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梁启超不但名气相当大，而且享名时间长，这在那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时代，实属难得。
善于自我剖析的梁启超晚年曾向公众表白：
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
在两种互相冲突、各不相让的兴趣左右与吸引下，梁启超的行动不免彷徨犹豫，视外界形势的变化，而或此或彼，偏重一端；但其内心深处，却始终期望“鱼”与“熊掌”两味兼得，故其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外交欤？内政欤？》）。且不论政治家与学者这两种社会角色是否可以同时扮演得同样出色，倒是政治兴味与学问兴味的矛盾调适，确是梁启超成名早而又得名久的重要原因。人称梁氏“善变”，此亦为原因之一。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维新派，其当然的精神领袖为康有为。在他随后发起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中，梁启超初时不过是作为一名康门弟子随师奔走，宣传康氏的主张。而一旦《时务报》于1896年创刊，他有幸出任该报主笔，便如鱼得水，即刻脱颖而出，显示了其以文字鼓动人心的特殊才干。系列政论文《变法通议》以明白畅达的语言，痛快淋漓地论述了变法势在必行的道理：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当今之势，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主动变法，实为“保国”“保种”最明智的选择（《论不变法之害》）。其时，梁启超的思想基本源于康有为，而他以报刊政论家身份所发表的言论，却使其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更为普遍。因而一时间声名鹊起，康、梁并称，造成了在维新运动中，梁氏几与其师平分秋色的态势。
戊戌以前，梁启超对康有为的称扬可谓不遗余力，而政变发生、亡命日本后，他受到现实的刺激——变法失败的打击与日本明治文化的冲击——“思想为之一变”，渐有与康氏分离的倾向。在1898年底于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中，尽管仍接刊《变法通议》的续论二篇，但梁启超思考的中心已不局限于对维新活动本身的检讨，而推及政变发生的原因。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其栏目标题为“中国近十年史论”，原拟著成一书，对1894年中日战争以来的历史做一总体清理。首章《积弱溯源论》便放大视阈，对影响近代中国的思想、风俗、政治以及清代史事各种积因逐一阐发，开始关注国民性问题。批判国民性这一思路，在长达十余万言的《新民说》中得到了集中、充分的展现。认识到“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叙论》），梁启超已从痛恨顽固派守旧不变、扼杀新政，转而深入探讨更为基本的国民教育问题。通过对国民性的历史批判，倡导培养新国民必备的种种品德，而其最终期望，仍在“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本着这一“开通民智”的新意识，梁启超此时的政论表现出更多责望于国民而不是政府的取向。比较传统的“贤人政治”理想，这应当被视为一种进步。而他于《新民说》中曾力加鼓吹的破坏主义，也应和了革命思潮的传播，引起持君主立宪、保皇改良主张的康有为的不满。“新民”理论的系统阐释，证明梁启超已具有对社会舆论独立发生影响的实力。而连载于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上的《新民说》及其他以“新民”为主旨的论文，也为梁启超贏得了极高的声誉。他的开始于办报活动的政治生涯，在此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
1903年以后，康有为的影响再度显现。游历美洲的经历，使梁启超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共和民主制国家颇为失望，考察旅美华人社会的结果，也使他对国民性改造倍感艰难，因此放弃革命、破坏主张，改为宣扬“开明专制论”。而溯其思想转变的伏脉，却与“新民”理论不无关系：国民素质低，固不足以谈革命；而国民觉悟的提高，又有赖于开明君主的干涉、指导。这种议论，与革命派以革命开民智的说法截然对立。由于“新民”理论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保守性，使得国民性改造问题很快退居其次，被更为紧迫而引人注目的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所取代。同时，梁启超在舆论界的号召力也大为下降。
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国内。与康有为不同，他并不固执于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而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依据，对共和制度取认可态度。其后，他又以同样的理由，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并积极参与了倒袁运动及讨伐张勋复辟之役，在政治立场上与康有为完全分道扬镳。虽勉力于政治事务，比前此以报刊鼓吹政见更切近实际，然而，“理论的政谭家”作为“实行的政务家”原未必合格。梁启超殚精竭虑，可还是发现对于政务家的角色，他并不能胜任。于是，1917年底，他明智地退出政界，结束了因之成名的政治生涯。
其实，即使在以政论家活动声名最盛的时期，梁启超也始终不曾忘情于学术。少年时代在广州学海堂所接受的旧学训练，一度令其“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三十自述》）。对于国学的兴趣由此培植，并且从未因其后的“舍去旧学”、趋向新学或干政从政而泯灭。一俟政治活动中稍有闲暇，梁启超的治学欲望便不可遏抑地生发。1901年作《中国史叙论》，原是有意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然而时势动荡，牵虑政局，梁启超终无余力静心完成这一长篇史著。至1902年写作《新民说》，从历史的深处抉发国民性病源时，对中国旧学的清算也以极大声势展开。《新史学》接续着《中国史叙论》以国民史取代帝王史的思绪，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提出新史学的职志，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在对旧学的重镇——史学进行改造的同时，梁启超还融合西学，以“二十世纪，则两文明（按：指东、西文明）结婚之时代也”的先进眼光，重新阐述与评估中国学术传统，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新史学品格的建立提供了范式。不难看出，梁启超此期的学术研究，带有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新史学》与《新民说》的互相呼应一目了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与其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诸多论文用心一致，均在求引进西学，融贯中外，催生中国新文明，放大光华于世界。用梁启超的妙喻，即是：
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总论》）
其间，最近乎纯学术的著述计划当为《中国通史》。不过，据梁氏自白，其立意也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三十自述》）。因此，为经世而治学，是政治活动家梁启超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倾向。
以学问为改良政治的手段既被视作理所当然，为学问而学问自然心中不安，偶一涉足，梁启超不免自讼为“玩物丧志”，自觉愧对“国方多难”之时局（《国文语原解·序》）。这种学者型政治家内心矛盾的表露，恰恰证明了学术研究还该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归国之初的梁启超在对大学生发表演说时，即已劝导他们“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理由是“学问为神圣之事业”，“若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有他种目的，则渎学问之神圣”（《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这可以表现暂时脱离政事干扰的梁启超向往学术独立的真实心态。然而，政治兴味甚浓的梁氏，很快又因卷入党派活动而步入政坛，从政论家出为政务家，公文丛集，公事缠身，更无余暇进行完整的学术著述。若仅以此政绩，梁启超殊不足以留大名于现代史。
幸好，于政治宣传之外，梁氏还别有所长。辞去政府职务后，他即埋首于蓄志已久的《中国通史》写作，数月后虽因病中辍，而积稿已十余万言。1918年底出游欧洲，历时一年馀。归国当年，便以《清代学术概论》的撰写与面世为标志，显示了其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放弃政治活动，专心研治国学，这一人生路向的转换，也是梁启超重新对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契机。尽管仍不免就时事发表意见，他却谨守社会名人的身份与更为超脱的姿态，倡导国民运动，抨击时弊恶行。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则投入著述与讲学，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新作迭出，方面广博。如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此时均做过专门研究，其中尤以史学为大宗。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梁启超后期的学术论著，大致是前期著述时代研究的加深与放大（《梁任公先生》）。而时间余裕，雄心勃勃的梁启超因此又筹划着大型撰著。《清代学术概论》之标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中国历史研究法》之题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都是拟议中的宏大工程留下的遗迹。与《中国学术史》同年开笔的《中国佛教史》与《国学小史》，则成品更少。由于兴趣广泛且容易转移，梁启超迅速成型的这些计划又每每轻易放弃，使我们今日只能从个别枝节及全书目录来拟想其规模与气魄，因而发出惊叹与感到惋惜。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治学路数，已与传统学者有了很大不同。重视系统性与总体把握，使其研究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烦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科学性也得到突出强调。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梁启超为“科学精神”所做的解说是“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并据此批评中国旧学界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违背了科学的要求，希望以近代西方的良药医治中国的痼疾，正反映了这种意识的自觉。其论著中的下定义、用推理、做判断，在追求科学化的同时，也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梁启超不仅自己做研究讲究方法的运用，如以问题、时代、宗派三种研究法的交叉使用为其学术史撰著的基本法则；而且诲人不倦，喜欢向人传授治学之道。凡此种种，均有益于新型学风的建设与普及。
虽然不再以学干政，而推崇“无所为而为”的治学精神，梁启超其实并非毫无功利的打算，只是不汲汲于现时的效应而已。与倾力从事国民教育的主旨相同，梁启超此时关心的是国民品格的培养，这自然是“新民”课题在现代的延续。不过，也有不同：前时重在批判，此刻重在表彰；前时取法西方，此刻取法传统。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梁启超明确将国学研究区分为“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两类，并且凡语及治学，无不兼及道德修养。即使是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名印行的专门论著，他也不忘附加上《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的标题，以示别有会心。因而，梁启超此期的学术研究，实可称为“为人生而学问”。他这些与人生不即不离而又具有现代精神、新意浚发、纲目清朗的著述与讲学，便易于在五四以后的知识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引起共鸣，从而名声大振。
概括而言，因政治活动而得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便是梁启超的成功之路。并且，二者相辅相成，去掉任何一方，梁启超的知名度都会大打折扣。
还应当指出的是，梁氏独特的文风，也有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他在戊戌东渡日本以后创造的“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因此对于当时的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清代学术概论》）。这种夹杂大量新名词、无所顾忌地采择众多文体（诸如古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翻译文）的字法句式语调融合形成的新型散文，是对于传统古体文的极大解放。而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即为《少年中国说》。该文首先反复对比老年人与少年人种种对立的性格，并以“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等一连九对同类比喻加以强调，最后又气势磅礴地用“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一段韵文结束，其鼓荡人心、特别是热血青年的感召力，便从密集排列的对比句与铿锵有力的节奏中产生。尽管“新文体”带有铺张过度、重叠拖沓、情感刺激过于频繁等明显的毛病，但这些宣传西学、别具一格、热情洋溢的文章，对当时向往新思想、新知识的读书人，仍具有巨大吸引力。“新文体”之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模仿者最多的文体，也是梁启超的文风笼盖社会的明证。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文成为社会通行的文体，随时进步的梁启超也抛弃“新文体”，改用这一现代的语文工具。1920年刊出的《欧游心影录》，即是用相当漂亮、流畅的语体文写成。其后大量发表的讲演稿，更是极为生动、传神的口语的摹写。即便在写作学术论文时，梁启超的白话文仍有独特的魅力。它的文字尽管平实，却因与其学术通俗化的学风水乳交融，而能够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给人以自由如意的轻松舒畅感。
实在说来，无论问政、述学，也无论治事、行文，统贯梁启超一生的精神追求，始终不离乎“开通民智”。报刊政论家心中的读者大众，大学院导师面对的莘莘学子，都与古雅深奥的高头讲章相抵牾。对民众发言的意识既经确立，梁氏前期的介绍西学，倡导政治改良，以及后期的研治国学，促进教育普及，便都在内容与表述的通俗易懂上用力。他为人诟病的肤浅、粗疏，未尝不缘于此；而其广受社会欢迎，知名度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努力。故梁氏一生主张虽屡变，仍可谓“万变不离其宗”。
“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梁启超逝去虽已半个多世纪，他生前探讨的诸多问题，在今日却并未过时，且仍然令人关注。梁氏著作多种版本的出版，以及对其人研究兴趣的猛增，都证实了这一点。那么，说梁启超在中国现在仍是位不能忽略的人物，仍发挥着潜在影响，便并非过甚其词了。
1991年8月30日
（原刊《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1期，题名《久领风骚的梁启超》,本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梁启超文选》序之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