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时间线上来看，荷兰研究者们有关中国故事的知识生产历史悠久。从早期荷兰汉学家对古典中文、翻译、宗教的兴趣到20世纪前后对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再因20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随之而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荷兰的中国研究已不再仅仅是少数汉学家的事，研究中国的机构越来越多，研究的重心也转向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等问题。当下，荷兰的中国研究主要对中荷经济关系、中国与世界(尤其是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内部问题十分关注，其实质是转向了对中国政治的关注。研究方法上也从以往重历史研究和实地调研转向比较研究。以建构主义为导向的荷兰当局仍然重视与中国寻求合作、互助和共赢。未来，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世界秩序重构的背景下，荷兰与中国可能会在更多的领域实现合作。
关 键 词：荷兰 中国学 中欧关系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陈媛，1982年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6AZZ04)的成果。
一、引言
作为欧洲汉学的重镇，荷兰的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的热度高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知识生产的重心从欧洲转至美国以及“区域研究”的兴起，出现了从“汉学”向“中国学”的范式转变的局面。①当下，海外中国研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一个重要的领域。总体而言，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更受关注，而近年来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也渐显活跃。冷战结束以后，中欧关系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战略伙伴关系，随着欧洲与中国贸易关系的不断密切，尤其荷兰的鹿特丹港是中国“一带一路”欧洲线路的终点，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推动下，中国在荷兰的投资正在迅速增加。目前，在荷兰高等教育系统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在荷兰外国留学生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德国。②现在每年约有超过25万中国游客前往荷兰。荷兰的中国研究机构及中国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实际上，荷兰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始自荷兰和中国航海商人首—一欧洲”关系的新的地缘政治学支点，荷兰的中国学是观测荷兰对中国的认识、态度以及未来合作趋势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荷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典范，如今更是占据新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对荷兰中国学的关注具有重要的地缘经济战略意义。本研究将沿着荷兰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有关中国故事的知识生产的时间线，探究他们讨论与关注的核心问题，以期获得某种启示。
二、时间线上的荷兰中国研究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荷兰的中国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从17世纪中叶开始，荷兰在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都曾有过中国研究的热潮。
1.早期汉学家们的贡献
据说最早对汉语感兴趣的是莱顿的一位青年学者赫尔纽斯(Justus Heurnius，1587-1651/2)。但真正开启荷兰的中国研究的是莱顿汉学家施莱格尔(Gustaaf Schlegel，1840-1903)，他于1876年至1902年在莱顿大学任教。施莱格尔是荷兰第一位日本语和汉语教授，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研习中文，师从他父亲的好友J.J.霍夫曼(1805-1878)教授。施莱格尔曾在厦门完善了他对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掌握，并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工作了多年，出版了多种主题的著作，如比较语言学和中国秘密社团等。③他通过编写荷兰语—汉语词典奠定了荷兰汉语研究的基础，并与法国同事亨利·科迪尔(1849-1925)创建了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通报》。施莱格尔一直强调要广泛阅读中国的资料，他对中国的社会、语言、文化、文学和地理问题都十分感兴趣。
除了施莱格尔，荷兰还有两位著名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哥罗特(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和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哥罗特是施莱格尔的继任者，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任中文翻译，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和宗教史有所研究，完成了“中国宗教体系”十二卷计划里的六卷。戴闻达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文章，他凭借对《商君书》的文献学研究确立了他的国际学术声誉。④早年，他曾在驻北京荷兰公使馆担任翻译七年，回荷兰后，1919年成为莱顿大学的讲师，并于1930年创办了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后来该研究院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
可以说，早期汉学家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主要出于实际需要，比如，古代汉语、中国南方方言、翻译、法律、宗教等，都是为了处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中国问题。他们也在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撰写评论。1911年中国结束帝制，荷兰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发生了转变，他们认为中国当下的混乱状态和辉煌的过去没有关联的，因而将中国研究限定为文本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即对那些中国古代深奥的文字与文化进行研究，如戴闻达、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此时的荷兰学者们只是对前现代中国感兴趣，觉得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不是很有意义。这说明荷兰的汉学家们似乎并未将中国看作一个正在崛起的现代国家。
2.1911年清朝灭亡后中国研究的转向
20世纪初，荷兰研究中国的规模增大，在欧洲国家中，荷兰的中国研究是最为突出的，但主要集中在莱顿大学，它是当时荷兰唯一一所教授汉语课程的大学。从早期戴闻达在莱顿任教留下了他研究中国的个性印记，到后来莱顿大学法学院的M.H.范德沃克(Van der Valk，1908-1978)和外交官迈耶(M.J.Meyer，1912-1991)，他们都很关注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移民社会。不过，虽然20世纪荷兰对中国的研究从早期汉学家对古典中文、翻译、宗教的兴趣转向人类学关注的问题，但仍然少有专门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现当代中国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学术探究对象。⑤彭轲(Frank N.Pieke，1957-)教授认为欧洲汉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中国新的当代现实的祛魅，二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微不足道。⑥直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只有一位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弗雷德里克·范·海克(Van Heek，1907-1987)。之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使得荷兰学者意识到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及中国政治的变化的关注不容忽视。在莱顿大学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Documentation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有一位在荷兰国内外都赫赫有名的全方位研究中国的专家弗美尔(Vermeer，1944-)。弗美尔是一位社会经济历史学家，对当代中国经济，尤其是对中国落后地区经济和土地开垦情况感兴趣。在弗美尔和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1953-)的努力下，莱顿的当代中国研究迎来崭新的面貌，一批新鲜的血液，如包弼德(Woei-Lien Chong，1957-)、斯蒂芬·兰兹伯格(Stefan Landsberger，1955-)和彭轲让莱顿中国研究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1969年莱顿大学建立了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1986年7月该中心开始定期出版国际性英文学术刊物《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专门刊登分析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文章。20世纪90年代莱顿成为欧洲大陆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自80年代起，荷兰和中国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也逐渐增加，莱顿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都建立了孔子学院。
阿姆斯特丹大学可以说是仅次于莱顿大学的荷兰中国研究的第二大阵地。1960年，荷兰最早的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就是由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维姆·维特海姆(Wim Wertheim，1907-)和莱顿大学的许理和牵头成立的。维特海姆教授对中国尤其是中国革命很感兴趣。许理和毕业于莱顿大学，主要研究中国佛教，对儒家思想也很有研究。该委员会由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公务员、商界人士和艺术家组成，刊发了一系列关于传统和现代中国的介绍性文章，这对后续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不过作为20世纪70年代荷兰新左派的堡垒，阿姆斯特丹大学未能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也没能掀起中国研究的潮流。后期，还有一位研究者不得不提，他就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班国瑞(Gregor Benton，1944-)。他是一名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期间(直到1988年)，包括彭轲在内的很多学生都受到了他的影响。1987年，阿姆斯特丹亚洲研究联合中心(CASA)成立，不过后来该中心的很多研究者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阿姆斯特丹的中国研究仍然不及莱顿，班国瑞所掀起的只不过是一股热流，未能形成燎原之火。
3.21世纪以来中国研究的规模化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荷兰的中国研究已不再仅仅是少数汉学家的事，相关学术机构也越来越多。除了莱顿大学有中国研究，隶属于荷兰皇家科学院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也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另外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人文学院也有中国文化的研究所，还有很多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该校的优势在于经济学、商学和法律，早在20世纪80年代该校就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人员建立了联系。2010年，该校成立了鹿特丹中国法律中心，是荷兰第三个专门致力于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主要活动是促进与中国法律专业教育和学术机构的关系，包括与中国国家奖学金委员会合作，招募中国学生来鹿特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也有一批中国研究者，汉学家多任(Leo Douw)、研究日本历史的彼得斯特(Peter Post)和彼得佩维利(Peter Peverelli)建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但不管怎么说，莱顿大学仍然是荷兰中国研究最主要的阵地。2013年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终身教授伊维德(Wilt L.Idema)编著了一本《荷兰的中国研究：过去、现代和未来》，收录了一些当代中国研究者的文章，其中包括对东方历史与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荷兰“Brill”出版社亚洲研究部的负责人高罗佩(Albert Hoffstadt，1910-1967)和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区域研究所(LIAS)的学术主管彭轲等学者。
当下我们着重考察莱顿的主要中国研究机构都围绕哪些中国问题开展研究。第一是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86年由彭轲、托尼·塞奇、斯蒂芬·兰兹伯格共同创立，可谓是欧洲最有活力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前身是1930年由戴闻达创立的汉学研究院，1969年作为汉学研究院的分支机构，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成立。如今，该中心的目标是以亚洲和中东为重点，形成一个多层次探究、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跨历史时期和区域的聚合。中国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移民和中国社会转型；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社会学；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政治与治理比较研究；中国帝制晚期的书画艺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国的佛教政策；中国微博与媒体政策的话语分析等。⑦
除了区域研究所，莱顿还有几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机构，如国际亚洲研究所(IIAS)。该所的宗旨是鼓励对亚洲进行多学科和比较研究，并作为荷兰、欧洲和全球调解人，积极促进地区和国际合作。通过探索亚洲不同地区的都市主义和城市文化的起源，以及从古代到现代(殖民地和后殖民时代)的城市文化和社会的各种元素，来探索长期存在的亚洲城市“传统”，共分为三个研究方向——“亚洲城市”、“全球化的亚洲”和“亚洲遗产”。“亚洲城市”探索亚洲城市发展模式，涉及城市和城市文化以及相关的思想和商品、世界主义、交叉性和连通性等问题。“全球化亚洲”关注亚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试图解决与亚洲地区以及全世界跨国互动相关的当代问题，涉及移民、宗教跨国朝圣、经济扩张形式、文化传播、地缘战略预测和参与等全球化相关问题。“亚洲遗产”聚焦于亚洲的文化和文化遗产政治，涉及与遗产有关的各种定义及其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与遗产政治经济有关的问题；还关注濒临灭绝的当地文化遗产及其商品化所带来的风险，包括语言、宗教习俗、手工艺和艺术形式等。⑧
莱顿亚洲中心(Leiden Asia Centre)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中国研究机构，2015-2018年彭轲教授在此担任主管。该中心通过各种项目为荷兰的社会活动提供现代亚洲学术知识，还与其他社会伙伴合作，不定期举办有关亚洲包括中国主题的学术活动。如2018年12月12日就中国在欧洲投资的最新研究报告，该中心举办了一场关于荷兰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讨论会，演讲嘉宾包括彭轲教授、弗兰斯-保罗·范·德普滕(Frans-Paul van der Putten)博士和杜安德(André Driessen，外交事务国际业务总监)。2019年2月21日举办“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会，旨在提供一个平台，从跨学科的角度讨论这一倡议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包括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以及根据国际税法、贸易和争议解决法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2016年该机构还建立了一项中国和荷兰的研究项目，探讨中国在欧洲投资战略的影响以及中国研究、创新和学术自由对欧洲的影响。⑨
除了上述研究机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研究智库——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该研究所的专家对战略性的国际问题展开政策导向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通过出版物、学术活动和媒体报道来提供政策建议。到目前为止，该所已经有671项有关中国的研究文章、新闻和相关活动。⑩
三、荷兰中国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对中国与荷兰经济关系的重视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和荷兰在贸易方面有着长期的关系。当下，由于荷兰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鹿特丹港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终点，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在2018年4月会见李克强总理前曾表示，荷兰对中国投资越来越感兴趣，但对新丝绸之路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保持谨慎态度。因此，荷兰的很多学者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国内经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与事件、中国与欧盟国家包括荷兰的经济关系等，尤其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予以高度关注。国际亚洲研究所2018年启动了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旨在研究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关注“新丝绸之路”对国家、地区和中国以外的人民的影响。这一项目将由该所研究员理查德·格雷弗斯(Richard Griffiths)教授领导，如格雷弗斯教授所言，无论他们讨论与否，新丝绸之路已然成为一种不断演变的叙事。(11)早在2015年，格罗宁根大学就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的风险与不确定性(Sanne Kamerling，2015)(12)，在全球经济停滞的背景下，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随着中国在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份额大幅增长，主要的欧洲成员国的市场份额都有所下降，甚至它们的出口绝对数量也在减少。不过，荷兰的华人学者们都一直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最突出的是伊拉斯谟大学的张颖博士(Dr.Ying Zhang)，她是欧洲“带路倡议”(Belt-Road-Initiative)项目的积极贡献者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下中国国际内陆运输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伊拉斯谟大学方负责人。2018年她出版了《带路倡议：中欧观点》(Belt Road Initiative：Views from the Chinese Side and European Side)一书，她指出，紧张和误解仍然占据人们对“一带一路”理解的主导地位，并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张颖博士所在的伊拉斯谟大学中国商业研究中心于2018年底召开了两次新丝绸之路圆桌会议，第一次主要讨论荷兰应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明确自己的定位，包括审查“一带一路”倡议的短期和长期前景及其与荷兰的相关性。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潜力，但基础设施存在很大差距，欧洲应该意识到“一带一路”对欧盟的影响，并且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实现互惠和平等的竞争环境。(13)第二次圆桌论坛讨论欧盟应如何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找到定位，类似如下问题：欧盟与中东和北非地区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这种新的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政治后果是什么？关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特别是该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欧盟的观点(机会和关注点)是什么？欧盟各国(如荷兰)在这种新的欧亚动态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14)
除了对新丝绸之路的讨论，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有所关注，如中美贸易摩擦。还有一些中国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伊拉斯谟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乔治·亨德里克斯(George Hendrikse)重点研究中国农村合作社，他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合作社是由政府和企业家自上而下产生，而不是农民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过程，由此得出一些对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思考。(15)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院的葛久凌(Julian Gruin)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全球经济中权力的演变。很多讨论中国与荷兰之间经济关系的学者越来越关注这一关系的地缘政治影响。
2.政治：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领导体制的考察
荷兰有一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体制很感兴趣。班国瑞1978-1989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人类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时，曾以多种语言撰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发表于西方学术期刊及书籍中。他对中国共产党史、革命史、红军史、中共党史人物如陈独秀等人及欧洲华人有深入研究，主要的英文著作有《新四军》(New Fourth Army)、《遍山战火》(Mountain Fires)、《野百合，燎原火》(Wild Lily，Prairie Fire)等。另一位是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莱顿大学的托尼·赛奇(Tony Saich)，他创建了《中国信息》杂志，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文献，目前他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主任，当下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服务等。
对当代中国共产党研究最突出的是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彭轲教授(曾是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的学术主管)，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两个：一是共产党在中国迅速崛起中的作用；二是中国移民和文化多样性。他曾提出“新社会主义”概念，著有《认识中国》(Knowing China：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2016)、《出色的共产主义者：今日中国的精英训练及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2009)等书。
荷兰的中国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领导体制的关注十分密切，2017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前夕，莱顿就举办了几次有关十九大的座谈会，如2017年10月16日举办的工作坊(Workshop on the CPC's 19th Party Congress)，笔者有幸参加了此次活动，座谈会上荷兰学者们对十九大中即将选出的中共领导人做了预测，对十九大中的一些重要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荷兰学者都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及其作为。
3.国际关系：对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关注
除了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关注以外，荷兰学者也十分关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与中国的合作，如2010年，国际亚洲研究所的帕维齐阿米尼(M.Parvizi Amineh)主编了《安全石油和替代能源：中国和欧盟的地缘政治和能源途径》一书，书中收录的文章涉及能源供应安全的地缘政治、替代能源、能源转型以及全球能源治理等话题，旨在回答如何组织中国和欧盟在能源使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等领域的合作问题。2016年彭轲教授出版的《认识中国》一书试图转变西方了解中国的老视角，即超越西方与东方的旧二分法——发达与发展、现代与传统、民主与独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对于研究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是莱顿的“亚洲年”，市政当局、博物馆和莱顿大学都举办了很多活动，2月9日的“中国、荷兰和欧洲”会议可被认为是“亚洲年”的开幕会议，会上围绕荷兰的中国公司、荷兰的中国学生、中国(社会)媒体中的荷兰，以及中国、荷兰和欧洲外交官之间的荷中外交关系这四份报告进行讨论。彭轲教授也介绍了他的《中国人眼中的荷兰》(The Netherlands through Chinese Eyes)一书。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教授以“冷静的欧洲和快速变化的中国”为题，讨论了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及其与中欧关系的关联。他指出，欧洲应该避免以单纯的西方观点看待中国，因为只有通过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理解中国，欧洲才有机会在重心正在向东方转移的全球经济中保持相关性。(16)
实际上，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无论是荷兰政府还是欧盟内部，都十分认可加强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2018年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荷兰企业对“一带一路”议题兴趣浓厚，“一带一路”为荷兰企业提供了许多机会。荷兰企业在海上物流、港口发展、铁路公路建设、可持续性等领域拥有专长，可为中国提供支持。他说，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荷中关系一直在发展，前景光明。荷兰企业对与中国做生意态度积极。荷兰已为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做好准备”。(17)
4.法律：对中国法律和法律制度形成和运作的研究
荷兰还有一些法律研究中心从事对中国法律和法律机构的研究，如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荷中法律研究中心，这是荷兰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法律的学术中心，该中心旨在实现荷兰与中国、学术与实践、法律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功能。该中心主任本杰明·范罗伊(Benjamin van Rooij)教授曾在中国研究法律规则如何影响人类和组织行为，如研究工业中的非法环境污染、农村土地使用不当、滥用农药、建筑业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餐馆的合规行为等。他也对惩罚和社会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所研究。该中心也有很多中国学者加盟。
乌德勒支大学的汤姆·兹沃特(Tom Zwart)教授的研究侧重于与人权、法院(权力分立)和公法相关的问题。他曾在中国发表演讲，表示中国梦也值得与中国以外的人分享。2018年欧洲—中国人权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对话，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和莱顿人权研究中心的众多学者参会，参会者们以寻求多样化文明的人权共识、文明的多样性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为重心。由此可见，荷兰已经开始改变原有的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刻板观念，逐渐开始从中国的文明中去了解中国的人权、法治等内涵。
四、对荷兰中国学研究状况的总体分析
1.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
荷兰的中国研究在早年较为注重历史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而当下更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对荷兰和中国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比较研究。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的弗利格(Willemijn L.Vlieg)和法诺伊(Ewout B.Fanoy)等学者对中国和荷兰传染病的风险评估和早期预警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18)乌德勒支大学的多格特罗玛(Nico Dogteroma)等人对荷兰和北京的可交易驾驶信用(TDC)计划的可接受性进行了比较。(19)伊拉斯谟大学的梅斯(Lucas Meijs)等人比较了荷兰和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民主意蕴与国家控制战略。(20)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杨莉晶(Yang Lijing，音译)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范·德瓦尔(Zeger Van der Wal)通过对来自中国(n=508)和荷兰(n=238)公务员样本的定量和定性调查数据进行三角测量，试图回答中荷公务员价值观的不同是否反映了两国的行政传统的问题。(21)乌德勒支大学的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等人在详细比较19世纪20年代长江三角洲和荷兰GDP结构和水平的基础上，检测了近期中国与欧洲经济长期发展的相关观点。(22)
2.矛盾与观望
虽然无论是荷兰的政界还是学界主流都倾向于与中国多建立合作，但是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部分荷兰人内心的矛盾与观望态度。如乌德勒支大学的人文地理学家格伦斯文(Leo van Grunsven)曾经撰写过多篇文章表达对中国崛起的担忧。2019年5月，荷兰政府发布“中国政策文件”，称将不再“轻信”中国，荷兰议员们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对荷兰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他们主张对中国采取“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立场。(23)
另外，我们可以从荷兰自身的国家状态来看荷兰出现的矛盾心态。总面积只有4.18万平方公里的荷兰，以低平为地形特征，被称为“低地之国”，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启以来，荷兰一直处于欧洲国际关系(主要是英、法、德)的缓冲地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强调“低地国家”的重要性，认为法国要成就欧洲霸权就需要从这里统辖德意志莱茵区，同时，在北海与英国抗衡并觊觎波罗的海。英国则通过与低地国家结盟，得以主导欧洲均势。(24)这一身份会使荷兰先天带上中立化外交的色彩，我们也可以认为荷兰的国际政治战略是以建构主义为导向的，即如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间以互动产生“集体认同意识”，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友好的文化结构。如果国家间安全利益一致，就不会视他国为威胁。(25)面对中国的强大，怎样寻求合作、互助、共赢则成为他们首先思考的问题。
3.研究重点：侧重中国的时事
我们可以从上文归纳的荷兰中国研究的四种类别看出，荷兰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最终都可归结为政治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如中国是否是发展的替代模式、荷中贸易如何实现双赢等)，还是法律问题(如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水平是否可以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辅相成等)，实则都是在追问——中国的强大是否会成为威胁？
17世纪的荷兰凭借海上力量成为全球性强国，开始于西欧的工业革命更是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20世纪以前，西欧一直是全球地缘政治力量的中心。可以说，也许是因为距离，16世纪以前荷兰包括西欧并未和中国有直接的往来。而自“1513年葡萄牙船出现在中国海面，欧洲与中国的交往便翻开了新的一页。随商船纷至沓来的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通过贸易、游记、报告、著述和翻译，将中国文化传到欧洲。中国文化的西传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强烈反响，掀起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也对当时兴起的启蒙运动起了重要的借鉴作用”。(26)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兼具大陆性与海洋性双重地缘战略特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地缘政治观点来看，中国对世界这么多重要地区的特殊地区性影响，已经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全球性大国，对欧亚大陆的很多地区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影响。(27)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这是中国地缘政治学新理念和新主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荷兰政学两界都增强了与中国的互动，学者们对中国国内外发生的政治事件都十分敏感与关注。这些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荷兰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加深，实则反映的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与世界秩序的重构，包括荷兰在内的欧盟加强了对中国重要性的认识。
当下中国建构与世界的关系首先需要建构与欧洲的关系，而其中与荷兰的关系举足轻重。荷兰是西欧重要的政治中心，更对欧洲一体化具有功能性效用和影响力，是大国权力平衡与融合的平衡器。中荷的更多合作可以推动中欧甚至中国与世界的合作走向纵深。虽然荷兰和中国近代的交往并非十分频繁，但合作的底蕴一直留存，因此从“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关系来看，今天我们有必要唤醒荷兰和中国的历史记忆以及中国与荷兰的互相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要思想和知识准备。我们寄希望中西的知识交流可以走向平等、客观与尊重，为了合作与共赢而努力。
注释：
①唐磊：《国外中国学再研究：关于对象、立场与进路的反思》，《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99页。
②https://k.sina.cn/article_6436010663-17f9dbaa70010045td.html?from=baby.[2019-06-12]
③Wilt L.Idema(ed.),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Brill,2013,p.4.
④Ibid.,p.5.
⑤Frank N.Pieke,"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in Wilt L.Idema(ed.),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Brill,2013,p.161.
⑥Ibid.
⑦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humanities/institute-for-area-studies/chinese-studies.[2019-03-16]
⑧https://iias.asia.[2019-03-16]
⑨http://leidenasiacentre.nl/en/.[2019-03-16]
⑩https://www.clingendael.org.[2019-03-16]
(11)Richard Griffiths,"Building the New Silk Road: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Context",The Newsletter,No.81,Autumn 2018,hups://iias.asia/sites/default/files/IIAS_NL81_49-1.pdf.[2019-03-20]
(12)https://www.rug.nl/research/east-asian-studies/blogs/blog/blog-07-05-2015-one-belt-one-road-de-riskante-weg.[2019-03-20]
(13)https://www.enm.eur.nl/erasmus-china-business-centre/news/detail/4496-the-new-silk-road-group-roundtable-i/.[2019-03-20]
(14)https://www.erim.eur.nl/erasmus-china-business-centre/news/detail/4523-the-new-silk-road-group-public-roundtable-ii-china-and-eu-in-the-mena-region/.[2019-03-20]
(15)Qiao Liang & George Hendrikse,"Core and Common Members in the Genesi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n China",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ogress in Management Economics,Vol.34,Issue 3-5,2013,p.251.
(16)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news/2017/02/report-conference-china-the-netherlands-and-europe.[2019-03-16]
(17)http://nl.china-embassy.org/chn/zgyw/t1549193.htm.[2019-03-16]
(18)Willemijn L.Vlieg & Ewout B.Fanoy,"Comparing National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s:China and the Netherlands",Bmc Public Health,No.5,2017.
(19)Nico Dogteroma,Dick Ettema & Bao Yue,"Acceptability of a Tradable Driving Credit Scheme in the Netherlands and Beijing",Case Studies on Transport Policy,No.6,2018 pp.499-509.
(20)Geng Changjuan & Lucas Meijs,"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NPOs and the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Stat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a and the Netherlands",China Nonprofit Review,No.8,2016,pp.3-26.
(21)Zeger Van der Wal & Yang Lijing,"Confucius Meets Weber or 'Managerialism Takes All'? Comparing Civil Servant Values in China and the Netherlands",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No.7,2015,pp.411-436.
(22)Li Bozhong,Jan Luiten van Zanden,"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No.11,2012,pp.956-989.
(23)https://www.voachinese.com/a/netherlands-unveils-its-china-strategy-20190515/4918973.html.[2019-06-10]
(24)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 Press,1994,pp.70-71.
(2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135页。
(26)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27)[美]索尔·伯纳德·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