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是利用多种话语及形式，通过建构价值规范、培育社会权威，为沿线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平台，并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同，最终形成的能够影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发展的力量及其组合。当今高等教育话语权主要由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占据三分之二席位的亚非国家高等教育话语的发展相对滞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中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高等教育话语权塑造意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务实合作丰富了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资源，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迎来了契机，但长远看，其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与挑战。对此，应推进话语平台建设，强化“共同在线”；重视话语智库培育，实现“共同在场”；促进民间外交的适时跟进，唤醒“人之同感”；坚持内培外拓的策略取向，培育“公共空间”；进而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建设水平和话语权，促进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高等教育；教育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共同体；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话语实践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JKY19_0624。
作者简介：朱以财，男，江苏新沂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高教管理与比较教育研究；刘志民，男，陕西临潼人，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江苏 南京，210095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日益获得全球关注，成为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最为成功的外交话语表达，充分体现中国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和信心[1]。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提出：“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2]，“推动教育深度合作、互学互鉴，携手促进沿线各国教育发展。”[2]需要指出，培养适应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不仅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紧迫，同样也是沿线国家的重要关切。在此现实背景下，共同打造“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合作与融合，为推动沿线不同文明互鉴共荣、服务区域繁荣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是中国高等教育应有的担当和行动，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一、“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对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与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人才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立体化、复合式联通[3]8，近年来学界进行了持续探索。周作宇、马佳妮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应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目标的界定应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局
限。[4]42周洪宇、胡佳新进一步阐释，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头戏，应打造一个教育共同体，搭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外高等教育多边合作格局。[5]李盛兵强调，“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是一个多层次的教育合作体系，中国应积极搭建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平台，增强和扩大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国际影响力。[6]辛越优、阚阅认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应当超越经济发展水平障碍，以构建高等教育发展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联合沿线国家共商高等教育合作与发展大计、共建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7]朱耀顺则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积极同沿线国家合作，努力建设高等教育共同体，成效明显，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需要健全交流沟通机制，稳步推进同沿线国家的教育政策沟通。[8]根据刘进等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官员、学者的访谈分析，沿线国家普遍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沿线高等教育发展的走向，建议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9]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界已达成共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等教育扮演着特殊且重要的角色[10]。
只有拥有话语权，才能保证大学寻找到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11]同理，也只有拥有话语权，才能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引向深入。具体而言，交流与合作必须建立在主体间平等对话与理解的基础之上。然而，当今高等教育话语权主要由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4]47，中国以及占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分之二席位的亚非国家高等教育话语的发展相对滞后[12]，这使得“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缺乏与世界高等教育平等对话、协商的基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如何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把“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将是一项不亚于“一带一路”政策实施本身的艰巨任务。
二、“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理论诠释
“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究竟是什么？其基本的理论来源又有哪些？这些需要我们从多个视角进行透视，以厘清其内涵与外延。
（一）“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缘由
共同体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1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共同体的内涵得以进一步的丰富和延伸，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动态性和情境性的概念。[14]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等人指出，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加速了教育要素的全球流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更显迫切。[15]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开始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开启了多边合作进程，包括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建立共同体等。比尔肯斯(Eric Beerkens)认为，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一种松散性合作形式，高等教育共同体具有兼容性、互补性和协调一致性。[16]在共同体中，合作关系可以使双方保持各自独立，又能促进双方结合自身优势，构建统一的目标期望，建立相互信任的协同关系[17]。“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正是基于“共同体”的特定内涵和要求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场域环境而构建起来的一个求同存异、互补互促且不牺牲自我文化认同的高等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以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企业、社会之间，以自然契约和心灵契约为纽带，按照地域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通过构建共同愿景、建立机制、搭建平台、同享资源等形式，把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引入到一个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协同创新、共享持续和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框架中。
不难理解，“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不单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具有相同时代发展背景、高度价值认同的利益联盟，其不仅汲取了世界历史文化中全球发展的逻辑思维，而且传承了中国大同文化的历史精髓[18]。联盟依靠政策、机制来约束、规范成员的合作行为，推动成员国高等教育的共同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各国充分尊重对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不对他国提出硬性制约，以共生、共存、共在、共赢为目标，以多边和多元文化合作为原则和基础，力求使每一个合作主体都能参与到本国知识和能力的创造进程中[4]47。
（二）“话语权”及其思想理论渊源
“话语权”由“话语”和“权”两个语素组成。“话语”一词对应英文“discourse”，其最初源出自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的“言语”(parole)概念。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中一个确定的、首要的环节，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组织为了使个人能够行使这一机能所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19]16；“言语”则是为了实现传播目标而对语言的实际运用，是“至少要有两个人参加”的行为[19]18。语言学语境下的“话语”是一种思维符号、信息代码和交流工具，是人们在互动中对语言的实际运用，一般指对话、演讲、讨论等，与“言语”近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借助话语工具，彼此间进行各种信息的传递、观念的表述和思想的交流。[20]但是，在更多情况下，“话语”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一些话语不再仅仅作为语言交往和思维工作在使用，而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传递着特定的价值观，并构建出特定的知识和价值体系[21]。
将“话语”赋予更多的社会意义和语义内涵的当属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看来，“话语”并不是一个由简单事物和表层词汇混杂而成的符号结构，而是被置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成为构成人类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换言之，“话语”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与世界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话语”关系。福柯同时指出，“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话语”意味着社会组织按照相关规约将自身的知识、意义、价值在社会中传播，以此培育社会权威，并为其他社会团体所认同、接纳甚至依赖的动态实践过程。[22]
对于“话语权”的另一个重要语素——“权”，学界曾有过争议，主要在于“权”究竟应是一种“权利”(right)还是一种“权力”(power)的不同释义[23]。与“权”的双重含义相对应，有学者提出，“话语权”是人们为了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而获得的话语表达的“资格”[24]。而有学者则认为，“话语权”是话语主体利用所言话语以及话语蕴含的文化理念、价值观等对另一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施加的影响力[25]，即能影响他人和制约他人的强制力。对于这种异见，福柯提出了话语与权力的结合，以及“话语是权力，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这一经典诠释[26]。福柯指出，“话语”表面上只是对事实的陈述，但“话语”同权力之间是相互建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27]英国学者霍尔(Stuart Hall)也认为，话语虽然只是一种信息传递符号，但它是权力运作方式的体现，可以输出共认的规范、实践与知识。[28]随后，经过多学派的批判和质疑，逐渐达成一种化异求同的共识，即权力是社会行为体之间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力量聚合，“话语权”不单指获得话语表达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话语的有效性和权威。因此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每个人都拥有说话的权利，但并非所有的话语表达都能生成有效性和权威性，从而折射出权力。“话语”的背后隐藏着知识的生产和权力的争夺等复杂关系[29]，“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话语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以及社会关系主体之间能否处在平等对话的势位上。基于此，本文认为，“话语权”是指一定的话语体系，在获得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能够有效控制、柔性支配或影响他人及社会发展方向的力量，是自然演进形成的一种软实力。“话语权”一旦被建构，就会通过教育、媒介、制度等话语进行外化，成为主流价值标尺与社会规范的传递权威，从而产生广泛的认同，最终在实践中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三）“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生成逻辑
获取和维持话语权，需要持续的话语实践活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不是单纯的概念叠加，也并非简单地将话语权置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背景下就能解释清楚的，其本身是一个整体性概念，究其理论源头，它与话语权的概念是相通的。因此，有必要结合话语权的来源与出身，在扩大的视野中对其进行延伸解读。
“话语”是一种知识学科体系，其之所以能够形成权力，主要是知识对社会的规约和对思想的建构。无论是话语权，还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其“话语”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一种客观存在的柔性支配力量。[30]“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是话语、知识与权力的融合，高等教育生产的知识为话语权提供了实质性内容，形成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独特的话语体系。在这里，“话语”是话语资格与话语影响力建立的基础，但只有当其与不同的知识结合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故而，“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多因素影响的过程，总体包含三层含义。其一，“话语”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载体，“话语”本身远超出狭义的“言语”概念，“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理念、目标、愿景、制度设计等都包含在此列。其二，话语规则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核心，获得话语权的核心是创造话语秩序、确立话语规则[31]。“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语言文化、价值信仰等十分复杂，形成了国家内部多样化的“话语”模式以及各国家高等教育多元化的“话语”立场，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话语”差异、隔阂，甚至是误解。因此，“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所建构的意义和价值必须得呈现出共通性，这样才能得到他国的理解、认同和接受，最终形成对他国具有吸引力、影响力的规范和权威。其三，话语实践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支点。国家内部高等教育话语权的建构更多是基于政府权威的控制和支配，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是平行关系，缺少纵向的权利结构，其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权利维系更多依靠的是共通力和影响力。可见，只有在话语实践中反复强化和巩固话语规则与话语事实的联系[32]45，使话语的含义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相对稳定，对话语对象产生影响并取得实际效果后，才能生成“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
概言之，“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是利用多种话语及形式，通过建构价值规范、培育社会权威，为沿线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平台，并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同，最终形成的能够影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发展的力量及其组合。“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就是要把“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知识理念、基本内容、发展方向等向国际社会阐释清楚，以获得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多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现状评析
伴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及《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实施与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高等教育合作与对话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语。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中国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高等教育话语权塑造意识。
（一）“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形成的有利条件
历史上，中国曾通过古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明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古丝绸之路为中国如何再次走向复兴提供的新的灵感。经过六年多的运行，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倡议在增进各国高等教育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方面的初衷也正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同和接纳。一方面，沿线国家高度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机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机制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中国高度重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建设，在话语实践中不断创新传播理念和方法，系统介绍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和发展格局，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持续增加，为赢得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再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究分会、“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丝绸之路大学联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等合作组织的成立，推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对接，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建设夯实了社会根基。与此同时，伴随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发展进程，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优势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人文交流内涵与广度不断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国际认可度日益提升，这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彰显的现实挑战
纵观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权正是其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先发优势及其综合实力，在不断向外进行资本扩张、价值输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33]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除了经济贸易联系，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也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根据“普雷维什命题”(Prebisch Proposition)[34]，西方发达国家位于世界体系的中心，掌握着国际话语的议题确立、规则确立、框架构建等主导权，是国际主流话语的生产者[35]，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外围。而随着外围国家的兴起，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渐提升，必然期待与之相对应的话语权，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话语冲突日益常态化。毋庸置疑，人力资本是影响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日益重视高等教育治理，[36]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也日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扩张的一部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包含了自身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价值、制度、文化与知识生产相结合，使得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及合法性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亚非国家占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三分之二席位，历史上部分亚非国家曾遭受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或半殖民统治，相互之间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亚非国家高等教育话语常常会处于对西方发达高等教育话语的被动模仿和依附状态[32]46，这给“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平添障碍，也使得“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提升面临重重阻力。
（三）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提升的内在困境
从内部看，当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建设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设置的统领性不强，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筹划不足。虽然在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框架下，不同区域、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相应的多边机制和合作组织，但这些机制、组织关注的领域和政治功能上相互重叠，且协同度不高，难以形成合力，“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提升缺乏持久的内生动力，也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政策执行的低效。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符合“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实际并能超越个体和双边层面的对外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各不相同，尤其是地区间、国家间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与水平参差不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差异较大，有的国家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阶段，有的国家尚处在精英教育阶段。[37]再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横跨亚欧非，涉及文明、语言众多，“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存在于不同文化的交汇之处，在其发展进程中地缘差异将长期客观存在。上述内部不利因素将制约“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给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对接增加难度，同时也对“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提升形成掣肘。
四、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高等教育有责任对自己输出的知识做出恰当的阐释，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理应拥有独立的话语权。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知识创新、思想输出的需要。而如今“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务实合作丰富了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资源，给“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提升带来了契机。
（一）推进话语平台建设，强化“共同在线”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38]117话语平台是提升话语权的有效载体与渠道，也是话语得以顺利表达所依托的媒介。建设好各类话语平台，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增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的传播能力，增进世界各国尤其是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知识理念、基本内容、发展方向的了解和理解，同时促进我国与沿线各国共同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想路径。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有许多话语平台可以用来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如大众媒体、官方互访、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等。客观地说，要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中国迫切需要在推进话语平台建设上有所作为，以期“共同在线”维护好“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面对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话语困境和国际舆论形势，我们必须通过恰当的表述，以发挥“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应有的正面影响，避免误读和曲解。[39]具体而论，中国需要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传播三个层面推进“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解释。在话语主体上，我们要加强各类大众媒介的建设与整合，构建对外宣传的多元主体，寻找让“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声音“传出去”的更多载体。如充分调动媒体、企业、高校、国际留学生等主体的积极性，让他们有效参与到“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解释与舆论宣传中。在话语内容上，我们既要介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知识理念、基本内容、发展方向，又要呈现其客观存在的真实问题，既要有宏大叙事，又要有生动故事，努力做到让更多人了解“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真实目的。历史和实践都表明，摆脱了强势文明体的影响后，弱势文明体必须通过自我审视、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40]，开展自我强势传播，唯有如此，文明之间方能平等对话。因此，在话语传播上，中国应在推进“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对外建构自己的理念价值和话语体系。同时，还应加快建设一支专业化、本土化、国际化的话语人队伍，积极向国际教育组织推荐更多的专业人才，为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争取更多有利条件和规则保障。
（二）重视话语智库培育，实现“共同在场”
智库掌握着足够的话语资源，智库话语的有效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舆论的形成与发展。[41]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强化智库的支撑引领作用。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要发挥智库作用，建设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38]185。高校是人才荟萃之所，是智库的重要输出基地，高校智库也是其他智库的政策、思想、学术和人才输出基地。根据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在场可得性概念，人们可以跨越无限时空距离，实现共同在场，以达成在具体情境之中的沟通和互动。[42]本文认为，共同在场可以有多种形式，如主体在场、符号在场等，主体在场是主体本身在事情发生、进行的现场，能够对在场的事物产生影响；符号在场则是通过智慧、影响力等营造的一种虚拟化在场效应。一方面，中国应紧密依托高校智库资源，重点打造一批有代表性的国家级、不同区域间、国际间的智库，不断输出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积极围绕建设“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开展教育资政咨询服务。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吸纳更多的国际学者加入“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研究中，这是“主体在场”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要重视智库扮演的公共知识传递的角色，让他们通过公众教育的形式传递“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理念、方向，以实现价值共鸣，最大化地实现“符号在场”的效应。当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面临国家多、建设时间长、层次类型需求不一等多重复杂问题，但沿线国家大多拥有推进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共同愿景，这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智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和有利的成长契机。为此，中国的智库组织应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发掘与各国高等教育联系的历史经验，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联合开展区域性课题研究、推动双方人员定期流动等方式，提升自身的全球意识和国际影响力，增强自身发展的内生力，由此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三）促进民间外交的适时跟进，唤醒“人之同感”
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展望未来文明时认为，人类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转变，人类将迈向一个善的时代，即“同理心时代”[43]。在里夫金看来，人类是一个具有同理心的物质存在，即自我与他者之间共存共荣、美美与共，区别于过去那种利己存在[44]。坦率地说，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除了政府间的公共外交，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慈善公益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的交流对话也同样不可替代。在某些情况下，民间的声音更加灵活、独立，其话语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更容易为外界所认同。不过，当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民间组织机制和能力相对较弱，尚难以形成对话语力量的有效补充。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切入，打牢民间组织的话语基础，扩大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间的同感纽带。首先，促进民间组织话语模式从独白走向对话，支持其融入国际对话语境。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通过“一带一路”国家教育高峰论坛、“一带一路”高等教育研究国际会议、“一带一路”学生流动与教育国际化研讨会等形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交流，通过学者们的观点、思想碰撞，进一步加深了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共有认识，同时也激发了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的热情。其次，扶持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的话语体系建设。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同我们有着血缘、地缘、话缘联系，对中国的教育、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心理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传播平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平台在当地具有很强的话语权优势，其话语表达也能呈现中立、客观的面貌，容易被当地社会舆论所接受。[45]为此要积极扶持这些华人媒介做大做强，有针对性地引导其议程设置，促进其话语表达、理念传递、政策阐述的理性展开。最后，努力挖掘“丝路人物”的话语。在历经千年岁月的“古丝绸之路”中，曾涌现出张骞、郑和、杜环、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白图泰(ibn Batūtah)等许多著名的“丝路人物”，留下千古佳话。正如习近平所说：“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38]177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孔子学院(课堂)的比例接近80%[3]13。公共外交的重要价值维度在于教育合作中的双向互动，而孔子学院志愿者则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助推器”和“急先锋”。从传播学角度看，孔子学院志愿者会被有意无意地打上一个国家的烙印，其个人言行也成为国家形象的特殊名片。为此，我们可以集中挖掘一批优秀志愿者典型，讲述他们服务“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背后的故事，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营造普通民众的接纳与亲近，拓展同感意识。此外，传播中国声音的国际记者、国际合作办学项目推动者、文化传播专家等亦可成为“丝路人”的重点挖掘对象。
（四）坚持内培外拓的策略取向，培育“公共空间”
话语权的提升，既要坚持上述外生力量的推动，又要重视内生力量的培育。国家高等教育话语权的提升必须依赖高等教育实力的提升[46]。同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提升亦必须依靠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的突破。从逻辑上看，支持“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核心是人的情感认同，但人的情感认同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在互动和交流中不断增进的。因此，“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培育就需要有情感互动的场所，即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包括建成空间和未来空间，建成空间是出于某种社会需求主动建成的、可以将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的空间结构和有效组织，包括固定的场所、活动、形式等，未来空间是计划建立、尚未建成的空间形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早已启动或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建成空间。当前，我们应牢牢把握发展这根主线，坚持内培外拓的策略取向，多边协同推进“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首先，要在保持自身高等教育自身多样性的基础上，以区域间现有的合作模式、机制为依托，协调进度差异，寻求发展的平衡性，培育“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发展的新动力。其次，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适时开展特色外交、主场外交，寻求联合发声，拓展未来空间。具体而言，就是要抓住和其他国家共同举办文化节、文化周、文化年、高等教育博览会、教育高等论坛等交流活动的机会，加强同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并借此传递自己的声音，推出自己的话语概念。再次，要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发声，如吸引国际教育组织或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合作的国际组织迁址中国或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或成立由中国主导的相关的全球性或区域性教育组织等，为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打牢话语基础。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以及跨文化学习、研究传统，教育、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更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建成空间和未来空间增加多方主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和情感互动，在激发共同体集体回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集体记忆，拓展心理认同。
五、余论
“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象征。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逐步疏通“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的政策性瓶颈，全面支撑共建“一带一路”，这正是我们寄予“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梦想以及不能放弃的使命，建设“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促进“民心相通”的意义亦在于此。更进一步，对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认识、理解，需要确立统一的目标和共同的价值规范，需要进一步规范语源，增进外方理解。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稳步推进，给沿线各国高等教育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知识理念、基本内容、发展方向等，完全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设计，成为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思想环境下沿线各国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共识，并最终化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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