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瓦格纳教授是因为先结识了叶凯蒂。一九九一年十月，陈平原去上海参加以近代小说为主题的中国近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与叶凯蒂相谈甚欢。待凯蒂十一月回到北京的旧居后，也曾来我们的小家做客，聊至夜深。应该就是转年吧，我们和瓦格纳教授见了面。
那天傍晚，我们应邀去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楼，凯蒂父母在那里保留了一套住房。初见的印象是，相对于比较狭小的空间，瓦格纳教授显得特别高大。记得是由叶家的老保姆做了简单的晚餐，大家边吃边聊。而我与不熟悉的人交谈，一向不大开口，更愿意做一个倾听者。但瓦格纳绝不容许在座者沉默，所以，每当他引发一个议题，陈平原发表见解后，他也总会追问我怎么看。这让我觉得，在瓦格纳面前绝对无法躲懒。
自此以后，我们和瓦格纳有了频繁的交往。或者他们夫妇来北京时，应邀到北大为我们的学生开讲座，或者在境外参加会议时相聚。其中，一九九六年二月初，陈平原在荷兰莱顿大学开会后，又由瓦格纳邀请与陪同，转去海德堡大学访问。这是平原初次来到这所欧洲著名学府，也由此开启了我们和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亲密接触”。
瓦格纳最初是以魏晋玄学与王弼《老子注》的研究饮誉中国学界。不过，相熟之后，我们很快就领教了他的研究面向之广阔。就学科而言，其研究打破了哲学、历史、文学与语言的界分，因而，哲学系、历史系和中文系都会邀请他讲学，他的讲座也受到了三个系师生的共同追捧。若从涉及时段看，上溯魏晋，下至当代，瓦格纳都有专著论述，比如让我备感惊异的，是他在一九九○年同时出版了关于当代中国历史剧与当代中国散文的两本英文著作。如此宽广的论域，即使置于中国学界，也少有其人；对于汉学家来说，更可谓并世无二。于此我们也可以知晓，为何德国科学研究的最高奖项——“莱布尼兹奖”会授予瓦格纳，他也是获此殊荣的唯一的汉学家。只是由于我自己的研究大抵集中在晚清，和凯蒂关注的范围更接近，故而受惠于瓦格纳且最有心得处，也以此居多。
与瓦格纳真正熟识起来，是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客座两个月。当时，瓦格纳邀请我以“清末民初妇女教育”为总题，做六次演讲。经由他联系和安排，我住进了通向海德堡城堡、半山腰的一处民居。傍晚到达时，他已经在那里等候。稍事安顿，瓦格纳即开车带我去他家里吃饭。晚餐是由凯蒂准备的，虽然很丰盛，但因为经过长途飞行，我已经相当困倦，没有胃口，但心里还是很感激瓦格纳夫妇的周到。
对于我来说，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系列讲座是非常新鲜的经历。此前，我在北京大学已教了十四年书，而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从来都是主讲教师的独角戏。到这里后，不但在我讲授的过程中，听讲者可以随时举手提问或插话，而且，总共三个钟头的课时，最后一小时还要用来阅读相关资料。所以，早在我出发前一个多月，已应凯蒂的要求，提交了各讲题目与阅读篇目。虽然讲座是开放的，除了汉学系或海德堡大学的师生外，也会有其他感兴趣的人参加，但在座者集体阅读史料时仍是一丝不苟，不只是逐句串讲，甚至可以说是逐字推敲。瓦格纳因为太忙，只是偶尔在课室出现。凯蒂则是每讲必到，且积极发问，主导着讨论的深入。
而细读原始文献显然是瓦格纳十分看重的教学环节，或者更应该说，这不只是课程的一部分，也体现了瓦格纳领导的海德堡学派共有的严谨求实的品格。因此，细读不完全是针对学生，也是学者的自我训练。于是可以看到，在海德堡举办的“晚清西方知识中的百科全书”工作坊上，各位学者发表论文后，瓦格纳即拿出一份专门准备的相关文本，请与会者一起研读。但这一幕绝不可能在中国国内的会议出现。这或许也是一种表征：我们太急于发表，却难得静下心来，与文本“格斗”。
实际上，在我看来，瓦格纳对资料的搜集和占有抱着超常的兴趣与热心。在其关注范围内，各种载体的新史料一旦面世，他总能迅速发现，并设法购置。由我们经手或联系的便有两次。先是北大图书馆下属的一家软件公司，开发了几十种近现代期刊与名家个人专集。瓦格纳闻讯后，由陈平原引见，与公司负责人展开了有效的谈判，最终以相当低廉的价格（记不清是每张九百多还是一千多元），买下几十张光盘。而一九九九年我到东京大学文学部任教时，那里购买的价格是三十万日元（折合一万多元人民币）一张。此后，因为我向瓦格纳提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九○四年创刊的全套《女子世界》，他立即要我帮忙，联系复制。当然，在带去海德堡之前，我自己也顺便复印了一份，日后我那些关于《女子世界》以及晚清女报中的乐歌等诸多论文，也都因此而顺利诞生。由于了解瓦格纳对史料的热爱，二○○六年前来参加“百科全书会议”时，我也特意复印了自己论文中涉及的《世界名人传略》（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一九○八年版）一书，送给汉学系图书馆。
与瓦格纳本人的汉学研究一样，他对研究资料的搜求也具有世界眼光。日本编印的与中国相关的大型资料集自不在话下，来日本参加会议间歇，他也不忘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查找资料。我在东京大学担任外国人教师的两年里，就曾经在文学部图书馆遇到过瓦格纳。意外相见之际，他立刻兴奋地告诉我他的新发现。而我毕竟已在这里浸泡了很长时间，又与瓦格纳有同好，因此回应他：“以我对汉学系图书馆的了解，这里收藏的《国闻报》虽是复印件，但你们那里还没有。”随后，我看到瓦格纳站在复印机前，搬动着大开本的报章合订本，一页一页地复制。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
瓦格纳从世界各处辛苦（在他应该是“快乐地”）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并不只是为了他个人的研究。按照我的理解，他还抱有更宏大的目标，即力求把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建设成为欧洲最好的近代中国资料库。他也确实做到了。为此，他把“莱布尼兹奖”的巨额奖金投入其中，用于购买图书资料。并且，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馆内的存储与阅读设施也在不停地更新换代。一九九八年我在海德堡的两个月，那里的最新装备为整排柜子的缩微胶卷与一台可以直接复印的胶片阅读机。而二○○七年我再去那里开会时，汉学系图书馆的阅读机已经具有了刻盘功能。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瓦格纳对于电子数据库的重视。由于德国国家图书馆是最早购买《申报》数据库的外国主顾，因此拥有了免费分享给德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使用的优惠特权。凭借与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特殊关系，我也曾远距离沾光，拜托那里的学生代为检索过资料。拙文如《满汉关系的逆转——贵林被杀事件解读》与《中国近代“戏剧”概念的建构》，都是借助这一来自远方的后援完成的。而瓦格纳对自建资料库也饶有兴致。从最早的中国近代小报，到后来的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均为其例。而每个资料库运行后，瓦格纳与叶凯蒂夫妇都会及时告知密码，以方便我们使用。
经过瓦格纳如此精心、不断完善的建设，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当之无愧地成为欧洲近代中国文献聚集的重镇。一九九八年，我就已经见到专门从布拉格大学前来查阅资料的博士生（这位学者因博士论文写得出色，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与中国国内很多大学图书馆不愿意接待校外读者，公共图书馆也不愿以珍贵资料示人截然不同，瓦格纳对于这些外来读者总是充满热情，全面开放，让你在书库里自由徜徉，甚至唯恐来访者不了解精妙所在。我就曾在馆内见到他为来访者导览，兴致勃勃地介绍书架上的某种或某套书，希望对其人的研究有用。而他对图书馆藏书之熟悉，确堪称“如数家珍”。这些他从四面八方搜集来的图书，正是其得意手笔，瓦格纳因而非常乐意与他人共享。
我在海德堡的两个月，即充分享受了这种如入宝山、惊喜不断的阅读过程。瓦格纳不仅特许我拥有一把图书馆大门钥匙，以便不受闭馆时间限制，可以在休息日随时进来查找资料，而且，除了初次进入图书馆时的引导，瓦格纳也在利用藏书方面对我有过切实帮助。
由于在海德堡讲学期间，我也受邀参加六月在那里举办的“晚清上海都市文化”学术研讨会，要撰写《中西合璧的上海“中国女学堂”》一文。尽管在汉学系图书馆阅读《新闻报》缩微胶卷大有收获，但我还需要查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因其中收有与中国女学堂关系密切的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塾的资料。瓦格纳于是指点我可以通过馆际借阅，从另一所德国大学图书馆调来了此书。更神奇的是，瓦格纳还直接带我到一个书架前，取出一本复印的Records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国教育会第三届三年会记录》，举办地：上海，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七至二十日），说“这本书可能对你用”。而我在书中恰好发现了李提摩太夫人（Mrs. Timothy Richard）关于中国女学堂创立经过与现状的报告。这篇来自女学堂参与者的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由此可知我的大喜过望。这也成为支撑本人论述的一篇非常重要的外文文献，在注释中，我对瓦格纳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在我眼中，瓦格纳一直精力充沛，属于我们通常戏称的“工作狂”。我第一次对此有深刻感受，正是在“晚清上海都市文化”的会议上。经过白天一整天的发表与讨论，我已经觉得相当疲倦。不料，晚餐后还有“余兴”节目，瓦格纳安排了一位参会的法国学者，放映与讲解她搜集的上海老建筑幻灯片。快到九点时，我终于顶不住，溜出了会场，而瓦格纳还在聚精会神地观看与询问。
最惊人的一次是二○○七年十月在台北，我们一起参加由“中研院”史语所主办的“中国近世的百科全书”国际研讨会。开会时恰逢台风登陆，台北市政府发公告通知市民停止工作。但瓦格纳不能忍受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他说：“我们是来开会的，不是来休假的。”于是强烈要求陈平原设法找到一处可以开会的场所。经过紧急联络，文哲所同意开放会议室，于是，我们这些住在“中研院”学术中心的参会者冒着狂风暴雨，冲向隔壁的文哲所大楼。在奔跑的路上，捷克七十多岁的学者米列娜摔了一跤，雨伞也被大风吹跑，但会议终是如常举行了。主办者李孝悌因遵守市府通告的要求，缺席了那天的会议，虽然我们已经代为说明，他开车上路是违法的，但瓦格纳还是很不以为然。
在汉学界，瓦格纳以评价严苛著称。不过，我的体会是，严苛不只是对人，也是对己。一次在北大开会，按照常规，报到时才拿到会议论文集，瓦格纳一边抱怨着没有提前发送电子文本给与会者，一边连夜阅读次日将要发表的所有论文。第二天的会场上，我们便可以看到他敏锐地送给每个发言者有针对性的问题。即使并非组织者，也不是参会者，瓦格纳如果有时间或感兴趣，也会出现在不相干的会议现场。二○○七年春，我到海德堡参加一个关于中国妇女报刊的讨论会，主办者是他的学生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在一个下午的报告场次，我看到瓦格纳坐在听众席专心地聆听，经过会议主持人的邀请，他才发表了意见。
对比我自己的开会经历，除非指定要评议的论文，其他多不会认真阅读，更不会提早进入状态。而国内大学举办会议时，听众也以学生为主，少有著名学者愿意只作为听讲者拨冗参加。然而差距正在这里显示：瓦格纳把每一次研讨会都当作学术交流的良机，在批评对方的同时，也在尽力吸收他人论文中新鲜的知识与思路；而我们多半只忙于输出，却忽略了输入，收益自然减半。
应该说，对于任何新的学术动向，瓦格纳总是高度敏感，不会轻易放过。以近代中国百科辞书的研究为例，最初是米列娜因为研究晚清小说，关注黄人的小说理论，从而延展到其所著《中国文学史》及其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由此激发出对晚清百科辞书进行研究的想法。只是，以米列娜个人的精力、经费与号召力，尚不足以支撑和完成这一恢弘计划。深知其重要性的瓦格纳于是及时施以援手，聘请已从布拉格大学退休的米列娜加入他组建的团队，担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研究教授，这一项目才获得了强有力的推进。陈平原与米列娜主编的中文本《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二○○七年率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米列娜与瓦格纳主编的英文本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中国新全球知识百科全书（1870-1930）：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加以扩充后，亦由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于二○一四年刊行，由此成就了汉学研究界的一段佳话。
而瓦格纳与北大的缘分也在二○一三年达到了高潮。十一月，通过陈平原联络，作为“胡适人文讲座”主讲人，瓦格纳在北大发表了总题为“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的系列演讲。每周一次、总共四讲的密度，对于年逾七十的瓦格纳已不算轻松。何况，即便是做过研究的题目，每讲之前，他也必定要重新检读资料，进行补充。再加上各方邀约，瓦格纳在北京的这一个月其实极其忙碌。讲座的成功，从三百人的大教室场场爆满尽可显现，以致北大历史系研究美国史的著名教授李剑鸣也被吸引到场听讲。
遗憾的是，在付出大量心血后，过度劳累的瓦格纳还是没能顶住雾霾的侵扰，染上肺炎病倒了。那是一段让我们提心吊胆的日子：瓦格纳高烧不退，凯蒂昼夜焦虑，我们的学生每日开车接送他们去校医院。最终，尽管我们百般劝说，担心长途飞行会使尚未退烧的瓦格纳加重病情，但由于他的坚持，十二月五日，他们还是按照预定日程返回了德国。幸好回家后，有医生细心诊治，瓦格纳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我们才放下心来。本来也很担心，经此劫难，瓦格纳可能会对北京心生畏惧，但令人欣慰的是，第二年十一月，北大中文系又迎来了他的讲座。
在间隔几年之后，今年四月，经由王德威教授安排，我们来到哈佛大学讲学与做研究。在四月十二日的“五四@100：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又欣喜地与瓦格纳、叶凯蒂夫妇重逢。这些年，我们和他们都遇到了类似的人生波折，好在一切已经过去。
而此次相见，最让我惊讶的是，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瓦格纳仍然宝刀不老，照样活力四射。他还是四面出击，向各个场次的发言者提问。当然，他在会议上的重头戏是第一天的主题演讲。瓦格纳以“重构五四：通信、宣传与国际参与者的作用”为题，滔滔不绝地做了一个小时的开场报告，其内容一如既往的丰厚充实，观点一如既往地具有新意。更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投影中展示的那些往来信件、会议记录等，竟然全部是由他本人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中翻检得来。尽管在演讲时，他为自己的拍照技术不好、图片清晰度欠佳道歉，但在私下聊天时，他却很为最先于“五四”研究中发掘和使用了这批资料而自豪。回想我在近年的论文写作中，不时会假手学生，代查资料，年近八十的瓦格纳又一次让我汗颜。
以瓦格纳的广博，我这里的记述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称之为汉学界的“广大教主”，则意在兼顾其汇通诸学与善为人师。这正是我心目中的瓦格纳教授形象。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五月十三日于哈佛寓所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