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9年12月，为打破长达三年半之久的“脱欧”僵局，英国举行了近百年来的首次冬季大选，保守党地位得到巩固，顺利推动英国议会通过“脱欧”协议相关法案，工党力量则被进一步削弱。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保守党和工党在“脱欧”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策略，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多年来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政党社会基础的变化，特别是阶级政治让位于身份政治，从而削弱了选民原有的政党忠诚，而“脱欧”这一特殊背景则加剧了转变进程，凸显了身份政治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英国的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政党格局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未来一段时间内，英国保守党的强势地位将继续得到保持，工党则将进入艰难的转型和调整期。
关键词：英国大选；“脱欧”；保守党；工党；身份政治；英国政党政治；
2016年6月，英国举行公投，有将近52%的选民支持“脱欧”，时任首相卡梅伦被迫辞职。此后，尽管前后两任首相特雷莎·梅和约翰逊均与欧盟达成了“脱欧”协议，但协议都未能获得英国议会批准，“脱欧”陷入僵局。为打破这种局面，英国被迫于2019年12月12日提前举行大选，这也是该国历史上近百年来的首次冬季大选。保守党毫无悬念地获胜，赢得绝对多数议席，巩固了执政地位，并顺利推动议会通过“脱欧”协议相关法案。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退出欧盟。此次选举还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英国未来一段时期内保守党一党独大、工党艰难转型、其他小党暂无能力挑战传统两党的政党政治格局。
2019年大选与英国政党政治的进一步右转
此次大选是英国自2015年以来举行的第三次大选，其结果是两党政治得以延续，但政治倾向进一步右转。在此次大选中，保守党大胜，工党受挫，地区性政党力量稳定增长，其他政党的表现乏善可陈。
第一，保守党优势地位得到巩固，英国政治进一步右转。保守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43.6%的选票和365个议席，比2017年增加了47个，这是自1987年选举以来该党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此次选举保守党所获得票率系1979年选举以来的最高纪录。作为此次选举的最大赢家，保守党自2010年上台以来已连续第四次执政。比表面的数字更有意义的是，保守党在英格兰东北部某些原本属于工党核心“势力范围”的选区取得重要突破，特别是在一些自创立之日起就从未支持过保守党的选区（例如奥克兰主教区和塞奇菲尔德选区等）。更重要的是，保守党在议会下院占据绝对多数，为日后通过各项动议奠定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同时，这也意味着英国政党政治2010年后出现的右转趋势进一步加强。
第二，工党受挫，影响力遭进一步削弱。与保守党的“高歌猛进”相反，工党在此次大选中的表现差强人意，获得32.2%的选票和203个议席，这是自1935年选举以来该党所取得的最差成绩。与2017年相比，工党议席数减少了59个，得票率下降了7.8%，并且是所有参选政党中唯一得票率下降的政党。从地区分布来看，工党在每个地区的支持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特别是在英格兰东北部传统“票仓”损失最为严重，得票率下降幅度高达12.8%，多个“堡垒”选区被保守党成功拿下。此外，无论是在坚定支持“脱欧”还是“留欧”的选区，工党的支持率均大幅度下降，降幅分别为10.4%和6.4%。
第三，以苏格兰民族党为代表的地区性政党力量稳定增长。在此次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可以说是除保守党以外的第二大赢家，获得了苏格兰选区59个议席中的48席，仅次于2015年的56席，这也是该党连续第三次在大选中超过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的获胜也意味着苏格兰独立问题将被再次重启。大选结束后，苏格兰民族党领袖斯特金正式致函英国首相约翰逊，要求在2020年举行第二次公投，并发出警告称苏格兰不会放弃寻求独立的诉求。在北爱尔兰，新芬党的力量也在稳步增长。在此次大选中，该党获得7个议席，与北爱尔兰第一大党民主统一党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仅比后者少1个议席。新芬党的诉求是留在欧盟，并寻求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因此其力量的增强意味着英国的国家统一面临着更多不稳定因素。
第四，其他政党的表现乏善可陈。在此次选举中，自由民主党虽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脱欧”，但仍未能实现反弹，仅获得11.5%的选票和11个议席，这也是该党在2015年失去议会第三大党地位后再一次落后于苏格兰民族党。其他小党更是难以对保守党和工党的地位形成挑战，特别是绿党和英国脱欧党，尽管它们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抢眼，但在此次大选中，绿党仅获得1个议席，脱欧党则没有获得议席。
英国政党政治进一步右转的动因
表面上，英国各政党在“脱欧”议题上的不同立场是此次大选出现上述结果的直接原因；实质上，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以往阶级政治和政党忠诚的分野，身份政治上升为影响选民投票的最重要因素，“脱欧”议题则是这一趋势的催化剂。
一、保守党与工党的“脱欧”立场和竞选策略
多家民调公司在选举前开展的民调均显示，“脱欧”是决定此次大选结果的关键议题。根据民调结果，在给出多个选项的情况下，最受选民重视的问题是医疗，其次是“脱欧”，这两个问题的受重视程度远远高于移民、安全、环境和经济等其他问题。但如果只让选民选择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则“脱欧”的受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问题，如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2019年9月的民调显示，有超过57%的被调查对象将“脱欧”作为自己最关注的问题，而选择其他任何问题的比例都没有超过3%；舆观（YouGov）的民调结果显示，有39%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脱欧”将在其投票中起到决定作用。而且，离选举日期越近，英国选民对“脱欧”问题的关注度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各政党在“脱欧”问题上的立场就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选举结果。
在保守党方面，约翰逊作为“硬脱欧”派的代表人物，不管是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还是在2019年7月接任首相后一直持强硬的“脱欧”立场。在启动竞选程序之后，保守党在“脱欧”问题上更是采用了“简单粗暴”的口号，即在2020年1月31日之前“完成脱欧”（Get BrexitDone）。这一强硬且鲜明的立场不仅牢牢抓住了支持“脱欧”的选民，而且吸引了不少摇摆不定的中间选民，甚至成功吸引了部分支持“留欧”的选民。过去三年半时间里，不少选民对“脱欧”变成“拖欧”产生了厌倦情绪。此外，脱欧党在选举前与保守党达成协议，退出了保守党2017年获得议席的选区，从而最大限度保证了支持“脱欧”的选民支持保守党。
与保守党不同，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工党在“脱欧”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模棱两可，该党领袖科尔宾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表明态度，甚至在竞选期间仍然表示“中立”，提出如果获胜将与欧盟重新谈判，并将谈判协议交由全民公投，由“人民”决定“脱欧”的未来。这样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举策略非但没有争取到支持“脱欧”的选民，反而将一部分支持“留欧”的选民推向了保守党一方，使得工党在坚定支持“脱欧”和“留欧”的选区得票率都有所下降。同时，还有部分原本支持工党的选民因不满其含糊其辞的竞选政策而拒绝参加投票，也是导致工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工党内部的分歧由于“脱欧”问题变得公开化，削弱了自身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和信任度，这也是部分选民没有投票支持工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二、“脱欧”问题加快了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的进程
二战后的几十年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政党的选民基础也因此分化重组。在这一过程中，身份政治逐渐取代阶级政治，成为影响选举走向的最重要因素。
第一，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身份政治成为影响选举走向的重要因素。二战后初期，保守党和工党的群众基础几乎完全根据阶级划分。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彼得·普泽尔（Peter Pulzer）曾经说过：“阶级是英国政党政治的基础，其他任何因素都是装饰和细节。”传统上，保守党主要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工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产业工人阶级。20世纪50年代，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占到了英国劳动力总数的70%左右，这是工党迅速崛起的最重要原因。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的“去工业化”导致英国的制造业和重工业急剧衰落。这一过程导致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急剧减少，随之出现的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称“中间阶层”）群体，英国社会由此成了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相较而言，中产阶级群体与传统政党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系，与此相应，“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联也越来越弱，因而阶级与所谓“政党忠诚”之间也不再存在必然关联。
2019年大选前，英国多家民调公司的调研结果显示，无论是中产阶级（“白领”）还是工人阶级（“蓝领”），支持保守党的比例均为42%；而支持工党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比例分别为33%和28%。这表明阶级属性在投票意向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特别是工人阶级不再“理所当然”地支持工党。2019年大选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工人阶级占比例最高的100个选区中，保守党和工党分别赢得31个和53个选区，尽管工党仍然占据优势，但与2017年两党分别赢得的13个和72个选区相比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原本属于工党“堡垒”地区的英格兰中部、东北部和约克郡，保守党的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相反，工党在英格兰东北部和约克郡的支持率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认为，保守党的胜利正是缘于工人阶级不再支持工党
此外，其他一些表明选民个体身份特征的因素（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等）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身份”对选举走向的影响超越了“阶级”。在这些“身份”中，年龄因素对选民政党偏好的影响最为明显。民调显示，年龄越大，支持保守党的比例越高，反之亦然。在65岁以上的选民中，支持保守党的约占60%，支持工党的仅有17%；相反，在35岁以下的选民中，有将近50%支持工党，仅有不到25%支持保守党。但是，青年人的投票率总体上低于老年人，这也是造成工党选举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尽管“阶级”仍然是影响选民投票的因素之一，但它不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阶级因素正逐渐被代表选民身份的其他因素所取代。换言之，身份政治正取代阶级政治，“脱欧”这一特定事件则加快了转变进程。
第二，“脱欧”赋予选民新的“身份”，强化身份政治在选举中的作用。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有的身份几乎不会发生改变，如民族、种族或性别；有的身份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年龄和收入水平，但这些身份长期存在。与此同时，还有一种“临时身份”，即由某个特定事件为个人身份赋予的新的维度，并且这个“临时身份”在特定背景下有可能发挥超出其他“身份”的作用。
“脱欧”就是特殊背景下的特定事件，它赋予了英国选民新的“临时身份”，即所谓“留欧派”（Remainers）和“脱欧派”（Brexiteers），并与选民原有的其他身份叠加，进一步强化了“身份”而不是“阶级”作为影响选举结果乃至政党政治走向的最重要因素。与之相应，分化为“留欧派”和“脱欧派”的英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歧也进一步扩大。
究其原因，“留欧派”和“脱欧派”背后代表的是各自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开放”和“封闭”理念，也就是说，是支持全球化和超国家主义，还是更认同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支持欧洲一体化代表的是“开放”立场，反之代表的则是“封闭”立场，而选民的受教育程度、财富水平等“身份”决定了其支持“留欧”还是“脱欧”。以传统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之所以大多数支持“脱欧”，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牺牲者”；与之相反，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更支持“留欧”。有民调显示，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在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例最低的30个地区，有28个选择了“脱欧”；而在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例最高的30个地区，有29个选择了“留欧”。地区差异也表明了这一特征：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富裕的人群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的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支持“留欧”的选民比例相对较高；而在受到“去工业化”影响较为严重的英格兰北部以及西南部的贫困乡村，支持“脱欧”的选民比例则相对较高。相应地，在支持“脱欧”的选民中，多数支持保守党；在支持“留欧”的选民中，则相对倾向于支持工党和自由民主党。2019年大选结果与此总体相符。
综上所述，在“脱欧”背景下，在选民多重“身份”相互叠加和共同作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脱欧派”和“留欧派”这一“临时身份”的影响下，英国政党传统左、右翼的分野在界定选民立场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选民不再以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决定支持哪个政党的最重要标准，而是以个人“身份”为基础，以支持“脱欧”还是“留欧”作为主要依据，选择与自己的“身份”和理念更为契合的政党。当然，随着“脱欧”的影响逐渐消退，“脱欧派”和“留欧派”身份在决定选民立场以及政党政治格局方面的作用也将逐渐减弱，但构成选民“身份”的其他因素仍将继续发挥超出阶级因素的影响，并且未来在新的背景下还会出现其他新的“临时身份”。
英国政党政治格局的未来走向
2019年英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由于此次大选与“脱欧”这一特殊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因而其是否能够成为英国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尚有待观察，但此次大选无疑将对英国未来的政党政治走向，特别是保守党和工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保守党有望继续保持优势地位，但其内部关于欧洲问题的分歧不易弥合。保守党在2019年选举中“大获全胜”，如果不出现极端意外情况，这种优势地位至少可以保持到2024年，甚至也不排除在下一届选举中再次获胜的可能性。当然，这取决于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英国经济形势会不会因为“脱欧”出现大幅下滑，政治形势会不会出现大的动荡。
在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脱欧”仍将是保守党政治议程中的首要事项。2020年1月22日，英国议会通过“脱欧”协议相关法案，次日获得女王批准，成为法律。在欧洲议会批准英国“脱欧”协议后，英国于1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根据“脱欧”协议相关法案，英国不会在2020年12月31日之后延长过渡期。这就意味着，在2020年2月1日到12月31日短短的11个月内，英国政府需要与欧盟就未来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达成协议，这才是保守党将要面临的棘手问题。原因在于，保守党内部的“硬脱欧”派和“软脱欧”派至今仍未在该问题上达成一致。“软脱欧”派希望在退出欧盟之后，仍然在贸易等领域与欧盟保持尽可能密切的关系；而“硬脱欧”派则希望彻底脱离欧盟的规制。但欧盟一直强调“公平”和“对等”原则，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明确指出，如果英国企业想要进入欧盟市场，就必须遵守欧盟的标准和规则。约翰逊自始至终承诺与欧盟保持“零关税、零配额”的贸易关系，以期达成一项“宏大的贸易协议”，但是如果英国想要与欧盟继续保持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则在未来的协议中就必须同意遵守欧盟的绝大多数法律和规则，但这恰恰是“硬脱欧”派所反对的，也与约翰逊本人反复强调的“收回控制权”的原则相悖。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保守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裂痕有可能加深，“脱欧”问题甚至可能再次回到特雷莎·梅时期的僵局。未来，如何在避免保守党分裂的情况下与欧盟达成最符合英国利益的贸易协议，是考验约翰逊政府的一道难题。
第二，工党需要进行意识形态调整和重新定位，但困难重重。工党在此次大选中的失败，表面和直接的原因是其试图“左右逢源”的“脱欧”立场，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其意识形态定位不明确、内部分化严重导致群众基础被削弱。工党早期的群众基础是工人阶级，其政治意识形态属于左翼，但为了扭转多年在野的状况，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布莱尔在1994年担任工党领袖之后开始实施“第三条道路”，向中间路线靠拢。尽管工党宣称“不左不右”，但实际上是在向保守党靠拢，采纳了保守党的绝大多数经济社会理念。这种转向确实产生了实际效果，工党不但在1997年重新夺回了执政党地位，而且连续执政了13年。但这一转向也极大地模糊了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界线，削弱了其自身特性，使其失去了一部分传统选民的支持。
2010年大选落败之后，工党一直在努力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例如时任领袖埃德·米利班德提出的“蓝色工党”理念，便试图回归传统价值观，重新回到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收效甚微。2015年科尔宾“意外”当选工党领袖后，延续了其一贯的激进左翼立场，提出了一系列激进主张，但遭到工党传统右翼和以布莱尔为代表的“中间派”的强烈反对。在“脱欧”这一特定背景下，工党内部本已十分严重的派系分歧将更加突出。
2019年大选结束后，工党领袖科尔宾宣布将于2020年初辞职，工党将于4月初选出新领袖。无论谁最终当选，都亟须为工党找到明确和清晰的定位，统一党内的意识形态。工党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选举结束后成立了一个小组，旨在对选举失败进行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以图东山再起。但对工党而言，可选择的道路已不多，“第三条道路”已走到尽头，回归传统左翼也已经被证明无法成功。前工党影子大臣甚至指出，如果工党继续向极端化发展，其力量还有可能进一步萎缩，甚至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这种情况下，工党极有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期，才能实现重新定位，摆脱“后布莱尔时代”漫长的转型和过渡期。
第三，简单多数选举制保证了两党制总体稳定，但也暴露了英国选举制度的弊端。1922年以来，保守党和工党一直轮流执政，尽管偶有联合执政的情况，其他政党在某些特定时期也曾对这两大政党的垄断地位形成一定冲击，但这一格局至今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国议会选举执行简单多数选举制，又称“胜者全得”制（First Pastthe Post），即只要获得了一个选区的简单多数票，就可以得到该选区的议席。英国也是唯一采用这一制度的欧洲国家。这样的选举制度对于选民力量集中的政党十分有利，特别是两个主要政党和苏格兰民族党，因为长期的积累使它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安全选区”，只要保证这些“安全选区”的选票，它们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其他政党由于没有足够的“安全选区”，选票相对分散，因此很难将得票有效地转化为议席。因而，这样的选举制度保证了保守党和工党的主导地位，也保证了英国政党体制的总体稳定。
然而，简单多数选举制也存在诸多弊端且饱受诟病，特别是政党获得的议席数与得票率严重不成比例。例如，保守党1983年和2017年均获得了42.4%的得票率，但议席数分别为397席和313席，差别极大；而2015年仅获得36.9%的得票率，议席数却超过了2017年，为331席。这种不成比例的现象在除两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如2019年大选中，自由民主党获得了11.5%的选票，却仅得到11个议席；苏格兰民族党获得3.9%的选票，却得到了48个议席；绿党获得2.7%的选票，仅得到1个议席，脱欧党获得2%的选票，却没有获得任何议席。
与此同时，这种选举制度也掩盖了英国政党政治格局碎片化的现状。有学者分析，如果英国采用与欧洲议会选举相同的比例代表制，则2019年选举中将再次出现悬浮议会，保守党仅能获得288个议席，工党能够获得213个议席，自由民主党将获得70个议席，而苏格兰民族党仅能获得28个议席。事实上，这种情况在2014年和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已经出现，特别是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脱欧党获得的议席最多，接下来是自由民主党、工党、绿党和保守党，与英国议会选举的结果完全不同。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如果不改变选举制度，英国的政党政治很难发生重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和工党占优、轮流执政的模式难以被撼动，从而保证了政党政治格局的稳定性。
（注释略）
李靖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