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在新冠病毒上的无知和愚蠢

阿纳斯塔西·伯格 著 吴万伟 译

意大利哲学家对新冠病毒的干预是一种症状，证明理论已经堕落为偏执狂。

新冠病毒疫情空前的不确定性已经将我们精心制订的计划全部打乱，并以平等的速度弄得我们坐卧不宁，难以集中精力。焦虑的主要表现是完全没有能力集中注意力，我们尝试“在家工作”的努力大部分被消耗掉了，只是茫然失措地盯着手机浏览推特、《纽约时报》和《卫报》的首页。各种媒介上发布的文章充斥着难以理解的图表曲线和令人怀疑的建议。我们觉得，这些背景呼吁的不是更多流行病学家的模式而是哲学探索。毕竟，“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是第一个哲学问题，即我应该如何生活的一种变体。

显然非常适合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及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意大利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一直是哲学探索的典范，长期以来致力于探索哲学反思如何能帮助我们评价心灵很少能理解的秩序灾难----最著名的是纳粹大屠杀所造成的道德隐含意义。他以有关“生命”概念的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研究以及政治权力体系对生命威胁的研究而闻名天下。

阿甘本在两篇短文（发表在意大利日报《宣言报》（Il manifesto）上的“动机不明的紧急状态激发的例外状态”，译成英文后发表在《立场政治》（Positions Politics）上，第二篇“澄清”的英文译本最初发表在人文博客“对自我”（An und für sich）上）中，将他的典型概念结构用在全球对新冠病毒疫情做出的反应上面。他写到，针对“所谓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紧急措施是“狂热的、非理性的和绝对无正当理由的”。阿甘本坚持认为，新冠病毒（在2月底的时候）是“通常的流感，与每年都会影响我们的流感没有多大不同。”

因为很多读者现在都已经了解到，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也比普通流感高出十倍以上---大约是1%，而普通流感的致死率是0.1%。但是，毕竟，我们阅读阿甘本是要了解脱离事实的东西。在阿甘本看来，重要的不是经验处境而是政治处境。这里，我们看到经典形式的阿甘本。真正的“例外状态”，也就是说真正的威胁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媒体和当局”围绕疾病创造出来的“恐慌氛围”，这能够让政府引入极端的限制措施来阻止人们行动、聚集和日常社交活动。而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很快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根本辨认不出来了。停工和检疫等事实上不过是“使用例外状态作为正常管理范式的越来越严重趋势的”另一种表现。他提醒我们，政府总是更喜欢使用例外措施进行管理。如果你感到纳闷我们该如何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个批评加阴谋的理论，他补充说，“一旦反对恐怖主义的合理性耗尽之后”，仅次于它的最好借口就是“疫情干预了”。

就像感到困惑不解的《福克斯新闻》的精神支柱一样，阿甘本得出结论说，旅行禁令，取消公共和私人活动，关闭公共和商业机构，强制实施检疫和监督全都是“小题大做”的伎俩：仅仅因为稍微严重一些的普通疾病而大阵仗地行动，我们付出的代价未免过于高昂。

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称阿甘本为“老朋友”，他在被广泛传播的回应文章中不赞同阿甘本的做法，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在政府身上，将其作为危机唯一的罪魁祸首，但是，他承认阿甘本有关恐慌性存在的永久状态造成危险的笼统论证：“整个文明都被卷进去，对此毫无疑问。”不过，南希答复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几乎30年前，医生认定我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老朋友吉奥乔是少数几个建议我不要听医生的人之一。如果听从他的建议，我可能早就死掉了。犯错误是可能的。”

南希的话没错：我们有可能犯错误。但是，阿甘本对任何种类的机构性干预的教条式怀疑能被正确地归类为错误吗？其思想习惯是否已经变成了一种病态的厌恶呢？无论如何，南希的个人逸事显示出，阿甘本的言论立场如果应用在真实世界中可能产生的利害关系有多么巨大：亲人尤其是老人和弱者的性命都会失去。

不是说阿甘本不允许老朋友说话打击他的信心，更不要提疫情在意大利肆虐造成的巨大破坏，每天数以千计的意大利人因疫情死亡似乎只能坚定他的决心。

在第二篇文章“澄清”中，阿甘本优雅地承认我们的确遇到了疫情，根本不提容易让人造成误解的经验性主张。（啊，几乎忘了，有个例外是值得注意的：阿甘本宣称“过去出现过更加严重的疫情，但是没有人想到像现在这样以此为理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完全禁止我们到处走动。”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正如阿甘本的精神教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详细论述过的那样，早在1600年，为应对疫情做准备的措施中就包括完全限制欧洲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流动。“人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处所，如果有移动，不仅接触传染，自己的生命面临威胁，而且会受到惩罚。”）在”澄清“的大部分篇幅里，阿甘本的焦点集中在针对全世界很多国家采取严格禁令的另一个原则性反对意见：牺牲多少算太多了？

阿甘本正确地观察到，疫情反应过当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里，阿甘本至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恰恰是我们希望人文学者能够帮助我们回答的那种问题。

阿甘本谈论问题的方式被置于一种区分的框架下，一边是我们的生物学存在的“赤裸生命”，一边是他认为更高级别的社会生命或论理生命。他注意到“令国家陷入瘫痪的第一波恐慌因素显然是，我们的社会不再相信除了赤裸生命之外的任何东西。”在我们歇斯底里的恐慌中，采取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般的努力避免身体伤害，我们已经令自己陷入很容易丧失更高秩序的风险之中：牺牲我们的工作、友谊、家人、宗教礼仪（首先遭受影响的就是葬礼）和政治承诺等。这样一来，我们或许维持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赤裸生命，但是，我们将在此过程中消灭任何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东西，让人生值得过下去的东西。

阿甘本把老掉牙的术语包装成对不动脑子的道德教条的大胆抵抗。

而且，一门心思要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来和保护“赤裸生命”的努力，不仅本身构成精神上的失败，而且把我们变得相互仇视和对立，威胁到建立有意义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因而破坏类似“社会”的任何东西：“赤裸生命--以及丧失这种生命的危险---不能将人们团结起来，反而让人们变得盲目，让人们陷入自相残杀的分裂局面。”偏执狂驱使我们将其他人看作“疫情传播者”，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躲避的人。我们都不知不觉沉浸到反对内心敌人的战斗中，这个敌人就潜藏在每个其他人身上，这样一种状态事实上就是“一种内战”。阿甘本预测，这样的后果将比疫情本身更加严重，破坏性影响也更持久。他最后总结说：

正如战争留给和平的遗产是一系列不吉利的技术从带刺铁丝网到核电厂一样，人们也很可能寻求继续推行医疗卫生紧急试验之后的东西，这些是政府之前没有成功变成现实的措施：关闭大中小学校，全都在网上上课，永久终止聚会和阐述政治和文化理由的发言，相互之间使用数字信息交流，在任何地方都尝试用机器替代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次接触，隔绝传染的机会。

阿甘本说我们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他显然是正确的：对疫情的回应要求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要做出巨大牺牲。而且---暂时把阴谋妄想症放在一边，存在真正的风险，病毒将减弱公众对可能威胁民主自治的政治措施的抵抗：监督措施的大量使用，行政部门的权力被大肆扩展，民众行动自由和聚会结社自由遭受限制。

但是，注意到潜在成本是很容易的事，更加困难得多和更加危险得多的是弄清楚我们究竟要为什么做出牺牲。如果仅仅致力于我们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这种人就仅仅是名义上的人（一具行尸走肉而已），自愿选择这样的人生不仅是个人牺牲而且是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自我伤害形式。阿甘本说得没错，但是，这真是我们现在做的事吗？

当然，有一些人拒绝遵从当局的建议---佛罗里达放春假的学生们，在圣帕迪节( St. Paddy’s Day) 聚集在酒吧狂欢的人。这些是阿甘本呼吁的道德英雄吗？与此同时，我们这些带着沉重心情拥抱限制我们自由的措施的人，并不仅仅在竭力维持赤裸生命的存在。我们欢迎对我们生活采取的各种机构性限制（事实上有些时候，我们希望政府尽快引进这些措施），我们已经敦促朋友和家人（尤其是顽固不化的家长）做同样的事，不仅仅是要避开“感染风险”，不仅仅是为了挽救赤裸生命，实际上也不仅仅是为了挽救别人的赤裸生命，而是出于道德命令：履行社会保护弱者的巨大威力，无论这些人是我们的亲人还是其他人。

首先，我们是为了同胞---父母、祖父母、和所有身体脆弱的人在做所有这些事情。没有什么比维持赤裸生命的说法更加荒谬不堪的了。我们关心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共同体的成员。

上星期，我的未婚夫和我取消了原定要在夏天举办的婚礼。我们这么做是要让包括身体风险很高的公公在内的客人能够在稍晚一些时候更安全地参加这次社交活动，来庆贺我们做出将两个人的生活命运绑在一起的决定。我们现在被禁锢在公寓里实行自我隔离以便我们能够随后拜访他的父亲，而不是现在返回伦敦，让公公的健康陷入危险之中。如果运气好，我们或许都要一起庆祝那个婚礼。如果幸运，我们的孩子将来有一天将遇见他们的爷爷。阿甘本哀叹，我们因为害怕感染的风险而在牺牲“社会关系、工作、友谊、仁爱、宗教和政治信念”。但是，我们做出牺牲不仅仅为了任何人的赤裸生命，我们做出牺牲是因为要与亲人分享快乐和痛苦，要共同努力和一起娱乐，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病人还是健康人，这其实就是“生命的正常状态”的实质内容。

阿甘本询问，“如果除了生存之外没有任何价值观，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呢？”在某些情况下，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但是，在当前情况下，这个问题提得十分盲目。阿甘本相信这是他生活的社会吗？当这位哲学家环顾四周，他真的除了赤裸生命的挣扎就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吗？果真如此，阿甘本的“澄清”或许以一种他意料之外的方式暴露了他的心态。我们或许认为这是说明“赤裸理论”的典型例子：把老掉牙的术语包装成对不动脑子的道德教条的大胆抵抗。有时候，在环顾四周之前，避免使用晦涩深奥的理论体系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如果想寻找当今如何生活的智慧，我们可能需要向别处求助。

作者简介：

阿纳斯塔西·伯格（Anastasia Berg），剑桥大学哲学系青年研究员，《要点》杂志编辑。

译自： Giorgio Agamben’s Coronavirus Cluelessness By Anastasia Berg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Giorgio-Agamben-s/248306?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