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是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的政治共识。得益于双边关系的积极转圆，中断数年的两国最高领导层的互访得以重开，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及中日战略对话等各种机制性磋商框架也纷纷重启，而谈判历时十年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也终获启用。进一步地，双方同意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因为当前中日关系重现积极势头就回避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敏感、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它强调的是双方应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管控分歧。
长期以来，台湾、历史认识和钓鱼岛是浮现在两国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之上的三大表象问题。而现阶段，中日南海矛盾也已呈现出一些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特征，并成为横亘在两国之间的第四表象矛盾。笔者认为，唯有在正视矛盾存在的基础上，厘清矛盾的结构特征，评估矛盾的发展态势，最后提出相宜的对策建议才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大局。
一、中日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表象问题探究
中日比邻而居，历史瓜葛与地缘矛盾纠结缠绕，表象面的现实利益纠葛与深层次的战略结构疑虑交织叠加，一方面使得两国关系远较其他双边关系来得复杂敏感，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各种冲击也远较美欧国家来得直观和强烈。其结果是日本对华认知没有真正理顺，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解决好崛起的。中国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是伙伴还是对手。如果把中日关系的发展比喻成一段海洋航程的话，则两国间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便宛若海中的冰山，而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就是横亘在两国之间的一系列表象矛盾。
（一）中日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三大表象问题
揆诸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通常会将台湾、历史认识和钓鱼岛列为三大表象矛盾。
1.台湾问题的核心是日本政府能否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所在，也成为中日能否维系官方往来的基础。
众所周知，作为中日恢复邦交的中方立场——“复交三原则”，主要就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日本学者若林正丈曾将两国在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围绕“台湾问题”达成的政治共识称为“1972年体制”，归纳指出日本政府在承认中国大陆的同时，与台湾地区只能发展以经济、文化为中心的非官方关系，并强调说“中国认可这一选择的同时，国际社会秩序亦保持稳定，就其意义而言，已成为一种国际体制”，而“这一国际体制因成型于《中美上海公报》及《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之年，故称为‘1972年体制’”。但现阶段，日本认为这一对华的“政治性 承诺”应结合时代变化进行调整。如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任何事关台湾“主权”的变动均必须符合台湾的主流民意。又如，日本虽然对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没有发言权，但从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立场出发，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等等。
毋庸讳言，日本一直视台湾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性工具，而安倍还曾毫不讳言地强调说台湾是日本维持其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一线所谓“开放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地区。
因此，自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日台关系一度十分“热络”，如2016年1月16日是蔡胜选日，时任外相的岸田文雄随即罕见地以书面形式发出贺词，声称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希望彼此“继续维持非政府间实务关系，并深化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安倍本人及官房长官菅义伟还分别向蔡表示“由衷地祝贺”。随后，日台交流窗口——“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和“亚东关系协会”，也于 2017 年初分别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和“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而时任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于2017年3月26日对台湾进行的公务访问，更是创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的历史记录。日方的上述举动毫无疑问地遭到了中方的强烈抗议，而日方也清楚台湾问题关乎中日政治关系的基础，其政治红线不可逾越，且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大背景下，安倍遂于2018年5 月向中方明确表态“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规定，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
2.历史认识问题牵涉国民感情，敏感而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战后日本的语境下谈历史认识，主要指日本国内对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那段历史的认知态度，核心是如何认识侵略历史的问题，具体包括日本在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及强掳劳工等与之相关问题上的认知态度与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策源地之一，围绕对历史的反省和道歉问题一直是日本与中韩等周边国家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中日关系曾因历史教科书、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一度恶化，但当时日本政府决定从现实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旋即进行了正面回应，如中曾根明确表态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并让时任官房长官的后藤田正晴以发表谈话的方式对该问题做出了积极的官方承诺，使得历史认识问题在当时得到迅速、妥善的解决。到1993年和1995年，日本官方又先后以“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的形式，对“慰安妇”、历史认识问题表达了“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令人遗憾的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成了影响日本与中韩等周边国家关系的不定期引爆点。如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论述一再出现，而小泉纯一郎主政期间就因为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最终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之久。2013年 12月26日，第二次组阁的安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不但遭到包括中韩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声讨，连美国也罕见地声明表示“失望”.对此，安倍回归首次组阁时以送玉串料的形式代替亲自参拜的方式，以缓和矛盾。而受此影响，除卫藤晟一外，近年来安倍内阁的阁僚也不去参拜靖国神社。进一步地，习近平主席于2018年9月12日会见安倍时，安倍又明确表态说：“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坚持在两国政治文件中确认的立场，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
3.钓鱼岛问题既牵涉国家主权之争，又蕴含东海海洋权益纠纷
从原因看，其问题的形成实际上是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相互叠加的产物；从结果看，恰因为钓鱼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对中日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方一直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立场，意图将该问题对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的影响降至最低。而中日双方在很长时间内对“搁置”,该问题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然而，随着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和2012年日本政府决定非法“购岛”，加之历史认识问题出现的叠加效应，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到“政冷经凉”的窘境，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直到2014年11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指出“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双边关系才开始止跌回稳进一步地，两国最高领导层同意有效管控东海等方面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东海和平稳定。以此为基础，双方同意在两国高层交往引领下，坚持把东海建设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识，并继续推进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
综上所述，上述三大表象矛盾或能搅动中日关系的根基，或能引发两国从民间到官方的情感对立，都是相当复杂且敏感，甚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因此，上述矛盾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若纠缠这些矛盾本身而忽视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忽视现阶段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外交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意义，显然是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反过来说，在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的现阶段，若回避上述矛盾的存在，采取掩耳盗铃做法的话，任矛盾持续恶化，甚有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转化之虞。从这一角度而言，两国选择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的做法体现的正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
（二）中日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第四表象问题
2019年6月 27日，习近平主席在大阪会见安倍时强调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使中日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换言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将会拥有越来越多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但反过来说，新时代中日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早已超越双边层面，需要从区域乃至全球的视角加以审视，探究哪些有可能会成为新的横亘在两国之间的第四表象矛盾。现阶段其最为显著的就是中日在南海的矛盾。
按常理推论，日本并非南海域内国家，却何以与中国在南海发生严重矛盾？
首先是由南海重要的战略位置决定的。南海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本就是国际海上贸易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从“进”的角度看，日本列岛四面环海，资源极度匮乏，如食品自给率为37%，能源自给率更低至8%。若缺乏全球资源的滋润，连维持1.26亿民众的日常所需都极为困难。从“出”的视角看，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制造业强国，贸易立国的原则要求它必须牢牢占住广阔的海外市场。显而易见，这种两头在外的经贸格局导致日本极度依赖海外市场，进而使得其对航路（sea lane）畅通的要求是极其强烈的。而日本80%左右的物资输送均要通过南海，因此其极度重视南海的战略地位，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其次是由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总体认知决定的。在国家定位上，日本一直强调海洋国家的属性，这既是对自己作为一个岛国，在经济、贸易、资源上高度依赖海洋等特征的一种自然诠释，也是对其坚持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的一种政治定位。进一步地，日本强调说日美同为海洋国家，两国价值观彼此相同，因此日美同盟是维系亚太地区自由、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自认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得益者和拥护者，并强调说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是日本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因此，尽管日本越来越正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提振日本经济的重要正面意义，但利益归利益，观念归观念，日本在对华奉行经济务实主义的同时，仍不忘强调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存在，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正在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各种言行就是试图排斥日美在区域内的各项制度安排和影响。具体到南海问题，日本认为中国在南海一系列维权维稳的行为是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不仅是对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的严重挑战，也将对日本在该海域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
最后是由南海在中日海洋战略擘画中的突出位置决定的。众所周知，南海在中国地缘政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既是中国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点区域，又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合作，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相比之下，日本海洋战略的最大特点就是突出对周边海域，甚至是对公海大洋的掌控。从这一角度而言，由日本首倡、美国跟进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视为日本通过强化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来积极推进其海洋战略的重要举措。而南海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位置不言而喻,因此随着日本介入和干涉南海局势的程度不断加深，南海正日益成为中日海洋战略冲突的矛盾叠加区域。
二 、日本介入南海的特征剖析
中日两国陆地并无接壤，海洋才是连接彼此的重要地理媒介。而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维护正当海洋权益力度的加强，海洋问题的重要性也在两国关系中日益凸显。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争议高达 22 万平方公里，且东海的海洋权益与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之争又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加上台湾问题横亘其间，形成三环联动态势，因此长期以来中日在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纷争主要集中在东海海域。所幸现阶段中日最高领导层已同意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但相比之下，南海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在成为中国海权发展重要区域的同时，日本“深度介入”和“强化介入”南海的态势日趋明显，导致南海问题愈来愈成为两国海权矛盾中的重要议题，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于东海矛盾的特征。
（一）多位相叠加利益定位的特征
南海对于中日两国而言，是汇集了多重利益的重要区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第一，南海存在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之间的岛礁主权争议；第二，由此派生出的相关海洋权益；第三，中国外贸进出口货物90%以上依赖海运，而南海又是其中大部分货物的必经通道，因此可称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的重要环节。而日本虽然是南海的域外国家，与各国并无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纷争，但却视南海为其三大国家利益交汇叠加的区域。
安倍内阁于2013年底推出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国家、国民的安全”、 “国家的繁荣”和“维护基于普遍价值的国际秩序”视为三大国家利益。如前所述，南海是国际海上贸易最为密集的通道之一，其航路通畅与否影响着日本80%左右的物资运输。因此，可以说日本的繁荣与南海干系甚大，而国家繁荣若受到严重影响，势必又威胁到“国家、国民的安全”。而日本认为中国在“九段线”内强调的“历史性权益”，在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进行的“吹沙填域”及在相关岛礁部署军事力量等行为，极大地威胁了日本在该区域的航行自由和飞行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指责中国上述举动的实质是用实力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不但已对日本周边及亚太地区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更是对“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遍价值及相关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这样南海又成了与“维护基于普遍价值的国际秩序”这一日本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了。
进一步地，日本认为维持海洋秩序的基础是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14年5月30日，安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本精神总结为“法治三原则”：第一，各国必须依据国际法提出自己的主权诉求，并澄清海洋权益主张；第二，各国不应使用武力或胁迫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诉求；第三，各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手段谋求解决纠纷。借此，日本意图透过“法治”旗帜树立本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公正形象”，彰显自己不“选边站”、不“拉偏架”的道义优越感。但结合“南海仲裁案”的经过和日在事后强调仲裁案应具有 “法 律约束力”，并敦促各方应据此和平解决南海纷争等举动可以看出，日本的所谓 “海洋法治”原则在人为操作下仍是变相否定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主张的正当性，本质上依旧是对日本国家私利和“制华”意图的粉饰与遮掩，更是日本干预和塑 造南海态势的有效工具。
（二）多区域进行战略联动的特征
作为南海域外国家，日本介入南海既需要理由也需要地理上的支撑点。用日本政府的话来说，是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如在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进行“吹沙填域”，拒绝接受国际仲裁等等，让日本及其他“很多国家”感到“担忧”，为确保日本途经南海的资源运输通道畅通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权利不受损害，和守护“开放、自由、和平之海”，日本应寻求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
这里言及的“国际社会”，主要指以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东盟等所谓的“海洋国家联合”。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海洋国家就是“民主国家”的代名词，所谓“海洋国家联合”就是相同价值观国家的联盟，这已成为安倍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早在 2006 年安倍首次组阁前夕，他便提出了“日美印澳”四国安保对话构想。而曾任安倍内阁外相的麻生太郎当时提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也是主张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联手开展合作。为强化与各国推进“海洋安保合作”，安倍在再度组阁伊始便提出囊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主要是夏威夷）在内的“安全保障钻石”（或称“民主安全菱形”）构想。
无独有偶。安倍于2013年又针对南海抛出了一个范围略小、参与国有所变化的“小菱形包围圈”，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其政策源头可追溯至安倍于当年年初提出的“东盟外交五原则”。他强调，日本应“与东盟国家一道，致力于普及和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确保海洋的自由、开放，全力使之成为公共财富”等。这两个内外套嵌、紧箍南海的“双菱形包围圈”，形成了多区域的战略联动，凸显了安倍内阁急欲介入南海的野心，也表明日本企图通过拉帮结伙，达成扼控中国的战略意愿。
2016年，安倍在上述基础上更提出了涵盖政治、安全及经济的系统性战略擘画——“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强调说要让“和平”与“规则”主导海洋秩序，并明言这是作为日本支持“自由开放的海洋”，维持和强化海洋法治秩序及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最高政策指导和行动纲领。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来看，“印太战略”的提出可说是上述一系列战略构想的延续和升级。
（三）多手段实施政策互补的特征
日本介入南海的目标就是要限制中国在南海，尤其在南沙群岛日益增强的掌控力和影响力，希冀营造一个新的势力均衡局面。至于制衡手段，通常将主要依靠军事手段的称为“硬制衡”（hard balancing），而将通过外交、经济、法律和制度等“非军事手段”的定义为“软制衡”（soft balancing）。从外部环境看，日本介入南海很大程度上是尾随美国强势介入南海，积极配合美国战略部署的结果。而美国势力虽然从来没有“离开”过南海，但以 2011年其推出“重返亚太”战略（2013年改为“亚太再平衡”）为契机，不断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声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死，但从其本人及执政团队的种种言行来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推行的是更为强硬的政策。如越来越频繁地派遣军舰驶入南沙，甚至进入西沙部分岛礁12海里以内，以维护所谓的在争议水域的国际航行自由权，就是很好的例证。
相比美国更倾向于用“硬制衡”来争主导权，日本一方面不具备美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不想以这种“硬碰硬”的方式过度刺激中国。总体上，日本采取的是以“软主硬从，软硬互补，软中带硬，硬中带软”为特征的多手段政策互补。其最主要的手法是借各种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对菲律宾、越南及印尼等国实施安保支援，并通过舆论宣传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威胁论”。
2017 年开始，日本为进一步强化与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的防卫合作，同意无偿或低价对他国提供自卫队旧武器装备。如安倍在访问越南时承诺协助越南强化“海上安全保障力量”，并表示南海问题不是一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而是有关国家之间共同的问题，日本将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支持越南，并向越南提供六艘新巡逻船武装越南海警。日本还打算以政府开发援助（ODA）等方式向部分南海沿岸国提供“海上安保能力构筑支援”和“海洋态势感知（MDA）支援”，并与后者开展装备技术合作，以期提高相关国家海洋人才教育质量和海上执法能力。基于此，日本不但向菲律宾军队无偿赠送了海上自卫队的 TC-90教练机。还打算首次以 ODA 形式向菲军提供自卫队使用的生命救助系统，而为确保菲军有效运用这些装备，自卫队决定再向其提供“能力构建援助”。
此外，日本还积极借助七国集团峰会（G7）、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海洋论坛扩大会议（EAMF）及东亚峰会（EAS）等各种多边国际场合，一方面以指名或匿名的方式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各种维稳和维权的举动是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肇因，另一方面又大力宣传自身的海洋政策主张和海洋安保措施。而之所以说它具有“软中带硬”的特征，是因为安倍总是强调中国在南海的各种举动是对“以自由、开放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种严峻挑战，主张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国应服从仲裁结果等。
至于“硬制衡”方面，主要体现为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明显强化了在南海区域的活动，如自 2017 年开始，“出云”号直升机护卫舰已连续三年到南海及印度洋开展长期巡航，并与美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最为典型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于2018年9月13日首次派潜艇在南海海域进行的反潜战演习。此次演习的独特性在于它由明暗两个部分组成。同年8月26日，由有“准航母”之称的护卫舰“加贺”号、驱逐舰“闪电”号和“凉月”号三艘水面舰艇组成的公开出访编队途经南海到印度洋一带访问活动，并先后与美国、菲律宾海军进行联合演习。翌日，海上自卫队“黑潮”号潜艇则秘密经由东海，穿越巴士海峡后进入南海。之后的9月13日，“黑潮”号潜艇又与“加贺”号编队汇合，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黄岩岛三角地带之间海域进行了联合反潜演习。直到17日，“黑潮”号潜艇才开始公开活动，成为首艘驶进越南金兰湾的日本潜艇。
需要指出的是，相比美国将南海视为与中国在该地区争夺主导权的一个中心，日本的意图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宣示性行动，即动用军事力量对其认为不合理的海洋主张进行挑战，在宣示本国立场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彰显对华威慑力。因此，日本的活动一方面以训练演习、访问港口及反海盗护航等名义出现，而不像美国直接与东盟举行南海军演，另一方面其演习场所设定在南海的公海区域，而不像美国频频驶入南海部分岛礁 12 海里以内。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示威的同时，日本强调的重点是“遵照国际法‘航行自由’原则实施的正当活动”，体现了“硬中有软”的特征。
三、中日南海矛盾的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南海本身所拥有的重要战略地位，美日同盟体系和日本海洋战略擘画等因素交错缠绕，导致中日的南海矛盾已呈现出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一些特征。那么，今后两国围绕南海的矛盾又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一）中日南海矛盾的前景
首先将呈现进一步胶着化趋势。南海是一片牵涉广泛、各方利益交织的敏感区域：在日本眼中，南海是其海上交通线的要塞，是关乎国运的重要海域，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链接；对美国而言，南海是与中国争夺区域主导权的一个焦点，未来美国不但会持续强化在南海区域的存在，还会进一步要求日本与美国统一步调；对东盟国家而言，其也乐见美日这样的域外大国介入其中，尤其是运用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制度框架来平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此外，从“南北互济”的角度出发，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发难，也有借此牵扯中国的战略资源，减轻其在东海方面面临巨大压力的作用。上述因素导致了中日在南海的矛盾势必趋向长期化，且现有的一些反映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特征会更加凸显，矛盾有朝向进一步胶着化发展之虞。
首先将呈现进一步胶着化趋势。南海是一片牵涉广泛、各方利益交织的敏感区域：在日本眼中，南海是其海上交通线的要塞，是关乎国运的重要海域，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链接；对美国而言，南海是与中国争夺区域主导权的一个焦点，未来美国不但会持续强化在南海区域的存在，还会进一步要求日本与美国统一步调；对东盟国家而言，其也乐见美日这样的域外大国介入其中，尤其是运用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制度框架来平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此外，从“南北互济”的角度出发，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发难，也有借此牵扯中国的战略资源，减轻其在东海方面面临巨大压力的作用。上述因素导致了中日在南海的矛盾势必趋向长期化，且现有的一些反映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特征会更加凸显，矛盾有朝向进一步胶着化发展之虞。
最后将呈现进一步对抗化趋势。美国为强化在南海的存在感，不断通过力量投射等军事手段抬高南海局势的对抗化氛围。如美国一方面大大加强了在南海及其上空的行动，包括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演习”，另一方面频繁对中国在南海沿岸的防御行为进行情报调查。而从近年来的发展进程看，日本在美日同盟框架内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职能，这是安倍内阁主动争取的结果，也是美国默许乃至纵容造成的，尤其在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因此，未来不排除日本会与美国共同巡航南海，甚至会参与美国和东盟之间在南海举行的联合海上演习。
（二）日本介入南海的张力极限
总体而言，南海在日本眼中是与其三大国家利益——“国家、国民的安全”、“国家的繁荣”和“维护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均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日本介入南海乃势所必然。但日本因受一系列主客观因素限制，其介入南海的张力极限也显而易见 .
具体而言，日本虽然竭力渲染南海对于其国家利益之重要，但总体上因地理距离遥远，导致其实力扩散受距离衰减规律的强烈影响，一方面其投射的密度和强度会随着距离本国的远近而呈反比削弱，另一方面其投射的成本却与地理距离呈正比上升。而偏偏日本因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收支失衡与日俱增，使得其在东南亚地区曾经享有的优势经济影响力正在逐步销蚀，这对它介入南海是一大掣肘。此外，虽然近年来日本的国防开支实现七连涨，且海上力量的建设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从日本自卫队的作战属性而言，它实质上属于一支辅助作战的武装力量，虽然装备先进、训练有素，但结构失衡，功能不全，更缺乏独立作战能力。上述各种限制使得日本介入南海面临如下的张力极限问题。
在目标定位上，日本介入南海不再是像战前那样意图主导南海局势，而是通过迟滞中国建立在南海的优势地位来维护所谓的国际秩序和航行自由。概言之，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定位更如同一个搅局者。在介入范围上，日本军事力量的有限性使得其在缺乏军事基地的情况下只能保持有限的存在，即主要的着力区域更多是在菲律宾、越南等边缘濒海地带。即使未来决定与美国联合巡航南海，但在是否进入中国实控岛礁 12 海里等问题上，日本也会注意与美国“同步不同调”以避免过分刺激中国。在手段应用上，即使未来日本加重军事威慑的权重，但“软主硬从”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从客观角度看，这主要由日本军事投射能力短期内无法实现很大提高所致；在主观层面上而言，其在南海的目标定位，也决定了日本不会将军事威慑视为介入南海的主要手段。
（三）中方的应对之策
基于上述南海局势的复杂前景，中方宜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应对：
首先，在目标上，不应陈义过高地设定为将日本的势力驱除出南海，而宜从逐步降低日本在南海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角度入手。中方宜先厘清中国在南海地区既有涉及领土主权的国家核心利益，也有海权权益的相关利益，更有牵涉在公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和飞行安全的公共利益。因此，中方对日本介入南海的行为宜采取“总体管控，局部斗争，部分合作”的总体方针，对其介入行为，做出具体应对，是严守立场还是进行危机管控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在航行自由方面，中日可以认真探究构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行性。如南海地区航道密集，海况复杂，加之东盟国家沿岸防务力量相对薄弱，因此海盗问题一直较为严重。而作为南海沿岸最大的国家，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在共同打击海盗、保障航行自由等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并可借此与东盟相关国家及日本等利益攸关国合力建立海上安全问题磋商机制，共同解决相关问题。此外，鉴于南海海域气候多变，自然灾害频发，中国亦可联合东盟国家和日本等国，在灾难救援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其次，在经济上，切实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基础上，认真研讨经济层面上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与在东南亚地区中日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基础。与此同时，在RCEP完成谈判之后，中方宜在适合的时机提出参与CPTPP 谈判，借此在东南亚地区形成多条合作共赢的产业链，并形成某种程度的利益共同体。
最后，在机制上，面对南海周边声索国和美日等域外国家正试图不断冲击、虚化中国南海主权主张，首要任务是稳定东盟，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综合策略，继续使东盟国家整体上维持对华的合作态度。不言而喻，南海问题如何发展，东盟国家的态度至关重要。虽然从结构上让东盟国家改变通过美日等域外国家平衡中国影响力这一既定方针的可能性很低，但如果东盟国家对美日等国不给予积极配合的话，其就很难找到在南海兴风作浪的着力点，并面临介入成果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因此，作为重要的法律和外交平台，全力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尽快完成磋商，用事实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与东盟共同构筑地区规则、合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信念就显得至关重要。
现阶段COC已经完成了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轮审读。中方希望在 2021年前后完成磋商，但东盟部分国家并不愿意尽快达成COC，一方面是试图利用南海局势的复杂化谋求更大利益，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提出的“域外国家条款”疑虑重重，如关于南海石油、天然气开发，中国提出要求把“域外国家企业不应实施”这一条款写入COC。进一步地，中国还强调如果参加COC的国家与“域外国家”实施联合军事演习，则“需要得到相关国家的同意”。因此，中方宜在积极推进COC磋商工作的同时，竭力做好相关国家的释疑工作。
四、结 语
国与国关系向来纷繁复杂，是多重矛盾的复合体。因此，抓住主要矛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至关重要，这就要求研究双边关系先要弄清什么是两国关系的发展大局和长远目标。在现阶段，这主要体现为中日最高领导层一致同意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使中日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为此，从战略层面而言，就要求双方始终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从政策层面而言，双方应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日方更应恪守迄今共识和承诺，妥善处理好历史等敏感问题。换言之，不能因为当前中日关系重现积极势头就回避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敏感、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但更不能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略中日关系的发展大局。
现阶段，南海问题已经显露出中日一些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特征，可以说是继台湾、历史认识和钓鱼岛之后的第四表象问题。其主因在于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认知，是其南海政策的直接投射。对此，中国在南海宜采取对日本进行经济上对冲、军事上威慑、政治上隔绝以及外交上争夺的方式，充分发挥国力和地缘优势，逐步降低日本在南海的影响，并使其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逐步丧失。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宜看到日本虽然并非南海域内国家，但却是利益攸关国，因此可以考虑择机建立日方曾经提议设立的中日“2+2”对话机制，并透过该机制围绕南海的相关问题加以沟通，进行总体上的管控。唯有如此，才能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对推动两国关系始终沿着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确轨道持续向前有所助益。
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