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有别于中国传统伦理学、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伦理学新形态。从发展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及其中国化影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基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结构”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的内在逻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理论指导、伦理资源整合、实践“问题集”求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共建等方面实现“立体推进”。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伦理学  构建

无论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还是从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伦理秩序抑或是从推进伦理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已然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对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领域和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作出理论审视或判断不仅是学人对学术研究责任担当的表现，亦是对生活世界积极反思的努力，这种责任和反思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繁荣的助推力。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的场域，我们需要何种伦理理论指导、佐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尤其在“在21世纪的文献中，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公理性观点”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初步展现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价值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以彰显文化价值自信?从理论内涵、发展逻辑、理论方法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路向的思考，即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努力。尤其在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并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形势下，这种理论努力更显必要和紧迫。

一、理论命题：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具有中国特色、问题导向和中国经验的当代伦理学新范式，它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当代延续，更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中国化，而是中国伦理学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全新的理论命题。

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首先是基于原有伦理学理论已经表现出时代滞后性这一客观事实。我国现有伦理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当代转型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变，由于未能完成传统伦理现代转型以及以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与中国话语之间存在间隙，该理论体系已经明显地滞后于世界伦理理论的前沿和现实的中国道德生活。这种滞后性主要表现在：其一，现有伦理学理论建设依然未能完全实现传统伦理的转型、继承和创新，显示了伦理学理论建设的“先天不足”。一方面，克服传统伦理的封闭性特征和倾向，实现传统伦理创新有待继续努力。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伦理文化资源，为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但长期以来，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缺乏与其他伦理文化的交际，表现出鲜明的同质化特征，基本属于“同质异构性的内部文化”②。因此，两千多年的伦理文化基本循着一元化道路发展——儒家伦理由此走向传统伦理的中心地位。这种一元化伦理知识结构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自我批判能力、导致伦理体系的固化，无论“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以儒家伦理原典为真理，这就使传统伦理难以适应开放的现代伦理结构，难以对当下新的伦理诉求作出回应。同时，造成的另一弊端就是，致力于维护血缘宗亲的儒家传统伦理强调对宗法伦理的服从，伦理道德成为服务君主专制政治统治的工具，不仅使伦理外化成为“精神枷锁”、压制人的主体精神，而且伦理要求转化为政治伦理规范、道德成为政治人格的衡量标准，这与尊崇人性、倡导自由、追求平等的现代伦理理念相距甚远。另一方面，继承“传统”时我们需要更理性、更求实。历史上我们似乎很难平和地对待自己的传统，辉煌时我们傲视世界、惟我独尊，陶醉于传统；受西方文明威胁和凌辱时，我们厌弃的往往又是最不能离舍的传统。这种困扰直到近现代我们似乎仍然未能正确地、彻底地解决好，常常在自傲和自卑中彷徨，既缺少海纳百川的虚怀若谷，又缺少面向未来的自强自信。同样地，不能正确处置“传统”，中国伦理学建设就难以发展和创新，因为纵贯古今、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伦理有着完整的理论主题、范畴术语、运思方式和言说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有诠释真理、指导生活的力量。避免中国传统伦理陷入合法性危机，就是要挖掘、孵化其对现代伦理问题继续发问、解答的权力，并以现代性关怀浇灌之、培育之。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不是要不要传统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的问题。其二，在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过程中我们热衷于套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学术框架和学术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思想重视不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提炼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念“火候不足”，显示了伦理学理论建设的“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后果就是：一方面，囿于前苏联模式的伦理学框架而不加批判的搬用，导致中国伦理学呈现出知识内容和研究范式上的滞后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深层反思与检验，我们对伦理学的认知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从而“误读”或窄化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受前苏联伦理学影响，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而道德则被理解为“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这种片面性理解缩小了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使伦理学仅仅成为了规范性的学科③。其三，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不断产生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这种严峻挑战造成了理论与实践对接的“时间差”，显示了伦理学理论建设的“应接不暇”。现实世界总是不断变化的，如何适应这种快速变化，对之加以研究、诠释和总结，产生新范畴、形成新理论、创新言说方式，将是消除伦理学理论“滞后性”、实现不断创新的基本理路。

其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因为现行的伦理学没有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乃是包括伦理文化主体地位、衡量标准、个体独立性、话语权力等表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特征。我国当代主流伦理学由于受苏联伦理学范式的影响深重，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理解上的隔膜感和对中国社会现实认识上的疏离感，不仅造成了对这种“异域新说”转化中的无力，还造成了伦理学的言说方式和建设路径未能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特殊语境，导致了一种理论思维的眩惑与迷失。现行伦理学中国特色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从理论建设角度而言，现有伦理理论缺乏民族维度。近现代以来，贫穷落后挨打的事实使得中华民族在致力于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对西方的“科学”、“民主”吹捧有加，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断然决然的排斥不仅使我们如同“将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一样否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合理性，更为严重的是全面摧毁了我们的道德自信。无视伦理文化的形成与民族历史的必然联系，无视伦理观念和道德机制源自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和历史境遇，致使伦理理论缺乏民族认知和民族认同。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如果失去了共同的语言、共同伦理信仰和珍贵的民族传统，就成了“无根”的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是谈不上走向世界的。二是从学术范式而言，现有伦理范式缺乏中国特质。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文化交往日渐频繁，中国与不同国家伦理文化交流逐渐增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缺乏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历史的理性分析，以及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存在的“既然落后，传统都坏”的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异文明(主要是强权意识形态)的强势，西方伦理思想和伦理话语的涌入似乎势不可挡，中国伦理学界出现了大量引入西方伦理理论、甚至倾向于借助西方伦理学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伦理问题的现象。这就造成了我们的伦理学无论是学科划分、知识提炼、分析工具的采用还是学术评价，都热衷于借用国外既有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中国的道德脉络和道德叙事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伦理思维、言说方式和研究范式。三是从价值立场而言，现有伦理立场缺乏中国态度。伦理学是价值之学，任何一种伦理学理论都有自身的价值立场。处于一定道德共同体的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条件、道德要求、时代特征的共同性，会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趋同性的价值理念，并以这种价值理念凝聚社会共识。共同的道德立场和价值理念通过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伦理原则反映出来。例如西方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置于伦理话语的中心位置、功利主义重视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强调群己权界并重视社会利益、社群主义关照共同体的利益等等。如何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伦理立场展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中，例如以集体主义作为伦理原则，或者以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主题，建立中国独特的学术理论流派，仍需作筚路蓝缕的探寻。

再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因为现行中国伦理学理论难以形成世界对话权。道德话语权力赢取的价值认同和道德信赖，有时候甚至能够带来比单纯的经济实力或政治话语影响更大的国际认同和国际道义支持。一方面，提升中国道德话语权力主要是通过对话伸张本国、本民族的道德诉求、增进其他国家、民族对自己的道德理解和道德认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理念，更是中国伦理价值宣言，不仅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的赞同和拥护，也赢得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信赖和尊重。另一方面，伦理学的国际对话除了向世界传递我们的价值观念、伦理主张和道德内涵，更要以我们的道德理论影响、引导其他文化群体对于道德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话语体系还未承担起为中国崛起所应该赢得的合法性、正当性。因此，如何形成中国独特道德话语体系，在伦理对话中形成比较优势、甚至成为道德价值的引领者；如何通过学术整合，在国际伦理学的舞台上发出中国伦理学集体的声音，这是中国伦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则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对应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伦理思想为其最初形态、其后以及未来中国伦理学的发展理论所构成的具有中国经验的伦理学新范式和新体系。当前伦理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或目标就是构建先进的伦理思想体系、优良的伦理规范体系以及促进这种伦理思想和伦理规范得以贯彻实施的伦理道德运行体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独特的伦理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和社会现实，承载独特的时代使命，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伦理学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植根于中国道德土壤的伦理学，从而体现中国特色。植根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承续中华民族伟大的道德传统、具有独特气质和风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传统特色。一是伦理价值观念的中国特色。中国几千年积累的伦理资源、道德智慧、极具特色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文化之根。传统道德文化不仅强调个人修养和人格完满，更强调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和奉献。例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曹植：《杂诗六首》之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等等，展现了“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与西方伦理文化相比较的最大差异，这种价值理念依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伦理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二是道德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伦理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伦理观念，从整体性视角对待社会道德生活，在处理人际与社会关系中倡导兼顾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是与西方伦理学相比较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道德思维方式。三是道德关怀的中国特色。人类社会的自私贪婪、道德沦丧势必导致社会动乱、战乱频发，甚至导致国家分裂、人类消亡。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由德生和”、“以德促和”的道德观念，不仅体现广博的道德关怀，更是一种生存的道德智慧。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伦理建设不能照搬传统伦理以规导现代社会。那种谋求将传统伦理作现代移植、并试图将它作为现代道德体系以规导当代社会的理论努力，实际上是无视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大势的崭新面貌而按照历史“刻舟求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必定是传承先进传统伦理观念、凝聚当代中国的道德共识、以现代道德思维对社会生活进行伦理反思、以中国道德话语表达新时代伦理诉求、以普遍认同的道德生活方式实现伦理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的伦理学，从而体现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中国风格在于其独特的实践性品格，体现在对实践思考的学术努力中：一是反映中国独特的国情。中国国情具有显著的特点，例如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延续发展至今而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种文明传统造就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和道德精神；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道路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成功，也是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建设的成功，展现了团结、和谐、进取的民族精神；中国是一个正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勇于探索、改革创新、珍惜和平、具有包容和国际担当。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建构和发展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历史文化、不可能脱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不可能脱离当代社会发展进步。二是立足于中国独特的道德实践环境。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变革时期，日渐增多的道德问题和道德诉求给伦理学带来了崭新挑战。独特的道德实践环境为伦理学的重塑提供了广阔的道德场域，如何探寻新的研究方法和论理方式，有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凝聚道德共识，正是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中国风格的应有之义。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中国风格不是理论思辨，而是一种实践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着眼于中国乃至世界重大问题的伦理学，从而体现中国气派。以社会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既是哲学理论科学，也是社会价值科学，更是一门实践科学，以“问题”为中心是伦理学的重要特征。首先，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曾言：“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④马克思超越常人的理论敏锐性就在于他善于捕捉时代问题，“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尤其应该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如经济建设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政治建设中的民主与法制问题、文化建设中的先进文化与大众文化问题、社会建设中的和谐与民生问题等等。其次，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勇于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现实向度。“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⑥关注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发展的动力源泉。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关注国际问题，对世界发展给予价值关切，展现大国的伦理责任担当。《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提出以“命运共同体”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在谋求本国利益和发展的同时，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给予他国合理关切、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历史延伸，也是新形势下国际交往伦理建设的时代要求。随着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和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在建构新时期的国际交往伦理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更大的力量，如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加强对话协商以解决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推进开放包容、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增强发展活力等方面，贡献中国方案的伦理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不仅要求深化对中国伦理现实观照的理论自觉，也要有效对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需求，还要给予世界发展以价值关切和价值倡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要求、时代蕴含与鲜明特色。

二、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任何一种伦理文化都是继承历史上的伦理文化并结合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而创造和发展的。如何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要廓清的理论前提性问题，也是获得更广泛理论认同和理论自信的重要问题。换言之，不明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中国进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就难以迈开理论创新的步伐。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现伦理思想史的革命性变革和道德认识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基点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现了伦理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其现实性和批判性品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传承基因。从其产生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反映了无产阶级斗争需要和利益，是无产阶级关于人和人之间道德关系的理论概括；还是批判吸收人类优秀伦理思想成果而形成的，如古希腊伦理思想以及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伦理思想等。从创立的影响与效果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仅结束了“旧的伦理思想以抽象的人性或神性来研究人类道德的神话”，而且“抛弃了旧的伦理思想割裂主观与客观关系的错谬”⑦，从而使伦理学真正成为一门同生活实践密切联系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揭露资产阶级道德本质的不断斗争中并于19世纪40年代初步确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莱茵报》时期的实践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对资产阶级剥削、不公平的批判和政治斗争中，尤其是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案的辩护失败，使他们意识到道德与物质利益的紧密联系，并认识到工人阶级不断觉醒的道德意识是消灭这种不公平的革命动力。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初步建立了正确的方法，即“对物质生活关系”的在先性肯定。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政治异化”、“宗教异化”、进而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促使其伦理思想彻底完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马克思从人的异化揭露资本主义金钱统治的本质，并且指出“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却向它顶礼膜拜”⑧。这个金钱的“神”是道德乱象的重要根源，因此，要使人类解放就要“否定私有财产”，“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⑨。“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⑩。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斗争实践中同时完成了其伦理任务的定制。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实现了伦理学方法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式“出场”。而这个过程是在不断的实践斗争和理论思考中得以展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来分析现实社会问题，对“历史经济的动因”的探寻成为马克思伦理致思的基本方法；《神圣家族》中通过对布鲁诺·鲍威尔伦理观点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从异化观向实践观、从抽象人向现实人的观点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视角分析社会历史、从实践的角度解释人的本质，从而实现了伦理学说的历史观和认识论革命。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鲍威尔的有神论、斯蒂纳的利己主义以及当时德国流行的人道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最终完成了伦理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变革。在此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实践作为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关系”作为人的解放的前提基础，从而确立了伦理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实现了伦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变革；同时，还对伦理价值目标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了经济学哲学论证，并且确立了实现这一伦理价值目标的重要伦理原则，即“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1)，从而实现自由。此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不断与小资产错误伦理思想论战、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发展，展现了对人类命运的道德关怀。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现了道德认识的飞跃，这种飞跃基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深层结构”而呈现，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的内在逻辑。因此，明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深层结构及其在中国当代发展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缘由，是承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因和血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提。

从共时性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思想观点论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伦理观点、分析结论和实践总结等构成了其表层结构；二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导形成的关于伦理道德发展规律的社会历史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层结构；三是关于人的存在、人的发展、人的自由等伦理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深层结构。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关于人的异化生存状态的伦理批判、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目标理想，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支撑，因为当代伦理学的时代使命就是为人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提供价值引导、为实现社会良性运行提供伦理规范和价值目标。

从历时性结构而言，关于人的发展主题的“深层结构”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时期至1845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聚焦于人的生存、存在状态和人的解放；《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至《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逐渐创立和完善了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由此获得了科学的方法论；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逐渐实现了向社会实践的转化，并订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的终极关怀，由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实践中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场域。纵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发展历程，人的主题始终贯穿其中，并逐渐积淀成为其伦理思想的深层结构和隐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深层结构向我们揭示：伦理学应当把人的发展完善作为理论出发点和最高主旨；伦理学应当面向现实生活，致力于发现、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的内在逻辑和活力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苏联式”演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前车之鉴”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过40余年的发展，于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获得了新的发展，即形成了列宁伦理思想。为了适应俄国社会革命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政权的巩固，列宁的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革命伦理、政党伦理和民主法治的制度伦理三个方面。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是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列宁革命伦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切合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其伦理标准就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十月革命之后，加强政党伦理建设以应对苏维埃政权中出现的铺张浪费、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成了主要任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列宁对民主法制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概而言之，列宁伦理思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自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干预下被绝对化、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这一时期伦理学的发展强调党性原则，强调为政治服务，其批判现实、改造现实的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是“苏联伦理学”独立发展时期，以施什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61年)为其诞生标志。“苏联伦理学”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一时期伦理学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改变了原来单纯为政治服务而转向对研究方法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等的探究，这种科学性转变推进了伦理学学科的积极发展。1988年苏共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宣告了“苏联伦理学”的终结。苏联伦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并成为其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或一种特殊样式。但是其缺陷也是毋庸讳言的，一是学术研究理论脱离实际，如人道化、非理性化、新教条主义化等是苏联伦理学脱离自身国情的表现；二是伦理学现实功能乏力，如对如何解决苏联伦理学家公认的现实道德生活中两大问题——“干部官僚主义”和“劳动者懒惰、缺乏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等处于“失语”状态。苏联伦理学“要么完全束缚于哲学党性之中，要么抛弃任何道德标准，总是不能恰如其分地结合国情来进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理论研究与道德实践不协调，要么滞后，要么超前；这是苏联解体伦理学层面上的症结所在”(12)。苏联伦理学的“前车之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及其最初成果——毛泽东伦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辛亥革命摧毁了专制枷锁，迎来了思想上前所未有的解放。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传入中国，并通过先进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伦理思想和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双重批判实现了当代中国伦理面貌的焕然一新。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论战和斗争中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封建主义伦理思想和资产阶级伦理思想进行了猛烈批判。一方面，通过对复古派、国粹派及东方文化派守旧思想的批判，揭露了封建伦理的反动本质，认为它只不过是维护封建家族制度的政治工具，是束缚、驯服和戕害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李大钊尖锐地批判封建伦理“障蔽民彝”，造成“锢蔽其聪明，夭閼其思想，销沉其志气，桎梏其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13)的后果。陈独秀也高举反对旧道德、倡导新道德的旗帜，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伦理的纲常名教“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4)，并自觉地把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与推翻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进行了批判。李大钊指出，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伦理观，其核心就是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不可能给个人和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只能带来痛苦和重压。陈独秀认为伦理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15)。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对旧伦理思想的批判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新气象。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和新理论形态即毛泽东伦理思想，是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实践共同创建的。毛泽东伦理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伦理思想”，实现了当代中国伦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道德生活、道德实践有机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由俄国到中国的转变和运用，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中国形态，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实现了独特的创新和超越；另一方面实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性更新，既包孕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基因，又促使中国传统伦理驶入“现代性”转型的轨道，重建中国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毛泽东伦理思想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发展指明了道路。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集体创造和探索的结果，也得益于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如张岱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观照中国社会道德实际，从道德本质、道德的阶级性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周原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党性并初步建构了共产主义道德学说理论体系；李奇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开拓者和中国伦理学会创始人之一，主持编写的《道德学说》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理论体系；罗国杰作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建构了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告别了分散、孤立和不系统的研究状况，走上了体系化、理论化时代”(16)。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及其最初成果，实现了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转化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化创造，从而使中国伦理学主题和内容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转换，并从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实践视野、学科体系、运思风格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提供直接的理论来源。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的历史使命是“继往开来”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面临全新的问题、环境、任务和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必然要承担全新的历史使命，并展现出新特色、新风格和新气派。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的新阶段和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实现伦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新。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征程，并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及其规律进行了积极探索，实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与中国社会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精髓与时代发展的有机结合。邓小平伦理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立足于伦理道德建设的时代特征和严峻形势的基础上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伦理内容和伦理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建设的时代要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形势变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价值需求与科学规律的统一，是指导深化社会改革的发展伦理思想，体现了科学性和发展性的有机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确立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迎来了新的机遇。

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毛泽东伦理思想为源头，在理论渊源上坚持一脉相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时代主题，在理论主题上坚持一脉相承；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推进伦理道德建设和伦理理论发展，在理论品质上坚持一脉相承；以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旨归，在理论目标上坚持一脉相承。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立足国情、关注世界，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伦理学理论的继往开来和开拓创新，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伦理动力。

三、建设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构建的立体图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理论指导、资源整合、实践问题求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实现“立体推进”。

(一)理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订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出场风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提出，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精神实质的充分把握，凸显其实践性并继续保持着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张力。一些人口口声声坚持马克思主义，却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之“实”，不明白到底坚持什么，无视或根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实际上是非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或冷漠甚至反感，其主要表现就是基于淡化“政治叙事”与“原理坚守”的错误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政治说教，反感于所谓“意识形态策划”、“党营策略”；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苏式封闭僵化、俄国中转之后，原理已经失真，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原理进行解构甚至作抛弃式的“祛主义”或“后原理”转向。两种错误认识的根源在于不清楚“坚持马克思主义到底坚持什么”。

坚持马克思主义到底坚持什么?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为广大民众服务；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方法即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二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如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因果关系、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等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以往伦理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从而将伦理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三是坚持和运用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实践和能动的辩证法，是通过实践对事物自身逻辑的认识，它的灵魂是社会理论批判，它的特点是社会历史实践。“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7)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要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同时有效运用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法、社会主体研究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法、世界历史研究法等等，分析当今社会道德矛盾和发展规律，关注社会生活中“现实的人”，将事实与价值、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相结合。同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开放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也应该是开放的，要展现伦理研究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运用，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特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方法、内容、发展要求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发展与实践提供指导。从方法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长期实践和总结而形成的科学方法，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方法，走群众路线方法等等，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与运用的具体方法。从内容而言，党的建设、中国道路、民主制度，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形成的丰富的伦理思想，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最大增量。从发展要求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更重要的是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也体现了新时期、新形势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必然要展现这些特色和要求，从而具有不同于西方伦理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崭新的理论特质。

(二)资源整合：中西伦理文化资源的“主辅兼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必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及其中国化成果的伦理资源基础上，对中西伦理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实现“主辅兼修”。

一是以传承中国伦理文化资源为“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的继承性、民族性。因此，充分挖掘和阐释积淀了几千的中华文明丰厚的道德文化资源，推进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从而消弭传统与现代的割裂。一方面，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的历史性和当代性要有充分的自觉认识，即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既要对文化的历史有所了解，还要对自身文化的价值有所肯认。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唯一未曾断裂过的文明，而其中流砥柱就是伦理文化。在中华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伦理价值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禁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post-modern)的挑战而不致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18)依据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文化过早地走上了以理性解决人与人问题的方向，并将“自为、调和、持中”的伦理观念概括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如果说中国伦理文化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尚未来得及展现伦理道德的风采，那么在现代性问题急剧增多、而西方伦理文化未能开出有效“药方”的当今时代，曾经显得“早熟”的中国伦理文化恰逢其时。另一方面，对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和总结，明晰“传承什么”、“为何传承”、“如何传承”等问题。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而言，毁掉传统价值，就是对文明的摧毁。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独特道德传统影响着历史乃至当代的道德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例如中国传统美德中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整体主义思想在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中起到深远的作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以“人道”为重点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天人、群我、他我关系的和谐统一，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这些伦理资源，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传承什么”、“为何传承”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国传统伦理展现世界当代价值的依据所在。

二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世界多元道德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注入时代生机和新鲜营养。我们要积极吸纳西方伦理文化资源的先进之处、社会道德建设的先进经验和伦理学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果，以西方伦理文化资源为“辅”，实现“主辅兼修”。尤其在当今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9)，我们应该大胆吸收西方伦理文化资源的积极成果，补益现有中国伦理资源。例如，西方宗教伦理将“敬畏”作为道德自律和实现终极关怀的心性力量，这种心性力量的塑造值得我们在道德实践中借鉴，因为缺乏作为心理力量的“敬畏之心”正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丧失道德的根本原因；西方伦理以个人为本位，重视个性和个人发展，虽然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容易导向极端利己主义并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但其反面的启示确是积极的——个人只有接受民族使命、履行国家义务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道德的人”才能促进“道德的社会”；西方伦理重视功利价值，其追求个人利益满足和在此基础上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理论旨趣，避免了空谈抽象道德之风；西方伦理偏外向、偏进取，重视理智美德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作用，与中国道德偏内向、偏保守、重和谐恰好相得益彰；西方伦理重公德，积极处理个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建设公共生活伦理提供了积极启示。

任何伦理文化的发展都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是开放包容的，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三)直面实践：求解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问题集”

通过对实践问题的价值批判和伦理省思，实现行为选择的价值优化，这无疑是伦理学的神圣使命。伦理学既要对生活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纠偏，还要对实践过程施以价值性影响，通过价值批判和价值引导，尝试对问题给出答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与社会建设实践中最躁动的领域直接相关。

一是经济伦理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是讲功利的。但是功利的普遍化和极端化就会导致拜金主义，造成人们道德自律失范、道德问题增多。利益失衡会造成社会心理失衡，导致“美德去圣化”、“躲避崇高”、“渴望堕落”，加剧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人际冷漠；还会导致个体对生存意义的茫然失措和现实生活的无所适从。鉴于此，经济伦理问题必然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关注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例如，中国传统伦理的“义利之辨”及其当代价值、市场交往的诚信制度建设、经济发展可持续与协调问题、资本共享的道德包容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持续深入地关注。

二是政治伦理问题。政治伦理建设以优化政治生态为旨归，通过彰扬政治道德理念、制约政府行为、优化运行机制等，实现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序化、规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今后，应重点弘扬和实现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伦理价值的公平正义，推进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政治伦理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理论自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即从优化社会伦理运行机制、整合道德资源、建构伦理秩序方面为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伦理的理论支撑。

三是生态伦理问题。经济建设成绩斐然的同时，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却日趋严重。鉴于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党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主题之一而备受重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人们对生态伦理问题的认识高度、推进力度、实践深度也取得积极进展。当前，中国生态伦理建设仍面临诸多问题：如生态正义、生态文明共享、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权利问题等等。

四是生命伦理问题。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命观念、生育政策等的变化，使得生命伦理问题依然是应用伦理学的热点：其一，生殖技术的伦理诘难，如人工授精(尤其是异源人工授精)的伦理争论、试管婴儿(尤其是商业性“代理母亲”)的伦理审视、克隆技术的伦理反思等。其二，安乐死的伦理思考。虽然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自己的伦理依据，但是中国安乐死能否合法化?何时能够合法化?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伦理课题。其三，基因技术的伦理挑战。如转基因产品会不会危害人类?基因隐私如何保护?如何打破基因专利导致的基因垄断?基因治疗主要是为了治疗还是为了改进?显然，基因技术不可能独立于伦理规约之外，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维护永远是基因伦理的核心。

五是网络信息伦理问题。网络生活的虚拟性、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决定了网络伦理道德有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新特点与发展趋势。“完全被信息技术支配的危险，以及置身于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谓的‘铁笼’之中的担忧都是实际存在的。”(21)这种“危险”主要表现就是网络无政府主义泛滥及其危害、网络诈骗和偷窃、网络色情、侵犯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等等。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群体。如何建构和完善网络信息伦理，建立人们在利用互联网工作和交流时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规范，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

六是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共生活伦理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公认的，大家必须共同遵循的最基本、最起码的以维护公共生活秩序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极大拓展了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更需要公共生活伦理的维系。当前我们公共生活伦理建设的主要任务：一方面要培育以“公共善”为目标(22)的公民公共理性，确立公共生活中的公共的善和政治正义理性要求。另一方面，要培育公民在处理社会公共生活以及社会合作形式时相互沟通、平等交谈的最基本的共识和价值系统，培育正义、责任、诚信、宽容、奉献的公共伦理精神，推进实现社会和谐善治。

七是国际交往伦理问题。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大国担当。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中国道路的影响扩展，中国如何在世界交往舞台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展现大国风采?如何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这是新时代中国在建构国际交往伦理中亟待创新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必须要对所有社会问题进行伦理思考，为“问题集”求解。如果伦理学不对发展问题进行思考和求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永远是方向不明的。

(四)体系共建：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为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关键要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摆脱“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思维定势和学术生态，自觉站在中国立场上来看待中国，建立一套立足中国实践、体现中国智慧、反映中国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3)。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体系都需要反映“学术规律”的学术体系、展示“叙述体系”的学科体系以及作为“表达体系”的话语体系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发展需要理论体系来实现和反映对社会道德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认识。一方面，任何形式的伦理学理论和体系是密切联系的。体系是理论的载体，成熟的理论需要体系。伦理学是对人类道德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和反映，其理论本身必须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散的。另一方面，伦理学的哲学学科特点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必须要有体系。哲学必须借助范畴展开抽象思维从而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范畴遵循逻辑性而实现有机统一，因此哲学必然以逻辑体系呈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发展也不例外。

1.加强学术体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提供学术发展和研究的基本支撑

学术体系规定着学术研究对象、限定着学术研究领域、反映着学科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规律。如何创新理论、建设学术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的时代创新首先需要检视的问题。

从学术体系的形式而言，当前伦理学的学术体系建设必须优化学术研究范式。美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最早提出“范式”一词，其含义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学术研究范式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伦理学是生活之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是社会主义生活的价值哲学，其研究范式必定要直面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

从学术体系的内容而言，当前伦理学学术体系建设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立足当代中国现实、聚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学术创新，增强学术理论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整体性研究范式。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范式旨在强调伦理学研究应该致力于发现新问题、思考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整体性研究范式就是要求我们在开展伦理学研究时必须站在整体、全局和宏观的高度上，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去全面认识、研究当前伦理道德现象。一方面要运用整体性原则去把握和理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中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从而全面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发展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实用主义。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道德生活有如我们当今时代如此复杂多变，也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如我们面临的如此纷繁芜杂，以致于任何一种现有的伦理学说或伦理体系都难以应对当今的伦理“窘境”和道德“困难”。因此，照搬、移植的教条主义方法，都是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建设的实际需要，唯有以发展的眼光汲取现有伦理理论的精髓、把握生活的伦理需求、诊断时代的道德症候，方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同时，伦理学理论建设绝不应沦为调解社会事件的“应景”工具，而应以展现时代精神、引领社会价值风尚、确立时代伦理精神为目的，任何断章取义、刻意歪曲、随心所欲地解释或生搬硬套，也许会获得暂时的“实用”，但最终会损害伦理学的高洁。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需要一个富有时代性的理论研究范式，这样的范式也必定是开放发展、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否则它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社会变化而弱化、甚至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而被淘汰。此外，加强学术体系建设当然还包括相应的学术保障制度建设，如组织、基金、评估、监察等。

2.加强学科体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提供学科理论的基本架构

构建与思想体系相一致的、具体多样化的、在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伦理学叙述体系，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展示“叙述体系”的学科体系就是在研究、教学、宣传中用以表现、阐释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观点和方法系统，它在展现思想体系生命力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发展和突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罗国杰先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对象、方法与任务等问题进行了阐释；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结构的特征作了论述，认为其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内容的规范性”“彻底的实践性”(24)。罗先生强调说明这些特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科书的体系结构而言”(25)。叙述体系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但是它并不等于背离或抛弃思想体系，而是思想体系生命力的展开。具体而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有两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一是规范伦理学建设，探究中国社会发展的伦理规范秩序建构。规范伦理学侧重于研究道德规范体系，通过研究道德的基础、本质及发展规律等，形成和论证道德的基本原则、规范和要求，以约束和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最终达到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完善发展。规范伦理学通过讨论诸如善与恶、应当与不应当等规范及其界限和标准，进行批评或赞扬、谴责或鼓励，其关注点是“我们应当做什么”“怎样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首先要继续加强规范伦理学建设，以伦理的价值或应然为研究的重点领域，用“应然”去统摄“实然”并给予实践生活以伦理指导。就规范伦理学的性质、特征和功能而言，伦理社会学因为关注“社会运行中的道德问题”“社会交往中的道德问题”“人在社会化中的道德问题”“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26)，重视伦理规范对于解决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作用，应该成为当今规范伦理学的重要发展形式，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拓展。

二是美德伦理学建设，探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心灵秩序建构。美德伦理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美德即为使个人实现特有的目的的品质，这个传统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当代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麦金太尔认为“美德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对它的拥有与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27)。中国儒家美德伦理资源丰富，在道德规范上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体现“爱有差等”的道德规范体系；在价值观上重道义而轻功利，在道德功能上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并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方法。儒家美德伦理中修身养性的德教传统对中华文化以及国人修养影响至深。今天，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如何将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内化成公民的美德品质，儒家德性修养的教化理论依然具有现实合理性。中西美德伦理的传统和美德伦理复兴的态势触发我们一种学理省思：无视德性，就不可能有实践的内在善，就不可能提升道德主体性，道德也就无法发挥道义的力量。当然，当前美德伦理学面临的新的理论挑战也是毋庸讳言的。美德伦理强调美德是内在的，是一种包含道德心理认知在内的稳定性的品质，美德的获得必然要寻找人的心理基点，探寻美德产生的心理状态、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心理对美德的影响和作用之深毋庸置疑，而道德心理学“以道德和心理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道德产生、发展的心理基地，道德知行的心理机制、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以及心理失衡中的道德调节”(28)。正因为如此，深入开展道德心理学研究，探寻美德形成的心理机制和心理规律，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德伦理建设的重要方向。

3.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话语的影响力和认同度

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需要话语体系加以阐释、表达和传递。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塑造道德话语权的问题，即用中国的伦理道德话语展现中国道路价值，提升中国伦理道德话语的国际认同和影响。所谓道德话语权“指的是人们在道德领域中的话语主张、话语资格及其话语影响力”(29)。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话语体系建设、以中国道德话语言说道德生活正成为伦理学理论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这种判断源于当前中国伦理价值话语体系在国际影响的现状，其突出的问题就是全球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改变、甚至在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之后“挨骂”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道德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中国有丰厚的伦理道德文化资源，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特有的价值理念的国际认同却有待随之提升。二是寻求世界的理解和认同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例如，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勇于担负大国责任和肩负国际义务，但是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过程中，中国仍然面临如何寻求相互理解、达成国际共识、争取更大认同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中国伦理话语体系还未承担起为中国崛起所应该赢得的价值合法性、正当性。尽管儒家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念被奉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被一些国家和企业奉为管理的名典，但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相当性仍任重道远。四是伦理价值对外话语传播能力亟待提升。毋庸讳言，当前发达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价值领域话语体系，成为诸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话语的主产地和传播渠道的主控者。相比较而言，中国尚未形成世界承认的独立伦理价值话语体系，对外道德话语传播的能力较弱。

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话语体系建设?有两个基本的努力方向：首先，要依托中国道德文化、立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建设实践，打造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话语系统。“虽然现代性的道德问题具有某种普遍性，但这些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通常具有独特的表现方式。在社会全面转型中，由于道德语境的差别，这些道德难题的诱因和解决方法也必然存在差异。我们不能期待完全照搬其他文明的道德模式，只有将中国问题置于自己的道德文化谱系之中，才能找到破解的方法。”(30)为此，我们要打破对西方现代性伦理话语的崇拜心态，实现对中国传统伦理话语的传承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表述的时代化创造，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传播，就是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方式对新时期伦理价值观念的概括表述，类似的以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形式的伦理话语创新需要我们继续大胆尝试和深化。其次，彰显中国对世界发展的价值关切，提升中国伦理话语体系的国际价值共识度与引领力。中国伦理话语体系引领力最重要的体现在“创新、和平、合作、包容”的理念指导下，实现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发展价值关切和价值引领。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政治交往原则，但从国际交往伦理角度而言也是伦理原则，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当前，中国道路为破解自身后发展难题展现了风采，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推进；在世界发展面临诸多问题的情境下，中国道路应该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推动世界发展作出应有贡献。但是仅有对发展问题的推动和贡献是不够的，中国要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必须要从利益因素主导上升到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最大限度地彰显发展的价值共识度，并通过价值选择一致和价值理念共契的努力实现道义、伦理、道德的引领。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引领时代的发展伦理话语权，决定了中国将在多大范围内获得意识形态建设的胜利，并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共同支撑作为体系或系统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思想理论体系是以有序结构将思想内容的各种要素、成份、因素及其相互联系组合起来的整体，它既表现思想的整体状态和层次属性，也反映不同思想内容、性质及发展机制。从此角度而言，我们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看作是具有实践性、开放性、科学性、富有生命力的伦理思想系统，它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场域中得到贯彻、展开、丰富和发展。置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时代创新的意义就不在于完满体系的追求，而在于实践精神和实践效果的不断展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我们正处于大变革的新时代，社会伦理道德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批判性和开放性，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铸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精、气、神，这是新时代的重任，也是每一个伦理学人不能推卸的责任。从此意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建设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David Scott,“The Chinese Century”?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Order,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8,p.14.

②万俊人：《论中国伦理学之重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③万俊人：《论中国伦理学之重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⑦王泽应：《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12)武卉昕、王春林：《从苏联伦理学到新伦理学：苏联解体的伦理学批判》，《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3)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14)陈独秀：《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派别》，《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3页。

(15)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8页。

(16)唐凯麟、王泽应：《中国现当代伦理思潮》，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18)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载《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21)[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2)[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225页。

(2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4)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8页。

(25)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26)曾钊新、吕耀怀等：《伦理社会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27)[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28)曾钊新：《曾钊新文集》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29)李兰芬：《中国道德话语权的现状及其对策建议》，《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

(30)李建华：《社会全面转型期道德建设思路的三大转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