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关键词：中日关系；中日经贸合作；美国因素；抗击疫情；第三方市场合作

作者简介：张季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对中日经济关系而言，又出现了三个新时代，其一是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其二是日本进入了 “ 令和 ” 新时代，其三是中日关系迈向了新时代。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今后主要任务是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日本进入令和时代预示着日本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也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2020 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这必将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在多重新时代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不断增多，机遇也会不断增多。

但还应当看到，中日经济关系还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中日两国之间一些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解决，还存在诸多隐患和变数；中日经贸关系还存在许多不平衡。虽然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定已经签署，但并未改变中美长期博弈的大趋势。从全球视野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程度还难以估量，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的局面，保持清醒的头脑，变 “ 危 ” 为 “ 机 ” ，进一步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

一、中日经济关系的既往与现在

回首以往，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虽然两国关系风风雨雨，一波三折，但经过长期的合作，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形成了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局面。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经贸合作已经形成 “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 的合作格局，成为中日关系的 “ 压舱石 ” 和 “ 推进器 ”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日本通过对华贸易、直接投资、开发援助、科技合作等方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给予了宝贵支持，同时，日本也获得了巨大市场和丰厚利益，这是合作共赢的结果。以下分四个阶段，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经济关系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个阶段（1972—1978年），为双边贸易扩大时期。这一时期的中日经济关系虽然由过去的民间主导转为政府主导，但依旧是单一的贸易往来。与此前的 20 年的不同点在于，贸易规模大幅度增加，而且一直是稳步增长。1972 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仅为 10.38 亿美元，1978年猛升至48.2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日贸易质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贸易空前扩大。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缔结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阶段（1979—2000年），为全面经贸合作期。这一阶段除了中日双边贸易持续扩大之外， 1979 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华实施政府开发援助（ ODA ），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也开始对华直接投资，中日经济关系从此进入贸易、投资和政府资金合作的全面合作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日经济关系进入了黄金时代。

第三阶段（2001—2009年），为经贸合作深化期。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对外开放进入崭新阶段。中日经济关系也进一步深化，不仅双边贸易额、日本对华投资额迅速扩大，而且中日之间在财政、金融领域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展开合作，特别是在 “ 走出去 ” 大战略下，中国企业开始对日直接投资，尽管投资额还很少，但毕竟结束了两国之间单向投资局面。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也出现新的变化，即从过去的 “ 政经双热 ” 变为 “ 政冷经热 ” 。

第四阶段（2010至今），为经贸关系转型期。2010 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失落感增强，战略焦虑凸显。从中日关系的大背景来看，以2010年9月 “ 撞船事件 ” 为转折点，中日关系转冷，而在2012年日本政府悍然宣布钓鱼岛 “ 国有化 ” 后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伴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双边经济关系也出现剧烈波动。构成中日经济关系的四大支柱：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几乎全线受阻。中日贸易额在2011年达到3429.9亿美元高点之后，2012—2016年出现连续5年负增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2012年达到73.8亿美元后， 2013—2016年出现连续4年负增长，投资额降至高峰期的一半以下。同期中日财政合作、金融合作也几乎停滞。中日韩FTA谈判、 RCEP谈判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017年以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经贸关系也随之得以恢复。2017—2018年，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双双出现了两年的正增长。2018年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和中日经济关系的丰收年，这一年中日双边贸易额恢复至 3276.6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恢复到38.1亿美元。不仅如此，在当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中日双方还举办了第一次 “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 ” ，签署了总额为180亿美元的52项合作协议。在“ 一带一路 ” 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也标志着中日经贸合作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18年这一年中日两国在金融合作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当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 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央行还签署了在日本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2019年4月中国银行东京分行正式开始日本人民币业务清算。更令人欣喜的是， RCEP 谈判在 2019 年年底取得决定性进展，达成框架协议，尽管印度最后退出。然而，由于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双双跌入负增长。尽管如此，中日贸易仍维持在3000亿美元以上，按国别排名，日本依然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连续十二年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据商务部统计，长期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稳定增长，除香港及自由港以外，日本是我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区。

综观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经贸合作，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波折、矛盾与摩擦，但主流是好的。无论是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还是财政金融合作都取得了健康发展，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政策和改革开放是形成中日紧密经济关系和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日经贸合作的扩大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密切联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此巨大规模的中日经贸合作根本就无从谈起。但是，除了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原因外，中日经贸合作的互补性与互惠互利性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互补性与互惠互利性相结合，实现了中日经贸合作的长期良性循环。

二、中日经贸合作面临的诸多挑战

（一）中日关系仍存在隐患

国际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向来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联动的，有时政治关系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2012年至2016年期间由于“岛争”问题导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其结果是经济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逐步改善， 2018年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正常轨道，但是中日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谓中日之间的结构问题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台湾问题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 1972年发表的《 中日联合声明 》的第二条写的十分明确，“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然而，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到了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日本支持台独的政治势力蠢蠢欲动，尤其是蔡英文上台执政后，日台关系出现实质性提升的趋向。关于历史问题，日本并未能像战后德国那样，对战争做彻底的反省并向战争受害者真诚道歉。不仅右翼势力时常跳出来表演，政府也遮遮掩掩，历届首相中也有人公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可以说，围绕侵略战争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和解远未形成。领土问题主要是指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中国的大量史料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日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就将 “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 以及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达成谅解和共识，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复交过程中放弃过维护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的努力。然而， 2012年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对钓鱼岛实施所谓 “ 国有化 ” ，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也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紧张的局面。

除了上述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之外，国民感情恶化问题也亟待缓和与解决。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表明， 2019年受访者对对方国家的印象和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评价都呈现逐渐改善的态势，特别是中国人对日本印象 “不好”和 “相对不好”的比例逐年下降，从 2016年的76.7%下降到2019年的 52.7% ，但日本人对中国印象 “不好” 和 “相对不好” 的比例仅从 2016年的91.6% 下降为84.7% ，改善不明显。国民感情若不得到尽早改善，对经贸合作的负面影响不言自明。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其中 86% 左右来自于媒体，而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未必都是客观的，其中歪曲和妖魔化中国的报道也不在少数。百闻不如一见，“去过中国”和“没去过中国” 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印象是有所不同的。目前，两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中日青少年交流活动以及地方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不断扩大的人员交往有助于国民感情的改善。

当然，中日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领土问题的解决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特别是在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美主日从” 的局面难以改变，这也就决定了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举足轻重。在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背景下，日本随时都有可能根据美国的战略意图调整甚至改变其对华政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加强中日首脑交流，建立双方政治互信，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求同存异。同时，也需要花时间改善国民感情。

（二）中日经贸合作还存在不平衡

中日经济关系总体健康发展，但也存在若干不平衡，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相互投资不平衡。自1979年日本开始对华直接投资以来，总体稳定，发展态势良好，截 2019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 1157.0 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1% ，为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累计直接投资存量仅为 37.4亿美元，仅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 3.2% ，6 占日本吸收海外资金的比重更是微乎其微，非常不平衡。国际投资理论与实践表明，两个较大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若能达到平衡状态则最为理想，长期的不平衡并不利于双边的国际收支平衡，对双边贸易以及其他经济合作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其二，相互往来的旅游人数不平衡。据日本观光厅统计， 2014年以来，中国赴日旅游人数每年以100万人次的速度逐年增加， 2019年中国赴日旅游高达959万人次，同比增长14.4% ，在日消费高达1.7万亿日元，为拉动日本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与此相比，日本来中国旅游人数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据日本观光厅的统计， 2013年日本来华游客为 287.5万人次， 2014年降为271.8万人次， 2015年再降为249.8万人次， 2016年回升为 258.7万人次， 2017年增加到268万人次。但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每年350万人次左右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来华日本游客减少也有很多原因，如日本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日元贬值、担心中国环境问题、食品安全以及中日关系恶化等等。其实双边人员往来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有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之功。实践证明，众多的中国游客赴日旅游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也起到促进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提高的积极作用。与此相反，日本来华旅游人数减少也可能是导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难以回升的原因之一。

其三，中日之间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加剧。由于中日两国自然禀赋的差别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因此长期以来中日经济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所谓“雁阵模式” 开始被打破，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中日两国在中低端家电领域出现了一些竞争，个别领域（如高铁等）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现象。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日之间的恶性竞争不断升级，中国在第三方市场进行项目投资，常常被日本搅局。可以推断，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日企业之间的正常竞争还会增强，恶性竞争也难以避免。今后如何克服这些以政治斗争为背景的非理性竞争，是中日两国政府、企业必须直面的挑战。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摩擦，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和影响，自然也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冲击。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9 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149.9亿美元，同比下降3.9% ，对日出口总额 1432.3 美元，下降2.6% ，自日进口总额1717.6亿美元，下降 4.9%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2019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37.2亿美元，同比下降2.0% 。中日贸易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对日出口下降；而且由于中日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占比较高，对美出口关税增加，也导致日本对华出口下降。由于受到中国经济下行预期的影响，企业投资欲望下降，因此导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重陷负增长。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虽已签署，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是美国的常态，何时翻脸实难预料。

应当看到，中美贸易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与 20 世纪 80 年代、 90 年代发生的日美贸易摩擦有相似之处。从表面来看，当时美国是要求日本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而本质上是削弱日本的产业竞争力，以降低对美国的威胁。对此，日本采取的方针是避其锋芒，以柔克刚，迂回取胜。日本在谈判过程中，向美国做了很多让步，但这些让步也给日本带来了很多实际利益。日本一方面自愿限制出口，以减少日美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扩大对美直接投资，既扩大了美国的就业也规避了贸易壁垒，其结果是日本的汽车等产品在北美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更重要的是日本利用美国的 “外压” ，实现了社会变革，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变的目标。日本企业也在日元升值逆境中进行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竞争力得到空前提高。日本的经验很值得借鉴。

其实，中美贸易战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知道还存在哪些不足，最大的短板在哪里，今后更需要变 “危” 为 “机” ，如同当年日美贸易摩擦那样，在 “外压” 的作用下，奋发图强，倒逼国内改革，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逐步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从源头上削弱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战的能力。逐步减少中美贸易份额，可通过贸易转移的方式，扩大中日贸易以及双边投资，使中日经济关系更加紧密。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美贸易战中日本的表现具有两面性。在日美同盟的约束之下，日本有时也会追随美国非难中国，例如，参与对华为的围堵，鼓吹所谓 “公平贸易” ，责难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等等。不过，日本与美国还是有所不同，日本毕竟是WTO自由贸易体系的获益者，中日两国在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另外，美国在贸易等方面对日本的打压也不手软，尽管美日货贸协定已经签署，但美国仍动辄以增加汽车进口关税以及增加军事基地费用等对日本进行恫吓与威胁，在对抗美国霸凌主义方面中日也有共同诉求。由此可见，在缓解中美紧张关系方面，日本的作用很重要，而在日本处理日美关系、缓解日美矛盾方面，中国的作用也同样重要。

碍于日美两国盟友关系，日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与美国公开对抗，但全面提升中日关系和中日经济合作水平，日本是可以做到的。实际上，现阶段中国想要从美国得到的核心技术，绝大部分都可能从日本获得。加速发展中日经贸合作，不仅对中日双方有利，而且也会在客观上对美国产生压力。同时，中美关系缓和，比如说，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的签订，不仅中美两国受益，日本也会受益，全世界都受益。但是，必须注意美国对华政策是善变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将是长期的，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冲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中日双方对此都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

2020 年新年伊始，世界遭遇了突如其来的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也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中日两国在产业链条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均有合作，经济依存度很高，疫情的发展对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合作必将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现在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到 2020年4月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各地复工复产已陆续开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短期的，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走向。但出乎人们的预料，疫情中心已转向欧美地区，出现全球蔓延的严重局面，美股暴跌，截至2020年3月19日， 10天内4次触及熔断，股市缩水30% ，受其影响日经平均股指也缩水近30% 。疫情还在恶化之中，欧美发达国家已纷纷停止正常生产活动，封城甚至封国，全球经济衰退难以避免。据多数经济学家预测，其严重程度可能超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因此对日本经济以及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难以估量，现阶段只能做初步判断与分析。

本次疫情对日本经济和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对日本观光旅游业、航空运输、酒店、餐饮业、会展等行业的直接打击；其二是对在华日资企业收益的影响。间接影响主要是疫情导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下行，进而导致中日双边贸易和投资下降。

第一，日本观光旅游业遭受重创。如前所述，近年来，中国赴日旅游人数迅速增长， 2019 年已达 959 万人次，占全世界赴日旅游人数的 1/4 强以及来日消费总额的 36% ，成为支撑日本旅游业的主要力量。从以往的情况看，春节期间是中国人赴日旅游的集中期。今年春节期间，已有许多中国游客团组取消赴日旅游行程，这对日本的航空公司、酒店、餐饮店、百货公司和旅游景点产生很大影响，一些以中国游客为主的中小旅行社所受冲击更大。按日本旅游专家估算，因为这场疫情，日本旅游业一天至少损失 44 亿日元。保守估计，日本2020年第一季度仅在旅游业方面，将损失4000亿日元以上。当然，如果全球性疫情能很快得到控制，下半年旅游业将得以恢复，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

第二，对东京奥运会的负面影响。这是日本最担心的事情。本次奥运会是日本继 1964 年东京奥运会以来时隔半个多世纪的盛事，举国上下期盼已久，日本政府更是将其视为改变 “国运” 和经济翻身的天赐良机。日本现已为筹备奥运会直接投入超过1.35万亿日元，期待能获得数倍的回报。鉴于本次奥运会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义，因此在疫情初期，日本千方百计规避因疫情而取消或推迟举办时间，首相安倍晋三、官方长官菅义伟和奥运担当大臣桥本圣子多次重申东京奥运将如期举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曾力挺日本。尽管日本感染病例并不多，病死率也处于较低水平（截至3月24日，日本感染病例1140例，死亡42例），但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性蔓延的疫情还在恶化，导致许多准备工作、运动员训练和预赛都难以举行，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已明确表示抵制，最终日本与国际奥委会协商决定延期一年后举办（ 2020年3月24日宣布 ）。这确实是无奈的选择，但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延期举行会对日本经济带来很大损失，据日本学者计算，直接损失可达 6400 亿日元。但笔者认为，迫使奥运会延期的原因，即疫情的蔓延将会远远大于奥运会延期自身对日本经济的冲击。

第三，对在华日资企业的影响。日本在华企业有 2 万多家，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的统计，武汉有199家，湖北全省有229家。在武汉的日资企业最多的是制造业企业，有92家，占46.2% ；批发业企业38家，占19.1% ；服务业28家，占4.1% 。相较而言，在武汉和湖北的日资企业所受冲击大于其他地区，而餐饮业、零售业的日资企业的损失将会大于其他行业。在湖北的制造业中，以本田系列、日产系列为中心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规模较大，这些企业即便停产也必须支付员工的工资，因此损失惨重。但从整体来看，尽管目前已对在华日资企业产生了若干冲击，但由于中国疫情已基本结束，冲击是局部的和短期的。另外，在华日资企业90%以上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和大连地区，武汉和湖北地区数量较少，占比并不高，湖北全省不足 2% 。再者，在华日资企业 60% 以上为制造业企业，餐饮业、零售业等行业的企业相对较少。而在武汉与湖北的餐饮业、零售业企业占比更少。2020年3月底，湖北以外地区的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倘若疫情能得到较快控制，虽然对布局在中国各地的日资餐饮业、零售业企业和在武汉地区的全部日资企业的冲击在所难免，个别制造业产业也可能出现一些供应链断裂现象，但对其他地区的日资制造业企业影响有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出现了全球性疫情蔓延，由于各国停工停产会导致取消订单，产业链可能出现大面积断裂，对在华日资企业的影响必然增大。

第四，对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投资的影响。中日贸易和相互投资是中日经贸合作的两大支柱。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 2019年中日双边贸易、投资双双跌入负增长，形势已经比较严峻，再加上此次疫情的冲击，可谓雪上加霜。估计2020年第一季度中日贸易和相互投资还会持续负增长，短期内中日合作项目的延迟和停滞在所难免。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伙伴，中日经贸合作受挫，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另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下行也会对日本经济产生各种间接影响。据日本有关智库预测，本次疫情可能导致日本 GDP 下降 0.45%—0.5% 。2018 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下行周期， 2018年和2019年全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仅为0.7% ，特别是2019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为-7.1% ，再加上这次疫情的影响，股市下跌近 30% ，日元升值压力增大，形势严峻，第一季度实际GDP持续负增长已成定局。倘若疫情后出现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级别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话， 2020年日本经济陷入负增长在所难免。

四、抓机遇迎挑战，让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更上一层楼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多重意义上的新时代，为发展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的大好机遇，而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下行又给中日经贸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应抓住机遇，直面挑战，把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合作推向新的台阶。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中日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合作，尽快结束这场灾难，为中日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还应重点抓好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推动中日务实合作。

（ 一 ）守望相助，共同携手战胜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举全国之力 “ 抗疫 ” 并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其中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体现了日本人民对一衣带水的中国的祝福之情。同时，日本的疫情面临严峻形势，中国人民也十分关注并采取各种方式予以援助，中日守望相助，疫情无情人有情，共同抗击疫情拉近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也为两国经贸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日本在防控传染病方面经验丰富，防控体系严密，应对疫情淡定有序，在治疗技术、疫苗等药物研制等方面均有可借鉴之处。而中国在 “抗疫” 实践中，实行全民隔离防控，根据疫情的变化不断改变作战方式，又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日本学习和借鉴。当前，中国人民已经取得 “抗疫” 战的全面胜利，而日本前期为确保奥运会的如期举办，不遗余力地严防死守，决定推迟举办后，也依然慎重应对以避免疫情在日本的扩大。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在防控方式上各具特色，疫苗、药物研制各有优势，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各有心得，中日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定会加速全球战胜疫情的步伐。

深化卫生健康和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合作是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要通过共同携手抗击这次疫情，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在抗击疫情方面，中日双方目标是一致的。即便疫情结束后，也应加强中日合作，提高两国消除病毒危害的整体实力。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病毒的传播不分国界，特别是相邻国家更容易传播，本次疫情再次证明了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凸显了中日两国在卫生健康和传染病防治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在新型传染病防控治疗、病原追寻、疫苗和药物研制等方面开展合作，不仅会造福于中日两国人民，也将造福于全人类。

不可否认，这场疫情对中国经济、日本经济和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中日贸易当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受疫情影响，产业链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华日资企业特别是在重点疫区的湖北、武汉地区日资企业遭受了很大损失。中方有关部门应做好在华日资企业的安抚与服务工作。依法保护日本在华企业合法权益，及时解决他们的合理关切，做好服务工作。可采取分类管理的方式，对重点区域损失较大的日资企业实行减税、免税等优惠政策，对疫情较轻的地区的日资企业，若具备条件，可帮助其尽快复工复产。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日资企业对中国发生疫情是能够理解的，他们看好中国经济，更看重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战略。疫情过后，世界经济必然出现衰退，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将会进一步上升，从长期着眼，日资企业不仅不会大规模撤资，反而还可能增加对中国的投资。

另外，加强地方之间、民间团体之间的合作也十分重要。疫情发生后，日本友好民间团体、各地政府均表达善意，向中方友好城市积极捐赠物资，充分体现患难见真情。今后我们还应当继续加强同日方民间团体、企业和友好城市之间的联系，同时还应调动在日华侨、华人的积极性为抗击疫情做出更大的贡献，构筑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而在疫情结束后，地方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可能成为中日经贸合作的新亮点。

（二）抓好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所谓大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抓好大事，则能纲举目张。笔者认为当前中日经济合作的大事主要有以下几项：其一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尽快完成 RCEP 的后续工作，争取早日签署协定；其二是加速中日韩 FTA 谈判，尽早实现签约；其三是探索中日 FTA/EPA 的可能性。上述大事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合作，还涉及主权、外交等重大事宜，自然要由政府来主导。

1.推动 RCEP 尽早签约

RCEP 覆盖全球人口的50% ，全球GDP和全球贸易的各1/3 ，如能够顺利签署协议，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RCEP 经历了7年多的艰苦谈判，在中日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2019年11月，除印度以外谈判方15国完成了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谈判，可望在2020年签署协定。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日本突然表示如果印度不签，日本也不签。究其原因十分复杂，日本的顾虑恐怕在于如果没有印度，日本就无法在RCEP里面作出平衡。从目前的情况看，印度国内局势复杂，短期内加入 RCEP 的可能性很小。笔者认为，印度若能参加固然很好，但若实在不能加入，也不应因此而使 RCEP 无限期地拖下去，让历时7年之久的谈判成果付诸东流。从合理性、负责任与效率的观点出发，应当先签署15国的RCEP ，给印度留出足够的空间，条件具备可随时进来。当然在这一问题上，还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

2.推动中日韩FTA进程

中日韩 FTA 可以给三国带来诸多经济利益，各种研究机构以及众多学者都进行过测算，而且利益并不止于三国，在此不必赘述。2012年启动以来，中日韩三国已历经 16 次首席代表谈判，现在技术性谈判的内容已基本完成，其实中日韩 FTA 的主要障碍在于三国之间的关系迟迟难以和解，另外美国因素也不可忽视，能否实现签约，关键取决于三国首脑的政治决断。截至目前，很少有中日韩三方关系都十分良好的时期， 2012年由于 “ 岛争 ” 中日关系恶化；2016 年因萨德问题导致中韩关系恶化；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与中韩关系改善，但2019年7月由于战前征用工等历史问题日韩交恶，最近围绕防止疫情扩散而采取 “ 禁入 ” 措施方面，日韩之间又产生分歧，两国的积怨之深可见一斑。中日韩和解，签署中日韩FTA ，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的长期战略。因此，在日韩关系出现恶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应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进行协调，加强中日韩三方在防控新型传染病方面的合作，排除美国因素干扰，共同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力争早日促成协议签署，从而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3.探索中日 FTA/EPA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于日本来说与中国进行自贸谈判最具经济合理性；而日本是中国按国别计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日本进行自贸谈判也同样具有经济合理性。中日 FTA 谈判早在 2005 年就曾经由中日双方不同层次多次提起过，但由于当时中日政治关系比较紧张，其他条件也不成熟，结果无果而终。但是当前中日关系已经进入正常轨道，习近平主席访日还会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双方完全可以就中日 FTA/EPA 谈判的可能性进行再探索。

以上所谈及的RCEP 、中日韩 FTA 、中日 FTA/EPA 都是大事，而且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都涉及美国因素，十分复杂，难度很大，但不论谈成哪一个，都会在客观上起到缓解中美紧张关系的作用。

（三）加强双边务实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可以说在任何领域都有巨大空间。笔者曾经在不同场合都谈及中日务实合作的十大重点领域，第一，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第二，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经济领域的合作；第三，在数字经济、 AI、物联网、机器人、电子商务、生物工程等世界前沿领域的合作；第四，共同应对老龄社会方面的合作；第五，乡村建设、现代农业、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第六，扩大观光旅游、现代服务业的合作；第七，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第八，防灾减灾领域的合作；第九，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第十，中日两国在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中的合作。

事实上，上述领域的中日合作一直在进行之中，在新时代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因篇幅所限，无法详细论述，只打算重点谈一下中日两国康养产业方面的合作。实际上这一领域的合作也与新型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合作密切相关，一旦某种新型传染病突发，老龄人口往往首当其冲。日本的少子老龄化极为严峻， 2018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3558万人，占总人口的28.1% ，而中国的老龄化也不容乐观， 65岁以上老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2% ，虽然占比没有日本高，但65岁以上老龄人口总数已超过1.7亿人，远远超过日本的总人口。

日本老年人拥有较高的储蓄和资产，从而增进了对健康消费的需求愿望，驱动了日本康养产业的迅速发展。日本政府的预测数据显示，日本国内康养产业规模在2013年为16万亿日元，到2030年时预计将会达到37万亿日元。而中国康养产业的前景更为可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健康产业市场总量为3.76万亿元；养老产业的市场总量为5.61万亿元。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不断提高，亚健康、老龄化等问题为康养产业发展开辟巨大空间，可以预期，未来中国的康养产业发展将会得到长足发展。但是，目前中国康养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缺乏制度保障、康养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建设供应不足、康养技术与经营水平较低等。而日本由于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因此在康养产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不仅养老制度、医疗保险以及照护保险等制度建设十分完善，而且康养政策体系完备、健康养老技术与经营方式成熟、专业技术人才水平高等，值得中国借鉴之处颇多。而中国康养产业的市场规模巨大，可为日本提供更多的商机。今后两国在制度建设、护理人才与康养人才培养，养老设施、康养设施建设以及养老设施、康养设施经营等方面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另外，康养产业合作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可望成为新时代中日经贸合作具有象征意义的产业。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中日关系也迈向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日本在令和时代的经济调整和发展质量提升，为中日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疫情毕竟是短期的，而中美贸易摩擦将是长期的。目前虽然“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定 ” 已经签署，但并不意味着中美战略博弈的结束。即便 “大疫”当前，美国也没有停下诽谤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脚步。美国的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崛起，加之特朗普的善变性，今后中美关系的变数依然很大。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同样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也很大。中日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基础，也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更是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重要杠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使中国深受其害，但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日本也难免遭殃。加强中日经济合作、不断提升中日经济合作质量和水平，便可在客观上起到缓冲中美经济矛盾的作用。经济矛盾缓冲，将有利于中美政治矛盾的缓冲，降低中美关系恶性发展的风险。面对严峻复杂的局面，抓住机遇，迎击挑战，进一步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是中日最佳的选项，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繁荣，是中日共同的责任。习近平主席访日会推动中日关系走进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也会更上一层楼。(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