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长久以来，女人往往被告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千百年来的传统智慧说女性取得成功的代价就是忍受孤独。现代的评论家们也不甘落后，2002年经济学家惠勒特（Sylvia Ann Hewlett）说“女人越成功，结婚生子的可能性就越小。”去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声称美国患上了职业女性失去丈夫和孩子的流行病。”因为男人仍然不愿意与受过良好教育的，特别强悍的女人建立平等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女性上大学、从事专业工作的机会大增，情况确实如此。获得学士或者博士学位的妇女确实比教育程度低的姐妹失去夫人地位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对于1960年后出生的女性，这个历史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到了1980年代，根据经济学家埃莱娜•罗斯（Elaina Rose）的说法，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或相当水平的女性比高中毕业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更低。不过，从那以后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遭到“婚姻惩罚”的可能性一直下降，到了2000年这种惩罚已经完全消失了。如今，拥有大学学位或者更高水平的妇女比教育程度低赚钱能力差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更大。

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现在像教育程度低的女性一样愿意生孩子，而且更容易生合法婚姻内的孩子。与此同时，经济上成功的女性是少数民族女性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如果她们不结婚，仍然选择生孩子。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的标题总结了女性不得不融合的两个机会，并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寻求平衡。由克里斯蒂•威尔兰（Christine B. Whelan）写的《为什么聪明的男人和聪明的女人结婚？》（Why Smart Men Marry Smart Women），和由罗珊娜•赫茨（Rosanna Hertz）写的《被动选单身，主动做妈妈》（Single by Chance, Mothers by Choice）

威尔兰的书目标针对她称为未婚女强人群体（SWANS-- Strong Women Achievers, No Spouse）。威尔兰调查了1629个在25岁到40岁之间的成功男女，发现几乎一半的女性回答说担心她们在事业上的成功会成为爱情路上的障碍。威尔兰进一步证实男人越来越愿意和同等地位的女性结婚，多数男人不再对教育和事业上成功的女性感到威胁。

其中一个调查是对第二组的成功人士进行一系列采访，以研究结果为基础写成一本书。本来能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书由于大量的废话弄得内容模糊不堪。威尔兰的书没有回答标题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聪明的男人和聪明的女人结婚？也没有探索教育程度低的男女结婚前景降低的原因。收入低，受教育程度差的男人在当今任何地方的婚姻市场上都是前景最糟糕的，这就说明把婚姻革命看作是女性问题是个错误。男人比女人更多描述结婚是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仍然单身的男人比他们的女性同胞在感情上更加痛苦。

虽然如此，该书通过反击过时的男女关系模式而有助于关于婚姻问题的文化讨论。威尔兰的调查证实了罗萨琳•巴内特（Rosalind Barnett）和卡莱尔•里弗斯（Caryl Rivers）在2004年出版的书《同样的差别》（Same Difference）中详细说明的观点。那就是在教育和收入分配的中上层人群里，男女希望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不是更加疏远。

威尔兰的统计数据给每个人带来鼓舞。她解释说，职业女性虽然推迟婚姻，但是在30多岁或者40多岁的时候结婚的机会仍然很大。她引用了三个社会学家进行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和从前不同，全职工作的妻子离婚的风险反而比较低。对于结婚太晚不能生孩子的女性来说，她的研究发现许多女性相信她们仍然可以拥有让人满意的生活。对于没有结婚却有孩子的女性来说，她指出这种情况现在是一种时尚。她调查的对象中有一半的人说她们考虑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男人就单独养育一个孩子。

《被动选单身，主动做妈妈》就是讨论做出这种决定的女性的问题。本书根据对65个中产阶级女性的深度访谈写成。赫茨的书回顾了女性是如何首次决定不结婚生孩子的，要不要孩子，如果要，是选择名人捐助的精子，还是选择匿名捐助者的精子。她探索了这些女性如何回答孩子有关生身父亲的问题，以及如何让男人进入孩子的生活里来。

赫茨采访的多数异性恋女性都是“不情愿的革命者”，“她们本来希望找到男人，但是她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即使独自养育孩子也不愿意失去当母亲的权利。”另一方面，她采访的同性恋女性则故意挑战当母亲必须依赖异性性关系的事实。当然，任何一种女性都不是轻易做出这个决定的。她们在这样做之前都先要征得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她们也都得对付孩子渴望见到父亲和了解父亲家庭的难题。和有些俗套的观念相反，这些女性往往尽很大的努力让男人进入孩子的生活。赫茨描述她们是则怎么处理这些棘手问题的，让她们坦率地说出她们的尴尬，快乐和苦恼。

本文无法证明赫茨在这本精彩的书里描绘的复杂状况，包括女性处理她们的决定带来的意外后果时的不同方法。确实，她的故事中的细节和变化比她的理论分析更吸引人。在威尔兰没有能用连贯的分析结合她的数据和建议的地方，赫茨过分努力要让其材料纳入整个的女性主义社会学框架体系中来。诸如“强迫性生育”（compulsory motherhood）的概念就不能抓住她的对象描述的复杂决定过程。术语“父权制”（patriarchy）好像对描述这些女性面临的额外选择或者持续限制的混乱局面没有多大帮助。当然，男性特权仍然存在，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强化男性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大众舆论。享受单身自由，经济上又宽裕的女性自己孩子，不怕经济负担，不用担心社会谴责确实是对从前父权制的反叛。

我也质疑赫茨的观点“母子二人组合”（mother-child dyad）是未来家庭模式的革命。四年后，她的采访对象几乎都说两人组合的关系过分亲密了。有些人添了孩子，还有些人添了个丈夫。

女性为主的家庭可能存在下去，接受它们的合法性非常重要。但是，给予女性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新选择的社会变化同样为父亲进入家庭提供了新的机会，和以往相比更加平等。这样的发展同样是受欢迎的，同样是革命性的。因为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性成功地不用男性参与就可以养育孩子的新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斯泰芬尼•库茨（Stephanie Coontz）著有《婚姻历史：爱情如何征服婚姻》（Marriage, A History: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在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常绿州立大学（Evergreen State College in Olympia, Wash）任教。

译自：“Having It All”by Stephanie Coontz

本文评价的两本书：

《为什么聪明的男人和聪明的女人结婚？》

WHY SMART MEN MARRY SMART WOMEN

By Christine B. Whelan

Simon & Schuster. 239 pp. $24

《碰巧单身，选择生育》

SINGLE BY CHANCE, MOTHERS BY CHOICE

How Women Are Choosing Parenthood Without Marriage and Creating the New American Family By Rosanna Hertz

Oxford Univ. 273 pp. $2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11/22/AR2006112201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