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人一方面大规模引进西方政治理论，另一方面致力于检验西方政治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注重传统政治概念的创造性转换和对中国经验的概念化，进而构建本土的政治理论。然而，在理论构建上，由于规范政治理论大多来自西方，难以基于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原创性的规范政治理论，从而使得当下规范政治理论研究与国家建设的要求之间存在诸多断裂。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运动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规范政治理论可以为经验现象的概念化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为人们观察经验现象提供视角与立场，为经验现象的分类与解释提供思想资源，也为经验现象的研究成果评价提供参照系。面向未来，中国政治学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应提升专业化水平，以开放的心态参与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运动，立足本土关注价值共识和价值引领问题。
关 键 词：中国政治学 规范政治理论 科学化运动 理论构建 国家建设
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正遭受挑战。当前做规范政治理论的学者在减少；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数占总立项数的比例在下降；与对策性的研究相比，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发表时缺乏竞争力。本文将政治理论定义为系统反映国家的性质和目的的理论学说。一般而言，政治理论包括三种类型，即经验政治理论、形式政治理论和规范政治理论。经验政治理论指的是“政治科学的理论部分”[1]1095，为政治现象的发生提供理论解释；形式政治理论指的是诸如社会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规范政治理论则是对政治生活应然状态的思考和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应然评价，讨论的是“法律应该允许做什么事情，禁止做哪些事情？谁应该统治？”这类应然性的问题，主要的功能是“理解现存社会政治世界，为保存或改变现存社会政治世界提供建议”[1]1095。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遭受了哪些挑战；在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运动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家建设。
1 知识生产、传承与参与国家建设的挑战
政治理论是政治学研究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重视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是政治学学科重建以来国内政治学研究的一种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经历了一场转变，“从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学”[2]17。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受到了严峻挑战。
1.1 知识生产的挑战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进行知识创新，生产新知识。规范政治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挑战就在于它难以生产新知识，输出新的政治价值。整体说来，规范政治理论“涉及的是评价，即有关在政治上应当做什么的建议”[3]577，要求研究者为人类政治发展指引前进的方向。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研究者应熟知人类文明的历史，了解人类文明积累的成果，同时对其生活的时代有很强的理性反思能力，敢于挑战常识和人类的偏见。
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所做的工作不单单是描述世界和解释世界，而是要与人们的偏见做斗争，推动人类观念的进步。一般而言，“学术基本上有两大方向，一种是对智慧的挑战，非常理论性的研究；另外一种是实证研究，倾向于解决实际问题”[4]。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是挑战人类智力极限的工作，敢于挑战人类智力极限的人很少，挑战成功者实际上少之又少。大多数研究者的使命是去理解、诠释和传播人类文明史上那些伟大且影响深远的政治理论，在知识增量上不会做出贡献。一些学者认为：“理论在课程中占有其位置，但它是历史的、传统的，对我们时代毫无意义可言的。”[5]研究洛克能否提出不同于洛克思想的新思想，研究罗尔斯能否形成不同于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的新原则，研究德沃金能否形成对权利问题的新理解，这对所有研究者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如同戴维·伊斯顿深刻指出的那样，政治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性地阐释政治概念和政治价值，帮助人们理解当下政治生活的境况和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作为价值理论家，他直接关注人类的目标。”[6]48然而，颇为遗憾的是，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大多数丧失了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必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关注的是政治价值的历史起源和发展演变，不是致力于“分析和阐述新的价值理论”[6]40，而是定位为对已有价值的历史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在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学人投入大量精力，翻译西方政治理论的学术经典，译介西方政治理论的前沿，同时做好西方政治理论的传播工作，运用西方政治理论范式描述中国、解释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人都意识到他们不仅有责任传播西方政治理论，而且有重要使命来构建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具体说来，中国政治学人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学科自主意识，在引进和传播西方政治理论的同时，他们形成了反抗学术领域“被殖民”的集体意识。为了避免学术领域“被殖民”，他们强调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做扎实的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研究，同时强调必须将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置于比较政治框架下考察，强调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条件。有了本土意识和本土关怀，有了历史和比较的方法，中国政治学人检验了西方政治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注重传统政治概念的创造性转换和对中国经验的概念化，通过这些努力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话语、知识体系和概念系统，这些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人一是创造出压力型体制、谋利型上访等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二是对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等进行了中国化改造，同时指出了西方的政治转型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等在解释中国发展经验上的局限性。这些是中国政治学人在政治理论上的贡献。然而，必须承认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在概念提炼和理论建构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理论建构的努力还远远不够”[7]。规范政治理论的使命是要建构理想政治秩序，引领政治生活。关于中国未来要建构一种什么样的理想政治秩序，选择哪些政治价值作为政治共同体长治久安的基础，目前仍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1.2 知识传承的挑战
规范政治理论不仅面临知识生产的挑战，而且也面临知识传承的困难。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大多数是研究者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研究者阅读文本、消化文本、诠释文本、重构文本。然而，如何面对文本，如何解释文本，如何以通俗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文本，如何呈现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有个性化的特点。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个性化体现在文本的选择和阅读是个人化的，每位研究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经历，对所生活的世界理解都是个性化的，对于经典文本的选择都是个人化的，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也是个性化的，对于伟大思想家关切的伟大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理解。
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在知识传承上的主要挑战来自研究方法方面。学术研究需要问题意识、脉络意识和方法意识。即研究什么、基于什么学术传统研究和采用什么方法来做研究。然而，相对于政治科学研究而言，当前中国政治学规范政治理论领域的研究整体上缺乏方法论反思，对如何做规范政治理论目前大多研究者缺乏方法论自觉。“由于对方法的重视不够，中国政治学仍然是一门‘因人而异的’主观性学科。”[8]33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是生产新思想，但如何生产原创性的思想，如何针对时代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如何针对中国政治现象提出被学术共同体接受并可以运用于经验研究的概念，往往具有不可言说的性质和神秘的色彩。
规范政治理论的学习，需要阅读大量的经典文本。在经典文本阅读过程中，“侏儒”与“巨人”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沟通障碍，学习者与思想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思想鸿沟。对大多学习者而言，他们会觉得经典文本是晦涩的，难以明白其深刻的含义，也难以认识思想家的伟大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9]更为重要的是，“阅读基础性文献，对于专门性知识是‘学习’，而不是‘研究’本身”[10]83。
由于我们所接受的规范政治理论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我们又难以基于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原创性的规范政治理论。一方面，西方的政治理论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这使得所讲授的政治理论可能难以解释我们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与规范政治理论对“应然”关注相比，许多初学者更关注“实然”，关注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在运作中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问题。在“实然”层面的描述和解释上，规范政治理论存在天然的缺陷。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国家变得更加开放。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讲授学生能接受的政治价值，如何在世俗化的背景下捍卫规范政治理论对合理政治秩序的追求动力，如何在国家深度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平衡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规范理论面临的挑战。
1.3 参与国家建设的挑战
学术研究应服务于国家战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求。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参与各类政府研究项目是学者服务国家需求的一种重要方式。当前，大多数研究项目来自于政府的经费支持，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直面政府治国理政中面临的具体问题。研究者需要研究这些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然而，在当代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研究与项目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规范政治理论更多的是研究人类普遍性的问题，而项目设计要求研究地方性的问题；规范政治理论研究依赖研究者对政治场域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想象，而项目设计要求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合作应对公共问题，展开合作研究，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规范政治理论研究主要依赖文本的阅读和体验，属于书斋里的学问，而项目设计要求研究者要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做研究；规范政治理论研究主要关注政治生活的原则和原理，具有原则性，而项目研究要求精确地描述现状，揭示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揭示政治生活的现状和问题。
与政策性的经验研究不同，规范政治理论研究讨论的往往是人类普遍性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常常从应然角度来研究，这使得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往往与当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缺乏直接的关联性，对我们生活世界所面临的诸多治理难题难以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更为重要的是，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往往要依赖已经作古的思想家的思想文本，这使得人们常常怀疑过去的知识和智慧能否对人们应对当下社会面临问题提供借鉴。与此同时，规范政治理论的学术讨论往往具有抽象和逻辑思辨的特点，这与政策性的经验研究的直观性和通俗性形成对照。
2 迈向科学化的政治学研究：规范政治理论的四种价值
在当代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正遭受挑战。然而，需要讨论的是在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运动的背景下，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离开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能否做好政治学科学化运动所要求的经验现象研究？实际上，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运动仍需要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支持，科学化运动并不意味着放弃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
2.1 规范政治理论为经验现象的概念化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要直面社会领域发生的诸多经验现象，“探究事情真相和了解其原因”[11]12。对于转型中国而言，大量经验现象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一些学者研究转型时期发生的大量群体性事件，研究发生的原因，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类型学的划分，研究政府对这些事件的回应策略；一些学者关注中央财政收入的变化，研究现行财政制度下的“跑部钱进”现象；一些学者研究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政商关系，等等。
发现生活世界中有趣的经验现象，只是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要使经验现象的研究变成专业的、有知识传统的，研究者必须将经验现象概念化。概念化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概念化既是政治学经验现象研究回归政治学知识传统的内在要求，也是同一经验现象不同学科分工研究讨论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概念化为量化研究提供基础。
然而，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领域而言，“最为突出的便是概念和理论基本上依赖于官方的供给，学界自身的概念和理论供给能力严重不足”[12]9。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为经验现象的概念化提供工具箱，提升研究者对经验现象概念化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为经验现象的观察提升到学术研究层次提供可能性。一方面，研究者运用规范政治理论知识传统中已有的概念描述经验现象；另一方面，当规范政治理论知识传统缺乏合适的概念描述经验现象时，研究者要创立新的概念来描述经验现象。当公众把对政府施压要求满足其利益诉求的行为称为上访或群体性事件时，社会学家用社会运动或社会抗争来描述这一社会现象，而政治学家则将这一现象定义为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当平等的政治主体采取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公共问题之时，政治学家称之为民主协商，当不平等的政治主体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公共问题之时，政治学家称之为威权型协商。除了借用已有的概念来描述经验现象外，研究者也会创造一些新概念来对经验现象概念化，比如压力型体制、谋利型上访等。
2.2 规范政治理论为经验现象的观察提供视角与立场
“理论是政治世界的一部分”[13]607，规范政治理论为经验研究提供视角。政治学所研究的经验世界是极为复杂的，有不同的行动者。不同行动者有自己的行动目标，拥有不同类型的资源，使用不同策略来实现自我或团体利益最大化。对于任何研究者而言，如何处理和分析复杂的经验现象，选择何种视角来认识复杂的经验世界，成为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规范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研究的是“观念和信念问题”[12]13，可为研究者提供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视角。
比如，“国家”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国家理论是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国家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该视角关注国家由谁统治，统治为了谁。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同，精英主义试图从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理解国家，认为精英的选拔、录用、培养、考核、监督的绩效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多元主义拓展了精英主义政治理论研究国家的视界，注重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国家的行为，研究国家如何控制、动员和整合社会，社会如何影响和塑造国家。
规范政治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研究者的态度、信仰与立场。政治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为政治意识形态提供思想资源。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意识形态塑造着人们的政治信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提供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和立场。
在经验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由改革开放前财富相对平均的社会演变成一个社会财富分化的社会。社会公正成为中国知识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中国社会公正的状态，学界存在广泛争论。政治学界普遍认为社会不公是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当前中国社会不公是如何出现的，如何应对社会不公，政治学界出现了明显分歧。有些学者认为当下中国社会不公是权力过度干预市场的必然产物，也是权力未受到约束腐化的必然结果，不是市场化过度，而是市场化不足，才是当下中国社会不公出现的真正原因，因而他们主张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是当下中国迈向公正社会的理性选择。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公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也是政府再分配失灵的结果。市场难以解决起点不平等问题，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使部分人沦为失败者，因而维护社会公正主要应解决市场化过度的问题，政府要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承担责任。
2.3 规范政治理论为经验现象的分类与解释提供理论基础
规范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为经验研究中的分类提供标准和分析框架。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复杂多变的，而且涉及多个场域。为了认识复杂的事物，一种可行办法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复杂事物进行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做研究。如何对复杂的事物进行分类，如何在分类基础上分解来做研究呢？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源，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分类框架。比如，现有的政治理论按照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度、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度以及社会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度等标准，将国家分为极权国家、威权国家以及民主国家，在相关研究的推进下，每种国家类型又分为若干次生类型。在研究国家的具体个案中，这种对国家的分类可为研究提供便利。比如，权力也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涉及诸多复杂的政治过程，那么，如何分析这种复杂的政治过程，如何研究诸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实际上，政治理论中有关权力的类型已积累了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运用于经验研究之中。有的研究将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有的研究将权力分为做出决策的权力和不做出决策的权力。当然，政治理论之中最为经典的分类案例是韦伯对权威的划分，他将权威分为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
学术研究不仅包括分类，还包括描述、解释和探索等工作。“中国政治学尤其需要加强发展和建构的，是解释性知识和预测性知识。”[14]6规范政治理论可为经验研究的解释环节提供思想资源。“理论可以合理解释观察到的模式，并且指出更多的可能性。”[11]32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必须说清楚是什么，而且还必须讲清楚为什么。比如，官员腐败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那么，关于官员为何腐败，现有的政治理论已提供了大量解释，这些解释可运用于经验研究之中。一些政治理论从人性弱点的角度解释官员的腐败行为，另一些政治理论从教化方式的失灵解释官员腐败的原因，还有一些政治理论从制度的不完善层面分析官员的腐败行为。
2.4 规范政治理论为经验现象的研究成果评价提供参照系
如何评价一项经验研究成果的品质，关键在于看这项经验研究成果的理论贡献。规范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它为经验研究成果评价提供参照系。众所周知，经验研究有诸多功能，它不仅要精准地描述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而且要输出政策建议，帮助政治精英解决国家治理中面临的具体问题。然而，经验研究有着比这些更高远的追求，它要阐述政治生活的原理，检验、修正抑或发展政治理论。政治学的研究应走向实际，“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15]14。衡量经验研究成果的品质，不仅要看它是否输出了有助于公共问题解决的政策建议，而且要看它是否检验、修正或发展了已有政治理论，是否提出了代替性的具有独立意义的解释，是否提出了有益的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分类框架。
经验研究问题不仅应有实践层面的重要性，而且也应有理论层面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迪克森的研究比较具有典型性。迪克森关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的企业家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虽然他研究中国问题，但他有强烈的理论关怀，他要判断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转型经验所形成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否有普适性，能否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转型经验所形成的政治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推动民主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一支重要力量。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支持者、推动者和维护者，有资产阶级才会有民主。迪克森运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不仅探索了中国政治的前景，而且质疑了政治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普世性。
在理论运用上，孔飞力的《叫魂》具有典型性。孔飞力借用基础性权力与专断性权力的理论，解释了中国专制政治存活的秘诀。在孔飞力看来，专制政治存活的秘诀存在于其依赖的专断性权力之中。在一般人看来，专断性权力是恣意的权力，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是道德上应受到质疑的一种政治权力。然而，专断性权力对于专制政治存活是否有积极意义呢？在政治实践中，确实可看到专断性权力的破坏性，但也可观察到专断性权力的建设性。专断性权力对基础性权力构成破坏的同时，也构成了一种限制和约束。专断性权力对于打破基础性权力的僵化，克服基础性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失真和失灵也具有重要价值。在专制政治中，“掩盖信息，是发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16]98。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专断性权力赋予专制政治活力，使其面对风险的情形下能生存下去。孔飞力的研究足以证明，“在中国的制度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扞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16]233。
3 面向未来的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研究
如上分析表明，在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运动中，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其重要性和基础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规范政治理论研究面临挑战，并不意味着“政治科学的知识是更先进、更有效，而传统的政治知识更落伍、更缺乏解释力”[10]81。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中，主要应讨论的问题是，规范政治理论如何通过不断调整自身来适应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运动的挑战和要求。
3.1 提升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专业化水平
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面向未来，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仍有较大努力空间。首要的是继续努力强化研究队伍，提升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专业化水平，“追求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和世界性”[17]7。应该看到，“我们只是正在见证着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一个时代的成熟发展，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研究中国政治生活的多个方面的专家已经没有意义(或者不可行)”[18]52。提升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专业化水平，要继续推进政治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细化和专门化，提升同类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整体而言，国内学界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专业化水平仍比较低，主要表现在长期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研究者人数较少，长期在一个领域从事专门研究的研究者较少。由于长期从事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研究者人数较少，致使大多数学者之间在研究对象或具体研究领域上缺乏必要的分工，没有这样的分工大多数研究就很难做到在单一领域里长期精耕细作。对大多数政治理论研究者而言，他们对诸多政治理论研究领域都有所涉猎，对诸多政治理论研究领域的相关知识都有所了解，但他们大多对政治理论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缺乏精深的研究。
为了推动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水平，必须增加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力量。在增加研究力量的基础上推进研究者之间的分工，不断细化和稳定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在每一个具体研究领域展开团队研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政治理论各个次生领域出现诸多研究有专长的学者，应成为规范政治理论研究下一步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比如，“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重点不应当再以‘通史式’研究为主，更应该突出对国别、时代、流派、人物的专题研究”[19]171；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认识，“过去的应该更深、更准；新兴的应该更为及时”[20]137。
提升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专业化水平，要继续做好学术文献的积累和规范工作，提升知识谱系的系统化水平。由于缺乏必要的研究领域分工，缺乏对不同领域的长期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致使目前政治理论的研究在学术文献积累和知识的系统化上存在严重不足。与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政治理论的每一个子研究领域都已积累了大量重要学术文献，形成了系统的知识谱系。然而，目前无论是对这些学术文献，还是对各个子领域所形成的知识谱系，大多研究者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在学术写作中，对相关文献的使用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种状况导致国内学界的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大多处于低水平重复劳动状态之中。为了推进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加强相关领域的学术史研究，了解清楚每个研究子领域主要讨论了哪些重要问题，哪些学者参与了讨论，形成了哪些重要学术文献和学术派别，这些子研究领域当下的领军学者都在讨论哪些问题，未来研究的重点是什么。虽然规范政治理论研究领域也有学者做了一些学术史研究工作，但整体而言，这些研究工作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提升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专业化水平，要继续提升规范政治理论研究领域内的方法论意识，总结政治理论知识生产的方式。规范政治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可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方法论问题。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并未清楚说明他们是如何进行知识生产的，如何撰写完成这些影响深远的学术作品的。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比较熟悉契约论思想家的“思想实验”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但如何运用这些方法从事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生产新知识，这对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实际上，国内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也有一些方法论自觉，尤其是在相关研究中的研究方法部分强调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等要素的结合，但历史如何与逻辑相结合、理论如何与实践相关联，迄今仍缺乏给人启发的深度反思。因此，与政治科学家按照科学的流程生产知识形成对比的是，政治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如何生产知识仍是一个认识上的盲区。毋庸置疑，专业化是当代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应努力的一个方向。
3.2 以开放的心态参与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范式转变，“从注重人文因素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8]28。在此背景下，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要提升其研究水平，应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运动，从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运动中吸取营养。在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分支中，政治学学科的科学化运动因为各种因素而举步维艰，时至今日，“政治学家们为价值、理想、信仰与启蒙倾注了巨大热情，唯独缺少了某种实证根基”[8]29。大多数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仍缺乏系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训练，难以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运动勃然兴起，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科学化运动给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运动提供了启示。然而，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仍任重而道远。这既是研究者方法论意识淡薄所致，也与政治学研究诸多议题数据采集的限制相关。当代中国政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仍呈现出较强的行为主义革命前的政治学研究特色。政治理论的研究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历史研究、制度分析等仍是大多数学者学术分析的工具。
中国政治学研究版图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的政治科学，对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10]80。为了推进政治理论的研究水平，为规范政治理论的发展创造条件，对于当下中国政治理论研究者而言，应尽快补课，学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利用现有条件尝试去做政治科学的研究。对于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运动，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不应故步自封，也不应视为挑战和侵蚀了其学术霸权地位，而应视为政治学研究整体进步的一个重要环节。纵观各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都或多或少地经历学术研究转型的过程，都要遭受这种转型而必然带来的阵痛。政治学学者应在知识的完整性上有所努力，不仅应熟悉政治理论、比较政治，而且也应熟悉社会科学研究，懂得从事政治学研究的规范和程序。虽然政治学的研究趋势是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分工和分化，但这种分工和分化是建立在知识和学术训练完整性基础之上的。从事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应熟悉比较政治、方法论等分支的研究成果；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应该对政治理论的发展及未来趋势有一定认识。
为了推进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水平，对于当下中国政治理论研究者而言，应注重从政治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寻求政治理论发展的动力。政治科学研究除了要提出研究的问题和交代研究的背景之外，还需要对现有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对已有的理论框架提出批评，对理论发展目标提出努力方向。在政治科学研究的文献综述部分，政治理论的研究者可了解已有理论在经验世界的解释力和运用的界限，了解已有政治理论的不足和缺点，同时明白已有政治理论发展存在的空间。政治科学的研究成果也为政治理论研究者检验其理论提供了经验素材，这些经验素材对政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经验素材或证成了已有政治理论，或者颠覆了已有的政治理论，或者既不能证成也不能颠覆已有政治理论，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无论哪一种情况，这些经验素材都有重要价值。对于规范政治理论研究而言，政治科学研究成果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它能精细化政治理论所提出的价值和原则，使这些价值和原则能更好地测度政治生活的现实[21]。这种精细化过程，实际上是对政治理论的深化。比如，民主社会需要公民的公共精神，需要公民有政治参与的热情。政治科学研究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运用社团数量、报纸的种类与数量等指标来测量公共精神。
3.3 立足本土关注价值共识和价值引领问题
政治理论的研究具有时代性，依赖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的支持。对于当代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而言，要有中国意识和中国关怀。唯有立足本土，有中国意识和中国关怀，当代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才有可能在知识增量上做出贡献。对于当代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研究者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扭转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被边缘化的状态，加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深化比较政治思想领域的研究工作。政治学者有责任去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在漫长历史进程和丰富的政治实践中所积累的政治思想，总结中国政治精英治国理政的智慧，呈现中国普通人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想象与追求，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演进进程中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内廷与外廷、皇权与相权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变，探讨历史悠久、族群多元、社会高度流动以及疆域广阔的巨型国家的治理难题和积累的治理经验。
对当代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学者而言，除了认真系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演化历史外，还应注重研究西学东渐进程中近现代中国接受现代政治概念和知识体系的过程。近代以来，天下秩序观让位于民族国家秩序观，中国经历了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学习、适应、接受民族国家的政治概念成为近代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做了哪些努力来传播西方的政治学知识，知识分子对来自西方民族国家的主要政治概念做了哪些本土化的处理，这些概念在何种意义上为政治精英所接受并动用国家的力量传播到乡土社会？因而，对于当代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而言，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是从概念史或观念史角度去认识中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过程，理解中国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政治观念所发展的巨大变化，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中国建设现代国家所要经历的观念吸收、消化和再造过程。
立足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的研究者还应为中国社会在政治价值共识方面做出努力。“政治学涉及的是人类的政治事务”[22]16，政治生活关涉描述、解释和评价。即便是对政治现象的科学研究，也不可或缺价值关怀。这是因为“缺少‘价值’维度的政治‘科学’是非常危险的，它会让政治沦为一种操纵的艺术”[23]6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元化成为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今中国，从国际政治层面看，国家的开放度在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在增强，开放性也成为当下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除了多元性、开放性之外，流动性也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今中国，信息的流动、人才的流动、资本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以及商品的流动在加速，流动性既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对于一个多元、开放和流动的社会而言，如何在政治领域建立价值共识，如何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维护政治团结，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理应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有所作为和贡献。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者应去寻求能建立价值共识的政治价值，精确阐释其含义，减少价值分歧与冲突，使这些政治价值不仅成为引领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力量，而且也使这些政治价值成为维系中国长治久安、实现国家整合的观念基础。
4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恢复重建中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研究也正在遭受挑战。当前，中国政治学各个分支领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治理论各种类型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等领域发展相对滞后，政治理论的形式理论和经验理论不发达。这种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政治学研究既要有全球视野，也需要扎根中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同时，要求中国政治学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承担责任。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使得中国政治学必须经历一场重要的“内部革命”。这场“内部革命”需要改变政治理论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要求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迅速发展来拓展中国政治学的全球视野；要求更多学者参与科学化运动以便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服务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要求更多学者走出规范政治理论的思辨传统，从关注“应然”走向研究“实然”，扎根中国政治实践。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所经历的挑战，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学内部“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经历挑战并应对挑战，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才可能得到重生，规范政治理论、经验政治理论以及形式政治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才会真正形成。同时，只有经历了这场“自我革命”，中国政治学的各个分支之间才能均衡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水平才能提升到崭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