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70年的长期合作与磨合，中日经济关系已然形成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但仍然存在相互投资不均衡、非理性竞争加剧等问题。在全球变局背景下，作为主要参与力量，中美日的大国关系变化也将影响中日经济走向，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将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正向影响，美国的战略收缩也在改变着日本的战略选择。另外，新时代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新天地；中国实现新时代战略目标需要借鉴日本经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新平台。整体来看，近中期的中日经济关系将保持稳定甚至较快发展，中日两国也将在全球价值链、节能环保、共同应对老龄化等前沿、重点领域继续深化合作。在全球变局下，中日经济关系会遇到各种挑战，但仍将保持健康发展的大趋势。

关键词：全球变局；中日经济关系；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新时代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过70年的长期合作与磨合，中日经济关系已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中日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在政治关系紧张时，经贸合作是“压舱石”，在政治关系比较顺利时，经贸合作则是“推进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日经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中日两国的国界，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当前，中日两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不断增多，加强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增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程度还难以估量，在这种关键而且复杂的时刻，不断营造自由、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环境，加强中日经济合作不仅对中日双方，而且对东亚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大变局、大调整也将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新挑战和新机遇。本文拟在解析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历程、现状、课题的基础上，探讨全球大变局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与带来的机遇，并对中日经济关系的新趋势做出预测分析。

一、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程、现状与课题

综观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日经贸合作走过的历程，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波折，甚至也出现过矛盾与摩擦，但主流是好的。中日经济关系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方方面面，因此需要归类分析，笔者认为目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主要由双边贸易、相互投资、双边财政金融合作和中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中的合作四大支柱构成。2017年以来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双方经济关系也出现了全面恢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中日经济关系的历程与现状

1. 双边贸易

中日贸易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之前，以民间贸易为主，规模很小，直到1978年中日贸易额还不足50亿美元。改革开放40年来，中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之后步入快车道，双边贸易总额几乎每五年上一个新台阶，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超过2000亿美元，2011年超过3000亿美元。2012年由于日本政府挑起“购岛”闹剧等原因，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双边贸易也随之出现连续五年的负增长。2017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终于摆脱了负增长，2018年继续保持正增长。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276.6亿美元，同比增长8.1%，其中对日出口1470.8亿美元，同比增长7.2%，自日进口1805.8亿美元，增长8.9%（参见图1）。日本居欧盟、美国、东盟之后，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按国别计算日本继续保持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另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8年日中贸易总额为357.7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7.4%，日本对华出口1802.4亿美元，增长9.3%，自华进口1735.4亿美元，增长5.5%。中国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令人欣喜的是，201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对华出口占日本对外出口总额的19.5%，超过美国0.5个百分点。

2. 相互投资

1979年日本开始进行对华直接投资，从而开启了中日全面经济合作的新阶段。40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实际到位金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数千万美元，到90年代的每年30亿美元左右，再到2012年的73.5亿美元，虽然有起有伏，但基本趋势是上升的。然而，2013年以来受中日关系恶化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连续四年的负增长。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和中日关系的改善，201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终于扭转负增长局面，实现了5.2%的正增长，2018年又出现了更高的正增长。据商务部的统计，2018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为38.1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参见图2）。

2018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排在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英国之后居第六位，比上年位次下降了一位，但从国别来看日本仍居第四位。截至2018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1120亿美元，居中国吸收外资来源地的第三位,从国别来看居第一位，依然是中国外资主要来源国。

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较快增长相比，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略显逊色。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起步较早，但当时只是以设立在日办事机构为主，投资规模很小，发展缓慢，直到2008年以后，年投资规模才超过5000万美元，2010年达到3.4亿美元，2011年又降为1.5亿美元，2013年又升至4.3亿美元，经历4年的下降与调整，2017年又恢复到4.4亿美元。据商务部初步统计，2018年，中国对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2.51亿美元，同比下降42.3%。不难看出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不仅规模较小，而且不稳定，起伏较大。目前中国对日直接投资涉及软件、机械、电子等领域，其中服务业和商业仍是主要领域。从日本的国内经济环境来看，经济资源特别是资金呈现出向“东京一极集中”的趋势，导致地方经济萎靡不振，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这些落后地区更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说明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发展潜力还很大。

3. 中日财政金融合作

中日政府间的金融合作始于1979年的对华日元贷款，截至2008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总额达3.3万亿日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除了双边的金融合作外，中日还积极参与了区域金融合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中日韩与东盟十国签署了《清迈倡议》，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2012年6月，中日两国决定进行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承诺双方互购国债，这意味着双方金融、财政领域的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日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人民币和日元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经贸往来，而且对东亚地区的金融深化，摆脱“美元依赖”，具有示范作用和潜在影响。而中日两国互购国债对于分散双方的外储风险，摆脱美元影响，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也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由于中日关系恶化等原因，2013年至2016年中日之间的财金合作大幅度后退。上海资本市场的人民币－日元直接交易额，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下降，直到2017年才得以恢复。从互购国债来看，中国购买日本国债已实际进行，初始阶段数额也较大，到2012年中国购买日本国债已达18万亿日元，此后一路走低，2017年又开始回升。但遗憾的是，2012年日本曾承诺购买中国国债100亿美元，此后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而搁浅，直到现在也未能付诸实施。

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2018年中日两国在金融合作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其目的在于维护两国金融稳定，支持双边经济和金融活动发展。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央行还签署了在日本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2019年4月中国银行东京分行正式开始日本人民币业务清算。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日金融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建立则有利于中日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进而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4. 中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中的合作

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方面的合作始于亚洲金融风暴后的一系列合作，最初是中日韩与东盟10国的“10+3”合作机制，此后又开始了RCEP和中日韩FTA的探索，2012年上述两个自贸合作机制谈判正式拉开帷幕。

RCEP是东盟+6成员国间相互开放市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区域合作协定，该区域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一旦谈成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截至2019年5月，RCEP谈判举行了20多次谈判和15次部长级谈判。毋庸置疑，中日两国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2017年以来，RCEP谈判进程开始全面“提速”，谈判任务完成度提升到接近80%。李克强总理表示，RCEP是基于WTO规则基础上更高水平自贸协定的区域合作协议，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这一协定的达成，有利于区域各国向世界发出积极信号。

中日韩自贸区是一个由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构成的三国自由贸易区。建立中日韩FTA如能谈成，将实现三国间货物、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来往，促进各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截至2019年5月，中日韩FTA举行了15次谈判，其中包括7次部长级谈判。中日韩FTA三方谈判之所以未能进入实质性谈判，除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原因外，美国因素以及中日之间、日韩之间的紧张关系使高层迟疑，这一政治原因无疑也是谈判的重大障碍。前一个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三方领导人聚首会晤的机会很少，而要推动这样重大的三方谈判，必须要有高层甚至顶层推动才能见效。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中韩关系都得以改善，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5月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指出，在当前形势下，中日韩更应坚定地站在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要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加快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引领推动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

随着RCEP谈判的提速，中日韩谈判也会加快谈判速度，最后要形成一个比RCEP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自贸区。目前从日本选择的顺序来看，排在首位的是扩容，接下来是RCEP谈判，排在最后的是中日韩FTA。不过，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日本原来设定线路图也存在改变的可能性。

（二）中日经济关系的课题

1. 相互投资的不平衡

国际投资理论与实践表明，两个较大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若能达到平衡状态则最为理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虽然也有波动但总体发展良好，截至2018年底，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存量高达1120亿美元，但中国对日累计直接投资存量仅为44亿美元，仅仅是前者的3.9%，非常不平衡。不得不承认，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停滞不前，除了经济因素外，与日本经济社会的封闭性、排外性以及与企业相互持股等企业经营惯行等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两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不同、美国因素的影响以及国民感情长期恶化密切相关。要想扭转这种局面，中日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日本今后应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完善其国内的营商环境，尤其是要摒弃冷战思维，改变对中国资本、中国企业的歧视性行为，一视同仁。当然，日本投资环境的彻底转变尚需时日，不过，近年来日本政府也确实一再提出要通过积极吸引外资来提振地方经济。在“安倍经济学”中明确提出了“吸引外资倍增计划”，即要将外资存量从2012年的17.5万亿日元提高到2020年的35万亿日元。目前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存量为44亿美元，仅占日本吸引外资存量的1.6%左右，这意味着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有意向去日本投资的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增强对日本的法律、法规以及日本市场、日本企业经营惯行的了解，要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更好地适应日本市场的发展需求。

2. 相互往来的旅游人数不平衡

近年来，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境旅游人数迅速增长，其中赴日旅游人数增加尤为显著。据日本观光厅的统计，自2014年以来，中国访日游客每年几乎都以100万人次的速度逐年增加，2014年为241万人次，2015年猛增至499.4万人次，2016年637.3万人次，2017年735.58万人次，2018年又达到838.1万人次，与上年同比增长13.9%，占当年全世界赴日游客总人数（3119万人次）的比例高达26.9%。2018年中国游客在日消费1.537万亿日元，占访日游客在日消费总额（4.5万亿日元）的34.1%。2018年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的1.5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名义GDP总额（548.5万亿日元）的0.3%，而当年日本名义GDP增长仅为0.6%，可见其对当年日本经济的贡献率非常之高，换言之，“中国爆买”已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众多的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也增进了对日本的理解，不断扩大的人员交往也起到促进两国关系迅速改善的积极作用。

然而，与中国赴日旅游人数不断增加相比，日本来中国旅游的人数却处于徘徊或下降状态。据日本观光厅的统计，2013年日本来华游客为287.5万人次，2014年降为271.8万人次，2015年再降为249.8万人次，2016年回升为258.7万人次，2017年增加到268万人次。2016年以来虽然有所增长，但与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头十年的每年350万人次左右相比仍处于下降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近20年来日本居民收入一直处于负增长或微弱增长状态，而且由于日元贬值，日元购买力下降。由于经济能力所限，日本人出境旅游总体低迷，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赴海外旅游的人数仅为1700万人次左右。日本民众好容易积攒点钱，往往选择更向往的欧美地区去旅游；第二，担心中国的环境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的雾霾、水质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被日媒放大宣传，对日本普通居民影响很深；第三，中日关系恶化，由于日媒对反日游行以及个别地区的对日过激行为的渲染，使不了解真相的日本居民对中国的厌恶感和恐惧感增强，甚至担心旅游安全问题；第四，中国的旅游服务还有待提高。在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旅游的日本客人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和优质服务，但现在的接待服务水平和饮食服务与过去反差较大。

3. 中日之间非理性竞争加剧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主要是中国从日本进口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日本在中国投资设厂，设立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最终产品出口至欧美最终消费市场或返销日本市场，因此这一时期中日之间几乎未发生明显的竞争和摩擦。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也随之上升，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彩电、电冰箱、洗衣机、手提电脑等家电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在中低端家电领域出现了一些竞争，但这一时期的竞争基本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竞争，其结果是以日本退出中低端家电最终产品的生产而告结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竞争是很自然的现象，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这种以市场规律为主因的竞争结果，使中国家电产业得到稳步发展，也使日本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升级。

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之间开始出现以政治争斗为背景的非理性竞争或曰恶性竞争。20世纪90年代末所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中日经济摩擦也开始上升，例如，2001年4月日本政府在事先没有与中国政府进行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针对中国进口的鲜香菇、蔺草和大葱实行了为时200天的紧急措施。而中国被迫进行反击，随即对来自日本进口的汽车、空调和手提电话征收100%的特别关税。最后通过协商，双方在当年12月份都取消了施加的限制措施。此后又出现过若干摩擦，如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等等，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日之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升级，中国在第三方市场进行项目投资常常被日本搅局。尤其是中日两国在高铁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围绕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的恶性竞争就是典型事例。可以推断，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日企业之间的正常竞争还会增强，恶性竞争也难以避免。

二、全球大变局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力量对比。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全球治理正在从过去的“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而且这一历史潮流不会逆转。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百年大变局，世界之变，地区之变，中国之变，一则中国处于变局之中，二则中国是变局之中最有影响的因素。这种全球大变局必将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全球大变局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的机遇

1. 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将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正向影响

全球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基本因素，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全球强国，国际政治格局逐步走向西方和非西方力量之间的基本均衡。但是，在现今和可预见的未来毕竟还将处于两种势力竞争和碰撞的时期，全球变局充满风险。特别是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用“美国优先”的单边战略压制中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挑起了贸易争端，但是，中国并不愿意与美国争霸，更不想也不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遗憾的是美国并不理会，依然采取“霸凌主义”的方式频频向中国发难，可以预料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是长期性的。很显然，由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日本基本会站在美国一方。

但是，事态将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改变。过去日本一直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国，其经济总量在2010年被中国超越后，日本很不适应，对中国的许多行动难以接受。但经过八、九年的时间，201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2.73倍，迫使其又不得不正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更唯恐不断增长的中国巨大市场失去日本的份额，这种矛盾心理的存在决定了日本对华关系、对华政策是可变的。众所周知，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17年中日关系开始迅速回暖，2018年进一步升温，当年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双边关系跃上了新的台阶，中日经济关系也随之出现全面恢复。从大的趋势来看，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全球变局下的中日经济关系会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

2. 美国的战略收缩正在改变日本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上台以后，不断“退群”，先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后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甚至还扬言退出世贸组织（WTO）。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不断“退群”，让长期存在于地区和国家间的许多问题因为“去美国化”而再次浮出水面，这客观上为各地区和各国重新定位自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机遇窗口。促使日本快速走进中国、走进“新日本”，则是上述“机遇”在亚太地区的表现之一。让日本最为恼火的是特朗普上台后马上退出了TPP，也恰恰是这一行动推进了日欧谈判的成功，也成就了日本主导的CPTPP，使日本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捍卫自由贸易的卫士，其国际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

CPTPP和日欧EPA的生效不仅使日本自贸区覆盖率提高到了36.5%，也使日本在与美国、中国进行博弈中增加了砝码。例如，由于CPTPP的生效，加拿大对日本出口的牛肉等农产品实行零关税政策，而同为“新北美自贸区”成员的美国农产品出口到日本市场将被征收很重的关税，由于日欧EPA和日澳EPA的生效，欧盟、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农产品在出口日本市场时也将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在2019年4月16日开始的日美货物贸易协定首轮部长级谈判中，美方要求日方给予美国出口日本农产品与CPTPP同等或相近的待遇，对此，日方明确予以拒绝，不仅如此，还明确表示日本将不会接受美国对日本汽车出口设限的要求。另外，4月23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来中国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的记者会上指出，“日本并非看美国的眼色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作为主权国家要以自身的判断来处理对华关系。美国若有特别的意见，我们也知晓，但并不想按美国旨意行事”。日本之所以态度如此强硬，如此有底气，主要源自CPTPP和日欧EPA的生效以及与中日关系的改善。毋庸置疑，弱化或减少美国因素的干扰，将有利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

3. 中美贸易战或将成为中日经济关系加速发展的契机

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可以说是在全球变局背景下中美博弈的重要回合，由于美中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贸易摩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两国范围，对全球经济的预期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对美国经济、日本经济和中日经济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据IMF的估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的5000亿美元产品增加25%的关税，美国GDP将会减少0.9%，中国GDP将会减少0.6%，全球GDP总量将会减少0.4%，在这种背景下日本GDP将会减少0.5%?0.7%。当然，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剑拔弩张的中美贸易争端在2018年12月以后有所收敛，上述景象可能不会出现。中美贸易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但谈判过程十分艰难，一波三折，最终结果尚待观察。

不过，中美贸易争端结束后，接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对日本进行贸易方面的打压，这对日本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2017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为688亿美元，是仅次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3752亿美元）和墨西哥〔对美贸易顺差711亿美元）的美国第三大贸易顺差国。就美国而言，对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正在挑起激烈的贸易争端，而对第二大贸易顺差国墨西哥则通过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内容得以解决，接下来的目标只能是日本。2019年4月举行的日美货贸谈判的第一轮部长级谈判，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少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品目中，汽车以及汽车配件约占76.6%，所以这次谈判中，美国的主要诉求就是使日本减少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对美出口，同时还要扩大美国对日农产品的出口。假如日本通过自主规制等方式将对美汽车出口减半的话，将直接导致日本GDP减少0.5%，如果再加上波及效应，GDP减少幅度还会增大。

为了减少中美贸易争端以及可能出现的日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损失，日本加强了对华进出口力度，在“贸易转移”原理的作用下，2018年中日双边贸易出现较快增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取得较高提升，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揭开序幕，金融合作方兴未艾，中日共同参与的RCEP谈判也进入快车道，2019年内可望完成实质性谈判。从结果来看，全球大变局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日关系的变化，也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了一些正向影响。着眼未来，从共同应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来看，中日合作大于竞争。中日经贸关系密切，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失去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中国也应当汲取教训，在经济方面不应过度依赖美国，如果能通过贸易转移的方式将中日贸易额从现在的3200多亿美元扩大到4000亿美元或5000亿美元，将中美贸易额从现在6000多亿美元减到5000亿美元或4000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就会缓解很多。总之，此轮中美贸易争端结束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上升，届时中日两国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步调将会更趋于一致，共同的利益将会驱动中日经济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二）中国进入新时代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1. 实现新时代的战略目标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

中国进入新时代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也成为主导全球大变局向正确方向发展最重要的积极力量。党的十九大围绕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使命，提出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确立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方向标和路线图，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加强中日经济合作很有必要。目前，日本经济虽面临诸多难题，但实力犹在，创新能力尚存，即便到2050年仍将是世界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日本还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进步，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在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过程中，离不开国际合作，当然也离不开同日本的经济合作。日本在解决经济社会矛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中国继续做好同日本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新时代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了新天地

新时代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因篇幅所限，只能做简单概述。近年来出现的中国赴日游客在日本“爆买”的现象，反映出中国制造业水平与日本相比还存在差距和不足，同时也说明中日之间的产业与技术合作更是大有可为。日本的“工业4.0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若能实现对接，将大大提升两国在产业领域的合作。日本拥有较高的研发水平及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中国具有巨大的制造业产能，互补性极强。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中国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过程中，将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重视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短期内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继续进行。据此可以预测，今后中日经贸合作模式也会发生转变，将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发展，在节能环保、保护生态、数字经济、工业机器人以及共享经济等方面会进一步加强，在这些领域中日双方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十九大重申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时代发展理念，为中日经济合作指明了新的方向。

3.“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新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当然也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新平台。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日本不仅应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也会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建设一直向日本企业敞开大门，欢迎日本企业参与，中日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前景广阔。中国和日本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合作是主流。中日各自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日本在生产设计以及技术研发方面占有优势，而中国则在人力资源以及机械组装等方面拥有优势，中日可以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抵触态度，甚至企图用“印太构想”与其相对冲，至今也未明确表示认可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过最近态度发生一些积极变化，今后随着“一带一路”成果的不断扩大，相信日本政府还会出现更积极的变化。与政府的优柔寡断相比，日本的许多企业已经在积极参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建“一带一路”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日本企业的积极参与也用实际行动推动着中日经济合作的健康发展。

三、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新趁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的大变局、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各种变化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总体而言，中日经济合作的领域会越来越宽，全球大变局有利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

（一）中日经贸合作近中期基本走向

中日经贸关系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等主要因素的变化。目前的数据表明，以上四种因素基本稳定，再加上长期低迷后的反弹因素，这意味着近中期中日经济关系还将保持稳定甚至较快的发展。

第一，未来世界经济虽有变数，但复苏的大势不会逆转。从短期来看，尽管受到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不确定性增强，但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的趋势并未发生变化。据IMF的最新预测，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仍可保持高达3.5%的较高增长。

第二，中国经济仍保持稳中有进的大趋势。近年来，虽然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有所减速，但稳中有进的大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对于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各种风险已有充分的估计和预案，近中期经济维持6.0%?6.5%的中高速增长应无悬念。

第三，日本经济在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的刺激下，“安倍经济学景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2019年日经平均股价还可能保持20000日元以上高位，日本汇率还将保持较低的稳定水平，企业设备投资可能出现下降，但职工名义工资还会有所提高。针对10月份再次提高消费税率（从8%提高至10%），日本政府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对个人消费还会有所冲击，但不会太大，2019年日本实际GDP维持1%左右的增长应无悬念。

第四，影响中日经贸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一中日关系也从“趋稳向好”向“成熟稳健”的方向发展。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双方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一年之内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将两国关系的改善推向了新的阶段。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将赴日出席大阪G20峰会，秋季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也将进入新时代。

第五，长期低迷后的反弹。中日经贸关系前一段时期〔2012?2016年）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从市场规律角度看，也应当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恢复。例如，中日双边贸易在2018年已达到3276亿美元，但距离高峰的2011年的3430亿美元，还有一定距离，特别是2018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虽然恢复到38亿美元，但距离高峰时期2012年的73.5亿美元还相差甚远，而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也基本停留在每年2亿美元的低位，发展空间巨大，在外部环境趋好的条件下，2019年中日经贸合作可望迎来较快的发展局面。

从中期来看，影响中日经贸合作的各种因素会变得更加复杂，美国总统特朗普基于商人思维和“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政策理念，还会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不确定性或消极影响，但这种消极影响应该是有限的，逆全球化不会成为时代的主流。与此相反，美国不断退群，为遏制中国，在多国协议中植入“毒丸”条款，逼迫他国选边站队，到处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连其盟友都不肯放过，这也必将会引起其盟友日本的不满，进而有可能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众所周知，2017年以来日本与中国的迅速接近也与日美关系的微妙变化不无关系。估计未来三至五年日美这种微妙关系还将持续下去，中美贸易争端结束后，作为美国第三大顺差国的日本很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打压目标，届时日美关系会更加复杂化。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中日具有共同利益。

目前，中日两国相互依存度很高，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中日经济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不断扩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提高，消费日益旺盛，而且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趋于多样化。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恢复和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将逐步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2018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次“进博会”上有460多家日本企业参展，估计2019年的“第二届进博会”还会有更多的日本企业参展。中国市场在不断扩大，未来或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企业不会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而中国企业也会继续引进日本的高端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双方虽然在个别领域存在竞争，但互补性也将长期存在，合作大于竞争，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方向不会变化。

（二）未来中日两国重点合作的十大领域

关于未来中日两国的合作领域，可以说在任何领域的合作空间都十分宽广。鉴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将更加注重质量发展，以下十大领域可能成为未来中日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

第一，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中国处于中下游，中日两国产业结构不同构，互补性很强。相互投资作为产业链合作的重要环节，今后会变得日益重要。目前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很不平衡，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还有很大潜力，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尚未恢复到高峰期，通过扩大相互直接投资可进一步强化中日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合作。

第二，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经济领域的合作。日本在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中国拥有巨大的环保市场，中日两国环保领域的合作互补性强，基础牢固。治理环境是党中央确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在这一领域的中日合作前途无量。到目前为止，中日两国以“中日节能环保论坛”为依托，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今后还可以雾霾治理、水质污染治理为重点继续推进合作。

第三，在世界前沿领域的合作。未来中日两国在信息产业，如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城市以及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等世界前沿领域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这些新领域，中日双方各具优势，大多可实现水平分工合作。

第四，共同应对老龄社会方面的合作。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8%，早已进入超老龄社会，而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65岁以上的老人已达总人口的11%，虽然占比没有日本高，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1.7亿，超过日本总人口，中国已成为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日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中日两国在老人康养产业、医疗、照护、养老设施、老人观光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十分宽广。

第五，乡村建设、现代农业、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等政策，在乡村建设、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观和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积累了经验，日本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产品附加值方面下足了功夫，而且十分注重食品安全，在食品安全质量标准方面也是世界最严格的。中日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仅互补性强，而且还具有战略意义。

第六，扩大观光旅游、现代服务业的合作。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迅速增加，为日本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估计到2020年可能达到1000万人次。随着中国游客的不断增加，日本的接待能力越来越显得不足，酒店、饭店等旅游基础设施、豪华巴士等等都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尚有待改善。如前所述，与中国赴日旅游达到830余万人次相比，日本来华旅游人数却只有240万人次，十分不平衡，从中方来看，如何提高旅游环境和服务业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日本十分注重发展服务业，无论生产性服务业还是消费性服务业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前景也十分可观。

第七，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进入新世纪后，中日财政金融合作进入快车道，中国开始大量购买日元国债，2012年以后分别在东京和上海实现了人民币─日元直接交易，2018年10月又签署了互换货币的协议。加强双方的财政金融合作，对于防范金融危机、减少美元汇率风险和换汇成本、扩大本币影响力、推动本币国际化、分散世界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八，防灾减灾领域的合作。日本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地震、台风等灾害尤为严重。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在防灾教育、防灾减灾、抗震抢险、灾后重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建筑物抗震标准方面十分严格，日本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借鉴，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也非常有前途。

第九，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第三市场合作为中日双方经济合作开辟了新平台，同时也成为解决中日之间恶性竞争的最好途径。事实证明，在中日两国开启第三方合作后，已很少听到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发生恶性竞争的消息。中国与日本开拓第三方市场方面各具优势，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工程管理以及运营经验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资金、成本、企业决策力及部分特殊领域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中日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带来更多国际资本支持，更能使日本搭上快车，为其开辟欧亚大陆市场提供便利。事实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已开始暂获成果，例如，“日中欧”海铁联运的正式启动，日本企业已经尝到甜头，这要比海运大大节省时间和成本；在东南亚、中东、非洲等第三方市场也有很多中日企业合作的社会基础设施、能源项目获得成功。未来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还会越走越宽，可望取得“三赢”和“1+1+1〉3”的多赢效果。2019年10月，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订了52项协议，总额高达180亿美元，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落实已签署的协议，使协议内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第十，中日两国在各种区域一体化机制建设中的合作。2018年日本在区域一体化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最为抢眼的是完成了CPTPP和日欧EPA谈判，现在均已生效。目前中日双方都在积极推进谈判，力争在年内谈成，接下来就是让中日韩FTA谈判也进入快车道。当然，除中日韩FTA和RCEP之外，还应尽早考虑中日之间的FTA和探索中国加入CPTPP等问题。

四、结语

在全球变局的背景下，不确定性增强。事实上中日之间还存在许多问题，尽管近两年双边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例如领土问题、东海划线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等连一个都未得到解决，另外，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安全保障方面的相互猜忌甚至对立、国民感情恶化等等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说明中日关系还十分脆弱；特别是中美贸易谈判一波三折，在第11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进行之际，美国出尔反尔，突然宣布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破坏了谈判进程。中美关系陷入新的困境，也使刚刚得到改善的中日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中日经济关系也将经受各种新的考验，但是，从长期着眼，中日关系保持稳定，保持双边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更符合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中日经济的互补性、依存性和中日经贸合作的互惠互利性等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特点还会长期存在，而且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将引领全球变局的方向，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改变。中日经济关系自2017年走出长期低迷泥潭后，2018年又迈出全面恢复坚实的一步。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为中日经贸合作铺平了道路，今后中日经济关系将会更加紧密。中国进入新时代为日本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当然也需要日本的合作。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方面，中日存在共同利益，合作将大于竞争。中日两国分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加强中日务实合作，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繁荣，是中日共同的责任。展望未来，在全球变局下中日经贸合作可能还会遇到各种挑战，甚至还可能出现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