验有哪些模式吗？因为农业技术的成本收益特征，单单依赖市场肯定有些问题，所以，我想请教国外是怎么做的，各国经验得失?

答：国外的农业科技水平并不是一开始就高于中国。其实，根据李约瑟，中国在1400多年的这么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农业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世界。现在的先进国家能从落后转为先进，显然和他们实行的先进的农业制度是分不开的。这些农业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和成立自治的农协或农会在内。富裕起来的农民当然会更有条件和意愿接受更多的教育，更热心于对新品种和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他们在农协或农会里的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交换对新品种和新技术的信息，以及对国内外各种市场动态的信息，而不是学习政府文件。同时政府对新技术和新品种的研究给于适当的补助和支持，并以市场主导的方式帮助推广这些新品种和新技术，决不搞强迫命令，瞎指挥。这里，土地私有制下所产生的有充分自治权和自尊的农民，加上新技术和新品种以市场导向的方式得到研究和推广，是两大关键点。这些制度优势使这些国家的农业技术不断创新，农民也愿意积极地采用新的技术和品种。

要指出的是，离开市场的供需关系，化了很多钱研究出来的新技术有时很难推广，有时甚至对农民的收入有害。例如，假设某一新的稻谷品种会使产量大增，在需求没有大的增加的情况下，盲目大面积采用，必然发生谷溅伤农，并挫伤农民下一轮对新技术的热情。所以，农业技术的研究，还是离不开对市场供需的把握，以及对成本－效益的分析。在研究和推广新技术时，并不能不计代价，忽视农民的收入和积极性。

ivannj

文老师，您好！

我问的问题是关于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

1、你曾经用公共食堂来解释饥荒的发生，您默认1958年的粮食是丰收的，但很多人都认为当年应该有很多粮食没能够收获，也就是说1958年的粮食统计数据不正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关于1958年的粮食收成，无论是老农的回忆，还是当年的气象记录，都证明这是特别风调雨顺的一年，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现在官方坚持的那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对当年虚报的产量，是在多次向下大大修正后的结果，只比气候较差的1957年的粮食产量高2％左右，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这个数字已经扣除了地里未收的产量。根据统计年鉴的定义，粮食产量指的是已经入库的粮食，不包括浪费在地里的粮食。由于没有更好的数字，研究者只能先用这个数字，总比个人的猜想好，因为猜想的数字往往因人而异，没法引用。

2、我个人分析过那次饥荒发生时的分布，林毅夫（2000）认为是城市偏向导致城市和农村死亡率的差异，但是这样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农村之间的差异是没有解释的。我个人认为要对当年的粮食分配机制进行重新定位，具体的内容我2个月前发给您了。

答：我认为是研究大饥荒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一个新的角度，希望你的研究能早日发表。

3、我想问一下您对林毅夫曾经引用过的Sen的食物获取权理论和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怎么定位，具体的说就是：前者是后者的替代还是补充？

答：Sen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想要指出，在总的粮食供应并没有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由于不同人群的食物获取权的不等，有些人群还是有可能遭遇饥饿。他的理论是对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理论的重要补充，但不是完全的替代。他的理论能说明中国当年饥荒，特别是1959年之后的部分原因。但是，他的理论无法解释在1958年秋粮丰收之后到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在农民有充分的粮食获取权（公社食堂粮食供应一度完全敞开，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情况下，为什麽会发生粮食严重短缺，以至于毛感到了粮食危机，决定召开庐山会议对极左的政策纠偏。

hgz2373294

文老师

土地私有化真的这么好吗?

理论的推导能否与实践一致呢?

万一不致,这种成本是不是应该由理论提出者负责呢?

答：这位hgz同学似乎不是在看了我的文章之后，而是之前提出来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位同学的问题并没有针对我的文章里的推理和实例，而是针对土地私有化本身这个笼统的大概念。幸好，我的文章并不完全是抽象的推理和空洞的口号，而是以本国几千年的历史，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和三农的现状为根据的。我的文章的立论是基于中外亿万人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反复试验后得出的经验教训。

土地私有化的必要性，并不是我凭空杜撰出来的。换句话说，今天恶化中的三农问题不是我杜撰出来的，也不是鼓吹土地私有制的人一手造成的，更不是土地私有制本身造成的，因为土地私有制现在连试验的机会都没有。如果在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三农问题没有每况愈下，自然就没有必要出来鼓吹农地私有。

三农问题发展到今天，不知是谁的责任？或者说，是那一种土地制度的责任？这位同学是否会以同样的责任感找出对此要负责的人或制度？

我想再请这位同学举出一个实例，有那一个发达国家是在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实现了农村的普遍富裕和现代化的？请再想一想，为什么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无不依靠土地私有制呢？

这位同学似乎要我来担负万一试验土地私有制失败的成本。如果要我担负这种成本，当然就要给我推行新的土地制度和配套的其他制度的决策权和实行权。如果没有这些权力，有的只是建议权，却要承担建议的后果，天下有没有这种道理？如果按照这位同学的建议实行，中国的言路一定马上堵塞，大家会噤若寒蝉，心有余悸。这就叫言者有罪。

所以，提倡学术自由的真谛，就是要使人畅所欲言，充分展开讨论。这位同学与其这样提问，不如认真读一下我的文章，对它的细节进行推敲和质疑，从推理是否有破绽，到是否可以举出反例等等着手，这样才更有助于对土地私有化的建设性讨论，以便将来一旦推行，可以尽量减少细节上的失误。

lihongya

文教授您好!请问，人民币为何据高不下，人民币的不稳定会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币值问题，中国的土地劳动者会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损益。不吝赐教，谢谢!

答：这位同学指的大概是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居高不下。人民币的币值根据许多专家的研究，相对美元的币值来说，确实是订得低了。但政府不会让人民币升值过快，其原因是政府担心这样做，中国的出口品因价格上升而失去竞争力。如果世界上的消费者，特别是美国消费者因中国货太贵而不愿多买，就会影响在出口工业中打工的中国工人的就业和收入。

但是，中国近几年来外汇增加得很快。今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用压低币值来促进出口，获取巨额外汇储备，超过一定的度，并不是好事，不但迟早会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楼市或股市的泡沫，而且会成为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源之一，引起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不满，认为中国在执行自私的重商主义路线。只要中国的外汇继续快速增长，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总会挥之不去的。中国不可能长期无视国际的压力，因为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

我不清楚’土地劳动者’的定义，是指农民？升值对一般的国内消费者来说，进口品将变得便宜些。农民除了作为消费者获益之外，他们还是生产者。他们用的柴油，化肥，农药，不少是进口的。人民币升值后，这些投入会变得便宜些，从而使他们的产品的价格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出口的农产品价格又会因升值而会变得贵一些。所以，人民币升值对农民来说，究竟是否利大于弊，要作实证研究，才能知道。

我个人的感觉是，人民币升值后，会迫使农民根据比较利益调整生产结构，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人民币升值还会促使国内消费，增加内需，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容纳量特别大，最终是有利于吸收农民的就业和进城的。同时，人民币升值后，将降低来自海外的对土地和房产的需求，有助于减缓房价的快速抬升。这也是有利于中低收入的农民进入城市定居的。

楼朝明

文教授，我读过你在《经济全球化与政府的作用》研讨会中的论文：“市场机制、政府定位和法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匡正之法的回顾与展望》。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问题是，全球化也给国家的福利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处于两难之中。请问你对这一点是怎么看的？

答：我认为，在充分自由竞争（中国离此还很远）的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应该被认为是基本公正的。但是由于各人事实上面临不同的起跑线，政府有通过税收，调节收入的再分配的责任。例如，有的儿童出生在自然禀赋贫乏的地区，或出生在贫困，无知甚至犯罪的家庭，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确实面临比一般人更多的困难。政府有责任通过救济，补助，普及义务教育， 自由移民等方式，帮助这些儿童获得较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另外，天灾人祸，疾病伤残，总会使一些家庭陷于贫困。政府也有责任帮助他们维持生存，并使他们的后代逐渐摆脱贫困。所以，通过税收调节人们的收入，帮助不幸的家庭在社会中重获自食其力的能力，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防止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世代延续，每况愈下，最后导致暴力革命的必要手段。

事实证明，坚持由自由而公开的市场解决一次分配，由反映民意的政府通过税收，义务教育，自由迁徙，社会救济等手段，调节收入的二次分配，能够防止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有效降低盲目仇富心理，避免绝对平均主义的发酵。不说先进国家，我们的东亚邻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多避免了收入分配的过度恶化。

但是，中国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时要量力而行，注意自己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避免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时候，便陷于福利社会的泥沼，丧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例如，中国在制定劳工标准时要多和发展中国家讨论，协调，以便实事求是地改善劳工的福利和工资标准。这样作，其实有利于全体劳工，而不是已经就业者的既得利益。中国应该特别注意以前一直被歧视的农民工的权利，更大胆地欢迎、鼓励农村居民定居城市，尽快废除排斥和歧视农村居民的制度和政策。这里，敞开住宅用地的供应，有效降低安居屋的价格和廉租屋的租金，极为关键。只有加速农村居民进城定居，才能加快以人口的聚集作为前提的服务业的扩张和就业的创造。通过扩张内需，减少对外需依赖的减少，可以减缓出口顺差的过速增长，并减少和各国的贸易摩擦。中国应该主要通过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不是主要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消化本身巨大的剩余劳动，不然全世界是吃不消的。中国目前服务业比重过低是和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分不开的。

yuds

文教授，您好。您离开大陆20多年来是通过何种方式来保证您的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可实行性?

答：首先，我争取每年回中国至少一次，常常多次；其次，每次回来，我都广交学术界的朋友，向他们学习；第三，在美国期间，我每天坚持上网阅读有关中国的各项经济报道。第四，积极参加国内的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辩论的过程其实是最好的学习过程。

关于中国应该勇敢参与全球化的观点，关于城市化必须是内生的，市场导向的观点，关于土地私有化的必要性的观点，当年大饥荒的原因，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得比较早，也比较坚持。这些观点都是有现实意义的，但也有一定的超前性。其实国内有很多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我的文章大量引用了他们论文中的材料和观点。

艳阳天

请问作为我国农业经济人口过多，资源不足，而工业同时也面临发展，这种情况下的资源配置应该如何进行呢？如何保证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呢？

答：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帮助所有的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的迅速发育和完善，坚决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完成资源在各个部门和各个产业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配置，并由市场决定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这里，中国除了基本作到劳动的价格，亦即工资，由市场决定并由此来决定劳动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外，还没有作到利率的市场化，地租的市场化和汇率的市场化。这三大基本价格往往比较严重地偏离市场均衡价格，因而造成中国资源配置存在种种扭曲。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消除基本价格的扭曲。同时，要坚持一条，只有当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才需要政府的干预。这主要表现于公共品的提供，垄断的打破，外部性的抑制或发扬。

ciliva:

教授您好，请教两个问题：

1. 您认为农地私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回避的途径，那么请问文教授：农地私有化如果使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是否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会不会产生新的剩余劳动力？如何才能够在实施农地私有化的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呢？

答：这个问题在文章中已有详细的讨论。简单说，在每人有一块地的初始条件下，无地农民不会马上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由于每个朝代一开始都有重分土地的条件（因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可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种地权比较平均的状态一般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会因土地兼并累积比较多的无地农民。大部分农民会选择抵押土地的方式融资，并尽力还债，赎回土地。中国朝代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一般要200－300年，部分（我要强调，只是部分）反映了无地农民增长的速度。而且秦晖已经证明，无地农民决不是颠覆朝代的主要原因。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成为佃农或长工，照样可以安居乐业。不然中国的人口不会在每个朝代的后期相对早期总是有很大的增长， 只是在每个朝代的最末期由于战争或天灾而被大量消灭（宋朝是例外）。

在当代条件下，无地农民更不会大量累积。他们既可以为有地的农民打工，也可以进城打工。特别是在一个正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有许多进城和非农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其实，适当的土地兼并，既能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得以长期保持，又使留在农村的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逐渐得到扩大，收入得到提高，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2.您认为农地私有化的进程应该是怎样实现的？在这个进程中，中国要经历怎样的阶段才能逐步解决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答：我的文章里提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吸收剩余劳动力也应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为了防止兼并过速，可以规定一定时期内购地总量的上限，以及用于购地的贷款的上限，并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对这些上限逐渐放宽。同时，城市应该用基于级差地租的房价调节城市人口的分布和规模而不是用户口这样的明显的身份歧视排斥农民进城。

xianghua005

尊敬的文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两个＂三农问题＂方面的问题．

１我们知道我国在工业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现在银行、电信等部门也有相关的尝试，但是我国的农地制度却始终没有私有化。后者（工业部门）和后者（农村土地）相比较，工业品、金融信息产品不确定性高流动性外部性大，而土地看得着摸得见界定和执行产权的交易费用低，而且目前我国农村的土地分配相对平均，不象国有企业农民没有“铁饭碗”，这些都说明农地制度的私有化比国有企业会更容易更有效。那么为什么私有化改革不首先出现在后者。是否可以认为此问题和决策者（中央政府）希望在坚持马列主义的约束下最大化税收收入的决策有关，城市部门如果没有很好的创业条件，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使决策者的税收更加困难而且容易引起城市的社会问题，因此当局对私有化至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而在农村，由于现有的承包制能够使农民有饱饭吃政府还有税收收入没有大的社会矛盾爆发，所以政府对土地私有化采取回避态度。比如，现在土地的审批权似乎有像中央集中的趋势，这又回到了在没有好私有化条件下历代政府“抑兼并”与“不抑兼并”政策的老路上。

答：我觉得你的分析有部分的道理，税收是一项很重要的考虑，但恐怕不是全部。改革是逼出来的。其实农村改革（包产到户）远远早于城市改革，也是逼出来的。包产到户使农产品的供应大大改善，农民获得温饱，使农村的进一步改革的急迫性大大下降。可是，20多年后的今天，三农问题重新浮现。现在越来越清楚，在现行的土地政策下，农民很难分享繁荣，城乡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几年政府的大量补贴和取消农业税，只是使城乡的收入差的扩大速度有所缩小而已。这是一个突现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犹如芒刺在背，无法回避。只要这个问题仍在恶化之中，我们看到的繁荣的背后就有溃烂，社会就难以和谐，在世人面前，经济奇迹的桂冠也难以戴的长久，戴的安稳。这一点迟早会迫使政府下决心推行土地制度的变革。

２有些调研显示，许多农民似乎愿意定期调换土地，“共”他人之产。这说明土地的好私有化，可能仅有自下而上的自发选择是不够的，需要中央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有意识模仿。但是如前所述，当局目前有足够的理由对此置之不理。您认为造成这种改革的推动力是什么。当前能够实现农地的私有化吗？谢谢。敬祝研祺。

答：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政府如果无法使农民分享繁荣，无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无法消除城市对乡村的种种特权和榨取，政府在农民中间，在有良知的城市居民中间，在世界舆论面前，就会有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会推动政府中有良知的人逐渐改变对土地私有化的不必要的顾虑。

轻影：

文教授，您好。在国内土地私有化还是大家比较避讳的一个话题，但在您的文章中您主张提倡农地私有，土地私有化能否在现今的国情下行得通？

在您看来，实行土地私有化是不是根本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一个最有效途径？

答：我认为完全行得通，只要下决心。我多年来鼓吹土地私有，自然是坚信这是根本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一个最有效途径。

tasteconomic

文教授您好：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我想问一下，中国何年何月才可能实现大部份的农民成为市民？ 人口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水平需要多长时间？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经济的二元结构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我觉得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工业置于城市之中，而工人则就业于城市，你觉得美国，或日本，韩国，西欧之类的发达国家，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 城市这个集群最初由什么演变的？在中国为什么老是发展不起来。

谢谢。

答：中国要实现大部份农民成为市民，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的水平，大约需要30年的时间。理由是，中国现在官方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0％。政府并预测，今后每年可以将城市化水平提高1％。

我本人的感觉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被高估了。而且从现在中国的城市推行的各种政策和制度来看，今后如果没有大的制度改革，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速度会遇到瓶颈。

城市化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国家对土地有垄断的控制，且不说农民难以分享农地增值的好处，农地转为城市用地的规模和速度也是由政府说了算的，农民没有自主向城市供应土地的权利和分享土地增值的好处。本来应该迅速长大的城市迟迟长不大，因为土地为中央政府所控制，而本来不应长大的城市（例如许多北方的严重缺水，生态极为脆弱的城市，包括北京在内）却在寻租的动机下畸形发展。南方一些既有充足的水源，又有无限商机的城市，县镇，本来可以象1949年以前的上海那样迅速吸纳新的移民人口，为解决中国的剩余农村劳动力作出贡献。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下，他们只是自我现代化而已。由于土地供应的严格控制，农民无权将自己的土地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自由地提供给城市的房屋市场。在这种国家对土地的垄断下，即使小城市房价也在迅速上涨（例如温州，义乌等城市）。这些城市照样能用腾贵的房价来排斥农村居民前来定居，除非他们有钱。我认为，只要这些制度和政策不改变，经济的二元结构会长期地维持下去。

（来源：CENET。文贯中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