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建设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时代性进步，具有很大成绩，但是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却尚未完成，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这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涉及到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如新时期以来整个社会领域思想、价值的多元化与多样化，以及转型期理论研究者个人文艺观念的变换不定等等。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不足和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的内容结构存在偏颇，总体上存在重科学性而轻价值取向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均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使是在其科学性追求的一面，也存在与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实际脱节，中国经验的总结不够和表达不足、不充分的问题。二是文论话语的建构机制存在缺陷，文论发展的内、外机制均不完善。就外部看，在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方面存在问题；就文论共同体内部来看，文论研究的个体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并且对文论研究的学科特性认识不足，而文论共同体则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目的性上缺乏共识性的规定和阐发，特别是没有建立起批评争鸣的公共意识。三是文论话语的身份认同游移不定。由于整体文论研究格局上先学俄苏、后追欧美，再加上社会文化风潮的不断转换，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的个人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均未建构起来。以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经验为立足点，以中华美学精神、文艺规律的传承和发扬为精神资源和民族特色，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为指导，真正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继承性、时代原创性又具有专业系统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论应有的抱负与追求。
关 键 词：中国文论 话语体系 内容结构 建构机制 身份认同
文论研究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而又颇为活跃的方面，是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症候的典型理论区间，当我们站在新时代发展的高度回望改革开放的历程时，不能不同时对文论研究的发展加以回顾与总结。今年6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与中国社会科学网共同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之路”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其中一个分议题是“文艺理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在这次会议上，笔者专就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不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将会议发言扩展成文，做更为细致一点的分析和论断，以期为40年中国文论发展的回顾与总结增添一点问题意识、反思意识，并期望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就中国文论面向未来的发展而言，仅仅看到以往的成绩是不够的，固步自封地停留在过往成绩上更加不可取，意识到问题，多一点反思，也是理论自我修正与奋力前行的重要动力。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中国文论应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基本上已成学界的共同吁求。这个吁求显示出学界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未来的愿景与追求，但同时也隐含着对于既往和当下状况尚不尽人意的识认和判断，因为不尽人意，所以才有期许。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创新是一个包含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内的系统工程；他还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已基本确立，在此基础上，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推出了一大批回应时代需求的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还存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等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种种问题导致的结果便是：“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7这个关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总体判断，对文论研究领域也是恰切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时代性进步，具有很大成就。以学科体系建设来说，伴随着国门开放之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潮以及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思维心态与研究视野的开放与扩大，心理学、美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纷纷涌入文艺研究领域，催生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艺文化学、文艺经济学、文艺政治学、文艺伦理学、文艺传播学、文艺生态学等诸多具有教育体制建制和文化分类意义的文论研究学科，大大超越了以往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变相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统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史研究的简单学科教育设置和学科领域划分。新兴学科的涌现丰富和完善了此前较为贫乏单调的学科建制和领域，使文论研究者有了更为多样的学术志业选择、更为广阔的思想驰骋空间，从而为文论研究精神生产力的解放创造了学科条件。与学科体系建设相适应，教材体系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教材体系是学科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学科体系向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转化的重要载体形式。学术体系包含着教育领域的学科体制设置，学科体系要在教育体制中落地，就需要以教材体系作保障，而教材同时又是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高校文科重点教材建设以来，教材体系的建设在应对学科发展所带来的教育需求的同时，也对学科体系的完善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当前，在文论教材建设方面，不仅有“马工程”系列的《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当代西方文学思潮评析》、《比较文学概论》以及相关文学史与美学类教材，还有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此外更有大量其他非国家行为的教材编著与出版，这都为文论领域里相关学科的教育教学提供了保证。
学科体系之外，学术体系的建设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当代中国的学术体系包含着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发表和奖励机制等诸多方面，其中每一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都很显明。以科研体制中的科研规划来说，新时期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上的规划与资助系统，1980年代后期以来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划与资助，但起初能获得资助的人寥寥无几，资助额度也就是几千元，而现在各级政府都建立起了社科规划与管理机构，一般资助动辄几十万元，一些大型社科项目甚至达到数千万以至几亿元资助额度。再比如，新时期以来，文论研究领域先后成立起了“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华美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国家级学会，每个学会之下还成立了若干分会或分委员会，仅仅这些学会及其下属的有关分会或分委员会每年都召开许多学术会议，对文论研究学术活动的组织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在这样的学术体系建构语境之下，文论研究所获得的鼓励与支持，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发展相呼应，40年来的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的解放，思维心态的开放，以及一些新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观念的提出和探讨等方面。在这其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具有理论探索精神和理论成就的学人。但是，总体比较而言，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比起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建设成绩来要有所逊色，够不上差强人意。上世纪90年代，曹顺庆教授批评中国现当代文论研究患上了“失语症”，只会重复西方文论的已有话语，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发声；新近几年张江先生又批评中国学界一味膜拜西方文论，而西方文论普遍存在“强制阐释”的弊病，其实偏离了文艺批评和研究的正道——这些批评是不是完全准确暂且不论，但它们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论研究在总体上还没有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一事实。作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否定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承认以往在话语体系建设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体系是具有相互联系的文艺观念所构成的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论系统。在中国当代文论研究领域，无论就学界总体而言还是就个别人而言，要说体系建构，恐怕都还谈不上。今年6月1日，著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先生应邀在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做“文学回头看——漫议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学术讲座时认为，我国文艺理论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眼界大开，但成绩有限，原因是观念和方法上存在瓶颈②。8月3日，在“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建平研究员在题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的学术报告中也认为，我们今天的理论仍然存在许多缺点，在理论的系统性上不够，有一些新的观点，但还不成体系[2]。王元骧、高建平分别为中国当代文论界老一代和中年一代的代表性学者，由他们的这些判断即可见出，对我国40年来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成就还是不能估计过高甚至盲目乐观的。
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很复杂，涉及到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这里不能一一论析。需要指出的是，相对而言，在新时期之前那种学科很少、指导思想单一的情况下，理论话语倒还有较强的体系性，当然这是一种总体思想单一、理论内容相对贫困的体系性。而在学科丰富、思想多元的当代，理论话语显示出的是众声喧哗的状态，有时甚至显示为相互冲突与对立的状态，总体的统一性、体系性反而不存在了。就单个人而言，由于新时期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一直处于快速的转型之中，外来文化和文论观念的影响也变动不居，相应地几乎每个文论研究者也都很难固守先前某时某地形成的旧有观念，从而使自己的观念也主动或被动地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能以一以贯之的逻辑自洽系统呈现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系要以基本观点的相对稳定为基础方能建构起来，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体系建构就成为一个问题。这里不妨以笔者非常敬重的童庆炳、王元骧、张江三位著名学者为例。童庆炳先生的文艺观点经历了由意识形态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再到文化诗学的演变，王元骧先生的文艺观念经历了由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审美反映论与人生实践论并举的演变，而张江先生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历经从批判“强制阐释”论到提出“本体阐释”论进而再到“公共阐释”论的演变，三位先生都是非常富有理论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学者，其不同阶段上的观点都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但能不能说他们都已经构成了自己的文论体系呢？似乎还不能这样说。
以上三位学者中，童、王二位先生都主编或自己编著过广具影响的文学理论教材。或许就一般人的看法，会认为教材是系统性的架构，当有某种体系性吧。实际上，也未必如此。在中国，教材的编写往往要采用学界共识性的观点和通行性的话语表达，从思想观点的选择到概念范畴的组织再到语词的表达很难说都是属于自己的，而且教材章节的架构往往取决于主编自己的认识，不见得是他人都会认同的。因此，教材架构的系统性往往有其权宜性，也不等于话语建构的体系性。打个比方来说，体系性的文论建构犹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里描述的那位“东家之子”，其美丽“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其整体之美是不能任意增减与修饰的，而现有的教材建设则不然，基本上都是可以随时随意调整、增减的。以笔者参与的两部“马工程”教材《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编写为例，写作过程中，对全书内容构架、主要观点如何设定和表述，在整个学界甚至编写组内部都存在很大甚至不可调和的争论，近10多年围绕文艺是不是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鸣正是由编著《文学理论》“马工程”教材所引起的，而且目前先期出版的“马工程”教材包括《文学理论》在内都在重新修订，这也正说明中国当代文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体系尚未建构起来，或者说还没有走向成熟的理论形态，否则就不会存在如此之大的纷争，也不需要这么短的时间就再行修订了。
细究起来，40年来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未完成性或不成熟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对此，不同学者当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析。在笔者看来，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与不足特别值得重视并加以分析，这就是：文论话语的内容结构存在偏颇，文论话语的建构机制存在缺陷，文论话语的身份认定游移不定。这里，先谈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文论话语是依附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性话语类型，这种话语类型具有两个相辅相成的理论特性：其一，它具有认识属性，也就是说它能够通过研究者的思维操作，达到对于不同时代客观文艺现实的主体认识，从而对文艺的本质特性、发展规律以及活动过程、体裁类型等等加以理论上的描述和把握；其二，它具有价值属性，在文艺的认识活动中，总是包含着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审美理想、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理想不同，由之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不同，因而理论生成的过程也总是价值赋予的过程。凭借认识属性，文论研究获得了其对文艺现实的解释能力，成为具有科学认知性的描述性话语；而凭借价值属性，文论研究又获得了其对文艺现实的评判权力，成为具有社会权力的规范性话语。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种具有历史影响性的文论体系中，这两种理论属性都是并存的。始终将文艺涵括于教化观念之下的中国古代文论是如此，西方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文论发展亦不例外。总而言之，认识属性与价值属性也就是科学性与价值取向的统一，构成了文论研究内容结构的基本特性，这也正是文论话语建设反思中需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近几年的文论研究反思中，不少研究者主要把问题聚焦于文论内容结构的前一个方面，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许多文论研究或者迷醉于从国外传来的他者话语的语词追逐和把玩，或者流入已有的一些流行概念的玄虚浮泛的自语，而疏离文艺发展的现实，尤其是与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实际脱节，对中国当代文艺在全球化、媒介化、商品化与本土化境况中遭遇到的新挑战、涌现出的新问题以及可能的未来前景缺乏应有的敏感、体认、分析、把握，相对于中国文艺的发展现实而言，基本上是一些不接地气或曰“不及物”的理论，因而批评文论研究的“不在场”，诟病文艺批评的“缺席”。这种反思和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其针对性的，切中了一部分文论研究的要害。这种“不及物”、“不在场”、“缺席”的文论研究和批评对文艺现实的认识价值大打折扣，自然就损害了其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其学术信誉度也便大为下降，遭受到文艺界和社会上的轻视与忽略，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应该说，理论不接地气或者说“不及物”并非近40年来文论研究的常态，在新时期之初，从伤痕文艺、反思文艺、改革文艺到寻根派文艺、先锋派文艺以及新写实主义文艺等等的潮流演变中，文艺创作与社会发展现实的关系以及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呼应、互动还是很强的。当时，每一种新的创作现象或潮流的出现，都是对于时代变化中的某种世态人情的反映和回应，同时也总是伴随着理论批评上的对应性发展，理论批评以创作为支撑，文艺创作以理论批评为指导，两个方面同构共振、相互促进，共同支撑起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近年来，随着学界反思意识的增强以及文艺管理层对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的重视，文艺研究和批评开始注重中国经验和中国表达的相关理论问题，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达到新时期之初的那种协和状态，毕竟开始密切起来，对此是应予肯定的。然而，当代文论研究中本土经验总结不够和表达不足、不充分的问题尚未真正得到解决，泛泛之论多于言之有物的中国经验的总结与表达，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相对于文论研究不够接地气或“不及物”这种状况，40年来在文艺价值取向上存在的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可以说，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总体趋向是比较重视文论研究的科学性一面，而相对忽视其价值取向的一面，从而造成内容结构上较为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在一些文艺理论研究著作中即可见一斑。比如，有的探讨文艺理论学科性质的著作中，讲的全是科学性的内容，根本没有言及其价值取向，没有价值属性的位置。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新时期之前，在政治观点第一、艺术观点第二的主导观念之下，文艺研究和批评中常常把政治倾向性作为主导的或唯一性的价值，把理论批评当成政治斗争、政治批判的附庸，因而在新时期之初反思甚至批判这种理论偏颇的时候，便泼脏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了，一涉及政治的字眼就反感甚至逆反起来。19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文艺的发展又进入到一种新的状况，一方面伴随着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引进，文艺开始了所谓向自身的回归，重视文艺创作的语言、技巧和审美问题，而相对疏离对外在现实的反映，厌弃宏大叙事，鼓吹躲避崇高，回归自我小天地，放弃社会大担当，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文艺研究方法论热潮的兴起，致使大量新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纷纷被引进到文艺研究领域，文艺研究和批评也随之转向科学性的追求。文艺向自身的回归，文论向科学性的转向，再加上此后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信仰危机、道德意识的滑坡、政治倾向的淡化等等，种种因素的化合致使理论批评界不仅将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政治价值反思革除掉了，连文艺应有的其他价值属性也不愿再涉及了。
忽视文艺价值的维度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现实后果。这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不少研究者既放弃了对于价值问题的研讨和对价值理想的追求，也较少对现实文艺实践中理想的失落与价值观的混乱发出批判性声音，时代和时代文艺应有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没有获得理论上的研讨、提炼和表达。习近平同志指出：“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3]8这一论断对文艺理论和批评来说也是适用的，甚至可以说思想和价值观念对文论研究来说是更加不可缺少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文艺现实的解释力度，更在其对于文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的理论提炼与深度阐发，思想和价值观念也是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灵魂。但是，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和批评却放弃了这种提炼和阐发，没有将价值理想转化为基本理论问题和理论关系的设定，转化为文艺批评的标尺，致使文论研究缺乏贯通性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把文艺理论和批评做成了解释文艺现象的说明书或印象性的描述文本。
由于受各种消极与错误社会因素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文论研究未能在价值理想的设定和追求上负起自己本来应有的责任，相应地，便造成了文艺创作领域价值理性崩塌的局面，致使文艺创作领域里价值理性的缺失与混乱比比皆是。习近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当代文艺创作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时指出，文艺创作中不仅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甚至存在价值观念上的混乱与颠倒，“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4]9。凡此种种的文艺创作，欲求其代表时代的风貌，引领时代的风气，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或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显然是缘木求鱼、不可想象的。而这种状况的形成，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界亦难辞其咎。当代中国正在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快速前行，有理想有价值担当的文艺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以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历史书写，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以具有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在这一过程中，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也必须转变观念、焕发精神，以富有价值理想的学术研究引领文艺工作者及其创作实践，从而与文艺实践协同共进，书写中国文艺发展和文论研究的历史新篇。
任何理论话语从来都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历史建构的产物。理论话语的历史建构有其外在的社会机制，也有其自身的内在机制。近40年中国文论的发展与内外机制的发展和改进直接相关，同时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话语体系建设的相对滞后、不尽人意与内外机制的不完善，特别是与其尚存在着的一些明显缺陷存在因果关联。
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中国文论研究在外部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多，不能一一缕述，这里只从两个大的方面略加透视，一个涉及管理体制问题，一个涉及教育体制问题。先说前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尽管一般来说，大家都明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是文艺事业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只有两翼齐飞、双轮同转，才有其健康的发展，而实际上就管理层面和整个社会而言，对理论批评的关注和重视远远不如文艺创作。这一点仅从国家评奖和荣誉性制度的设计即可窥见一斑。文艺的各个领域有各种各样国家层面的大奖，而理论批评则只有鲁迅文学奖等很少的国家奖项，文艺界的许多二三流人物都能被推举到全国人大尤其是全国政协等等这类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参政议政机构任职，而理论批评界的代表进入的则非常之少，许多文艺界的人物在其各自的领域获得过所谓的终身成就奖，但好像还没有理论批评界的什么人物获得过这一类的奖励，如此等等。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不受重视，当中的从业者获得不了荣誉感，调动不起积极性，自然是不利于其发展的。正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并把这一问题提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一高度来加以认识和强调，这说明国家领导层也已经意识到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在以前是未被给予应有重视的。
接下来，可以再从现行教育体制的角度看一看文论研究面临着的人才储备问题。文艺理论和批评在当代中国，主要是由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相关从业者来承担的，而这些人都是从现行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虽然文艺理论(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是中文和艺术院系的基础课，但学生一般只是把它作为获取必要学分的一门功课，老师也经常把它弄成一种知识性、教条性的东西，而很少把它变成一门同学们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一种志业选择、人生追求。另外，这门课程与美学和哲学有着紧密的学科关联，学不好美学和哲学，要培养出优秀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许多综合性大学的中文和艺术院系基本上不开哲学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倒是开，那同样变成为获取必要学分的一门课程)，甚至连美学课都不开，更遑论那些非综合性的专业性院校了。这种教育体制，也是非常不利于文论研究的人才素质培养的。还有一点，文艺理论和批评是思辨性很强的理论学科，要求更智慧的头脑、更聪明的学习者，但是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中，高考最优秀的学生都选择理工科和经济、管理、法律类的专业去了，中文系、哲学系的考生往往分数要大大低于前一类的专业，至于艺术类考生，由于招生人数的无限扩张等原因，往往都是不能考理工科和高分文科专业退而求其次者，学生的整体素质状况是人所皆知的。这样的生源状况再加以上所述的教育状况，又如何保证他们从学校走出来进入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领域之后，能做出像样的学术呢？
以上所谈到的两方面问题，看起来似乎离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很远，其实都是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上生长什么样的植物，土壤贫瘠且环境又有问题，而欲求植物长得茂盛、成为大材是不可能的。当然，以上这样分析问题，并不是完全否定我们国家和教育系统在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环境培育和机制探索上做出的成就，事实上，如前所述，我们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上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但是，从更加理想的状态来要求，上面所陈述的这些问题也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直面这些问题并加以切实改进，当会使得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社会机制更加完善，从而为其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只是条件，而内部原因才是更为根本的因素。因此，文论研究界在反思文论发展状况时，不能眼睛总是盯着外部，从外部找客观原因，还应该自我反省，返观自身，从文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内部找一找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一方面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我们不妨也从两个方面来作点分析，一个是研究个体方面，一个是学术共同体方面。就研究个体而言，存在的问题自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许多从业者只是把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作为自己为稻粱谋的职业选择，没有把它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生命追求，没有建构起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人格，没有始终不渝的学术情怀，因而较少有为专、精、深的学术问题而消得人憔悴的学人，更缺少为学术真理而献身的斗士和勇士。相反，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么多善于变身、做投机学术的人，那么多观点朝秦暮楚、朝三暮四的人，那么多以学术作敲门砖混世之人。二是不少人对文论研究学科特性认识不足，满足于在认识的层面做一知半解的学术，不能在科学性与价值取向的有机融汇中做有价值情怀、有思想追求的学术，思想创新意识差，价值引领能力弱，缺乏优秀学术应有的大情怀、大智慧。因此，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可以与他人做知识层面的交流，然而思想层面的碰撞与共鸣则不多，更遑论思想与价值观念的输出了。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场域中始终占据不了重要的位置，分量较轻，在世界范围内就更加分量不足、处于边缘了。
就学术共同体而言，中国文论界存在的问题也主要有两个：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目的性还不是很明确。按照亚里士多德事物形成的四因学说，目的是事物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目的，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那个东西，意即“一件事之所以被做的‘缘由’”[5]250，又被称为事物存在的“极因”。一般来讲，人类活动不仅有合规律性的一面，还有合目的性的一面。目的是活动主体在观念中事先预设的未来活动结果或目标，是构成活动的终极原因，同时也是引发、指导、控制、调节活动的自觉动因，它从主观方面规定着主体活动的方式和性质。那么，文论研究的目的性何在呢？换言之，中国文论界所预想的文论建设目标又是什么呢？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没有进入其思考范围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人在思考这一问题，比如我们有过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提法，有过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提法，后来又有过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西方文论本土化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等等提法，但这些提法大都只是预设了一个前进的方向，而缺少具有具体内容规定性的理论阐发，即使有所规定和阐发，学界意见也很不统一，没有形成共识。这种状况显然也是不利于集结文论研究共同体的思想智慧向着构建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一个共识性的目标前行的。
文论研究学术共同体方面存在的另一个明显问题是没有把批评争鸣的公共意识真正建立起来，没有发挥好批评争鸣的武器作用。批评争鸣是学术谬误的清除剂，是学术进步的助推器，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甚至科学史学方面的诸多大家无不在他们的著作里强调学术进步中批评的作用与不可缺少。像人类其他学术领域一样，文论研究也充满由常识、习见和偏见所构成的错误以至谬误，需要加以认识和清理，同时又包含价值观的纷争与冲突，需要加以评判和取舍，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争鸣意识的确立、批评精神的介入，正如笔者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的：“作为人文学术的一个重要部类，文艺理论是一种价值——认知型的人类精神活动形式。以人类文艺活动经验为基础并与之同行而发展起来的文艺理论，包含着对于艺术活动之实然历史现象和规律的客观性认知，其中有真与伪、是与非的问题；而艺术活动的人性内蕴又使得从来的艺术活动都关联着人类应然存在的审美理想与价值取向，其中有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真与伪、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之类的问题皆非不证自明或一证即明，而需要去蔽的洞见、明辨的智慧，需要自由讨论、自由争论去破除盲视者、固执者、偏执者以及谬误宣扬者之种种遮蔽真理和真相、泯灭以至颠倒是非对错的观点和言论。常言道真理越争越明，没有争鸣，真相和真理是不会自行显现的。”[6]然而，由于传统的和历史的各种原因，批评精神并未真正在我国文论界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起来，许多人还不习惯于批评别人尤其是被别人批评，虽然大家都知道真理不辩不明，但一旦遭遇到批评，心理上还很难接受，以致我们较少看到为了学术真理向权威人士发难，更较少看到为了学术真理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人批评的情况。因此，中国当代文论界应该在观念上真正明了学术争鸣和批评对于文论发展的意义，认识到在中国文论研究学术共同体和科学的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学术争鸣、批评精神不可缺少，同时还要在实践中切实有力地加以践行。相比而言，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当代中国文论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尚需为了光大学术真理而不计得失的批评勇气和责任担当。
当我们反思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时候，“中国”这两个字是断然不可去掉与取消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谈论的文论话语是在中国进行的，应该具有中国性或属于中国的主体性建构。恰恰在这一方面，40年来我国的文论话语建设也是存在问题的，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话语主体的身份认同始终游移不定。
这里首先需要对主体、主体性、主体身份这几个概念稍稍做一点界定。从哲学上讲，主体是指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包括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主体性是在人类活动中所显示出来的能够显示主体的本质力量和标志活动性质与特点的那种规定性属性。作为个人的活动承担者只有在活动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为某类活动主体性的建构赋予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成为某种主体性的参与创造者，他才算是真正的主体，并相应获得自己的主体身份。与主体包含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两个方面相对应，主体性也包括个人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两个层面。就40年来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而言，每一个努力在某一文论问题或研究领域打下自己印记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显示出自己的理论个性和主体性特点，但这种具有个性特点的个人主体性并不等于因而也不见得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论主体性的建构，只有整个文论界即文论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努力才能形成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社会主体性。就这种区分来看，中国40年来的文论话语建设，无论在个人主体性还是社会主体性的建构上都存在问题，都在主体身份的选择和站位上存在摇摆和漂移的现象。
先说个人主体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特别是前20年间，国家整体上处于相对安定与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学术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学术话语的生产也是在向前发展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整个社会一元化体制的总体制度规约，特别是政治话语、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对学术话语的体制性操控——这种操控在某些特殊政治运动时期甚至达到相当酷烈的程度，致使中国学人大多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有时也是违心地在划定的政治红线、思想红线其实也是人生安全红线的条条框框内说话发声，习惯于照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的旧有本本讲，顺着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讲，等而下之的甚至只是跟着某些权威人士或官方认定的教科书上的观点讲，完全放弃了个人的独立思考，没有学术立场的自主站位，没有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独立选择与判断。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然不会有主体精神的显露与张扬，而只有主体的沉沦和消弭。其结果，便是观点的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话语的高度一律、千人一面。如前所述，这样的话语看起来好像逻辑自洽、观念统一、有其体系性，实则是内容极度贫困，较少创新活力。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外来思想文化的激荡之下，上述状况大有好转，但在很多人那里，照着讲、顺着讲、跟着讲依然旧习难改，积重难返。同时，在四面八方的外来风潮吹来之际，特别是经济大潮涌起之后文艺商品化、学术功利化的世风转换，更使不少人失去了自己的定力，变成了追新逐后、俯仰于外来思想潮流与社会时尚的墙头草。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界的一种特殊景观，这便是有些理论研究只会将外来的理论观念奉为圭臬，做鹦鹉学舌、东施效颦之举，满足于甚至自我陶醉于做他者观念的留声机、传声筒，而有些批评则只会对成名作家庸俗吹捧阿谀奉承、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国人的审美、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如此等等。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健康的文论发展态势。应该说，新时期以来，外来思潮的引进给中国此前相对封闭的文论研究领域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对旧有的理论研究格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其积极意义是应予肯定的。但是，外来思潮的引进从根本上是为了改进我们自身的学术，创新我们自身的观点，促进我们自己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过的那样：“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7]96如果只会拿来他人的帽子，不管合适不合适、有用没有用就扣到自己的头上，还以此沾沾自喜、乐此不疲，而不会“织中国的帽子”，也就是不能将对他者的学习、借鉴落实于民族自身的创造，落实于自我创新，是无所助益的，那终究不是有为之举。此外，文艺理论和批评当然要对文艺面临的新形势新境况比如对文艺的商品化、媒介化、全球化等抱有必要的敏感，加以深入的研究，这是学术的态度，是学者的职责，但是研究和批评者本身不能被商品化，也不能被媒介化和全球化的潮流过度裹挟，丧失文艺审美的本位立场，丧失对学术真理和诗性正义的追求，丧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与主体自我。
再说社会主体性问题。这里，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当我们就40年的大时段来谈论中国当代文论的主体性问题时，话题便超越了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主体，已经不是指具体从事理论批评活动者的个人主体性，而是说40年中国理论批评话语作为一个整体在内容和性质上应有的规定性内涵。如果把个人主体称为小主体的话，与之相对的则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中国文论研究的大主体及其主体性问题。就我们所要谈论的问题而言，中国文论界是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主体，在这其中是存在着中国文论界自身的主体性追求的。那么，什么是中国文论界所追求的主体性呢？对此，学界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当代文论的以往发展中，总体上都强调文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同时又强调要有“中国特色”或民族性，而在新近一段时期内，不少人又十分强调其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表达问题，重视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在这些强调之中，其实就都包含了对文论研究主体性的追求。如果加以概括的话，可以说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主体性应该包含着三个方面：(1)对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文艺价值观念的理论提炼；(2)对中华美学精神、民族文艺规律和文论传统的传承；(3)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与方法的指导。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就文论研究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应有的学科属性而言的，可称之为学科主体性；第二个方面主要是就其民族属性而言的，可称之为民族主体性；第三个方面是就其思想观念和方法的主义属性而言的，可称之为思想主体性。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思考中国文论建设的主体性问题时应予特别重视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成功与否也首先有赖于这三个方面的建构。
就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上述三个方面的主体性建构而言，均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从最为直观的层面就可看到，我们的文论研究缺少新鲜的中国文艺经验的理论总结，理论叙事的中国性不强，同时也缺少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独特理论提炼和传播能力。而深入下去就文论理论内容的聚焦视野看，对文论研究内容的系统质更是缺乏整体的辩证的把握和体系化整合。在时间维度上，先是政治化，后是审美化、科学化，然后又依次是商品化、文化化；在理论结构上，一会儿向内转、一会儿向外传，一会儿注重认识、一会儿注重审美，一会儿追求科学性、一会儿追求价值引领，如此等等。其次，尽管中国当代文论很早就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的提法，但是对中华美学精神和民族文艺规律的总结很不够，对民族自身文论和批评传统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也很不够。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文论研究带有很深的俄苏烙印，新时期之后又更多地崇尚欧美，其间虽然也有一些试图与自己的当下文艺实践与传统文艺精神结合起来的努力，但观念都是外来的，事实上的理论主体性并不姓“中”，基本上是外来的他者话语压倒或代替了本土自我的民族性话语建构，在一种向外倾斜的不平衡状态中遮蔽或压抑了民族主体性的建构。最后，就中国当代文论的思想属性而言，从前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而且是被俄苏马学和中国化马学过滤了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发展的，新时期以来，这种大一统的格局解体了，主义多元化且思想、方法多样化起来，在某些时候某些研究者那里，马克思主义甚至被搁置起来、存而不论或干脆弃置不顾，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与思想观念占据了文论场域的话语主导权。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需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位置与话语权威。当然，这一重新确立，不是再回到过去的状态，而是要以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经验为立足点，以中华美学精神、民族文艺规律和文论话语的传承和发扬为精神资源和民族特色，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为指导，真正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继承性、时代原创性又具有专业系统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这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论应有的抱负与追求。理论内容游离于中国当代文艺审美的现实实践之外，精神气质游离于民族文艺和文论的传统规律与特色之外，思想追求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之外，中国文论主体性的确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便将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能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存在。对此，中国文论界应该抱有清醒自觉的理论认知和思想共识。
①本文将对于文艺现象(主要是文学)的理论研究，包括文艺理论、文艺美学以及文艺批评等等，统称为文论研究。
②参见山东大学文学院网站“文院新闻·学术”2018年6月5日报道“王元骧、杜书瀛漫议‘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