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既存的自然状态，而是人类各种文明形态在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认同，面向未来不断实践的一种建构过程。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专业机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重要使命。一方面需要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原则指导高等教育发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中推动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需要发挥自身的独特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因此，如何改变“中心－边缘”的既有秩序，建设平等互惠合作的高等教育新秩序，理所当然成为新时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命题。

高等教育“中心－边缘”秩序的形成过程与特点

当前得到普遍认可的阐释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理论是以阿特巴赫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依附论，该理论将现今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描绘为“中心－边缘”模式，即西方发达国家处于高等教育的中心、控制与领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高等教育的边缘、弱势与从属地位。首先，欧洲作为现代大学的缔造者，曾一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世界各地纷纷效仿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学理念与模式；随后，美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又使得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然而，无论中心如何变迁，高等教育始终是发达国家殖民扩张或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多以西方大学为范本，成为西方大学的翻版。即便随着战后信息科技革命的兴起、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与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出现规模扩张和自主发展的趋势，但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摆脱在经济、政治与科技等多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高等教育在实质上依然处于依附、半依附状态，始终处于世界高等教育的边缘地带。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不但很难参与最具前沿性的学术研究，往往被排除于核心领域之外，而且从高等教育教学、大学治理，到学术资源、国际化教育都显著依赖、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呈现出一种仰望式、乞讨式的发展状态，是当前不平等、单向度、非均衡、新殖民主义发展模式在高等教育中的生动体现。

“中心－边缘”这一既定秩序的特点就是工业化国家通过大学模式、语言、国际知识系统、人员流动以及网络技术等多维要素对第三世界的高等教育进行渗透。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权力、大学治理与发展模式的选择、专业概念的界定、学术语言的表述规则、国际知识系统的构建等，就是作为高等教育“中心”的发达国家剥夺作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知识生产的工具和手段，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高校教师与学生被迫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学术话语体系，被迫按照他国经验和理论框架思考世界，被迫依照既有的学术规则进行知识生产。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知识生产模式、思维模式和理论逻辑还往往被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主动内化为既定的真理和普适性规则，即“（征服者）把自己的样子强加于被征服者头上，而被征服者把这一样子内化，从而变成了内心‘隐藏’了另一形象的双重存在”。这也就是现实中人们经常看到部分中国研究者盲目将中国现象和实践经验放入西方理论体系之内，盲目套用西方概念框架解释中国现实，完全无视本国的独特国情和实际情境，以至于不惜裁剪社会生活的真实现象和实证调研资料以“削足适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新秩序及其特点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世界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再加之后工业化时代信息的高速传递，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进一步扩大，世界新型政治经济秩序日益形成发展，迫切呼唤世界高等教育新秩序和新格局。

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精神原则的高等教育新秩序，应采取自主发展主导下的合作共赢模式。尽管美国、欧盟仍是世界经济主要强国，但是新兴经济大国崛起势头不可阻挡。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构建主体将不再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而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新型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也将不再由个别发达国家及其高等教育机构主导，而转向各国高等教育体系共同平等参与，提供多元力量与贡献。西方文明将不再只是扮演输出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从而改变了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主导－依附的关系。世界各国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本国高等教育，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探索建立适应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制度，创设新的高等教育类型，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联系，高等教育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将走向适切化，更好发挥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的责任，重塑高等教育形象，探索符合各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中，世界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构建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模式和机制作为保障和支撑。首先，建立健全创新增长的知识生产模式。以知识生产与创新为主导，更多创造为人类文明服务的公共知识成果，更多生产服务经济与科技进步的创新成果，更多生产服务民生的医药健康成果。其次，发展开放合作的高等教育共赢模式。高等教育合作共赢应是多主体、多领域、多层次的，既包括国家与国家的开放与合作，也包括大学与企业的开放与合作，还包括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开放与合作，形成全方位的开放合作共赢。再次，形成平衡公正的高等教育普惠模式。高等教育大国与强国有能力、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提供必要的高等教育公共产品，使大学之光撒向世界各个角落与人群，不断扩大优质高等教育的覆盖面。最后，构建公平交流的高等教育治理机制。世界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构建既需要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机制创新，也需要各国各地区特别是各个大学治理机制的创新，加强各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建立符合全球化深入发展需要的治理体系和规则，提升各国参与度，共同构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全球性高等教育治理框架。

平等、互惠、合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核心价值诉求与最终旨归。知识是无价的，是在思维交流互动中产生的，因而也是超越国界的，这决定了交流主体间的平等是国际高等教育交流的首要原则。无论是在国家及地区层面，还是在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层面，抑或是在教师和学生个体层面，高等教育交流都应该是平等互惠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压迫式的、乞讨式的。无论是对海外留学经历、他国教师或留学生身份的过分看重和崇拜，还是对他国教师或学生的歧视和污名化，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高等教育，都无法实现平等而有效的交流，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传递、思维碰撞与借鉴创新。只有建立在互信、平等、共赢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才能促进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实现包容性、互补性的新型高等教育国际化。各国各地区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平等参与，共建共享，旨在通过补充性、非排他性的合作方式，方能形成富有活力的知识增长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引导世界高等教育从“中心－边缘”秩序走向多中心、网络化格局，从环绕西方的单级化高等教育图式转向群星闪耀的多极化高等教育图式。

中国在高等教育新秩序构建中的贡献与作为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口格局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都决定了其需要在高等教育新秩序构建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扮演重要性角色。

（一）积极承担高等教育大国职责，促进跨国高等教育平等交流与互惠合作

一方面，努力创造和发展更多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知识成果，更多开展基础性、普惠性、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和利益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核心突破研究，在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将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创新成果与世界人民共享，发挥高等教育大国的表率作用，承担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大国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积极扮演国际高等教育合作的牵头者、合伙人角色，搭建各国各地区高等教育平等沟通的桥梁。主动创建、发起和推进合作项目，搭建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合作平台。如近年来“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就是基于价值共通、话语共建、目标共推、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等原则构建起来的共同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是对利益关系、发展愿景、社会文化以及运行秩序等有着共同体认的价值共通体，业已成为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的有效载体。

（二）增强学术话语权，向世界展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中国在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构建中需要率先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话语权，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高等教育与知识创新中的参与能力和影响能力。为此需要努力改善我国学术研究在国际上“声音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需要大胆地结合中西方多学科理论研究成果，勇于将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与实证研究所获得的普遍性研究结论推介到世界，在国际学术圈交流思想、发出声音。而对于中国特色化的本土研究成果，应秉持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努力挖掘中国的独特性，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话语和研究领域。这一方面需要鼓励高校及研究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加大参与高等教育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研究制定的力度，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另一方面，需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与研究前沿，推出并牵头组织相关研究项目，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对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教育管理研究成果提供支持，为坚持中国立场、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广阔平台，增强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与塑造力。这些在争夺学术话语权方面的努力都将有助于平衡全球学术利益格局，向世界展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打破西方工业化国家长期垄断的“中心－边缘”高等教育体系，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高等教育和进行知识创新树立榜样、开辟天地。

（三）借鉴学习西方先进理念与实践，发展具有普适性的高等教育理论与经验

对于西方大学的认识与理解，涉及价值论与认识论问题。从价值的哲学意义上讲，价值不可能中立，价值是有倾向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比如大学治理的领导权问题、大学治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学具有不同的认识与制度设计。故大学治理的价值层面是有争议、有不同认识的。而从认识论的知识层面看，知识具有迁移性，是有相对客观的认识和标准的。西方大学治理的一些制度设计与权力架构等可以借鉴。经验层面，是指没有成理论的认识，可以借鉴学习。比如西方大学治理的具体经验与做法，可以学习为我所用。西方是大学治理的策源地，对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在每个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发挥最大影响力的理念、制度、思想就具有普适性。“所有的‘普适论’都是特定条件下的‘普适论’，没有任何一个特殊性可以超越普适论的范畴进行阐述和分析。”普适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动态构建的。我国要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跑者，就必须先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与做法，积极吸收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文明成果以丰富自身，才能发展出具有普适性的高等教育理论。

（四）转化和重构中国优秀本土文化，供给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大学理念与智慧

如果说对于西方大学是学习和借鉴，那么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就是进行转化与重构。因此，提出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大学理念与智慧，需要以本土化融入国际化。外来文化一经吸收采用，就必然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就会产生出基于本土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吸收借鉴是手段，在坚持大学本土文明的同时融入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之中，创新发展具有世界意义的本土化的大学理念与发展模式，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彰显高等教育本土文明与中国特色的世界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认为近代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国民思想的不觉悟，为了赶上西方，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而改造国民性的药方就是打倒孔子，引进西方，以现代化为手段建设一个新中国。从此，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被对立起来，认为要建立以科学和民主为中心的新教育，就必须打倒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旧教育。此后，出现了以“西方文化中心”为基础的“全盘西化论”和新儒家为主导的“东方文化中心论”。“全盘西化论”虽然看到了中西方文化教育之间存在的时代性落差，却否定了不同文化教育之间存在的民族性差异，否定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多元模式，否定了西方教育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东方文化中心论”虽然看到了东西方文化教育间的民族差异性，看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优势，却忽视了东西方教育间的时代性距离，忽视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适应与转化问题。正确的态度就是要超越中国传统与全盘西化的二元对立，没有必要全盘西化和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教育，也没有必要全部回归传统和全盘否定西方教育的现代性。拒绝现代化就是自绝于现代文明，而拒绝传统就是自绝于中国本土，自绝于更有作为的可能。我们要摒弃民族的狭隘性、地域的局限性与文明的封闭性，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中寻求智慧，建立基于本土文明的、具有文明共识的现代大学发展的理念与智慧。为此，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做好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取得的创新经验总结、提炼与研究工作，在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学科话语体系构建与理论创新，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用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新的高等教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