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读已故的著名现代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华书局2005年修订版），收获甚丰。这部只有358页、不到30万字的“小册子”，童先生至少写了6年。童先生1908年生于安徽芜湖，其祖曾为清末安徽道员。辛亥革命后，童先生随家迁居上海。1949年后，童先生北上，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68年1月8日卒于济南。
读童先生的这部著作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在最近读到的其他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市场扩展史方面的文献野印证了这一点），现在看来，在中国历史的远古时期，市场经济和手工制造业就非常发达了。譬如，早在殷代，我们先祖的金属制造技术就已经很先进了。由此可以断定，作为世界五大轴心文明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秩序的生成，并不比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晚，甚至可以说早了许多年。譬如，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市场分工就十分细密了，曾有了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武器工等“百工”之说。另外，从《易•系辞传》中谈到神农氏时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中国上古时期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就十分发达了。并且，《周礼•司市》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根据这一描述，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上古时期，朝廷官府就对市场进行控制、管理并进行分类了。读了童先生的这部书，才发现，原来有政府管理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
读童先生的这部专著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我们可以大致从语源学上开始弄清现在汉语中的“商人”一词的来源。在这部《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童书业（2005，页4）先生考证道：“根据传说，殷代的祖先相土创作‘乘马’，王亥创作‘服牛’。王亥似乎曾驾牛车到黄河北岸去经营贸易。殷墟中发现海贝和玉等，都是远方的产物。《商书•盘庚》中说“具乃贝、玉”，贝、玉也就是所谓‘货宝’，大概都是交易得来的。贝、玉可能已经成为原始的货币。”根据这些记载，童书业先生认为，在殷代，手工业已经很发达，比较正式的商业也已经开始兴盛。童先生接着指出：“有人认为‘商人’的‘商’即是‘商代’的‘商’，其说法也不无道理”。如果此说成立，原来我们今天汉语中所说的“商人”，原来是由殷商时代“经商之人”而起的！汉语中的“商人”，原来与“商（代）人”有关。根据古代世界史上各国本族人往往不经商，而最早经商的多是外来人这一普遍事实，童书业（2005，页22）在其后的考据中还发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古代其他各国的情况。譬如，到了周代，殷商的“商人”可能还具有非国民性质的待遇。据此，童书业先生推想到，“殷商人民长于‘经商’，‘商人’的商就是‘殷商’的商，周代的商人可能多是殷商人的后代，这也可备一说”。
从历史商来看，商朝是我国远古史上第二个具有国家建制的社会。从公元前1551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到周武王伐纣灭商，共历时496年。其间曾经历了30位商王的统治，并8迁其都。据历史地理学家考证，尽管商王朝8次迁都，但却从未离开过商河流域。因而，有人推测，正是因为与水为邻，商朝人水陆运输的贸易比较发达，曾出现了许多以专门从事水陆运输为营生的买卖人。由于历史上的商河是一条直接流入大海的河流，以至于有人推测，商的“（经）商人”，可能顺商河而下，把生意做到了海上。历史学家这一推测的根据之一是，商人要出海做生意，就要有能够有出海的船只。历史学家们估计，好像殷商人已经有了这种出海的船只。从甲骨文中代表“舟”的象形文字中，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甚至推测出了商代船只的样子！其二，从殷墟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海贝，而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推测，这些贝壳在殷商时代是做货币用的，并由此推断在殷商时期中国的商品和市场贸易已经十分繁盛。正是因为海贝是最早的货币，在汉字中像“财”、“货”、“宝”（繁体为“寶”）等表示贵重物品的文字，都有一个“贝”字偏旁。以贝为币，且贝必定来自海边，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商朝的“（经）商人”已经把生意做到了海边，甚至海外。
据历史学家考证，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诸侯大军来到牧野，与当时居住在离牧野仅35公里之遥的商都朝歌的商纣王的大军进行了决战，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商大败，结果周军长驱直入朝歌城，商纣王死于鹿台之上，从此商灭亡了。周战胜商后，为了肃清“商（朝）人”的影响，周王将商朝的贵族集中于一处严加管束，而对于善于经商的商族遗民则只允许他们继续经商，不许做其他营生。为了与周的子民区别开来，周王还下令将商的遗民唤作“商人”，其中带有轻蔑的含义（这是否与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中“商”总据“老末”的位置有关？今天似乎已经是不得而知了）。不过，周王当时绝没有想到，他这种为了羞辱商朝遗民的做法，留下了“商人”这个汉语词汇，且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商人”一词早已没有了“贱民”的含义（甚至今天已经变成了为人们带有褒义的尊称“企业家”！）了，而只是一种对做生意人的一般称呼而已。如果此说成立，这正好验证了童先生上面的历史猜想。
中国市场经济出现这样早，远古的科学技术又这样先进，但为什么却在近代落后了西方诸国？—— 这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可不是仅如一个“李约瑟问题”那样简单！）。近来，通过读中国经济史、中国市场扩展史、中国政制史和中国法制史，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给定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甚至在一些看来并非十分合宜的制度环境中，我们中国人还是蛮会“自发”做生意的，且发展手工业技巧和制造业技术的禀赋，决不比其他任何民族逊色。有了这样一个观察问题的历史视角，再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技术进步还原到不段向前延伸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感到非常有意思，也觉察出了许多原来没曾想过的问题。
2006-11-29晨谨识于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