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成为人民社政治组的一员，我也得以列名该社子弟
我与人民出版社的关系，要从我妈妈夏虹说起。我妈妈1951年1月从华北革命大学结业，分配到华北人民杂志社做资料工作。杂志社后并入华北人民出版社，我妈妈也从资料组副组长转入编辑系列，开始编发政治理论读物，并由此确定了她在出版这个行当中的位置。1954年8月，华北人民社并入通俗读物出版社。至1958年1月，通俗社大部分人员又并入人民出版社。起初出书还保留了原有的名义，1960年2月通俗编辑部撤销，我妈妈才正式成为人民社政治组的一员，我也得以列名该社子弟。
最早的记忆与妈妈的老同事蒋曙晨有关。1951年3月，我爸爸刘岚山参加了新华书店总店组织的战地文化服务队，前往朝鲜。9月我哥哥出生时，爸爸不在身边。初为人母的妈妈应付不过来，蒋曙晨叔叔即过来帮忙，为我哥哥洗澡。家里的相册有一张蒋叔叔抱着我哥哥的照片，所以我知道了这件往事。不过，当时我还没出生，这个“记忆”其实应该说是从我妈妈那里听来的。蒋叔叔自《华北人民》开始，一直是妈妈的同事。我印象中的他身材高大宽厚，显得很壮实。
1960年秋，我考进了全日制的景山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我就独自一人，每天换乘三次车，到位于沙滩、后来是骑河楼的学校上学。中午下课后，住在附近的同学可以回家吃饭，下午再返回学校，继续课业。我则来不及赶回家，校内又没有学生餐厅，于是就坐三站公交车，到位于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食堂吃饭。
饭后还会有一小段空闲时间，妈妈希望我能躺下休息。不便在办公室里和大人们一起拼桌椅，妈妈于是向出版社领导申请，居然在当时楼内的女职工单身宿舍里，为我争取到一个床位。那本是董秀玉与另一位姓施的阿姨合住的房间，我挤进去，显然对她们多有不便。记得在宿舍只偶尔见过小董阿姨，她似乎总在忙。施阿姨人很随和，喜欢说话，我和她聊天比较多。因此所谓“午睡”，多半只是躺在床上而已，基本没有睡着过。
我当时就听说，几年前，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上海招来一批中学生做校对，号称“红领巾校对”，董、施二位就在其中。董秀玉日后做到香港三联书店与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与总编辑，自然与她1956年入社后即刻苦钻研业务，广泛阅读与积累知识有关。而我听到的关于她的最传奇故事是，经她校对的《毛泽东选集》没有一个错字，那应该是用了倒校法。而九十年代后，我重见董秀玉时，比较尴尬的是，不知应该跟着陈平原称她为老董，还是保持原先的“阿姨”称谓。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沈昌文先生那里，而且，我们的学生又成了他的麾下。
说到沈昌文叔叔，我最该感谢的是他编写的《编辑手册》。此书1963年印出，内部发行，社内编辑人手一册。其中收录了人民出版社关于书稿编辑和出版、审读与加工整理等各项规定，以及编辑书稿时常用的各种资料，如各国概况，货币名称与计量单位，国内外的报刊、出版社与图书馆，历史朝代纪元，常用工具书，文字、标点的使用规范，外文字母与符号的识别，出版与印刷所涉及的问题等。我家里也有一册，是方形开本、淡黄色封面的小精装本，很雅致。我曾经翻过，倒因此记得了关于引文标点的编辑规定。引文前后固然要加引号，区别在于：如果是完整引用，前面要用冒号，最后的句号在引号内；如果只是片段引用，前面用逗号，最后的句号在引号外。后来我写文章一直遵循这个原则，也以此告诫学生们。
人民社的编辑里藏龙卧虎
当然，我最多出入的还是妈妈的办公室，所以对她在政治组的同事相当熟悉。除了蒋曙晨叔叔，还有一位徐砚华阿姨，她是时任出版局副局长王仿子的夫人。我跟着妈妈去过她家，记得是在热闹的隆福寺大街里一个安静的小院。社长王子野的夫人陈今也在这个组，她个子比较矮，微胖，身体好像不大好。另一位我称为小陈叔叔的年轻编辑陈文伟，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在政治组有点难以施展专长。后来他终于去了法律编辑室，再后来，法律室就独立成为法律出版社了。
人民社的编辑里真正是藏龙卧虎，我所知道的最厉害的一位是林穗芳，据说他懂13种外国语言文字。而写作此文之际，我检索网上资料，发现他比我以前知道的段数还要高，竟然是通晓17种外语（12种欧洲语言和5种东方语言）！其子林梅村现在北大考古系，是著名学者。应该也是念在我们都是人民社后人的特殊缘分上，他竟然送给我和陈平原一册经他考释的《蒙古山水地图》，这可是定价三千元的大书。
还有一位奇人吴国英，精通俄语和德语，但双耳失聪。关于他的著名传说是，放映苏联电影时，他虽然听不见，却单凭口型，就能够知道人物在说什么。而这应该是真的。我妹妹曾在干校生活过几年，经常和吴叔叔聊天，完全没有感觉到交流不畅。甚至不用走到近处，隔着一段距离，两人就可以开始交谈。当然前提是，你得正面迎向他。
由于妈妈在政治组工作，也影响到我们家的藏书结构。书架上最惹眼的大套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41册、《列宁全集》39卷与《斯大林全集》13卷。
人民社还出版过一些比较特殊的灰皮书，都是内部发行，曾经引起过很大关注。我家所有的仍然和妈妈的政治编辑工作相关，主要是那些八十年代前后，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印行的党史资料，据说每种只印五百册，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等。读大学后，由于好奇，我曾请妈妈从出版社资料室借来过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世界知识出版社名义，于1963年印行），却因缺少政治兴趣，没有读完。
1975年，妈妈从干校归来，重回人民社政治组。这段时间她编辑的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在日本十五年》。此书是以人民社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于1981年出版。作者刘德有1964年作为第一批常驻日本的记者，在日生活多年，对东瀛各界有广泛接触与深入观察。此书在当年算是一本笔调温暖的知日小书，面世的第二年，即以《日本探索十五年：中国の记者は日本で何を见たか》的书名，出版了日译本。
我是1969年4月去吉林插队。大概在1968年下半年吧，妈妈带回过一册同事李蓬茵（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廖盖隆的夫人）粘贴的家书。信是由李阿姨的儿子所写，我现在猜想，应当就是八十年代提出“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思路的廖逊吧。记不清这位上山下乡的知青是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到陕西或山西插队，总之，所有的书信在那个革命气氛浓烈的时代，既不乏对理想的憧憬，也深藏着对家人的关爱。有情有义，温文尔雅，且不乏幽默，所以感觉比较异样，很好看。我特别记住了其中形容李阿姨的一句，说她像个暖水瓶。我读这些信，也生出同样的感受。而妈妈将这册家书借回，未尝不是在为我们即将来临的插队生活预做心理准备。
1975年，从咸宁转到丹江干校的妈妈也终于回到北京
1969年10月，爸爸、妈妈一起远赴湖北咸宁，到那里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不久，留在北京的家属也以“战备”的名义，被要求前往，妹妹因此和妈妈住到一处，在汀泗镇读中学。干校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文化部下属各单位以连为序号，主要集中在向阳湖（原名关阳湖）边、通称“四五二高地”的校部一带，围湖垦田。我爸爸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在那里，番号是14连。唯有人民出版社编成的13连驻在汀泗桥，算是工业连，承担了为全干校建房烧石灰的任务。我去那里探亲已是1971年初，住房基本建好了。
妹妹来武汉接我，我们先一起游览了东湖风景区，然后才乘火车到汀泗桥。下车还要走五六里路，一到13连，立刻有狗上来亲热。妹妹说，这狗凡是干校的家属，无论从哪里来，都会欢迎；但见到本地人，则会扑上去大叫。
虽然盖了不少房，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除了三口以上或年纪大的夫妇，13连大部分人是住在男女有别的集体宿舍。妈妈的宿舍是个套间，进门右首是副总编谭吐的夫人高奇的床位，以下依次是妈妈和我妹妹。对面是军宣队代表的夫人，姓张。里屋有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带着女儿郑苏伊，还有美术组组长马少展，她也是妈妈最老的同事，从《华北人民》时就在一起。我去后，和妹妹挤睡一张床。
我在干校住的时间不长，最多一个月。当时关系最密切的是郑苏伊，离开后，还通过几次信。苏伊的爸爸臧克家和我爸爸是老朋友，作协和文学社又都在校本部那边，有时两位老友会结伴乘火车来探亲。我也和妹妹一起去14连看过爸爸，好像还在客房住了一两夜。当时觉得他们的伙食不错，每天每人都有一个咸鸭蛋。接着就听说，那是由于第一次收割水稻没经验，赶上连阴雨，无法晒干，都捂坏了。干校紧急买了巨量鸭子来吃这些稻谷，学员们的生活也意外得到改善。不过，更可靠的说法也许是，文学社的陈早春出身湖南农家，懂得如何饲养鸭子，14连才能享受到这一额外的福利。
那次回程，一路颇曲折。当我们赶到咸宁火车站时，上午那趟车已经开走，晚上还有一班。但想到要在小县城里晃荡大半天，实在无聊，我们于是决定开步走。咸宁到汀泗桥，火车只是一小站，路程却有三十多里。我们先沿着铁道线走，接近汀泗桥时，再转到妹妹熟悉的近路，终于在晚饭时分回到了13连。那天总共走了将近六十里。
我虽然是探亲，但在干校人人出工的氛围下，也不能白吃饭。到14连那边时间虽短，也跟着爸爸下大田体验过半天。在13连期间，某日，石灰窑突然需要加料，大人们不在（可能是去校本部开会吧），在家的孩子们立刻组织起来，用畚箕挑着石灰石上窑，我也跟着搭了把手。过后出墙报时，我作为编外人员，也特别受到了表扬。
说到墙报，在干校就是黑板报，13连那个板块应该是由吴道弘叔叔负责。一次，他出墙报时，我正好在旁边，他于是把文章标题留出来，要我来写。我推辞说，字不好看。但他坚持，说看过的，很好；而且，我不写，他就要空在那里。没办法，我只好从命。
逗留干校那段时间，同屋的高奇阿姨是我交谈最多的长辈。她在妇联工作，人看上去就很精明能干，桌面、床铺都收拾得十分整洁。她当时忽然得了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天旋地转，无法起床。我反正闲着无事，就去照顾她。按照她的病情，大小便应该都只能在房间里解决。但高阿姨非常自尊，一定要我扶她去厕所。偏偏那个公用的女厕所在山坡下，路着实不近。我劝阻无效，只好奋力架着她，慢慢移动过去。如厕归来，高阿姨几乎虚脱，我也出了一身大汗。
那时，13连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被打为“516”的年轻编辑梁初鸿，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研究生。为了表示对这一定罪的抗议，他不但不起床，而且一度绝食，后来真的肌肉萎缩，行走困难。梁初鸿单独住一屋，连里每天派专人照看他。据说他后来去了广西大学，人民社成了他的伤心之地吧。
在干校，革命传统教育是必备课程，何况，从这里去韶山已经很近。我参加的这支小分队是人民社补办的，包括我妈妈在内的大队人马先已去参观过。我们一行五人，除了我和妹妹以及另一位子女，还有两位出版社的叔叔和阿姨。那时到韶山，已经专门从长沙修了支线。我们先隔着水塘，在毛泽东故居前照相，感觉我和妹妹还没站稳，摄影师已经在叫“下一个”了。进故居，照样还得再排一次长队。
当然，韶山只是最重要的目的地，转回长沙后，我们还要继续接受教育。于是，毛泽东在那里活动的各处遗址，比如湖南第一师范（特别去看了那口他每天洗冷水澡的井）、船山学社，诗词中提到的“橘子洲头”，经常逗留的岳麓山爱晚亭（当然也会顺便参观黄兴墓与蔡锷墓）等，均无一遗漏，前往瞻仰。连传言毛泽东最喜欢吃的火宫殿臭豆腐，我们也追踪品尝了。
此行最后，仍不免夹带一点“私货”。久闻岳阳楼的大名，路过岳阳，实在不愿白白放过。于是，我和妹妹中途下车，在岳阳楼远眺洞庭湖，在街头小店吃甜酒酿，最后才心满意足地返回干校。
1975年，从咸宁转到丹江干校的妈妈也终于回到北京。加上妹妹、我和哥哥先后返京，文学社在花市豆谷胡同拨给爸爸的两间小厢房已完全住不下。妈妈向人民社申请，终于在龙潭湖附近分到了一间楼房。于是，我们家又开始两地分居，我、妹妹和妈妈住龙潭湖，爸爸和我哥哥住在豆谷胡同。直到1983年，文学社东中街的宿舍楼盖好，我们方得以举家迁入，就此安居。
由《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认识一位好编辑，再与人民社结缘
接下来，我的叙述身份就要从子弟转为作者了。自从2000年11月妈妈走后，我和人民出版社也断了联系，朝内大街166号那栋灰楼靠东的半边再没去过。直到2013年，认识了人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的年轻编辑姚恋，才算重续前缘。
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样的机会认识了姚恋，她说，出版社想重新启动“东方文库”，约我和陈平原各给一部书稿。平原对不熟悉的编辑照例拒绝，我正好手头积攒了一些关于梁启超的论文，即表示可以编成一书。整理稿子花费了一些时间，我重新校对了全部引文。而姚恋的出版速度很让我惊讶，2013年10月20日我把电子稿发给她，转年2月已见新书。更让我高兴的是，书中收入的《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一文，我希望用彩色印出，以显示出配图效果。姚恋也满足了我的愿望，她用了一个印张的彩印，由此，梁启超设计的信笺与其饱满的书法得到了良好的展现。姚恋也从此取得了我们的信任。
接下来，平原将新完成的著作《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交给了姚恋，同时还配上一本早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那是我们合作编注的选本，也是他的新著的缘起。2014年8月，二书赶在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之际面世，平原和我分别从香港和北京过去，到那里的孔学堂开讲座。姚恋再次让我见识了她的能干，她租了辆车，带着我们四处游走。
而《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出版后，姚恋就有了个大计划，她希望把我已有的三本梁启超研究著作集合起来，成规模地进行展示。我被她说动，2016年分别向中华书局与三联书店收回了《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以及《阅读梁启超》的版权。不过，在收到姚恋寄来的出版合同后，我却忘记签字，合同也不知放到了哪里。姚恋也不催我，这是她一贯的风格。直到一年多以后，还是我想起问她，她又补寄了新合同，这事才真正着手。
我知道，单本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印了五千册，销路不大好，因为我自己没有、也没有请人做过任何宣传。姚恋却不以为意。2019年7月，总名为《阅读梁启超》，分为《觉世与传世》《文章与性情》《政治与学术》三册的套书出版时，姚恋又刷新了我对她的认识——此书居然印了八千套。这次变成了我很有压力，姚恋倒显得信心十足。但我实在是太不喜欢签名售书与新书发布这类推介活动，姚恋也绝不勉强我，我于是只到东方出版社办公室签了两三百册书，在北京的一家中信书店和深圳的南山书城各做过一次对谈或讲座，就不再出动。而姚恋竟然也有本事，真的把这八千套书基本出清。
认识一个好编辑，才会和这家出版社结缘。姚恋之于我和人民出版社，就是这样的吧。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021年5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