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研究的开展,本来是对近代史学注重政治史这一传统的反叛。但近年来的记忆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史研究的复兴和回归。本文试图揭示记忆研究与政治史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甚至是近似于悖论的关系,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仁的重视。应该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予以关注。比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阿伦·康菲诺教授,他在近年出版的《牛津史学史》的第五卷中撰写了“历史记忆”(History and Memory) 一章,并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参与了对相关问题的讨论。1不过阿伦·康菲诺只是指出了记忆研究与政治史的关系,并未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本文试图从史学史背景出发来做更多的分析和说明。
一、从兰克到兰克学派
从史学史角度切入的话,我们需要从德国近代史家列奥波德·冯·兰克讲起。兰克本人的史学与他的追随者的史学之间的关系值得重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1962年写的一篇题为《美国与德国历史中的兰克形象》的文章中指出,兰克其实并不像美国史家赫伯特·亚当斯 (H. B. Adams) 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冷冰冰的、只讲史料批判的人。2亚当斯当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建立了博士点,是美国史学走向职业化的一个标志。在一定的意义上,伊格尔斯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具有重要价值,比他当时在《美国历史评论》和《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更重要,后来也一直被人们引用,并在发表的翌年被何兆武先生译成了中文,发表于《历史译丛》。
伊格尔斯这篇文章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兰克史学影响的变化,即指出了兰克本人的史学与他的追随者、那些组成兰克学派的学者的史学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兰克对批判史学的贡献。兰克对近现代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用力最深的,即宣扬和强调民族国家的关键作用,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考察、研究历史。兰克一生写作了多部民族-国家历史。第二个方面是他所采用的研讨班(seminar)教学方法,把历史教学变成一个工作坊,与学生们一道讨论各种历史问题。第三个方面是提倡使用档案史料,由此把政治史变成一个格外重要的研究领域。1986年,即兰克逝世100周年之际,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亦译锡拉丘斯大学)召开了一个纪念会。之所以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是因为该校在兰克逝世之后购买了他的私人藏书,包括他的书桌,建立了一个特藏室,由此使该校成为兰克研究的一个中心。这个纪念会由伊格尔斯与雪城大学的詹姆士·鲍威尔 (James Powell) 共同组织。剑桥大学的彼得·伯克教授向这次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如果直译的话是《兰克:这个反动派》;如果译得不那么直白的话,就是《兰克:这个反潮流者》。伯克的意思是说在兰克之前的18世纪的历史学以伏尔泰的论著为标志,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史的潮流,但兰克更重视民族-国家史,他写作了多部政治史,由此而大大压缩了历史研究的范围。3兰克重视民族-国家,这本身就代表了他的一种历史观、或者说是历史哲学。兰克的历史观将民族国家的发展视为近代历史的主线。研究兰克,一定要注意他的这个思想。换句话说,兰克有明确的历史观,并不仅仅是重视考据史料。
前面提到,兰克强调的第三个方面是强调使用档案史料。这个方面不但同他写作民族-国家史互为表里,而且也迎合了当时欧洲各国进行国家建设的趋向。兰克出生于1795年,1790年法国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国家档案馆,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国家档案馆。档案馆的建立同兰克提倡民族国家史或者国别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写作民族国家的历史,一般会倾向利用政府的档案。但是,当这种做法成为传统之后,却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后果,即史家被大量的史料所淹没。兰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成名作《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的附录《近代史家批评》的“第二版附注”中指出:
档案资料开始变得丰富完备,新发现的史料不断涌现。尤其是各国之间的公使交往和外交关系备忘录,数量与日俱增,内容越来越丰富,而其规模已经膨胀到这样一种程度:对于个人来说,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根本没有可能把它们悉数占有,充分利用。4
由此可见,兰克已经认识到,史料过多会成为一个潜在的问题。但他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档案的完备使得兰克学派的史家基本上以政治、外交、军事史的研究为主,因为档案馆里这类史料最多。同兰克相比,这些史家并没有在历史观上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他们认同兰克的下述观点,即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世界近代史的主线。所以,兰克的弟子们不用去思考历史观问题,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遵行兰克所倡导的“如实直书”,将民族国家的兴起如何主导世界历史的进程详细地描述出来。他们研究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或者民族化运动中的一些领袖和英雄,也就是对这一过程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对于兰克学派的史家而言,他们不但没有历史观,而且也不用去思考“为什么”的问题。5他们认同兰克的历史观,认为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兴起值得大书特书。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仔细阅读相关的史料,然后把它们整理出来。而且由于档案馆的建立和使用,这类史料非常之多。
在国家档案馆建立之后,有关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史料搜集得十分详尽,让人目不暇接。比如,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政府开始收集、出版《总统文献》(Presidential Papers),一直到今天。这些《总统文献》使用良好的薄纸印刷,开本是一般书的两倍,现在这些文献也开始进行电子化和数字化。西奥多·罗斯福的《总统文献》是两大卷,而到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时,变成二十多卷。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影响到兰克学派史家的研究和写作。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政治史必然要研究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研究。这些政治人物在国家档案馆里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学者个人可能穷其一生都无法读完相关文献。而且,仅仅掌握这些档案远远不够,因为它们只是涉及了总统政治生涯的一些方面而已。因为精力有限,史家往往会选择一些史料来展示这些政治人物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史料所记载的事迹。这样一来,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的视域就会变得特别的狭隘。
二、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学派的上述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如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是其中特别出名的一位,他写有《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指出这类历史研究形同槁木,毫无生气。但在史学界内部,兰克学派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所以尽管莱比锡大学的卡尔·兰普勒希特 (Karl Lamprecht, 1856—1915)对兰克的史学传统提出批评,还引发了所谓的“史学方法的争论”(Methodenstreit),但没有改变兰克学派在德国史学界的统治地位。6
但如果从国际史学发展来看,卡尔·兰普勒希特对兰克学派的挑战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里需要重申的是,必须把兰克史学与兰克学派的史学加以区别。兰克具有宏观的历史观念,而兰克学派的史家由于上述技术层面的原因,再加上他们教条地贯彻“如实直书”的理念,使得他们的治史路径十分狭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这些不满的背后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社会科学学科兴起和建立,像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独立学科的,由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趋向社会科学化的现象。而卡尔·兰普勒希特对兰克学派的挑战正是借助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他是一个兴趣特别广泛的学者,涉猎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用以考察和解释历史的发展。1904年兰普勒希特受邀去美国的圣路易斯参加“历史学与科学”会议,并在会上做发言。之后他应邀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个系列讲座,主题就叫“什么叫历史”(Was ist Geschichte?/What Is History?)。兰普勒希特的讲座很快就出了英文版。7应该说,美国“新史学”学派的兴起是受到兰普勒希特史学影响的,它代表了美国史学走向社会科学化的趋向。詹姆士·罗宾逊《新史学》的宗旨,就是希望能突破狭隘的政治史,这与兰普勒希特的目标异曲同工。从这一点来看,兰普勒希特对兰克史学的挑战在国际史学界显然是成功的。
最近,笔者撰文强调调博古学研究 (antiquarianism) 的重要性,而且这种重要的研究一直延续到18世纪,但在兰克学派兴起之后便逐渐中止了。所谓博古研究,就是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参证,而且以前者为主。8我们认为,理解博古学有助于理解历史研究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如果以中国现代史学为例,那么胡适、顾颉刚的“疑古”显然十分重要,其目的是批判传统的文献史料。而傅斯年则更进一步,原因就在于傅斯年受过多学科的训练。具体而言,傅斯年到欧洲留学的时候,在德国受到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的训练。根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的研究,傅斯年在德国的时候,或许没有受到兰克学派太多的影响,因为他直到1941年才购买兰克的书。不过,傅斯年购买了《古典学导论》,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的档案馆。9该书有四卷,傅斯年比较认真地读了第一卷,用英文在上面做了一些眉批,了解了古典学的研究路径。古典学的研究采用了多学科的方法,像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笔者认为,古典学承继了博古学的传统,对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同样重视。由此可见,彼得·伯克之所以把兰克说成一个“反动派”,就是因为他把文艺复兴以来的那种综合多学科的研究传统一下子狭隘化了。
三、年鉴学派对史学的改造
归根结底,用不用档案史料、怎么利用史料,反映出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历史,而这是关涉历史观的问题。如果你认为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主导了历史,那么当然要研究他们,使用有关他们的史料;但如果你认为历史的运行还有其他人在发挥作用,那就需要扩大史料的范围。说到历史观的改变和记忆研究的兴起,就一定要提年鉴学派。这个学派是前面所说的国际学术界社会科学化潮流的产物。它以《年鉴》杂志为核心,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家。而《年鉴》杂志的创办是受到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影响的。涂尔干在1898年创办了《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杂志。1900年比利时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 1863—1954)主编了《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其主旨是综合各门学科的方法来从事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年鉴》杂志的全名是《经济和社会史年鉴》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显示其主旨与贝尔的《历史综合评论》颇有相似之处,而其命名则又与《社会学年鉴》相类似。
由此可见,年鉴学派希望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致力于历史学的宏观研究,突破兰克学派那种以政治史、事件史和个别人物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模式。历史学的宏观研究,是要对历史的演化做结构分析和解释。《年鉴》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提出要研究“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探究人类行为的心态和情感层面的原因。这样,历史研究就不再专注于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要做对整个社会的研究。费弗尔和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当时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他们同涂尔干的学生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是同事,有许多交流。与他们交流的另外一位同事,就是后来写作了著名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莫里斯·阿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亦译哈布瓦赫)。
阿布瓦赫是记忆研究的一位前驱,另一位记忆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9),前面提到的阿伦·康菲诺对后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10瓦尔堡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受过教育。他是一位艺术史家,其主要贡献是认为一幅画作之所以能够传世,除了艺术家本身的创造性外,还在于观众的解读和欣赏。而且,艺术家的创作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同艺术家的记忆有关。瓦尔堡以此来说明,为什么有些画作会不断延续下去。他认为,艺术创作和社会记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现在看来,瓦尔堡的研究其实就是记忆研究。记忆研究的开展是学术界希望突破学科界限,从各种视角研究人类行为的产物。以历史学为例,记忆研究就是要降低政治史的重要性,把历史研究和书写从原来的政治外交史中解放出来。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是吕西安·费弗尔的弟子,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如果说费弗尔对心态史的倡导,有助于推动记忆研究的开展,那么布罗代尔似乎并没有沿着老师的路径继续开拓。布罗代尔年轻时曾到巴西任教过几年,后来回到法国在一所中学教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参军入伍,但不久被俘,被关在战俘营中。他后来出版的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en à l'Epoque de Philippe II)的最初构思和写作,就是在战俘营中进行的。虽然受到老师费弗尔的影响,布罗代尔有意探究人类行为的思想状态,但他并没有从事“心态史”研究,而是希望更进一步,探讨支配人类行为、心理和历史的最终根源。
布罗代尔区分三种不同的历史时段。他认为,影响人类行为和历史进程的原因在不同时段发挥不同作用。其中,地理环境是发挥“长时段”的,也是最为关键的作用,而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制定的政策只是在“短时段”中发挥作用,其影响力往往转瞬即逝。布罗代尔的名作《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贬低了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27—1598)的历史作用。这种独特的研究路径,可以说是对欧洲史学史乃至整个欧洲历史研究的一种革命性突破。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菲利普二世的所作所为。在统治西班牙的四十多年中,他不仅是西班牙的国王,还在不同时期兼任葡萄牙、那不勒斯、西西里王国和尼德兰、英格兰、爱尔兰的统治者,加上拉美的殖民地和亚洲的菲律宾(国名便取自菲利普二世),可以说是名噪一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西班牙,无疑是西班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后来用于形容大英帝国的词语“日不落帝国”(the empire >其实是当时已经有的一种说法,最初用来形容16—17世纪西班牙帝国的盛况,特别是菲利普二世治下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如此看来,布罗代尔的书名本身就意味深长。他将“地中海”放在前面,而书名里又提到了菲利普二世,但却不将他的丰功伟绩作为书的重点。这充分体现了前面提到的年鉴学派希望走出政治史、事件史和个别人物史研究范式的意图。
布罗代尔发起了一场史学史上的“革命”,这使他声名卓著,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他没有停止创作,而是又写出了三卷本巨著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其中第一卷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布罗代尔在书中写作的是“日常生活的结构”,而且采取了全球的视角。他认为,日常生活背后人们的耕作模式、饮食结构、社交礼仪、习惯风俗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的走向。这就是说,布罗代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终极原因,是同人与自然的互动所形成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这本著作并没有直接考察历史记忆,却有助史家眼光朝下,注重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历史现象。而且,如果深究的话,他所重视的生活习惯、日常结构,正是历史记忆积淀而成的。因此,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对历史记忆研究的兴起有促进作用。
直接对历史记忆开展研究的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史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他在这方面有不少论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与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共同主编的《记忆的场域》(Les Lieux de Mémoire;又译作《记忆之场》)这部巨著。这部著作的出版,为年鉴学派走出政治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记忆的场域》研究的是法国历史上唤起人们集体记忆的场所,像埃菲尔铁塔、巴士底狱等。该书从这些场域如何被一般人所回忆、描述和形塑,来建构现代法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总体认识。他们编写这部书的目的其实是要表达这样一种历史观:即法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不是精英人物所为,而是多面向的各种记忆所建构的。由此可见,历史记忆研究构成对政治史研究的一种非常重大的挑战。而且,对这些法国人记忆场域的研究,也可以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勒高夫在20世纪70年代提倡“新史学”,代表了年鉴学派新的成就。11笔者认为,年鉴学派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淡化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不把民族国家的兴起,即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现代化视为近代史研究的主流。第二是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由此挑战兰克学派和启蒙运动的进步历史观,因为这种历史观将中世纪视作一个“黑暗时代”。第三是呼吁史家眼光朝下看,从事政治史(精英人物)之外的新文化史、社会史和公众记忆的研究等。
四、新文化史和历史记忆
1979年英国的《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了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该文概括了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各种史学新流派的贡献。这篇文章题为《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作者是当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英国史家劳伦斯·斯通。12文章的正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历史叙述”这一体裁的复兴,但为何要用“复兴”两字,就需要看它的副题。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西方史学的主要体裁就是叙述体;编年体、纪年等只是在中世纪早期流行过一段时间。斯通为什么会提“叙述的复兴”呢?叙述体在什么时候衰落了呢?通过文章的副题,我们知道,斯通指的是新旧史学的交替。他认为,旧史学使用的是叙述体,其代表是兰克学派。前文已经提到,兰克学生们的著作不考虑为什么的问题,因为他们主要研究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只要利用史料详细介绍就行了。但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历史学逐渐趋向社会科学化之后,史家开始重视对历史过程进行结构分析,由此造成史家重视解释甚于重视叙述,叙述的地位逐渐降低。
斯通之所以强调“叙述的复兴”,是因为他看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勒高夫所称的“新史学”,而这些“新史学”又开始重视叙述。但他同时指出,这些新史学家们同样重视解释,这同兰克学派存在明显的不同。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对于兰克学派来说,民族国家非常重要,这无须加以解释和说明,而倡导“新史学”的史家却是眼光向下,他们研究普通民众,因此除了叙述之外,还需要解释他们研究的意义所在。斯通在文中举了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的归来》(The Return of Marin Guerre)一书作为例子。这本新文化史的代表作以中世纪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研究对象是法国农村普通人家之间的纠纷,同民族国家的兴起无关。戴维斯讲述了发生在16世纪法国农村的一场诉讼,其情节构成一个跌宕起伏、情节动人的故事,但除了叙述之外,她还需要解释为什么那个16世纪的农村妇女会认一个假冒者为丈夫,而且还与之生活了多年,并在法庭上为他辩护,直到真的丈夫回来才揭穿了真相。显然,研究这个事件既需要把故事叙述好,又需要解释这个农村妇女的心理和行为。如果戴维斯的研究对象是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或其他君主的话,那就没有做过多解释的必要。
斯通的文章还提到了美国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这本书的重要性与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有所不同。戴维斯的著作使用的是法庭审判材料,而达恩顿除了使用法庭记录之外,还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因为他所使用的法庭记录并不完整,讲述故事还可以,但却无法对事件做出充分的解释。达恩顿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文化人类学教授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合作开设了一门历史人类学课程,同研究生一同探讨如何沟通历史学和人类学。吉尔茨与戴维斯也有合作,由于这种合作关系,所以新文化史和记忆研究借鉴了人类学方法。13同历史学,特别是近代历史学重视文献史料、档案资料不同,人类学家以田野工作为主要手段。当你到一个原住民的部落进行研究时,该部落或许根本就没有文字,何来文献?何来记录?由此,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以观察为主,从观察现象中做出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对历史学家而言,在史料不足的条件下做出解释,是一种很大胆的挑战。达恩顿在《屠猫记》中就是这么做的,他解释说,学徒们将镇上的一群猫杀掉表现的是他们的性幻想、性行为,而不单单是对师傅压迫、剥削的不满。达恩顿指出,猫在西方文化中含有女性的意思。那些学徒们杀猫,特别是杀女主人的猫,是一种性发泄的行为。达恩顿做这样的解释,以及戴维斯在《马丁·盖尔的归来》中对盖尔之妻行为的解释,当时获得的同行评价并不是太高。有学者认为,戴维斯是站在20世纪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去解读一个16世纪法国农村妇女的心态。
上述这些著作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记忆研究也是在同一时期开始兴盛起来。从莫里斯·阿布瓦赫,经年鉴学派到这个时期,记忆研究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其中存在明显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扬·阿斯曼和阿莱德·阿斯曼(Jan Assmann, Aleide Assmann)夫妇的文化记忆研究,是一种新的发展。他们基于阿布瓦赫和阿比·瓦尔堡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记忆的历史作用。具体而言,阿布瓦赫已经指出,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是集体记忆形成的基础,对社会和团体的建构至为关键;但他似乎只是到此为止。而阿斯曼夫妇指出,这种记忆其实就是文化,而作为文化,这种文化记忆对个人、集体和社会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他们将公众记忆或集体记忆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扬·阿斯曼指出,其实记忆的形成和保存就是口述史,而阿莱德·阿斯曼受过很好的心理学训练,又熟悉历史学的理论,她进一步分析道,历史和记忆之间有一种分与合的张力关系,而且两者都受到政治和权力的影响甚至制约。14总之,阿斯曼夫妇的研究扩展并深化了记忆研究,指出了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异同以及记忆研究的发展方向。
上面提到新文化史和记忆研究的例子,目的是指出这两者都对兰克学派注重文献史料的传统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有关兰克学派重视文献史料,笔者曾举过一个例子,用的是英国史家、史学理论家罗宾·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的说法。大家知道科林伍德是20世纪一位重要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同贝奈戴托·克罗齐一道,将历史理论研究的重点从探讨历史规律转移到了历史认识的层面。但科林伍德在历史方法论上仍然沿袭了兰克学派的立场,特别强调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之间的本质差别。他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举例道:“如果我说上周我写了信给某某,那只是一个记忆的陈述,而不是历史的陈述。”但如果这个“我”再加上一句:“我记忆无误,因为这里有他的回信。”科林伍德指出,这样“我这个有关过去的陈述就有了证据;我就在讲述历史了”。15显然,在科林伍德眼里,历史证据必须是有文字记录的。这种立场在新文化史、记忆研究和口述史的研究中都被超越了——口说不再是无凭了。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史家可以通过观察仪式、舞蹈和口口相传的故事,加以解释、分析和最终发现其中的历史意义。
五、记忆研究的政治性、道德观
阿莱德·阿斯曼指出,记忆研究中对纪念仪式的考察和分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6而几乎所有的仪式都必然会牵涉到组织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集体行为,需要有一个组织来动员、安排、组织和规划。其实还有一系列更多、更关键的问题,比如要不要举办一个仪式;如果要办的话,怎么办、多大规模等。与此类似的还有竖立纪念碑、建立纪念馆等,都需要做类似的考虑。这就是说,在记忆研究的对象中政治史、抑或政治权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记忆研究与新文化史等“新史学”流派,其目标是挑战和跳出兰克学派注重政治史研究的窠臼,但至少在记忆研究深入开展之后,却让人看到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在,它发挥着米歇尔·福柯所说的“政治的毛细血管作用”。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作用在记忆研究中特别突出。如前所述,莫里斯·阿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比较固化,而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概念则强调在记忆的建构过程中与其他因素的相互影响。在这些因素中,显然政治权力最为突出。于是,作为战后史学界“眼光向下看”新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记忆研究,为政治史的回归提供了通道,成为“当代史学的一个悖论性发展”。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证明。第一个例子同史学史领域紧密相连,即近年出现的对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的国际性潮流。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注重的是历史学领域出现的名家名作,对它们加以评述并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和影响力。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受到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影响,这种传统逐步发生了改变,其表现就是史学史家试图从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解释史学界出现的新思潮。伊格尔斯于1975年出版的《欧洲历史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一书就是这样的尝试。近年来,史学史研究者与教育史家一道进一步“眼光向下看”,开展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其实就是对大众历史记忆的研究,因为对普通社会人士而言,他们在中小学接受的历史知识会对他们的历史观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教科书传授的就是社会化的历史记忆,它们构成大众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但如果继续深究的话,研究者就会发现,历史教科书的这种重要功用,政治家们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政治权力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干预。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近年出现的“去中国化”现象,民进党从改编历史教科书入手,希望更改台湾民众的历史记忆,这引发了强烈的反弹。17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记忆研究,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及其扩建等。许多参与筹建和研究的人士指出,该纪念馆的最初动议是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时,该地发现了一大堆尸骨,于是就有人提议修建纪念馆。但纪念馆的正式建立却是到1995年,即日本右翼人士不断改写历史教科书,否认日军在二战中的罪行,破坏了中日之间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的友好关系之后才予以修建。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及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史学界努力的结果,也是同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密切相关的。
需要指出的是,记忆研究的确引起了政治史的回归,但这种政治史同兰克学派所关注的政治史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要理解这种差异就需要从史学与道德关系的层面来考察。兰克学派专注政治史研究,强调使用档案史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认为档案史料代表了“不经意的史料”,因为里面的记载不是当事人有意留给历史的作为,譬如会议记录、外交信札等。这些被视为“不经意的史料”与政治人物留下的回忆录不同,后者固然重要,但却是当事人希望让人记住的作为,所以带有明显的主观性。而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归根结底就是想避免历史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希望史家作为研究者能秉持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从事研究。
而今天的政治史研究,特别是记忆研究中对政治权力干预的认识,则显示了明确的政治立场。甚至,研究者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政治权力与知识、记忆构成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研究者抱持着明确的道德立场。例如记忆研究的一个突出领域,是对希特勒屠犹的回忆、描述和再现。在其中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间,屠犹的幸存者居多。像任教于以色列的犹太学者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其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弗里德兰德在1989年创办了《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杂志,编辑部设在特拉维夫大学,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希特勒屠犹的研究,对许多人而言是一种道德任务,而且还有一种迫切感,因为幸存者已经渐渐老去,需要把他们的回忆保存下来。这种急迫感就是道德感的表现。他们研究的目的也包含明显的道德因素,那就是如何忏悔、反省和赎罪。而这种道德感又通过政治感集中表现出来,集中在批判纳粹主义和法西斯统治的非人道政策。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是要批判日军的暴行,所以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的名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将南京大屠杀同希特勒屠犹相比,同样含有明确的道德立场。简言之,政治史在记忆研究中的回归,不是传统政治史的简单再现,而是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政治权力的无孔不入,并明确自身的道德立场。记忆研究与政治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之间复杂而密切的关系,或许让人更为明了,也更需要深思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名言:“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18
注释
1.Alon 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Problems of Method”,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2,Issue 5,1997,pp.1386-1403;“History and Memory”,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eds.,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5,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36-51.
2.Georg G.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History and Theory,Vol.2,No.1,1962,pp.17-40.
3.Peter Burke,“Ranke:The Reactionary”,Syracuse Scholar: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Ideas,Vol.9,No.1,1988,pp.25-30.该期以 “Leopold von Ranke”为主题,选择发表了一些参加1986年会议学者提交的论文。
4.列奥波德·冯·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孙立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5.对于兰克弟子的治史路径,可以参考Herman Paul,“The Virtues of a Good Historian in Early Imperial Germany:Georg Waitz's Contested Example”,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Vol.15,No.3,2018,pp.681-709。
6.参见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252页。
7.Karl Lamprecht,What Is History?Five Lectures on the Modern Science of History,trans.E.A.Andrews,Macmillan Co.,1905.
8.参见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需要指出的是,博古学的研究在近年有重振旗鼓之势,可以参见Peter N.Miller and Fran?ois Louis,eds.,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1500-1800,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
9.见Alfred Gercke & Eduard Norden,eds.,Einleitung in die Alterhumswissenschaft,Leipzig,B.G.Teubner,1914-1922。该书有四卷,主要以古代希腊、罗马时代之文献、诗歌、语言为研究主题,而采用的方法包括“金石学”(Epigraphik)、“纸草学”(Papyruskunde)、“古文字学”(Pal?ographie)等,体现文献与实物史料之结合研究。该书专有一章讨论“文献考证”(Quellenkritik)的方法,但从其编排来看,显然不是以它为主的。另见王晴佳:《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0.Peter Burke,“Aby Warburg as Historical Anthropologist”,in Horst Bredekamp,Michael Diers,and Charlotte Schoell-Glass,eds.,Aby Warburg: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Hamburg 1990,VCH,1991,pp.39-44.
11.参见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2.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85,Issue 1,1979,pp.3-24.
13.参见钟孜:《新文化史、阐释人类学与历史想象:试论格尔茨对娜塔莉·戴维斯的影响及其蜕变》,《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14.参见Jan Assman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s,No.65,1995,pp.125-133;Aleida Assmann,“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Social Research,Vol.75,No.1,2009,pp.49-72;Jan Assmann,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Writing,Remembrance,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5.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Clarendon Press,1961,pp.252-253;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16.Aleida Assmann,“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pp.49-72.
17.参见Laura Hein and Mark Selden,eds.,Censoring History:Citizenship and Memory in Japan,Germany,and the United States,M.E.Sharpe,2000;Gi-Wook Shin and Daniel C.Sneider,eds.,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s in Asia:Divided Memories,Routledge,2011;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199页。
18.George Orwell,1984,Coradella Collegiate Bookshelf Edition,2004,p.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