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对江南农业和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者收入提出了新的估计 , 并与同时期的英格兰进行了比较 , 充分证明了《大分流》一书提出的观点。本文也加强了《大分流》中关于长江三角洲妇女在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的作用的论点 , 表明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起点进行分析并得出同样的答案 , 证明了黄宗智 1 990年著作中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依据了一系列概念错误和统计错误 ;当统计方面的问题得到纠正后, 黄的证据实际上支持了本文的结论。因而 , 对于近世中国最发达地区的经济能力的水平和趋势 , 本文给出了比以前更大的确定性 , 扩展了对 1 6— 1 8世纪欧亚大陆一些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的理解 , 如手工业的发展、劳动的密集度、对劳动及消费的新的“现代”观念的发展 , 以及在农业竭力供养水平空前的人口、而很多区域可耕地接近极限时 , 农业强化带来的成就和问题。本文综合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 论述范围远远超过《大分流》一书 , 包括对现代早期欧洲工作模式及时间利用方面的变化的研究和对德川时期日本的研究 , 这使我们得以把近世江南放在一个符合全球历史的背景中 , 而不是衡量它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根本不同的当代世界的标准。

关键词：中国; 欧洲; 长江三角洲; 经济发展; 比较历史;

批评为推动学术讨论提供了机会, 感谢《历史研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愿意尽可能通过介绍一些新的论据和资料使讨论进一步深化。然而, 在讨论中重复《大分流: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 的一些内容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它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对黄宗智一部主题相关的著作中一些观点的评论亦是如此。由于他的评论的性质, 对先前已经展开的领域的回顾变得更为必要。首先, 他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书中的观点, 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某些论据。这里我不打算纠正所有这些错误, 但需要审视一些主要实例。其次, 他的评论中一个主要论点是,他1990年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始终是理解这整个时期三角洲经济的最好的框架。当然, 他有权利这样说, 但在重申那本书的理论以否定我的理论时, 他忽视而不是回答对那本书的批评 (王国斌1990,1992;马若孟[Myers]1991;李伯重 1998, 2000) 。他也忽略了亚洲和欧洲研究中的许多新成果, 这些研究认为, 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 其中大部分是完全可行的, 尽管在其初期要依靠比英格兰更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 (特别是在农业中) 。他在重申以前的观点现在没有改变时——尽管事实上他的书中几乎没有18世纪的资料, 而18世纪却是我的著作的重心——暗示同一个基本的单一变化过程 (以不断扩大的人地比率为不变的原动力) 可以超越巨大的时间跨度延伸:人口迅速增长和没有增长的阶段、政治稳定和政治动荡的阶段、生态稳定和生态危机的阶段, 以及科技变革较多和较少的阶段。我则认为, 为了理解任一地区不断变化的命运, 为了找到至少是粗略的方法,以评估在一个具体时期中哪些因素最重要, 我们需要观察更大范围的因素, 没有理由假定, 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 在一个历史转折点特别重要(或不重要) 的一种制约或一种能力会永远如此, 从而把社会锁定在不可改变的长期轨道上。

黄在1990年的著作中进行一个关键性计算时——一个人一天的织布工作能挣到多少粮食——也出了岔子, 他弄错了稻米价格的一个小数点, 以至结论差了大约10倍 (见下文) :一天织布所得相当于20多天口粮的价值而不是两天口粮的价值。一旦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 纺织业生产的经济意义看上去就与黄所描绘的完全不同, 而更接近于我的看法, 尽管纺纱的报酬确实相当低。我将在以“内卷化?”为标题的一节中更详尽地阐述这个具体问题的含义, 并说明黄对这一概念的用法既无经验依据又无理论依据。

黄还一再用不适当的或错误的方法计量劳动密集度和其他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不仅要指出这些和其他错误, 还要估计出纠正它们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黄的结论并证明我的结论。做出这些估计需要一些艰苦的工作, 希望读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容忍。我相信它将不仅成功地显示黄的批评没有根据, 而且能够为江南经济的重要特征提供新的度量方法, 从而使我们对清中期的理解比我在《大分流》中的更为丰满。但为了那些不愿意与我从头到尾一起计算这些数字的读者起见, 我冒昧地在包含了重要计算过程的那几节的开头处, 简要概括出主要的结论。

一 一般论点和比较方法

按照黄的意思, 似乎我坚持在江南和英格兰之间寻找严格的经济平等和极端紧密的制度相似性, 但我并没有这样做。相反, 我的观点是, 由于在一个相当近的时期仍然有大量重要的相似之处, 还有一些看上去有利于江南的不同之处, 需要对这些地区19世纪的分流给以重视并做出具体的解释。把漫长的时间周期中任何一个区域综合描述为惟一的开创性或内趋性或内卷性, 都不如对某个具体阶段的具体问题——比方说, 能源供给或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更有针对性的讨论有用处。事实上,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 我对于在具体时间由中国农业的劳动密集引起的问题所做的分析, 与黄的分析有一些共同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 他视此为支配了中国历史600多年的根本动力, 而我认为它是在一个具体的时刻才成为一个具体问题, 这一时刻出现了具体的科技选择机会, 同时在其他时期起过作用的某些缓和因素却突然消失。

当然, 我也没有如黄所断言的那样, 竟然认为英格兰和江南之间的重大差异出现在1800年前夜 (特别是在他讨论我对煤的看法时[黄2002a, 174—175;参看Pomeranz2000a, 59—61]) 。我用1750年作为基准像我用1800年一样频繁, 并再三提及在逐渐发展的环境中, 某些长期存在的有利于英格兰的差异变得更为重要, 另一些有利于江南的差异则变得极不重要。我认为, 公正地说 (如贝洛克[Paul Bairoch]和其他人通过完全不同的证据所证明[1975, 7、13、14。Maddison1995, 19;1998, 40]) , 19世纪中期观察家看到的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是相当近期的, 但几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在这个阶段开始显现的事情像大部分重大历史事件一样, 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缓慢形成的。

对于那些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来说,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 (正如黄一笔带过的) , 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和中国——这些特别先进的区域被包容其中。当然, 黄可以随意在他的批评中集中注意一个比较轴心, 但读者需要知道《大分流》中包括了这两种比较, 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分析方式。这部分是由于我关于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为什么分流的论述主要依据它们与更大单位的不同关系;部分也是由于能够得到的证据类型多变, 使我们有时为一对比较对象做出的比较估计可能要比对另一对所做的可信得多。在下文关于纺织业的讨论中这将变得特别重要。

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由中国/欧洲的比较相伴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决定这两个区域之间任何具体的差异是应该被视为程度问题, 还是被视为把这两个区域归类为根本不同的范畴的基础时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像黄和他高度倚重的欧洲中心论者一样 (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里格利[E.A.Wrigley]),一般强调英格兰和大陆欧洲之间的差异, 我们都会记住, 在最近25年的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缩小那些差异的长期意义, 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和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 与凯德 (Caglar Keyder) (1978) 对英格兰和法国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或许是最著名的实例, 但还有其他许多著作(Crafts 1977, 1985; Grantham 1989; Hoffman 1996; De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毕竟, 构成这一学术思潮基础的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在英国工业革命的一百年中,西欧几个重要地区取得了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经济成就, 抵消了它们在前工业时期的劣势。所以, 无论工业化开始时存在什么差异——没有人怀疑即使在18世纪末以前, 英格兰就明显比大陆上任何地方更为富有, 或许荷兰除外——它们显然都不足以使那些被认为长期落后的地方陷入困境。这也不是大陆上不同地区沿着同一条道路赶上英格兰的简单问题。更认真的分析表明, 并没有一条惟一的通往20世纪的西欧道路, 这在许多方面预示了现在正在依靠东亚的经验以更大规模进行的辩论。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 或者江南, 尽管以某些尺度衡量落后于英格兰, 但与后者的距离仍然比这两个先进区域中任何一个与甚至大陆欧洲相当富裕地区的差距更小时, 这也意味着18世纪的江南与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生活更为幸福的各种地区并没有分处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受资料的限制, 任何人能够做出的最好论证都是近似的等同。我在这方面没有秘诀——我认为, 这个论证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一) 具体的比较:农村劳动生产率

当黄转向细节时, 他用了很多篇幅批评我从来没有提出过的观点或他曲解了的观点。例如, 他的评论中一大部分用于证明英国农业比长江三角洲农业更为资本密集的命题。这当然是事实, 我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其他意见,尽管黄毫无根据地断定我的“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 (黄 2002a, 150)

1。尽管我确实证明了每英亩所用的肥料大致相等,如他所提到的 (黄 2002a, 153) , 但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生态和土壤肥力的问题, 与资本的密集度无关。我确实认为在中国和欧洲之间 (以及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之间), 核心区内部的生活水平、要素市场的有效性、劳动力配置的动力以及某几种生态压力大致相似。这些都是有争议的问题, 但黄仅仅触及了一个 (生活水平) , 完全忽视了其余三个, 却把注意力集中到《大分流》中没有出现的观点上。结果是他不仅误解了我们争论中的很多要点, 也没有觉察到我们事实上意见一致的范畴。

所以, 与黄的断言相反, 我承认江南农业的资本不如英国农业密集, 然后对于黄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发展的真正严重的阻碍提出疑问。然而, 黄对劳动密集度的讨论, 无论是江南和英格兰之间, 还是江南不同生产活动之间的比较, 都是扭曲的, 需要在两个方面纠正。他的错误中有三点应该特别注意:1.黄注重的是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投入, 而重要的是劳动投入与产量的比率; 2.他把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和儿童劳动不加区别地加在了一起, 好像我们应该期待他们都有同样的生产率; 3.由于在大部分例子中省略了每单位产量的劳动投入而不是每单位土地的劳动投入的比较步骤, 他不可避免地省略了进一步计算一个具体产量中有多少是一日劳动本身的报酬而不是土地或资本的报酬。由于这些错误互相配合, 从而导致了巨大的累积错误,

黄的相对劳动密集度估计中有一些错了10倍以上。麻烦的是证明这一点相当费力, 特别是由于我希望读者能看清计算是怎样进行的, 并自己判断每一个具体的估计有多大误差。彻查这些数字尽管超出了这里的争论范围, 但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在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发展中, 什么是差异、什么不是差异。

黄比较了英国和江南每英亩的劳动投入, 却忽视了 (或者在一个例子中包括但弄错了) 每英亩产出中的重大差异。如果我在一英亩土地上投入了别人所用的双倍时间, 但获得了双倍的收入, 我就没有感受到劳动报酬更低的痛苦:我们吃的和穿的是生产出来的东西, 而不是生产它们的土地。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现代的矿山、工厂和写字楼,劳动投入对地表面积的比率非常高, 但产出对地表面积的比率甚至更高, 所以没有人会说它们是内卷化的实例。

黄真正超出了简单描述土地与劳动比率的一个罕见个案是他对江南和英格兰小麦产量的比较。这里他一开始提到, 英国农场每亩小麦用了大约4.27个成年男性劳动日, 而江南用了7个, “大约1比1.6” (黄2002a, 155) 。随后 (黄2002a, 157) , 黄给我们的数字是英国小麦每英亩平均产量为21.5蒲式耳, 折合7.6中国石。由于江南的冬小麦每亩产量约为1石 (黄2002a, 155) , 即每英亩6石, 这似乎进一步扩大了生产率的差距, 约略达到了2∶1。

但这个比较是错误的。如黄本人所说, 冬小麦在江南是还要种植水稻或者棉花的土地上的二茬作物。在全世界, 这样的二茬作物几乎都比头茬作物产量低, 无论是按每单位劳动还是每英亩土地计。尽管如此, 它们仍然值得种植, 因为它们所用的土地实际上是免费的, 在江南, 只根据主要作物确定佃租的普遍习惯就反映了这一点 (实例见李1998,127) 。如果我们拿江南农场的头茬粮食作物水稻与英国的小麦比较,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 让我们使用黄的每亩产量2.25石 (每英亩13.5石) 的估计, 和他每亩用工10天的估计 (黄 2002a, 155);以后会看到至少工作日的数字需要做一些修正,但暂时它们可以用来说明, 即使接受黄的数字也得不出他的结论。他的数字给出的毛产量是每劳动日0.225石, 仍然低于英国每劳动日0.30石的比率 (每英亩7.6石被每英亩 25.6天除) , 但差距是小得多的1∶1.33。然而甚至这个比率也并不真实, 因为1 石稻米比1石小麦可供更多的人食用, 按照18世纪中国官员计算的比率,

1石稻米大约可供100人吃1天, 小麦约供70人。在1738—1789年期间, 米价与麦价通常的比率几乎也正好是10∶72。在做出这个调整后, 江南的水稻种植实际上比英国的小麦种植每个劳动日生产出了更多的营养, 每个劳动日约22.5人日的粮食, 英国则是21人日。如果对江南水稻加小麦的完整轮作做同样的计算, 每个工作日的生产率降到了17.4人日的粮食, 于是比较结果再度有利于英格兰:相差20%, 但要支持黄认为两地的农业体制根本不能相比, 一方是发展而另一方是内卷的观点, 这仍然不够。当然, 小麦和水稻不是英格兰和江南惟一种植的作物, 但它们极为重要 (黄对英国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相对劳动密集度的描述至少部分是错误的3) 。显然, 对于理解劳动报酬和发展的可能性来说, 劳动与产量比率之间的这种比较要比黄一再援引却不根据产量差异进行调整的劳动力与土地比率的比较关系更大。为避免任何人认为我选择的比较反映了一种中国中心论的偏见, 不妨参考一下英国最好的农业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最近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工业革命以前, 中国、日本和英国的农业工人的日工资几乎没有差异 (2001, 9) 。

此外, 重要的是要注意, 这些简单的计算是对劳动毛生产率的估计, 为了简单起见, 也为了与黄的做法一致, 我没有从英格兰或江南的产量中扣除资本价值。由于如黄本人所强调, 英国农业比江南农业明显地更为资本密集, 不扣除这些价值就使结果强烈地偏向对英格兰有利的方向。稍后我还要提供一个简要的净生产率估计, 表明即使在非常不利的假定条件下 (比黄的假定对江南更为不利), 这种计算也有力地证明了江南和英格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似性, 并与黄的“内卷”概念尖锐冲突。

还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看一看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可以再次使用黄的数字, 看一看这个区域的劳动时间中必需用于获取食物的比重有多大。如我以后将证明的, 这个尺度的意义可能被夸大了。如果一个这个比重稍微有点高的社会, 在劳动者每年愿意也能够工作的范围内有某种补偿性的利益, 用于获取食物的劳动百分比就可能要比别处高一点, 但不会造成巨大的差异,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 这是速水融 (1986) 、斋藤修 (1985) 、史密斯 (Smith)(1959) 和其他人论德川时代日本的“勤劳革命”如何为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著作中提出的一个暗示。但我可以承认, 如果这个百分比存在巨大差异,会使那些必须付出多得多的劳动获取食物的社会持续发展的希望变小。然而, 18世纪的英格兰和江南之间不存在这样大的差异。

为了把这个问题分开使之容易处理, 首先做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假设(但很快就会纠正它) :江南在粮食生产方面自给自足。为方便论证起见, 进一步规定江南粮食的生产和消费都按照黄提出的比率 (2002a, 155) :每亩产稻米2.25石, 加上每亩1石冬小麦 (营养价值和货币价值都相当于0.7石稻米) , 总产量为每亩2.95石稻米当量, 每人每年消费3.0石稻米当量。这样一来, 一亩一年两熟的土地就可以养活一口人——这个估计大概偏低, 因为大部分学者估计的粮食消费是每年2.0—2.6石稻米 (Marks 1991, 77—78; Will and Wong 1991, 465; Wang 1989, 428—429) (当然, 长江三角洲很多支付地租的农民必需工作更多也生产更多, 但地主拿走的粮食最终也要被吃掉。与我们当前目的相关的是有多少劳动用于生产粮食供给, 而不是有多少个体农户从中得到了适当的比例) 。现在注意——再一次使用黄的数字——同一亩一年两熟的土地每年需要17个劳动日 (黄 2002a, 155) 。

在18世纪的江南, 总天数中工作的百分比有多大?我们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数字, 但显然不会很大。为了方便论证, 让我们假定只有一半的人口工作。这个估计肯定偏低, 因为 (假定人口的年龄分布与20世纪初没有什么不同) 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年龄在20岁到49岁之间 (Buck 1964, 377) , 而很多更老和更年轻的人也工作。现在为了进一步压低对全部劳动力工作天数的估计——从而扩大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比重——让我们规定平均工作年度为每年100天 (这远远低于任何人认为的实际情况) , 并且按照黄所估计的每劳动日收益这会导致饥饿4。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江南居民每年的工作日是50天, 其中仍然只有1/3投入粮食生产。因此, 这与英格兰甚至稍晚些时的情况相当近似。埃里克•琼斯 (Eric Jones) 把种植业劳动力比重到1801年下降到了36% 作为英格兰农业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1981a, 71) 。这个比较实际上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完全有利于江南, 因为英国的数字包括了全部食物生产, 而江南只包括谷物供给。此外,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 一年两熟的每亩地用工的实际数字可能比黄所说的略高。但由于我们的估计极为保守, 没有理由担心这些调整会使我们脱出基本相似的范畴 (至于法国, 乔治•格兰瑟姆[George Grantham]估计, 仅为了满足农村维生的谷物需求, 就需要全部劳动时间的26%—47%[1993, 486—487]) 。而且, 由于江南农户利用农作物残余作为主要的燃料供给, 这里所描述的劳动投入实际上涵盖了大部分食物和燃料;到1800年, 英格兰的农林业 (更不必说农业自身) 早已经停止提供农村的大部分燃料, 而且, 如我在书中强调的那样, 也不再提供大部分衣用纤维。

黄无疑会指出, 琼斯的数字表明, 英国60%以上的劳动力脱离了农业, 而江南不务农居民的百分比要小得多, 他实际上就是顺着这些线索论证的 (黄2002a, 163), 特别重视英国工业生产比江南工业生产更为城市化这一事实。我们以后将回过头来讨论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完全脱离农业的时间和方式有什么重要性的问题, 但现在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引用琼斯本人在上面讨论过的同一段中所说的话。他指出, 对于一个人民从事混合职业的社会来说, 我们需要的生产率计量标准是劳动日中用于种植业的比重, 仅仅由于英格兰缺少这类资料,他才满足于由从事农业的人数百分比所提供的拙劣的计量标准。毕竟, 我们所关注的劳动力数量除生产食物外还能用于制造业、商业和其他工作;10个织工一年中有几天时间为参加收割而中断工作, 比一个城镇居民完全离开土地,更代表了一支大得多的原始工业劳动大军。

但现在我们必须修正最初不符合实际的假设。江南的粮食实际上并不是自给自足, 吃掉的粮食中可能有22%(肯定不低于15%) 是输入的5。这在部分意义上正反映了黄强调的事实:相当小的农场规模和高额地租意味着农民被迫把部分土地和劳动用于粮食种植以外的生产活动。也部分反映了在一些具体时刻, 农民把这些其他活动视作一个机会而不是一种严格的必需。目前的问题是, 江南间接获得其部分食物——通过生产其他商品并输入稻米——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使它成为一个为获取最基本的粮食供给必须花费大量劳动力的内卷性经济。

校正江南粮食输入的最容易方法是直接把投入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比重乘以1.25, 对应当地种植谷物的劳动力只生产了所需粮食的4/5。这不会推翻上文已经确认的与英格兰的基本相似性。此外, 到1800年英格兰的食物也不能再自给, 约输入了5%的谷物, 到1831年增长到15%, 1846年以后增长得更为迅速

(Overlon 1996, 75) 。但让我们另外尝试一种更为苛刻的验证, 估计一下为获得最后20%的粮食供给, 江南经济中其他更为劳动密集的生产中有多少产品必须扣除, 并把它加入最初的数字中。这种方法的一个好处是, 它将引领我们彻查黄对于其他这些生产活动——他看作内卷化的主要范例 (黄 2002a, 156—157) ——比种粮食的劳动密集度高多少的估计。我们将看到, 尽管劳动密集度方面有一些实际存在的差异, 但总的来说黄把它们夸大了。

让我们从棉花种植开始。黄告诉我们, 一亩棉花所需劳动两倍于一亩水稻所需, 这看起来是合理的。但相应的问题是劳动投入与所增价值之间的比率, 而不是劳动与土地之间的比率。正如黄和我都同意的, 一亩棉花大约产30斤皮棉或90斤子棉 (黄1990, 84;Pomeranz 2000a, 300) ;18世纪中叶大部分年份子棉售价每斤20—40文, 但在干旱年代高很多, 即使在大丰收的年份也从来没有低于20文 (岸本美绪1997, 139) 。所以以35文作为平均价格看来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按照这个估价, 种棉花每亩21个劳动日的产出为3150文, 即每个劳动日150文。与之相比, 上文讨论过的稻麦两熟的耕地生产了2.95 石稻米当量, 按照每石约1500文 (1.67两白银按每两900文折算) 或17天4425文计, 每天260文, 即1.7∶1的差距, 已经比黄提出的2∶1的劳动密集度差距低了一点, 如果假定粮食供给中有20%必需通过用这些原棉交换输入的稻米获得, 养活一口人的全部需求就上升到19.4个劳动日 (0.8×17+0.2×29) , 即对总工作日超低估计数的38%:比先前的数字高, 但仍然可以与英国务农劳动力为36%的数字相比, 在格兰瑟姆对法国的估计范围的中间值。

但即使可以承认那样的劳动密集度, 在这之前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必须考虑。首先, 如黄本人所强调, 从种粮食转到种棉花引起了“妇女和儿童极大地卷入到农业生产” (黄1990, 53) 。或许不应该把一名妇女的每个劳动日计算为与一名男子的一个劳动日相等, 尽管适当的折扣率有待讨论;肯定不应该把儿童劳动等同于成人劳动。这使粮食和棉花种植之间生产率的差距缩小, 尽管很难说清缩小了多少。

其次, 棉花和水稻通常不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生态上适合于稻类的耕地不大可能用于棉花。水稻不仅每劳动日的产量更高, 每亩的产量也较高。稻田基于价格的考虑而向棉田转化只可能出现在明末和清初, 那是价格特别疯狂倒错的时期;但18世纪的价格波动温和得多, 不大可能与耕地类型的自然性质及排灌的难易程度同样重要6。

当然, 不同的土地会有不同的价格和不同的地租, 在一个像江南一样活跃的土地市场中, 它们以某种大致的尺度反映了产出中多大比重归功于那块土地。稻田显然是一种生产率更高的资产, 因而价格也更高。李伯重提供的17世纪和19世纪的数据显示, 在水稻产量较低的松江东部,大部分土地到明末 (如果不是更早) 已经用于种棉, 地租大约是地势低下的松江西部耕地的60%, 后者通常较多地种植水稻 (李1998, 120、58页论松江地势) 。如果照此计算, 分别从种植棉花和水稻/小麦的每个劳动日的收益中扣除地租, 它们之间的差距又缩小了一点,成为约1.66∶1;如果进一步根据棉花种植中童工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做出调整, 这个比率大概会降到1.4∶17。如果一个农户采用棉麦轮作,即使用黄的劳动力数字, 这个比率也会降到1.35∶1。当更多的人从粮食种植转向棉花种植时, 劳动力的平均收益还会下降,但下降现在减弱到足以被视为正常的程度;并且, 如以后将看到的, 当使用除黄以外其他资料估计的劳动投入时, 这种下降完全消失了。

当黄试图把水稻种植与棉花的种纺织结合的劳动密集度进行比较时, 同样的忽略——产品价值、土地和资本的生产份额以及成人和儿童劳动力的差别——引起了更为严重的扭曲。事实上, 一个更为精确的计算结果使他的劳动密集度差异改变了10倍以上。

为了论证方便, 这里也使用黄的17世纪后期的劳动时间、产量和价格数字, 尽管我的18世纪中期的数据得出的结果还要稍微乐观一点。在做了所有的描述和计算后, 黄估计一亩地从种棉花到织成布需要180个劳动日, 生产22.7匹布;这些布每匹约卖0.25两银, 因而共产生5.7两白银收益, 在17世纪后期大部分年份可买6石稻米 (黄1990, 84、86) 。因而, 要挣到黄所说的养活一口人必需的3石稻米, 大约需要90天的这类劳动。这是通过稻麦轮作养活一个人所需劳动日的5.3倍: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尽管已经比黄错误地使用劳动∶土地比率而不是劳动∶产量比率时认为的布与稻米的差距 (18∶1) 或布与小麦的差距 (27∶1) 小了很多 (黄 2002a, 156)。

但即使这个5.3∶1的比率也夸大了很多。在用于棉布生产的180个劳动日中, 有91个劳动日纺纱。如黄本人所说,“纺纱几乎全是儿童和老人在干, 甚至成年女子也很少干” (1990, 85) 。46天的轧花、弹花和浆纱工作中至少还会有一些由儿童干——假定有一半——棉田锄草和棉花采摘大概也会有几天。所以即使假定一个成年女性劳动力的工作应该认为完全等于一个成年男性 (这并不是惯常的做法) , 所说的180个劳动日中还有约120个是儿童劳动, 应该打个很大的折扣:大约为2/38。因而, 棉布生产从头到尾用的是100个而不是180个等成人劳动日。通过这一调整, 每劳动日毛生产率的差距降到了3∶1。这仍然是一个不算太小的差距, 但它使手工业对谷物种植劳动密集度的倍数与黄所提出的倍数相比, 成为一个很小的分数。

即使这样, 我们仍然没有完成修正工作。当我们像黄那样比较手工业生产对种植业生产 (特别是水田耕作) 的劳动密集度时, 如果用每单位劳动增加的价值(净产量) 取代毛产量, 再一次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水田耕作的人是在使用一种非常昂贵的资本财产;在旱地耕作的人依然是在使用一种相当昂贵的资产;在一架简单的农村纺车——或者即使是织布机——旁工作的人则是在使用一种极为廉价的资产9。所以, 人们不会期望大部分农村手工业的毛产量差不多与农业一样高。只有在需要较为昂贵的资本设备, 但能使工业劳动者有高得多的生产率的工业新技术出现时这种关系才会改变。在目前讨论的前工业案例中, 从黄的谷物种植设定和他的棉花种植与加工设定中减去地租, 使每个劳动日增加价值的差异降到了几乎整整是2∶1。换句话说, 棉花的种—纺—织综合体一天劳动增加的价值, 约等于谷物栽培一天劳动增加价值的50%, 而不是黄的27∶1的比率表示的4% (值得记住的是, 这个估计仍然没有考虑成年男性和女性劳动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还会进一步降低这个估计) 。这个结果与我书中的估计完全一致, 那些在有更长工作年度的纺织业中工作的人可能比单一从事种植业的人实际上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它也与我们以后将通过不同方法得出的一个结论相符, 即黄1990年著作中的算术错误和其他错误使他对棉纺织工作收益的各种计算出现了大约5—15倍的误差。

对于一个前现代经济来说, 劳动生产率随着手工业加入到农业中而出现某种明显的下降, 并不是什么反常的事。实际上,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 从西北欧的经验得出的农业手工业混合经济的一个标准模式 (在我的书中也适于江南) ,把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最初高于农村手工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当作一种准则;然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由于土地的数目固定而逐渐下降, 同时手工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或多或少保持不变 (在一架织机前工作的第一百天应该大致与第一天相等, 而在一个适度规模农场中工作的第一百天显然不会如此) 。此外, 来自这个源于欧洲模式的公认常识是, 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最终下降到手工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同一水平时, 人们就停止向农业追加劳动10。所以, 在前现代条件下, 种植业中每单位劳动平均生产率几乎总是明显地高于家庭纺织业生产 (这当然不一定意味着种植业中的工资更高, 由于许多理由, 它们通常并不如此11) 。一旦黄的错误得到纠正, 就绝对没有什么中国特有的或内卷化的重大衰退存在。相反, 有证据显示, 中国农村居民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 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 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 并且——再度像他们别处的同时代人一样——找到了减轻但不能消除这一问题的方法。

能否因此把从事手工业, 无论是在中国、欧洲还是其他地方, 视为一种无可怀疑的产生于人口压力的绝望迹象?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尽管以每天平均收入降低为代价而提高全年总收入, 肯定能够对那些面临某种严重困难的家庭特别有吸引力 (认可这种选择的其他可能的理由将在以后论勤劳革命的内容中讨论) ;然而,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再有任何正当理由认为江南的这种动力与推动了现代欧洲早期原始工业生产增长的类似的压力和选择有质的不同。因而, 尽管我并不否认英国农业比江南农业更为资本密集, 也不否认江南粮食种植之外的大部分行业可能比水稻更为劳动密集, 但黄认为这些差异极大, 并使英格兰和江南成为“在一个从发展到内卷的连续体中性质对立的两端”的观点并没有根据。反之, 我们仍然处于我所说的“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中 (Pomeranz 2000a, 第一部分) 。

为进一步巩固这一观点, 我们把一个植棉并织成布的江南农户每个劳动日的挣钱能力与18世纪中期英国纺织工人的情况做个比较。由于缺少计算中国实际工资指数所需要的数据, 我将继续使用以谷物当量计量收益的方法。在这样做时, 我们的程序类似于帕塔萨拉蒂(Prasannan Parthassarathi) 的程序, 他证明18世纪中期印度南部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或许也大致可以与他们的英国同行相比 (1998, 82—89) (当然, 这个观点与我的许多观点相似,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公认的常识) 。

用黄17世纪后期的价格计算, 减去一块棉田可能缴纳的地租而得出劳动力的纯收入之后, 一亩地生产的棉布的收益总共为5.04两。由于当时谷物的价格极低12,这相当于5.3石稻米。再次把稻米按10∶7的标准比率折算为小麦, 结果是7.6石小麦当量, 这又折合 (再次使用黄用的同样的计量尺度) 21.6蒲式耳或1 296磅。由于黄计算的这种工作的180个劳动日 (其中很多由儿童做) 换算为等成人劳动日大概不会超过100个 (不对成年男女之间的差异做调整) , 每天的谷物收益为13磅。

帕塔萨拉蒂在1998年的研究中, 把不同种类英国工人的收入换算为以谷物表示的每周收入。我再用两种不同方法把它们换算为日工资, 一种假定每周工作5天, 一种假定 (可能性更大) 每周工作6天。在所有案例中, 英国的工资都代表付给一家之主的报酬, 包括其他家庭成员的贡献——因而它们明显少算了劳动的数量而夸大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 从而使比较结果不利于江南(83 n.18) (可能也有人认为织工会比织布—纺纱—种植结合的劳动者工作得更好) 。结果概括在下表中。

换算为谷物当量的1 8 世纪中期英国工人工资

资料来源:帕塔萨拉蒂 (1998, 83、84、87) 。这些工资比其他人的工资甚至更为夸大, 因为它们包括了织布机的租金、付给非家庭成员辅助工的报酬和工作过程中的其他花费。

这些数字都是近似值, 但一般的要点是清楚的。按每个等成年男性劳动日13磅谷物计, 正在讨论的中国纺织业收益完全可以与英国农业工人和英国农村及小城镇织工的工资相比, 或许甚至超过了伦敦织工的工资。尽管英国工资和江南小生产者之间的比较必然是不完善的, 多多少少向有利于江南的一方倾斜, 但作为一个初步的近似比较它并不算坏, 特别是由于用江南大量的女性纺织劳动力与一个巨大的英国男性织工群体 (帕塔萨拉蒂1998,82) 和男性农业工人相比较, 导致了向有利于英格兰的强烈偏斜。因而, 如果江南的收益反映了一种内卷行为, 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 英国工业中大部分重要行业中的工人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

(二) 净生产率和修正后的劳动估计

到此为止, 我对劳动生产率所做的这一讨论都是采用黄对各种不同工作所需劳动的估计数;为了简单起见, 我也按照他估计劳动毛生产率的方法, 没有扣除资本投入的价值 (除了某些情况下的土地本身) 。但黄的劳动投入数字事实上相当不可靠, 实际上, 在至关重要的水稻的例子中, 他自己最近把他的估计改变了50%以上 (黄2003) 。此外, 尽管估计劳动净生产率比估计劳动毛生产率更为困难——例如, 它涉及根据有限的肥料价格数据进行重建——但它最终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度量标准。所以在结束劳动生产率这一主题之前,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 当采用不同的劳动投入估计, 并尝试估计净生产率时会发生什么事。

黄在一篇新的文章中(2003) 说, 他以前每亩水稻10个劳动日的数字——我为了论证方便起见接受了它——太低了。他现在提出的是15.25天, 我愿意接受这个数字, 尽管它看上去有点高13。这个数字像他认为的那样, 确实降低了江南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但奇怪的是, 尽管如此, 他没有通过任何这类计算追查到底。而当我们这样做时, 发现了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 由于计算这两个区域的劳动净生产率而不是劳动毛生产率充分抵消了水稻生产率的这一降低, 江南和英格兰粮食种植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变。其次, 黄在其他场合提出, 当长江三角洲的稻农通过与小麦轮作或转入棉纺织业生产强化他们的劳动时, 劳动生产率发生了下降, 而通过用这里的方式降低水稻的劳动生产率估计值, 黄就消除了这种劳动生产率下降中的大部分。

多亏罗伯特•艾伦(2002) ,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1800年前后英格兰和江南农场劳动净生产率的计算机模拟。采用一种诺福克四圃轮作制, 英国农场每个劳动日生产了34623卡路里。至于江南的水稻, 艾伦宽松地估计为每亩包括脱粒在内共用16.44个劳动日 (一个甚至比黄的数字更高的数字) 。使用这一江南劳动投入的估计值, 并假定70%的稻田也种小麦, 结果是每个劳动日的生产率为31249—34 194卡路里, 为英国水平的90.3%—98.8% (取决于怎样估计肥料成本) 。两种趋势都可以进行各种小的调整, 但仍然具备基本的相似性。如果使用黄的每亩地15.25个劳动日的数字, 或李伯重的每亩水稻产量2.5石, 而不是黄的2.25石, 江南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会超过英格兰。尽管黄在这篇新作中还说:“英格兰畜牧业生产中每单位劳动的产出, 我预期, 将大大地超过谷物。”我已经提到过 (2002, 543 n.3) , 这是有疑问的。

此外, 照这样提高水稻的劳动投入, 同时纠正黄对棉花和复种小麦的劳动密集度的估计错误, 就使这三种作物的劳动密集度接近于一致, 从而排除了黄为“内卷化”假设的两种主要例证之一。对于小麦和棉花, 黄使用的都是卜凯的巨大的、非均质的“长江流域稻麦产区”的数字 (1937b, 314、316) , 这些数字比三角洲的数字高很多。对于小麦, 黄用每亩7天, 而卜凯在江南三个选点的数字是2.45、3.21 和 10.44 (最后一个是无锡的, 它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非正常地区——见本文第13页注①) ;卜凯在江苏的7个选点, 包括无锡, 平均值为5.2(1937b, 315) 。正如李伯重所说(1998, 217 n.14) , 姜皋 (1963,10a) 对1830年前后劳动力成本的估计显示, 每亩小麦用工2.5—3个劳动日。由于每亩水稻产量大约3倍于小麦 (在卡路里和价值两方面) , 只要小麦需要的劳动日低于每亩5个, 则小麦每劳动日的毛收益就会与水稻相当, 而这看来是常见的情形。

遗憾的是净收入更难以计算,因为在一块双季轮作的土地上, 并不总能明确区分一季作物和另一季作物必须的肥料——举例来说, 在水稻生长季节可能施加了更多的肥料, 但必需如此, 因为由于种植小麦, 这块土地不再在水稻的两次收获之间休耕。我们还应该再一次记住, 农民没有为增加的二茬作物小麦另外支付地租, 所以用于新增小麦每天的劳动可能比那些用来种植头茬水稻的劳动收益高很多。尽管我们为了进行一个比较公平的比较, 从分析的角度, 可能宁愿把地租分配给两季作物, 但在各种可能的经验中, 农民都把它看作一种使收入不仅保持不变, 而且能够增长的选择。

对于棉花, 黄使用每亩21个劳动日 (1990,84) , 这也是卜凯的大“长江流域稻麦产区”的数字。然而, 卜凯关于昆山的数字——他仅有的三角洲的棉花数字——是16.33 (Buck 1937b, 316—317) 。如果使用黄现在提出的水稻每亩15.25天的数字, 一季水稻的劳动毛生产率就是每天221文, 而使用昆山的劳动投入计算的棉花收益为每天193文, 毛收入大约有10%的差距。如上文所说, 棉田每亩地租约为稻田的60%, 肥料投入的平均水平或许更低,我们得到的棉花种植每劳动日的净收入实际上比水稻的高得多 (李1998, 83—84页与88页对照) 。当然, 卜凯关于昆山的数字不应该被当作其他地方的信条, 所以我们不能一步跳到棉花种植实际上比水稻种植每天能赚更多的钱这一结论;但能够清楚看到的是, 由于黄为水稻的劳动需求选择了一个低端数字 (他自己现在也否定了的数字), 而为小麦和棉花都选择了来自三角洲以外地区的高端数字, 他才能够证明棉花种植和小麦加入轮作表现了“内卷化”。

按照同样的逻辑, 使用每亩水稻15.25天, 而不是10天, 也缩小了水稻种植和纺织业生产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 (黄假设的另一个内卷化例证)。但在那一方面, 黄也犯了其他一些更为严重的错误, 包括上文讨论过的没能区分男性、女性和儿童劳动, 和将在标题为“内卷化?”的一节中讨论的计算错误。

(三) 什么是发展?

黄极其倚重, 对他1990年的著作也同样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发展只由一件事构成, 即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黄2002a, 158) 。但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只关注这一种发展, 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实际上, 在一个全球所有人口密集地区都经受严重的就业不充分和失业的时刻, 找到能使劳动力就业的新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发展形式。值得注意的是, 如我在书中所指出, 即使在英格兰, 迟至1720年, 如果一个专利申请声称它可以减少劳动需求, 仍然会降低它的价值;整个18世纪英国的专利权所有人中只有3.7%把节省劳动作为目的, 同时绝大多数人提到了节约资本 (Jacob 1998, 92—93;Macleod1998, 158—181) 。在食品短缺仍然极为普遍的地方——甚至在18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人们怎样尽力使总产出接近最大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计量标准, 人们可能尝试考虑总要素生产力, 如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Hoffman) 对法国农业长期趋势所做的研究14, 尽管资料问题会使对中国这样做极为困难。人们也可以尝试思考, 一个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哪些具体特点, 如果有的话, 是人类世界的一些特殊部分在最近两百年中向一个能源利用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不同的世界转化的必要或充分条件。这是我尝试过的事情, 也是一代又一代进行欧洲内部比较的学者努力过的事情。这种方法迫使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是, 工业革命在哪些方面代表和不代表早期历史的一个结束。哪些种类的增长对按照其本来面目理解18世纪的经济是重要的, 黄做了更为狭隘的定义的那种发展是否肯定必然早于向一个工业经济过渡的其他重要部分。这两个问题对我的论证都至关重要, 但看来黄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都是争论的问题。

如果采用一种高度目的论的方法, 观察18世纪仅仅为了讨论一个具有异乎寻常的能源利用、极为迅速的技术变革和其他现代特性的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类型的各种迹象, 黄坚持他的具体定义是有极大意义的。但即使采取这一方法, 事情也不过是更为复杂。尽管要达到今天较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 肯定需要在某个时刻出现经济整体生产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和单位劳动产出相应的迅速增长, 但实际上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在什么时候发生, 或者它是否 (如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 在工业中发生之前必须先在农业中发生, 并没有一致意见。例如, 研究德川时代日本的很多著作认为, 那一时期日本农业和工业的劳动密集及市场导向性质, 与商品购买欲实现能力的适度增长结合在一起, 在创造对于工业化必不可少的相对熟练的有纪律的劳动大军 (以及资本积累) 时起了关键性作用 (速水融 1986;斋藤修 1985;杉原薰1996、2000)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 研究欧洲原始工业化的著作中有许多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观点。

18世纪的江南与这些区域和其他散布于全球的核心区相似的特征——正如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所证明的那样 (实例见王1997;李伯重2000) ——足以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它的高度商业化的劳动密集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是否也在某些方面帮助奠定了现代发展的基础。作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让我们考虑一下, 黄认为与发展相对立的现代早期的劳动密集, 事实上可能怎样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越是愿意承认恰亚诺夫 (Chayanov) (黄正是依靠他的理论) 至少对一些农户在某些时期的行为——与其说他们像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那样行事, 不如说他们的目的在于为了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再生产确保一笔必须的收入——的看法正确, 就越是会预期这类人宁愿为家庭用途而生产, 当每小时劳动收益增加时限制他们为市场的工作, 接受一种或多或少保持稳定的现金收益, 同时享受把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家中能够获得的更多的安全、自治和/或休闲。因而, 研究一个具体的社会怎样达到完全不同的境地——其中大部分人把他们的大部分劳动集中在市场上, 劳动极为密集, 在面对增长的现金刺激时总是怀着以后购买更多商品的希望, 把更多的劳动提供给市场——就变得更为重要。

在1985年和1990年的著作中, 黄表示赞成一种观点——主要根据对英国经验的一种具体解释, 并在最近几年与他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有很大关系——这种观点坚持认为, 向一种现代经济文化的变革只有在人民通过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因而坚持英格兰圈地运动和黄所特别强调的中国几乎不存在使用大规模工资劳动的“经营农场”的重要性15。但很多研究英国农业的著作(包括黄反复引用的马克•欧维顿 (Mark Overton) 的著作) 都对这条道路甚至对英国的重要性产生怀疑, 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 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16。罗伯特•艾伦 (黄也引用了他的话) 发现没有证据支持布伦纳的主要观点, 即英格兰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竞争性的土地市场, 迫使佃农特别有效率, 在一个数量庞大的农场样本中, 他发现在每英亩负担的地租和这些土地产生的剩余 (产量减去地租以外的全部费用)之间完全没有相关性, 并据此和其他证据得出结论:地租不由竞争调整——它们由管理人决定, 或由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协议决定 (Allen 1992, 178—181) 。换句话说, 没有理由认为, 英格兰的土地市场比江南的土地市场有更真实的竞争性;它的竞争性完全可能更低。他还发现没有证据证明, 18世纪增长的地主收益是工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或者农业是英国工业一个特别重要或迅速扩大的市场。此外, 在18世纪的英国, 英格兰中部地区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劳动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llen 1992, 235—266) 。按照黄的观点, 我们就不得不把18世纪英格兰存在巨大的失业人口 (他们中很多人靠救济和/或一年中仅有的收获期中的几天工作生存) 看作一个“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 把精英阶层对于这些人口的忧虑看作一个与黄假定的江南情形 (黄2002a, 171—174) 相似的发展中的社会危机;其实有很多人确实是那样看的。这一切使艾伦抛弃了他称之为“农业原教旨主义”的东西, 简单说就是, 包括布伦纳的观点, 英格兰工业早熟的关键可以追溯到它的农业制度的性质 (Allen 1992, 2—5) 。

其他学者对各种不同经济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有力的例证:人口增长的压力与地租、赋税或其他现金负担结合, 甚至在没有发生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例如, 这是乔治•格兰瑟姆论欧洲农业的著作的要点——人口增长 (既是需求的创造者也是劳动力的源泉) 加上市场机会, 足以刺激专业化和劳动密集度的发展, 使产量与人口数量持平或略微超过——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其他著作的要点, 它们对布伦纳关于法国的发展严重落后于英国是由于小农经济延续性的观点提出了疑问 (Parker and Croot 1985;Cooper 1985;Grantham 1989;Hoffman 1996, 189—192) 。同样的争论构成了许多研究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巨著的重心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Levine 1977, 1985,1987;Ogilvie and Cerman 1996) 。至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大量的研究显示, 人口增长的压力与新的外购商品的诱惑的某种结合, 为现代发展做出了社会和文化的准备。这些有时被称之为“勤劳革命”的变化并不需要无产阶级化, 通常在每小时劳动收益开始明显上升之前很久就顺利起步17。因而, 劳动密集——即使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密集——不应该被视为现代早期发展的对立面。

当然, 如果某个社会有一种农业劳动如此密集, 以至它能够动员的所有劳动都必须用来种植仅是最低产量的作物, 这会阻碍工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黄强调以每劳动小时生产率的提高作为发展的惟一标准就是正当的。但没有人认为这在江南是事实;实际上, 黄本人突出说明了这一地区农户用于供出售的手工业品的劳动数量不断增长 (1990, 77—78) 。在这里, 黄通过强调以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口百分比作为农业支持工业化的能力的一个指标回避了一点, 即按照这一指标, 江南确实远远落后于18世纪的英格兰。但真正重要的变量, 如很多欧洲中心论者注意到的和上文指出的, 不是人们生活在哪里或者他们是否完全与种植业分离, 而是他们用于非农业工作的劳动比重18。按照这一尺度, 如我们以前看到的, 江南即使与英格兰较量也相当好, 完全可以与西欧其他部分一争胜负。从日本和中国台湾 (还有当代的中国大陆各地) 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实例表明, 只要一个社会有其他方法吸引劳动力供非农业工作, 并供给这些人食物、纤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先有大批劳动者与农业完全分离, 然后才有重大意义的工业化,就不是一个必然的顺序。这在18世纪的江南显然不成问题。

我们将再三回到与18世纪江南劳动密集性农业相容的一条现代工业经济道路的可能性相关的问题上来, 这当然是我的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黄集中批评的问题。但我的书同样注重对全中国的研究, 以便了解哪些因素在帮助欧洲避免黄称之为内卷化的道路时最重要, 在当时的情况下, 如大多数欧洲中心论者会同意的, 在整个现代早期阶段两个方向都存在某种趋势。为了思考这些问题, 人们还需要再多注意一下不同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动员更多劳动力增加总产量 (黄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为什么这种做法在18世纪还有重要的能量, 以及使它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变得较不重要的具体环境。

我们还要避免把分析现代经济时通常给予资本的重要性同样赋予前工业资本。黄在给发展下定义时说, 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度增加产量“具有明显的局限;应该与‘发展’清晰地区分开来” (黄2002a, 158) 。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 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度实现的发展没有这样的局限;也就是说如果土地出现了供应不足, 人们可以无限制地用资本代替土地。对于具有惊人的能源供给和把化工产品转化为每英亩新增产量的能力 (通过化肥和农药) 的当代世界来说, 这看来是事实, 或接近于事实。但把这一假定用于前工业世界是一个严重的时代性的错误, 在那个世界中, 食物、衣用纤维、燃料和建材全部主要来自植物生长, 在那个世界中, 增进产量的肥料的生产不是来自于动物就是来自于植物, 也需要使用土地。亚当•斯密首先明确承认不仅劳动收益递减, 资本收益也会递减, 卡尔•马克思则把这个预想作为他的理论的一个关键。只有在假定一个世界的技术永远不断地变革时, 才有理由放松那一设想。

我曾经问过, 如果不是煤 (每吨煤提供的热能等于1—1.4英亩温带森林的可持续产量)和新大陆的输入 (特别是棉花) 明显减少了英格兰需要用它自己的土地或纯粹来自欧洲的输入满足其燃料和纤维需求的必要性, 为使利润最大化而节省劳动(如资本主义农场常常做的) , 甚至以每英亩产量比亚洲低很多为代价的模式, 是否也可能很快达到极限。这又构成了我书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某种偶然性, 人们在18世纪的英格兰发现的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度使产出最大化 (或者从拼命奋斗的穷人的观点看, 使收入最大化) 的压力, 就可能继续超过向其他方向推进的力量, 超过那些最终在19世纪取得成功的力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英国完全可能度过一个更像佛兰德、畿内或江南的19世纪。

问英格兰是否可能成为江南,并不只是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由于很多理由它具有经验意义。首先, 英国人口在工业化的第一个百年中激增, 同时食物产量暂时保持同步,但它们并没有长期保持同步。其次, 尽管黄坚持“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 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 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初期总产量的增长幅度相当低。那一阶段的巨大成就是每英亩产量保持不变或者略有增长, 同时继续释放出劳动者, 这是一个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的成就。

其次, 对这一问题有重大意义的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在18世纪中期明显逐渐放慢。学术界对这种缓慢下降的时间及结束的意见形成了一个序列, 但所有看法都更符合我的而不是黄的观点。在这个序列的一端克拉克 (Greg Clark) 认为, “农业生产率从1700年到1850年几乎没有增长的结论符合我们得到的一切可靠信息”。艾伦的观点不那么极端, 但他的著作也与任何认为英国为其增长中的人口供应更多的食物方面有不断进步的观念相抵触, 他认为, 18世纪中后期的巨大变化发生在农业收入的分配中而不是产量中 (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主要发生在1650年到1725年之间。引自Overlon 1996, 6—7。另参见Clark 1991, 454—455;Allen1989, 80) 。汤普森(F.M.L.Thompson) 也认为, 18世纪没有出现农业革命;这个重大突破是后来发生的,伴随着以非农业投入为基础的现代种植业(Thom 1968, 63—73) 。马克•欧维顿给了我们一种对18世纪发展的更为积极的认识:如果1600年的每英亩生产率是92,1700年是100, 他推算, 到1750年达到了135, 到1800年又上升了16%, 达到158 (从那时起到1836年几乎保持不变) 。但即使是这个更为积极的估算也让我们看到了停顿, 按照同样的比例, 欧维顿告诉我们, 每英亩生产率在1300年已经达到了115, 以至500年间的生产率上升了不到40% (或许大致等于同一时期江南水稻产量的上升19) 。

第三, 当我们想到英格兰的人口从1751年的577万增加到1851年的1 674万时 (比中国快得多, 更不必提江南) , 显然, 在使单位面积产量最大化方面, 即使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不会使它自给自足。实际上, 在18世纪后期以及特别是19世纪, 英格兰从食物净输出地区变成了重要的净输入地区 (Overlon 1996, 75—77) 。现代早期的英国农业成功地把落后农场上的每英亩产量提高到最好的农场很久以前就达到的水平, 并可能略微提高了那个最好水平, 但正如18世纪末极为缓慢的增长所暗示的, 如果不使用现代的投入, 就没有更大的余地可以继续这种发展, 而如果需求必须在国内满足的话, 增长了两倍的人口需要的显然不止是缓慢的增长。

第四, 英格兰真正实现的产量增长看来伴随着一些地区严重的生态紧张。如果没有得到输入的海鸟粪、一些当地开采的磷酸盐, 以及更晚些时候的化学肥料,这会使它们非常难以维持, 更不必说超越以往 (Ambrosoli 1997, 412;Winter 1999, 40—61;Hobsbawm 1975, 106;F.M.L.Thompson 1968, 62—77;Overton 1996, 105) 。

第五, 即使人们对工业化初期英国农业与英国食品需求保持同步的能力持最宽松的态度, 但事实是食物只是以前农林业产品的一部分, 完全无法否认衣用纤维越来越多地来自海外, 燃料和建材越来越多地来自地下。有人可能认为, 即使没有海外扩张、欧洲大陆许多地区后拿破仑时代的农业改革和我所强调的英国煤矿幸运的地理位置, 仅是工业技术进步达到的程度就可以使英国的工业品足以交换到这些必须的投入;可以说我的论据中最软弱的部分 (和真正的欧洲特殊性最有力的例证) 实际上在科技领域, 黄却没有注重这一点。但决不能认为, 在每英亩产量保持不变或轻微增长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初级产品的输入和矿物燃料使用的巨大增长, 劳动力从农业中的释放足以推动这个过程。

二 内卷化?

黄坚持认为观察长江三角洲发展最好的方法仍然是通过内卷化的三棱镜, 如他在1990年著作中所认为的那样。他关于这一概念的用法受到了许多批评, 复述它们引起的所有问题是令人乏味的。但有几个旧的和新的观点值得在这里强调:1.这一概念定义不当, 把其他社会, 甚至先进的工业经济共有的现象当作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2. 在尝试尽可能使18世纪的江南不像英格兰时, 黄完全忽视或弄错了一大批研究18世纪英格兰的著作的结论, 那些著作实际上表明, 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 而创造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则有实质性的增长。在18世纪大多数时候, 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3. 黄对我的纺织业收益讨论的批评曲解了我的观点。现有的18世纪的价格和收益数据尽管粗略, 却都与他的观点相矛盾, 而支持了我的观点。4. 黄真正进行的一个重要计算——一天织布工作能够挣到的粮食数量——由于一个简单的算术错误而无效, 他点错了一个小数点。一旦这个错误得到纠正, 我们就看到, 无论使用什么价格, 织布工作的赢利都是他所说的10—15倍。纺纱和织布都包括在内的纺织业总收益提高得当然较少, 但仍然增加了几成。

尽管黄说内卷化由“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构成 (黄 2002a, 152;2002b, 506) , 但这个定义完全不起作用。内卷化不可能简单地指劳动在一个具体时刻增加时其报酬下降, 总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才是标准。如果我明年不带薪休假, 并且除了接受最赚钱的讲座合约外, 不做任何有报酬的工作, 我每天挣的钱就会比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多很多;但我不会工作很多天, 我的总收入会相当低。那并不意味着当我改为全年工作时, 我陷入了内卷化。同样, 如果一个农民不仅耕种最好的一亩地, 也耕种次好的那亩地, 或是把种子认真地播在地里而不是抛撒在地上, 那可能也会降低他的每小时产量, 但 (除非第二亩地是真正的劣地, 或他的插秧技术难以置信的笨拙) 这也不是内卷化。

出于同样的理由, 内卷化也不可能只意味着人们用劳动代替其他生产要素这一种情形, 即使在工资最高的经济中, 仍然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不值得进行;而在最贫穷的经济中, 也可能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值得做20。这要视面对一项具体任务的人面临的具体技术、价格和其他条件而定。无论这些具体情形如何, 节约劳动和使用劳动都不是社会的总体特征。

因此, 要让内卷化这个术语有任何可用的内涵, 它就不能只显示边际报酬递减;它必须指两种现象中的一项或两项。一个可能性是, 它指的是一个经济整体中劳动的平均报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这是黄通常看起来所指的, 如黄2002a, 157; 2002b, 512) , 以至劳动者, 比方说在1800年每小时工作生产的东西比在1700年少。另一种可能性是, 它指的是 (如Clifford Geertz[1963]对内卷化更明确的定义中所指)劳动不断增加, 在一个特定时刻终于增加到看起来荒谬的程度, 在这个点上, 新增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此之低, 以至没有人会为这种工作支付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例如, 设想在同一块土地上锄第二十遍草, 这可能使产量有微小的增长,但不足以让任何人愿意支付这种劳务。一个人只有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才会这样做, 并且只有在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收入, 而又被剥夺了其他机会 (例如受雇) , 以至即使这个最小的增长都比休闲或一个人能做的其他任何事更有价值时才会这样做。实际上黄使用内卷化时这两种情况都指——尽管前者更经常——它们与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关系。

至于内卷化指每日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 这看来在中国的确发生过, 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2000a, 95) 。但它也在现代早期欧洲发生过——1430—1550年间一日劳动的面包购买力急剧下降, 最早到1840年才恢复到1430年以前的水平 (有些地方还要晚得多) (Abel 1980, 136、161、191。Braudel 1981, 132—135。Clark 1991, 446。Allen 2000a, 40;2001) 21。即使是在工资降幅最小恢复最快的英格兰, 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1840年以前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改善 (Mokyr 1988, 69—92) 。同时, 最近的研究显示, 除了几乎所有职业每年的工作天数都有所增加以外 (例如“神圣的星期一”的衰落), 工作日的平均长度可能也增加了。福特(Hans-Joachim Voth) 发现证据证明, 伦敦的劳动强度或许足以使1760—1800年间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减少约一个小时 (Voth 1998, 35) 。尽管福特关于睡眠的证据只是暗示性的, 他对于每年工作时数有相当大的增长——正如人们久已觉察到的——这一更为一般性的命题却有非常可靠的证据。如果不考虑劳动力成分的变化 (比较整个时期同样职业的劳动者, 同时忽略劳动者逐渐向农业以外的转移) , 1760—1800年间的增长是令人晕眩的35%—45%, 一个一般的工作年度最终提高到3 300—3 600小时;即使按照部门构成的变化进行调整, 在这40年里增幅也达到20%—27%, 最高记录在3 000—3 600小时之间 (Voth 1998, 37—40) 。在后来的一个研究中, 福特把一般范围扩大到英格兰, 时间延伸到1830年。他用各种不同方法计算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1760—1830年工作周平均延长了20%—23%, 1800年以后的某个时期伦敦的工作时数最终开始下降, 但英格兰北部的工作时数直到1830年仍不断上升 (Voth 2000, 118—129) 。

因而, 仅靠每日实际工资可能存在的长期下降几乎不可能说明中国走在一条根本不同的前途渺茫的道路上。德夫里斯提出“勤劳革命”的概念, 部分用意是要说明当家庭重新分配时间, 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工作时数给市场时 (同时减少花在为个人使用的生产上的时间, 尽管数量不一定相同) , 实际工资的停滞或下降是可以与品种繁多的商品的购买增长相一致的。在18世纪晚期英格兰有特别完好的档案记载的案例中, 1750—1800年实际工资至少下降了8%, 但由于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数增加, 人均消费仍然上升了10%(Voth 1998, 51) 。

我的论点是, 至少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出现了某些类似的情形:劳动密集、消费略有增长 (至少在1750年前) 、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我提出了许多假设, 比较了中国和英格兰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我的比较的倾斜方向最终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将来对中国人 (更近期的) 消费的研究。但黄的言论中没有东西能说明, 为什么应该立刻否定这样一种比较, 或为什么应该强调中国经历了一个内卷化过程, 这个过程使中国的实际工资下降和劳动时间增长与在欧洲出现的同样现象截然不同。

在其他场合, 黄说明了是什么使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在中国变成了内卷化, 尽管它们在别处不一定如此，这就是, 它们下降得异乎寻常的低, 或许甚至低于生存水平, 像在恰亚诺夫的一个农民经济模式中一样;能够为了这样微小的报酬使用劳动, 只是因为它没有机会成本22。这里在我看来关系重大的是, 黄的纺织业劳动收益的估计,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依靠的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份的价格——根据张忠民的研究, 是一个长达400年的时期中第二低的布价, 而这一年的谷物价格并不特别低 (张1988, 297—208;另见Pomeranz 2000a, 101) (黄用的不是18世纪的价格, 他的帝国晚期价格数据大部分引自17世纪后期最萧条的年份) ,使用更具代表性的价格, 收益也就显得更好。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文章中, 黄声称他不愿使用现有的价格数据 (2002a, 161) :一种对于追踪不同行业收益的时间变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方法, 但与他处理1990年的书中引用的价格数据时所用的费解的方式一致23。他说宁愿依靠徐新吾的著作(这本书的问题将在后面讨论) , 但在黄引用的这一段中, 徐对清初价格做了一个即时的评论, 提到它可能是特例, 也提到相对价格波动很大;然后他提出了17世纪极不稳定的年份中的另外几个零散价格, 可以想像这些价格彼此之间差异很大 (徐1992, 88、90—92) 。徐没有估计也没有提供这里讨论的这一时期的数据, 但黄把他对一个较早时刻尝试性的简单印象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基本生产状况”。

同时, 黄对我使用的价格有三个不同来源, 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布和其他状况这一事实表示了重视, 但我并没有如他暗示的那样任意组合它们。相反, 我指出, 无论哪一个系列, 计算出的收益都比黄的数字高很多;卢汉超甚至用与黄所用完全同样的价格, 也对农村纺织生产者的收益得出了一个比黄乐观的结论 (卢1992, 482—483) 。尽管当黄引用徐诸如没有棉纺织业劳动者以织布致富聚集起大笔资本之类的话时, 他可能是对的 (黄1990, 86) , 但这也很可能只是由于保存下来的记录有限。无论如何, 更为重要的是, 确实有很多人仅靠纺纱和织布养活了一个家庭, 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列在地方志的“节妇”传中。詹姆斯•谢 (James Shih) 引用了三个这样的例子, 其中两个特别令人感兴趣, 因为它们来自18世纪中期的方志, 并引证了每天的收益数字。其中一个节妇通过纺纱和织布每天挣50—60文钱, 另一个挣40文24;所以她们的经验完全符合我的估计, 即一年210天这类工作可以挣大约10 800文钱 (Shih 1992, 128;Pomeranz 2000a, 319) (黄称这一估计是“貌似合理的”, 并说它依靠的是“散乱矛盾”的数据, 但并没有证明[2002a, 161]) 。相反, 黄接受了徐新吾的观点, 主张210天纺织工作得到的收益只够买一个人的口粮, 使人很难明白这些寡妇怎样能够养活自己, 更不必说养育子女。如果我们接受方行的估计, 粮食在穷人的生活必需品支出中约占55%, 那么任何按照徐和黄提出的标准挣钱的人, 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 一年就必需工作382天, 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黄认为单纺纱只能获得极低报酬的观点是正确的, 尽管纺纱的报酬甚至也可能比他所认为的要高。但是, 如他所强调的, 既然大部分家庭是纺织结合 (尽管并不总是以完美的比例互相结合) , 重要的是肯定全过程而不是一个中间步骤的报酬。总的说来, 黄似乎看错了我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 因为他就此提出了三个与正文完全抵触的主张 (以及其他错误) 25。由于我们实际上都同意纺织结合才是常态, 他在我的著作中发现的一个真正的错误 (黄2002a,158) ——附录E中劳动时间在轧花、纺纱和织布之间分配上的一个错误——对我的更大范围的论证并没有重要意义26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黄和我都同意纺织结合才是常态, 但他认为一个棉纱市场的存在只不过是我的“幻想”[2002a, 158], 不可能正确, 为此他引用了《嘉兴府志》的材料[转引自Elvin 1999, 151]以及李伯重的讨论[2000a,75、77、83]。还要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少年和成年劳动力都能有合适的分布, 可以保证为其织布能力准备的棉纱既不过剩又无不足) 。

更重要的是, 尽管织布只占把原棉变成棉布所需劳动力的1/7, 它的收益却远超过黄所认为的,这足以使他对纺织业生产收益的全面描述无效。黄没有看出这一点是由于一个简单的错误:他点错了一个小数点。或许比他最初犯的这个错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 就我所知, 到现在为止, 不但是他, 其他任何人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它暗示我们一直受到一个绝对贫困的、内卷的、马尔萨斯论的中国的虚假幻象如此强有力的影响, 以至没有人指出一个事实上极不准确的数字之不可靠。

黄在批评中说, 耕作和织布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 (2002a, 157) , 并让我们参考他1990年著作, 那本书中说, 这两种工作中任一种一天的劳动所得大约够买3斤大米, 即一个成年男性两天的口粮。他说一匹布可用一天织成, 约值0.2—0.3两白银 (黄1990, 84—86) 。然后他告诉我们:“当时米价约为0.06两白银一斤, 故织布一天的毛收入为3.3—5.0斤米。”但实际上当时的米价每石大约为0.9—1.0两, 一石约为160斤 (黄1990, vii) 。所以米价是每斤0.006两而不是0.06两, 一天织布所得值33—50斤米, 等于22—33天的口粮而不是两天的27。即使从这匹布中减去棉纱的成本 (0.02两) , 一天织布的净收入也会有大约30—46斤米, 或20—30天的口粮。

由于织布只是纺织业生产全过程的一个部分, 这个过程中每日收益的修正幅度要比修正黄的织布收益错误时所需的10—15倍低;但这一个错误造成的误差仍然在5倍以上28。加上对上文讨论过的几个较小的错误的修正, 得到的结论和我以前通过不同方式得出的结论相同, 即黄对从粮食种植转到棉纺织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度的计算出现了大约10倍的误差29。

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不像黄所认为的, 以及我为了使收益估计保守而做的假设那样明显保持不变或下降。他本人赞赏的权威人士徐新吾引用的资料表明, 康熙时把原棉制成一匹布要花7天时间, 清后期用6天 (徐1992, 51、53) ;吴承明和许涤新引用了一个清前期7天的估计, 然后是一个清后期5天的估计, 并推论这意味着提高了劳动效率 (许和吴1985, 390)。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但至少表明黄假定的手工业生产率停滞尚有待证明。

在农业中, 人们发现了农户不仅为提高劳动强度的改革花钱, 同样也为节省劳动的改革花钱的实例 (尽管天平肯定倒向加强劳动的一方) 。一个出色的例子是豆饼肥料的推广 (黄使肥料适合他的内卷化模式的尝试包含很多错误, 将在一个附录中讨论) 。施用豆饼需要的劳动力约为施用同等效力的粪肥所用劳动力的1/35到1/50, 但只为满足7.5亩水田的追肥就要花费约4.5两白银, 这在1750年前后足够供养一个成年男性一年所需 (Pomeranz 2000a, 98 n.140) 。显然, 如果一户农民严重缺乏现金,却拥有充裕的实际上是免费的家庭成员的劳动供支配, 他们是不会做出这样的购买决策的 (Pomeranz 2000a, 98—99) 。

在错误地声称我的论点以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的分离为基础之后, 黄接下来提出, 由于这一点, 我没能理解江南手工业和英国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差异, 特别是莱文 (David Levine) 论农村纺织工人的著作中的描述 (1985, 27—28) 。莱文确实强调, 如黄和我提到的, 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出现了一个农村无产者群体, 他们没有土地使用权, 要靠纺织劳动养活自己。因为这些人依靠非农业劳动生存, 他们不必等待继承到土地就可以结婚成家。他们离开长辈独立和早婚导致人口急剧增长。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而且长江三角洲肯定缺乏这样一个动力。但莱文在认为这些生产者不再依靠种植业的同时, 他也强调他们至少需要两个成年人的收入才能活下去, 并且通常还需要儿童劳动。他说:“由妻子儿女提供的追加劳动投入是原始工业化时期无产者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在初期产业工人的家庭经济中男人的劳动收入可能只占总收入的1/4”, 并认为原始工业经济中儿童从很小的年龄就可以开始挣钱, 这对他们家庭的生存能力至关紧要 (1985, 175、176、189) 。他进一步证明, 这些不拥有生产性资产的家庭迫切需要向市场提供尽可能多的劳动, 从而进一步压低了工资率(Pomeranz 2000a, 93, 引自Levine[1977, 58—87]。另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obhm 1981, 57、77—86) 。总之, 这是这样的一种经济, 用莱文的话说, 在其中“很多张嘴要靠几乎同样多双手的劳动挣来的收入供养” (1985, 176) 。因而, 认为莱文的著作能说明这些农村无产者必然比江南的纺织工人更富裕是对该书的一个误解。他所说明的是, 一种不同的制度结构允许年轻的手工业工人比他们生活在工资劳动较少的时期的前辈更早结婚——从更广的社会的观点看, 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这些原始工业家庭需要成倍增加收入才能生存的事实至少与另一个事实同等重要, 即这些收入中没有一项来自农业。

因而我所指出的莱文描绘英格兰和黄描绘江南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完全真实的。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像黄指责的那样, 把莱文的论题置换成一种“只是内卷的”论点 (2002a, 164) , 尽管实际上一些欧洲中心论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把原始工业化看作就发展而言的一个死结30。相反, 我的观点准确地说应该是, 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和中国都能看到动力和危机共存, 因此需要避免片面地在欧洲只看到动力, 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及发展中的危机, 只因为我们知道19世纪时各个地方是哪一种趋势取得了最后胜利。莱文在原始工业化中看到的导致现代工业的因素是:1.商业利润增长;2.商人控制发展;3.一支每年可以从事多日非农业工作的劳动大军的扩大, 在这个范围内存在着明显的、尽管并不完整的共同性31。肯定地说, 第一、二点存在于江南, 第三点有较多的争议, 尽管在笔记类文献中有明显趋势表明商人对地方纺织品市场有较大的控制 (以及生产者直接进行的商品交换下降) , 在远方市场的重要性提高的同时, 非正式的商标和质量标准肯定使商人变得更为重要32。正是黄没有注意到中国和欧洲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 在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只看到进步, 在另一部分只看到停滞。

此外, 黄假定, 在农业或原始工业中发现的无论何种劳动增加, 都不能由其他方面的任何减少抵消, 注意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由于向丝、棉生产转移造成的劳动惊人密集的实例中, 他隐隐约约地假设 (如他在书中所做) 做这些工作的妇女和儿童以前没有做任何现在被放弃的工作 (例如, 必须有人生产被棉布取代的大麻或亚麻布) 。他的著作解释了内卷化的一个进一步的重要含义, 因为, 按照他的理解, 农民家庭一直拼命要把大量充裕的劳动转化为哪怕是最微小的收入增长, 他们几乎不买任何自己能够生产的东西, 这意味着消费品市场极为狭小(1990, 91) 。另一方面, 德夫里斯的“勤劳革命”概念, 在承认实际工资性能疲软的同时, 暗示由于家庭向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 他们削减了为自己的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对自己时间的机会成本做出了反应, 并使购买商品节省的时间至少部分抵消了从事工资劳动增加的时间。这引导我们接下来开始讨论消费问题。

三 消费与人口

这里也需要一些相当冗长的推算, 但基本要点是相同的, 即黄忽视了方行论消费的文章中使用的方法, 从而弄错了它的含义:1.黄对于英格兰食品消费的经验性观点是错误的;一旦它们得到纠正, 我们就看到即使在大众消费最重要的领域, 江南也完全可以与英格兰相比。2.黄完全忽视了我对除粮食和纺织品之外的消费品种类的观点。3.黄从根本上曲解了我对江南棉布产量、输出和消费的叙述, 暗示我试图隐藏江南输出它生产的大部分棉布这一事实, 而我事实上是突出了它。4.即使对原棉和棉布的输出提出一个比我书中提出的更宽松的数额, 留在江南供消费的棉布仍然与英国的水平大致相当。5.黄依靠徐新吾的棉布消费估计来说明清代全盛期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刚刚可以维生的水平上, 是一种同义反复, 因为徐的数字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实际上, 徐并没有提供清代棉布消费水平的真实证据。6.尽管黄反驳了我对1750年全中国棉布消费的估计, 但与徐的估计相比, 这些估计更符合其他有较坚实基础的研究 (那些研究是黄本人也称赞并依重的) 和相当明确证实的事实。

黄和我一致同意, 对消费这个重大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太少, 而方行1996年的文章迈出了有用的一步。然而, 黄忽视了这个研究的局限性(2002a, 166—167) , 方本人则对这些局限性直言无讳。首先, 方观察的是极贫苦的穷人。他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数据主要来自《沈氏农书》和《补农书》中对无地劳动者消费状况的讨论, 他们属于社会最穷的成员。他没有做独立的收入估计, 并且基本上让自己限于为一些消费项目确定现金价值, 这些农书列举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雇工或是需要从地主那里得到、或是能够用他们的工资购买的这些项目的最低数量。此外, 尽管方假定典型的劳动者是一个五口之家的家长, 他却没有考虑这个劳动者的妻子提供的任何收入, 除了她为家庭成员织的布 (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 一个无地的劳动者养活不起一个五口之家) 。所以, 方的工作是为研究受雇佣者的消费提供了一个最低标准, 不是一个平均水平——他也没有自称它代表了平均水平。我利用他的研究指出, 在用于食品的收入比重方面,这个最低标准与在同样阶层的欧洲人 (包括英国人) 中发现的消费模式极为相似。黄的说法完全不能影响这一观点, 主要的欧洲中心论者的新研究加强了这个结论33。当然有可能, 江南人口中的极贫阶层比英格兰人口中的极贫阶层占的百分比更大, 但那有不同的意义, 而且也并不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有帮助——比如我撰写《大分流》一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哪个领域最需要新的研究——但黄在假定所有农民或多或少同样贫穷的基础上提出的全部主张, 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一般说来, 黄根本没有涉及我对消费的看法, 除了纺织品外 (下文将论及) 。特别是他忽略了我提出的关于口粮的证据, 这实际上在18世纪欧亚大陆的两端都是最重要的消费项目, 也是江南平均消费水平明显高于英格兰的项目34。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我也做了一个比较蛋白质摄入量的尝试——无疑用的资料极不充分, 特别是中国方面——发现对绝大部分人口来说, 这方面大概也没有大的差别。黄未加注解的相反的观点——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 “粮食 (面包) 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 (黄2002a, 153) ——会让《剑桥英国社会史》食品一章的作者奥迪 (D.J.Oddy) 大吃一惊。他的1787—1793年劳动者的数据显示, 每人每周的摄入量是9磅面包和0.5磅马铃薯, 辅以0.3磅肉、0.1磅脂肪 (包括植物油) 和0.5品脱牛奶。按热量计算, 肉类占这份膳食的5%, 奶占1.5%, 全部脂肪占3.1%, 面包和马铃薯占到了90%以上35。甚至奥迪收集的1863年的数据也只有0.9磅肉, 0.3磅脂肪和1.4品脱牛奶, 14.8 磅面包和马铃薯 (用1787—1793年的数据计算, 每人每天摄入49克纯蛋白质, 实际上低于江南劳动者可能的摄入量) 36。无疑, 在英国有一些人吃得更好, 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而农村劳动者, 如我们已经见到的, 仍然在人口中占最大比重。

实际上, 黄声称18世纪英国人的膳食中肉类、面包和奶制品占同等分量也会使J.C.德鲁蒙德和威尔布里厄姆(Drummond and Anne Wilbraham) 吃惊, 黄引用他们的著作作为支持其观点的公认权威, 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说这种话。就在黄引用的那些页上 (1939, 245—250) , 他们说, 18世纪初, 当时的年景相当好, 南方农村大多数劳动者每周吃一两次肉;到18世纪后期, 他们“如果一周吃一次肉就很幸运了”, 很少有牛奶。北方人在奶制品方面情况好一些, 但肉甚至更少。德鲁蒙德和威尔布里厄姆提供的一个北方劳动家庭的预算样本包括全家每年购买12磅肉;南方的样本包括26磅 (全部是咸肉, 因而可能脂肪多于蛋白质) 。所以这部著作像奥迪的著作一样, 肯定了我的观点, 即江南普通人的饮食累积起来完全可以与英国的同类人匹敌;黄引用它们证明与自己相反的观点, 真是不可思议。

除了食物, 我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各种日用品在西欧农村的流行, 既提到了大众消费增长的存在,也提到了它的限制, 并说明有某些迹象 (尽管这方面都是野史类的记载)显示中国各地农村消费中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但既然黄希望把争论集中于纺织品——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并且有相对完好记载的日用品, 那我就专门谈谈纺织品。

黄认为我对纺织品消费的讨论“极具误导性” (2002a, 166) , 主要是因为我采用的产量数字是英国和江南的。他说, 这会“再次忽视基本常识”:江南输出了它生产的大部分棉布。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也是这样说的, 我提到英国1800年输出的布匹约占其产量的1/3,江南棉布产量中输出的比例完全可能更高(2000a, 331) 。这使我的估计大致与李伯重的估计一致, 他估计江南产量中有40%输出 (李1998, 109) ,尽管黄更喜欢一个看起来产生于同义反复的较高的数字37。问题在于, 在提出更好的资料之前, 我们都是在猜测这个比例。所以与其假称有合适的、有独立基础的消费数字, 最好的做法还是比较产量数字,同时指出江南产量中应该扣除的供输出的比例是未知的, 但看来可能与英国处于同一水平。

黄实际上并没有质询我的产量估计, 这个估计依据的土地利用及棉花产量的估计与他的非常相似。然而, 他确实正确地指出, 如果所有这些棉花都变成本地消费的棉布, 会使这一地区居民的穿衣数量大到难以置信。重复一下, 我阐明了这些棉布并不是完全在本地消费。虽然如此, 对我来说, 也许不妨把我的江南棉布产量估计向下调整一点儿。正如我在书中所说 (2000a, 332—333) , 在这方面我的估计相当保守, 因为江南原棉的输入和输出量都无法确知并在不断变化。然而, 我们的确知道, 输入的原棉数量 (主要来自华北) 从17世纪的某个时候起, 随着该地区的纺织品产量增长而逐渐下降, 我们也知道18世纪江南的原棉输出逐渐增长。我现在倾向于认为 (主要原因与纺纱的劳动力供给有限相关) , 原棉净输出的扩大开始得比我以前认为的时间更早。但即使一些对江南原棉输出量相当激进的假设, 也仍然会使江南内部棉布产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论证方便, 假定江南到18世纪中叶完全停止输入原棉,所以输出就等于净输出。这些输出中大部分运往广东去换糖 (江南也向山东东部输出一些原棉, 但数量看起来不是很大 [许檀1998, 92]) 。让我们暂时假定, 江南所有的糖都用输出的原棉支付, 糖的消费是每人10磅, 双倍于我对全中国估计的上限,

按照黄的观点来看高得荒谬, 使黄一定会认为岭南的棉花消费估计高得过分38。一个简短的计算表明,1750年前后, 这一水平的糖消费甚至需要输出1.03亿磅皮棉才能够支付, 即人均3.3磅。这仍然会使江南棉布产量达到人均约11.2磅——现在大约比1800年英国各种布匹合计的产量低13%, 而不是高12%, 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肯定仍然足够接近39。

如果做出这个相当宽松的向下的调整, 减去可能用于棉衣棉被等等的数量, 然后假定用剩余棉花织成的布中有40%输出, 那么1750年的当地人均消费量仍然有6.6磅棉花 (加上一些丝) , 而英国50年以后的全部纺织品总和为人均8.7磅。总之, 消费的数字更难以准确确定——如我在一开始就说明的——但它们仍然支持基本的相似性。无论是黄还是任何其他人至今都没有对构成这些数字基础的江南棉产量估计值的产生方法提出问题。无疑黄会认为, 即使这个低得多的人均6.6磅的估计也会使长江三角洲的农民看起来穿得太好。但我们必须记住, 并不是三角洲上的每个人都是贫农, 棉布也不只是用来做衣服, 黄引用的徐的数字, 取决于人们认为一套衣被可以穿用多长时间, 而这些观念实际上来自20世纪 (无论如何, 这会随着地方标准、生活水平和棉布的质量而变化, 非常难以测算) 。因而, 这里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黄武断地不顾这些估计或它们指向的一般结论是正当的;他所提出的反向建议, 即应该简单地采用徐新吾的消费估计, 也没有任何论据支持。

此外, 在黄引用的段落中, 我比较的是中国和欧洲的布匹消费估计值, 不是江南和英格兰的。江南棉布产量中有多少用于本地, 多少用于中国其他地方, 不会对中国和欧洲的比较造成差别。黄用“令人难以置信的” (2002a, 166) 这几个字就打发掉我关于1750年前后全中国的棉产量接近于1900年的假设。这个假设实际上既难以证实, 也难以证伪。然而, 我在书中提出了许多论据说明为什么这似乎相当可能, 黄却没有说明他认为其中哪一条是错误的。此外, 我认为20世纪初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大致与18世纪相同, 黄自己也认为两个主要棉产区 (江南和华北平原) 的耕地面积在民国时期和清中期没有大的差异 (1985, 322、325;1990,342) (至少在华北, 后一个时期有更多的人口需要养活) 。读者可以在我的书中查看详细资料。现在我需要补充一个新的观点。

黄和我都正面引用了理查德•克劳斯 (Richard Kraus) 的著作——黄称它是一个“1870年代到1930年代几十年间主要趋向的令人信服的描述” (1985, 125) , 尽管现在他说, 由于依靠了克劳斯, 我没有提供1870年或1900年的“可靠数据” (黄 2002a, 166) 。克劳斯估计1900年的总产量为15亿磅, 从1870年的18.5亿磅降了下来。但1870年是华北捻军起义失败之后的第二年, 在蹂躏了江南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也只过了6年。一旦和平重现, 江南有多快恢复到太平天国之前的水平有不同意见, 但对那种认为1870年已经完全恢复的观点, 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此外, 三角洲西部许多以前的棉农此时已经转向丝的生产, 以适应由法国和意大利的桑蚕病害开拓的新市场。至于华北, 没有人认为捻军起义失败后的恢复特别快或特别完全 (首先是由于缺乏哪怕是稍稍能与长江流域的同治中兴相比的政府/绅士协调一致的努力) 。此外, 1870年在南直隶/鲁西棉产区中心地带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40。在这种情况下, 1870年的棉产量继续明显低于太平天国前的高峰看来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它低15%, 那么高峰就是21.275亿磅;在那种情况下, 1750年的棉产量可能是我所提出的15亿磅, 经过以后的几十年, 有可能提高40%以上 (由于耕地面积可能很少或没有增长, 这是个不坏的情况) , 然而也有可能回落到克劳斯引证的19世纪后期的水平。

如果这样一种估计大致不差,那么在我对18世纪的估计与黄和我都引用的20世纪的较低估计之间就没有矛盾。另一方面, 如果承认许涤新和吴承明对1840年的估计确实是正确的, 我们就被引入某种统计学上不可能的情况41。此外, 与黄所认为的相反, 这些估计和徐新吾的估计依靠的证据都极不充分。

徐新吾只引证了一条与全国棉产量有关的清代史料, 即一个身份不明的西方人推测1902年中国有约4亿人口, 每人每年使用3磅棉花 (1992,181) 。他对其他年份的估计, 黄说, 是“在精确可靠的1936年数据基础上”提供的 (2002a, 166, 着重号是我加的) , 但实际上徐并没有说明1936年的数据为什么特别可靠, 更不必说我们为什么应该接受他从它们倒推回去的其他年份的估计。徐1840年数字的计算方法是, 建构一个棉花“必需”消费量的绝对最低水平, 假定这个最低水平代表了实际的人均消费, 然后乘以人口;再以后, 为了最终得出1936年的较高数字, 假定1840年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缓慢的增长。徐确实引用了一部清代文献 (洪亮吉, 写于1753年) 提出的供基本生存所需的棉花消费水平估计 (洪所说的水平此前可以轻易达到, 但此时则比较困难) 。然后徐抛弃了它, 除了它比他的估计高2/3,以及“在残酷的封建主义剥削下, 我国农民不可能丰衣足食, 当然也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消费水平”外没有其他理由 (1992, 192—194、218) (当然, 洪的推测完全可能是错的, 但徐没有像黄一样把他的估计当做权威) 。

总之, 徐实际上没有努力去估计清代的消费水平, 只是根据从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做出的一个推论, 假定大众消费处于维生所需的最低水平;这使黄依靠徐来证实这一点完全变成了同义反复。当然, 黄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徐的数字对1750年也适用。此外, 一般说来, 在中国 (如果不是在江南) , 我在书中省略的苎麻, 对人均纺织品供给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增量, 尽管从14世纪起棉花逐渐取代它成为主要衣料, 但迟至1914—1918年, 中国每年仍然生产约20亿磅苎麻, 即人均将近4磅 (许和吴2000, 124) 。所以在黄的论证中看不到什么理由应该放弃我对中国纺织品消费及其与欧洲水平如何相似的观点。

进行消费比较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收入的比较。马德斌最近依据完全不同的数据和一种不同于我的方法证明, 一个“保守”的估计会使18世纪长江下游核心区的人均实际收入达到西欧的94%, 英国的80%。由于马的“长江下游核心区”的定义包括了一些不在我定义的江南范围内的相当贫穷的地区 (他列入了浙江全省, 包括该省西部的山区) , 他的方法产生的结果甚至使江南和英格兰之间更为接近。这特别令人感兴趣, 因为马的许多资料和方法来自麦迪逊 (Angus Maddison) 的著作, 而后者认为到1400年时,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方面已落后于欧洲;但正如马所言:“即使使用麦迪逊的估计, 把中国的地区性差异综合起来,仍然能够提供支持加州学派42的证据” (Ma 2002, 16—17) 。如果实际收入比较接近, 消费总量就不可能像黄认为的那样差得太远。

以此为背景, 也可以如我所喜欢的那样着手解决问题, 通过观察不同人群的消费, 然后尝试把它们加在一起, 得到一个总体描述, 同时考虑总收入及其分配。这样做有很多障碍, 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我们对收入在江南 (更不必说全中国) 不同人群中的分配知道得太少, 以至无法与英格兰进行精确的比较 (2000a, 136—137) 。然而, 我们能够有一个开始, 并且这种做法再一次倾向于肯定我的而不是黄的观点。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 黄接受了我 (根据《沈氏农书》中描述的农业工人的食谱) 关于17—18世纪江南农业劳动者吃的大概与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好的观点, 以及我提出的方行估计的农业劳动者的总消费中用于基本口粮的比例 (约55%) 大致与英格兰的同类劳动者相同的意见 (Pomeranz 2000a, 137;黄 2003) 。差别在于, 他声明, 农业无产者只代表英国人口中特别贫穷、因而不具典型性的一小部分, 而江南大部分人口生活得并不比无地的农业工人好多少。根据我们对这两个社会的了解,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黄关于江南几乎所有人都吃同样食物的说法是对的, 那将会破坏他的立场而不是加强它。因为人类通常大量需要的只是淀粉, 基本热量需求得到满足的人一般会把新增收入用到其他东西上;但在达到那一点之前, 他们将首先选择粮食。农民, 即使是佃农, 收入肯定比农业工人高, 例如, 在艾伦的电脑模拟中, 江南一个佃农每劳动日的净收入约为农业工人日工资的3倍43, 同时伴有稳定工作带来的更好的保证。此外, 佃农与雇工不同, 通常有能力成家——如黄本人所说——我们也看到妻子们能够挣到超过她们自己生存所需的收入, 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差距。自耕农不必缴纳40%—50%的地租, 在缴纳15%左右的赋税后 (Bernhardt 1992, 43—46) , 仍然有较高的收入, 一小部分拥有土地超过自耕数量的人收入甚至更高。如果这些境况较好的人群与农业工人吃同样的饭食, 那将意味着工人的饭食如此令人满意, 以至那些吃得起更好饭食的人认为不必这样做。果真如此, 那将是一个比我根据方行文章提出的有节制的观点远为激进的“乐观”形势。我的观点是, 与无地的工人相比, 全社会收入中用于粮食的百分比应该更低。

在英国方面, 可以同意黄的主张, “那些吃得起肉食的人”比农村工人吃的肉食多 (2003) , 因为, 如我指出的 (Pomeranz 2002, 566) , 农村工人平均每天吃不到1盎司肉。但有多少英国人吃得比农村工人好?黄没有提供细节, 他引用的那些论著也没有论及这个命题 44。黄还混淆了两个论点——确实的阶级差别和不确定的城乡差别。黄声称只有“乡村工人”吃一种缺乏蛋白质的饭食, 而奥迪 (1990,270) 明确说明, 没有证据显示18世纪城乡的膳食存在差别;克拉克、休伯曼和林德尔特 (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指出, 在1837—1841年 (当时开始有明确的可比数据) 和1863年, “农村工人比伦敦的工人消费了更多的来自谷物、牛奶和乳酪的卡路里和蛋白质, 显然也消费了更多的来自绿色蔬菜的维生素” (1995, 228) 。所以城市工人吃得并不比农村工人更好, 或许还更坏。由于1801—1803年“从事耕作的工人”占了人口的15.5%, 而占户数24.7%的普通工人, 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业”工人,接近人口的40%。如果加上收入比农业工人低2/3的处境凄惨的20.1%的人口 (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400—401) , 大约将近60%的人口吃得不比奥迪的样本好。还有11.1%是士兵或水手;1811年的海军膳食比奥迪的样本好, 但并不明显(Drummond and Wilbraham 1939, 465、467) 。

因此, 全英格兰蛋白质消费平均水平只略高于黄视为非典型而放弃的数字。至于牛奶, 霍尔德内斯(Holderness) 被普遍接受的估计是1800年全英格兰每人每周0.9品脱, 相当接近奥迪的农村穷人0.5品脱的数字 (Clark,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 231) 。霍尔德内斯关于乳酪的权威数字是每天刚刚超过半盎司 (1989, 165—170) 。只有肉类, 1800年的每天4.3盎司 (Holderness 1989, 155—160) 是全英格兰数字中比工人的数字高得多的, 只要有一个相当小的人群大量食肉就能轻易达到这个数字 (例如20%的人平均每人1磅, 11%的士兵和水手每人7盎司) (另见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 230) 。这绝不能证明黄认为英国人的膳食十分优越的观点正确, 特别是由于江南也有少数富人吃得非常好, 还有一些蛋白质来源 (例如豆腐) 在英国没有同类产品45。最后, 就卡路里总量看, 1790年前后中国每个等成年男性仅从谷物中获得的2 651千卡 (Pomeranz2000, 39) ——江南或许更高——就足以与英格兰从所有食物中获得的2 700千卡相比 (Fogel 1992, 268—269) 。

在摆脱了黄的英格兰农村工人的膳食极不典型的观点后, 我们可以转向比较一般的消费。这里我与黄相反, 认为农村无产者的消费模式在英格兰可能比在江南代表了社会中更大的比率。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的指标是, 人口中有多大部分其收入接近于农业工人的收入。林德尔特和威廉森估计以“从事耕作的劳动者”为家长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31英镑;占总户数48%以下的各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40英镑, 其中将近20%的乞丐和游民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仅有可怜的10英镑 (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400—401) 。因而大约有50%的家庭收入为农业工人家庭的1.3倍或以下, 这底层的50%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2英镑, 即低于务农劳动者收入的30%。将近75%的家庭收入是农业工人的1.8倍 (55镑) 或以下;这一巨大的群体平均每年挣30镑, 略低于农业工人的平均数。

江南大部分居民是佃农和/或自耕农, 他们的收入超过无地雇工的幅度可能更大。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甚至佃农每天工作的收益也相当于农业工人的3倍。使用强烈偏向雇工的假设,我们可以把家庭收入的差距缩小到2.2∶1, 但仍然使江南佃农 (自耕农则更不容置疑) 高于农业工人的幅度远远超过英国25%以外的所有家庭高于“务农的劳动者”的幅度46。

所以, 研究黄的问题从经验上加强了我的立场。江南和英格兰工人的膳食以及他们的收入花在粮食上的比重都是相似的。江南的大部分人 (佃农和小农) 吃的或许多少比无产者好, 也能买得起更多的粮食以外的其他物品。英格兰的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 (1801—1803年, 位于下层的48%的家庭挣到国民名义收入的11.5%, 下层73%的家庭合计占24%。据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401—402页计算) , 城里人的膳食也不比农村人好。城市工人或许的确把他们收入中的更大部分花在非食物商品上, 但这通常代表城市的生活费用更高, 而不是生活质量更好。

如果江南约15%的居民是乞丐和游民, 另外15%是无地的雇工——两个数字大概都偏高47——可以认为两个社会中最下层的30%人口生活同样悲惨。但英格兰还有20%的人收入平均只比农业工人高30%,另外25%的人平均高出不到80%, 而在江南, 收入可能远高于农村无产者的人群会迅速扩大。因而, 江南社会中接下来的45%可能生活得更好。从那一水平向上, 英国人的收入增长迅速, 以至这顶层的1/4中大部分人可能比江南人生活好, 或许甚至足以使全英国的人均收入及消费超过江南。最近的研究表明, 英格兰的收入分配甚至比上文所用的名义收入数字更不平均 (Hoffman, Jacks Levin, and Lindert 2002, 341—343) ,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定, 当然也没有偏向。对这一广泛的尽管是有缺陷的资料, 黄仅仅是提出了简单的反对。

在能够更全面地证实我对消费问题的看法是否正确之前, 肯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值得一提的是, 事实上我确实说明了18世纪西欧最富裕的地区在很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并且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2000a, 153—157) , 我也希望我的书将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做出贡献。然而, 黄坚持认为在进行任何详细研究之前已经知道答案, 这样只会使我们一事无成, 而对纺织品这一重要问题, 我认为始终有相当稳固的基础。

在我看来, 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巧妙地解释了黄对他们获奖作品批评中的很多误差。他们的计算, 即如果采用黄首选的出生率数字——这对他认为人口控制是通过马尔萨斯压力而不是生育控制的观点非常重要——并把它与我们知道的死亡率结合, 中国人口就会从1700年的2亿到1900年超过100亿, 作为对黄关于社会及人口动力全面叙述的一个驳斥特别引人注目 (Jam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pbell 2002, 603) 。

然而, 这里值得加上一两个非常具体的与我自己著作相关的较小的要点。黄对一个马尔萨斯主义的死亡驱动的中国人口史的偏好留给我们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 特别是在关系到江南时。我们知道这一地区从1750年到1850年人口几乎没有增长, 同时全中国人口可能翻了一番48;甚至黄可能也会同意, 江南有中国最高的生活水平。如果生育控制不起作用, 能否得出这个特别繁荣的地区也有比这个国家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死亡率的结论?当然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伊懋可 (Mark Elvin) 最近提出, 一些边疆地区的居民比江南居民更长寿, 尽管生活更贫困, 因为那里一直有无主的资源使他们能够在迫切需要时倚之生存 (1999, 142—173) 。但即使这种情况最终证实对某些边疆地区来说是事实, 黄是否需要实际证明它对于华北平原或长江中游人口密集地区来说也同样是事实?因为这些地方在这些年中也经历了比江南更为迅速的人口增长 (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遭遇了更多的灾难) 。这里肯定也存在着尚待解决的难题, 迫切需要有新的数据, 但黄先验地推论内卷化必然推动这段历史, 导致了不真实的结论。最后,就我们确实想使人口成为这段历史一个重要动力的意义上说, 像我所做的那样, 以1750年以后中国很多不发达地区非常迅速的人口增长为焦点, 而不是以江南本身相当缓慢(约1393—1750) 并且后来极为缓慢 (约1750—1850) 的人口增长为焦点, 是否没有意义?

四 回到大背景来:19世纪及其后

重新解释现代经济的诞生比重建18世纪经济的各种细节必然需要更多的推测, 但对这些细节新的理解使这个任务成为必要。在一系列引起争论的文章中, 杉原薰 (Kaoru Sugihara) 把最近500年全球经济史分成了三个阶段, 帮助把人口、劳动密集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放入一个新的视野中。如果这个世界结束于1820年, 他告诉我们, 一部此前300年的全球经济史就会以“东亚的奇迹”为主体, 它通过把劳动密集、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技术结合在一起, 使数量前所未有的人口生活水平保持略有提高。英国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口或许通过一条不同的道路, 以人均水平衡量生活得稍好一些, 这可能值得在结尾处占简短的一章 (我还要加上一句, 根据最近发现的劳动投入增长方面的证据, 甚至这条英国的道路也要到更晚些时看起来才有所不同) 。到1945年, 这部大历史看上去完全不同了,与我们大多数人伴随成长的历史相似: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欧和新欧洲的成功, 这种成功以非比寻常的迅速的技术革命加上人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空前投入为基础, 使人均消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到2000年历史看起来又有所不同, 东亚再度提供了产出总增长中的大部分, 一些地区甚至以人均指标而论也追上了欧洲。杉原薰还指出, 东亚发展的新浪潮走过的道路,表现了东亚传统 (包括一场勤劳革命) 和欧洲特征的一种融合, 而不是简单模仿在西方起过作用的东西 (1996, 2000) 。

杉原薰表述这个问题的方式提醒我们, 历史分期问题关系重大, 要说明贯穿一个时期的一条具体的道路在以后的时期怎样激活或 (特别是) 阻碍可能的发展必须非常小心。它也提醒我们, 尽管经济上的现代性最终必然要求以体现为新技术的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单位劳动力产出的增长——黄把这一点看作发展的全部内容——但实际上同样需要其他变革和很多可能的模式, 以及它们可能由以发生关联的顺序。这里值得考虑人口密集的日本的情况。

黄勉强承认德川时期的日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证明一个劳动高度密集的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并不矛盾;然后他试图最小化这一事实的相关性, 说18世纪的日本没有出现人口增长, 而中国增长了不止一倍 (黄 2002a, 159—160) 。但真实情况是, 1750年以后的江南人口像1730年以后的日本人口一样增长得非常少;此外, 甚至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零增长之后, 畿内——日本最发达的地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仍然是江南的3倍左右49。尽管在某些方面日本的先进地区显得比江南更繁荣, 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它们或许更差, 例如人均食物供给, 看起来或是低于江南或是低于全中国的大部分估计50。所以江南并不需要与畿内完全同样的发展机会, 但它们很多共有的特征具有启发性——单位面积高产量、广泛的商业化 (尽管与中国或西欧大部分地区相比, 日本的制度在理论上看起来甚至更不像一个合乎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 、主要出现在农村家庭的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 等等——而畿内可能面临甚至更为强烈的地方性资源压力。

那么, 为什么应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人口增长 (更不必说江南1750年以后极为缓慢的人口增长) 正在驱动一个必然走向灾难的内卷化过程?黄强调“19世纪中期”明显存在由战争、旱灾和其他灾祸“造成的可怕的生命损失” (2002a, 171) 。我对此并不否定。相反, 我认为能够使一个相当富裕的18世纪与无疑存在于20世纪初的普遍贫穷协调起来, 而对严酷的19世纪进行分析对我这个观点相当重要 (尽管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 衡量事物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的不同尺度———例如, 一方面是死亡率, 另一方面是非食物商品的消费———不一定按固定的顺序变动) 。但流血冲突和其他灾难的存在并不能单独确认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其根源, 比方说1914年到1945年间中欧和东欧的巨大杀戮及领土冲突, 不能实质上自动确定1914年以前的人口过剩 (很多当时人都意识到这一点)要对那些流血事件负责。现在我们回到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非常基本的并且至今未解决的问题上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19世纪政府的失败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政府的哪些部分 (有人可能会说明为什么要重视君主制、军队、满汉关系、地方行政或和丑闻时期及其后文职机构的更大影响———这些因素与黄和我研究过的各种一般民众的社会经济问题可能存在的联系程度会完全不同) ?我们是否应该集中注意帝国主义和鸦片, 注意各种社会和经济动力, 无论它们在某一方面可能起过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但对清代财政体系和行政管理结构施加了无法承受的压力, 因为这个体系没有发生足以与它们保持同步的变革;或者注意一个部分源于人口压力的社会经济生态危机?

黄在18世纪后期中国存在大量极贫人口这一事实中, 看到了一个正在无情发展的社会危机的明显迹象。这当然是事实, 但这个事实早已存在, 并且当时到处都存在。他引用洪亮吉和陈宏谋的话, 他们认为情况正在日益恶化(黄2002a, 172—173) , 但是并不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指的是江南;当时其他的人, 例如黄安 (Huang An, 音译) , 认为江南民众的物质利益不断改善, 甚而 (像陈宏谋在其他场合那样) 指责由于普通百姓生活放纵致使道德沦丧 (黄安 1816, 转引自Shih 1992, 160; 陈 1962, 68) 。简单地引证个别奇闻轶事不会使我们有太大进展, 如李、王和康在对黄的应答中所强调的 (2002, 601—602) 。在这一点上没有证据证明极贫人口的数目比总人口增长更快, 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绝望, 或者在一个肯定不够完善的综合性劳动力市场中, 失业游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必然对那些确实有一块土地、一份可靠的租佃契约或其他有工作保障的人的挣钱能力造成向下的压力。

代替直接证据, 黄用指出卖妻现象的存在尝试建构全面的社会危机框架, 这是苏成捷 (Matt Sommer) 正在详细研究的一个课题, 无论苏的著作最后可能得出什么结论, 黄为这篇文章使用的卖妻案例都是非常软弱的。他提出了一个来自3个县——没有一个靠近江南——150年间628宗法律案例的样本, 即使在它们所在的县中, 看来也不大可能代表待处理案件之数量51。他发现其中10%处理的是妇女买卖, 并断定这个比率对18世纪末全中国的法律案件都有效;然后他武断地建议用这类案件的数量乘以20或100, 得到卖妻的实际交易量 (黄2002a, 171—172) 。即便如此, 使用他最宽松的估计, 这类案件在任何已知年份也只涉及不到1%的人口。此外, 这些案件中有很多涉及的丈夫看来长期患病或是残疾人;苏成捷的书中有一段话提示了他当前正在开展的工作, 他指出:“法律档案中被遗弃的妇女, 或由于丈夫残疾 (着重号是后加的) 而无力供养她们的妇女, 求助于卖淫、通奸或再婚的案例过多。” (Sommer 2000, 318) 这些人的生存方式有其自己内在的重要性, 但对于理解健康穷人的收入趋势或水平作用有限。

但为了论证方便, 让我们承认中国19世纪的大灾难肯定源于一个此前已经随着人口增长而在一段时间中缓慢积聚起力量的社会经济—生态危机。实际上, 我自己对1750年和1900年间非粮食项目消费下降的观点也暗示某种严重的衰退趋势, 尽管不是一个已经稳定存在了数百年的趋势。这仍然不能确认这一危机在中国各地同等严重, 或采取同样的形式。实际上,我的论证——江南以工业品与其他人口迅速增长并发展起自己的纺织业的地区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下降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含义是要说明, 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可能主要处于三角洲外部, 但对三角洲产生了强烈影响,多多少少与欧洲形成了对照, 后者输出工业品和人口同时输入初级产品的能力不断扩大。在我尝试解释中国19世纪的问题时, 人口增长确实起了作用, 但如果要把人口作为动力, 则最好是集中注意那些人口迅速增长的地区 (不包括江南) 。

接下来, 黄的一个错误是, 他没有觉察到对某些时期的判断, 我们实际上有一些共同基础这一事实。中国的——如果不是三角洲的——人口增长, 在我看来确实是19世纪不断增长的压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我在这本书和其他地方所说, 尽管这些压力完全可能在它们引起一种更直接的马尔萨斯问题之前 (即使事实上它们曾经引起过), 就使政府维持秩序和基层结构的能力遭到破坏。其他地方的那些压力最终的确在江南表现为以工业品交换稻米和木材 (这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把它丰富的熟练劳动和相对丰富的资本变成稀缺的土地的替代品的一个方法) 的能力下降、漕粮附加运费负担不断增长, 最后终于以广西“光棍”武装入侵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某个时刻, 当通过贸易缓冲人口压力变得更为困难时, 江南确实发现在缺乏现代投入——这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实现——的情况下, 增加劳动几乎不能再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多少。非常奇怪的是, 尽管黄针对我的观点提出, “土地的产出是不会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而无限增长的” (2002a, 157) , 但看起来正是他而不是我做了那样的假设。他认为由劳动密集和大致不变的人均产量构成的同一个基本过程在14世纪已经开始, 并穿越19世纪的危机时期一直保持到1980年代。在棉花问题上, 似乎引导他的是同样的设想,他无视我的1750年以后全中国人均产量下降的假定, 不顾人口膨胀, 而同时没有证据表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也极少有证据表明耕地面积扩大的事实。实际上, 我在书中 (290—293) 简要回顾中国1800年以后的长期趋势时, 对在一个劳动高度密集的体系中兼职农业劳动者完全脱离农业的困难做了一系列说明, 这些困难与黄在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观察到的没有什么不同52。

但劳动者完全与土地分离的重要性以大型机械化生产设备的存在为转移, 这些设备必须集中使用, 并/或需要有十分昂贵的固定资产,以至不允许它哪怕是短暂的闲置。有许多实例显示, 其中一些已经引用过, 这并不是早期工业化的一个一般必要条件。例如, 在法国,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 工业劳动力中仍有很大比重在农忙季节干一些农活——当时的资本密集度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初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 法国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超过了英国 (Postel-Vinay 1994, 65—66、72—74、78—79; O'Brien and Keydar 1978, 91) 。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例子甚至更清楚, 尽管在它们开始工业化时 (分别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叶) 已经可以得到资本更为密集的机器53。而最近20年中国各地农村实现的令人晕眩的发展带着明确的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目标 (Ho 1994, 1、4、6、280) , 所以在迅速发展的乡村工业就业的人中, 有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属于还从事某种种植业的家庭, 他们很可能在农忙时帮助家庭工作 (实例见Ho 1994,1995) 。发展经济学家现在如此感兴趣于把这些东亚经验作为一种模式的一个理由, 正是由于它们没有卷入一种明显的种植业和原始工业的家庭 (或地区) 分工, 而是经历了农户内部收入来源的多样化, 这种多样化富有弹性, 在缓和市场打击的同时鼓励风险 (Francks 2002, 33—55, 特别是33—36页) 。同时, 欧洲工业化的历史也依据扎贝尔和蔡特林的著作做了修正, 该书阐明了甚至在欧洲, 有弹性的生产也重要得多, 以巨额固定资本为基础的批量生产的刚性模式则比在古典模式中更少占优势 (1985, 1997) 。

此外, 一个由混合职业的经济构成的相当简单的模式 (例如江南) 表明, 黄宁愿忽视的不同商品的比较价格有着重大意义。下图包含了一个与我书中的图解 (2000a, 291) 类似的图以及前文已经简短讨论过的内容。

曲线MPPA代表在一定的土地供给、技术之类条件下, 农业劳动追加投入 (假设用于水稻种植) 的实物边际收益逐渐减少。直线P1代表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追加投入 (假设用于纺织业) 的边际收益, 按照一定日期流行的米价和布价换算成米。当曲线MPPA 落到P1 及其以下的水平时, 一个农户把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就不再有意义, 它转而把劳动投入手工业。P1—L1所代表的劳动总量可以分为两段:在与MPPA相交点左边的一段代表投入农业的劳动数量, 右边的一段代表投入手工业的劳动数量。当布价相对于粮价明显下降 (如我认为它在1750—1840年间的趋势) 至P2线上时, 曲线MPPA与那条线相交点之前的长度就会更长, 人们因此会把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 (正如当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开始得到较高报酬时可以预期的那样) 。如果这里讨论的人能够或者愿意工作的总劳动时数是固定的, 那么供给手工业的劳动就会收缩一点 (Y—L1比 X—L1短) , 如果他们绝对必须得到一笔数量确定的收入, 而这在L1点上又无法满足, 他们就会不仅干更多的农活,还要做更多的纺织工作, 总劳动供给就会移动到L2。注意在没有发生重大技术变革的情况下, 这一体系是由相对价格——主要与贸易条件相关——驱动的。我们不必借助于江南自身逐渐强化的人口压力来解释劳动密集, 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750—1850年间人口压力几乎没有增长, 1850年以后那一压力肯定发生过急剧下降, 直到1950年以后下降趋势才完全停止54。

这个模型还将说明相对于农业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重大意义。正是在那个变量提高时 (从 P2到P1) , 一个区域将出现与农业在绝对意义上的分离, 而不止是百分比, 以及由于特别低的边际报酬而放弃农业。然而, 当手工业相对生产率下降时,农业和工业中都可能继续发生劳动密集。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工业技术和贸易。

从这个模型回到历史事实上来,工业技术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在书中对此问题的论述比一部综合性的工业革命史要少, 因为相对来说我几乎没有什么意见可以添加到一大批专论这一问题的著作上, 也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人忽略这一因素之重要性的迹象。然而, 第二个问题是贸易, 特别是与一些区域之间的贸易机会, 这些区域可以提供数量庞大的土地密集型初级产品, 用来交换核心区能够大量生产的劳动密集型和/或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品。毕竟,当一个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工业品 (无论是通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还是通过更多的劳动投入) 并需要更多初级产品 (由于人口增长、消费增加、本地生态环境恶化、放弃生产率低下但并非零的农业工作、或者这些因素的任何结合) 的区域, 遇到的是静态的工业品市场和/或静态的可输入初级产品的供给时, 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手工业品的价格就会上升。结果将是使工业生产率相对于农业生产率降低 (因为以农产品衡量的每单位工业产品价值减少了) 、阻碍发展、把整个经济推向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密集度都更高的方向。

如我在书中所说, 这正是江南1750—1840年间发生的情况:它在华北、长江中上游和其他地区的贸易伙伴经历了迅速的人口增长和棉布产量的巨大增长, 因而既减少了可供输出的粮食和木材剩余, 也减少了对江南纺织品的需求。同样可能的是, 尽管尚未证实, 一些运输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使长距离贸易蹒跚不前 (Pomeranz 2000a, 247;2000b, 50—53) 。由此引起的纺织劳动相对于水稻种植价值下降 (我估计这一阶段这种下降在25%—50%之间[2000a, 323—326]) 对江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后来出现的机器的竞争甚而使这一价格压力继续加大) 。生产质量较高的棉布部分抵消了这一纺织业收益向下的压力 (李1998, 108;方1987, 92) , 这种生产可以视为一种轻微的技术进步;但这可能需要更多的劳动, 并始终没有充分抵消江南局势的恶化。如上所述, 吴和许提供了一些19世纪纺织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模糊证据, 但这些证据是粗略的。江南织工保有他们的大部分市场, 但可能是以艰苦劳动的增加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 徐新吾认为, 到20世纪初, 那些仍然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日上升到305天 (徐1992, 469) , 尽管家庭纺纱这个纺织工作中最耗费时间的工序已经被极大地削减。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当轻工业品市场供过于求, 纺织劳动收益下降时, 为什么江南没有发生向重工业的更大转移。无疑有多种因素,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到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短缺——后者在我的书和李伯重最近研究江南工业的书中都得到强调 (2000, 272—342、455—523) ——但没有理由把它归咎于农业生产率的退步, 铁业工人必须吃饭, 但纺工和织工亦是同样。此外, 即使在1800年江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也与英格兰的相等;相反, 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它们在19世纪的工业化都给人深刻印象——在19世纪初农业劳动者的产量都远远落后于英格兰 (德国是英国水平的47%, 法国是英国的58%, 比利时是英国的77%;德国和法国1750年甚至更为落后。参见Allen 2000b, 20) 。在这种情况下, 把江南没能在19世纪进一步工业化视为几百年持续“内卷”的结果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1750年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包括了贸易、资源和技术因素在内的关联过程, 正是这个过程阻碍了重工业和机器工业, 同时使手工纺织业生产收益越来越低。

所以在观察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时, 黄和我实际上有某种共同的基础, 尽管我认为这一阶段非常特殊,而他认为这一阶段比较平常, 当然, 对于解释这些事件的机制我们也有分歧 (他把三角洲西部许多以前的棉纺织业劳动者1860年以后转入丝业看作一个继续内卷化的实例,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不同, 我对此产生怀疑, 既由于这个运动开始于一个人口密度最低的时期——太平天国即将结束——由于国外的强烈需求, 中国丝的价格看来高到足以提高每工作日收益的程度55) 。

与江南不断恶化的贸易环境相比, 英国不可能更为严重。新大陆的输出有巨大发展——如我所证明的, 以该地区显著的生态恩惠和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安排为条件, 包括奴隶制和英国对海军及海运的巨大投资。拿破仑战争时期及其后欧洲大陆重要地区的制度改革也放松了对从那里输入产品的供给方面的限制, 尽管这些变化用了很长时间才发展到这个大陆上某些土地最充裕的部分 (如俄国) 。土地密集型产品输入数量激增, 使英格兰得以经历一个巨大的人口高潮、提高人均消费并使制造业比以前进一步专业化, 同时没有遭遇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通过这种贸易, 英国农业在必须满足这个国家飞速上升的纤维需求方面得到了解脱, 它也逐渐 (1846年以后不再这样逐渐) 解脱了满足大部分食品需求的要求。没有这些“虚拟面积”, 如埃里克•琼斯对它们的提法

(1981b, 82—84) , 和更普遍的贸易繁荣, 英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即通过减少劳动使利润最大化 (并增加每劳动日的产量) ,而不是使农业总产量最大化——几乎不可能提供全部的需求。在我之前有别人也看到了这些 (如Thomas 1985,729—753) , 但这一点看来值得再次强调, 因为把英格兰 (或欧洲) 与更广阔的世界区别对待的理由常常把它掩饰起来。

煤的历史有类似的作用, 尽管根源不同。就在英国的农林业停止提供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纤维时, 也停止提供它的大部分燃料。正如里格利 (Wrigley) 所阐述的, 如果英格兰必须通过木柴和木炭为家用和工业发展提供燃料, 它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英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 (1988, 54—55、80—81) 。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 江南的情况再一次正相反, 那里每年生长的植物仍然是燃料以及食物、纤维和建材的主要来源。实际上, 随着输入的衰落, 江南自己的土地作为所有这些必需品的一个来源可能变得更为主要;而在土地供给有限的条件下,这些不断增强的需求只能以劳动极为密集并且有时会破坏环境的方式满足56。此外, 英格兰煤业革命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远远超过了关系到松解土地/资源紧张的那些巨大的影响,这些作用源于它与蒸汽动力发展、运输革命、钢铁生产和军事实力的密切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议的不是我对所发生情况的描述, 而是我对它们的解释。然而,黄对我的解释的关键部分叙述是错误的。我当然不认为英国煤业的兴盛是“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黄没有提供引文) 。相反, 我谈到英国长期用煤的经验, 既与相当早的滥伐森林相关,也与煤矿有很多可见的地表露头相关, 同时提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产量极为迅速并加速的增长, 1700—1750年增长了70%, 1750—1830年增长了500%, 1815—1900年增长了1400% (2000a, 61、283) 。我也不认为这一切全是由于“煤炭和殖民地的历史机遇, 而且仅仅是这一点” (黄 2002a, 175, 再次没有引文, 并说这是我“造成的印象”而不是我说过的话) 。相反, 通过强调如果没有蒸汽机抽水, 英国煤业不可能兴盛, 强调蒸汽机的逐渐改进与英国在精密仪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造成的技术发展密切相关, 我阐明了地理上的幸运并不是全部历史 (Pomeranz 2000a, 61—62) 。

我真正的主张是, 幸运并非无关紧要。在一个还没有专门探矿技术的时代, 煤必须以很大的数量呈现, 有足够的露头, 才能使人们知道怎样寻找, 并习惯于使用它。煤矿比较接近一个巨大的迫切需要燃料的都会 (暨手工业中心) , 这个都会在一个较早的时候已经耗尽了木材供给, 其居民最终不顾煤的环境代价(有些事情欧洲其他许多地区至今不会容忍) 接受了其日常供热的用途, 大有益处。同样有帮助的是,英国煤矿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抽干水 (以蒸汽为动力的抽水机为此而完善) , 而不是怎样防止瓦斯自燃, 后者在位于比较干燥地区的煤矿 (包括中国的大多数煤矿) 至少是一个同等紧迫的问题 (余明侠1991, 23、27) , 而在英国各种技术和好运共同协调作用。初期的蒸汽机如此浪费燃料、难以移动并具危险性, 以至除了坑道口不值得安装在任何地方, 坑道口的燃料基本上是免费的(因为它们能够利用不值得运输的小煤) 。发现早期蒸汽机有某些用途对人们不断改进它们可能十分重要——而一旦得到改进, 它们除了抽出矿井中的水外,还开始解决大量问题。煤从根本上使得用节约土地和劳动的方法解决老问题成为可能;煤加上蒸汽机为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方案, 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由运气构成的历史, 但运气很重要。

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黄所说, 中国确实有丰富的煤蕴藏量,但绝大多数在西北, 距离太远, 以至在铁路时代之前对江南没有任何益处。赖特 (Tim Wright) (黄引用了他的话) 提到, 即使在20世纪初, 西北的煤价仅在煤矿到50公里以外的河岸之间就增长了4倍 (Wright 1984, 9) 。9个南方省份只占全国煤蕴藏量的1.8%, 11个东部省份 (与南方省份有部分重叠) 占8% (孙敬之 1988, 93) 。距江南市场遥远不仅把运输费用抬高到令人不敢问津的程度, 还意味着远离熟练工匠的集中区, 这些工匠能够帮助解决其他方面的技术问题 (那些无论如何并不特别需要强有力的抽水机的问题) 。同时, 江南找到了减轻日用燃料直接短缺的其他方法:贸易、利用农作物秸秆、用铁锅烧饭、重复利用铁等等——没有人能知道一个煤/蒸汽组合会打开多少道新的门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如果没有煤, 伦敦甚至无法满足日常家用燃料需要, 而从结局看, 正是这一事实可能构成了英格兰好运的组成部分。

这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自称它已解决。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江苏北部有几个煤矿通过水路向江南运送了一些煤, 尽管没有一个距离近到足以产生较大影响 (2000a, 65) ;还有一些煤矿向北京供应煤,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尽管小得多的市场(Naquin 2000, 433) 57。在这些例子中, 我也提到政府对大型煤矿的矛盾心理 (主要是担心年轻男子大量集中)起了进一步的抑制作用, 这与运气没有关系 (2000a, 64) 。然而奇怪的是, 黄把1896年以后供应汉阳铁厂的湘赣边界山区的萍乡煤矿作为一个“很容易就可以供给长江三角洲”的煤矿实例 (黄2002a, 175), 因为正是他引用的那篇文章指出, 一些严重的运输问题必须通过18世纪甚至难以想像的技术 (包括电气和铁路) 的帮助才能克服(Hornibrook 2001, 213—226) 。大体说来, 无可怀疑, 一系列地理机遇与人为因素的结合, 使矿物质燃料开采在江南比在英格兰更少可能发生突破, 而不需要像黄那样, 假设中国燃料需求不足是由于普遍的不发展。

总之, 我并没有主张煤与殖民地的机遇是大分流的全部历史。我引以为荣的是罗威廉 (William Rowe) 所说, 这个论证“时时表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多重要素” (2001, 408) ;如我所阐述的, 甚至煤和殖民地也并不只是运气问题。尽管如此, 我的确认为中国/欧洲和江南/英格兰的比较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因素被估计过低。我也确实认为这个分流, 尽管并不是1800年以后突然出现, 但出现的时间比很多学者认为的晚得多。如果我们让回溯性知识——到19世纪中叶, 经济分流已经极大地遮盖了相似性——抹杀了对那些相似性的了解, 如果我们不能探究它们的升降浮沉, 或者如果我们不承认18世纪欧亚大陆两端面临的发展障碍构成了重叠的——尽管不是同样的——背景, 我们就是在篡改历史记录。

所以我尽力要做的是, 提出一些使我们可以开始为许多差异的重要性排序的方法。为此,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通往不同方向的差异, 一些已经长期存在, 一些则是相当新的, 这些差异每一个的相对意义随时间而转移。还必须理解, 我们所比较的区域不是孤立的,因此如果不看清它们与之有重要关系的那些区域发生的事, 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例如对江南来说, 它的贸易伙伴何时开始生产更多的棉布并输出更少的谷物是很重要的。如果承认有多条道路通往现代经济, 承认即使那些最终全部出现的因素也不必以相同的顺序出现, 我们会做得更好。如果只有在看到与英国历史的一个程式化版本——一个很多经济史学家现在甚至对英格兰也做了重大修改的版本, 肯定没有描述其他很多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 (既包括欧洲国家也包括东亚国家) ——相符合的事实时, 我们才继续承认发展, 就只能是一叶障目而已。

我自己的推测是, 18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刻, 部分是由于江南/中国正在遭遇在全国范围内更为严重的问题58, 同时英格兰/欧洲发现它自己正处于这样一个世界:矿物质燃料、虚拟土地和新技术缓和了以前严重的土地制约, 意味着它的比较落后的领域(例如农业单位面积产量) 现在的重要性要比如果没有这些松解性资源本来应有的重要性低得多。我充分期待着这些推测以及很多支持这些推测的假定和估计将被新的研究取代。但对我来说, 关键问题在于通过经验和事实,澄清、确定或推翻相当具体的成为焦点的相似之处, 同时承认它们中没有一个能单独决定这些社会的命运。我以为至少欧亚大陆的两端直到18世纪末, 经济方面还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一般性概念将经受住长久的验证。把中国和欧洲放回根本隔离的“发展”与“内卷”范畴中, 坚持认为只有它们之间的差异才有关系, 或坚持这些范畴在几乎其他一切事物都发生了变化的600年中一直维持着它们的相关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附录:豆饼肥料、每英亩产量和劳动密集度（略）

这个问题我曾在书中论述过,我在这里再次指出, 豆饼肥料的应用首先是一种节省劳动的革新。这是一个其他人也曾提出过的观点, 既对于中国也对于日本 (见下文) 。黄对这一观点提出的反对意见 (153—154) 包含了许多不合逻辑的推论和其他错误。

首先, 他说粪肥“成为”主要肥料, 超过了劳动密集度较低的绿肥,好像这是一个最近的发展 (2002b,507;2002a, 154) ;实际上, 粪肥的优势地位开始得早得多, 是在完全不同的土地—劳动比率条件下。在他自己指出粪肥的使用尤为耗费人力之后, 黄莫名其妙地要求避免得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豆饼的大量应用——在我们讨论的时期是由粪肥向豆饼肥的一种转变——代表了劳动力大量节省的结论 (长江三角洲的粪肥利用看来事实上在明末已达到了1930年代的水平[Perkins 1969, 73], 当时大范围使用豆饼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而人口数量——粪肥的一个主要来源——大概至多不过1930年代的一半。并且, 像珀金斯对猪数量的出色论证[1969, 71]一样, 其他主要的肥料潜在来源可能也和人口增长保持同步或略微超过后者) 。

为了避开这一结论, 黄首先根据李伯重的旧作提出这种新肥料没有增加产量。如黄本人所说, 这是一个李已经放弃的观点。尽管黄把这说成是没有合适理由的可疑的立场颠倒 (“李没有讨论他本人以前提供的证据”[2002a, 154n.4]) , 实际上李确实对此做了解释。李提到以前的著作根据的是增加“土表追肥”对提高早稻产量的作用相当小这一事实, 但没有注意到土表追肥使中稻和晚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而增加肥料用量实际上通常与其他这些水稻品种的推广联系在一起 (1998, 47—48) 。然后黄指出 (再次根据李) ,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 每磅肥料对水稻产量的平均效用看来出现了下降。这完全可能发生——就像其他很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情一样——尽管江南的证据并不明确 (例如, Ellis and Wang [1997, 185]引用Dwight Perkins和赵冈较早的著作, 提出从宋代到清中叶的长时期中, 太湖地区水稻平均产量有一个缓慢但稳定的增长。同时, Ellis and Wang——他们自己就是土壤科学家——没有发现能证明黄的推测在起作用的生产力下降 [1997, 180]) 。

无论如何, 黄为这一观点提出的具体论据是相当不可靠的。他说:“三角洲地区的水稻产量历经明清两代增长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提高, 始终徘徊在1—3石。” (2002a,154)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并且只说明三角洲的一些农田在一个很早的时期就取得了很高产量, 而其他农田用了很长时间才达到这一水平。但这恰好也是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欧洲发生的情况:单位面积平均产量的增长, 主要是通过大多数农田逐渐赶上一小部分农田在这一时期开始时已经达到的产量 (田块之间有很多细微的差异,在现代化学工业产生之前, 把一块土地上的最好的方法用到另一块土地上的过程可能极为缓慢, 即使假定制度提供了这样做的最大动机) 。举例来说, 在英格兰, 罗伯特•艾伦告诉我们, 在中世纪的诺福克东北部, “常见的小麦产量是每英亩20蒲式耳”, 尽管这个国家其他地方10蒲式耳的产量更为常见。他继续说:500年以后, “1760年代的年轻旅游者、1790—1815年的农业报告集和1801年的农业收益都指出小麦产量为20—22蒲式耳” (Allen 1991, 239) 。欧维顿给出了1801年英国不同的郡的产量范围, 其中最高的是每英亩24蒲式耳;1801年的全国平均值也是每英亩22蒲式耳 (1996, 77) 。所以这个画面非常像黄对江南的描述, 如果说英国1300—1800年的产量徘徊在每英亩10—24蒲式耳之间, 可能同样的精确, 但这不会有多大帮助。

此外, 在这一段话中黄再次混淆了边际生产率与平均生产率。如果肥料的平均效用确实在随着时间衰减, 那会是一个有趣的事实, 但对一个要在某个具体时刻及时做出生产决策的农民来说, 重要的问题是边际生产率:施更多的肥料会不会有用处?在这个问题上, 相当清楚的是, 农民肯定知道增加肥料会提高产量, 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断地增加肥料, 特别是昂贵的豆饼。实际上,如果使用豆饼没有可以预期的产量增长, 由于豆饼价格很高, 这只会加强我的观点, 即使用这种新肥料肯定有其他某种好处, 例如节省劳动 (李也注意提到[1998, 48—49], 引用一个当时观察者的话, 在转用豆饼时考虑到了节约大量劳动, 并指出史密斯甚至对德川时代日本人口更为稠密的核心区使用豆饼抱有同样的观点) 。当然, 黄的话并没有否认这一点, 即使用一种其重量比效用相同的粪肥重量轻许多的新肥料, 是对劳动的巨大节省。相反,黄接下来评论了一番1930年代和1940年代用于购买肥料的贷款的高利率, 而这与我们对18世纪节省劳动的变革的争论几乎没有关系。他在这里的观点可能是, 在任何一个时期引进的节省劳动的革新, 最终往往都要被使劳动密集度提高的长期变化所压倒。但是, 在缺乏迅速的科技变革时那是完全正常的, 并且无论如何都与我的基本观点无关, 我认为决定购买豆饼的农户在行动时, 并不是像内卷化所预期的那样,好像他们有近于无限的极为廉价的家庭劳动可供耗费。

然后黄转向批评李伯重对这场肥料革命的范围的估计。无论如何这多少有点离题,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这种肥料是否使应用它的地方产量增长, 不是有多少土地得益于增长的产量。此外, 看来黄没有注意到, 即使李的最激进的观点不正确, 豆饼肥料的作用仍然是相当真实的。为了论证方便, 让我们假定黄的观点正确, 即他、李和我都接受的包世臣的1 000万石的数字确实指的是通用石,而不是李认为这条资料所指的大得多的关东石(尽管李的解释看来完全符合足立二对参与这种贸易的船只数量、载重量、它们每年来往次数的估计[1978], 也符合其他资料[李1998, 113—114, 209b.35], 而黄用来支持其观点的资料事实上与他的观点相矛盾 (1) ) 。让我们进一步同意不是所有的输入都是大豆, 也不是所有的大豆都制成了豆饼, 为了论证方便, 我规定只有200万石豆饼肥料来自这种贸易。这仍然有3.52亿磅肥料, 其养分等同于约115—175亿磅适当稀释的粪肥 (潘1994, 36—37) 。卜凯 (1937,258) 估计一个成年男性个体每年产992磅粪便。江南3 100万左右的人口约等于2400万等成年人 (Perkins 1969,301) , 处于1 800—2 100万个成年男性个体间, 取决于人们怎样估计男女之间食物摄入量的差异 (Pomeranz 2000a, 39 n.47涉及这里的一些难点) ;他们约可提供190亿磅未稀释的粪肥, 或者570亿磅稀释后的粪肥。因而, 即使用这个相当谨慎的估计,来自东北的豆饼 (没有计入另外从湖广的输入) 提供的肥料, 也大约相当于该地区所有人口产生的肥料总数的20%—30%。如果李用关东石衡量输入是正确的, 它们的肥力就相当于江南可用的人粪肥的50%—75%, 或许造成了后者的少许过剩, 证明了 (上文提到过的) 明末粪肥的应用水平已经达到20世纪水平这一事实。

注释征引从略，详见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