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思想，这里指的是以西方的科学革命和进化学说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我们今天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基本认知的那些思想，以及由于对宇宙与人认知的新旧转换，而在宗教、伦理、美学与政治思想诸领域引发的观念协商或革命。章太炎体现在《訄书》初刻本中的整个早期知识图景，受到以《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为代表的斯宾塞进化思想的启发。五四之后，英国作家约瑟夫·麦克布模仿《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创作的《进化：从星云到人类》，在培育一代新青年的近代教养方面，功不可没。章太炎不仅是五四新文化的本宗始祖，五四一代继承了他的精神和议题；并且，从建立在科学革命以及生物、社会进化学说之上的近代宇宙观和社会观全球流衍的角度，章太炎与五四一代还如同在平行空间里耕耘同一块思想土地的人，是彼此的另一个自己。
陈平原教授近日在北大举办的纪念五四大会上，发表题为《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和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主题讲演。他指出，就“五四”谈“五四”是不得要领的。我们需要拉长视线，来追溯晚清以降“新文化”逐步积聚能量，到最终破茧而出的过程。说到章太炎与五四，诚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察家、参与者曹聚仁所言，章太炎是新文学运动的“不祧之祖”。[1]然而，作为祖师爷的章太炎，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在某些侧面上显而易见，在另一些层面上却颇隐而不彰。
显而易见的是，章太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位领袖有直接的师生关系。1906年太炎在东京主编《民报》，开设国学讲学会，前来听课授业的，包括沈士远、沈兼士兄弟，以及马裕藻、马衡、朱希祖、钱玄同、任鸿隽等人。太炎在《民报》社进行小班授课，学生中有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太炎冲决罗网、与清廷割辫与绝，“革命之志，终不屈挠”[2]的精神，他融合“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3]、“自成宗派”[4]的思想学术，启蒙了五四一代新青年。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时期，章门弟子聚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是清末的革命党人，与太炎本来有旧。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则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章太炎的身影，时晦时明，徘徊在新文化运动标志性的“一校一刊”背后。
反孔批儒思潮与广义上的语言文字运动（包括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文字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章太炎显然是造出时势的先驱。早在1899年的《儒术真论》中，他就确立了“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5]作为真儒术的标准。矛头所向，直指康有为经今文学有宗教倾向的孔教主张。1902年《订孔》篇，抨击《论语》“晻昧”，孔子乃“支那之祸本”，孔子以“合意干系为名，以权力干系为实”，令儒术“为奸雄利器”。儒家内部，“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6]该文与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起，令孔子一时间失其故地。后续太炎还撰写了《诸子学略说》（1906）、《驳建立孔教议》（1913）、《示国学会诸生》（1913）等文，全力排击康有为主导的孔教运动。民初批孔阵营，“必如章氏之说”。[7]《新青年》批评孔教的易白沙《孔子平议》，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紧紧抓住“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8]，“孔教”这一名词不能成立，妄人才强欲定孔教以为国教等要点来立论，逻辑上都继承了章太炎的论述。此外，正如周作人所言，“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9]创作于1907年的《新方言》意味着，“小学不但可以考古，亦可以通俗致用。向来只用之以考证死文字”，太炎却用来整理活语言；“经学附庸之小学，一跃而为一种有独立精神之语言文字学，这是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关键。”[10]除了催生现代语言学，形构五四时期方言调查、歌谣整理工作的雏形外，章太炎清末“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以代旧谱”[11]所制造的文字符号，成为1913年读音统一会所通过的“注音字母”的模型。而“注音字母”是中国由政府颁定的第一套拼音文字。太炎深刻意识到，“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同为大齐”[12]，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国语统一乃当务之急。新文化运动期间，太炎虽然对单一化的白话文运动颇有微词，但他在清末襄助《教育今语杂志》，从启蒙便俗的立场上，早就认可了白话文的合理性。
这些凸显在历史表层的人际嬗递，观念承袭，喻示着五四新文化和清末新思潮之间不容否定的连续性关系。新事物的开创，从筚路蓝缕走到江河奔涌、难以遏阻。然而，在历史展开的深层，并非总是呈现直线向上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思想观念的更新，关涉政治与制度诸层面相当复杂的思想之社会化过程。怀特海（AlfredNorth Whitehead，1861-1947）说，精神的建筑物，“在工人还没搬来一块石头以前就盖好了教堂，在自然因素还没有使它的拱门颓废时就毁掉了整个的结构”，“思想往往要潜伏好几个世纪”。[13]从近代思想的全球流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来看，章太炎与五四之间还有隐而不彰的深层次关联——他们都被人类思想近代化的命题所俘获，并且在同一片思想的土壤上进行着反复的耕耘。后来者对问题的体察与回应，相较于先到者，未必更加敏锐深刻。
所谓近代思想，这里指的是建构我们今天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基本认知的那些思想，以及由于对宇宙与人认知的新旧转换，而在宗教、伦理、美学与政治思想诸领域引发的观念协商或革命。思想的近代化，则指向接受近代思想的动态过程。十六到十七世纪，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它的标志就是在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惠根斯（ChristiaanHuyghens，1629-1695），到牛顿（IsaacNewton，1642-1727）几代学者的“合作”中，诞生了“人类知识的成就中最伟大的和无与伦比的成果”——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14]这些基本的力学原理，促进了天文动力学、工程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它表明从哥白尼以降、转变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世界图像的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近代科学开始形成。到十八世纪中叶，在步入现代文明的地域，“万有引力确实是物质的内在性质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15]一个物质宇宙的景象呈现在人类的眼前。而整个十九世纪，“进化”，成为“最翻天地覆而又无处不在的观念”。[16]十九世纪的“进化”观念，事实上是由哲学与经验上的“进步”（progress）思想，以及在西方有着漫长知识史、从宇宙星体演变逐渐导向生物种群起源的“进化”（evolution）学说结合而成。法国革命对于旧秩序的撼动，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车、铁路电信网络创造出新的自然，人们似乎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社会进步。弥漫性的进步意识又启发了生物进化的理论，“在十九世纪后期，当达尔文革命在生物学中取得了成功后，两种层次的进步观才综合成一种有关宇宙发展的贯穿性观点”。[17]人无分东西，都开始面对“人从动物进化而来”，这个令人无比震惊的、关于生命起源的事实。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近代思想所带来的惊异感，“进化：从星云到人类”，是颇为贴切的。
《进化：从星云到人类》（Evolution:A General Sketch From Nebula to Man），是英国作家约瑟夫·麦克布（JosephMcCabe，1867-1955，又译为“麦开柏”）于1909年刊行的一本普及型的小册子。在1922年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中，由二十出头的郑太朴（1901-1949）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此后不断再版，直到1951年。该书在培育一代新青年的近代教养方面，功不可没。聂绀弩回忆说，相较于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马君武所译《物种原始》以及《新青年》杂志，《从星云到人类》“是最懂的，很薄的一本小书，给了我很多知识”。[18]
译者在《例言》中提到，“进化一语，传入中国亦已几十年，近来更通行为口头禅；但对于此语能有明确之观念，十分清楚其意义者，恐还不多得”。麦开柏在正文开篇则说，“进化一语……五十余年前，这种科学上的真理，即在很有思想的人听了亦震惊者，现在已悬于小学生之口”。[19]将中英两种语境、不同时间点的表述，稍微进行时间换算就会发现，1850年代，“进化”亦是“震惊”欧洲知识界的新锐话题，但到了五十年后的1900年左右，“进化”作为常识，已“悬于小学生之口”。中国在距五四“几十年”前的清末虽已传入进化学说，严复《天演论》也名噪一时，“进化”逐渐“通行为口头禅”。但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普通知识阶级对于“进化”的意义还不“十分清楚”。这和胡适1914年旅美后的观察是一致的，“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击之，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廿年来，‘天择’‘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禅语”，然“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20]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工作，就包括普及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由来与演化的近代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和全世界一起，开始以科学的方式，探索宇宙自然、生命与文明的奥秘。因为，“进化”观念之后，“无论那个学者，没有不把他作为研究之南针。古物学者要渐渐的把原人之进化史发见出来；言语学者，亦想把世界上所有各种言语编成系统表，明起进化之来源；至宗教艺术，社会制度各方面，亦均可从之看出其进化之点”。[21]而这一块思想的“土地”，正是章太炎毕生所耕耘、所追问的场域。换言之，章太炎早就解锁了五四一代要“启蒙”的核心问题；两代人的思考，或交叉或平行，但却未必处处连续。
麦开柏回顾进化思想的进化历程，谈到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Spencer, 1820-1903），“伟论杰作，层至叠出，把进化论推广至宇宙间所有一切”。[22]斯宾塞是十九世纪以进化为中心的哲学运动的知识领袖，他代表着“理论中的维多利亚时代”。[23]麦开柏《进化：从星云到人类》，从原子聚合、星云谈到太阳及诸行星的诞生，由冷凝过程主导的地球进化史，讲到植物、动物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过程，人类的由来，并且展望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其布局和内容都大体模仿斯宾塞1857年创作、后屡经修改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Its Law and Cause）。当然，该书增加了一些斯宾塞之后的知识，比如孟德尔（GregorMendel，1822-1884）的遗传学说。
1898年，章太炎在《昌言报》上发表了与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斯宾塞尔文集》的第一篇就是《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太炎译作《论进境之理》）。章太炎的研究者意识到，章氏早期体现在《訄书》初刻本中的整个知识图景，都受到斯宾塞启发。其范围包括，宇宙和生物的进化，人类文明诸表象——法律与政治制度、宗教、各种礼仪风俗、语言和文字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关于变法的理论和实践等等。可以说，太炎形成早期文化观的起点是斯宾塞的学说。[24]这就意味着，青年章太炎和新青年聂绀弩相似，都在经受近代全新宇宙观和社会观震慑之后，重构自身的思想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章太炎（以及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之间，就像在平行空间的同一块土地上耕耘的人，是彼此的另一个自己。
然而，和五四时期西学爆炸式的涌入中国，渠道多样、内涵混杂、难辨主次不同，章太炎接触西学的经历，明显的是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打开国门的次序相吻合的。从中能看到近代思想的全球流衍与中国发生碰撞的、较为清晰的脉络轨迹。加之，章太炎本人拥有深厚而全面的传统学问根底，博涉经史子集，精通儒释道三教。作为近世“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25]，他在新旧思想间所作的协商、整合，遍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这和五四之后专业化的过程中，知识人有良好的专业持执，又各有一定短板与盲见的状况是不同的。相对来讲，在章太炎那里，我们能看到近代思想未凿七窍的整体性面貌。
鸦片战争败于英国之后，主要来自于英语世界、从科学革命以降积累了两三百年的天文学、力学、地理学、生物学的成果，借助于传教士的出版机构如1846年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在中国开埠的第一波浪潮中，齐齐涌入中国。比如，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李善兰1851年译述了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JohnHerschel，1792-1871）的《天文学纲要》（Outlinesof Astronomy），命名为《谈天》。李善兰和艾约瑟（EdkinsJoseph，1823-1905）还合译了《重学》，将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第一次完整介绍到中国。1873年玛高温（DanielJerome，1814-1893）与华蘅芳（1833-1902）译出了查尔斯·赖尔（CharlesLyell，1797-1875）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of Geology），定名为《地学浅释》。这些书构成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江浙一带青年学子基本的西学素养。《斯宾塞尔文集》之所以能够如此深的影响太炎，也是因为斯宾塞本人的进化论说，综合了牛顿以降科学革命诸领域的成果。斯宾塞提炼出从宇宙地球的生成，到生命的诞生，人类文明及诸表象的演进，从同质走向异质的、整一性的进化脉络。太炎将自己之前所涉猎的西学知识，都投射到译介、理解《斯宾塞尔文集》的工作中。总的说来，太炎早年的知识蓝图，建立在斯宾塞力荐的、基于机械论（mechanic）的宇宙图景之上，并嫁接以儒学中荀学一派的观念。
甲午海战败于日本之后，“步武日本”成为知识界吸纳西学的大宗渠道。章太炎1898年底避祸日本殖民地台湾，后于1902年、1906-1910年，两次寓居东京。章太炎阅读了东京帝国大学、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周边学人的大量著作。东京的学术圈构成他清末十年知识更新的主要推手。1902年旅日期间，他“日读各种社会学书”[26]，深受吸引，并将岸本能武太（1866-1928）《社会学》翻译成中文出版。伴随着全球文化权势的变迁，东京的知识圈彼时也处于各种力量相角逐的过渡阶段。和中国类似，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英学盛行。斯宾塞几乎全部的著作都被翻译成日文，他也成为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最受欢迎的外国思想家。甚至有将斯宾塞视为日本“学界之母”[27]的说法。松岛刚（1854-1940）译斯宾塞《社会平权论》（1881-1883）（即《社会静力学》，SocialStatics），更成为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不朽名著。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美国、德国的崛起，撼动了英帝国的文化权势，留美、留德学人陆续返回日本，也带来了新的时代问题和知识视野。
一方面，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英美“社会学”在整体继承斯宾塞理念的基础上，以心理的进化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来纠正斯宾塞遵循宇宙自然法则的自由放任主义。章太炎彼时阅读的社会学著作多少都受到这波潮流的影响。比如他阅读过角田柳作翻译的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Kidd，1858-1919）的《社会之进化》（SocialEvolution）、远藤隆吉所译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H. Giddings，1855-1931）《社会学》（ThePrinciples of Sociology）。而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岸本能武太，其所撰《社会学》主要参考了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F·沃德（LesterF. Ward，1841-1913）的《动态社会学》（DynamicSociology，1883）。通过拥有大量汉字的日译社会学著论，章太炎更真切地理解了生物、社会进化论关于人、社会起源与演变的论说。这促使他重新思考儒家依据“五伦”的社会性关系对人的定义，在承认斯宾塞式的个人主义之立场上，规划婚姻、家庭和政治制度。此外，心理的进化主义也辅助他反思近代科学所构造的物质宇宙，从理论和革命实践两个层面来思索社会的动员和再造。
另一方面，如西田几多郎（1870-1945）所言，明治日本的哲学界，有一个从“穆勒、斯宾塞等的英国哲学风靡”到“在德国哲学用了很深的力”的转向。[28]井上哲次郎1890留德归国，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教授，为日本确立了输入德国哲学的方向。章太炎彼时阅读、征引了大量出自井上哲次郎一系的日本哲学文献。如《读佛典杂记》（1905）直接与井上的学生森内政昌之著述，以及井上所编《哲学丛书》相关。《訄书》重订本援引最多的日本学者姉崎正治，同样留德归国，并且是井上哲次郎的学生兼女婿。姉崎正治翻译出版了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章太炎《民报》时期文献中屡次提及的哈特曼（EduardVon Hartmann，1842-1906，太炎译为“赫尔图门”）《宗教哲学》，也出自姉崎正治的翻译。整体来讲，井上哲次郎一系的著论，构成太炎“转俗成真”、衔接佛学与叔本华哲学的重要中介。德国“直觉派”的哲学，叔本华“意欲的盲动”，以及唯识佛学将森罗万象的世界视作“阿赖耶识”这一本体幻出的世界，诸项资源促使他根本怀疑物质宇宙的实存性。哪怕在“随顺进化”的变通立场上，他也对进化的结果必达于至善至乐的终局进行了批判。“俱分进化”，善恶、苦乐永远的并存，意味着否定悬置“黄金时代”来召唤心灵归宿的宗教倾向，也意味着人们必须面对惨淡的过去未来、社会人生，以不齐为齐，拿出切实的解决具体问题的政治和社会方案。章太炎对近代思想的理解，逐渐掘进深层。
章太炎不仅是五四新文化的本宗始祖，五四一代继承了他的精神和议题。并且，从建立在科学革命以及生物、社会进化学说之上的近代宇宙观和社会观全球流衍的角度，章太炎与五四一代还如同在平行空间里耕耘同一块思想土地的人，是彼此的另一个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重思百年五四及其思想可能性时，章太炎对近代思想各个角度的接纳与开拓，是值得反复措意、一再低徊的所在。
注释：
[1]曹聚仁：《章太炎与周作人》，《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90页。
[2]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1936），《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7页。
[3]章太炎：《菿汉微言》，《菿汉三言》，虞云国标点整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4]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黄宣民校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4-215页。
[5]章氏学：《儒术真论》，《清议报》第二十三册，1899年8月17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507页。
[6]章太炎：《订孔》，《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2-134页。
[7]孤翔：《孔学非宗教议》，《雅言》第一期，1913年12月25日，“论说”栏，第4页。
[8]易白沙：《孔子平议》下，《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1日，東京：汲古書院，原刊本影印，1970年，第27页。
[9]周作人：《〈民报〉社听讲》，《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10]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17页。
[11]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2页。
[12]章太炎：《方言》，《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5页。
[13]Alfred North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Lowell lectures, 1925,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48, “preface”,pp.viii-xi.译文参阅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2页。
[14]Alfred North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Lowell lectures, 1925, p.47.中文翻译参见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第53页。
[15]〔美〕托玛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90页。英文原文参见Thomas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105.
[16]Frank M. Turner,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Rousseau to Nietzsche,edited by Richard A. Lofthous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p.84.译文参阅〔美〕弗兰克·M·特纳著：《从卢梭到尼采：耶鲁大学公选课》，王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
[17]Peter J. Bowler,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Revised edition), Berkeley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989，pp.90-91.
[18]聂绀弩：《我的“自学”》，王存诚编注：《大家小集·聂绀弩集》上，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19]麦开柏著、郑太朴译：《进化：从星云到人类》，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1951年，“例言”第2页，正文第1页。
[20]胡适：《东西人士迎拒新思想之不同》（1914年5月8日），《胡适日记》第二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21]麦开柏著、郑太朴译：《进化：从星云到人类》，第14-15页。
[22]麦开柏著、郑太朴译：《进化：从星云到人类》，第14页。
[23]约翰·麦克里兰著，彭淮栋译：《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528页。
[24]参阅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7-39页），以及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2期）。
[25]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第215页。
[26]《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4日，第58页。
[27]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新民丛报》第38、39号，署1903年10月4日（该刊有拖期，此文实际作于癸卯十一月斯宾塞逝后第29天，即1904年1月6日），第112页。
[28] 参阅渡辺和靖：《明治思想史：儒教的伝統と近代認識論》（增補版），東京：ぺりかん社，1985年，第94-95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