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者逐渐开始意识到，没有任何一套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必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对于曾经“以俄为师”、“以苏为师”的我国政治学研究者来说，无论从价值、观念、甚至于心态上都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一方面，苏联解体意味着俄罗斯的政治出现全方位的变化，因此必须全面重新研究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政府、政党、政权、宪法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期望和目标；另一方面，苏联解体证明了苏联的经验存在缺陷，因此苏联学界关于政治的一系列理论预设也必须进行重新检验，以排除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问题。
对于当代俄罗斯政治研究来说，其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包含“模糊”与“变动”两方面的含义。模糊来源于俄罗斯政治复合状态所产生的复杂性。当前的俄罗斯政治是至少包括沙皇俄国政治文化心态、苏联政治习惯传统与欧美政治制度设计三期叠加的混合产物。变动则来源于不断变化所产生的不稳定性。它不仅体现为传统和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区别，还包含优良传统借现代技术实现的良性发展，也包括现代缺陷与传统问题结合的恶性变异。因此，为了认识和理解俄罗斯政治，必须既要具备静态的政治体系和结构视角，又要具备动态的政治发展与进程的视角。
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和结构
在采取静态的政治体系与结构视角时可以发现，我国的俄罗斯研究在40年的发展中主要关注苏联解体后一系列政治要素的变化。其核心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它是如何构成、如何运转的？它包括哪些主要部分？谁（或什么）在控制、影响、执行俄罗斯的政权？
（一）政治制度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我国学者主要关注包括宪法与法制，联邦制度与央地关系，总统、总理与行政机关，国家杜马与立法机关，官僚与腐败五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国学者认为，对俄罗斯这样一个面临国家建构重任的政治体来说，五方面的问题尤为关键。
首先是宪法和法治。宪法与宪法监督是宪法和法治问题的核心。我国学者认为，在经过1993年的宪法危机之后，俄罗斯已经确立了一部新型的宪法。它确认了制度的转换，摒弃了苏维埃宪法制度，带有俄罗斯传统中个人专权的色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由于俄罗斯的威权主义传统，它只对行政权起到了有限制约，要真正建立宪法权威尚需时日。另外，对司法体系改革的分析和探讨构成了这一领域我国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司法改革的措施就包括建制和改制两部分。无可否认的是，自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司法改革都已经逐渐摆脱震荡趋向稳定。因此在建设“法治国家”时，俄罗斯一方面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化进程与良性互动，同时也要注意演化与建构相互交融的改革之路。
其次是联邦制度和央地关系。新政权建立之初，俄罗斯政权无论合法性还是控制能力都大为受损，因此首要问题是如何说服各个地区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避免分裂。实际上，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只是联邦制度的基本要求，建立一个协调发展的央地关系才是其主要目标。地方通过政治上的服从向中央换取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使得俄罗斯的联邦制表现为政治上更加集中，经济上更加分散。
再次是总统、总理及行政机关。对总统权力的定义实际上是政治精英价值理念、议会态度和民众改革意愿与历史记忆等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俄罗斯的政府虽然名义上向议会负责，但实际上由拥有优势权力的总统主持，并不会受到议会的明显制约，这是应对过渡时期混乱局面的权威主义临时措施，但这一总统制度也不断遭遇危机，陷入与议会、政府、地方、政党的摩擦。从现实的角度，虽然俄罗斯总统的权力已经稳固，但未来仍将面临关于总统职权、选举方式、社会基础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建立一种保障总统制稳定运转，与各种政治力量沟通协商的有效机制，向法律型治理模式过渡。
第四是国家杜马和立法机关。俄罗斯国家杜马是政党政治开展活动的主要平台，因此杜马格局的变化一则映射着俄罗斯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二则能反映议会与总统、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间的关系。在俄罗斯这类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中，从议会角度判断国内政治局势是否稳定有三个重要标准：其一，议会是否两极或多极对立；其二，议会里中间力量所占比例；其三，议会中优势力量与行政机关的距离及对其态度。
最后是官僚与腐败。腐败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我国学者认为，俄罗斯的腐败治理关乎精英团队的支持度与是否能形成稳定的高层权力体系。因此俄罗斯政治领袖相继展开系统性的反腐行动，并将反腐败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程度。但是，由于腐败现象程度深、规模大，且已经形成了某种固有的社会文化心态，因此反腐败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俄罗斯的反腐之路还需逐渐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转变。
（二）政治互动
从政治互动的角度，我国学者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政党与杜马、市民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三个主要方面。这证明，我国学者除了将俄罗斯政治看作一系列制度与机构之外，也将其视为各个社会集团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平衡的互动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我国学者认为，至少体现为三种形态：其一，作为政治代表的政党政治形态；其二，作为政治参与和自治的市民社会形态；其三，作为政治价值和政治文化和思想形态。
首先是政党。政党研究侧重于政党制度整体的发展状况和单个政党的性质、现状与演变方向。俄罗斯的多党制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到现实运转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俄罗斯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至少经历了准备、分化重组、集中化三个阶段，直到立法与行政机构真正分离，立法机构以党团形式运作之后才初见雏形。
俄共研究是俄罗斯政党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俄罗斯共产党是1991年以后经过艰难斗争重新成立了新的共产党人组织。虽然俄共在艰难的局面中迅速崛起，但仍然面临强大的内外压力，且这一现象与民族主义、传统观念密切相关，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将俄共复兴等同于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复兴。况且，俄共自身的保守性与非建设性，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和执着于吸引贫困阶层而非社会大多数人的指导方针，导致其很难适应社会主流意识的发展。相对而言，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一个2001年以后由中间派系合并而来的政党，反而得到了政权的支持，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使俄罗斯的多党制实际上出现了一党独大的格局。而统俄党对政权的支持和依赖虽然使其影响迅速扩大，却也造成了对政权的高度依赖性，从而造成了强总统、弱政党的现象。
其次是市民社会。90年代的俄罗斯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基于财产数量的经济标准替代政治标准成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在此期间，由于权力因素的渗入，使得权力与资本两个因素成为决定新社会格局中阶层归属的主要标准。其结果就是剧烈的经济分层不仅没有形成橄榄形的现代性社会结构和成熟稳定的中产阶级，反而催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严重影响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利益集团虽然不直接构成政治运行的一环，但它的影响却覆盖了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往往能直接对政权与决策构成影响。
最后是政治文化和思想。我国学者认为，为了摆脱苏联的影响，俄罗斯政治领袖在很长时间内都刻意保持了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空白状态，任由多种思潮在社会上自由发展、自由争论。而在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的政治领袖开始秉承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主义，结合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塑造一种近似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对自我与西方认知方面，普京则是选择了抑制极端民主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引导推行温和民族主义。近年来，俄罗斯官方政治思想中保守主义的地位日益提高，其内核则是“主权民主”与“普京计划”，具有国家主义、反西方主义和传统主义三方面内涵。转型期间的俄罗斯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始终留白且充满分歧和争论，但在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方面仍然基本能达成共识。
（三）政治精英
从政治精英的角度，我国学者主要对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的执政理念和决策偏好进行分析，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宏观上概括俄罗斯政治精英群体的作品。在俄罗斯的语境中，政治领袖除了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也兼具极强的创制能力，承担着推动改革和维护稳定的双重任务，往往必须努力保持四方面的平衡——维护中央权威与适度分离权力的平衡；改革创新与制度建设方面的平衡；尊重传统与发展变革之间的平衡和积极进取与适度保守之间的平衡。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与进程
我国学者认为，无论苏联时期的政治发展还是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转型，都属于其国家现代化历程的一部分。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变革的热切关注，既有学术的原因即探索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发展规律和不同的政治发展途径，更有现实的原因即总结俄罗斯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借鉴。因此总体而言，我国40年来对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苏联解体和民主转型两个部分。
（一）苏联解体研究
苏联解体是9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的重大主题之一，单从政治学的角度，至少可以分为苏共问题、体制问题、精英问题、民族问题等数种主要的观点。在我国学者看来，其一，苏联解体是一个综合性事件，不是单一原因诱发的。其二，苏共作为执政党，无论是其自身建设还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方向与模式、大政方针的把握，对于政治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整体、稳步、持续进行，以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其四，应合理配置政治精英所拥有的权力，对其施予相应的规范和限制。在苏联的语境下，政治精英对体制的影响很大，且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这样的群体一旦产生集体利益以代替国家利益作出错误决策将很难得到纠正。其五，应妥善处理各种内部矛盾，不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一切问题。内部矛盾往往有着复杂的、多重的属性，以政治手段集中解决一切内部矛盾并不一定比分离矛盾、分别解决更加有效。
（二）民主转型研究
对于俄罗斯来说，“俄式民主”的具体形态、民主水平的高低和民主要素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四对关系之间的调节。其一，政治强人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在转型国家中，往往权力的分离和制约都要靠政权力量，特别是政治强人的主动推进。但过度依赖政治强人往往又会使得制度建设缺乏内生性的动力。其二，国家主义和协同治理之间的关系。国家主义对于新生的、脆弱的民主体制，特别是需要解决民族和国家问题，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任务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但过度的国家主义很容易使得社会长期处于虚弱无力的滞后状态，导致社会对自身的治理能力始终得不到提高。其三，民意表达和国家管控之间的关系。其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各种领域之间的界限，将是考量俄罗斯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同时，对于俄罗斯来说，“俄式民主”能否突破困境和各种阻碍持续推进，能否走出一条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之路，则主要取决于三对矛盾之间的协调。其一，发展目标和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其二，社会公平和精英支持之间的矛盾。其三，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之间的矛盾。
在民主转型研究中，首先是关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政体特征问题。对于90年代的俄罗斯民主政治，我国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基本框架确立、三权分立名不符实、选举制度弊端严重、政党政治很不成熟、公民权利无法保证五个特点。也有学者认为，无限总统权力和严重对立的总统-议会关系是转型时期俄罗斯非均衡三权分立制度的基本特征。更多的学者将其总体概括为一种与西方有区别的、更近似于国家主义的、将国家政权人格化的权威主义。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是在苏联高度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背景下，以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路径选择，得到的一个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存、寡头集团与平民主义兼容的混合型体制的结局。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很难概括为标准的权威主义或代议民主，它更接近于二者之间的委任民主政治形式。有学者指出，叶利钦时期的转轨道路由于苏联的失败、改革的迫切性、经济改革内容过载、对休克疗法抱有幻想、寄望于西方援助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我国学者第二个集中讨论的主题是可控民主。尽管始终不为俄罗斯官方所承认，但在我国学者看来，“可控民主”仍是概括普京第一、二任期俄罗斯政治非常典型、完整和重要的概念。有学者将“可控民主”概括为保留若干西方民主政治的外部特征，同时政治过程又受到国家政权和统治机构的严格控制与限制，具体表现为加强垂直权力体系、打击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反对和限制寡头政治、改革政党制度、改组政府和总统办公厅。有学者认为，可控民主实际上就是一种准民主或有限民主的形式，即通过民主途径赋予政治领袖以超出民主程序权力的政治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混合体。选择可控民主，实际上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有密切联系，它在社会转型时期也比自由民主更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其消极影响和不稳定因素将会主要来自精英集团和官僚体制内部。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主题是主权民主。相对于“可控民主”，“主权民主”是得到俄罗斯各界更加广泛接受的一个概念，这意味着俄罗斯正在探索具有俄式特色的民主制度。我国有学者认为，主权民主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对盲目西方化道路的否定，对叶利钦时期“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的否定，对颜色革命的回应和对寻求“俄式民主”道路的强调。有学者将主权民主归纳为五点：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自主选择民主道路；持续增长的经济是主权民主的物质基础；强力的国家、完善的法治、受控的腐败是主权民主的必要条件；巩固的国防建设和抵御国际恐怖主义的能力是主权民主的重要保证；人口问题的解决是俄罗斯追求主权民主的现实挑战。
同时，我国学者也在不断尝试对俄罗斯民主转型进行整体概括，相关作品大致可分为深层原因和经验教训两类。从深层原因的角度，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民主政治模式和经济转轨难以有机结合，同时俄罗斯社会的发育也不成熟，不适应其特殊的文化传统。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转型陷入困境是由于对民主的认识存在误区，将其意识形态化、将其与西方政治体制等同起来、过度强调其普遍性和单一性、将民主化与市场化和改革派等同起来、将民主抽象化、民主概念扩大化、民主进程绝对化、将民主概念庸俗化、片面化。
从经验教训角度，有学者认为，对于社会转型来说，一定要重视习惯、文化、价值等无形规则的深刻影响，它们往往滞后于正式的规章、制度。因此采用“渐进式”转型模式，以缓和的方式进行改革将会使转型进程更加顺畅。也有学者评论，从俄罗斯的经验看来，政治转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立法机构的重建和与行政机构的脱离过程，而宪法的制定和通过将是政治转轨的里程碑。还有学者强调国家权力（集中与分散）与国家能力（是否有效进行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认为，二者之间的有效配置与相互协调是决定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归纳出了俄罗斯转型的五条重要启示：首先，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民主化依然是世界潮流；其次，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各不相同，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再次，民主政治必须有序推进，增量发展，不能急于求成；同时，推进民主必须与增进民众福祉和改善社会治理相结合，让民主造福于民；最后，制约公共权力和增进公民权利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能有所偏颇。
结论
总体而言，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具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第一，在研究者方面有着复合的人才结构。但与复合学科和人才结构相矛盾的一点是，在俄罗斯政治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作品中的“通论”比较丰富，“专论”则相对匮乏，精细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第二，在议题设置方面有着集中的问题指向。从对俄罗斯政治结构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常偏好以中国政治的方式理解俄罗斯政治。这就使得我国学者对一些特定议题，例如政府与政党、政治领袖、意识形态的研究非常丰富。但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状态和政治运行规律还是有自身的特征。在议题设置方面如果带有过强的主观偏好会有可能影响研究的整体性与客观性。这样的现象虽然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政治本身与中国存在不少相似之处的客观特点，但另一方面也提示着我国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在议题设置方面的分化程度相对不足。
第三，在研究视角方面具有明显的研究侧重。我国学者常会以中国政治的思维逻辑分析俄罗斯政治。对于传统中国政治研究来说，权力的形成比权力的行使和影响更加重要。这样的研究对于判断一个国家，特别是权力高度集中国家的整体政治局势比较有优势。但与此同时，这样的研究方式也很容易导致研究者忽略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注重制度而相对忽略过程，重视权力的构成而相对忽略权力的实际运转，会使得对对象国政治发展判断的准确度下降，甚至无法预测、解释和评估一些极具典型性政治事件的后果和影响。
第四，在理论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研究逻辑。我国学者对俄罗斯如何建设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俄式民主”，探索建立在俄罗斯历史基础上的政治学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和极强的关注。因此在俄罗斯政治研究中，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俄罗斯学者对本国政治的分析和总结，在整体理论和概念方面大量借鉴俄国理论，例如可控民主、主权民主、保守主义等。这一方面是由于俄国学者的理论概括与其现实政治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此可能更加贴近俄罗斯政治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显示着我国俄罗斯政治研究本身的理论化、抽象化程度尚待提高。国外学者的理论和概念虽然不可避免会与现实政治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国外学者作为“局外人”基于自身经验所提出的研究视角和宏观理解都是本国学者的研究所不可替代的。
俄罗斯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折射了我国政治学研究中这一领域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对于我国而言，区域国别研究则具有对应的三个目标：其一，判断对象国国内政治局势和发展方向，为外交决策提供依据；其二，分析对象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识别其中遇到的威胁和挑战，为我国政治发展提供参照系；其三，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制度、模式、道路选择，探索并建构出适合我国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从40年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历程看来，我国学者在作为中间层次的对比参考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绩，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想要推动俄罗斯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者还需要在精细化和理论化两个方向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1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