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疫灾，检验也考验中国社会的文明状况。
首先要讲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根本。
对于这场大疫灾而言，从文明话语上讲依然显得一般。它实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病患人数尤其是死亡人数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原本鲜活的生命个体以及他们的家庭及其亲人，面对苦难，个体的幸存、决断与牺牲，是生命中无法承担之重。昨天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这次疫灾无法同历史上曾经死亡数以千万记的瘟疫相比，文章大概是为了疏缓社会恐慌，但这种比较对于当下中国的这场疫灾而言，还是显得过于冷血而不合时宜。何况我们毕竟已经置身于一个现代社会，而且是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现代中国社会。我们必须直面遭遇到的苦难，并有理由确立一种具有反思与反省精神的苦难意识，否则人道主义会流于形式。这段时期人们总引用黑格尔的这句话：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但是，无论如何，只有一个铭记苦难并能够反思苦难的民族才谈得上是成熟的民族。期待我们这个民族能够通过铭记这场灾难而再次成熟起来，并使之融化于不断生成转化的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大灾大难，同时也是苍生大众遭受异乎寻常的苦难之时，尤其需要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体现为悲天怜人、大仁大爱与无私奉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疫灾发生后，全国力量迅速集结逆行支援湖北前线。同历次灾难一样，全国的支援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支援者冒着感染的危险。最初一段时间，好些支援者只能吃方便面，加班熬夜之后连休息睡觉的床铺也没有，就在办公室打地铺和衣而眠。每当这个时候，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是最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这种精神同普通公众同样可能迸发的奉献牺牲精神不矛盾。救死扶伤，本是医者的天职（此天职也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医务行业的直接体现）。
本次疫灾中涌现了太多的真英雄，钟南山、八勇士、张定宇等，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抗击“非典”老英雄钟南山老先生，以逾八十高龄再度出征。前几天有人发文，提醒人们不必将钟南山先生神化，是的，“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凡人”。但钟先生的确是人民心目中的真心英雄，人民崇敬他。电视中的他流出了眼泪，但给人以信心和信任。
八勇士中的李文亮医生还是走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宁愿相信这才是真正的谣言。不久前他回答记者提问，最后是一个高度体现本职色彩的回答：“想尽快回到防疫一线”，这与他那句铭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其理同一，即诚实。他原本只想做一位平凡而正直的人。李文亮医生带给了人们太大的悲恸与感念，此刻，悲痛与眼泪难以表达，历史应当永远铭记他。
疫情防控目前还在艰难推进，各地物资纷纷告急。清早起来看到一则报道，一架国外飞往中国的客机航班上并无一人，却是满载海外华侨捐赠的抗疫物资。还看到一则消息，为应对口罩、防护服紧缺，上海一家服装厂放下已有的外贸服装加工任务，紧急进行技术改造，加班加点生产时下紧缺的口罩与防护服。事实上，人们对某些问题的批评，都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与别的方面并无关系，有些表现，与灾难面前理应呈现的人性光辉显得格格不入，人道主义不过是人的基本情怀。
人道主义不分国别、地区、族裔。非典与汶川大地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而中国也尽其所能帮助抗击非洲埃博拉疫情以及印度缅甸等地的甲流。这次新型肺炎疫情，日本公司捐助中国物资纸箱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据查这曾是唐朝时日方打动鉴真东渡扶桑弘法的寄语。据目前的消息，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将其药品瑞德西韦在免掉可观的知识产权费用的条件下用于中国临床，这是雪中送炭，也是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在这场疫灾中，出现了个别反例，不过，这些都不过是疫灾中人道主义精神迸发时的某些足以使其颜面尽失的笑料罢了，遇劫难时总有趁火打劫者，但他们从来不属于人道主义之列。
到目前为止，武汉、湖北各地以及外省严重的疫区还需要获得更大的支援与帮助。已经做出巨大牺牲的湖北人民靠自己的能力恐怕已经难以自救，不能因为封城而置武汉为危城与孤城而不顾，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要与湖北人民一起共度难关。有网民写道：“比交通的隔离来得更彻底的，是同情心的切割，是对灾难的记忆的切割。”这是十分痛心绝情的刻画。但是，面对人道主义，我们不可能切割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封城”并作出牺牲的武汉同胞，以及疫灾同样严峻的孝感、黄冈与温州等地的同胞。
第二，疫灾是对社会文明与治理文明的严峻考验。
应对大疫灾，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疫情防控全国一般棋”。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文明与治理文明作为保障。受益于改革开放并引进先进的管理治理经验，也受益于近年来国家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中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文明与治理文明基础。一个巨大而高效的社会动员与组织系统，在这场疫灾防控战正式打响之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就这次疫灾显现的问题而言，如何将国家政府层面的高效控制与源于社会组织以及民间自治层面的社会自组织统一起来，显然还需要做很大的工作。所谓治理文明，其核心就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但国家层面的治理文明如何转化为社会层面的治理，依然还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这次疫灾暴露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目标责任向上的政府行政系统与基于分工、职业、专业以及社会组织的综合社会自治系统的矛盾。在相当的程度上，一个本身未见得健全完善的社会组织，其在应对疫灾时相对积极有效的自组织功能，还是受到了滞缓的行政系统的抑制。撇开其组织结构本身存在的不规范以及失序而言，红会的非政府组织的行业要求及其应有的社会组织功能，与其实际的行政系统及其效应之间，还是发生了矛盾。这次疫灾表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已到了我们的制度文明建设不得不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疫灾时期有着非常规的治理模式（与常规相比，疫灾时期的治理更强调管制与有序），常规模式的治理显然不能直接应对非常规时期的治理要求，何况千万级的大都市“封城”前所未有，疫灾防控及其城市治理都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不用说中国发达地区，就是世界上任何发达先进的都市，面对这一局面，都不免捉襟见肘和问题重重。但是，常规模式的治理框架合理（本身就应当包含着回应与应对风险与疫灾的机制与资质），其应对突变的能力越好，也就越能够相对从容而又迅速地从常规模式转向应对疫灾的非常规模式。这次疫灾中，湖北及武汉迟迟不能从常规的治理模式转向非常规模式，实际上同其常规性的治理文明的严重滞后有很大关系，官员的慵懒、社会组织与公共卫生系统的慌乱、医疗防护物资供给及分配方面问题多多。在面对疫灾的应激反应方面，不同地域的治理水平高下立判。
能否有效应对重大疫灾，特别取决于公众的配合，需要公众有较高的公民素养。前线人员奋力抗疫，14亿民众宅家防疫卫国，众志成城。总的说来，中国公民对防控表现出了极大的组织与配合行动能力。但疫灾面前还是暴露了不少公民素养问题。北方某大城市一病人，在已经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之后还坐遍了该市几乎所有线路的地铁。南方某市一病人故意隐瞒疫情期间武汉旅居史，回本市之后参加多次大型聚餐，在其确诊之后导致91人隔离观察，3557人随访并全程监控。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小区或公共区域电梯加上了防疫用的卫生纸，前天从一网上视频里看到一大妈在出电梯门时，竟折回身拽下那卷卫生纸顺走了，真希望这事情是假的。这次疫灾防治中还出现了医闹事件，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没有理由对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下手。不是人、而是疫毒，才是我们的共同的敌人。
讲到公民素养，疫灾之后，在外地的500万武汉人中的不少人恐怕都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地域歧视。一些地方的措词，令人心寒，湖北人如同瘟神，即使不如此，也是要拒斥的“外人”。基本道理都懂，防的是病毒，不是湖北人，但问题是病毒就在四处流浪的一些湖北人身上，那就因此不得不防湖北人，不得不远离。西南某省一县文联主席甚至写了一首“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 / 随时仰望天空 / 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的“诗”晒到网上，大概是为哗众取宠，不过还是引来了众怒。看来，文联主席有文化，却未必懂得文明；看来，绝大多数国人都有同胞意识，有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次一些地方的防疫工作中，出现了太多“彪悍”的标语，也许在当时当地见效，但却实在不文明，真应该把这些删掉，无论网上网下，以免留下来有碍观瞻。
抗击新型肺炎，有可能成就一种“口罩文明”。先是强制、继而自愿地带来整整中、老年两代人接受了“口罩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年青一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疫情最初公开时，正值大批大学生返家过年，亲朋好友见面过往甚多，大学生们便十分自觉地（也习惯性地）戴起了口罩，但在这一行动上，他们与其长辈在价值上完全不同框（其实在文明的理解上，年轻一代同中老年一代已经存在代际差别，只是长辈们不太重视甚至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评价他们的文明观），长辈们大多觉得戴口罩做作，不以为然，但这批看上去“佛系”的年轻人这一次却表现得非常坚决，必须戴口罩，且坚持不懈地用各种方式说服长辈们戴口罩。在此期间，很多大学生都有一个如何说服家人戴口罩的故事，连带着推介各种应对疫灾应有的生活与交往方式，实际上是展开了一次以“口罩文明”为核心的生活与交往方式变革的启蒙，而且看来很成功。正值春节期间的这场“口罩文明”的洗礼，在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见证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正如2008年汶川地震使一代青年摆脱所谓“垮掉的一代”的负面评价而迅速成熟一样，这次疫灾也一定使得一代90后乃至于00后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会成为中国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
疫情发生中以及其后，容易产生次生灾害，特别容易表现为社会的恐慌及失序，因而也特别需要社会文明的支撑与托底。但这也需要全社会尽快形成某种共识。这方面面临太多的任务，当引起足够重视。比如，在保证治理层面信息公开的前提下，如何消除因信息滞后、不对称乃至于虚假进而加剧的社会恐慌，就是一大任务。与拚力奋斗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以及病患人员的紧张感与痛苦感受不同，十四亿国人主要是宅在家里，生活在网络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网络当然甚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网络，我们难以想象各地高度封闭的宅居生活在一段时间里持续的可能性，但网络也很热闹，所谓看戏的不怕事大，大家又正好宅在家里，成天在上演各种网络“围猎”与“群殴”大戏。然而，这些大戏，与前方的浴血奋战毕竟还是隔着的。
被“围猎”与“群殴”的事情也是事出有因。应当说，这个时代本身的功利主义在不少行业、职业中是有所表现的，在科学界也不例外，不少高智商人士，平常的心思未必都在科学研究方面，甚至面对疫灾，脑子想的还是发大刊、上院士或者干脆是发科技横财，搁平常也就算了，但在疫灾时依然这副样子，人们就不免看不过去，于是有了不少科学家被扒的事件。时下，网络道德的严苛而又吸睛之眼，盯得好些人心里发毛，其实这些被扒的事情也是真真假假，所以后面官方就一直在辟谣。问题在于，当前正是大家本应同仇敌忾应对疫毒的时候，将目标转向一个或某几个群体，就可能误事，并且会影响应对重大疫情时应有的社会信任与团结局面。何况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国科学家的整体情况绝不是这样的，看一看一线的那些夜以继日、与临床大夫并肩奋战的科学家们，就再清楚不过了。
最后，简要讲一讲生态文明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甚至于可以说是这次疫灾的根源。今天，生态文明已成了“口头禅”，但也容易轻描淡写。在最深层的意义上，生态文明意味着对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遵守与敬畏，对人的行为具有根本的规范意义，因而生态文明意味着一种现代教养。近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多有益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事情，大到从粗放型高污染的发展模式转变为较严格的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小到垃圾分类。但生态文明还是要具体渗透到生活方式中。在这方面，饮食上的敬畏，就相对滞后，而在这一方面的教训又可谓极其深刻。所谓病从口入，想起来，近几十年大的流行病，都与人为的饮食习惯有关，1988年的“甲肝”大流行源于滥吃毛蚶。2003年的“非典”与当时广东一带流行吃果子狸有直接关系。“非典”结束之后曾强调过不要滥吃野生动物，但好了伤痛忘了疼，再过了17年之后出现的新型肺炎，很有可能同吃蝙蝠有关。蝙蝠聚百毒于一身，人也敢吃，网上曝出蝙蝠汤，还有一位女士笑啖蝙蝠的图片，其状可怖可恶。本来，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经过千百年的自然进化及其历史选择，已经非常清楚，有的甚至都已经成为宗教禁忌。人类食用正常食物链之中的食物谱系，不要滥食之外的谱系，不仅是出于人的自我保护，也是人作为自然系统中最高的物种面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滥食野生动物会遭到报应，然而滥食者却还会累及无数苍生大众及无辜百姓。同医学一样，生物科学也绝不只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更应有足够的敬畏生命的人文与社会精神。
疫灾防控还在艰难地推进。而且，在封闭的情况下，湖北的疫灾程度与全国相比已经是质的不同，这个不同只能用牺牲来描述。此刻，作为一个湖北人，我忧心忡忡，祈望我的家乡能够度过难关，也希望我的国家，能够早日走出这一艰辛时刻，走其该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