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为参加了《儒藏》项目，才认识了汤一介先生的。此前我只闻其名，知道汤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名教授，再多一点儿，就是知道他是汤用彤先生的哲嗣，其他的就无所知了。说来惭愧，他的论著我也都没有读过。我头一次见到汤一介先生，是2003年10月2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当时看到的汤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者，谦恭慈祥，精神健旺，讲话和声细语，却充满了自信。他向大家介绍《儒藏》项目的缘起以及大致设想。他说在很早以前就有编一部大型儒学文献丛书的想法，佛有佛藏，道有道藏，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却缺这么一部集合性的大文库。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了方便学者对儒学的研究，有必要对儒学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汤先生的这个提议，也得到了北大校方的全力支持，因为当时正值世纪之初，北大很想在人文学科方面做一些足以传世的大工程，而《儒藏》正与这样的要求相契合。这个项目估计可能要在几亿或者十几亿字以上（当时是不是已有了明确的分成“大全本”与“精华编”的设想，我记不大清了），总之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北大这回要做的，是一个如此庞大的文化工程。当然，这样一个工程，单靠北大一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汤先生主张由北大牵头，汇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攻关。
这次会议应该主要是对《儒藏》这个项目进行论证咨询，我感觉会议的组织者，包括汤先生本人，对《儒藏》的具体规划，例如整体规模、收书范围、部类安排、全书体例、整理方法等等，都还没有想得十分清楚，但汤先生虚怀若谷，极其诚恳地向参会学者征求意见。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儒藏》进行论证，尽可能把对《儒藏》的想法都提出来。我记得当时会场的气氛十分活跃，我也曾多次发言。其实那时参会的学者，也有不少懵懂之见，有人甚至提出应该将二十四史都收入《儒藏》之中，当然此说很快就被大家一致否决了。
老实说，“儒藏”这个名称我并不是十分赞同，“藏”本指佛家经典（后来也称道教经典），佛有《大藏经》，道有《道藏》，现在要编个《儒藏》，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儒学也是一种宗教，而我历来是很反对把儒家看做是宗教的。不过《儒藏》的做法，是把儒学文献集中起来，加以大规模的整理，给学界提供一个很便于使用的读本，而且有利于将来进行数字化处理，对此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古籍中特别是经部古籍中的许多种书，要是不侧身于《儒藏》这类的大丛书中，获得标点整理并排印出版的机会是很小的，编纂《儒藏》，正是大规模古籍整理的天赐良机，这是当时我赞同编纂《儒藏》的主要考虑。当然，这一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程，最乐观的估计，也当在十年以上。以中国人做事的虎头蛇尾，是否能圆满地完成，我当时是心存疑虑的。而且，集合全国二十几个单位的学者共同工作，如何领导，如何调度，其难度之大，想想都头疼。也正因为如此，我不由得对汤先生心生敬意。像汤先生这样的老专家，到了这样的年纪，早已功成名就，没有了职称、工作量的压力，也完全用不着靠一个什么重大项目来证明自己，如今却在自己的肩头压上了如此重担，去组织实施一个在短期内根本看不到成果的大项目，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没有机会问过汤先生这个问题，但从他的讲话里多少也能体会得到，窃以为汤先生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真了解、真热爱，他切实地感到了编纂、整理一部大型儒学文献汇编的必要性，希望在有生之年给后人留下一部研究儒学的资料大全式的著作，再说得高点，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责任感。同时，我也感到，汤先生是为了北大。我知道汤先生与北大的渊源很深，他承担《儒藏》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在为北大做最后的贡献了。
2004年的一月份，收到吴荣曾先生的来信，吴先生说，汤先生委托他邀请我和我的同事参与《儒藏》的编纂工作。我当即给吴先生回信，表示愿意参加。不久，汤先生给我来信，寄来了“意向书”及“《儒藏》精华选目”等文件，并再次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很荣幸，颇有知遇之感，于是将我这一阶段对《儒藏》的思考，写成一封不算短的信，就“《儒藏》整理条例”、“《儒藏》精华选目”等提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内容涉及版本、校勘、标点、异体字的处理、版式、字号、原书圈点的去留、选目的增删、选目的标准等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不敢说自己的意见都对，但希望对汤先生主持的工作多少有一点帮助。后来听说，汤先生对我的意见非常重视，把我那封信复印下来，在北大的老师们开会时，人手一份，供大家讨论。
2004年对于《儒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4月17日，“《儒藏》编纂与研究工作会议”在北大召开。这应该算是《儒藏》工程正式启动了吧，来的人很多，包括了北大以及全国二十几个单位的学者。汤先生讲话，他明确地提出，这个项目包括两大部分，除了《儒藏》的编纂之外，还要有“研究”，计划编写一部大型的儒学史，同时希望在座的学者报一些儒学研究的选题。整理古籍的同时开展研究，是一个不错的设想，我体会，汤先生是要借做这个大项目的机会，将儒学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关于《儒藏》的编纂，汤先生提出要分两步走，先编一部“精华编” ，收书400多种，采取校点的方法，繁体字竖排，以后还要出《儒藏》的“大全本” ，那就只加断句，不加标点和校勘了。他希望“精华编”用六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我虽然以为汤先生这个六年完成的计划未免有点过于乐观，还是感觉《儒藏》的前景逐渐清晰了起来。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汤先生以及同为《儒藏》总编纂的庞朴、安平秋、孙钦善等几位先生，与参加会议的各地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分别就经史子集四部的选目、编纂条例、底本选择以及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汤先生不时插话，他的讲话涉及很多具体问题，例如底本的选择、经费的使用、工作流程、稿费标准等等。我感觉这位七十多岁的老者，是一位真正的“项目首席专家”，不只是挂名（时下确有些老专家，只在大项目中挂个虚名，而不干任何实事，不过为了争取立项而已），而是实实在在地做着大量繁重的工作，这使我对汤先生又平添了几分敬意。
这年的8月，北大再次召开会议，我也参加了。此次会议重点是讨论北大所做的《儒藏》“精华编”选目的第三稿。会上汤先生说，4月以后，北大自己又开过三次会，修订选目及编纂条例，现在拿出来供大家审议。同时他也报告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儒藏》除了已列于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之外，又被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这样研究经费的来源又多了一个渠道。这对于参加项目的人员无疑是一个鼓舞。这次会议之后，《儒藏》的种种具体工作逐项展开，扎扎实实，有条而不紊。汤先生曾几次跟我通电话，谈的都是很具体的问题。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年冬天，汤先生竟在胡仲平、李畅然二君的陪同下，亲临南开，就《儒藏》这一项目向南开的校领导做出说明，争取南开校方的支持。从2005年到2011年，连续六七年，几乎每年都要召开《儒藏》的工作会议，每次开会，汤先生或主持会议，或参与讨论，或做开幕闭幕讲话，我明显地感到这位老者在为《儒藏》操心劳神，也明显地感到他迫切地希望这一大项目早日杀青完成。2011年以后，好像没有再开全国性的会议。后来才知道，先生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最后一次看到汤先生，是在电视新闻上，2014年的“五四”，习近平看望北大的老专家，镜头上出现的汤先生，显得十分衰老，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十年前精神矍铄、勇敢地挑起《儒藏》重担的那位汤先生！岁月无情，销蚀着人的健康，工作的压力，恐怕也是岁月的同谋，一位老人，终于挺不住了。这年的9月，获知汤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深感悲痛。汤先生没有等到《儒藏》“精华编”的全部出版，我们可以说他赍志以殁；但这个工程太大太难，不可能按照预先设计的计划完成，我估计先生在最后几年，恐怕也早已预料到了。但先生的心愿，已经部分地化为了现实，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先生去世之前，《儒藏》正式出版的分册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了。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在汤先生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100册已出版的《儒藏》。不难想象，这些书陆续上架，曾给这位老人带来了多少慰藉，而这些书里面，又凝聚了老人多少期盼，多少心血！
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全国各地数百位学者、出版界的同仁，正在继续做着他所未完成的事业，每年都有《儒藏》新的分册出版，项目在稳步地向前推进。虽说路漫漫其修远，胜利的曙光却已经可以看到了。汤先生泉下有知，也会为此感到高兴吧！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古籍所所长，《儒藏》“精华编”清代部分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