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中共革命根据地史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日本学界把对中共根据地的研究作为了解近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共政策形成、实践的具体现场，特别是将其作为分析、了解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制度起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对于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侧重在以下两点：首先是研究范式的演变问题，即不同时期研究者的立场和心态的转换；其次是讨论宏观史学理论特别是其东洋史研究的进展对于根据地研究的影响。
前史：情报收集与“灭共”研究
日本对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调查与研究从战前就已经开始，当时以情报收集和对策研究为主。战前所形成的大量情报调查资料为战后日本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研究提供了基础。
当中国革命根据地刚刚诞生，1928年12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根据外务大臣田中义一的训令即提交了关于中共活动的调查报告。进入1930年，由于中共根据地在各地陆续建立，引起日本高度重视，一批大型调查报告陆续形成。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桑岛主计和公使馆书记官好富正臣于这年8月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调查。他们在报告的结论中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相关，近代无产阶级已经产生，但由于封建制度的影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悬殊；国民深受军阀战争的损害；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税赋沉重；由于土地兼并导致了农民运动出现。由于中共红军武器简陋，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处于半隔绝状态，中共不可能像俄共那样通过占领中心城市来一举控制全国，所以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完全“赤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对于这场运动的各种影响必须加以注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对于中共的动向更加关心。特别是在八路军挺进华北，根据地初步创建之后。深田悠藏对陕北和晋察冀根据地财政经济和民众运动进行研究，认为中共挺进国民党的失地，组织抗日力量，进行游击战，其势力值得高度重视。中保与作通过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研究，认为苏联和中共才是日本的真正敌人。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1941年通过对华北中共和八路军的研究后认为：华北的治安和建设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却潜伏着一个重大“病根”，并且其威胁在不断扩大，这个“病根”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游击队用世界上最简陋的武器与“皇军”进行了3年多的抗争，其对民众的组织动员能力不断增强。中共和八路军的最大特征就是这支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宣传煽动者和组织者，中国4亿人口中有3亿5千万是农民，因此中共可以组织起庞大的农民队伍。中共实行对于军队的完全领导，通过政治工作在强化部队战斗力的同时还发动、组织民众，甚至利用日军士兵的不满进行反战宣传以从内部瓦解日军。日军华北方面军成立“灭共委员会”专门对中共进行情报调查和对策研究，提交了许多调查报告。
冷战时期的研究：对中国革命的好奇与同情
在冷战期间，西方世界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而独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引起了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正如小林一美所说的，那时他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十分关心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政权抱有亲近感。日本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于中国革命持好奇或同情的态度，赞扬这场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变革意义。历史学者则竭力想从中共领导建设根据地的历史来理解1949年后的新中国，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受到冷战体制下资料和交流的限制。不过，1970年代以后，资料状况有所改观，除有大型文献集出版外，根据地报刊也得到利用。
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界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就是中国社会的原始共同体没有彻底解体，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停滞的社会。只有依靠外力作用，共同体的各种关系才能被打破，才能最终摆脱停滞。由此，从共同体理论演化出了“社会停滞论”，进而发展成对华“侵略有理”论。这种观念在近代日本根深蒂固。战后日本东洋史学的出发点就是否定这种共同体理论和“社会停滞论”，承认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并从历史上追寻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主要的课题便是肯定共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促进作用。
1972年，由山本秀夫和野间清主编的《中国农村革命的展开》一书系统研究了中共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历史和意义。山本秀夫在另一部专著中认为，中国自宋代以来，古代基于血缘主义的结合关系已经消失，出现了以同族共有土地为基础的同族集团的再形成，同族共有土地由同族的支配者即大地主所掌握。到了解放以前，中国农村的共同体关系基本被破坏，进入到官僚（包括军阀）、地主阶级专制统治这种更加露骨的阶段。由于地主和官僚统治的相互结合，以地主阶级为主体构成的土豪劣绅成为官僚统治的一环。要推翻官僚劣绅统治，就必须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就是中共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所以中国革命就呈现出武装斗争的形态，而农村革命的立足点就是根据地。
野村浩一对于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实践和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在于，虽然是在农村开展共产革命，缺少产业工人，但依然按照无产阶级的观点在农民中建立了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做指导、加强党内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亚洲形态”。野村认为，游击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由于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和战术，这就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的根据地战略、战术对于此后的世界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天儿慧对于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土地思想的核心一直包括以下两点：即第一，不分男女老幼，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实行彻底平均。第二，将敌人限定在少数，与中农甚至富农结盟，集中打倒地主阶级。以上两点，本来存在着矛盾，但是在现实的农民运动中却相互依存，形成互补，这就是毛泽东土地思想的核心。
仁井田升从法律史的角度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1950年代中共婚姻法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建国前的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完全否定旧家族制度，对于离婚理由没有规定。到1950年代则规定，当一方提出离婚时对于离婚的理由要由法院裁定。揭示出革命时期与建国后的婚姻法在维护妇女权益和家庭方面的轻重差别。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出现了对根据地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动向。小竹一彰根据《人民日报》和《东北日报》等资料，借用美国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对解放区的民众运动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具有量化研究的色彩。天儿慧对革命根据地基层干部进行研究。他依据当时仅能看到的《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等基本资料，重点研究根据地农村的基层干部，强调了他们在上级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的重要纽带作用。他特别关注到存在于体制变动背后的也就是民众运动的机制问题，开创了从下层即民众角度研究干部的方法。他还将晋冀鲁豫和陕甘宁的干部作用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陕甘宁边区民众运动基本是按照上级指示渐进开展的，干部发挥主导作用。而在晋冀鲁豫边区民众运动有时会出现爆发性的非合理性行为，干部也不得不一时追随群众。
20世纪末期的研究：反思革命与研究的深化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学界在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与冷战时期相比，那种对于革命的好奇、憧憬与同情的态度和观点出现大幅退潮，另一方面，对于根据地的研究，由于资料的增加和视角的多元化也走向深入。
田中恭子的《土地和权力—中国的农村革命》一书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著作。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于农民支持中共的理由并不是仅仅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对于土改运动发生左倾的原因也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探讨。田中认为，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农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土地改革并不单单是一种土地的再分配，还包括对土地以外的财产，以及权力、权威的再分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内战情况下，对于农民来说支持中共会给自己甚至整个家庭和亲友带来生命、财产上的危险。在这种状况下，支持中共就需要一种强烈的动机。田中认为，仅仅通过物质利益来解释农民的动机是不充分的，通过土地改革而高涨起来的农民政治意识才是其主要动机。正是由于“算旧账”“反贪污”“反黑地”“反恶霸”“反汉奸”等一系列运动才唤起了农民的斗争热情。田中的研究显示出了在根据地研究中对于以往的单纯经济—阶级论方法的突破，对此后产生很大影响。
小林弘二对中国整个20世纪的农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系统梳理，小林认为集体化的原点是根据地劳动力的组织化。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酷的自然条件而出现严峻困难时，只有通过对劳动力的组织化才能维持生存。首先就是“劳武结合”。最开始的变工队是与民兵组织一体的，民兵就是变工队的核心，只有这种组织才能在面对敌人随时可能进剿的情况下实现“抢耕抢收”。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大量青壮年参军，出现了“代耕队”，其规模更大。其次则是“生产度荒”。根据地的“打蝗运动”需要人海战术，兴建水利、开垦荒地、技术改良和副业生产等都需要劳动力的组织合作，这就是互助合作运动的原初形态。
内田知行的《抗日战争与民众运动》中认为新富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的互助组是富农、中农或贫农等各阶级独自组成小型互助组，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新富农的带动下出现了由新富农、中农和贫雇农这种不同阶级集合在一起的阶级合作型互助组，其规模也较大。内田指出，在根据地义仓运动中，富裕农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只有在抗日战争期间采取阶级调和的路线下才能出现。1945年以后，义仓的经营方式由义田共有、共同耕作方式向交纳余粮方式转变，不久义仓运动也便结束。
关于革命根据地与此后新中国在制度传承上的内在联系，谷川真一对于“单位”制进行了系统考察。谷川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组织角度研究了抗日根据地“单位”制度的形成。他认为，“单位”是一种可以自我满足的多功能组织，是一个“小社会”。其起源于大生产运动中的“机关生产”和合作社。此后“单位”逐渐成了中共对社会基层进行重新改造的手段，这种中间组织不但具有经济和福利功能，而且还担负着识字、政治教育、文化活动等诸多功能。特别是通过整风运动，“单位”领导者的权力大幅扩充。从“单位”领导者到“积极分子”再到普通民众，依靠“小组”制度贯彻到每一个人，这样，“单位”便成为中共领导和动员民众的重要组织机制。
21世纪以来的研究：国际对话与多角度创新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活跃和大量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以一批年轻学者为主，在积极开展与欧美和中国学术界对话、交流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创新，这一时期虽然专门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学者在数量上已经无法与以前相比，但却呈现出国际化、多视角和高质量成果不断问世的现象。
石岛纪之认为，农民对于中共的支持虽然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变，但是，在根据地内农民的生活确实得到改善，他们对于中共的支持不是有限的。根据地农民对于中共基本上是支持的。石岛通过对太行根据地的考察发现，通过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多数农民获得利益，这是农民支持中共的主要原因，而“自我保护”“对旧统治者的仇狠”以及来自中共上级的“强制”等这些因素虽然存在，但不能说农民对于中共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高桥伸夫是新一代学者中十分活跃的一位，在根据地研究中，他提出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强调党中央的意图与革命现场之间存在着差别。第二，强调在地理或空间上革命的多元性或多样性。各个根据地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开展革命，其总和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形象，革命根据地并不是一个模式的。第三，要有意图地摆脱农民是容易变化的这种观点，强调农民不容易改变的方面和农村社会传统的延续性。他提出，那种认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革的观点过于简单。在表面上看来农村短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剧烈变革，实际上在其背后农民和农村社会却存在着顽强的连续性。
丸田孝志则是运用新方法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研究的代表学者。他通过时间、象征、民俗信仰等对根据地的政治宣传、动员工作进行了系统和开创性的研究，引人注目。新的社会史理论认为，时间和纪念日与特定集团的共同记忆相关，权力通过这种记忆向人们灌输其正统性，按照这种价值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丸田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纪念日的设立及其活动和新历、农历的使用发现，随着中共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换，中共在根据地的原有国际共运和中共自身纪念日、大众运动和归属集团（青年、妇女、工人等）纪念日之外又加上了国民政府方面的纪念日和象征抗日战争及国际统一战线的纪念日。每当在纪念日前后都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共政策进行广泛宣传，设定动员目标，以纪念日为政治动员的时间起点和终点，把余暇和娱乐时间利用起来，将其政治意义共有，通过对于时间的规范确立起动员体制。
另一方面，边区还利用农村中还延续使用的农历开展对民众的组织和动员。在传统节日、庙会、赶集等农历节日，按照当地的习俗进行各种宣传，以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确立新政权的权威。根据地还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农业生产，创设区和村的翻身解放日，以增加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在国旗和领袖像等政治象征方面，丸田对于根据地的国旗和领袖肖像悬挂方法的变化研究了国共关系和中共领导人地位的形成过程。
在对根据地仪式的研究中，丸田提出，在许多方面是利用了旧的传统形式。例如在立功运动和奖励各种模范时，模仿了过去科举及第的庆祝、彰显仪式。根据地的追悼仪式被作为激发人民大众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情绪的手段而被利用。作为“地主文化”的一些做法，这时则成为地位上升了的农民们所喜好的仪式。这显示出身份不固定的中国农村社会中，阶级间文化的相互模仿与交流。为了强化村落的组织性，便于在村落的动员，根据地还实行模范村运动，包括举办祝寿会和集体婚礼等。
继承日本实证史学传统，并用社会史方法对于特定区域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深入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山本真对于福建根据地的研究。由于福建地区宗族势力强大，近代以来产业结构变化明显，所以山本是从宗族和社会经济结构这两方面对革命根据地展开分析的。
山本首先研究了民国时期福建的社会政治生态，这就是由于“民军”这些军事势力的割据和剥削，大宗族向弱小宗族转嫁负担，导致了地域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了“各个小集团的武装化和相互争夺的散沙”状况。试图消灭这种状态的社会中坚势力就是那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精英，他们当中的激进派提出不仅要在军事上打破这种状况，而且要否定由宗族长老等构成的保守势力及其秩序。另一方面，在民众方面，他们是否会服从于以中共为背景的新领导者，这要由他们所属于的宗族和村落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受到大宗族压迫的弱小宗族、在宗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贫困阶层等这些受到传统宗族庇护较少的人群或集团就具有倾向中共的可能性。
山本发现，在红军占领地区所进行的推翻旧统治者的革命和土地改革，会受到一些传统制度的影响。例如在福建省西部地区，地权包括所有权和耕作权这种双重权力，耕作权十分重要，因此，在土改之后，原来具有耕作权的中间阶层一般还继续耕种原来土地，由此他们便相对富裕。中共为了用阶级划分重新组织社会，就须要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通过对青年人进行的教育，发动他们破坏祠堂和庙宇，但在这里要去除传统习惯和意识会十分艰难。
关于中共革命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山本注意到福建西南部地区都是山区，耕地缺乏，农业生产比重较小，而林业、手工业（竹纸、烟草、印书业、铁器制造）和运输业（挑担脚夫）的从业者却十分庞大，他们最多的是集中在造纸和烟草等较发达的行业。为了维护经济来源，一些由权威族长领导的宗族便拥有武装组织和民团，他们对于共产革命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在上杭县才溪乡，由于有大量的建筑业工人，他们习惯于在外地的集体生活，因而有许多男子参加了红军。而没有缠足习惯的客家妇女则通过从事农业生产以支援前方。所以，这一地区参军比例很高。此外，这一地区在传统上外出打工者比较集中去的地方往往是广东、江西、福建的交界地带，这正好与中央苏区的范围相重合，这一点值得重视。
结语
纵观90年来日本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研究，从战前的情报调查到战后初期的好奇、同情，再到对于革命的反思，以及21世纪以来的国际交流扩大和研究创新，其显著特点就是将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纳入到近现代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脉络之中。在研究方法上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从民众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日本学者较早认识突破了阶级论和王朝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从下向上的研究，把民众作为历史的主角，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心性上把握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共政策的形成过程。第二，关注到中国社会非身份制和个人主义的特征。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层并不固定，经常流动，个人选择有很大的空间。革命就是激发和强化了中国社会的某种集体性机制并进行重组。第三，从乡绅论出发，引伸出对于根据地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各种模范的研究。战前日本对华调查就关注到所谓“有力者”和乡绅，战后对于乡绅、精英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关注到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在党和农民间的纽带作用以及中共的典型推进工作方法。第四，对于宗族的系谱性和机能性都有关注。中国宗族的系谱性很强，带有儒学宗法文化色彩，但是宗族作为一种社会集团在现实生活中也发挥着机能性作用，因而在与革命的关系上会非常复杂。此外，日本研究者重视实证，关心细节，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也是其特点。
（本文首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原题《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作者祁建民为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本文已经作者删改，原文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