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说：历史上君子与小人争，君子多失败。因为君子们首先就乱了，为了采取什么对抗方法才符合正道，先要大打一架。结果，架还没打完，就都被小人收拾了。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兵早已渡河”。

把小人换作瘟疫，情况是一样的。这不才说中医也被允许参与抗疫，就出现无数黑中医的帖子。才说双黄连口服液可能有用，就有人说十五年前德国某教授指出过：双黄连虽可抑制病毒，但经实验，其中因子或可让公鸡睪丸缩小40℅。

中西医交仇，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我想到另一位德国人以及一些德国人。

一、 中医药在世界的扩散

曼福瑞德·波克特(Manfred Porkert)， 中国名字叫：满晰驳。意思是：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医学家，国际中医规范辞典执行主编。他信中医。有次眼晴不好，用茯菟丹和六味地黄丸吃好了。

像他这样的人还不少。据德国知名的埃伦巴赫民意测验机构调查，61%的德国人愿意接受中医治疗，只肯信西医的只有18%。曾经接受过中医治疗的人，愿意再接受中医治疗的比率高达89%。

所以德国已有500多家医院设有中医门诊部，医疗管理部门也建议医生和患者广泛地采用中医疗法。已有4万名中医师，其中针灸医师2万多名。病人很热意去看中医，Kortzting中医院预约病号甚至要等半年之久，全部费用由保险公司报销。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西药房销售中药。

把这种情况更扩大到全球范围看。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前几年世界草药市场的总额就已超过600亿美元，并以年均 10%的速度增长，预计国际传统药品市场很快将超过1 000亿美元的销售规模。

目前，丹参、五味子、薏苡仁、桂枝、红参、金银花、何首乌、三七、灵芝等13个中药品种的46个质量标准已被《美国药典》收载。穿心莲、积雪草、肉桂、青蒿、灵芝等5个中药材被收入美国膳食补充剂法典。另已有人参、陈皮、白术、大黄、水红花子、虎杖、三七等66种中药材进入欧洲药典。欧盟还将与我们共同研究起草《本草专论》。提炼青蒿素的屠呦呦，更已获得诺贝尔奖。

所以，骂相信中医的人只是在交智商税，说西方人认为中医药不科学、不接受中药等等，只是我们内部中西医对抗下形成的一套“迷思”，用以对某些人自我催眠。

正因为我们内部杂音太多，中医药在世界的推展自然就很滞后。现在世界上中药专利的70%以上被日韩占据，据《世界专利数据库》统计，在世界草药和植物药专利申请中，中药专利日本占44.4%，我国仅占0.3%。

二、早期阿拉伯世界对中医药的吸收与推广

说中药逐渐推广到西方，也别忘了西方的药亦早已传入中国。中西医是个共同体，彼此交流，各取所需，乃是常态。

只不过早期世界贸易以中国、阿拉伯、印度为主，所以中国吸收外来药较早，唐人《海药本草》已记述了由海外传入中国的药物达96种。西方的渐次崛起是十五世纪大航海以后的事，故其接受中医药比较晚，且还有个过程(以前我谈过脉学、经络、针灸等，故底下只说药)。

期间居中的中介者是阿拉伯。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相当于我国宋朝的阿拉伯文阿维森纳《医典》，共分五部，第二部是关于草药的药性、药理和药物治疗学的内容;第五部是处方，大部分是草药组成的复方。其中明确指出有17味草药从中国进口，其中包括了细辛、姜黄、桂枝、肉桂、大黄、荔枝、樟脑、麝香、芦荟、檀香、玳瑁、莪术和郁金等。

后来它被译成波斯文、土耳其文、乌尔都文，12世纪更被译成拉丁文。中世纪的欧洲将该书作为权威性的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700余年。有人说，在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医典》印刷次数之多，仅次于《圣经》。

它的脉学体系与中医的脉学极其相似。第一部“脉论”中共记载了19种脉象，包括长脉、短脉、和脉、宽脉、细脉、高脉、伏脉、糙脉、大脉、小脉、数脉、迟脉、续脉、结脉、滑脉、涩脉、实脉、虚脉和平脉。英国李约瑟认为其必与中医脉学有渊源。它论疾病多言寒热虚实，而且对人体津液、疾病标本的论述亦与中医学相似。

另一部相当我国元朝时期，用波斯文写成的系统介绍中医药学成就的书籍《唐苏克拉玛》，也利用中医“气”的概念，并以穆斯林医学典型的烧灼疗法为例，阐发自己对侧支循环修复的创见。

作者拉什德曾派遣一名年轻的医学生远行中国，跟随中国学者学习，并带回了一些中医药学书籍。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这些文献还被系统地收集起来，译成波斯文。此，天方之玄奘也。

1938年，土耳其苏菲国立图书馆发现了《唐苏克拉玛》的残本。全书519页，现存四分之一。1996年获得土耳其政府的许可，影印《唐苏克拉玛》的残本和插图，并复制成微缩胶片。

三、对西方博物学、本草学、药用学的开拓

十五世纪大航海以后，西方开始往东方寻找黄金、白银和香料。

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委派在马六甲从事香料与药品生意的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ToméPires)率葡萄牙使团抵达广州，这是西方来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

之所以选择皮列士，是因为他刚写了《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这是第一部由欧洲人撰写的描述东方包括中国地区的历史、地理、博物学、人种志学、经济和商业等人文信息的专著。皮列士的航线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大致相近，故也可能是受了郑和的启发。

皮列士原来就是葡萄牙王子艾费尼松的药剂师。15、16世纪欧洲大部分药都来自植物，故药剂师就是专业医生。他们娴熟欧洲传统知识体系的博物学，可采撷本草、分析其不同疗效。

此后葡萄牙西班牙来华者愈来愈多。1575年西班修士马丁·德·拉达(Mardin de Rada)到福建地区，收集大量学术书籍，涉及占星术、天文学、手相术、算学、律法、医学、剑术和经学等。但他认为“所有别的方面都不值一顾”，唯一肯定的中国学术只有医学：“他们像草本学家一样从经验知道草药的本性，并像我们在 《迪斯科里德》(Droscorides)书里那样对草药加以描述”。他收藏的医药和本草书籍，颇涉及中医辩证论治理论和预防等内容。

这些西方药剂师和博物学家常收集采撷异域的新奇花果与药草，寄回国内。1658年波兰籍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Michal Boym)在写给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爵的信中就说：“给您寄去两种在寒冷气候中也能结果的树的种子，信中还有关于这两种树的说明。”

收集东方植物的种子或药材标本寄回的传教士很多，如李明、杜德美、冯秉正、殷弘绪、巴多明、宋君荣、汤执中和韩国英等都是。

1723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onique Parrenin)在与巴黎科学院的通信中介绍了三七、当归、人参、冬虫夏草、大黄，并寄回了制作阿胶的原料，以供医生和博物学家研究。法国博物学家安托尼·杰西(AntoinedeJussieu)和本纳德·杰西 (Bernard de Jussieu)用实验方以检测巴多明的药物。耶稣传教士白晋说他的同僚刘应心无旁骛地翻译解释了数百种中国草药的特性。甚至有传教士将新鲜制作的麝香寄回欧洲。18世纪，世界著名博物学家林奈(Carlvon Linne)还鼓励学生彼得·奥斯贝克带着科学眼光去中国考察自然世界，为其编写《植物种志》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植物的信息。瑞典的彼得·奥斯贝克《中国和印度群岛旅行记》则说：“我非常渴望了解中国药草的知识，以及各种草药所对应的疾病信息，……我希望征询那些能在这方面给予我指导的人，并获得一定答案”。??这些来自中国的信息和知识大大丰富了欧洲的博物学和药学研究。

四、中国药在西方

中国药进入西方人生活中以后，西方对什么较感兴趣呢?

在中国药材市场中，欧洲人比较容易辨识的是大黄、胡椒、肉豆蔻和麝香，他们不仅了解到麝香制作过程，还知道麝香有真假。

麝香，在17世纪欧洲的知名度和市场需求量，可借莎士比亚的戏剧略窥一斑。《李尔王》中说：“好药剂师，给我一盎司麝香，让我除去想象中的臭味道。”

另一种药材是大黄。第一位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发现麝香和大黄虽然最早是由西方引进中国的，可是现在又由中国高价返销至欧洲，获取巨额利润：“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

大多数植物、水果和本草他们并不认识，更不明晰药草用法与疗效。比如，利玛窦说“这里还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国木，而别人则唤作圣木的那种能治多种疾病的著名药。它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撷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

1535年，葡萄牙人将此树根介绍至欧洲。“中国木”的记录还出现在1585年罗马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J.G.de Mendoza)编著的《中华大帝史》中。17世纪欧洲人都将这种树根称为“中国木”，当作治疗梅毒的良药。

“中国木”究竟是何种草药?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FloraSinensis)说是茯苓(FoLim)。

他解释：“葡萄牙人称中国根为PaodeCina，欧洲人称它为China。它大量生长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省，……中国人将它和肉放在一起，用来做汤。它也做药用，能治病。如它能治梅毒，消除血栓，防治中风，也可以治其他各种各样的病，消除骨头和全身的疼痛。……这种根中国人叫白茯苓。”

此外，《中国植物志》中还记录了另一种被唤作“中国”的香料，欧洲商人将桂皮树译作“Cina”和“momun”——“又香又甜的中国的树”。

1661年奥地利传教士匡卫国(MartinoMartini)的《中国新地图志》(Atlassinensis)则明确指出“中国根”就是“土茯苓”而不是“白茯苓”，首次对两种药草做了甄别。

另一种“有效的根”是人蔘。最早提到人参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Relatiodemagna monarchia Sinarum,ou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1643)。1653年卜弥格在《中华帝国简录》也介绍人参能使病人恢复元气，并强调它价格是“相同等重量的白银数倍”。匡卫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中也特别提到中药中“最出名的是人参，它是中国药物中最显贵的根”。李明将此称作为“灵丹妙药”。

1687年德国汉学家门采尔(Christian Menzel)写《论人参根》时，介绍10余种在欧洲可见的人参植物并绘制图形，其中有两种是中国人参。介绍人参生长地在东北，可以恢复阳气，明目，治神经病。

1711年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Petrus Jartoux)在其致中国和印度传教区巡阅使神父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人参的产地、形状、生长、采撷和疗效，并纠正了匡卫国书中关于人参产地的谬误。

五、中草药采集与《本草纲目》西传

前面提到好几次的卜弥格很重要。他父亲是波兰国王御医，他则于1642年来华传教，并卷入南明朝廷试图复辟的政治事件中。

在华期间，他翻译了多部中医著作，1652年至1653年间编写《中华帝国简录》和《中国事物概述》也涉及许多欧洲人不知道的草药。

《中华帝国简录》记录治疗眼疾的黄连、能延年益寿的不死草和人参。《中国事物概述》介绍了麝香的制作过程，并指导读者如何辨别麝香的真伪，此外还有大黄、“中国根”茯苓、肉桂、生姜和沉香。

1653年他用拉丁文编写图文并茂的《中国植物志》，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植物学专著。其中收录29种生长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动植物。

每种植物都仔细描述其葡萄牙语或拉丁文和中文名称、生长区域、形质特征、药物制作方法、治疗的疾病和销售情况。动物中有凤凰、野鸡和像鹿又像虎的麝。

16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药剂师克莱耶尔(Andreas Cleyer)在法国出版《中国指南》(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此书乃是剽窃卜弥格的手稿。其中有两部分与中药相关的文章：《对作者王叔和脉诊医病的说明》和《单味药——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

《单味药》是一部中医本草学作品，有289味草药的用法，49幅彩色插图。有学者认为即是《本草纲目》的节译本或选译本。

1578年李时珍著成《本草纲目》，1596年在金陵刊行。不久便引起西方知识界的注意，李明的《救荒本草》(类似西方的《植物志》，介绍植物及其食用知识)即开始介绍。1735年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根据耶稣会士写回法国的通信编辑《中华帝国通志》在巴黎出版，其中更收有法文的《本草纲目》[《节录<本草纲目>即中国本草学或中国医用博物学》(ExtraitduPen Tsau CangMou c'est-a-direde l'Herbier Chinois,ou histoire naturelledelaChine,pourl'usagedemedecine)]。

法国医生旺德蒙德(Jacques-Fran觭oisVandermonde)在澳门行医时得到《本草纲目》，按书所载，收集了80种无机矿物药标本，并在当地中国人的帮助下，按书中所述对每种药作了说明，一一做标签，然后用法文编写了《<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同时，他还寄回法国24种矿物标本。

1738年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瑞典博物学家莱格斯特伦(M.von Laerstron)，则在中国南方采集植物标本，并得到《本草纲目》原著。他是著名生物学家、植物分类体系奠基人林奈的朋友。回国后，将这批标本送给林奈。林奈在《植物种志》中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植物的属性午屈莱科(Lythraceae)紫薇属(Lagerstroemia)。

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在中蒙边境守猎采撷，1925年完成《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的笔记》(ANaturalist'sNote-BookinChina)。

1871年，在汉口从事医学传教的波特·斯密史(Porter Smith)医生研究《本草纲目》《尔雅》和《广群芳谱》，并访查民间草药，编著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本草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wardstheMateriaMedicaand Natural HistoryofChina)。目的，一是希望以其在中国十余年积累的草药辨识与使用的经验，帮助在华外国医生和医学生辨识草药，解决行医缺药的困境。二是针对当时西医中译出现的医学术语难题，尝试由本草切入，以中文、拉丁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对译的方式，开辟出一条医学翻译的新路径。他创建的术语对照方法奠定了后来中国医学术语编写的标准框架。

1874年，法国驻华领事铁桑(M.DabrydeThiersant)的《本草纲目》在巴黎出版，西方学者认为该书提升了欧洲人对中国医学思想和药物治疗的认知。

1881年贝勒 (EmileVasilíevitch Bretschneider)《早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本草学的研究》，回顾了16世纪以来欧洲学者本草研究史，以及中国本草学对欧洲的影响。1892年他的《中国植物志》(Batanicum Sinicum)出版，对《本草纲目》更说：“《本草纲目》为中国本草学名著，有此一书，足以代表。……李时珍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古今的代表人物，后本草学著作盖无能出其右者。”

1887年在华医学传教士成立博医会，首先确定的重点就是中国本草学，博医会历任主席都会重申该主题的研究意义。1911年博医会主席师图尔(G.A.Stuart)与斯密史合作研究李时珍的专著出版，名为《中国本草学——一部按现代分类法编辑的药物手册》。

1939年协和医学院药学系系主任伊博恩(B.H.Read)用分析化学的方法研究中药本草，翻译《本草纲目》中金石、兽、禽、鳞、介、虫和鱼等七个部分，并对《救荒本草》中414种植物进行考证。他开创的现代实验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范式，至今还应用在中药研究领域。

这只是粗略的名单，但可以看到许多感人的故事。几百年间，好多代人，在摸索寻找中国灵药。飘洋过海，还常要深入山野、以身试药。他们真正体现了医者济世之心，也是中西医共同体的开拓者。

经由他们的努力，自16世纪开始，《本草纲目》原著就已进入欧洲，至19世纪，该书分布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有1603年的江西本、1655年张去中刊本及1826年英德堂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有1655年太和堂刊本、1694年的刊本、1717年本立堂本、1735年三乐斋本。德国柏林皇家图书馆珍藏有1596年金陵本和1603年江西本。美国国家图书馆收有1596年金陵刊本和江西本，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收藏本。……。相较之下，我不知道我们收藏了什么西方古代重要(而他们都可能失传的)医典、药典。

所以，最后，我要引一段卜弥格的话，大家来体会体会。大疫当前，重思医道，消戾气，增福慧!

他说：“我们谈的不是中国人如何了解我们的药，和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人们间接地通过脉诊，对病情有了解;通过创新的技能和智慧，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和临床运用，就对疾病有了深入了解。只要时间允许，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运用的方法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