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主要是一种具有人文意义的知识生产。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具有学理上的连贯性，即在知识谱系上的逻辑关联性。文学理论场域中某种主义的提出，某些问题的论争，看似某种特定社会历史因素的促动，其实却是某种知识演进的内在逻辑使然。从这个视阈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据概括为：基于文学的，基于哲学或美学的，基于相关学科的，基于跨学科的。晚近文学理论知识形态呈现一种杂糅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后现代语境下知识的跨学科性质所造成的。

关 键 词：文学理论  知识生产  动力学  知识演进

逻辑实证主义卡尔·波普尔在他那本引起广泛阅读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里谈道：“知识不可能从无——从白板开始，也不可能从观察开始。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虽然我们有时(例如在考古学中)可能通过一次偶然的观察而进步，但发现意义一般都取决于它修改我们以往理论的力量。”[1](P40)波普尔是在谈论知识和无知的来源的时候谈到这个观点的。在波普尔看来，不存在终极的知识源泉，知识的源泉在于传统，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知识——尽管“每一点传统知识都可加以批判考察并且都可能被推翻”。知识的增长，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这也说明，知识的增长是有其自身的规定的，不可能从知识之外去寻找这种增长。知识对应于问题，但某种问题被纳入思考，已有的知识无法解决的时候，“无知”也就伴随而生。“无知”的意识自觉，推动人参与到对已有知识的批判、反思和修正之中。于是，新知产生。在知识的增长过程中，知识自身的逻辑关系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正好说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具有学理上的连贯性”观点的合理性。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据，主要是在知识学层面探讨文学理论的知识演进及其内在规律的。从问题意识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召唤”：基于文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基于哲学或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基于相关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基于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一 基于文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文学理论发生之始，主要是用于解释文学的。文学在先，理论在后。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布瓦洛的《诗艺》、莱莘的《拉奥孔》、丹纳的《艺术哲学》以及中国儒家开山诗论《毛诗序》、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这些文学理论著作都是对此前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的理论总结，没有文学，也就没有相应的理论(著作)。亚里士多德《诗学》尝试解释古希腊盛极一时的悲剧艺术的特征，布瓦洛的《诗艺》是对古典主义时期文学特征的总结，莱莘的《拉奥孔》是围绕诗与画即时间艺术与造型艺术的活动规律而展开的，丹纳《艺术哲学》的对象是18-19世纪的自然主义以及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毛诗序》是对《诗经》的一个纲领性的阐释，《文心雕龙》是对之前文学的一次集大成的理论命名，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也都是针对具体的诗歌现象的。基于文学的，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一个基本特点。尽管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溢出了文学的牵扯，成为独立的书写活动或话语行为，但是文学理论的基本指向始终是关于文学的，文学是文学理论运思的一个试验场，一个跑马场，一个激发想象力和思维力的巨大动力源。即使到了“理论帝国”——一种专门以理论的书写为特征的写作行为——时代，文学仍然是“在场”，而不是逃遁的。解构主义实践并没有远离文学，解构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希里斯·米勒，一方面大谈“文学的死亡”“文学的终结”，但另一方面，却又大谈“文学的权威性”“文学性的胜利”。后殖民主义也没有远离文学，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赛义德，其想象中的后殖民文本主要来自文学，文学中蕴含的权力、身份、种族、性别等，远比任何一个现实文本要丰富得多。连文化研究这样“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文学文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切对象。文学对于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永远是基元性的，富有召唤结构的。

文学对于文学理论的基元性质，说明文学与文学理论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文学与文学理论，表面看来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一个创造的是始于文字又超越文字的、意蕴内含其中的感性世界，一个是始于文字、成于概念、思想蕴含其中的理性世界。话语表层的分歧和差异性，使得一些人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到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话语形式的冲突和不可兼容性，却看不到两者在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和同一性。文学和文学理论在本体论承诺和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和内在一致性——它们都是关乎人的存在的，是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为人生”既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也是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理由。指向一个“美好世界”的建立，是文学的也是文学理论的共同追求。没有一种文学或文学理论可以宣称自己能够离开人的存在而独立存在，更没有一种文学或文学理论可以放弃对“美好世界”的追求而单独追求自娱自乐。文学与文学理论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区别只在于话语形式而不在精神实质。

在西方，文学与文学理论关系的紧张由来已久。美国学者马可·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里，为我们详细描述了自柏拉图以来文学与哲学的对抗关系。在马可·爱德蒙森看来，这种紧张关系主要是由文学理论造成的，文学理论被认为是对于文学作品丰富性实施破坏的一个工具。文学理论在阐释文学的时候，往往习惯于用一套固定的诸如情节、人物和言辞等形式范畴来论述作品，结果忽视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往往习惯于用概括性的术语而非独特的富有个性的术语评论作品，结果妨碍我们发现一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和最有价值的东西。[2](P1)无独有偶，苏珊·桑塔格在她的那篇风格犀利的文章《反对阐释》里，也提出了与马可·爱德蒙森类似的观点。她认为，阐释是一种概念化的活动，阐释是对艺术作品整体的破坏。她建议建立起一门“艺术色情学”来取代“艺术阐释学”。

马可·爱德蒙森和苏珊·桑塔格所批评的这种状况的确是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理论在行使自己的批评功能的时候，对于文学采取了僭越的和简单化的策略。所谓僭越的，是指理论对于文学的僭越，理论凌驾于文学之上，理论把理论的法则应用于文学，结果导致文学“活性”的破坏；所谓简单化，是指文学理论习惯于使用概念或概括，从丰富的、不可解析的文学世界里抽绎出思想，结果导致文学理解的简单化。显然，文学与文学理论关系的紧张，是由于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僭越行为造成的。这启示我们，理论在行使自己对于文学的批评功能的时候，一定要对于自己的“有所不能”保持清醒的状态，防止以“立法者”的心态进入文学。其次，也应该做适度的区分，即文学与文学理论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两者之间有一个模糊的地带，不宜相互同化，彼此顺应。关于这一点，韦勒克的话很有见地：“我们必须首先区别文学和文学研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情：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门艺术；而文学研究，如果称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也应该说是一门知识或学问。”[3](P3)而作为一门“知识或学问”的文学理论，当然得有自己的思想、概念或体系了。所以，反过来，我们也不能以文学的方式要求文学理论。如此，文学理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二 基于哲学或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这种生产方式主要强调哲学与美学的观念、方法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引领性质。我们可以清楚地理出一条基于哲学或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路线。17世纪巴托等人提出“美的艺术”之后，哲学与美学的引领就成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哲学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始终是现代文学理论一个巨大的思想资源，潜在地影响着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方向。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基于哲学的。从理念论的观点出发，艺术被认为是对于理念的模仿。在柏拉图看来，现实生活是不真实的，其存在是由实存的理念所决定的。理念无始无终、不增不灭，是永恒的，事物的美是由于分享了美的理念。艺术是对于现实的模仿，而现实又是对于理念的模仿，因此，艺术属于对于理念的模仿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坚持古老的模仿论传统，也是从哲学认识论讨论诗学问题的。他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故事的模仿。重要的不是详细解析“完整的”“一定长度”“故事”的含义，而在于亚里士多德从认识论的角度体认艺术的模仿性质，也是对艺术的哲学理解方式。他强调：“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4](P83-84)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诗歌在个别性上所蕴涵的普遍性的特点，体现了对于个别与普遍关系的哲学理解。中世纪神学把一切物质对象包括艺术视为上帝按照秩序、尺度和重量创造的结果，上帝就是文学艺术的本源和根据，这也是哲学式的。理性主义时代，布瓦洛以理性主义法则理解诗歌艺术，认为理性是艺术美的源泉。《诗艺》就是对文学艺术的理性主义观照的结果。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坚信，对艺术及其价值的深入阐释只有建立在与心灵的认识官能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康德因此成为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位使审美理论变成一个哲学体系整体的组成部分的现代哲学家”[5](P211)。西方现代美学各流派几乎都是从现代哲学观念引发出对于文学艺术的解释的。“艺术是纯粹的直觉”(克罗齐)、“艺术是超越性的构型过程”(卡西尔)、“艺术是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海德格尔)、“写作是滋生意义的多元化和多义化的永无终结的活动”(罗兰·巴特)、写作是“写作主体的消失殆尽”(福柯)、“诗的词语是一种为自身作证的述说，是一种无需其他东西来证实的述说”(伽达默尔)等命题，都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一种哲学思考。没有哲学观念的更新、理论思维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深进，就不会有关于文学艺术的新理解。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据基于哲学，这个特点是由哲学作为众多学科的“元理论”的性质所决定的。哲学作为“爱智慧”，提供关于世界之为存在的最后根据的说明。一切“分科之学”，都是从哲学的羽翼下分化而来。而各“分科之学”只有相对于具体研究对象才是成立的，只有哲学才相对于宇宙这一根本(或本体)而存在。哲学是人类最古老的思想，是更为本源的人类理性意识，也是用来提供“是其所是”的终极根据的。一切思想、命题等只有回到哲学的地基之上，才会发挥出解释世界的巨大的精神能量。文学理论作为对于文学艺术解释的学问，只有依赖于特定的哲学观念才会获得牢固的根基。因为文学不是作为“现成之物”而被认知的，文学是被“视为”的，“视为”是一种观念进入文学的结果。观念，作为一种知识信念，只能在哲学的思维中产生，而不可能在经验中或臆想中形成。所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基于哲学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基于哲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在实际的话语实践中经常存在着将哲学的名词术语横向移植到文学理论当中而不做过滤和整合的弊端，这导致哲学术语对文学艺术的解释活力不足。从哲学到文学理论有一个中介或转换的过程。基于哲学的，不能等同于文学理论与哲学的简单趋同，而应该理解为从哲学的眼光、哲学的观念以及哲学的思维处理文学问题。例如海德格尔对于梵高《农鞋》的分析以及对于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就既是哲学的美学的，又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这里体现哲学美学与文学、与艺术在灵魂深处的共鸣。“共鸣”是一种打通，也是一种“共在”。从哲学、美学顺理成章通向了诗学。

基于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是基于哲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一个支脉。虽为支脉，却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因为，从美学的角度解释文学艺术，既是文学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于理论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理论自身的知识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8世纪之前，对于文学艺术的解释主要是基于模仿论的、认知论的，或技艺性质论的。1746年，法国美学家巴托用“美的艺术”概念说明音乐、诗歌、绘画、戏剧和舞蹈等五种艺术形式，以与实用艺术、机械艺术相区别。认为“美的艺术”主要功能是给人提供情感愉悦的，而实用艺术、机械艺术则主要是满足人的实用需要的。这可以看作是用美学的标准对艺术进行分类的最早尝试。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提出建立一个“美学”学科以专门研究人类的感性经验，他把艺术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鲍姆嘉通把艺术的美感经验视为低级认识，还带有理性主义的遗痕。但是，鲍姆嘉通却为艺术的解释找到了一个区别于认识论的、伦理学的渠道。即艺术是美学的，艺术经验的本质是美学的经验。鲍姆嘉通使以美学的方式研究艺术在学科体制上有了位置。美学朝着替代哲学而成为解释文学艺术的主导性观念的方向发展。

按照国内学者周宪的观点，美的艺术与美学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分化”导致的结果。[6]他引用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分化。经济、政治、审美、性爱和智识五个价值领域的分道扬镳，是文化价值领域分化最明显的表征。审美从宗教教义和伦理的桎梏中分化出来，成为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评判方式的独立领域，也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德国哲学家康德完成了现代性分化的理论建构。他的“三大批判”哲学体系，分别对应于人类精神结构中的知、意、情，相应形成认知、伦理和审美三大学科领域。自此，基于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建构有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康德关于美的非功利性、美的普遍性、美的合目的性以及美的必然性的命题，强有力地推进了基于美学的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唯美主义的艺术自主性观念、黑格尔关于音乐的“自运动”的描述、俄国形式主义对“陌生化”的推崇、英美新批评对于“文学性”的强调、法国结构主义对于语言“诗意形式”的关注等，都显示了基于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对于文学解释的强大影响力。

基于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衰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审美获得独立发展的价值之后，越来越在愉悦的、和谐的范畴里打转转，在强调艺术与审美自律性、非功利性的同时，弱化了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生活的批判能力。而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早已突破了古典式的和谐，将丑、滑稽、恶心、怪诞、分裂等引入作品，这是传统审美论的艺术观所无法解释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艺术是审美的”这一观点的质疑越来越多。文森特·特纳即认为：“传统美学把美作为评价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这已是一种过了时的‘美学的废墟’，这种看法曾使整个美学都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7](P383)

三 基于相关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这是由文学理论知识的寄生性特点所决定的。文学理论自己不生产知识，而必须借助相关学科以实现自身。文学是一个比生活还要丰富的存在，文学一旦生成，就存储了现实生活无法比拟的丰富讯息。相对于现实生活的残缺、守成，文学提供丰富、多元、差异、个性和普遍性的“知识”。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一切意识形态的知识都可以从文学中获得丰富的阐释资源，文学因此得到众多学科的青睐。基于相关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不是文学理论被动向相关学科学习，而是各相关学科主动参与文学的结果。晚近以来，虽然有所谓“文学的边缘化”的讨论，但是文学的遗产——文学性却又渗透在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当中，成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表述的基本方式。这里的“文学性”已经不再是新批评意义上的“文学性”，而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性”。对文学性的借鉴性运用，以及对于文学的哲学的、伦理的、道德的、心理的、宗教的、跨文化的学科关注，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基于相关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

首先是借鉴语言学理论而形成的文学理论。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也有人把西方哲学的发展说成是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过程，都是有根据的。语言学的转向，使哲学的提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哲学那种依靠思辨探究意识、精神和观念的存在如何可能，转向了对意识、精神和观念如何通过语言而生成自身的追问。因为，没有语言学分析的哲学命题都是空幻的，哲学观念的混乱往往是由于语言缺乏澄明所导致的。所以，语言不在哲学思考之外，语言构筑了哲学之思。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主张通过“语言批判”使哲学命题获得意义。克罗齐虽然推崇直觉，但他坚定地认为，语言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历史诞生的前提。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对母语的依赖正是“在家里”的感受。福柯把一切实践都理解为话语，“谁在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话语存在方式是什么。罗兰·巴特认为存在一种指向自身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作者并不能垄断意义，因为这种写作活动中的语言是任意的、多义性的。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话语理论，话语的复调和对话的性质凸现出来。

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解读转向了语言学的知识分析。文学的意义空间不再是高度个人化的基于体验的知识，而是由词汇、语义、修辞、视角等构成文本叙事。文学批评向高度专门化的知识生产方向发展。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甚至试图通过语言学的知识模型来处理审美经验问题。语言学模式下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显示了理论对于文本分析的专门化趋向，也使得文学理论对于意义的宏大叙事保持了批判态度，提升了文学理论的科学水准。但是，语言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也有局限，传统语言学往往以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而文学的语言又不是日常语言的简单运用，是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暴动，甚至是颠覆。而以探究日常语言为对象的语言学理论应用到文学研究上，其不可避免的机械性也就暴露出来了。这是传统语言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局限性。但不论怎样，文学研究是基于语言的，这一点学术界取得了普遍共识。我们要做的工作，是通过语言分析提升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科学化水准。科学化，不能仅仅从科学主义意义上去狭隘地理解，而应该从明晰的对象、恰当的方法、有根据的论证所形成的“自洽的知识”方面去理解。语言学的，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科学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是借鉴心理学成果形成的文学理论。心理学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原因在于文学活动是人的心理活动，文学活动中人的感觉、知觉、体验、想象等心理因素，有待心理学的理论做更为细致的说明。没有心理学的现代发展，就不会有对于文学写作奥秘的现代说明。尤其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出现，改写了西方认识世界的那个“支点”，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转向了“我欲故我在”。决定人之存在的那个“理性”，被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所代替。原来，人并不是“理性”的动物，人也有非理性、潜意识。甚至在艺术的活动中，潜意识发挥着比意识更为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于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的影响体现在，在艺术本质的解释上，认为“文学是人的欲望(力比多)的替代性满足”，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解释的空间。以往对于文学的解释，主要徘徊在“镜”与“灯”两种范式之间。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引入，将文学活动与更为复杂的人的意识联系起来，深化了对于文学和文学活动的主体——人的理解。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文学，文学是释放的、平衡的、反抗的乃至超越性的，文学是人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这一思想，直接通向了审美超越的理论建构——审美超越被理解为个体心理在审美维度上的建构，是对于现实残缺性的抗议，是对于乌托邦的呼唤。由此，文学与现实发生了广阔而复杂的联系，不再是生活的被动反映者，也参与了理想生活的建设。

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是对于弗洛伊德“无意识”的修复与改写——从“个体心理”转向了“集体无意识”。经由荣格的努力，文学理论对文学的解释，视野伸向了文学史长河中关于母题、原型和文化无意识的探究。至今，母题分析、原型批评还是文学批评的一个主流方向。精神分析所带来的临床实践分析报告，提醒我们对于文学尤其要关注那些反常、有悖情理甚至变态的部分，注意对体现这些反常、有悖情理甚至变态的行为与人的活动的细节的症候式阅读。症候式阅读，经由精神分析的奠基，成为当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批判理论普遍追捧的分析方式。

心理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模式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衰落，是与知识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哲学，无论是福柯的话语理论，还是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通过分析都导向了一个结论：主体死了，作者死了。既然如此，以揭示主体、作者心理奥秘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当然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这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在后现代语境下衰落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心理学无力回答诸如“文学的本质”“好的文学”与“蹩脚的文学”这类关涉价值的问题，论域的空缺导致理论的盲点。这也是依托心理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在后现代语境下衰落的一个原因。

再次是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形成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社会学始终是一个在场。文学是社会的，社会学的文学当然是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所以，立足于社会学的解读，始终是文学理论知识增长的一个动力。例如丹纳的《艺术哲学》、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潮》等，都属于文学社会学解读的代表性作品。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影响，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解释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

社会学在西方有强大的历史传统。从19世纪孔德创立“实证主义社会学”开始，社会学一直作为与自然科学配对的战马，着力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从古典社会学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涂尔干的宗教与知识社会学，狄尔泰、李凯尔特的精神科学或历史文化科学，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等，到现代社会学帕森斯、默顿的功能主义，爱默森的社会交换网络系统分析，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等，到当代社会学理论如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等，再到后现代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德里达、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齐格蒙特·鲍曼、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建构等，社会学历史传统强大，波澜壮阔，形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有力支撑。

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社会事实”，社会学致力于揭示“社会事实”所蕴含的制度、习俗、权力、意识形态等内容。“视角”的选择也是社会学特别强调的，认为“社会事实”不仅取决于事实本身的存在，更取决于如何看，即“视角”的获得。不同视角下的“社会事实”是不一样的。受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注重对“文学事实”的实证性研究，更加看重“视角”的选择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决定性影响作用。既关注基于文本的、结构的、修辞的所谓“内部研究”，又注重从广义的修辞语境下研究文学意义生成的复杂机制，还引入“反思”“场域”“区隔”的概念来分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可能性问题，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理论的知识空间。更为重要的，社会学基于后现代语境下所形成的学科反思意识，成为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众多学科信奉的基本伦理。没有反思的知识，是不值得信奉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组织机构内部的整体的反思，是不彻底的反思。反思，推动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自审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展开的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讨论，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论争，关于经典的合法性的讨论等，都与社会学理论参与文学理论讨论有关。从“立法者”到“阐释者”(鲍曼)，从审美论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到文化政治论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等，文学理论借助社会学的理论，实现了对于新的社会文化现实的批判性关注，形成了关于文学理论知识增长的一般表述。

四 基于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这是晚近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一个强大的潮流。跨学科，不是指多个学科知识在理论研究量值上的分配，不是一个以“学科分化”为前提的“多学科”的参与活动，而是以“学科间性”为特征的知识探求方式，是对单一学科的知识、理念的一种超越。“在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中，知识议程既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学科内设定的，也不是仅仅由特定专家并列的专业兴趣以一种自由松散的方式来确定的，而将后续整合的任务留给别人。整合并不是由学科结构提供的——在这一点上，知识过程不是学科间的(interdisciplinary)，而是跨学科的(cuts across disciplines)。”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的特征体现为“多学科的自治，而不引发学科和理论结构的改变”。跨学科的特点体现为“对一种统一的、超越学科的术语或者共同方法论的详细阐述”，“只有研究建立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并伴随着对科学认识论的相互阐释，跨学科才可能出现”。[8](P25)

基于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最典型的范式要数文化研究了。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研究中心。英国学者阿雷斯·鲍尔德温等人在《文化研究导论》中认为：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一种新的研究文化(the study of culture)的方式。许多学科——其中主要是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研究、人文地理学及社会学——长期以来已把它们自己的学科关注带入到对文化的研究之中……在过去的20年或30年间，有一种新兴的对文化的研究兴趣已跨越了学科的边界，随之而产生的活动——文化研究，已经作为知识活动富有魅力和令人激动的领域而出现，而这种知识活动已经对人类文化的特征做出了、并承诺继续做出新的重要阐释。[9](P3)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质。它是突破学科界限，不断生成新知的一种知识生产模式。首先，文化研究的对象——文化，不再是被某个单一学科及其知识塑造的结果，而带有鲜明的跨文化的特点。以文化为对象，借助跨学科的知识，表述文化这一对象的概念丰富起来，获得了传统文化研究无法比拟的丰富性。权力、意识形态、文本、意义、媒介、图像、身体、仪式、快感、无意识等概念，在“学科大联合”的旗帜下，超越了原有学科赋予的信息，获得了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当文化研究进入文学的时候，文学的对象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诸如文学的身份书写，文学史的权力，文学经典的生成，大众文化的位置，文学体制与文学意义的生产，身体写作、性别政治，媒介、图像以及消费等，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文学研究再也不是基于单一学科的知识生产，它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所有学科，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其次，文化研究的方法，也不是某种单一学科提供的。与其说文化研究应用某种方法，不如说文化研究是在“批判性话语分析”这一阐释策略基础上对于各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整合性应用。再次，从研究旨趣看，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文本的意义生产，而不是价值的厘定或精英文化价值观。文化研究强烈地反本质主义，反对把文化问题做简约的处理。这正如《文化研究导论》所描述的那样：

在文化研究中要警惕本质主义，这至少基于以下四点理由：(1)假定所谓的“本质”特征，常常只不过是再生产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偏见——本质主义推理把一系列的基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境遇和利益至上的偏狭的判断强加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上；(2)本质主义把一些人和行动描述为“典型的”，这通常包含了大量的过分概括(over-generalisation)，这种过分概括忽略了一个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差异；(3)随之而来的是本质主义的推断首先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同一群体之间存在差异；(4)当把本质特征的存在看作生物和遗传学的问题时，本质主义教条是最为有害的。取代本质主义的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总结如下：“女人不是天生为女人的，女人是逐渐变成女人的。”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社会习得在获得假定的本质特征时所起的部分作用，而且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更为现实的角度，这个角度可以恰当解释同一类人所面临的经验的多样性。[9](P143)

显然，文化研究是要揭示被各种本质主义观念所遮蔽的意识形态内容，抵制权力真理观，抵制强加于文本上的身份特征，抵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偏见知识”。正由于此，文化研究高度关注庶民的文化、受压抑的文化、不入流的文化，关注亚文化或俗文化，也关注身体、视觉、图像、城市景观、空间和网络文化等。文化研究着力点在于文化活动里包含着的权力、阶级、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的隐型叙事。这与那种以揭示文化研究所蕴含的普遍价值观为己任的传统文化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在拓展文学研究关注面的同时，也使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变得扑朔迷离。文化研究和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国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两股力量的交叉融汇，使得一种叫作理论的书写行为盛行起来。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几乎可以研究文学的一切方面，唯独不大研究文学的审美维度。由此吊诡的问题出现了，一方面是文学理论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知识地图向文化研究、大理论的跨界，另一方面却是文学理论知识阵营对审美和经典研究回归的呼吁。传统文学理论知识体系面临重构，而新的、富有阐释效力的理论模式还在形成之中。一方面，哲学、美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众多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纷纷眷注文学从事有利于各自学科个性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文学的理论也因为接受来自不同学科的“支援意识”而形成多样化的文学理论知识系统。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变动，受到来自学科之外的知识体系变动的影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则弥合了学科间的分界，带来了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杂糅性特点。来自不同知识谱系背景的思想者，在文化研究的平台上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发挥了服从文化研究旨趣的功能。文化研究搅动了文学研究的“一池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