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相对而言，10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性学术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虽取得不少成绩，但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仍有所逊色。话语体系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准、精神品格的标志，关涉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国际学术地位的轻重和学术影响的大小，为此，在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应该在目的性、主体性、专业性三个方面做出更加具有自觉意识的追求和努力。目的性是一种事先规定的目标预设，是各种理论学科的学科性质和功能显在的实现，其目的追求主要有三：一是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在具体研究领域创造既具有现实认知能力又具有引领作用的理论话语；二是参与并促进全球化时代世界学术的发展；三是要直面人类生存境况，走进人民生活世界，对世道人心的改良改进有所启迪有所作用。主体性是学术理论话语在内容和性质上应有的规定性内涵，包括个人主体性、对象主体性、社会主体性三个层面。个人主体性是具体从事学术理论研究者的个人性的体现；对象主体性是构成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对象的客观社会内容与时代需求在话语建构中的自我显现，也体现着话语建构主体对中国社会实践当下性的学术回应；社会主体性则主要包括民族主体性即对民族自身学术传统的传承和主义主体性即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第三是专业性追求。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为了学术思想的创新，必须讲专业性。话语体系建设不能停留在随随便便地发感想谈意见的层面，必须具有理论系统性，是具有思想贯通性的理论内容、符合逻辑与规范的理性论证和由特定术语构成的话语表达形式有机融合的产物，思想观念、论证逻辑与表达术语三者缺一不可。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新命题的创造，是我们以往的理论话语建构中极度缺乏而在今后应该切实加强的。
关 键 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话语体系 目的性 主体性 专业性 文艺理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进新时代之后，如何发展中国的文化，如何发展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正成为举国上下共同思考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日渐成为学界理论聚焦的一个重要话题。这种理论聚焦是极有意义的，因为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准、精神品格的标志，关涉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国际学术地位的轻重和学术影响的大小，因而如何建设中国当代的话语体系，建设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有加以研讨的必要。在这一研讨中，中国当代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性、主体性与专业性，是首先应予关注的三个主要问题或方面。
一、中国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自清末民初梁启超、王国维一代学者起始，中国现代性学术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性学术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各个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现代化大业提供了智力支撑和智慧引领。不过细究起来，这三个体系的发展并不平衡，相对而言成绩有大有小。比较而言，三者之中学科体系的建设成就最为突出，总体上说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学科体系，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具有学科分野性质的不同思想空间和平台，同时也为培养造就具有专业志向的学术人才创造了基础条件；学术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来也有很大进步，初步建成了有利学术事业发展的学术支撑与管理系统，比如以专业期刊和出版社为核心的学术发表体系，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和教材体系，基金资助与奖励机制，各级专业学会的建立，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管理机构的设立与运作，如此等等；至于话语体系建设，当然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涌现出不少大家和名家，各个专业领域都积聚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不过，除去政治学等少数学科领域之外，大多数学科都还没有建构起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话语创新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比如文艺理论学科，20世纪50年代学界就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至今这一建设目标仍未实现，其他专业研究领域大多亦复如此。这样一种状况，是走向新时代的中国当代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认真面对并切实加以改进的。
就学术发展而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位一体、紧密相连，同时又各有所司、互有不同。以比喻言之，学术发展犹如做建筑工程，学科体系建设好比是打地基，学术体系建设好比是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条件准备，而话语体系建设犹如宏伟殿堂的建造成形。话语体系建设是作为整体学术系统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存在的，是学术发展的直接目的和追求所在，也是在三个体系建设中最复杂艰难的一个环节。一般来说，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建设只要国家安定、政府重视并肯于投资，再加上学界自身努力，就可以做大做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快速发展就是证明。但是，话语体系的建设则涉及更多方面的因素，其发展和进步要缓慢许多。话语体系建设是思想创新的工作，对每个学者来说需要长期的时间去积聚、消化思想资料而后才会在不断的思考与反思中有新的思想萌芽、成长起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相对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的成效显现一般来说要相对滞后，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与积淀，所以前面所述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建设相对逊色的状况有其自然的一面。
不过，中国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逊色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也不纯粹是由于它相对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一自然原因，而主要是由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状况和学术语境造成的。就历史状况而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其间国家政体变动不居，晚清、民国时期革命与战争不断，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一边倒跟随苏联、“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国家政体和国策变动不已，动乱时期几乎多于和平稳定发展时期的历史阶段，从历史生活、社会实践到文化生活、思想学术，变化成为常态，而这种变化的常态显然是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系统化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的。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一个时代的学术特点。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断变化、不断追新，与此同时，稳定性、系统化的学术创造就显得很不足，从整个国家来看是如此，从专门的学术领域和单个的学人来看也是如此，这是由中国百多年的特殊历史状况造成的。就学术语境而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学界，通常把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称为“新学”，这所谓的新学是与中国传统的“国学”和主要来自近现代欧美的“西学”相对而言的。相对于古典的、传统的国学，新学是现代的、创新的学问，是对传统的超越和改造，而这超越和改造的思想学术动力和范本则来自西学。这样一种基本的学术格局与取向对中国现代性学术的发展可谓利害参半。就益处而言，以西人为师，以西学为范，一方面可以直接取用西方现成的理论观念、思想方法、理论成果，以使我们自己的学术相对于传统国学而言面貌一新，并以之成为打破旧有学术传统与格局的锐器，同时这种学习、取用在与我们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实践的结合中也的确产生了一些能够称之为“新学”的思想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这种学术取向确实也便于融入世界文化的潮流，参与到世界学术场域的思想交流之中。而就负面效应而言，以西人为师，以西学为范，也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一些学科领域和不少学人那里造成了传统的中断和本土文化精神的弱化，不仅割裂以至于割断了与中华传统文脉和学统的联系，而且往往也仅仅是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实践作为印证西方学术真理性的事例，不能从自身实践中提炼和升华具有本土印记的理论观念，从而缺乏了思想创新和话语表征的中国特性，这正是人们常常对中国学术领域话语体系建设表达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不尽如人意，存在着诸多不足和问题，学术界自身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前不久发表的一篇反思文章中，笔者曾从文论话语的内容结构存在偏颇、文论话语的建构机制存在缺陷、文论话语的身份认同游移不定几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未完成性或不成熟性。①这些不成熟中显示出来的问题和缺陷其实也都与学术界自身有关。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力还不强的问题，与学界人才队伍的总体素质水平和能力不高是有直接关系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包含许多方面的努力，知识储备、思维水平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等等的提升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同时对话语体系建设已有成果与应有理想的反思与自觉也是不可缺少的。亚里士多德关于事物的本体存在有所谓“四因”学说，即任何事物的成立或存在发展都有其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我们可以借用这个“四因”学说来对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做一个理论层面的自觉思考与探讨。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而论，它必有自己的质料，这就是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下时代一切有关文艺的实践材料与思想资料，这一点，在以往和当下的理论研究及其历史发展的回顾性总结与前瞻性思考中，学界已在文艺理论创新与文艺实践、时代精神、历史向度等等的关系中做了较多的阐发和论述，要求文艺理论研究要有及物性、接地气，这里不拟赘述。对于另外三因，学界虽然也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和论述，但有自觉意识地放在一起加以深入思考的论著尚不多见，在此有必要一一做出辨析和研讨。
二、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有目的性追求
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第一个需要具有自觉意识和追求的是目的性，也就是我们建构话语体系的目的追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因是事物创生与变动的终极，是一件事之所以做的“缘由”或“极因”。事物的存在是这样，人类的活动更是如此，人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自觉的目的意识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②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参与其中的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功名，或是为了学术的发展与进步，这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在这里所追究的目的性，当然是从学术的角度着眼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首先需要辨清，就是谈论一个事物、一件事情、一个活动领域的终极性目的，不能脱离开它本身的存在性质和功能而凭空想象和立论。以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建设而言，其建设目的一定要建立在对其理论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基础之上，或者说文艺理论的性质和功能是其隐在的目的，而其目的则是其性质和功能显在的实现与追求。作为一个人文性社会科学研究学科，文艺理论在学科性质上是一个价值认知型的理论学科，它与文艺现实的关系是一种价值认知性关系，其中既包含着对具有人文价值属性的文艺现象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进行的科学性理论总结和认知，具有知识论的内容和成分，也包含着对文艺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应然状态的理想化追求与思想升华，具有价值论的内容和成分，是科学性与价值取向的统一。由此在其学科功能上，文艺理论就不仅仅担负着文艺现象的科学总结功能，不仅仅是提供一种描述与解释的知识论话语，也担负着对文艺现象的思想引领作用，还具有基于社会、人生和艺术审美理想的价值规范与评判功能。长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对文艺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功能问题的认识不够自觉和深入，再加上受到西方各种相互矛盾与抵牾的文艺学说和理论观点的影响，致使许多人在文艺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取向、认知功能与规范功能之间关系的理解上混乱不清、顾此失彼，从而在究竟要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文艺理论，即文艺理论建设的目的性问题上，未能形成明确和统一的认识。究竟是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建成一种描述性、知识论的学科，还是建成一种规范性、价值论的学科?目标各异，莫衷一是。这种状况，不能不影响到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具体运作与历史展开。
那么，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呢?基于文艺理论学科性质与功能的上述界定和理解，至少应该包含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最为直接的目的是要服务于中国自身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解释和认知能力，并有指导和引领作用。文艺理论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去，对现实的文艺实践首先是中国自身的文艺实践发生作用，因而建构一种既具有现实认知能力和解释能力又具有价值规范和思想引领作用的话语体系，当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建构目的和学术追求。富有成效的文艺理论研究不仅能够提供科学性、真理性的文艺知识，而且应该也能够通过对文艺性质和功能、文艺批评标准以及审美价值和发展理想等等的研究，以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为中介而对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欣赏，并对文艺思潮和社会审美趣味的发展等发挥现实规约与超越性引领作用。其二，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艺已经融入全球化的文化和艺术交流、交往的大潮之中，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而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也必然具有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身份与品格。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之下，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目的还在于能够参与并促进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学艺术的传播与交流，为世界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提供中国的思想与智慧。如何在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民族本位与世界视野之间保持一种富有生机的理论张力，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三，优秀的文艺创造总是面向社会与人生的改良与进步的，文艺理论话语作为整个社会学术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负有对于社会与人生的责任。胡风先生曾经讲过：“批评家底任务是要和作家协力地发掘而且改造这时代底精神。”③这其实也正是所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追求的目的。近代以来，德国古典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等，都在不同理论意义上提出并论述了艺术审美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社会变革的功能，这是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并继承与发扬的一个思想观念。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还要能够通过艺术问题的研究，直面人类生存境况，走进人民生活世界，对世道人心的改良改进有所启迪有所作用。
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目的性追求的上述三个方面，对其他学术领域的话语建设也具有普遍性意义，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都要首先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用，有助于实现该学科的学科特性，实现其学科理论功能，同时又不仅仅是对中国有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其理论价值，进而言之还要能够对人生与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有推进作用。这样来看，话语建设不纯粹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也是为人生、为社会，为中国、为世界而学术。只有这样的话语建构，内容才能丰广深厚，境界才能高远博大。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目的性虽然是作为学术理论话语建设的“终因”而存在的东西，却又是作为自觉意识而在具体的历史性话语建构实践之前或之初事先预设的东西，对于话语建构的创造性展开，对于话语建构理想的实现有着光照性引领作用，也能够转化为一种深层的精神和思想牵引动力，成为具有引发、指导、控制、调节作用的自觉动因，从主观方面规定着话语创造活动的方式和性质，使得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建构朝向一个值得追求的明确目标前行，不至于走向盲目、混乱的境地。所以，有没有一个自觉的目的意识是大有区别的，这是一个值得每个学者和学术共同体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有主体性追求
亚里士多德“四因”学说中的动力因，指的是事物创生的致动原因，对做一件事情来说，就是施为主体，比如制作一张桌子的木匠，或一幅画的画家、一首诗的作者。正是动力因或施为主体的存在，才使得一定的质料，在目的因的规约和引导之下，转化为显示事物本质理念的特定存在形式。因此，在中国当代话语体系建设中另一个需要具有自觉意识和追求的便是主体性。由于受苏联哲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影响，生活、客体、对象优先的反映论一度成为中国现当代学术以及文艺理论的主导观点和理论范式，而主体、主体性问题则长期隐没于哲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之中，未能得到重视和彰显。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人道主义热潮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恢复和肯定，主体性观念和理论研究也随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强势登场，在相当程度上对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包括文艺理论研究的观念、方法和格局带来了冲击和改观。因此，总结和反思近40年来中国学术以及文艺理论的发展不能无视主体性理论话语，展望与探讨中国未来学术的话语建构也不能不谈主体性问题。
那么，何为主体?何为主体性?何为中国学术理论话语的主体性建构?这也是需要加以辨析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学术话语是由学者创造的，每个学者都是话语行为的主体，其主体性当然就是在其话语创造中体现出来的人性本质与精神个性。1980年代中期以刘再复为代表、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和争论的“文学主体论”理论就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是极其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很正确的。在现代哲学中，主体通常是指社会活动——包括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或施为者，而主体性是指人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地位、能力、作用等等，是能够显示主体的本质力量和标志活动性质与特点的规定性属性。这种规定性属性是高度社会化的，虽然通常是以个人性表现出来的，但却必有一个更大的社会性主体隐匿其后。所以，主体包括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两个方面，与此相对应，主体性也包括个人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两个层面。就此而言，每一个能在自己的专业学术领域留下印记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显示出自己的理论个性和主体性特点，从而获得自己的主体地位和身份。但是，这种个人主体及其具有个性特点的个人主体性并不等于因而也不见得能够代表中国当代学术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建构。不仅如此，当代本体论哲学已经将主体性理论由建立在主客体二分基础上的主体性发展到存在本体论的主体间性理论阶段。依照主体间性理论，不仅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具有交互主体性，活动主体与其实践改造对象和认识活动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交互主体性。这样来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不仅是活动主体赋予的，也与研究对象的自身规定性有关，对象也有其主体性。概括而言，学术话语建构的主体性大致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即对象主体性、个人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个人主体及其话语建构的主体性是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但又是可以指认与辨识的，它们以恩格斯所指出过的历史“合力”的方式共构着、推动着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潮流，但各自来看又不见得能够代表话语建构的民族风貌与时代特质，姑且不必一一而论。这里，需要加以研讨的是对象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这两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学术话语在内容和性质上应有的规定性内涵。
一般来说，对象主体性属于客体或受动方面，它是构成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对象的客观社会内容与时代需求在话语建构中的自我显现，也体现着话语建构主体对中国社会实践当下性的学术回应。在文学研究领域，究竟是作家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还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是一个需要给予解答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作为精神创造对象的客观生活本身有它的自主性、能动性也就是主体性，不完全是被动的存在之物。在作于1842年初的一篇批判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里，马克思曾涉及学术话语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普鲁士官方的书报检查制度规定人们要“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写作行为中，“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④。真理与自由的精神探索和表达有关，更与事物自身的本质特点相关。因此，他一方面抨击普鲁士官方书报检查制度的规定只准许人们用一种风格、一种笔调、一种色彩、一种形式写作，实质上是对学术行为中自由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主体性的扼杀；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学术行为中精神光亮所映照出的各种客观事物与精神主体一样也是多彩多姿的，不能用一种由官方规定好的形式去反映，他说：“天才的谦逊和经过修饰、不带乡音土语的语言根本不同。相反地，天才的谦逊就是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这种事物的本质的特征。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出。精神的普遍谦逊就是理性，即思想的普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为此，他进而反问道：“难道对象本身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即使是最微小的影响吗?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严肃吗?当对象悲痛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谦逊吗?因此，你们就像损害主体的权利那样，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⑤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强调学术行为是“真理占有我”，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使事物本身突出”，探讨的方式“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如此等等，实质上正是强调了学术话语建构中对象主体性的一面。以中国近40年来文艺理论的研究而论，在其最接地气的部分，构成其基本话语内容的不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吗?同样，就新时代中国未来文艺理论的话语建构而言，用中国文艺本身的语言来说话，将中国文艺讲述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提炼、升华为中国话语、中国智慧，也正是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建构的对象主体性所要求的。仅有不同的个人主体的众声喧哗，而看不到中国自身文艺实践现实运动的规律性时代脉动与精神演进，这种话语主体性的建构是不完整的，是存有缺陷的。
至于学术理论话语建构的社会主体性，在我国历来都是受到重视的。中国传统学术中，讲求代圣人立言、传经典之旨，现代学术中又特重学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讲求代阶级立言，为某个群体发声，这都是学术话语社会主体性的突出表征。不过，认真追问起来，究竟何为社会主体性，在有些研究者那里则还不一定是十分明确的。就新时代中国学术理论话语建构来说，有两种社会主体性是应该特别重视和坚守的，一是民族主体性，一是主义主体性。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提法和努力其实就一方面强调了思想理论建设的民族主体性，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义主体性或思想主体性。同样，1950年代以后中国文艺理论界提出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目标，也体现了这两种主体性的价值设定与追求。
所谓民族主体性，广义上看就是中国性。中国学术理论的话语创造应该姓中，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含混和动摇的。在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当然可以也应该学习研究、吸收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但这只能作为发展我们自己学术理论的参考和资源，作为我们自己理论创造的丰富和补充，绝不可以此代替自己的创造。强调中国学术理论话语创造的中国性，除去如上所述在对象主体性角度上要以中国当下的文艺实践为内容架构基础之外，另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要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术资源的继承性。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积淀了无数优秀成果，形成了中国学术重经世致用、重知行合一、重人生修为、重生命感悟和体验等民族特色与传统，这是中国特色学术理论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主体性建构中民族身份的保证。民族主体性之外，中国学术理论话语创造的中国性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学术理论研究有其抹杀不了的意识形态属性，也就是具有思想主体性，无论中外概莫例外。法国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支配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思想的观念和表象的体系”⑥。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等途径进入个体，使个体成为一个有见解、能行动的主体。因此，真正的主体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支配着人的观念的意识形态，“人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动物”，“意识形态把个体转变为主体”。⑦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观念与方法的指导，是中国百多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主流学界的追求或曰主调，未来也依然如此。回避主义属性，不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旗帜，怯于或无能于进行学术理论上的思想交锋，是很多时段、很多情况下中国学界很多人的通病，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理论体系恐怕难以建构起来，没有思想支撑、没有主义引领的主体犹如没有精神灵魂的生命存在，是难以立得起、行得远的。
四、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有专业性追求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形式是指显示事物本质理念的特定存在形式，它有感性可观的一面，更有抽象的体现事物本质规定性的一面，所以形式概念与理念概念又是具有同义性的。就学术理论的话语建构来说，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赋予形式因的内涵用“专业性”一词来加以概括和分析。在现代性学术发展中，不同领域学术研究的开展是以学科的分化即学科的专业化为基础的。正如西方当代学者所指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⑧在现代学术中，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就意味着不同学科的学科特性、研究内容，以及主体属性、话语形式与学术规范等等，都凝聚和体现于专业性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论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特点时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便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与话语建构的社会主体性相关，第二个方面与对象主体性相关，第三个方面强调系统性、专业性，则直接涉及中国学术话语的存在形式问题了。
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为了学术思想的创新，必须讲学术性。学术研究是一项精神劳动，需要专业的人才做出专门的努力。强调专业性，首先就要强调某种学术话语的创造者一般应该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圈内人，以圈内人的身份说话，而且是要研究专业领域的研究对象和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意思。在现代学术中，与学科分化、专门化相对也有学科交叉、融合的情况，因此也需要有跨学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出现，有跨学科的成果产生，但总体上讲，分化、专门化是主流，交叉、融合的学问和人才还是相对而言的，一个人包打天下、尽通天下学术的通才全才可能会有，但非学术常态。因此，我们还是要鼓励学者在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潜心治学、持久钻研，以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治专业之学，创专业话语，求专业领域的事物规律与存在真理。而这就要求聚焦专业领域的研究对象和理论问题，遵从专业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学术规范。没有这种聚焦就叫作不务正业，就不能在专业领域取得真知灼见，更遑论规律、真理等等的发现。而不讲方法、逾越规范，其理论说服力就建立不起来，难于在学术共同体中得到认同。学术要追求创新，但无视研究对象客观规定性而且不遵从学术规范，其所谓学术创新必定是会令人生疑的。
学术研究的专业性，还意味着话语体系建设不能停留在随随便便地发感想谈意见的层面，必须具有理论系统性。系统性，是专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方面，西方学界甚至中国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都曾有一些学者否认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有自己的文艺理论，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说他们的文艺观点和看法属于“断简残篇”，不成系统，这从一个侧面可见学术理论的系统性在一般人心目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当然，有许多貌似全面、完整，看起来很有“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不见的真是有思想创新、有理论逻辑性的。学术理论的“系统性”是具有思想贯通性的理论研究内容、符合逻辑与规范的理性论证和由特定术语构成的话语表达形式有机融合的产物，思想观念、论证逻辑与表达术语三者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话语体系的专业化学术创新，不仅要有思想、讲逻辑，还要落实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命题的创造上，要有术语创新的能力。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指出，其中的某些术语的使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⑨恩格斯还以化学为例对此做了说明。“术语的革命”是思想创新的必然结果，是学术专业化落实于“系统性”创新的应有环节，也将是彰显学术理论的中国性的重要标志。理论的原创能力也包括这种具有标志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新命题的创造，但这一点正是我们以往的理论话语建构中极度缺乏而在今后应该切实加强的。当然，话语体系建设中不能为猎奇求异、哗众取宠而随意、任性地制造概念，这样只会制造语词的垃圾，而无助于甚至有害于思想的表达和创新。新概念、新范畴的使用，“术语的革命”必须和学科的设定与规范相应，与思想的创新相关，这一点也是必须予以坚持的。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生存选择多样化、职业转换比较容易的时代，同时这又是一个信息网络互联互通的新媒体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以往时代那种专业身份与非专业身份、专业研究与非专业研究分野显明、清晰可辨的状况正在被逐渐改变。因此，学术界应该正视这种时代变化，以宽容的心态尊重他人有转换身份甚至越界发声的权利，并善于从非专业人士的非专业研究那里发现并摄取有益的、有启发性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材料，甚至仅仅是有新意、有改造价值的术语表达。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应该要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学术真理没有垄断权，但术业有专攻，专业领域里学术的进步、学术真理的彰显，一定是长期精神劳动的结果。聪明如马克思，也不能拍拍脑袋就跨界写出一部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资本论》，那是他几十年潜心研究资本主义运行规律，常年泡在大英博物馆里读书研究的精神劳动的结晶。所以，尽管在当今时代非专业人士有转换身份甚至越界发声的权利，而其是否有进入思想创新行列的资格却另当别论，同时专业的学术研究可以从大众化媒体中摄取资料、捕获灵感，却不能等同于零碎化、情绪化、时尚化的新媒体言论，而必须是经由专业规训产生出来的，能够经得起专业检验的。能够代表中国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思想高度而又具有国际学术地位和影响的话语体系建构应该是从专业性中得来的，这也正是中国学界的广大专业工作者应该自觉承担的责任，自觉追求的境界。
注释：
①参见拙文《内容结构、建构机制与身份认同——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反思》，《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②[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248页。
③胡风：《人生·文艺·文艺批评》，载《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④[德]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⑤[德]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8-9页。
⑥[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2页。
⑦[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3页。
⑧[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⑨[德]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