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 Hegel1770—1831）：《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
一
2002年夏，笔者访学德国，曾乘船旅行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舟行间，只见两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苍翠峰峦，多有灰色城堡耸立，它们或者已是断壁残垣，或者还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这正是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面对此景，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集心头。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未生异义。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以降，日本的启蒙学者西周、福泽谕吉等于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严复等于20世纪初先后以“封建”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使“封建”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封建”一词经历了概念的古今转换和中西移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化了此一术语的涵义。“封建”作为近现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环节，释义纷纭，展现了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演绎状况，涉及概念与“所指”的确切性问题，其成败得失与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关联，故对其考索探究、阐微决疑，既非细事，也非易事。
近代以降，汉字文化圈在对译西洋术语时，取音译、意译两法。音译所用汉字扬弃了字意，仅存字音，起着拼音符号作用，以模拟原语的读音，如以“逻辑”译logic，以“布尔乔亚”译bourgeoisie。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但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诠释。然而，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不仅有语音，还有语意，包蕴着文化内涵，掌握汉字文化的人更倾向于用意译方式推介外来词。所谓意译，指按外来语的构词词素，将字面意转换成相应的汉语表述，如上举两例英语词logic（逻辑）和bourgeoisie（布尔乔亚），又意译为“论理学”和“资产阶级”，可由词形窥探内涵，从而为译词提供意义支撑，意译的优长即在于此，掌握汉字文化的人可以观文索义，易于理解。当然，望文生义也可能诱发歧解，这是由汉语的一词多义性和汉字的多种构词法造成的。
意译又分两种，一是创建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如“哲学”、“美学”、“体育”、“义务”等等便是新创意译词。二是借用汉语旧名对译西方术语，中国人更习惯于此法。以旧名译外来术语从而衍为新名的成功之作不少，如“伦理、政治、范畴、机器、权利、物理”等等便是。言其“成功”，是由于它们较好地实现了古今义的因革、中外义的对接。如“物理”，作为汉语旧名，本义“万物之理”，自明清之际至近代，中日两国借以翻译Physics，意指一门近代科学（包括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等），内涵收缩，特指性明确了，然新名“物理”与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相合，东西义顺利地实现涵化。
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然而，由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牵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情形错综复杂，误植也时有发生。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虽有成就，但在理解中也出现一系列文化错位，即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去扭曲和附会西哲的理论和概念，诸如“理性”概念的误读、“科学”的实用化、“辩证法”的降级诠释、“实践”概念的变形、“自由”概念的附会，等等。①
意译间旧名衍为新名发生文化错位，还可罗列一些典型例证。一如“经济”，旧名本义“经世济民”，而在对译Economy时形成的新名“经济”，含义转为国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之总和，兼指节约、俭省，与本义脱钩，新义又无法从“经济”词形推衍出来。②再如新名“形而上学”，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对译Metaphvsics时形成的，此新名之一义“超验哲理”，与旧名本义方向相切合；但所含反辩证法的“静止论”、“机械论”、“外因论”之义，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也超出了旧名“形而上”的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③另如“自由”、“自由主义”，“个人”、“个人主义”等新名，在古今转换、中西对接的过程中，也在不同层面上发生古今义错置、中西概念彼此遮蔽的情形。“封建”为概念误植的突出一例。
二
日中两国译者先后在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以“封建”译feudalism，本来大体是准确的，因为“封建”的汉语古义（封土建国）与feudalism的西义（封土封臣）具有通约性。当然，中西封建制又有差异，前者是“宗法封建制”，后者是“契约封建制”，但这种差异并不能否定以“封建”对译feudalism的基本合理性。但是，时至20世纪20年代以降，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泛化封建观的传入中国，将以“君主专制”和“地主经济”等“非封建”的秦汉至明清称之“封建社会”，又经由1929~1933年中国社会史论战，使这种泛化封建观借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名，逐渐普被中国。而这种泛化“封建”，既背离了“封建”古义与西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通览马克思论著，尤其是晚年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即可发现，他反对历史单线进化论，一贯致力于对中古世界多途演进的研究，不同意以西欧模式套用东方，批评滥用“封建”，认为土地自由买卖的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泛化“封建”成为“日用而不辨”的史学术语，其实，它在新旧名更替之际陷入了概念误植，造成中国历史述事的紊乱。钱穆称之“削足适履”，侯外庐更将“封建”的误译严厉批评为“语乱天下”④，并非过分之辞。
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或曰关键词）。如果“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价值、市场”等术语的含义紊乱，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有了“细胞、根、茎、叶、花、果实”等术语的确立，植物学方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术语的界定也至关紧要。仅以大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言，之所以长期聚讼未决，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术语（关键词）的概念没有厘清，义项未能获得一致。
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先生（1893~1969）所称之“封建”，虽纳入“五种社会形态”之中，却仍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保持联系，范老一再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肯定“分封诸侯时，已规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方式”。⑤徐中舒先生等也持西周封建说，注意了“封建”概念的古今一贯和中西通约。
主张战国封建说的郭沫若先生（1892~1978）、翦伯赞先生（1898~1968）所称之“封建”，则抛弃旧名本义，加以泛解。郭老将土地“归为私有”、“地主阶层出现”、“专制帝制确立”等与“封建”本义相背反的要素作为“封建制”的内涵，认为“废封建，立郡县”的战国时期“开始了封建社会”，称实行君主集权的秦始皇为开创“封建制度的元勋”；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说，后又改为战国封建说，称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⑥这些论说中的“封建”既脱离“封土建国”古义，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含义相去甚远。
主张两汉封建说的侯外庐先生（1903~1987），力辩“封国”并非封建制，认为“周代封国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主要由于它没有‘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可见侯先生是把“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封建”的主要标准⑦，其对“封建”作泛解也是明显的。
持魏晋封建说的尚钺（1902~1982）、唐长孺（1911~1994）、王仲荦、何兹全（1911~）等先生不赞成将“封建”泛化，从魏晋间的封土采邑、门阀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这是以“封建”本义为基点，再作引申，兼容古义与西义。⑧尚、唐、王、何诸先生所诠释之“封建”，实现了古义与今义的融通，也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较相切合。
以上诸家自立标准，各说各话，莫衷一是。这种核心术语内涵歧异、义项多设的讨论，必然出现同一议题之内“概念不一”、“论旨转移”的逻辑前提问题，从而无法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当然，由非学术因素作用，似乎也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如统一为“战国封建说”，将周末至明清称之“封建时代”），但那种“共识”只能是一时“众服”的假象。
在同一词形下，旧名变新名，不乏因革恰当的良例，如“科学”、“革命”、“共和”等等，新名所含概念既与旧名保持联系，又有合理的引申，并与对译的西洋术语所蕴概念相涵化。⑨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封建”由旧名向新名转换，在一些重要史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
甲、封建泛义（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本义（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而且同本义指示的方向相背反；
乙、封建泛义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西义（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大异其趣；
丙、汉字词“封建”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全然是外在强行注入的。
用这样的新名“封建”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等，也随之偏离正轨。于是，因为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史学界长期探讨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诸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需的严密的概念坐标系。
可见，新名“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到中国历史的框架构筑，兹事体大，笔者不得不沿“《春秋》责备贤者”故例，考究笔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辈学人在何处失足，推原此一新名“形义脱节”、“名实错置”的症结所在。
在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有一点似可预先排除：令“封建”含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故“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缘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故单从词语角度讨论“封建”的古义及feudalism的西义，只廓清了论题外围，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处。
了然于此以后，笔者决计另辟蹊径：在确认“封建”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如清民之际、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种社会—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笔者愿与读者诸君一道，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封建”被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最后，提供一种改良设想，供诸君参考。
一位语言学者说：“词义属于语言学范畴，概念则属于逻辑学范畴。”⑩笔者试图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转变过程的辨识，为长期困窘于“名不正而言不顺”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提供一个厘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三
秦汉以降两千余年间，中国历史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封建制度”，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
（一）“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共存并行
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间，社会制度层面虽多有变化，但“宗法制”、“地主制”与“专制帝制”三项要素贯穿始终。
宗法制是列朝皇统及贵族继承所遵之制，此制在民间也保有自治、自律形态，所谓家有庙、祠有产、宗有谱、族有规，提供了宗法制的物化网络。建立其上的宗法观念，则被加工为官方哲学和普世伦常，由“忠、孝、节、义”等德目构成的宗法伦理，为朝野所共认同遵。宗法制被地主制、专制帝制倚为社会根蒂和精神源泉。
地主制以土地私有为特征，是秦汉至明清间小农社会的常态性制度，也是庶族士子登仕参政的物质基础，选举、科举制的取代世卿世禄制，官僚政治的取代贵族政治，均深植于地主——自耕农经济的土壤之中。秦以下两千余年社会的非封建性质，盖由土地私有的地主制所决定，此制奠定了专制帝制的宽阔深厚的物质基石。
专制帝制自秦汉以下传承不辍，改朝换代而此制神髓不变，所谓“汉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显示了专制帝制及其各相关制度的强劲延续力。帝王“以制命为职”（朱熹语），反映帝王意志的“诏令”通过垂直的官僚系统布达四方，经由郡县制、流官制，实现中央对广土众民的掌控。朝廷又经由选举、科举，君主与庶民对接，从而扩大了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具有流动性而又臣服于朝廷的士大夫阶层，是高度分散的农业社会得以整合的力量。
“宗法制”、“土地私有制”与“专制帝制”三者并非独立并列，而是互为表里、彼此补充的，它们相与共生、浑然一体——男耕女织、土地私有、城乡一元的自然经济，是宗法制与专制帝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又被其反哺并受其保护。
集权而又流动的官僚政治与自在自律的宗族组织形成二重结构：在行政管理上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在民间社会又有宗法制织造的广大而富于韧性的网络，形成国家“专制权力”与“社会基层权力”的彼此分工，“国法”与“人情”的相互契合。11这种“宗法—专制”二重社会结构与地主—自耕农制的经济形态相互维系。
官学私学并存互动、学仕一体的文教—选官体制，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信仰格局，都在上述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内繁衍，并为之培养人才、提供观念支撑。
以上诸层面融汇成的自足性机体，具有顽强的延传能力。直至近代，在工业文明焕发的内外因素作用下，宗法专制帝制才逐渐解体，作为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一贯政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
（二）秦以下社会拟名：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简称地主社会）
综论之，秦汉以降两千余年间，在中国长期延续的，不是渐居次要的“封建制度”，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在西欧、日本有典型表现的封建化的三特征——农人农奴化、土地庄园化、政权多元化，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大势与之背反，故秦汉至明清冠以“封建社会”，显然不得要领，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似可昭示这两千余年间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体制诸层面的基本特征。
当然，若能在三要素之上拟一总名，方称全解。参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非泛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段落的命名，均取该时代社会经济结构最核心的要素作标志，如“奴隶”（该时代生产者的主体为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封建”（该时代实行“封土建藩”“封土封臣”的政治、经济制度），“资本”（该时代社会经济维系于资本的营运与增殖），皆画龙点睛入之词。而秦汉至明清间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构成是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简称地主制，此制又是这一时代的社会制度（宗法制）、政治制度（专制帝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故这两千余年中国社会似可简称“地主社会”。此一名目较之“封建社会”更切近秦汉至明清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际；较之“专制社会”的偏于政制，更能昭示此一社会形态的本质。
对于此一拟名，笔者不敢自是。这一点睛之笔，还须求之高明，并寄望于来日。
注释：
①邓晓芒：《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大文化错位》，《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
②冯天瑜：《“经济”概念误植考》，日文本，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乜ン夕一编《日本研究》第31期。
③冯天瑜：《新名辨析——以“经济、封建、形而上学”为例》，载《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崇文书局，2005年版。
④侯外庐：《论中国封建的形式及其法典化》，《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延安）《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1954年第1集。
⑥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1951年第4期；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
⑦参见《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侯外庐《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⑧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4期；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⑨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关于“革命”“共和”“科学”等新名生成的论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⑩曹炜：《现代汉语词义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1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19页。
12《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