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印度拥核历史的回顾，试图解答印度从面临“安全威胁”到实施核试验为何延迟近十年之久这一问题。传统理论认为，国家维护安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诉诸集体安全、联盟安全与自助安全。在中国于1964年10月成功实施核试验之后，印度自认为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但却并未立即诉诸自行发展核武器的自助安全方式，而是先后尝试了寻求联合国框架下的集体安全方式，以及争取美国或苏联的安全保障的准联盟安全方式，因此造成了独立研发核武器在时间上的延迟。但由于寻求外部安全保障的努力收效甚微，在此情势下，印度最终走上了自行研发核武的自助安全方式。
关 键 词：印度 核武器 集体安全 联盟安全 自助安全
印度是当前为数不多的实施过核试验并且拒绝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直觉性推断可能认为，印度之所以要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是为了应对所谓的来自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但是从时间维度上看，印巴冲突早在两国独立之初就已开始，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于1962年，中国实施核试验则发生于1964年，而印度在已有核工业基础的前提下，其核试验却直至十年后的1974年才得以实施。毋庸置疑，研制核武器技术的成熟需要时间，但作为具有核工业基础的国家，印度核武器装置的制造并不需要十年之久。印度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曾断言，印度只需要18个月就能够制造出核武器。①美国相关部门也曾预估，只要做出决定，印度能够在一年之内制造出核武器。②而且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印度做出核试验的决定是在1972年9月，③这个时间距离中国首次核试验已有八年之久，这些都说明印度从认为自身面临安全威胁到核武器研制的时间延宕或许另有原因。
本文认为，该时间延宕的产生是由于印度在维护安全上除了自助安全方式之外仍有其他选择。来自邻国的“安全威胁”或许能够构成一国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一国发展核武器的充分条件。这是由于，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国家还可以诉诸联盟安全与集体安全等方式。印度在自行发展核武器的自助安全途径之外，曾寄希望于在联合国框架下实现全面核裁军以及核武器国家对非核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集体安全方式，也曾努力争取过接近美国或苏联以获取其核保护伞的准联盟安全方式，但这些努力都无果而终或收效不大。在此情形下，印度自行发展核武器就势在必行了。本文旨在通过回顾印度走向核武器化的历史过程，揭示国家核行为的根本动机以及阐明维护国家安全途径的多样性。
一、国家核行为的根本动机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国家核行为的根本动机是安全需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不同于国内政治体系，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在这样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之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系自身的生存。④也就是说，国家的根本目标是安全，这是国家实现其他目标的前提条件。依据该理论观点，一些学者认为造成核扩散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的不安全感，国家寻求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维持生存并增进安全。⑤当国家认为自己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尤其是周边具有威胁的国家发展出核武器时，其谋求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就会上升。
具体到印度的案例上来看，印度产生寻求外部安全保障或自行发展核力量的想法，与印度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独立后的初期阶段，印度对于发展核武器总体上持负面态度。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对于动用武力与强权政治较为反感，因而对发展核武器抱怀疑和反对态度。不仅如此，尼赫鲁还热衷于提出全面核军控与核裁军的倡议，例如尼赫鲁曾在1954年提交给联合国的倡议中明确提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主张。⑥
在1962年之前，印度认为其周边并不存在其他威胁，唯一可能的外部威胁就是巴基斯坦。⑦同时，印度认为自身国力强于巴基斯坦，因而并不十分担忧。虽然巴基斯坦于1954年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务援助协定》，此举使得印度感到些许不安，但印度仍然认为自身的周边环境大体上较为安全。
随着中国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摩擦愈演愈烈，1962年中印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使得印度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安全环境。中国于1964年10月成功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此举对印度国内造成震撼。印度认为一个怀有敌意且拥有核武器的强大邻国的出现，很有可能会对印度的国防安全产生严重威胁。随后，印度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断爆发新的冲突，这无疑令其安全环境雪上加霜。这些都促使印度不得不开始寻求安全政策上的调整。
二、维护国家安全的三种途径
多数国家在寻求安全时通常会诉诸三种主要方式，分别为采取自助方式维护安全、与他国结成联盟以维护安全以及加入集体安全体系。
自助安全是指国家采取自助的方式来维系安全，依靠本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与国际间的权力角逐和生存竞争。⑧自助安全方式根源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就是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而竞争、猜疑与荣誉则是造成人们之间争斗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享有同等的自然权利，即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⑨据此，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国家以权力界定利益的准则，⑩表明国家的行为是由其对权力的追求所驱使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不同于国内政治体系，国际体系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形式上各国都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任何一国有权发号施令，任何一国也不必假意服从；国际体系是分权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是没有政府的政治。在这样一种难以确保安全的状态下，国家的目标是生存。(11)因此，国家往往采取自助方式来保障自身安全。
国家寻求安全也可以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关系。联盟往往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12)国与国之间所形成的联盟关系一般包括两重含义：其一，联盟的建立意味着成员国将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加强合作与互助，其中往往包括供给武器装备、进行联合演习、实施情报合作以及提供军事基地等内容；其二，联盟的建立往往具有针对性，其目的在于防范另一个与之敌对的国家或联盟集团。汉斯·摩根索认为，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增进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做出三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其三，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13)显然，如果国家选择第一种方式，则表明它倾向于采取自助方式获取安全；如果选择第二种或第三种方式，则表明它倾向于为维护安全而采取结盟政策。
集体安全也是国家寻求安全的方式之一。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性原则可以被理解为对一国的攻击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攻击。集体安全体系试图通过集中压倒性的力量来对侵略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作用，从而制止战争并保护热爱和平的国家的利益。(14)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威慑性原则，指对某一国的侵略行为一旦发生，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强大的反制联盟会立刻形成，并击退侵略者；其二是普遍性原则，指集体安全体系内的所有成员国能够对谁是侵略国、反对侵略行为并参与反侵略行动形成统一认识。(15)集体安全体系与联盟体系有所不同，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联盟体系具有外向型特征，其建立是为了防御同盟之外的国家或国家联盟。而集体安全则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集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体系内部发生战争和冲突，因而不存在体系所针对的假想敌。(16)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都具有集体安全体系的性质。
在应对周边安全威胁的问题上，印度几乎尝试过以上所有三种增进国家安全的方式。从现有资料看，20世纪60年代初，在发觉自身安全环境恶化且认为有可能面临核武器威胁的情形下，印度并没有立即诉诸自行发展核武器的自助安全方式。有学者经考证后认为，印度发展核爆装置这一主张得到坚定支持应当是在1971年年底，开始建造关键部件则开始于1972年年初，而印度总理正式批准核试验的最后准备工作则应当发生在1972年9月。(17)在1964年到1971年期间，印度曾经尝试在联合国框架下促成防止核武器扩散决议的达成以获得安全保障，也曾考虑同美、苏达成准联盟关系以获得美、苏向其提供核保护伞。
三、诉诸集体安全
中国1964年10月成功实施首次核试验后，印度总理夏斯特里(LalBahadur Shastri)不得不承认，印度如今正面临着来自亚洲的核威胁，但他仍然坚持反对印度自行发展核武器的主张。(18)当时印度曾寄希望于外界能够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当时印度驻美国大使布拉杰·库马·尼赫鲁(Braj Kuma Nehru)在1965年2月4日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印度作为非核国家的需求就是避免印度遭受核攻击的安全保障，这种安全保障可以是单独的威慑，也可以由所有拥核国家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来提供。(19)
(一)印度寻求联合国框架下的集体安全
在认为自身有可能面临核武器带来的安全威胁后，印度首先想到了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框架下维护自身安全。在中国核试验后不久，印度随即向联合国提议要求制定一个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条约，以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获取和运输。(20)事实上，联合国大会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多次对核武器扩散问题表达关切，并要求就达成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条约，尤其是如何保护非核国家安全利益进行讨论。(21)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曾就缔结防止核扩散的条约进行磋商，其间美国和苏联偏向于制定一个较为局限的条约，尤其是华盛顿方面反对将全面核裁军以及任何有可能阻碍核武器转让的条文写入该条约。而印度则提出此类条约应满足五个条件：第一，有核国家不得转让核武器或核技术；第二，有核国家不得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第三，对于受到有核国家或接近有核国家威胁的国家，联合国必须保证其安全；第四，坚持全面裁军的方向；第五，要求非核国家不得获取或生产核武器。印度认为，只有满足这五个条件的防止核扩散条约才能真正满足印度的安全需求。(22)在讨论无果后，联合国裁军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制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一事转交给日内瓦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
日内瓦会议于1965年7月正式召开。在之后的讨论中，印度又提出两步走的建议，即核武器国家首先同意不转让核武器及相关技术，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制造，并逐步削减核能力，在此基础上非核国家承诺不获取或制造核武器。(23)1965年11月2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反映非核国家意志的决议，提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应该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不存在容许核或非核国家直接或间接扩散核武器的漏洞；二是对于核与非核国家之间相互责任与义务应有可以接受之均衡；三是应为实现普遍及彻底核裁军的步骤。(24)
联合国大会1966年再次通过决议，要求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考虑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非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提案，还决定于1968年召开非核国家会议，商讨如何确保非核国家安全等问题。(25)依照联合国决议，非核国家会议如期召开，印度作为非核国家也成为该大会的参与国之一。在保证非核国家的安全方面，此次会议所达成的决议再次强调了不诉诸武力以及禁止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决议声明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各成员国不得运用核武器或非核武器诉诸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且每一个国家都有着平等而不可分割的权利享受此项原则的保护。(26)
(二)结果失望
印度为其自身的安全需求在联合国框架内奔走呼吁，但印度与美苏等核大国在制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印度希望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缔结能够冻结拥核国家的核能力、禁止核武器的转让、助其获得安全保障进而实现全面核裁军，而美国和苏联则更多关注该条约能否阻止非核国家获取核武器，对于印度提出的补偿性要求以及全面核裁军等议题则不感兴趣。最终，联合国大会于1968年6月批准了美国与苏联倡导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根据该条约，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必将其核设施提交检查，而非核国家则需要接受检查。基于此，印度方面对该条约颇有微词，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一个“粗暴”的条约，也认为条约对非核国家抱歧视态度，因而并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且，印度认为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尚未解决，并且印度也不愿轻易放弃核技术给自身带来的声望。(27)
为了照顾非核国家的安全需求，联合国安理会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得批准后不久就通过决议，声明对非核国家以核武器从事侵略或威胁将导致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义务立即采取行动，并欢迎若干国家对签署条约的非核国家在面临核武器侵略或威胁时提供协助。(28)但是，该决议提出的安全保障过于模糊，显然无法满足印度的安全需求。此外，印度对于此种在联合国框架下提供核保护伞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提议持怀疑态度。印度认为，安理会的安全保障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大国在它们各自的盟国面临核攻击或者核威胁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意见恐怕还是问题。(29)
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下为印度等非核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设想虽然美好，但却难以付诸实践，因为联合国各成员国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非核国家与拥有核武器的核大国之间的利益难以调和，更何况几个核大国之间的利益是否能够达成一致也成问题。集体安全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是要求集体安全体系内的所有成员国能够对谁是侵略国、反对侵略行为并参与反侵略行动能够形成普遍的、统一的认识。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则无从谈起。因此，印度想通过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集体安全体系来防范核威胁和巩固自身安全的途径恐怕难以行得通。
四、寻求准联盟安全
如前所述，在诉诸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渠道之外，印度还曾考虑接近美国或苏联等核大国，以获得其向印度提供核保护伞。然而因印度坚持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其寻求核大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不结盟”政策的制约。这突出表现为：一是印度极力避免与美国或苏联达成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二是印度不愿与美国或者苏联就提供核保护伞结成一对一的庇护关系，而是坚称安全保障应覆盖所有非核国家。不仅如此，印度还曾设想由美国与苏联联合提供核保护伞。
(一)印度寻求大国核保护伞
在夏斯特里担任总理时期，印度曾做出寻求核保护伞的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对于核大国尤其是美国抱有一定的希望。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美国曾第一时间与印度交换意见，就美国向印度提供多项军事援助达成协议。(30)不仅如此，在1964年中国实施首次核试验后，美国总统约翰逊立即向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做出了总体上的安全许诺，声明中国的核爆在美国的防卫以及核能力的应对范围之内，未寻求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如果需要抵制核讹诈，美国将予以支持。(31)
1964年年底，有媒体称印度正寻求“核庇护”，从而引发了印度违背“不结盟”政策的质疑。针对此事，夏斯特里承认提出了寻求保护的议题，但是他表示并未直接同美国或者苏联提起，而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谈及，并希望能够通过威尔逊向华盛顿和莫斯科方面致意。(32)为了回应关于违反“不结盟”政策的质疑，夏斯特里辩解称，他并没有仅为印度一国寻求保护，而是希望安全保障能够覆盖到所有非核国家，并指出美国与苏联有责任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和使用，甚而消除核武器。(33)
事实上，印度的努力的确获得了一些回应。例如，美国当时确实认真考虑过印度的安全诉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在1966年6月7日的会议上讨论了七项可能的解决措施，其中就包括美国与苏联向印度在内的所有非核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单独向非核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及与印度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等建议。(34)
1967年4月，继任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P.Gandhi)派遣政府高级官员杰哈(Lakshmi K.Jha)前往莫斯科与华盛顿等地继续沟通提供安全保障一事。杰哈等人希望美国与苏联等核大国能够在1964年约翰逊总统所做出的总体安全承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由美国与苏联联合提供核保护伞的主张，并希望获得美国与苏联方面的积极反馈。(35)
(二)美国的顾虑
虽然美国曾经对印度的安全诉求有过积极回应，但是在为印度提供核保护伞一事上，美国仍然有着自身的顾虑。
首先，美国不愿因援助印度而疏远作为盟友的巴基斯坦。美国与巴基斯坦于1954年签订《共同防务援助协定》，从而结成同盟关系。而巴基斯坦与印度却互为仇雠，在印度向美国示好的同时，印度同巴基斯坦正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激烈交火，这令美国在处理同印度的关系中不得不有所顾忌。针对美国是否应向印度提供安全保障一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向国防部长提交备忘录提出，“最为重要的是不能采取任何有可能疏远美国盟友的措施，尤其是巴基斯坦。”(36)
其次，美国与印度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的分歧也阻碍了印度从美国获得核保护伞。美国支持将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提供安全保障进行绑定，即条约签署后，美国和苏联将各自发表声明抵御核武器国家可能对印度等非核国家进行的核讹诈和核攻击。(37)然而，印度始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有异议。印度认为，印度签署该条约至少面临两重障碍：其一是印度认为的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其次是印度通过发展核技术已然获得的国际声望很有可能因签署条约而遭到削弱。(38)印度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排斥也使得美苏联合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的提议陷入困境。
最终，美国愿意为印度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实际上仍然没有超出1964年的总体安全保障的范畴，但是正如印度驻美国大使尼赫鲁在1964年年底发出的质疑——如果与此同时苏联正在帮助中国抵御美国的袭击，那么美国还会冒着同苏联发生冲突的风险帮助我们还击中国吗?(39)印度认为此种安全保障并不可靠。
(三)苏联的顾虑
关于寻求他国提供核保护伞，印度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鸡蛋只放进美国这一个篮子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于1967年4月派出商谈此事的高级官员杰哈一行在访问华盛顿之前，也到访了莫斯科。但是，印度向苏联寻求安全保障一事刚开始似乎进展并不顺利，其中关键原因仍然在于印度与苏联之间围绕是否应当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产生的分歧导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困难。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7月正式开放签署，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发起国之一，苏联积极倡导其他国家尤其是尚未研制出核武器的国家签署该条约。而印度则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抱以怀疑、否定的态度。苏联之所以积极推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目的之一是为了促成联邦德国尽快签署该条约，从而彻底放弃核武器的研发，但联邦德国当时对是否签署该条约尚有迟疑。然而，印度对该条约的尖锐批评却令苏联感到头疼，担忧印度的反对有可能引起联邦德国的效仿，因为联邦德国国内的反对者正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印度以及其他持有相同立场的国家上。(40)
苏联与印度关于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的分歧，主要源于双方无法理解彼此的利益关切。苏联担忧联邦德国不愿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可能会对其构成安全威胁，而印度以及诸多亚非国家对此却并不感兴趣。(41)更何况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表明由于印度同联邦德国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印度难以承担如果支持苏联的欧洲安全政策所可能付出的代价。(42)印度的利益诉求是希望获得安全保障，以帮助印度对抗被其认定为周边安全威胁的中国以及巴基斯坦，但是苏联却认为印度所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并不足以成为印度反对该条约的充足理由。印度宣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剥夺了非核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机会，但苏联认为印度只不过是想通过此举来拉拢第三世界国家，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核心地位而已。(43)由于苏联与印度的分歧尚难以化解，印度向苏联寻求安全保障也面临着困难。
印度试图通过缔结准同盟以获取美国或者苏联为其提供核保护伞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效果，原因在于印度与美国、苏联在利益关切上难以达成一致。印度需要美苏为其解决来自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的所谓“安全威胁”，而美国和苏联则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综合考虑，将印度的利益诉求边缘化处理。更具体地看，三重因素阻碍了印度实现准同盟之下的安全。其一，印度似乎始终都不是美苏外交战略需要考虑的优先选项。其二，印度旗帜鲜明地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立场令美印关系以及苏印关系波折不断，损害了印度同美国或苏联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础。其三，印度对于“不结盟”政策的坚持也是一大障碍。由于印度不愿受限于军事同盟关系，因而即便是与美国或苏联达成关于提供安全保障的协议，也难以通过缔结同盟条约而正式化、合法化，而非正式的安全保障对于印度而言可靠性又会被削弱。这一矛盾始终困扰着印度，更阻碍了印度同美国以及苏联达成务实的安全合作。基于以上原因，印度寻求准联盟关系以获取核保护伞的努力收效不大。
五、走向独立研发
印度积极在联合国框架下奔走呼吁，并努力寻求美国或苏联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同时印度国内也在就印度是否需要自行发展核武器展开争论。在印度寻求外部安全保障屡屡受挫的同时，印度自行开发核武器的自助安全之路也经历了从排斥到转变、再到公开奉行核威慑的发展过程。
(一)从反对核武器到政策调整
印度十分重视核能的开发利用，于独立后不久便建立了印度原子能委员会(IAEC)以期对核能进行和平利用。1956年8月，印度在英国的帮助下建成了阿普萨拉(Apsara)反应堆用于科学研究，1960年7月又成功引进加拿大生产的核反应堆。(44)印度对核能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总理尼赫鲁与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霍米·巴巴(Homi J.Bhabha)，他们认为核技术为印度提供了一条通向现代化与实现大国地位的捷径。(45)
印度虽然提倡利用核能，但对于发展核武器却持否定态度，印度总理尼赫鲁还尤其热衷于提出全面核军控与核裁军的政治理想。尽管印度在独立之初并不赞成发展核武器，其对核武器态度消极的原因除了受“非暴力”政治传统的深刻影响外，还在于当时印度认为周边尚不存在严峻的安全威胁，故而也没有必要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但是，印度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名义之下引进的核设施和取得的核能力，却为其保留了日后发展核武器的可能。
1962年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以及随后中国实施的核试验，再加上印度与巴基斯坦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令印度开始重新考虑其安全需求。在努力争取核保护伞的同时，印度国内也开始反思并争论其先前的核政策。反对发展核武器的尼赫鲁总理1964年去世后，围绕是否应该继续反对拥有核武器，印度国内政治精英也出现分歧。
尽管继任总理的夏斯特里继承了尼赫鲁反对发展核武器的主张，反对将核能力应用于军事目的，但国大党内部政治精英在该问题上的看法并不一致。夏斯特里的观点在这场辩论中不幸沦为少数派，相当一部分党内政治精英主张印度应自行发展核威慑力量，一部分奉行中间路线的人士主张既不实施也不排斥核爆项目，认为应做好技术准备。(46)在此形势下，夏斯特里不得不调整政策，宣布印度的无核政策将会进行修改，(47)并批准了一个旨在提升印度核能力的名为“地下核爆工程”的秘密项目。(48)因为夏斯特里意识到，核武器并非只能应用于破坏性目的，也可能被应用于和平目的，这一主张为后来的领导人所继承。(49)
夏斯特里于1966年逝世，随后走上政治舞台的英迪拉·甘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其对核武器的看法更加灵活。(50)英迪拉·甘地上台执政为印度自行发展核武器带来了更多可能。
(二)国际局势转变
在印度国内进行权力交接的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为配合美国接近中国的外交战略，美国在南亚的外交政策也发生转变，亲近巴基斯坦而疏远印度成为美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南亚政策的主基调，而之前面临困境的苏印关系则迅速升温。
印度与美国之间关于提供核保护伞的磋商并没有持续太久，这是由于美国之后忙于处理越南战争以及同中国进行外交接触，而印度核项目在美国政府所关注的国际事务中的优先层级排序上显然低于越南与中国。之后关于印度核问题的讨论就很少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的美国外交档案中，甚至在印度于1974年进行核试验后，美国政府惊讶地发现情报部门居然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印度即将进行核试验迹象的报告。(51)这一现象也从侧面说明美国对印度的安全诉求采取了忽略态度。而更让印度对美国感到失望的是，尼克松政府上台执政后所采取的接近中国以及向巴基斯坦倾斜的外交战略，使得印度的处境更加不利。
1971年3月，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对其采取镇压行动，东巴基斯坦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随后，印度趁机通过决议，表示将支持孟加拉国人民的独立诉求，并派遣军队进入东巴基斯坦境内，印巴两国间由此爆发了自独立后的第三次全面战争。而此时的美国立刻将东巴基斯坦的冲突与正在进行中的同中国的秘密接触联系起来，经过综合评估，美国采取了向巴基斯坦倾斜并疏远印度的政策立场。
美国之所以采取偏向巴基斯坦的立场，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巴基斯坦总统的叶海亚·汗在美国同中国的秘密接触中发挥着中间联络人的作用。1970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叶海亚总统的会面中明确表示，希望同中国秘密建立联系，并且准备派遣高级官员前往中国与中国高层进行接触，叶海亚则表示将会把这些信息传达给中国。(52)之后，叶海亚始终在美国同中国的秘密外交中帮助两国之间互通消息。(53)正是基于此，尼克松总统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都认为，在东巴基斯坦问题上应当格外谨慎，以免破坏美国通过巴基斯坦与中国已然建立起来的联络机制。例如，在基辛格提交给总统尼克松的1971年4月28日关于东巴基斯坦局势备忘录中，尼克松总统附上了一段手写文字：“对所有人：这个时候不要逼迫叶海亚。”(54)
不仅如此，美国还认为，如果此时支持东巴基斯坦分裂则可能有损同中国的关系。基辛格表示，如果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在民族自决原则下分离出来，那么在北京的眼里此举会影响到西藏和台湾问题。(55)为安抚中国的情绪，基辛格亲自向负责同美方秘密联络工作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解释说，美国认为东巴基斯坦的政治未来应该取决于巴基斯坦，而美国不会参与其中。并且，基辛格认同印度怂恿东巴基斯坦的独立是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的行为。(56)通过表明不支持东巴基斯坦独立的态度，美国希望进一步同中方建立互信基础，而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利益则被边缘化了。
由此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国致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印度的安全诉求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优先层级降低，且被迫服务于美国对华接触的外交战略。在随后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由于美国需要巴基斯坦继续作为对华的秘密联络渠道，以及顾及中国对领土分裂的一贯反感，美国对其南亚政策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倾斜并进一步疏远印度。因此，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印度越来越确信，从美国这里获取核保护伞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苏联与印度开始接近。尽管苏联与印度双方曾经围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争执不断，但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随着联邦德国终于在1969年11月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阻碍苏印关系发展的一大难题不复存在，苏联与印度的安全合作随即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71年8月7日，苏联与印度签署《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印度与苏联结成了具有准联盟性质的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与苏联达成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印度似乎如愿获得了苏联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
(三)走向“和平核爆”
尽管从苏联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安全保障，但是印度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在印度看来，与苏联的准联盟关系并不能成为其可靠的安全保障。其原因有二：第一，苏联与印度的接近与安全合作是建立在对抗中国的基础之上的，而两国之间的合作基础其实并不稳固，只是各取所需而已。苏联希望在同中国的安全竞争中拉拢印度为其提供支持，而印度则更关注苏联能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为其提供援助并阻止苏制武器流向巴基斯坦。第二，印度仍然坚持“不结盟”的外交立场，表明印度不希望在安全上过度依靠苏联。例如，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拒绝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建立所谓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并且仍然热衷于坚持“不结盟”的基本宗旨，即避免陷入任何军事同盟关系。(57)而印度对“不结盟”政策的坚持以及对军事同盟的排斥使得任何安全保障都无法通过盟约而被合法化，故而苏联与印度缔结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仍然无法完全满足印度的安全诉求。美国政府官员对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分析佐证了这一点。美国方面认为，该条约的实质就是规定在袭击发生或面临袭击威胁时，印度与苏联需要立即进行磋商。(58)可见，印度与苏联达成的准联盟关系较为松散，而印度能够从苏联获得的安全保障也较为有限。因此，即使《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最终达成，苏联给予的安全承诺也已经难以阻止印度迈向自行研制核武器的脚步。
此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进一步坚定了印度自行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美国采取偏袒巴基斯坦与打压印度的外交立场令印度倍感压力。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将不会在任何公开声明中令巴基斯坦难堪。”(59)非但如此，美国政府还以实际行动表明对巴基斯坦的支持。由于对印巴双方都实行了武器禁运，美国政府难以直接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但美国政府还是通过其他间接途径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装备。例如，基辛格曾向中国示意，“国会阻止我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但是如果巴基斯坦的其他朋友愿意提供所需武器装备，美国将充分理解。”(60)之后，美国很快默许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的行为。(61)再如，在美国的支持下，一大批源自美国的军事物资从约旦、伊朗和土耳其等国被转运至巴基斯坦。(62)此外，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向印度施压，比如威胁切断对印度的经济援助。(63)而且，美国还派遣“企业”号核动力航母以疏散美国侨民的名义进入孟加拉国湾。(64)美国的举动给印度国内带来极大冲击，不少分析人士将“企业”号核动力航母进入孟加拉国湾视为印度决心自行研制核武器的导火索。(65)
鉴于联合国框架内所能提供的安全保障极为有限，并且第三次印巴战争以及中美接近后印度已经不太可能从美国获取核保护伞，再加上印度通过与苏联缔结《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获得的安全保障还存在不少局限性，也难以满足印度的安全需求，表明印度唯有寻求自助安全这一条道路可行。与此同时，印度国内对于自行发展核武器的支持也日益坚定。1972年11月，印度议会人民院提出关于和平核爆的可行性和其他准备工作进展的质询，总理英迪拉·甘地回应称原子能委员会正在从理论和实际操作层面进行检视。而且，印度原子能部门1972～1973财年的财政预算也由上一年度的1.41亿美元上调至1.63亿美元。至此，印度最终做出实施核试验的决定很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66)加之印度已经具备核工业基础，与核爆相关的一部分准备工作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悄然进行。比如，从1964年起印度便陆续进行了武器级钚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核爆装置的设计则开始于1965年年初，初级的核爆装置至1971年年底完成并于1972年进行了升级和定型。(67)
最终，在国际形势变迁与国内力量推动的共同作用下，英迪拉·甘地总理于1972年9月正式批准印度实施核试验项目。(68)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波克兰基地首次实施了名为“和平核爆”的核试验。
(四)从模糊政策到核威慑
通过实施核试验印度向国际社会彰显了其核能力，但印度并没有趁热打铁继续批准后续的核武器项目，而且从1974年到1998年印度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在发展核能力上的推进十分有限，其中既有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等问题导致政府难以集中力量推进核武器项目，也有印度领导人对现实安全需求与核裁军的理想主义目标的纠结不定。
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等问题导致政府难以集中力量推进核武器项目。印度于1974年实施核试验后不久，英迪拉·甘地政府因为选举舞弊的指控而陷入严重政治危机中，并一度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在此期间，英迪拉·甘地政府疲于应对，核试验的后续跟进受阻。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印度的政局陷入频繁更迭之中，此时政府不得不谨慎对待核政策问题，因为任何贸然推进的举措都会导致政府面临太多不可控因素。
印度国家领导人始终在现实的安全需求与核裁军的理想主义目标之间纠结不定，这是印度在核武器问题上保持克制的最重要原因。即使在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印度政府对于是否应继续推进核武器项目依然犹豫不决。英迪拉·甘地受到其父尼赫鲁反核武器思想的影响较深，因此虽然她亲自下令开启核试验，但是她也因这一举措违背了其父的道德原则而感到纠结，(69)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她在后续发展核武器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在英迪拉·甘地输掉选举后短暂担任总理的德赛(Morarji Ranchhodji Desai)则秉持反对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德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将不会生产核武器，即使全世界都用核弹武装，我们也不会这么做。”(70)之后担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虽然继承了英迪拉·甘地的现实主义与强权政治手腕，但并没有将其应用到推进核军备上来。不仅如此，拉吉夫·甘地在198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还提交了一份全面实施核裁军的宏大计划。(71)这反映了抵制核武器的思想对印度政治精英影响深远的事实，因而造成印度在拥核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奇怪现象：印度一边极力倡导核裁军的高尚政治目标，但同时却不愿放弃核武器以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这种在政治理想主义与安全现实主义之间的彷徨对印度核力量的发展影响深刻。
综上所述，以上这些原因导致印度在1974年核试验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虽已迈上核武器化的道路，却坚持模糊的核政策，并未认真将核武器与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结合起来，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核威慑战略。(72)直到坚定奉行拥核政策的另一个政治集团——印度人民党——于1998年上台执政并稳定政局后，印度的核政策才有了明显的转变。印度人民党是一个秉持强烈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倾向、同时兼具现实主义战略观的政党。在核问题上，早在1985年7月，印度人民党就公开发表决议，坚决要求印度发展核弹。只不过在印度人民党看来，此时印度在安全上的竞争对手已然由中国变成了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巴基斯坦：鉴于巴基斯坦的核弹威胁切实存在，必须立刻给予回击，因此印度人民党要求印度政府立刻采取行动发展自己的核弹。(73)印度人民党的核主张在其领袖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上台执政后旋即上升为国家意志。1998年5月，在瓦杰帕伊出任总理后仅两个月，印度打破了连续二十余年无核试验的记录，公然迅速实施了五次核试验，并随即宣布印度为有核国家。自此，印度走上了公开发展核威慑的道路。
回顾印度自行发展核武器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印度走向自助安全方式的时间点同印度认为安全环境恶化以及寻求外部安全保障无果等事件基本吻合。印度反对核武器立场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是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对其造成了“安全威胁”，而其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则发生在印度寻求联合国以及美苏等核大国安全保障收效甚微之后。由此可见，寻求集体安全与准联盟安全方式难以奏效是推动印度决定诉诸自助安全方式即自行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成功进行了核武器研发并采取核威慑战略后，印度自此再未卷入大规模局部冲突或战争之中，其通过自助方式寻求国家安全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结论与启示
印度的案例再一次表明，国家核行为的根本动机是国家安全，而国家寻求安全的方式则具有多样化。无论是印度争取联合国框架下的安全保障，寻求美国或苏联提供核保护伞，还是最终决定自行发展核武器和核威慑力量，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应对所谓的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以及1964年中国核试验，再加上印度与巴基斯坦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这些因素改变了印度的周边安全环境，成为印度寻求安全保障以及发展核武器的动力。国家寻求安全的方式具有多样化。具体到印度的案例上来看，印度认知中的安全威胁的出现，并没有导致印度直接诉诸发展核武器的自助安全方式。从1962年中印冲突、1964年中国进行核试验，再到1974年印度实施“和平核爆”，印度拥核之所以在时间上较之于所谓的“安全威胁”出现延迟十余年之久，其中的原因除了研制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尚待发展成熟之外，还因为印度在此期间努力尝试了集体安全以及准同盟等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途径，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漠视印度的安全诉求，苏联提供的安全合作难以满足印度需求，而联合国框架下的安全保障又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最终转向了自助安全方式。
对于印度拥核历史的考察对当下也有诸多启示意义。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动机在于国家安全，而寻求安全则不仅只有国际无政府体系之下采取自助方式维护安全这一种途径，集体安全体系与联盟体系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等方式都是帮助国家增进安全的重要途径。首先，印度诉诸联合国框架下的集体安全体系无果而终的案例并不足以表明集体安全方式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一概无效。相反，以联合国为代表的集体安全体系在解决地区冲突、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等领域仍然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集体安全方式在此案例中只是暂时无效而已，并不表明集体安全方式应当被摒弃不用。
联盟安全方式在印度这里成效甚微也不代表联盟安全方式的失效。事实上，通过加强联盟来增进安全，从而促使当事国放弃自行发展核武器意图的案例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也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在美国卡特政府取消撤出驻韩部队计划后也停止了核武器研发，其后还提出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区的政治倡议。这表明，联盟安全方式仍未退出增进国家安全的历史舞台。
印度案例似乎表明自助安全仍然是国家保障安全的最为现实的方式。在寻求集体安全和准联盟安全的努力之后，印度还是转向了自助安全这一传统安全方式，即主要依靠自身发展核力量参与国家间的权力角逐，并最终取得了成效。然而，国际政治实践表明，单凭一国资源与能力在一些情况下难以独立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而与他国之间达成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对于增进国家安全是有所帮助的。印度虽然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主要采取了自助安全方式，但完全依靠自助却并不是印度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印度近年来同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频繁进行的军事合作，以及近年同中国开展的双边安全对话等举动都扩展了自助安全方式的内涵与外延。
当前，防止核扩散仍然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考验。通过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或联盟关系并提供正式的、合法化的和可信的安全保障或许是防止核扩散的积极应对之策，然而可靠的安全保障的建立并非易事，需要各参与方能够理解并高度重视彼此的利益关切，这样才能有助于各参与方在防止核扩散和提供安全保障上达成共识并促成合作，从而实现既能够满足当事国的安全需求又能够防控核扩散所带来的地区安全威胁的目标。
注释：
①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Los Angeles &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70-71.
②“State Department Cable,Possible Indian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March 29,1966,” 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8,p.1.
③该结论由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根据对前印度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霍米·塞特纳(Homi Sethna)的访谈以及其他证据佐证得出，并为诸多研究者采纳。
④[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2页。
⑤关于此观点，可参见Bradley A.Thayer,“The Caus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the Utility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Security Studies,Vol.4,No.3,Spring 1995,pp.463-519; Scott D.Sagan,“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Winter 1996-1997,pp.57-59; Avery Goldstein,“Robust and Affordable Security:Some Lessons from the Second-Ranking Power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15,No.4,December 1992,pp.475-527.
⑥Jacques E.C.Hymans,The Psycholog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Identity,Emotion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74.
⑦P.R.Lavoy,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Bomb? India and Nuclear Weapons,1947-197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p.115.
⑧Robert Keohane,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72.
⑨[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2～97页。
⑩[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1页。
(11)[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第118～122页。
(12)Stev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2.
(13)[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第219页。
(14)Kenneth W.Thompson,“Collective Security Re-examine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7,No.3,September 1953,pp.754-757.
(15)Thomas R.Cusack and Richard J.Stoll,“Collective Security and State Survival in the Interstate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1,March 1994,p.36.
(16)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389页。
(17)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172.
(18)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Monteiro,Nuclear Politics:The Strategic Causes of Prolifer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242.
(19)“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 for Governor Harriman from the Secretary,February 27,1965,” 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7,p.4.
(20)“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U.S.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Paper,November 9,1964,pp.2-3.转引自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100.事实上，印度并非第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提出管控核武器要求的国家。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曾向联合国大会第八届会议提出“原子能和平用途”建议。至1957年，联合国框架内的谈判已涉及核不扩散原则，到60年代中期，一项维持核不扩散作为国际行为规范的条约结构已经明晰。
(21)参见联合国大会1965年第2028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 symbol=A/RES/2028(XX)；1966年第2153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 symbol=A/RES/2153(XXI)；1967年第2346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 symbol=A/RES/2346(XXII)
(22)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103.
(23)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104.
(24)联合国大会1965年第2028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 symbol=A/RES/2028(XX)
(25)联合国大会1966年第2153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 symbol=A/RES/2153(XXI)
(26)General Assembly,“Final Document of the Conference of Non-Nuclear-Weapon States,” Twenty-third Session,Agenda Item 96,p.4.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68/228/23/PDF/N6822823.pdf
(2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rom th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Meeting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Mr.L.K.Jha,Tuesday,18 April at 10 a.m.,” April 25,1967,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15,p.2.
(28)联合国安理会1968年第255号决议。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 symbol=S/RES/255(1968)
(29)“Memorandum,Permanent Mission of Hungary to the UN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April 12,1968,” Hungarian National Archives,XIX-J-1-j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eaties,1968.
(30)Office of the Historian,“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1963,Volume XIX,South Asia,197,Editorial Note,”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9/d197; Office of the Historian,“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1963,Volume XIX,South Asia,30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0,1963”.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9/d307
(31)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Monteiro,Nuclear Politics:The Strategic Causes of Proliferation,p.246.
(32)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87.
(33)Ibid.
(34)“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NSC Meeting,June 9,1966,” June 7,1966,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10,pp.5-9.
(35)“Memorandum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Security Assurances for India,” April 20,1967,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14,p.15.
(36)“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The Indian Nuclear Problem: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October 23,1964,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2,p.2.
(37)“Memorandum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Security Assurances for India,” April 20,1967,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14,p.5.
(3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rom th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Meeting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Mr.L.K.Jha,Tuesday,18 April at 10 a.m.,” April 25,1967,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15,p.2.
(39)Office of the Historian,“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XXV,South Asia,No.7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November 3,1964”.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 cuments/frus1964-68v25/d74.
(40)Balazs Szalontai,“The Elephant in the Room: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s Nuclear Program,1967-1989,”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Series,p.3.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indian_nuclear_history_and_soviet_relations_-_ver_2.pdf.
(41)“Memorandum,Permanent Mission of Hungary to the UN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April 12,1968,” Hungarian National Archives,XIX-J-1-j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eaties,1968.
(42)Balazs Szalontai,“The Elephant in the Room: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s Nuclear Program,1967-1989,” p.4.
(43)“Report,Embassy of Hungar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June 2,1967,” Hungarian National Archives,XIX-J-1-j India,1967.
(44)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Monteiro,Nuclear Politics:The Strategic Causes of Proliferation,p.240.
(45)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59.
(46)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81.
(47)Ibid.
(48)Rajesh M.Basrur,“Nuclear Weapons and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8,No.2,March 2001,p.186.
(49)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82.
(50)Rajesh M.Basrur,“Nuclear Weapons and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 p.186.
(51)“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dian Nuclear Program,1972-1974,”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367.https://nsarchive2.gwu.edu/nukevault/ebb367/index.htm
(52)“The Beijing-Washington Back-Channel and Henry Kissinger’s Secret Trip to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6,Doc.3,pp.2-3.
(53)“The Beijing-Washington Back-Channel and Henry Kissinger’s Secret Trip to China,” pp.26-39.
(54)“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Policy Options toward Pakistan,April 28,1971,” in “The Tilt:The U.S.and the South Asian Crisis of 197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79,Doc.9,p.6.
(55)“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Implications of the Situation in South Asia,August 18,1971,” in “The Tilt:The U.S.and the South Asian Crisis of 197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79,Doc.24,p.3.
(56)“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My August 16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Paris,August 16,1971,” in “The Tilt:The U.S.and the South Asian Crisis of 197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79,Doc.23,p.12.
(57)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Monteiro,Nuclear Politics:The Strategic Causes of Proliferation,p.251.
(58)“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Irwin to President Nixon,August 9,1971,”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6,” Volume XI,South Asia Crisis 1971,No.116.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1/d116
(59)“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My August 16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Paris,August 16,1971,” in “The Tilt:The U.S.and the South Asian Crisis of 197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79,Doc.23,p.13.
(60)Ibid.
(61)“Event Summary by George H.W.Bush,December 10,1971,” in “The Tilt:The U.S.and the South Asian Crisis of 197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79,Doc.32,pp.6-7.
(62)See“The Tilt:The U.S.and the South Asian Crisis of 197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79,Doc.32,Doc.36,Doc.38,Doc.44.
(63)“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My August 16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Paris,August 16,1971,” in “The Tilt:The U.S.and the South Asian Crisis of 197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79,Doc.23,p.12.
(64)“Memorandum for General Haig,Pakistan/India Contingency Planning,November 15,1971,” in “The Tilt:The U.S.and the South Asian Crisis of 197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79,Doc.26,pp.1-3.
(65)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p.165-166.
(66)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170.
(67)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171.
(68)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172.
(69)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224.
(70)Ibid.,p.201.
(71)Rajesh M.Basrur,“Nuclear Weapons and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 p.187.
(72)章节根：《印度的核战略》，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0页。
(73)Jacques E.C.Hymans,The Psycholog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Identity,Emotions and Foreign Policy,p.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