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举行“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多位学者专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围绕全球治理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公共卫生、青年等话题进行理论探讨。渠敬东教授从社会学与文明研究的角度指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文明构造的底色。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在总体文明构造的视野下，来重新构建我们的学识和学术。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历史的巨变以及各种危机的挑战，重返文明研究，必是情势所趋，发展所向。
各位领导、老师，今天是北大的生日，我觉得讨论这个话题真是北大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从社会学和文明研究的角度，来谈一谈对这次疫情的一些观察和反思。历史总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瞬间降临到我们身上。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揭示了历史的另一层本质：即一种完全超出预想、预测和预判的状况，不是我们习惯的日常生活，出人意料地给出了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这次的疫情，有的人看作某种世界体系的瓦解，某种新的世界体系形成的起点，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
冠状病毒就像天外来客，瞬间把既定的世界秩序摧毁掉。使我们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讲法：“一切的历史都是自然史。”自然史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永远也难以预料和估量。也正是这次疫情，让这个世界原来隐藏着的各种各样的危机都加快脚步爆发出来，这确实是我们走向一个新的时代的历史时刻。
疫情，也是当下正在展示的那样，将我们原来所认识到的人性、人们习惯的习俗（比如说欧洲人为什么不愿意戴口罩，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论，这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法律、民族、国家，甚至是国际体制，都瞬间结合起来，并给这些既定的秩序，给人类的骄傲和自大迎头痛击。由此，我们必然会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种不确定性，在各个方面都有可能引发出问题化的效应，而且，全世界的人都经历其中，所有人都体会到了这种残酷痛彻的感受。
因此，这个世界还会随之进入到一个怀疑的时代。正是病毒将人的生理和心理、经济和社会、国家及其文明基础，以及世界和历史，所有的这些存在都完整地勾连在一起，使许多危机叠加并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个既有体系遭到普遍怀疑的情况下，如果哪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基于自身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尽快、尽可能地奠定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奠定全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才是走向世界或引领世界的最根本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大学承担着前所未有的责任。病毒绝对不只是针对某些人的生命，也不是纯粹的国际政治危机，而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挑战。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双向效果。
世界历史的全球化时代，迄今已经历经三四十年了。今天来看，一方面中国得到了世界全球化的惠顾，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契机。不过，我们也知道，全球化并不是在经济层面发生，这次疫情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启发，就像黑格尔讲的那样，一件事情走到了要害地步的时候，它的反面作用或反向机制自然会到来。所以，这次疫情让我们体会到，全球化不只是经济的全球化，不只是资本、金融运作的全球化，同时也是疾病、瘟疫的全球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各种危机的一次集中表达。
我们可以看到，金融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移民问题、极端宗教问题以及疾病的全球扩散，包括今天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出现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是全球化的潮流所致。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各种相似的压力。涂尔干说，现代社会是一种传染社会，产业分工、金融运作、人口迁移、民情与大众的意见，也都像流行病那样相互传染。正因如此，我们也会想到孟德斯鸠的教诲，即我们要从“法的总精神”，即文明体之构造的角度，将自然、地理、气候、体质、心理以及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等一并融通关联，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整体社会运转的规律。通过这场疫情，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一定是双向矛盾的、正反交织的历史，需要全面加以检视。
这次疫情，恰恰用一种极限实验的方式，把这个背反的时代展现出来。不仅生命遇到了一个极端的处境，社会、国家也都遇到了极端的处境。人们对生命本身，对自身的义务，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都不得不加以反思。在某种意义上，瘟疫同战争一样，是全覆盖和总动员的，它需要人们，无论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还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制度，做出即时反映、即时理解和即时决断，我们这几个月都经历得很清楚。所以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百姓，都需要靠直觉，而没有充裕的时间空间做一层层的理性推断和安排。因此，就在这样的直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具体的人的直接反应，以及一个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如何展现。这是一种应激/应急式的反应，是一种即时性的考验，不是形式上的理论研讨，也不是印在纸上的制度规则。
第二，我们也清楚看到，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内在的生命意识，亦可得到直接的体现。正是在疫情突发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面临一种无法逃避的价值问题——对政治、对生命、对社会的价值判断，我们所要守住的底线在哪里。因此，几乎所有对于构建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概念范畴，都在接受验证，同时也会产生很多学理上的疑问和反思的可能性。
比如说，如何理解生命？如何保护生命？生命和自由究竟什么关系？生命的内涵，究竟是保全自己，还是连带着他人？昨天美国纽约的天气阳光明媚，一大堆人又到草坪晒太阳去了，不戴口罩。类似的这种情形，让我们必须要反思，自由是谁的自由，生命都包含哪些生命？当所有人的生命都遭遇威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让渡我们的权利？在生命保护，特别是瘟疫因具有传染性而必然发生社会连带作用的时候，每个人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和全体人的生命是什么关系？这种生命意识，决不是只限于统计学的范围，也不是社会成本意义上的，既是一种身体的关系，也包括整个社会心理上的恐惧，以及彼此信任的内在关联。
所有这些，都是学术上的基本问题，都是基础学科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文明的根本问题。因为任何意义上的即时反应，都是文明造就的一种潜意识的反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疫情使得我们看到生命保护和国家动员处于一个暂时的真空状态。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把它所涉及到的总体问题——权利和义务、意志和权威、自由和服从、个体与全体的这些最根本的学理问题，在各个层面上纳入到我们重新思考的空间中来。
我们需要全面反省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疫情让我们看到了文明构造的DNA，文明的底色。疫情有如社会学意义上的“破坏实验”：当一个社会的危机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时候，便会形成一种现象学还原的效果，将人性及制度的根本基质和机制呈现出来。
现象即本质，这种本能般的反应，不只是生命和心理的肌能反应，而同样是社会的反应、国家的反应，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反应，所有这些都打上了文明的深刻印记。我们要生命，还是要自由？是何种生命，何种自由？面对恐惧，克服恐惧，是要依靠理性，还是激情？我们如何感受祖国同胞或他国人民的痛苦？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不同文明对此具有的不同态度和做法，都需要我们要从真正的总体文明构造的角度，在不同区域的文明构造里，来重新构建我们的学术和认识。
举个例子说，欧洲的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对这次疫情的反应就有很大差别。在欧洲北部的新教国家里，人们常用个体主义和理性化的方式来面对疫情，这种理性化的程度在中国人看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这里的人尽量避免采用激情化的方式来面对疫情，也不愿意表露丧失生命的痛苦。而在相对传统的天主教国家，人们要克服恐惧，战胜死亡，则常从感觉和激情出发，强调悲悯的意识，从肉身的角度来表达人世间的痛苦，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战疫是如此严峻。所以说，人们对于危机的直接反应，最与历史积淀而成的文明基础有关。
上述差异，只是一个例证而已，事实上，欧洲普遍施行政教分离以后，这个问题要比单纯的宗教文明更为复杂。再比如，这次美国的情形比较复杂，超出预料，但如何去理解这些情况，我认为必须要从美国构建的文明板块、建国以来的基本政治构造和美国社会分裂的现状角度，来考察美国某些极端政治派别的基督教世界主义的底色。
上述学理问题，对于中国的防疫模式也至关重要。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即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突出体现在独有的相互关怀上。面对生命的威胁，不计算得失成本，不惜代价地全力挽救生命，显露出了这一文明最深层的底色。在这样的文明系统中，每个人都具有一种非纯粹个体化的生命结构，即是以一种生命的连续体来体现每个人的生命。“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或者如梁漱溟先生说：“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盖得心理共鸣，衷情发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泼之理。”（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防疫中的一种辩证关系：人与人的有效隔离，恰恰是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善感通、重人伦的强连带关系来保证的。在支援武汉的纪录片中，我们常常看到，医患之间的关系，是以全方位互动、拟亲情关联的方式展开的。同样，这种文明所强调的常情常理，是以从家人到同胞的外推来实现的。绝大多数人，恰恰是因担心家人感染而进行自我控制的，因而各个家庭、社区和村庄才能做到“守土有责”。与亲人伦理一样，同胞伦理则突出体现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家”“国”联动，相互呼应，才能做到对家人和同胞生命的保护。
由疫情反映出来的上述种种现象，都呼唤我们要以文明研究作为支点，来重构我们的学术研究。而且，这种学术的真正基础，并非是以文明的冲突作为基本假设的，而是从正向的文明问题出发，来深化对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的理解。
如同全球化今天显露出正反两向的双重效应一样，晚近以来的国际学术研究也紧随这样的历史过程，表现出标准化和技术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学术研究沉湎于专业化和精致化的要求，甚至过于碎片化，而对于文明基本问题的理解和研究则准备不足，最终导致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衰落。
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历史的巨变以及各种危机的挑战，重返文明研究，必是情势所趋，发展所向。在未来，中国要与整个世界深入交道，要在世界历史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必然与我们对于自身文明和世界诸文明的理解深度密切相关。要理解和融入世界，并形成明确的自我认识，就必须要返回对于世界诸文明的源流及其历史、现状及其变迁的考察，并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构造加以深刻把握，这就是北京大学应该担负起的学术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