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名社会学家，舒茨毕生的理想是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经过不断思考和探索，他最终在胡塞尔现象学那里找到了社会科学的根基：现象学的心理学。然而，从胡塞尔的思想整体来看，现象学心理学只是先验现象学的预备和前导阶段，而只有先验现象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哲学，也只有先验现象学才能真正担负起为科学奠基的使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象学心理学为社会科学的奠基不是最终的，也不是最彻底的，舒茨为社会科学奠基的尝试也是成问题的，甚至是失败的。

关 键 词：理解社会学  现象学的心理学  先验现象学  奠基

1932年，奥地利哲学家、社会学家舒茨(Alfred Schütz，1899-1959)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在这本书中，舒茨主要围绕“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如何可能”的问题对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进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理解社会学，甚至一切社会科学奠基的问题。经过多年来对胡塞尔著作的阅读和研究，舒茨最终认为，只有现象学，更确切地说，只有现象学的心理学，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本文将循着舒茨的思路，对理解社会学(社会科学)的奠基问题进行疏解和分析。

一、理解社会学：舒茨对韦伯的批判与继承

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造成了严重冲击和影响。尤其是自19世纪30年代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提出实证科学方法论以来，关于科学方法的大讨论便开始在欧洲思想界如火如荼地展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究竟是否能够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它们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它们是否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它们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何在？它们是否有统一的可能性和基础？围绕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激烈的讨论。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对“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韦伯(Max Weber，1864-1920)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界定，都是这方面的思想成果。

作为一名在维也纳学派方兴未艾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舒茨敏锐地意识到自然科学对科学的规定给作为精神科学的社会学所造成的影响。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中，舒茨指出：“德国人文思想史近五十年来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围绕社会学的科学性质所展开的争论。自从个体和社会整体两者的关系被系统地研究以来，方法和目的的相关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与其它学科领域不同的是，这些争论不单围绕在某些理论和方法的证明之上，而且连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本身，以及它乃是先于科学经验之实在的既存事实都成了问题。”①舒茨认为，隐匿的或显明的形而上学前提、价值判断以及伦理-政治的设定(Postulate)往往会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科学家针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例如：社会科学所关切的究竟是人的存在本身，还是其社会行为方式？社会整体是否先于个体的存在，因而个体只是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或者相反，我们所谓的社会整体及其部分都只不过是独立的人类个体之功能综合体罢了？究竟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还是人的意识决定了其社会性存在？②诸如此类的问题，立场不同，答案也会不同。

那么，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在舒茨看来，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是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并认真加以对待的人。虽然齐美尔“在方法论的基本观点上显得既混乱又无系统性”③，但他对社会科学之真正任务的界定备受肯定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把所有实质性的社会现象回溯到个体的行为方式上去，并对这些个体行为方式的特殊社会形式通过描述的方式进行把握”。④

舒茨认为，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也是围绕齐美尔的这个基本思想展开的，因为韦伯也认定社会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对社会存在进行精确的描述而非形而上学思辨，正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评论的那样：“社会学对他(韦伯——笔者)来说不再是人类存在的哲学，而是关于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个别科学。”⑤韦伯将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构成物、文化客体和客观精神领域都回溯到了个体的社会行为这一最初的元素上。他认为，虽然社会世界中一切复杂的现象都有意义，但这些意义都是由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赋予其行为的。只有个体的行为及其意义内容是可理解的，也只有从对个体行为的解释入手，社会科学才能打开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构成物的通道，因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构成物正是在个体的行为中被构造的。⑥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继承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念，为将当代德国社会学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具体表现在：(1)韦伯赋予当代德国社会学以特质，使社会学以科学而非治疗学(Heilslehre)的身份出现，并且为社会学提供了在解决特定问题时所需要的“逻辑-方法”工具。如果没有韦伯所做的奠基性工作，那么当代德国社会学的一些最重要的成果，比如舍勒(Scheler)、维赛(Wiese)、弗莱尔(Freyer)、桑德(Sander)等人的著作就不可能出现⑦。(2)韦伯是最早挺身捍卫社会科学价值中立，对抗政治或“价值-意识形态”的人，因为后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想成果⑧。(3)韦伯将理解社会学当作一门科学，规定其课题是对社会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进行解释，首次彻底贯彻了狄尔泰提出的精神科学的原则，把“客观精神的世界”还原成了个体行为。⑨

虽然舒茨一再指出，他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一书得益于多年来对韦伯著作的集中研究⑩，也认为自己的思想和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韦伯，但他并未迷失在对后者的崇敬和感恩之中，而是将韦伯作为自己的理论对手和参照，对之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批评。从《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的副标题“理解社会学导论”就可以看出，本书的核心论题是“理解社会学”。“理解社会学”这个概念本来是由韦伯提出的，那么舒茨为什么要重提这个概念，而且还要做一个“导论”？显然，舒茨一方面接受和继承了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基本构想，即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对个体行为的主观意义之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对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持有不同意见，更确切地说，他认为韦伯对社会学的奠基是不成功的。

舒茨认为，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尽管构想很好，但却奠定在许多未经说明的预设之上。(11)在韦伯看来，相对于专业研究领域中的具体问题，为科学奠基的活动是次要的。只有在对于具体的科学问题有必要时，他才会去处理科学理论的问题，而他通过认识论的方式所进行的研究，目的只是要获得有用的研究工具；一旦他获得这样的工具，分析的活动就会终止。在舒茨看来，“作为方法学家，韦伯确实有重要的贡献，他在建立社会科学概念的问题上具有独到而精准的眼光，他那令人佩服的哲学本能也使他具有正确的认识论批判态度，尽管如此，他却很少让他的研究成果奠定在坚实的哲学基础上，同样也很少去阐明自己所提出的基本概念之深层含义。”(12)由于韦伯在方法论上所受到的根本局限，所以他对社会世界所进行的分析只能终止于这一层次：“只要求达到社会现象的看似基本而不能再还原的元素，或不需要继续还原的型态。个体富有意义的，因此也是可理解的行动的概念——理解社会学的真正基本概念——绝不能被当作社会发生现象的真正元素而得到单义的规定，相反，它是一个极富歧义的称号，而且是有待进一步厘清之问题的称号。”(13)

二、理解社会学与胡塞尔现象学

舒茨一生的学术旨趣是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奠定哲学基础。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至少有两位哲学家对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二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

在舒茨记述自己生平的文章“胡塞尔及其对我的影响”(“Husserl und sein  auf mich”)中，他说道：“自我最早投身学术研究以来，我的主要兴趣就是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奠定哲学基础。在当时，我还是相当推崇韦伯，尤其是他的方法论著作。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尽管韦伯已经打造了用在他所需要的具体研究上的工具，然而他的主要问题——关于社会行动相对于行动者本身的意义之理解——却还有待哲学的证成。我的法哲学导师凯尔森曾经设法在新康德主义的学说中寻求这样的哲学依据，但不论是柯亨、那托普，还是卡西尔的早期著作，都没有为我钻研的问题打开一条通道。不过，柏格森的哲学倒是令我印象深刻。我那时以为，他对意识结构，尤其是内时间意识结构的分析可以作为对社会科学的那些未予澄清的基本概念，比如含义、行动、预期，尤其是主体间性进行诠释的出发点。”(14)可以说，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到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柏格森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因为正是柏格森对于“绵延”(durée)概念的分析首先启发了舒茨，使他意识到可以从体验、内时间意识和意义构成的角度对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进行哲学的分析和说明。

然而，当舒茨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尤其是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之后，他才猛然发现，胡塞尔的理论远比柏格森全面而深刻，也只有现象学才能真正完成为社会学奠基的使命。正如凡·布雷达(Herman Leo van Breda，1911-1974)在《社会实在问题》(1962)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他(舒茨——笔者)的研究过程中，注定要遇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从哲学上为在社会科学中所实际使用和理解的意义概念进行奠基，就是在意识生活中寻找其起源。舒茨并不是没有看到柏格森学说的意义，也不是没有看到他向意识的直接预料以及内在时间体验的回返。然而，指导舒茨的思想并使其独具特色的却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及其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观念。”(15)

在1949年9月21日写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封信中，舒茨说道：“30多年来我一直研习胡塞尔的哲学，我很荣幸在他生命的最后6年中成为他较为亲密的学生。”(16)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舒茨在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时候就已经在阅读胡塞尔的著作了。(17)在他的第一部、但在生前未予发表的著作《生命形式与意义结构》(Lebensformen und Sinnstruktur)中就可以发现胡塞尔的影子。在这本书中，他使用了胡塞尔的“意向活动”(Noёsis)和“意向相关项”(Noёma)概念，但并未系统引入胡塞尔的思想。(18)

在用柏格森的时间哲学为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进行奠基的尝试失败之后，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1928)和《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1929)再次让舒茨看到了希望。1932年，舒茨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利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的方法论作为对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进行分析的出发点”。(19)他追随韦伯的脚步，将社会学看作奠定在行动理论上的一门科学。围绕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应该如何被理解这一基本问题，舒茨更进一步追问，我们能否构造一个关于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与普遍理论，以便为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20)通过在意识生活中探求社会科学所特有的那些范畴的起源，舒茨便把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结合在了一起，(21)现象学社会学(Phnomenologische Soziologie)也由此诞生。

事实上，舒茨并不属于早期胡塞尔学派的成员，直到1932年，他在朋友菲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1895-1949)和尾高朝雄(Tomoo Otaka，1899-1956)的鼓励下将自己的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邮寄给胡塞尔，并得到了胡塞尔的高度赞赏之后，才逐渐进入现象学圈子，继而成了胡塞尔最为欣赏和亲密的学生之一。(22)

虽然舒茨一再声称要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理论为社会科学奠基，但他在真正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却并未严格贯彻这一原则，而是自觉放弃了先验现象学的立场，试图在未经还原的自然态度(natürliche Einstellung)中展开对理解社会学的研究。他说：“当我们从对孤独自我的分析转入对社会世界的研究时，我们将放弃严格的现象学的考察方式，也就是放弃我们在对孤独的心灵生活之意义现象进行分析时所使用的那些观点，转而接受素朴自然的世界观关于社会世界之实存(Existenz)的观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而在社会科学中，这种观点也司空见惯。在此，对于一切有关先验现象学究竟如何在孤独自我的意识中构造他我的问题，我们将统统不予考虑。”(23)

当舒茨将自己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一书寄送给胡塞尔时，也在信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研究旨趣和所采用的方法，他说：“我在这本书中尝试着对韦伯所创建的‘理解社会学’的问题和方法从哲学上进行批判。随着我的研究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学的任务，即对自然领域中的社会性(Sozialit)进行分析，只有在由现象学所阐明的对意识生活的本质事实的洞见之基础上才可能得以完成，正如唯有通过先验的构造分析才能得到意识生活之本质事实那样。……因此，我在您所发展的先验主体间性理论中找到了几乎可以解决多年来困扰我的一切社会学问题之密钥。我的这本书只处理自然领域中的主体间性问题，它并不致力于解决或讨论先验问题。毋宁说，它只是把您的根本认识转用到社会学的工作领域中去的一种尝试。”(24)从这封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舒茨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自然领域”而非先验领域之中。

胡塞尔在收到舒茨的信和赠书之后，立刻对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学者给予积极回应和高度评价，并盛情邀请他到弗莱堡做客，但他除了将舒茨引为同道之外，并未对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任何具体的评价。在1932年5月3日给舒茨的回信中，胡塞尔写道：“我正想写信告诉您，您的关于社会世界之意义建构的著作如同您真挚的来信一样令我高兴……我很渴望见到您这样一位思想严谨、见解透彻的现象学家。能够理解我毕生工作之最深刻意义的人不多，您是其中之一，的确，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我对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继承我的哲学，同时，我也把他们看作真正的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之代表。”(25)

从舒茨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在收到胡塞尔的回信后很快就去弗莱堡拜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现象学大师，也知道胡塞尔将刚刚出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和《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赠予他，并请他写书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胡塞尔与舒茨见面后究竟对后者的著作进行了怎样的评价，对自然态度中的现象学社会学研究究竟是否可行发表了怎样的看法。的确，胡塞尔对舒茨的工作是高度赞赏的，但这种赞赏是否意味着，他完全同意舒茨的观点？

胡塞尔或许是同意舒茨的做法的，毕竟后者声称自己的现象学社会学恰恰是建立在前者的“现象学的心理学”(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中，舒茨明确把自己的研究看作“现象学心理学”的研究。(26)在他看来，现象学的心理学是“一门纯粹主体间性的心理学，本质上是一门自然态度的构造现象学”(27)，其研究目标“不是建立有关内在直观领域之事实的经验科学，而是本质科学，要探求的乃是心灵的不变本质结构，或探求社会心灵(精神)生活不变之本质结构，换言之，追问它们的先天特质(Apriori)”(28)。如果说现象学社会学的主要目标是对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行为主体之主观意义以及主体间社会关系之本质结构的理解，是对社会之社会性如何得以可能的本质考察的话，那么，从舒茨对现象学心理学的这些本质特征的刻画来看，它恰恰满足了为理解社会学奠基的要求。由于现象学的心理学这一理论源自胡塞尔，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其思想源头，看看胡塞尔究竟是如何论述现象学心理学的。

三、现象学的心理学

现象学的心理学是胡塞尔在其思想后期所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旨在说明现象学与心理学、现象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奠基关系。(29)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胡塞尔对现象学的心理学做了如下定义：“现象学的或纯粹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亦明显有别的心理学学科，从深层的理由来看，不是一门有待奠基的事实科学，而是一门纯粹理性的(‘先天的’‘本质的’)科学。就此而言，它是任何一门有关于心灵的严格经验法则科学的必然基础”。(30)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现象学的心理学不是一门经验的事实科学，而是为经验的事实科学(包括经验心理学)奠基的先天的本质科学。(31)

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既不等于哲学，也不等于心理学，而是通过将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为一体而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32)这门新的学科在后续发展中呈现出了值得注意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心理学的现象学，作为彻底的基础科学，它必须为一般心理学效劳；另一方面则是先验现象学，它在哲学的脉络中具有第一哲学的巨大作用，也就是作为哲学的源泉科学。”(33)正因为现象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分化成了两门不同的学科，即现象学的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所以，他有时称现象学为第一哲学，有时称现象学为描述心理学(deskriptive Psychologie)。(34)

就现象学的心理学与先验现象学的关系来说，胡塞尔有两点基本规定：(1)现象学的心理学与先验现象学是一种平行关系；(2)现象学的心理学是先验现象学的预备和前导。(35)

胡塞尔指出：“随着哲学现象学的产生，一门新的、在方法和内容上与它平行，但开始时尚未与它区分开的心理学学科得以形成，这便是先天纯粹的或‘现象学的心理学’”。(36)为什么胡塞尔说现象学与现象学的心理学“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是平行的呢？

首先，从方法上来说，不论是先验现象学，还是现象学心理学，都采用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胡塞尔指出，“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是纯粹心理学的基本方法，是其一切特殊理论方法的前提。”(37)严格说来，所谓现象学还原是指先验还原，它包含悬搁(Epoché)和还原(Reduktion)两个阶段。所谓悬搁，是指把一切作为“常识”和“科学知识”的判断悬搁起来，不使用它们，或者说，对一切东西都“中止判断”；所谓还原，是指去除(解除)意识中对外部事物以及作为外部事物之整体的世界的“现实性设定”。还原的剩余物是纯粹意识流，而“先验自我”就是这个纯粹意识流的统一性原则。所谓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是指把心理-物理的自我还原为纯粹的心理自我，将意识体验对象还原为纯粹心理之物。(38)由于心理主体不仅包括自我，而且也包括以“同感”(Einfühlung)的方式所把握到的他人，所以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既包括“自我学的还原”，也包括“主体间性的还原”。胡塞尔指出：“如果还原在一种显著的意义上仅仅提供通向每一本我的心灵生活之途径，该还原便称为自我学的。但每一个自我都与他人处于同感的关联中，而这种关联又在主体间的体验中被构成，于是便有必要通过主体间的还原而对自我学的还原进行扩展。”(39)

尽管先验还原与现象学心理学还原，从方法上来看是平行的，但两者仍有根本差异。质言之，先验还原是比现象学心理学还原更彻底、更高一层次的还原。因为在胡塞尔看来，虽然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也是借助悬搁所进行的纯化(Reinigung)，但这种纯化是不彻底的。心理学家秉持的是素朴直向的自然态度，他只是把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心理-物理的主体性还原为纯粹心灵的主体性，而并未排除对世界之存在的超越设定。先验还原则要求普遍而彻底的悬搁，即对包括自我、他人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都进行普遍的“加括号”，因此，它也要求对纯粹心灵和与心灵有关的纯粹现象学心理学加括号，借由这种方式，纯粹的心灵便成了先验的现象。因而，“先验现象学家通过其绝对普遍的悬搁把心理学的纯粹主体性还原成了先验的纯粹主体性”。(40)

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心理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科学，它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变类似于康德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后果是颠覆性的，作为实证研究者的心理学家变成了对一切事物都不感兴趣的“先验旁观者”，而实在的自然世界则变成了纯粹的“现象”。正如其所说：“心理学家从未停止作为实证的研究者，从未停止对世界统觉之有效性的依赖。一旦他彻底终止该统觉，便执行了哥白尼式的转向，该转向会影响其所有生命与整个心理学思考。他变成了先验现象学家，他不再有‘那个’世界(一个被预设为存在的可能世界)，不再研究隶属于实在世界的现存者。对他来说，世界以及每一个可能的世界都只是单纯的现象。不再拥有世界，如同他之前作为自然的人所拥有的那样，他现在仅仅是先验的旁观者，他观察着这个拥有世界(Welthaben)本身，观察着一个世界如何通过意识显现其意义及有效性，并在经验与经验分析中去揭示它。”(41)

其次，从内容上来说，先验现象学和现象学心理学的对象都是我们的心灵生活，都是在体验的意向性中被把握到的纯粹心理之物。作为意识生活的主体，我们具有双重身份，“就心理学而言，我们是人，一个在实在世界中的心灵生活的心理-物理主体；而另一方面却同时是先验地，作为一个先验的、构造世界的生命之主体。”(42)由于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区别主要是自然态度和先验态度的区别，所以从纯粹心理自我的经验向先验自我的经验之转变“只是一个单纯的态度之转变，一个经由先验悬搁之中介的态度之转变”(43)。只要经过态度的转变，作为“自我-人”(Ich-Mensch)与“我们-人(Wir-Menschen)”的心理内容也就同时变成了先验自我和先验的我们之心理内容，而“一切本有的心灵内容，也就是通过心理学-现象学还原所获得的、并由心理学的现象学所描述的那些内容，将经由更高阶和彻底化的悬搁而作为先验的内容被保留下来，只不过其曾经具有的心理学的-实在的含义现在重又变成了现象”(44)。

依照胡塞尔的观点，现象学心理学是现象学还原不彻底的产物。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进行先验还原(作为自我学的还原和主体间性的还原)，那么就根本不会产生作为中间环节的纯粹心理学，而是立即产生先验现象学。(45)然而，作为还原之不彻底性的产物，现象学心理学或纯粹心理学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构成了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预备或前导阶段，“对于提升到先验现象学有着入门引导的有益作用。”(46)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先验的观点意味着一种对整个生活形式的改变，它完全超出了迄今为止的一切生活经验，因此，先验的观点由于其绝对的陌生性而必定难以被人理解。先验科学也面临同样的情况”(47)。然而，现象学的心理学则并非如此，它尽管是一门新的科学，有着新的意向分析方法，但却仍与经验世界关联在一起，具有所有实证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日常的可接受性。一旦我们理解了现象学的心理学，那么我们便只需弄清楚先验哲学的问题以及先验还原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理解“先验现象学只是对现象学心理学的先验改造而已”(48)。因此，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应当是：“从必然首先被给予的外在经验世界的经验领域出发，向上提升到普遍地构成它们的绝对存在——先验主体。为了让这个提升变得简易，我们不直接执行先验还原，而是先提升到心理学还原，以作为进一步实行还原的前阶段”。(49)

通过对现象学心理学与先验现象学的关系的考察，我们发现，正是现象学心理学的这种不纯粹性，使得精神科学之奠基成为可能。因为现象学的心理学家一方面掌握了本质直观的方法，另一方面又秉持自然态度，生活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之中，所以他们可以对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进行本质考察，探寻事物间的本质关联。由于舒茨在展开对社会世界的研究时明确放弃了先验立场，声称要在素朴自然的世界观指导下工作，所以“作为心理学家的我们不想成为哲学家”(50)，相反，“我们想停留在自然态度中……以自然的、人的方式朝向作为现实性的客观世界，并致力于研究这个客观世界”。(51)因此，现象学的心理学“这个关于精神、个体心理、共同体及共同体成就之心理的纯粹本质学说，当然同时也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52)。

在胡塞尔看来，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先天科学，例如几何学以及其他纯粹数学科学，实际上从来都未曾脱离过自然态度，因为“只要这些先天科学是以获得对世界的认识为目的，并作为该认识的手段而被建立的，那么它们便是与世界相关的”(53)。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象学心理学有其理论的合法性，因为正是它通过秉持自然态度而保留了经验世界的存在，从而使得精神科学的存在也成为可能。为此，胡塞尔指出：“现象学的心理学乃是统一的解释基础，无论对于精神的自然研究，还是对于精神科学的人格研究都是如此”，(54)“这门心理学无非就是精神科学的基础科学，也就是那门以普遍的方式提出一切解释的原理与理论的科学”。(55)

依照狄尔泰的观点，一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属于精神科学的范畴。既然现象学的心理学是精神科学的基础科学，那么它必然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由此看来，舒茨援引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为理解社会学奠基，确有其合理之处。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胡塞尔来说，现象学的心理学只是通向先验现象学的一个中间环节，或者说，是一个预备阶段，而只有先验现象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哲学，也只有先验现象学才能真正担负起为一切科学奠基的使命。正如他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只有在现象学的意义上，一门先验地被澄清的和被证成的科学才能够成为一门最终的科学；只有一个先验地-现象学地被澄清的世界才能够成为一个最终被理解的世界；只有一门先验的逻辑才能够成为一门最终的科学论，即一门关于所有科学的最终的、最深刻的并且是最普遍的原理和规范的理论。”(56)事实上，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胡塞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先验兴趣当然是最高与最终的科学兴趣，而且先验现象学不仅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是哲学学科与哲学的基础科学，而且也是普遍而绝对的科学，它使得所有可能的科学成为最终科学的科学。”(57)如果胡塞尔始终是这样理解先验现象学与科学和世界的关系的话，那么现象学的心理学为社会科学的奠基就不是最终的，也不是最彻底的，舒茨为社会科学奠基的尝试也是成问题的，甚至是失败的。

此外，从胡塞尔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现象学为科学的奠基有三条不同的道路，分别是：描述心理学的道路；现象学心理学的道路；生活世界的道路。从《第一哲学》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来看，现象学心理学的道路始终是胡塞尔所坚持的一条道路。但问题在于，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心理学的道路和生活世界的道路是通向先验现象学的两条平行的道路，而且在为科学奠基的问题上，二者所承担的任务不同，前者是为精神科学奠基，而后者则是为包括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奠基。然而，我们通过对舒茨思想的考察发现，他一方面坚持认为只有现象学心理学才能为社会科学奠基，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生活世界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并且，他是通过现象学心理学的不彻底的还原来揭示和保留生活世界的。这样一来，在胡塞尔那里相互分离和平行的东西，在舒茨这里则变成了合二为一的东西。而且，就胡塞尔而言，真正的生活世界是先验的经验世界，是纯粹意识体验的前逻辑、前述谓的世界，是通过先验还原所获得的、由先验自我所构造的世界，而非日常意义上的世俗生活世界，所以，舒茨把先验现象学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和自然态度下的生活世界等同起来的做法也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活世界”在胡塞尔和舒茨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同名异义”词。

①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3.

②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3.

③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4.

④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4.

⑤Karl Jaspers,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Berlin/Leibzig:Walter de Gruyter & Co,1931,S.137.

⑥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6.

⑦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5.

⑧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5.

⑨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6.

⑩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75.

(11)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7.

(12)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7.

(13)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Ⅱ,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87.

(14)Alfred Schütz,Philosophisch-ph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1.Zur Kritik der Ph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I.1,hrsg.von Gerd Sebald,nach Vorarbeiten von Richard Grathoff,Thomas Michalel,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9,S.295.

(15)Alfred Schütz,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Collected Papers I,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urice Natanson,with a preface by H.L.van Breda,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2,p.VIII.

(16)Alfred Schütz,Alfred Schütz Papers,General Collection,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box 2o,folder 428.See Alfred Schütz,Philosophisch-ph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1.Zur Kritik der Ph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I.1,hrsg.von Gerd Sebald,nach Vorarbeiten von Richard Grathoff,Thomas Michalel,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9,S.14.

(17)舒茨1920年从维也纳大学本科毕业，无意在学术界发展，遂进入银行工作，担任财税专员。

(18)Alfred Schütz,Philosophisch-ph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1.Zur Kritik der Ph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I.1,hrsg.von Gerd Sebald,nach Vorarbeiten von Richard Grathoff,Thomas Michalel,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9,S.14.

(19)Alfred Schütz,"Husserl und sein  auf mich",in:Alfred Schütz,Philosophisch-Ph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1.Zur Kritik der Ph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Ⅲ.1,hrsg.von Gerd Sebald,nach Vorarbeiten von Richard Grathoff,Thomas Michalel,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9,S.296.

(20)参见[奥]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游淙淇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译者导论”，第7页。

(21)Alfred Schütz,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urice Natanson,with a preface by H.L.van Breda,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2,p.VIII.

(22)Alfred Schütz,Philosophisch-ph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l.Zur Kritik der Ph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Alfred Schutz Werkausgabe,Band III.1,hrsg.von Gerd Sebald,nach Vorarbeiten von Richard Grathoff,Thomas Michalel,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9,S.14～15.

(23)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219.

(24)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Band IV:Die Freiburger Schüler,hrsg.von Karl Schuhmann,Dordrecht:Kluwer 1993,S.481f.

(25)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Band IV:Die Freiburger Schüüler,hrsg.von Karl Schuhmann,Dordrecht:Kluwer 1993,S.483.

(26)Edmund Husserl,"Nachwort zu meinen Ideen",in: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Band XI,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30,S.554.

(27)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Band II,hrsg.von Martin  und Joachim Renn,Kanstanz: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2004,S.56.

(28)Edmund Husserl,"Nachwort zu meinen Ideen",in: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Band XI,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30,S.554.

(29)可参见张浩军：《精神科学的奠基之路——从描述心理学到生活世界现象学》，《哲学动态》2018年第7期。

(30)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Ⅸ,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44.

(31)可参见张浩军：《精神科学的奠基之路——从描述心理学到生活世界现象学》，《哲学动态》2018年第7期。

(32)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Ⅸ,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302.

(33)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Ⅸ，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303.

(34)可参见张浩军：《精神科学的奠基之路——从描述心理学到生活世界现象学》，《哲学动态》2018年第7期。

(35)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77～278,295,296,340.

(36)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77～278.

(37)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82.

(38)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60.

(39)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62.

(40)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93.

(41)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340～341.

(42)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338.

(43)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342.

(44)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341～342.

(45)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76.

(46)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95.

(47)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95.

(48)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96.

(49)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340.

(50)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47.

(51)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48.

(52)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49.

(53)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48.

(54)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22.

(55)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221.

(56)Edmund Husserl,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Hua XVII,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4,S.20.

(57)Edmund Husserl,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Hua IX,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2,S.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